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解决方案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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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债务危机解决方案范文

针对欧盟当前的困境，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最近了一系列报告，呼吁欧盟体制转型。作为欧洲中央银行几个独立的领先研究机构之一，CEPS宏观经济研究室成员都是欧洲权威的经济学家，小组每年对欧洲经济的整体情况发表一份评估报告。其研究成果在金融市场分析家、学者和高级官员中广泛传阅，并得到普遍认可。

CEPS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格罗斯近日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专访。8月18日，他又就欧债危机解决方案做出评价，认为欧盟目前出台的政策可行性不高，欧洲国家如要实现经济复苏，必定经历一个“阵痛期”。

现有政策无法解决问题

随着危机的加深，欧盟成员国的债务问题“按下葫芦又起瓢”。尽管欧盟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再出台针对希腊等国的纾困方案，却无法抑制债务危机的蔓延。

就缓解债务危机，当前的方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规模，二是统一发行欧元区债券。丹尼尔•格罗斯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以上两套方案可行性都很有限。

7月21日，欧盟峰会通过草案，提出扩大EFSF的资金规模，向希腊再提供1090亿欧元的贷款，并将贷款利率由现行的4.5%降低为3.5%，还款期限由现在的7年半延长到最少15年，最多30年。

CEPS不赞成这种做法。

一是因为EFSF本身定位为应急性援助，无力承担过高的债务。始创于2010年5月，EFSF的资金援助规模约为7500亿美元，用于在经济体出现危机时，提供应急性援助。当债务危机波及到意大利、西班牙乃至法国等核心经济体，就需要大约11800亿欧元的资金，这意味着EFSF自身无力承担稳定整个债务市场的重担。

其次，EFSF的资金纾困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欧洲国家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希腊债务危机只是欧元区普遍债务问题的早期预警，资本市场无法支撑过度的公共债务。尽管欧盟委员会为希腊、爱尔兰以及葡萄牙提供了低利率长期贷款，但不改变其经济模式，仍无法承受市场的考验。

最后，EFSF容易导致危机的多米诺效应。EFSF的资金来源于各成员国，当一国面临财政困难并要求EFSF援助时，可以“单向退出”，不再承担向EFSF上缴资金的义务，这也意味着，其债务负将由EFSF其他成员国来负担。然而随着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相继沦陷，意大利、西班牙等大型经济体也卷入债务危机，这些经济体一旦相继从EFSF中单向退出，支撑EFSF运行的就只剩下欧盟为数不多的核心经济体。随着法国自身债务风险加剧，德国压力也在日渐增大，很难承受EFSF带来的债务负担，进而引发债务危机的蔓延。因此，简单的扩大EFSF规模，只能加重其成员国的债务负担，并助推这一债务危机多米诺的倒塌。

欧盟另一个政策选择是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这也同样遭到了格罗斯的反对。这一建议最初由欧元集团主席容克和意大利财长特雷蒙蒂提出。据此构想，统一欧元债券的体系，将允许成员国按照统一成本进行融资，债券信用由全体成员国共同担保。与此同时，各成员国仍可自行发售本国债券，两种债券可按一定比率互相转化。

但格罗斯则对记者表示，欧元区统一债券在当前条件下没有可行性，原因有四方面。

首先，欧元区债券只有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才能实现。 欧盟是货币共同体，但是并没有实现政治一体化。当前，对欧元区统一发债，欧盟各国看法不一，意大利、希腊等高负债国家支持统一发债，而德国、法国则持反对态度，政治掣肘致其难以实现。格罗斯指出，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意味着将纳税人消费的决策权无条件地交给其他国家，这将使欧盟强国中分裂加重，甚至可能导致欧盟的解体。

其次，低债务水平是欧元区债券发行的前提。CEPS所长丹尼尔•格罗斯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在债务问题未能解决的情况下发行欧元区债券是不合理的。”对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初始债务水平高启，将导致市场对于债务危机的预期加剧，以致其债券进一步失去流动性。当前欧盟整体债务水平较高导致市场对未来债务累积的预期加剧。在这种条件下，出于避险情绪，欧元区统一债券将会如当前各成员国债券一样遭遇流动性危机。

