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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7-0004-02
一、学术界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几点争论
1.按劳分配与商品经济是否相容?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存在不会否定按劳分配。有人说:按劳分配存在的前提不是商品货币关系,而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另外,生产力不够发达,旧的社会分工依然存在,劳动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谋生的手段,这也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基本经济条件。另一种意见认为,按劳分配原则在商品经济中不能实现。按照这种观点的看法,按劳分配原则只能在产品经济中实现。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的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在社会范围内以劳动作为收入分配的尺度;二是在社会范围内提供等量劳动获得笃量报酬。然而中国现今的条件恰好不能实现这两点,这是由于多种所有制并存决定了在中国除了按劳分配以外还有其他分配尺度。此外,由于全民企业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并且其盈利受种种客观条件的影响,提供同类同量劳动在不同企业必然得到不同报酬。据此认为,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不能实现。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规律仍然起作用,因为公有制和联合劳动这一按劳分配的前提没有质的变化。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是由国家通过计划作了各项社会扣除后统筹安排的,全民企业内部不存在商品关系,职工的劳动报酬与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相当接近,至于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除了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作用外,也仍然有按劳分配规律的作用,如在企业净产值中尽可能剔除级差收益和其他非劳动因素带来的好处,其目的就在于计量企业劳动者集体为社会总劳动提供的劳动量要体现以劳动为尺度分配消费品的原则。
2.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特征。一种意见认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马克思所设想的产品化的按劳分配已经转化为商品化的按劳分配。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种转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个人生活资料分配方式由一元化变为多元化;二是分配的主体由国家变为企业;三是由劳动决定分配变为生产利益决定分配;四是分配成果的差异由单一的个人劳动量的差别变为企业经济效益和个人劳动量的双重差别。另一种意见认为,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特征,在于按劳分配的尺度必须两重化。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讲量劳动要经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三个层次:一是解决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间的关系,通常的认为是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二是解决个别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之间的关系。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加以了说明;三是解决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与实现劳动之间的矛盾。解决第一层次的关系,必须抛开客观生产条件,用社会平均劳动尺度,这是产品条件下按劳分配的计量尺度,第二、三层次的劳动计量则要运用社会必要劳动的尺度。这就决定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必须进一步发展原来的计量尺度,即在运用社会平均劳动尺度的同时,还要运用社会必要劳动尺度,把两者正确地结合起来。当然,还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把应归国家的级差收入转移的物化劳动和某些非劳动的因素消除掉。第三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下的按劳分配模式同马克思构想的非商品经济的按劳分配模式相比,具有不同的新特点:一是按劳分配的主体不是社会,而是集体或企业;二是按劳分配的劳动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三是不是采取劳动证书由劳动者直接向社会领取消费品,而是通过工资、奖金等形式向劳动者发放货币,再由劳动者用货币到市场上购买消费品。
3.社会主义对个人消费品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吗?一种意见认为,按劳分配实质上等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持这种观点的人理由为:第一,开放劳动力市场后,工资将受价值规律的调节,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态;第二,按劳分配的量与劳动力的价值量是同一量,二者与商品价值构成中的“V”都是同等量;第三,按劳分配与劳动力价值是同一量,都以抽象劳动为基础,二者在价值上相同,都是由劳动者自己提供的消费基金。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的消费品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而不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不能将二者等同。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不能把劳动成果的商品化、价值化与劳动力本身的商品化、价值化混同。社会主义商品价值中的“V”部分,在内容上不是资本主义劳动力的价值,只是劳动成果的价值化。同时,也不能把物质资料和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等同,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具备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第三种意见认为,按劳分配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虽然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二者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分配制度”,不能够混淆。首先,前者以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力不是以商品为前提,后者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其次,尽管二者“都是按必要产品的价值分配,但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必要产品数量界限在本质上是由不同的经济规律决定的”,所以“按劳分配”的界限就从资本主义限制下解放出来,如马克思所提到的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现有的生产力所许可,另一方面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要的消费范围,后者的最高界限,只能是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再次,“按劳分配”体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劳动者个人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关系,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更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剥削关系;最后,“按劳分配”的作用在于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更大程度上做到公平,体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作用则主要在于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维护现有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二、结论
从前文所总结的围绕按劳分配问题所产生的诸多争议中不难看出,争议主要涉及如下两个问题:
1.应该如何理解《资本论》中关于按劳分配的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这样论述按劳分配的,他首先设想了一个“自由联合体”,按恩格斯的说法,这种自由人联合体“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反杜林论》),在这个“自由人联合体”里,一是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每个人的劳动按整个社会的统一计划分配于各个部门,直接作为联合体总劳动的一部分;二是“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三是这部分个人消费品按什么方式进行分配呢?马克思接着说:“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也就是说,采取什么分配方式是决定于生产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的状况以及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这些论述,是当代所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必须遵循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诚然,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经济,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原则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当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但是,商品经济的存在改变不了公有制是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根本依据,它所能改变的不是这个按劳分配原则,只是这个原则实现的特点或者模式。因此,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坚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之一的按劳分配原则。
2.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按劳分配是否可以兼容?这一问题是诸多学者争论的焦点问题,在争论中有人对此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并指出二者不互相排斥而是可以兼容的。他们指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二者可以兼容的基础,着重研究了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与按劳分配的等量劳动交换原则的关系,指出二者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有的学者还就计量问题作了某些探索,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对于按劳分配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的分析从理论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积极有益的启示。显而易见,能作为“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的劳动时间,决不会是自然劳动时间、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这个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的尺度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需劳动时间。但是,由于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实现了单一的公有制和不存在商品经济,所以各生产单位的生产者的劳动报酬不会受到各生产单位的具体情况、益利状况、优劣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以同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量劳动报酬是可行的。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已将构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组成部分的生产资料对个人收入影响的因素剔除的前提条件上,只以剩下来的生产者提供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计量劳动报酬。
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原则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同样可以运用,它所改变的只是等量劳动交换原则,而现在就必须借助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来实现。因此,实践的社会主义存在着商品经济,但与按劳分配的实现并不矛盾,二者可以达到良好的兼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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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飞.按劳分配若干问题探讨[J].中国劳动科学,1990,(2).