第三，欧元区统一债券不能包揽所有国家债务。格罗斯认为，如果发行国家债务总量50%的欧元区债券，这将使余下以国家债券发行的债不具有相同的可信度，在市场上无法销售。

最后，发行欧元区债券将遭遇法规障碍。格罗斯说，如果允许将全部国债以统一债券的形式发行，将需要对欧盟协定进行更改，这一过程需要27个成员国的共同批准，也需要进行多次普通投票。同时，统一发债的举措也将与德国宪法发生抵触，正如近日默克尔的发言，修改德国宪法很有难度。

CEPS的基本观点非常明确，虽然扩大金融稳定机制的资金规模和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是为数不多的救助措施，但是都无法解决真正的问题，反而可能扩大债务危机。

调整欧洲央行职能

在简单扩大EFSF规模无法发解决根本问题、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的举措受阻的情况下，如何稳定市场情绪、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成当务之急。格罗斯认为，调整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和欧洲央行当前的职能分工十分必要。

当前，欧洲央行既要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角色，又要履行市场规则制定和监督的义务。CEPS政策研究中心的另一位研究员保罗•德•格劳威认为，应当由EFSF来分担部分责任。

第一，由EFSF来执行诸如购买债券等具体的市场干预措施，欧洲央行只需关注整个欧元区价格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第二，EFSF在干预市场的同时，也要承担起制定干预规则并监督政府发债的责任。当前欧洲央行承担了这一责任。格罗斯指出，由于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没有欧洲纳税人的代表，欧洲央行的规制往往过度关注金融市场的稳定，忽略了各国纳税人的利益。由EFSF来承担这一职责，将更为恰当。

在EFSF承担更多具体的执行责任时，欧洲央行应该更多的扮演最终借款人的角色，为市场注入信心。

作为单一货币联盟，欧盟各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导致信贷市场出现信心危机时，各成员国难以向债券市场保证充足的资金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债务市场的恐慌情绪极易蔓延。

由于掌握货币政策，欧洲央行应当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角色，为市场注入信心。但截至目前，欧洲央行态度并不明了。

自2010年5月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央行已经减少了2000亿欧元的自身资产负债，也进一步紧缩了流动性；然而今年8月份欧洲央行买入意大利西班牙债券，又向市场显示了其承担最终贷款人的意愿。格劳威认为，欧洲央行没能有效为市场注入信心，也是债务危机至今不断蔓延的原因所在。

对于欧洲央行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责任，以往有三种质疑的声音，格劳威对其一一进行了驳斥。

首先，一种观点认为作为最终贷款人，欧洲央行可能由于购买存在风险的国债而导致自身亏损。而格劳威认为，对于欧洲市场来说，央行最终贷款人的职能，是一种变相的市场稳定机制，欧洲央行最重要的职责在于为市场注入信心，而不是考虑自身投资是否盈利。通常情况下，最终贷款人的角色往往只是象征性的，旨在起到鼓舞市场的作用，不必实际执行。即使由于债券违约而导致自身资产亏损，欧洲央行依然可以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弥补。

其次，欧洲央行对于流动性的承诺可能导致成员国过度发债。报告指出，尽管这是实质存在的威胁，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当是通过加强规制，对政府发债构成制约。欧洲央行不应该因为这一原因放弃最终贷款人的职责。

第三，欧洲央行在债券市场中积极地扮演最终贷款人会导致通货膨胀。格劳威认为这种批评并不准确，欧洲央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其购买债券注入的资金只是增加了银行的基础货币，旨在为恐慌的市场注入信心，防止出现银行挤兑。这部分资金留在银行里而并不一定参与流通，因此总体货币存量没有增加，通胀也并非必然结果。其次，欧洲央行可以通过变卖其他资产来平衡基础货币增量进而冲销通胀，采取这种措施，欧洲央行改变的只是自身的资产负债格局而非资产负债规模。

因此，在推动EFSF职能改变的同时，欧洲央行必须承担起最终贷款人的职责，为恐慌的市场注入信心，防止债务危机的进一步蔓延。

欧债何处去

从根本来讲，长期的经济增长是解决危机的终极途径，格罗斯表示，欧盟国家只有进行结构性调整，才能维持经济的长期增长。

为加速这一转型，维持经济增长，欧洲各国面临结构性调整。但在内需疲弱的情况下，结构性调整会加剧短期困境。格罗斯对记者表示，“欧盟的这些国家并没有太多选择，为了实现经济复苏，他们必须接受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短期困难。这就像生了重病，吃药可能会短时间让病人更难受，但这是康复所必须经历的阶段。”

2008年以前， 欧盟各国享有充足而廉价的信贷，这使其可以用举债的方式，弥补高额的财政赤字。同时，欧盟各国进口的繁荣，可以带来高额的中间服务增值，这进一步导致其GDP的高估。但在债务危机中，需求减少，进口繁荣一旦结束，将导致欧盟各国GDP的大幅下降。

应对这一变化的措施，是合理配置资源，转向出口型经济，但这一过程需要时间。1995年之前，德国正是由于进口繁荣带来大额财政赤字，德国花了十年时间以降低经济增速，缩小本国建筑业规模为其出口赢得市场。但当时德国没有高额的负债，而对于当前身陷债务危机的欧洲，金融市场并没有足够的耐性。

谈到此次欧洲债务危机的走向，格罗斯认为，经历此次危机确实给欧盟带来了重大考验，但是不至于导致欧盟的解体。

危机加深了各国之间的裂痕。格罗斯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此次危机中，欧洲南方和北方所经历危机的程度不同。北方国家认为南方国家花钱太多又懒惰，因此应当通过市场对南方国家施以相应的惩罚。而南方国家则认为他们受到了过多的惩罚，同时北方国家对他们的援助不足。”

第2篇：债务危机解决方案范文

6月30日形势进一步柳暗花明，之前弥漫街头的暴力示威和催泪瓦斯逐渐消散，全面紧缩方案在第二轮决定性的议会投票中获得通过。

帕潘德里欧政府的“迅速实施280亿欧元的增税和削减开支”方案旨在填补希腊政府的债务漏洞。这笔贷款将取代一年前达成的1100亿欧元贷款计划，代价是希腊推出新的税收及更多削减公共支出、精简行政部门的措施。

根据这一措施，在未来几年时间里，目前行政部门中的大约70万名职员将被裁减四分之一，目前希腊行政部门每聘用一名新职员就意味着有五人离职，而未来这一比率将被调整至1∶10；希腊政府将在国防部门中削减支出，目前这一部门的支出在希腊GDP总额中所占比例大约为4％；同时希腊政府将征收一种分等级的“团结税”，其税率依据收入水平而从1％到4％不等；此外，政府还将对公务员收入额外征收3％的税收。

自2009年底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人们目睹了希腊加速下沉的过程：经济遇到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6月中旬下调希腊长期信用评级，希腊由此成为全球信用评级最低的国家。希腊债务危机一步一步走向悬崖边缘。

危急关头，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6月17日宣布大幅改组内阁，随后在19日提出相关提案。

经过三天辩论，希腊议会表决通过了对政府的信任案，6月22日希腊内阁通过了从2012年至2015年的紧缩预算案，扫除了获得新救助资金、免于国家破产的第一大障碍。

不过，危机并未因此而搁置。

虽然希腊政府投票过关，但金融市场对希腊能否长期避免违约仍将信将疑。

违约咒符

评估希腊债务问题，欧洲改革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西蒙・迪尔福特(Simon Tilford) 认为，希腊目前的情况比一年半危机彰显之初还要糟糕。“希腊经济增长停止首先源自金融危机，其次是该国的财政紧缩和公共财政计划――那些计划注定要失败，因为税率会推高失业率。局面不断恶化，现在已完全失控，整个希腊经济正急剧下滑。”迪尔福特对《财经》记者说。

2010年底，希腊债务已达到3286亿欧元，国债与GDP的比值创历史新高，达到142.8％。据预测，今年和明年这一比值将上升至158.7％和166.1％，到2015年将达到200％。

希腊经济仍在衰退中挣扎。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希腊GDP增速开始出现连续下滑，今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了4.8％。与此同时，失业率不断上升，对外贸易也难见起色。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希两国今年一季度的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了13％。而那些曾经有意的国外投资人也止步不前。

霍特国际商学院教授索拉柯迪斯(Nikos Tsorakidis)对《财经》记者分析说，一方面，和腐败仍是希腊发展的两大障碍；另一方面，希腊需要重新思考其外国投资鼓励性措施，使希腊对投资更富吸引力，如商业港口进一步私有化，或开发私营游艇码头等。