一、监仔管理与搞活的关系
“活”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和市场交易活动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正常进行,达到市场萦荣活跃,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乱”是破坏了国家政策、法规,制造和贩卖伪劣商品,投机倒把,欺行精市,走私贩私,造成了生产经营运行的紊乱。有乱就要管,管就是治乱。搞活与治乱两者虽然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是辩证的统一。只抓管理,不求搞活,与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方针相悖。没有整个市场的繁荣和活跃,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就发展不起来,最终会导致经济活动的停滞不前,阻碍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只求搞活,不抓管理,就不能规范参与商品经济活动的行动主体—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导致经济活动的混乱无序。经济越繁荣活跃,社会化大生产程度越高,越需要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越离不开监督管理,这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需求。工商行政管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既有促进经济搞活的任务,又有监督管理的责任,使经济搞活与监督管理互相结合,相互促进,在搞活中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又通过维护秩序,搞活经济。
长期以来,工商管理工作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活”、“乱”界线分不清,在管理与搞活的关系上,考虑行政干预、监督管理多,研究疏导服务、促进搞活少,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1984年以来,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指引下明确了必须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衡量各项工作好坏最主要的标准,把有利于改革、开放、搞活、管好作为工商行政各项管理工作的出发点,把宣传、教育、疏导、服务融化在监督管理之中,从而使我们的工作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企业登记方面,我们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放宽了政策,允许企业扩大经营范围;允许在国家政策范围内一业为主兼营他业;允许工业系统门市部兼营省内外同行业自销产品;允许个别企业使用两个牌子;缩小特种行业的管理范围;简化申请审批手续,一般登记不超过半个月.在市场管理方面,我们支持鼓励贩运,撤销农副产品检查关卡,对计划产品在完成国家计划和履行合同的前提下,允许边出售、边上市、边贩运。对计划外产品,称重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允许多渠道经营,搞活商品流通.在市场建设上按照“政府决策,统一规划,多方兴建,工商统一管理”的办法,走多渠道筹集资金、多元化建设市场的路子,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城乡市场建设。由于我们较好地处理监督管理与开放搞活的关系,使我省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沿着既搞活又治乱的目标迈进。
二、监,管理与鼓励竞争的关系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就会有竞争.因此,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中,必须创造有效竞争的环境,以便企业在市场上直接接受广大消费者的评判和检验,实现优胜劣汰,促进企业不断改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开拓进取,争取打入国际市场,不仅在国内,而且要在国际竟争中获得胜利,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也会出现一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如套购国家计划商品,倒卖重要生产资料,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等。为了维护正常的竞争,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反对不正常竞争,打击违法行为,使所有的商品生产经营者都能奉公守法,通过诚实劳动开展社会主义竞争。在工作中,我们从福建的实际情况出发,重点打击走私卷烟、家电,倒卖黄金和进口汽车,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活动,认真处理商标侵权、虚假广告案件。这些监督管理工作创造了有利于商品生产经营者开展有效竞争的外部环境,推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
三、监督管理与搞好服务的关系
工商行政管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服务。它不仅要监督管理,而且要通过搞好服务来正确引导和影响工商企业经营人员,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必须坚持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把加强管理与搞好服务结合起来。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改变了以往管理就是行政干预的观念,把管理工作看成包括宣传教育、疏导服务、经济监督、促进发展、增强活力这样一个综合的、完整的、系统的过程。实行“疏导—服务—搞活”的管理方式,纠正单纯“管理—查扣—处罚”的管理方法,实现“活—管—活”的目标,通过工商行政管理,把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纳入国家政策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几年来,我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真做好为企业服务的工作。例如:协助工商企业经营人员搞好市场调查、预测和引导他们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改善经营管理,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又如:在帮助国营大中型企业发展的前提下,正确支持城乡集体、个体工商业户发展,鼓励他们为发展生产和流通、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城乡市场而开展正当经营。再如:增加市场服务设施,为商品交换提供方便等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行政管理要提供的服务范围更广,项目更多,服务职能必须进一步加强。当前,为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我们做了如下几项服务工作:
首先,转变作风,增强服务意识,深入到国营重点和地方骨干企业调查研究,现场办公,为企业排忧解难。
其次,支持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转产适销对路产品或拓宽经营渠道,增强企业活力.
第三,运用经济合同管理职能为企业服务,为企业清理“三角债”。去年全省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共办理以拖欠合同款为主的经济案件12.5万件,企业追回拖欠款1.32亿元.第四,认真抓好本系统的治理“三乱”工作,在全系统范围内清理了各项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纠正了6项未经批准或超标准的收费项目,撤销了未经批准设立的检查站卡15个。四、监,管理与正确引导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生产经营者所从事的商品经济活动受着国家方针、政策、计划、法规的制约,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对经济主体所从事的商品经济活动进行监督管理,使商品生产经营者服从国家计划、方针、政策、法规,而不能把眼前的、局部的、集体的、个人的利益置于长远的、整体的、国家的利益之上。另一方面,商品生产经营者是独立的经济实体,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为了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有时也不顾国家计划、政策、法规。
近年来,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学术界开始重估中国传统经济,特别是明清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彭慕兰、弗兰克等为代表的美国加州学派力主“明清经济发展论”,如彭慕兰《大歧变》一书认为中国在1800年前一直在领跑;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认为1840年前世界上白银产量的二分之一都流入了中国,如此强大的白银吸收能力说明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清代才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高峰,其成就超过唐宋时期。对彭慕兰和弗兰克的批评已有黄宗智、秦晖等长文刊布①,极具说服力,读者自可参阅,本文不再置评。因此本文论域限定在中国传统经济,主要讨论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能否找到一个科学的评价尺度以资比较(包括中西比较和朝代比较);二是按此尺度如何判断宋代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三是如何解释宋代如此发达的工商业文明为何未能带动宋代社会实现近代转型。行文中间或会与明清进行对比。为节省篇幅计,本文只讲观点和思路,具体论证和支撑材料请参阅已出版的拙著《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②的相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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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 18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见秦晖著《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一、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看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高峰段落