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方面更是毫无进展。在这样的形势下，外部对希腊的偿债能力和前景将持续表示怀疑，并将进一步提升希腊的融资成本，使得希腊的债务不断增加。

希腊在向何处去？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联合主卫・马什（David Marsh）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这取决于两方的表现：一方是德国议会议员们，早些时候他们投票一致决定将私营部门债权人纳入下个一揽子救助计划；另一方则是希腊的政客和人民，他们要想获得新的外部帮助，必须进一步进行紧缩。

希腊的政治精英处境艰难，因为要求他们做的事情，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根本行不通。迪尔福特指出，欧盟和IMF低估了如此大规模的财政紧缩可能对希腊经济造成的影响，第一次紧缩一揽子计划已使希腊经济剧减。希腊无法使其货币贬值，因为它没有货币。它也无法支付利息，随着其税收增加、支出减少，希腊经济陷入收缩。

“目前欧盟和欧洲各国的援助措施，除了使希腊的债务负担变得更为沉重，其他方面并无明显改观。”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谭小芬对《财经》记者表示，虽然债务重组可能引发欧洲部分国家银行系统的危机，但救助银行系统的成本也要远远小于不停地救助希腊的成本。

现在看来，为了防止希腊的债务违约，欧盟还将需要不断地给希腊提供贷款之类的救助，并要求希腊实施更多、更严厉的财政紧缩方案，这些政策反过来又打击希腊的国民经济，更加不利于希腊摆脱危机。在这种悖论循环中，希腊债务成为一个无底洞。

希腊债务问题纠结于其破产的可能性，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约瑟夫・盖格农（Joseph Gagnon）对《财经》记者说，希腊债务重组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是必要的选择。

重组困局

迪尔福特认为，希腊是极小的经济体，绝对负担不起高达GDP 160％到170％的债务，其他国家应给希腊更多的时间来削减其公共赤字，制定经济增长战略，对希腊进行债务豁免，然而各方却在使希腊陷入经济衰退、政治不稳定乃至危机。

在希腊实质性违约发生前，各种文字游戏充斥，以回避“违约”这个字眼对市场的冲击。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巴特・范阿克(Bart van Ark)给出了一个界定：违约意味着破产，而重组则类似于申请破产保护，由银行介入，在关门大吉之前帮助其重回正轨。

他对《财经》记者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关停’希腊，在彻底违约和持续救助之间有很多可能，希腊需要进行某种类型的重组，让各国政府和银行共同帮助希腊重回正轨。其范围没有人们想的那么大而集中，只会涉及数量有限的当事人，但市场和国际机构要对此有信心和耐心。”

在谭小芬看来，希腊进行债务重组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希腊很可能通过债务互换或延期还款的方式进行债务重组。不过，他认为最终走向债务重组也不能拯救希腊的经济。

希腊债务危机根植于希腊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和欧元体系的弊端，希腊需要的不仅仅是债务重组，而是国家经济结构的改革和重组。

除欧洲央行，希腊、德国、法国的商业银行和养老基金都持有大量的希腊国债。巨大的风险敞口是悬挂于欧洲央行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熊厚对《财经》记者说，“延期还债或让私人投资者资产减计，都有可能会被评级机构视为债务重组，而这将会对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金融体系造成巨大冲击。”

债务重组所面临的道德风险也是现在相关当事方的一个主要考量。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对《财经》记者分析指出，上一轮救助没有效果，救助资金打了水漂。一旦允许债务重组，就会开救助其他欧洲国家的先河，导致道德风险。

而希腊主要债务在几个大国的商业银行手中，如果不救反而会伤及自身。但对银行来讲，如果希腊无法偿还，银行就要破产，双方被绑在了一起。

希腊债务重组的实质是通过减免债务总额，给希腊迎来更多时间偿还债务。虽然细节仍未确定，但短期内必将带来金融市场恐慌，造成连锁反应，拖累其他欧元区国家，给整个欧洲的金融稳定性带来威胁。

谭小芬说，当希腊决定重组的时候风险就会降低，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们预计希腊要进行债务重组，投资者不确定会承担多大的损失，这种不确定性比重组本身更加糟糕。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部主任保拉・苏巴奇(Paola Subacchi)对《财经》记者表示，各方同意拿出钱来帮助希腊偿还债务，问题在于这些钱够不够？是否在推迟问题？而如何重组希腊经济，各方并未达成明确的一致。但财政巩固和经济重组计划做到可持续很困难，偿还债务不应该以经济崩盘为代价。

形势恶化，人们已在讨论西班牙还是意大利会是欧元的最后一个堡垒的问题――穆迪已在近日警告可能会调降意大利的债务评级，而意大利未偿付债务达近2万亿美元。

意大利亚洲观察家学术委员会主席罗密欧・奥兰迪（Romeo Orlandi）对《财经》记者说，希腊债务危机的严重性表现在，它可能触发其他国家违约，使危机一直蔓延到意大利。

而意大利经济让人担忧，因为它是巨额公共债务和经济增长疲弱的结合。

希腊的困境在于，其经济体存在根本性问题，不单在于流动性方面，又与长期经济疲软有关。

因而既要确保希腊经济能够复苏，能留在欧元区以避免危机蔓延，同时，为使希腊经济重回正轨，还需要大举进行改革。

范阿克说，事实上，目前的僵局是因为很难确定前进的最佳道路。

多方博弈

6月13日，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法国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安・诺亚表示，希腊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应由欧洲各国政府决定，而不是由欧洲央行决定。这一简短的声明是欧洲央行对双方责任的一个明确界定。

欧洲央行和德国对私人债权人是否应该分担希腊新援助存在明显分歧。在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看来，迫使私人投资者接受希腊债务危机造成的损失，可能完全破坏市场对金融业的信心，造成“信用事件”。

欧洲央行此前与德国政府对第二轮一揽子援助计划中是否应包括“强迫”重组有过争论，在马什眼中，它们不过是在互相推卸责任。欧洲央行怀疑自己被当成了替罪羊，欧元一旦解体，它将背上所有骂名，因此，其立场变得强硬，试图将责任推回到政客身上。

不同于其他央行，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单一，只负责维持欧元币值的稳定，原则上对各国的财政困境并不负有援助的直接义务。

欧洲央行在此问题上自相矛盾的态度也让人困惑。

迪尔福特说，一方面，它们声称不可能进行债务重组；另一方面，它们似乎认为通过对其债务贬值，收缩其经济，这些国家能够复苏。它们没有办法使这些经济体恢复增长，但同时，它们完全排除出现债务违约的可能。这真是自相矛盾。

从去年5月10日向希腊提供110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开始，欧洲央行便在国债二级市场上不断吸入私人投资者抛售的希腊国债，并增加对各商业银行的短期贷款。

据谭小芬分析，目前欧洲央行账上持有的希腊债券已达到400亿－500亿欧元，借给希腊银行业者的资金约900亿欧元左右，再加上一些担保债务，未来的债务总额可能会达到4000亿欧元。一旦希腊债券延期，欧洲央行将会陷入尴尬境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谷源洋对《财经》记者表示，希腊是欧元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入欧元区至今已经有十年，虽然增长比较缓慢，但认为能就这样放弃一个成员国，这种想法未免太过简单。

欧洲人很难决定真的放弃希腊，即便希腊是欧盟中一个较小的成员，因为这是政治上的重大倒退。

但现实是，在欧元区内反对救助的呼声很高。

迪尔福特说，事实上，德国人正在主导这场辩论。在欧洲央行内部，一些成员持不同看法，但因为来自公共财政疲弱的国家及一些小国，他们无法畅所欲言。

马什认为，希腊可能不会马上与欧洲经济及货币联盟（EMU）断绝关系，但此举端倪已现。目前来看，希腊很可能最终将被迫离开欧洲经济及货币联盟，但具体时间远未确定。

IMF作为另一个当事人支持了欧洲尝试应对此次危机，人们猜测若由IMF为希腊出谋划策，后者将出现巨额的预算赤字以及贸易逆差。

迪尔福特说，IMF会建议希腊紧缩财政，进行结构性改革，并大幅贬值其货币。

不过IMF内部对此计划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此计划不会奏效。

日前法国财长拉加德获任新的IMF总裁，IMF前高级官员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认为，IMF已卷入解决欧洲债务危机的进程，拉加德在履新之后能否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仍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拉加德的当务之急是重新设定IMF参与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方式，既要避免崩溃，又不能有偏袒之嫌。”