为了找到一个进行中西比较和朝代比较的共同尺度,须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入手。这条共同道路若从生产力角度看,无非是手工劳动逐步发展到机器生产;若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则是封闭体制(自然经济)向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的逐步演进。当然在实际生活当中,这两个方向是彼此涵摄的,共同耦合成一个有生命力的经济运行系统。本文关于经济体制演进方向的认识得益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他在出版于1969年的《经济史理论》中认为,现代经济本质上是市场经济,而此前出现的“习俗经济”(如村社共同体经济)和“指令经济”(如封建领主的采邑经济)则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古代经济形式①。这是从经济体制着手的科学分析,非常精辟,但缺少了生产力这个维度。推动着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不断演进的生产力,来自于劳动技能的积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机械的出现。所以考虑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或曰方向,还必须加上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的发展这个维度。我们将上述两个维度(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涉及的四个要素进行排列组合,可以得到四种不同的经济类型:
1.手工劳动+封闭体制=传统经济(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
2.手工劳动+开放体制=原始工业化经济(由古代向现代经济的过渡形式)
3.机器生产+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现代经济)
4.机器生产+封闭体制=计划经济(前苏联、东欧模式)
如果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横坐标,把经济体制的演讲作为纵坐标,这四种经济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由上可知,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大致是从封闭的古代自然经济,中经原始工业化阶段之过渡,逐步迈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演讲轨迹,这也许体现了东西方各类经济体演进嬗变的普遍规律和共同方向。各国经济发展会因地理环境、资源禀赋、自然和人文环境种种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姿百态、变化无穷,但是地无分中西,人无分南北,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都要走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诉求,却是古今一理,中外皆同的②。显而易见,仅就经济层面而言,谁要发展,谁就应该朝高效率的机器生产和开放的市场经济这两个方向走。从亚当·斯密开始,中经马歇尔、凯恩斯,直到今天的新古典综合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现代经济学的充分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由此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就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而言,无论唐宋还是明清,哪个朝代更接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那么这个朝代就更先进,更有发展前途。推而广之,不论是纵向比较(如明清和唐宋比较),还是横向比较(如18世纪的中国江南和英格兰),都应该从这两个维度即机器生产和市场体制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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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 葛金芳:《经济现代化的两层次界说》,《中南财经济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二、宋代经济: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急速成长和海洋发展路向的初现
宋代,正处在汉唐和明清之间。在我看来,汉唐是同质社会,宋明是同质社会,插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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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 葛金芳:《经济现代化的两层次界说》,《中南财经济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唐和宋明之间的辽夏金元又是一种同质社会。而清朝则是宋明与辽夏金元社会的综合①。汉唐的立国基础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气息浓厚;宋明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已然处在迈向近代社会的前夜。换言之,汉唐和宋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异质社会。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晚唐以降,特别是入宋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及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如汴河和沿海海运)的改善,商品经济继战国秦汉之后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涨时期。以前未曾见过或者虽有征兆却并不明显的诸般新气象,此时却一一凸现在我们面前。
一是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以桑麻、竹子、茶叶、水果、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为主体的商品性种植业加速扩展,特别是在两浙路的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区,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他们与独立手工业者一道,开始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
二是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胀,城市中工商业从业者增多,地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层出不穷,导致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商业城市转化,都市化势头日见明朗。与此同时,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溃而有重大改观,城市商业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临街设店的近代型城市风貌已可初见端倪。
三是商品构成的变化和商业性质的转折。社会商品构成发生重大变动,越来越多的生活资料(如粮食、布匹、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牛、木材、煤炭、农具等)进人流通领域。原先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贩运型商业,开始转变为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为主的规模型商业。
四是草市镇的勃兴和地方性市场的初步形成。在经济发达或人烟稠密的乡村地区,以及水陆码头和交通孔道沿线,“草市”成批涌现,以草市——镇市——区域经济中心为三级构成的地方性市场开始形成,商品货币关系获得了更多的前哨据点来浸润、啃啮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五是商人群体的崛起和“谋利”观念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农民投入经商活动,沿海农民甚至集资投入海外贸易(所谓“带泄”)。随着商人队伍的扩大、商业资本的雄厚,商人阶层的实际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会影响亦在扩大。与此同时,体现商人意识的谋利观念(所谓“市道”)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力日益增强。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的崛起,表明传统儒家义利对立论的一统天下裂开了缝隙。