德国政府是天平中最重要的一方。

德国舍卒保车的心态，加之国内压力使其一直以来在援助希腊问题上持消极态度。熊厚指出，德国不少反对派认为，德国不应在救助希腊等债务问题国家上继续浪费纳税人的钱，这无疑让德国总理默克尔承担较大的政治压力。

为缓解压力，德国一直坚持让私营领域债券持有人在希腊债务救助计划中发挥作用，并积极推动债务延期。

德国要求民间部门分摊希腊债务违约成本，主张让私营领域债券持有人在希腊救助计划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并建议投资者将所持2012年－2014年到期的希腊国债转换成将于七年后到期的新债券，这有利于降低德国政府在希腊债务危机中的救助力度，避免国内公众的反对。

不过德国方面已有所软化。5月早些时候，德国方面表示放弃推动希腊债券延期偿还的努力。

理性的德国人可能看到在更大的集体利益面前或者说在不断套牢的情景下，继续填补希腊的资金缺口以此来换取希腊改革的时间可能比单纯的放弃要好得多。

谭小芬认为德国现在对待希腊债务危机态度上的转变，主要目的是拯救欧元。

马什认为，德国不会放弃希腊，从历史教训中德国知道，孤立无援时是它最脆弱的时候。

最近一次德国差点在货币问题上被孤立是在1993年，当时有人试图将德国排挤出欧洲经济及货币联盟的前身――汇率机制未能得逞。

逃离路径

迪尔福特将希腊债务危机定义为：一场偿付力危机，而非流动性危机，就整个欧元区而言，并不存在债务问题，至少没有极其严重的债务问题。他说，“问题在于欧元区国家使用单一货币欧元，而他们之间融合得不够。

他认为，现在是共用欧元的这些欧洲国家互相欠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些国家需要更加紧密地融合，并建立某种形式的联邦预算。当然，问题在于它们是否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的融合。”

从技术上，索拉柯迪斯认为欧洲债券（Eurobond）可能给市场信心一个选择。他说，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公共债务总共占欧元区产值的7％，因此，通过发行欧洲债券承保这些债务，应该能解决此次欧元危机。

真正的问题在于，德国和法国是否已经准备好承担上述做法的政治成本？它们能否说服本国的选民相信，要想维持欧盟和欧元，这是唯一的办法？

欧元危机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问题是欧洲人想要一个怎样的欧洲。

在生产力、经济增长、创新和竞争力方面享有世界级声誉的范阿克认为，政策上两个基本原则可以决定债务危机退出机制：鼓励生产率驱动的GDP增长和限制政府支出――最起码，政府在每个国民身上的中期财政支出水平应当在危机解决前保持不变。

如果政府能够维持这样的政策，那么将最终实现财政盈余，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也将大幅下降。这些政策原则将有助于缓解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当有助于其他面临财政赤字和高债务占GDP比率的发达经济体。

此原则的主要目标不是减少债务的绝对水平，而是要通过促进GDP增长来降低日益增长的债务占GDP的比值。这种比值的下降主要来自三种经济指标：GDP、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的增长和未偿债务总额的净变量，这些变量在不同的比率水平上混合。

回到希腊的具体个案上，范阿克认为希腊在过去十年生产率大为提高，现在提出的改革建议将使希腊获得很多额外的生产力，希腊支出过高，税收过低。

第3篇：债务危机解决方案范文

欧债危机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关系紧密，进一步证明了今天的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体之间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依托的。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了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也导致了雷蔓兄弟的破产，导致了全球贸易遭殃。中国在这场危机中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随后，这场危机在发达经济体变成了债务危机，欧元区受到的影响最大。同时，这也是一场货币危机，欧元陷入严重困境。欧元是非常年轻的货币，目前只有10年的历史。27个欧盟成员国之间，通过单一的市场，资本、商品、服务和人员建立了单一的市场，其中有17个国家使用共同的货币。从经济角度上讲，这个过程非常必要，同时，这也有很强烈的政治意愿支持，这也是政治家们非常关注，希望能够尽快解决危机的原因。

二、欧债危机的现状和前景

1.全球经济复苏依然乏力和不均衡。我们在2011年下半年已经预计全球经济复苏速度将会减缓，但是，没有想到经济下降速度会这么快。世界贸易在迅速下降，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也是如此。PMI是一个先行指数，这个指数预示着整个制造业的未来走势。从PMI指数来看，新兴市场经济状况好于发达国家市场。美国经济已经触底反弹，这体现在消费者信心以及私人投资和消费方面。日本情况非常糟糕。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有所放缓，但这是软着陆，不是硬着陆。中国经济增速很有可能会放缓到8%左右。