六是海外贸易的拓展。汉唐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此时已被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所取代,其规模之大是陆上中西交通所无法比拟的;而且范围更广,与宋朝建立外贸联系的已达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宋朝与辽、夏、金、吐蕃、大理等周边政权的物资交流和经济联系不仅一刻也没停止过,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日趋多样,榷场贸易、走私贸易、茶马贸易和朝贡贸易等形式各显神通,互相补充。宋代每年所铸数百万贯的铜钱亦因之流向周边地区,几乎成为“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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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几种同质社会,这里只是一个简略的表述,肯定不完备。如先秦夏商周三代,都建立在村社共同体经济之上,也是一种同质社会。这几种同质社会以一个否定一个的方式发展下来,其间既有联系(历史传承)又有区别(性质相异),还有交叉和融合。因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不便展开,我已另文论列。
七是纸币的出现和白银的货币化。在国内外市场同时得到开拓、商业规模远远超迈前代的情况下,原先具有神奇魅力的铜钱这种交换手段,因其分量重又价值低而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日趋普遍的长途贩运和交易量扩大的情况下),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前期的川蜀地区率先登上商品交换的历史舞台。稍后,以白银为代表的贵重金属称量货币亦开始跻身于流通领域,从而形成了铜钱、铁钱、楮币、银两并行的过渡性货币体系。遍布于汴京、临安城内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就是各种不同货币的兑换处。仅临安城内这种金银交易铺就有100多家①。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的商品经济的确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我国商品经济的繁盛,无论是就规模还是水平而言,依然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即与18世纪的清中叶比,亦毫不逊色,至少是各有千秋①。
特别是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一个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经济得以崛起,这是汉唐以来农业经济内部真正带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变化。在我看来,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都是以农业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大陆性帝国,不仅经济重心位于司马迁所说的“三河”,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汉唐间历时千年的“丝绸之路”更是向着亚洲内陆延伸。可以说宋以前的历代王朝,都是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内陆国家。然自中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广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强烈倾向。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为形势所迫更加依赖外贸,刺桐港即泉州正在此时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港。在迅猛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刺激下,东南地区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的商品经济日趋繁盛,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原先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③。这一切表明,宋代,特别是南宋东南沿海地带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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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3“铺席”,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页。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弄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于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十分重要。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即物质利益关系。这种关系贯穿于社会生产的全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它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人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来实现自己。比如,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在生产中就处于支配地位,同时占有劳动产品。和生产关系紧密相连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生产力。生产力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进行生产时所形成的物质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那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一种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时就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所以,对经济规律的研究同样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就是从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入手的,所有制结构的改革调整,适合了我国生产力水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改革从理论上说符合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是我们党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正确把握的结果。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就是这一规律的体现。
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政治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对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论述,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商品二因素理论。商品作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使用价值是商品用来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有用性,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是一个永恒的范畴。社会物质财富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为社会、为他人的;商品使用价值一定是通过交换才能获得。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是个历史范畴,价值所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劳动比较关系。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说他关心的是商品价值,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关心的是使用价值。生产者之所以也关心商品使用价值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劳动二重性是指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一定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劳动叫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抛开劳动的具体形式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叫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形成商品价值。抽象劳动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劳动所特有的。劳动二重性决定了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理论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并论证的,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商品价值量理论。商品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叫个别劳动时间,决定个别价值。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形成的比列关系不同对商品生产者影响不同,只有当个别劳动时间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商品生产者才处于有利地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简单劳动为基础,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而变化,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与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所以在现实生产中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得自己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使商品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中获得价值差额。无论是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还是在现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都是如此。价值规律理论。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主要内容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在商品交换中,商品的价格除了受商品价值决定之外,还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商品的供求关系。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到价值以上;反之,供过于求时,其价格就会降到价值以下。商品价格总是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就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价值规律的作用:首先,它可以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分配,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其次,价值规律自发地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三,价值规律促使商品生产者两极分化。当然,价值规律对经济的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特点,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为了克服价值规律对经济生活调节的这种消极作用,所以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都缺少不了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现代经济的调节机制是价值规律调节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的结合。的货币理论。在商品经济中,货币是和商品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经济范畴。通过对货币产生过程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货币是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的产生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即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价值形式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货币的产生使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发展成为商品与货币的外在对立。商品生产者必须想方设法将商品换成货币。商品到货币的转化,马克思将之称为商品的惊险跳跃,这个跳跃完不成,摔坏的不一定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马克思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市场销售对于商品生产者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关于货币的职能,马克思认为它是在商品流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货币本质的具体体现。货币的基本职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关键词】中国古代 流转税思想 税制改革 当代意义
所谓流转税,从现代意义上讲,是指以流转额为课税对象的税收形式。现行流转税制主要是由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具体税种组成。根据流转税的内涵及其理论,在中国古代(约公元前1066年~公元1911年)属于流转税范畴的主要有关税、消费税和营业税。
中国古代流转税思想及其发展
纵观中国流转税的发展历程,自西周时期就已存在了关市税和山泽税,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流转税历经变迁,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一历史进程中所体现出的流转税思想的演变轨迹,涵括古代思想家们关于流转税的精辟论述以及古代流转税政策、制度的变迁规律,这无疑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宝贵财富。对其进行梳理,不仅是对现当代税收理论的丰富,而且还对建立当代流转税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政策制度体系,以及我国的现实经济和流转税制改革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及方法借鉴。流转税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无论是流转税诸税种思想的演化,还是整个流转税制思想的变迁,都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除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这一决定性因素外,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流转税征税的实践也是推动流转税思想发展、演化的重要因素,而纵观流转税发展历程,历经沧桑变迁,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形式改变。形式改变是指流转税在发展过程中,适应经济环境变化发生的税种形式变化。在中国古代,西周时期就有了关市税和山泽税等流转税,当时的关市税往往被合称为“关市之征”,思想家在论述时也往往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探讨。其后的历史时期,关税和市税便逐渐分离,在分离的同时,各自在形式上又经历了演化的过程,如关税由内部关税,至内部和外部关税并存,再至以外部关税为主;市税在秦汉时期为“市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估税”,在唐朝为“除陌钱”,在宋元时期为“住税”,至明清时期则越来越规范,为交易税或营业税。消费税的形式也经历了一个由盐、酒、茶等专卖品收入向盐税、酒税、茶税等规范形式的转变。流转税具体税种形式的改变,反映出中国古代流转税发展由繁至简,趋向统一、规范的历史特点。
制度创新。流转税在古代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形式改变上,也反映在制度创新上,即通过制度创新,来适应具体历史时期的客观经济要求。如对关市税的征收由早期的主要是地方至宋代的国家制度化、合法化,便是以关市税制度的创新,通过这一创新,体现出封建政权愈加重视财政收入的征收目的;消费税的征收由最初的“寓税于价”向“一切通商”,向二者并行,再向开中制度、纲法、票盐法等变通方式的演变,也反映出封建统治者千方百计地通过流转税制度的创新来维护其封建收入的真实目的。
所以,流转税制度的创新是对于流转税思想在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呈现不同时代特点的另一诠释。
结构调整。一方面,在中国古代,流转税在整个国家税制结构中不占有主导地位,但总体来说,流转税在封建国家财政中的地位却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在流转税制结构内部,封建社会前期消费税占主导地位,是封建国家流转税收入的大宗;当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到封建政权基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封建统治者不得不放弃对消费品商业利润的完全占有,采取一些官商分利的妥协政策,从而降低了消费税在流转税中的比重,同时也加紧增设其他流转税税目,极尽其裸的搜刮之能事。因此,中国古代流转税制结构的变化、调整,反映了经济结构发展变化对税制结构的内在要求,同时也说明了古代流转税思想由封建社会前期向后期演化的客观背景。
职能转换。税收职能可概括为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三大职能,分别实现效率、公平和稳定三大政策目标。流转税作为税收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上述税收的共同职能和目标。然而不同类型的税种由于自身特点,更由于所处的制度环境,也应有不同的职能和目标侧重。在中国古代,奴隶制政权和封建制政权的特质,决定了流转税的主要职能是财政收入职能。但我们不能因此抹灭流转税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经济背景下所具有的其他职能,比如收入分配、调节产业结构等职能。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流转税职能也经历了一个转换的过程,由单纯重视其财政收入职能,至兼顾其他职能。反映在流转税思想方面,主要有不少的思想家越来越重视以流转税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发挥其杠杆作用。
中国流转税制改革的现实思考
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处于重要的经济转轨时期,因此,中国经济具有发展经济和转轨经济的双重特征。尤其是转轨经济,在经济体制运行方式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现实的流转税制演变依然在形式改变、制度创新、结构调整和职能转换四个方面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化。既然我国当代征收流转税的实践并没有割断历史,那么,当前的流转税制改革从过去,尤其是古代社会汲取合理的思想因素便符合历史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关税制度建设方面。关税思想在中国古代经过了从政治关税、财政关税向保护关税的漫长演变,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财政关税思想,应该说封建统治者因注重关税的财政征收职能而实施的关税政策,以及思想家出于扩充税源、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探讨关税问题,都是有其合理的时代经济背景的,无论是先秦时期墨子对征收关税的合理性论证,还是其后各历史时期封建官府征收财政关税的实践,都验证了这一点。关税征收环节的弊端是不可避免的,封建统治者往往凭借手中的特权大肆搜刮,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会造成负面的制约影响,遏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加之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终于导致了保护关税思想的产生,郑观应、马建忠等人在保护关税方面的观点主张,通过关税这一经济杠杆来保护国内新兴工业的核心思想,对于当前的关税制度建设无疑仍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关税建设的长远发展考虑,应该降低关税税率,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营业税制度建设方面。营业税思想在中国古代经历了一个逐渐规范的漫长演变,且出现了许多宝贵的制度主张,比如将征收营业税同管理市场有机结合的制度思想,营业税负担由买方、卖方共同负担的思想,革除营业税征收过程中采用包税制弊端的思想,用商业原则开辟财政收入来源的“除陌钱”思想,用较低的营业税税率刺激商业发展的思想,以营业税来通行钞法的思想,这些思想财富对于当前的营业税制度建设起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当前的营业税范畴已不完全等同于古代社会,而营业税制度建设的着眼点也应在于发挥营业税的杠杆调节功能。营业税税率的设计必须遵循以下三个原则:发挥税收的奖限作用,合理调节消费;有利于搞活商品流通,稳定市场物价;利于组织财政收入,为国家更好地积累建设资金。
消费税制度建设方面。消费税思想在中国古代经历了由“寓税于价”至“通商”的漫长演变。联系当前的消费税制度,对这一思想脉络作综合考察,便会发现中国古代消费税思想的发展变化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经济的必然结果,而历史发展至当代社会主义阶段,客观政治、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很难再用古代的消费税思想来直接指导当前的消费税改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代的流转税思想对当代的消费税改革完全失去了借鉴意义,像古代思想家所提出的有关消费税征收过程中的重复课税现象和税负转嫁现象,从某种角度来说,则恰恰是当代消费税改革应合理税负的理论前提。正是由于消费税所固有的重复课税、易转嫁缺陷,才会严重干扰税收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带来市场运行效率的损失,为避免和减少该效率损失,政府应合理安排消费税的征税对象、计税依据和税率。消费税制应尽可能满足经济效率的原则,减少对各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扭曲效应。从长远来看,随着价格的进一步改革,消费税的转嫁机制逐步形成,消费税应从调节生产转为调节消费,从平衡产品利润转为促进间接税的累进征收,并依此作为调整消费税税率结构和征税范围的主要依据。
流转税征收管理制度建设方面。中国古代有关流转税征收过程中贯穿的包税制思想,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流转税的征收是有成本的,为了降低流转税的征收成本,封建政权采取的是往往给百姓加重税收负担的包税制、买扑制,这在当代改革流转税征收管理制度时固然不可取,但它从侧面为当代改革流转税征收管理制度指明了方向,即在市场经济运行条件下,设计流转税征收管理制度时要遵循低成本原则,这也是符合提高流转税征管效率方针的。
总之,中国古代的流转税思想不仅在古代具体历史时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是对当代流转税制改革也通过不同角度发挥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作者为上海电力学院经管学院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加快进入信息时代,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义乌主动求变,全面拥抱电子商务,促进了“义乌现象”的形成,并成为国内传统交易市场和县域经济转型的典范。电子商务“义乌现象”,指的是电子商务作为新的生产力,不断融入义乌的传统商贸经济,从而推动义乌专业市场实现升级,并进而推动义乌县域电子商务经济体发展的现象。
义乌已经成为我国县域地区电子商务的领头羊。首先体现在网商群体的迅速壮大,据阿里研究中心统计,截止到2013年6月30日,注册地在义乌的淘宝卖家(含天猫)账户达到10万个,这意味着,义乌淘宝卖家账户的数量已经超过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商户数量(7万家左右),成为义乌最大的商人群体。同时,义乌地区阿里巴巴诚信通用户也超过2万家,中国供应商用户达3000家,速卖通用户超过2万家。
除阿里巴巴平台上的网商之外,其他电子商务平台也集聚了相当规模的网商。据义乌电商办统计,截止到2013年6月30日,环球资源网收费会员592家,占全国总量的3%,中国制造网收费会员487家,占全国总量的2.3%,敦煌网注册卖家1.4万家,占全国总量的1.4%,eBay注册卖家5.3万家,占全国总量的3.3%。
在电子商务交易额方面,义乌也遥遥领先。报告显示,2012年全年,义乌淘宝卖家共实现了174亿元的销售额。在全国的县级区域中,义乌的淘宝销售额位居第一位;网络消费方面,义乌以2012年全年在淘宝消费34亿元的数字,在全国的县级地区中也位居第一。跨境零售电子商务也是义乌电子商务的一大亮点。2013年上半年,义乌每天往外发的国际邮包约20万件,有航空小包、邮寄、快递等方式,都是运用电子商务的方式成交,包括阿里巴巴速卖通、敦煌网等平台。
义乌电子商务服务业的崛起,也是“义乌现象”的重要特征。在义乌,电子商务服务业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扩展与协同,展现了一个新兴产业集群蓬勃崛起的兴旺景象。以物流为例,据义乌物流办统计,截止到2013年上半年,义乌共有以公路为主的物流企业700多家,各类快递企业134家。庞大的物流体系,长三角地区最低廉的发货费用,为快速发展的义乌电子商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电子商务产业园、培训机构的涌现和快速创新,也为义乌电子商务服务业的发展增色不少。
从一个市场的转型到县域电子商务经济体的浮现
以小商品为主的商贸经济是义乌经济的命脉,而位于义乌的小商品城则是义乌传统商贸经济的主体。在电子商务大潮的冲击和洗礼下,义乌的小商品经济和小商品城都开始了新的蜕变。义乌小商品经济发展经历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电子商务化五个发展阶段。义乌传统批发市场的电子商务历程,同样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2000年-2005年,B2B开辟了义乌国际贸易新通道。1999年,阿里巴巴在杭州成立,成立之后的对外扩张,第一站就来到了义乌。2000年,阿里巴巴开始有销售人员进驻义乌批发市场,2001年,阿里巴巴在义乌设立联络点,这也是阿里总部之外的第一个地区联络点,阿里巴巴直销团队也将外贸B2B的模式带到了义乌。阿里巴巴的B2B模式改变了义乌商人做生意的方式,最早一批网商率先成长起来。
2005年-2010年,淘宝村开辟了义乌网络零售新通道。义乌“淘宝村”的出现,是义乌国际商贸城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向内需转型的产物。在义乌青岩刘村,这个原本仅有1486名村民的村庄,现在容纳了8000多人,开出了2000余家淘宝网店,2012年成交额超过15亿元,成为远近闻名的“淘宝村”。以青岩刘村为代表的淘宝网商的崛起,成为义乌国际商贸城加速与电子商务融合的重要推动力。
传统商户和商贸城开始集体拥抱电子商务
截止到2012年年底,义乌国际商贸城7万多名商户中,已经在各类电子商务平台开通账号的商户,在四成左右,这表明大量传统商户已经有意愿开展电子商务并开始行动。同时,义乌国际商贸城本身也在加速与电子商务结合,原中国小商品城网启动改版升级工作,升级为“义乌购”平台。2013年以后,多渠道共生共赢的新生态开始形成。服务商成为这个阶段的重要驱动力,各种类型的服务商集体发力,推动更多传统企业和整个国际商贸城转型。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专门开设了网商服务区,规划面积10万平方米,商位564个,现入驻企业240家,其中网商215家,服务商25家。
在电子商务大潮冲击下,以义乌国际商贸城为代表的义乌传统批发市场并未并替代、摧毁,而是各种商业元素在互联网作用下重新构建,重新定义价值,形成服务商、网商、商贸城、线上商贸城、产业带等多渠道共生共赢的新生态。义乌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其背后是县域电子商务经济体的浮现。阿里研究中心认为,县域电子商务经济体,指的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具有电子商务属性的经济活动的集合。义乌在网商规模、电子商务交易额、电子商务服务业水平、电子商务对传统经济的作用等方面,都表明了义乌县域电子商务经济体的重要影响力。县域电子商务经济体在促进县域消费和内需增长、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当地制造业升级改造、促进创业和就业等5个方面具有显著而积极的作用。义乌电子商务超越了县域电子商务的范围,已经成为传统批发市场向电子商务转型、区域经济向网络经济转型的一个新典范。一个扎根于本地小商品经济、连接全国小商品生产基地、面向全球海量网络消费者的“新义乌”已经浮现。
电子商务成中国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催化剂”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咨询委员会专家陈进指出,随着电商触角渗透到乡镇,电子商务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的价值日益显现。一方面促进了县域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于促进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电商进入农村,能让农民返乡就业,推动农民在当地实现城镇化。
虽然县域电商经济发展迅速,却面临着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人才和基础设施。县乡一级难吸引和留住人才,懂电商专业人才的匮乏,已成为制约县域中小企业发展电子商务最突出的问题。高文海指出,电商下乡,农村地区的物流瓶颈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物流速度慢、成本高,投入产出比低,不过随着互联网和基础设施在县域的完善,县域地区有望成为未来中国电子商务最火热的增长极。
与工业时代经济的发展呈现阶梯状的发展不同,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模式,它最核心的本质是网状结构,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配合。它的开放、分布式、平等的结构,为相对落后和边缘区域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甚至某种意义上可以无中生有。一场以县为最本单元的农村经济革命就已开始,随着淘宝上农村网商的兴起,淘宝的销售在三四线城市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无论是沿海地区,还是西部边疆,县域经济正在跟电子商务产生碰撞、融合,以“淘宝”为代表的电商,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渗透到各市县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由此诞生了电子商务百佳县抑或是淘宝村这些新概念。
县域经济,一个可以撬动中国经济的基础单元;电子商务,一个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崭新引擎,两者的相逢,迅速产生化学反应,农村那些存在多年的传统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发生巨变,农民的思维发生一次大的洗礼,一场解放农村经济的大运动正在中国各地蔓延开来。
政府引导,打造全球性的县域品牌
作为一个新兴的商业模式,电子商务在县的发展过程当中,政府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个角色可能是启蒙者,可能是推动者,可能是管理者,也可能是监督者。正如阿里巴巴副总裁叶朋表示的,“与早年农民自发上网开店不同,近年来村镇电商明显呈现出成组织化、规模化的特点,其中不少县级政府在产业规划、市场引导、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功县位于丝绸之路的起点,虽然地理位置、交通优势、区位优势非常明显,但西部起步晚,做电商没有人才。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县长张小平带着县班子到西安,挨家挨户找电商企业去拜访。当地政府提出了“打造陕西电商第一县”的口号,通过引进淘宝金冠卖家、推动传统特色产业上网等措施,极大提升了本地电商热度。
临安的农村电子商务最早出现在2005年的一些农村,开始是一种自发类型和草根型的。在电子商务发展的过程中,很多村也遇到了瓶颈。一是像仓储、物流、配送,政府需要对安全进行规范;还有就是很多农户开网店的时候遇到技术问题,包括怎么运营、宣传、营销、怎么做网页的设计等等。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连昆在接受《商业价值》采访时表示。为此,临安筹建了电子商务的公共服务中心,里面集中了很多的第三方服务商,包括代运营、营销、宣传、设计。组成这样的网络服务商之后,在村里布下了公共服务点,这些 服务商可以定期选择半个月一次流动式到村里给农户提供服务。
营销战没有句号的启迪
自从人类产生了社会分工,出现了商品、货币,人们就开始研究商品交换和销售方法。营销战初露端倪。几千年来,伴随着人类社会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流通的扩大、人们思维的发展,营销战也在旷日持久地进行着。
当今世界,以军事战抢占市场让位于用经济战占领市场。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载文指出,改变世界靠什么?靠商业而非武器。英国《时代报》文章认为,“贸易战可能改变世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由于商品生产蓬勃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市场经济运作遍及全球,商品流通异常活跃,人们经济生活日益国际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成了现代化的条件,市场营销理论研究的深化,市场占有率、名牌价值、心理消费、潜在需求等理论出现以及企业求生存、图发展的需要,营销战在各地各个角落每时每刻都激烈地进行着。“可乐”战打了近百年,“啤酒”战也已厮杀了半个世纪,越打地域越宽、规模越大、手段越多、谋划越高明,如今仍酣战不已。各种商品“大战”,人们已司空见惯,甚至总统、首相也纷纷参战。持续不断的营销战也叩响了学者庭院之门。本世纪初在美国发端的市场营销学,百年来非但不停滞,反而遍及全球,获得广泛的重视和运用。营销战在可预见的年代,不会化逗号为句号。人们不仅要面对这个现实,而且应当从中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启迪:
对作为营销战主帅的企业家,社会要用最强音呼唤。
在营销战中企业家睿智的营销策划,所起的作用和带来的影响是难于估量的。营销战的成败系于企业家。因此,培养、造就企业家的举措,力度要加大;奖赏叱咤风云而聪慧过人的企业家的措施,要有吸引力;企业家自身也要在营销战的“烽烟”中重塑自我、鞠躬尽瘁。
作为营销战灵魂的市场营销观念,要正确牢固地树立起来。
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企业的市场营销。现代市场营销观念是企业家在营销战中的灵魂,是关系着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此,要克服既喜新又恋旧的矛盾心理,把正确的新的营销观念转化为智慧和财富;要纠正那种认为营销活动仅仅是小规模经销成果相加的小商贩意识;要警惕一次营销策划的成功而获致—场商战的胜利所出现的麻痹思想;要改变轻信“轻车熟路准行”的格言、过于青睐昔日的策略而不思创新的观念;要抛弃因知名度大、市场占有率高就自认为无敌于天下而产生的幻想。
作为营销战主体的企业,要练内功、建设好。
社会经济的细胞是一大群充满生机的企业。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企业角逐市场就无所谓市场经济。因此,要极端重视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要努力建立企业市场营销机制,增添活力,增强实力,提高素质,提高竞争力。
总之,营销战不息,市场营销就是一部永远撰写不完的鸿篇巨著,需要不断地悉心探究。
开拓市场是企业永恒的主题
市场,是营销战显在的主战场,是企业必争之地。
现代企业荣枯兴衰,最终都在市场上亮相,都要通过市场来检验。市场简直是企业的生命之源。不断地开拓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提高经济效益,成了企业管理、企业营销工作的永恒主题。
市场人人争,成效各不同。成功的企业,总是紧盯着市场、摸准市场的脉搏、把握市场变化的艺术,把成功建立在开扬市场上。
之所以这样,—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商品经济是为卖而买、而生产的开放经济,必然是一种竞争的经济。现代的世界处于无国界竞争的新时代。据统计,世界各国生产的产品中约有25%用于出口,有70%以上的国内产品面临外国产品的竞争,竞争在产品、资金、技术、人才四个制高点上激烈展开,而对市场的竞争乃是一个焦点。
二是企业自身求生存、图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企业各种营销、管理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要取得盈利,永续长存。市场上的竞争,往往是强者的哲学。市场无情却孕育着机遇。在市场竞争舞台上,有的企业陷入困境,甚至被淘汰;有的企业却因此获得发展的机会,实现自身的目的。竞争不相信眼泪,市场信赖睿智的营销策划。企业若不开拓市场,便无立锥之地。
三是现代企业肩负的责任所要求。现代企业是社会化大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的细胞。现代社会化大经济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企业经济。企业的地位,决定了它的社会、历史责任。而企业所肩负的责任,决定了它要珍重自己在市场上的位置,要求它在营销战争中争胜。倘若企业无视市场而被撵出市场,不仅自身难立足生存,而且有负于社会。
企业在营销战中开拓市场的思路
在激烈的营销战中,要开拓相对饱和而拥挤的市场,不能不绞尽脑汁理思路,在赢得营销战的显在战场——市场之前,先要赢得自己、赢得营销战隐战场——人的大脑(自己的和顾客的)。如果自己不前进,市场不会弯下腰来等待我们。企业开拓市场的思路,这里概要叙述四点:
第一,更新观念,敢为天下新。
观念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新观念是无形财富,是开拓市场夺取营销战胜利的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开拓市场,不是纯经济行为,其实质首先是观念的革新。我们要按照十四大精神,破除一系列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萦绕脑际的旧观念,治治“恐市(市场经济)病”和“恐资(资本主义)病”。更新观念,变了思路,才能把握稍纵即逝的机遇,才有开拓市场的出路。以新观念武装,,就要敢为天下新。善于创新,敢于推出新招、新产品,是在企业如林的市场上获胜的一个秘诀。敢为天下新,一要有不畏艰辛、锐意创新的精神,切忌墨守成规。而要能独辟蹊径,以“新”获得市场通行证;二要匠心独运,精心提炼各种信息,摈弃“东施效颦”的做法,做他人所未作而独具魅力的开拓者,去“艺术地”占领市场。
第二,以质量为基础作广告,角逐市场。
任何开拓市场的成功企业,无不从追求市场发端。市场是企业的对象,脉脉含情又铁面无私,对倾心追求者倍加青睐;对不追求、不认识市场的企业,冷漠得很,也不会耐心等待。
追求市场,一要悉心搞好市场调查研究。通过调研正确地认识市场状况,科学地把握市场特点和变化趋势,提高对市场的能见度,及时捕捉市场机会,看准选对目标市场。二要以市场来谋划企业的营销活动,评判企业的成效。通过企业在市场舞台上有声有色的活动,透过似乎饱和而拥挤的市场,寻空档、找夹缝、挤空隙、瞄准未被他人认识和满足的市场,以发掘潜在市场,抢占市场制高点,巩固市场占有率,提高市场份额,保持市场领先地位,引发、创造市场新需求。三要以质量为基础作成功的广告。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管理质量和成功的广告,是企业的声音和形象,是企业通向市场的钥匙。优质加广告可使市场认识你的企业和你经营的商品,这是开拓市场的诀窍。
第三,重视形象,贴近消费者。
形象是无形财富。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企业魅力之所在,在开拓市场中具有先声夺人的奇效。为了发挥企业形象的作用,必须重视企业形象的塑造。这要从企业的产品形象、企业人员形象、企业经营管理形象、企业物资设施形象、企业文化形象、企业公共关系形象以及企业历史和前景形象诸方面内容人手,在企业素质、企业活力、企业实力、企业法律观念和社会责任上狠下功夫。唯有如此,企业才能以良好的形象驰骋在广阔的市场上。
同时,应当看到,市场最有权威的发言人是消费者,能拓展市场的企业,总是把贴近消费者作为成功的关键。贴近消费者,就是企业的各项经营管理活动,都要站在消费者角度来思考、来进行,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中心,提高消费者的满足度、满意度,增加消费者的信任度。贴近消费者,一要全面深入地调查研究消费者。把掌握消费者的需求能力、需求结构、需求动向及其购买习惯、购买特点和购买方式贯穿在企业营销活动的始终,以满足消费者多层次的不同消费需要;同时,通过诚心的服务和宣传广告,正确引导合理消费,更新消费观念,拓宽消费领域,开发新顾客市场。二要有诚心诚意为消费者服务的新思路。以消费者心理要求作为标准来生产和促销商品,掌握消费者的“最小遗憾原则”,拿消费者心里的金牌。三要强化售货推销艺术,改善售货现场环境,使消费者产生好感。
第四,睿智策划,巧战竞争者。
营销战是智者的较量,其实质是企业家智慧的比试。较量、竞争就是争胜,就需要韬略、策划。营销策划,要以竞争者为重心,利用自己的头脑将别人的资金、产品、信息、技术等尽可能地收归己用,来谋划将本企业营销诸要素作最佳组合,并制订出战略、策略加以实现。被称为策划之神的美国约翰· 华那卡的策划公式为:成功的策划=他人的头脑十他人的金钱。要能做到这一点,企业家就必须有比别人更卓越的智慧、更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策划出比别人更高超的方案。
一、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大意义
1、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是构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提高人的生存质量,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的迫切要求。我们现在存在这么多的问题,很多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的体制问题和机制问题,我们国家已经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实现了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轨,实现了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轨,实现了从供给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的转轨。我们从过去关起门来搞经济建设和发展,到现在我们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在开放的框架下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所以中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就是以人为本的体现,是人的生活质量,生存质量,生命质量的体现,实际这是说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关注这个问题,重视这个问题。在这个方面制定了很多的法律法规,政府规制。也可以说规制的核心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包括规范企业的行为。为什么?我觉得最终还是要保护消费者。
2、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是我们国家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现在宏观经济失调最突出的矛盾,是投资和消费失衡。我们最近几年投资占GDP的比重连续都在40%以上,可是消费占GDP的比重去年才53.2%。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不足,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而我们消费需求靠什么拉动呢,我觉得要靠良好的消费环境,满足即期的消费需求,挖掘潜在的消费需求,创造崭新的消费需求,这应该是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只有消费需求不断的被激发出来,挖掘出来,创造出来,国民经济才有持续发展的动力。
3、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是社会稳定,解决突出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矛盾和突出的问题,表现在消费环境上,比如说我们的教育问题,医疗卫生问题,我们的公共服务品的价格问题,这很多方面都在于消费者的权益没有受到有效的保护。我觉得这些方面使社会公众产生了很大的不满意。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带来的很多好处,被消费者权益受到的损害抵消了,使这种不满意的情绪加大。我们现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了1万元,农村居民已经达到了3255元人民币,收入在不断提高,消费支出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消费者的整体安全感在下降,社会的信任感在下降,对市场可预期的程度在下降。为什么?因为我们公共品的供给不透明、不到位,消费者没有办法来预期未来。也就是说,我们用在消费者生命周期的支出是不可预期的,所以它抑制了当前的消费,使我们的消费需求受到了很大压抑。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也是我们社会矛盾的焦点。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4、保护消费者权益,可以提高消费者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者对政府的满意度。中央提出了很多新的战略思想,包括科学发展观,包括构建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等,实际上就是要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经济、循环型经济,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觉得没有好的消费环境,就没有好的经济环境,经济发展的环境就受到直接的影响。
二、保护消费者权益应确立的几个新理念
1、要促进形成成熟的大众消费社会。成熟的大众消费社会实际上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以成熟、理性的消费者消费行为为主体的这样一个消费社会。我觉得我们消费虽然现在的比重在下降,但是它对GDP的增长的贡献率还是在50%以上。但是我们整个成熟的大众消费社会还没有真正形成,包括我们的消费理念,包括我们的消费价值观,包括我们的消费模式,包括我们消费行为都存在某些问题。
2、要确立消费者的。消费者的,是很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提出一个很响亮的口号。所谓消费者的,就是从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出发,制定法律、规制、政策、标准和一系列的体系。它要有各个方面的保证,而不是一句口号。
3、要确立消费者可持续消费的理念。可持续消费不是过渡消费,不是过渡浪费,而是适度消费,科学消费,合理消费,理性消费。我们有十个部门联合到瑞典考察社会责任,回来了形成了四个研究报告。其中有一条,就是消费者的选择权对于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具有重大的作用。消费者的成熟程度到了什么样呢,就是他不仅关注商品本身,它的外在形态,它的质量,它的价格,而且关注商品的制造过程中,企业是否履行了社会责任。比如,瑞典的记者到我们中国来,拍的纪录片就是中国皮毛制造企业。他们在宰杀动物的时候,采了非人道、非正常的屠杀方式。这个片子在瑞典播放以后,瑞典消费者就提出来拒绝购买中国的皮毛制品。甚至有消费者要求瑞典消费者团体向中国这些企业提出抗议。所以我觉得消费者的这种可持续消费的理念,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也决定了一个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能不能生存,能不能发展,能不能拓展渠道。
4、要确立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保护权。我们应制定以保护消费者为核心的一系列的规制和规则。
三、保护消费者权益应抓的三个环节
1、抓薄弱环节。所谓薄弱环节,我认为当前最薄弱的两个环节,一是农村市场,农村消费者的维权,假冒伪劣商品现在城市越来越少,农村越来越多,你到农村的集贸市场去看,到农村的小卖部去看,假冒伪劣商品比比皆是,从食品到化妆品,到日常用品,当然我不是说日常用品就可以侵权,穿的,戴的可能不能损害人的生命,但是那些饮料,3毛钱一大瓶,是糖精兑的,醋是醋精兑的。还有一些假冒伪劣的药品,我曾经在一个药品集贸市场一元钱买了200片去疼片,你想这去疼片怎么能去疼呢,所以农村是我们非常要注重的环节。第二个薄弱环节就是新兴服务业,包括我们的美容美体、室内装修等等的这些年新发展起来的行业,有的没有行业标准,有的也没有在政府监管之下。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的侵权,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的现象特别的多,还特别的严重。我认为现在两个最大的薄弱环节,一是农村,一个是新发展起来的服务业。服务业是什么呢,我觉得服务作为这种新兴的服务,是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同时发生的这样一种产品的销售方式。那么一方面他是生产的提供者,一方面是服务者,另一方是消费者。那这种产品的提供,它的特点和物质商品的特点是不同的,第一它是不可储藏的,第二是即时的,它是面对面的,人对人的直接的商品供给。我觉得这方面的权益要特别受到保护。当然这种保护比有形的、刚性的物的保护难度要大。
2、抓重点环节。重点环节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环节是与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环节,以及直接关系到农民生死存亡的环节,和人民生命健康直接相关的就是食品、药品、化妆品,以及带有电子辐射的电子产品。与农民生死存亡相关的环节,直接相关的就是化肥、农药、种子这些生产资料。
3、抓关键环节。关键环节有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政府。政府必须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工作作风,转变行政方式。我认为维护消费者权利,政府应该从四个规字上做文章。第一个叫做法律法规。第二个叫做规制,也就是围绕落实法规所形成的一系列政府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流程,管理规范。第三叫做规则,这里面包括行业的规则,包括技术的规则,包括我们一系列的认证规则,就是市场的规则,第四叫做规范,我觉得规范市场秩序,规范行业行为,规范企业行为,我觉得这是政府应该抓的事。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