2.欧洲经济和金融市场已经开始走向稳定，但依然非常脆弱。主要经济体债券收益率已经开始逐渐走低。现在公众很关心希腊问题，希腊问题很重要，但需要考虑希腊的经济规模。希腊只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只占到欧元区经济总量的3%，占到整个欧盟的2.3%。意大利的债券收益率在去年秋季危机加剧时有所上升，从那时开始，意大利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结构性变革措施。新一届政府承诺改善经济状况，降低赤字，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西班牙没有很高的债务，但失业率却非常高。与其他国家情况不同，西班牙需要增强产业竞争力，缩小房地产市场规模，同时还要努力降低失业率。西班牙目前的青年失业率已经达到50%，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西班牙新一届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强硬的措施，也获得了一些成绩。欧盟还是有一些不确定因素，人们的信心在下降，很多经济指标在去年下半年有很大下滑，可能在几个月之后才能判断何时到达拐点。去年第四季度欧盟经济呈现负增长，如果连着两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负增长，就可以认为进入衰退。我们预计，欧盟经济在2012年第一季度已经进入衰退。

三、欧盟各国采取应对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欧债危机需要全面的解决方案，即使希腊问题顺利解决，也不可能解决所有欧盟问题。解决危机不能只针对银行业，还要针对经济的方方面面，这样才能降低失业率，增强经济增长的势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爱尔兰、葡萄牙、希腊等发生债务危机国家提供贷款支持，为了使这种救助具有可持续性，必须首先让这些国家实现自救，以确保其还款能力。爱尔兰的情况比较好，过去一年里，他们改革了银行系统，增强了自身竞争力。葡萄牙也采取了一些比较好的方案，但是他们的方案可能会用时比较长。他们对教育系统进行了改革，促进年轻男性就业。希腊是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他们的问题很难彻底解决，我们需要援助其整个产业，帮助其重建经济体系。风险管理也非常重要。在本次危机中，由中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参与的短期救助机制———欧盟金融稳定机制(EFSM)，已经形成了长期风险管理机制，并将在三月份发挥作用。二十国集团(G20)即将在墨西哥召开会议，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让欧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总是依靠救助。

四、中国增长模式对全球重新平衡贡献重大

第4篇：债务危机解决方案范文

展望2012年的外汇市场，我们认为，由于2012年的不确定性要远高于前两年，所以美元指数仍将延续宽幅震荡的态势，而且波动率也将远高于前两年。

发达经济体有衰退风险

我们认为，今年美国经济将呈现前低后高走势，并在1季度存在衰退的风险，全年仅能实现温和增长。欧元区经济则已经丧失了复苏动力，今年上半年经济将陷入衰退，而下半年经济将会有微弱复苏。

对于英国经济而言，考虑到消费和生产持续表现低迷，财政紧缩压力较大，我们认为英国经济在2102年也面临着较大衰退的风险。此外，日本2012年的经济基本面不会有太大改善。

全球资金面宽松成为大概率事件

碍于当前经济形势仍不乐观，为争取连任的机会，奥巴马政府可能倾向推出一些有利于经济和市场的财政政策，并以此来刺激经济增长。但考虑到目前分裂的国会和在野党会尽力设置障碍，因此，未来美国财政政策很难有施展的空间。

对于欧元区而言，现在有足够能力来解决欧洲资金来源问题的机构，就是欧洲央行。毕竟欧盟没有条约限制欧洲央行购买债券。

目前最大的阻碍，是德国由于担心通胀，而在利用央行为政府融资方面的禁令，不过，如果欧元区不复存在，坚持控制欧元区通胀，稳定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欧洲央行成为最后借款人的可能性非常大。

英国QE2将在2012年1月完成。预计英国央行将在1季度末、2季度初再次加码QE。而日本政府将会随时评估日本经济走向，并随时加码现有的宽松政策规模。

美元指数将先涨后跌再涨

第5篇：债务危机解决方案范文

这种“打劫式”救助模式是欧债危机爆发以来的首次。欧盟为塞浦路斯开出了一副错误的药方。

其一，加重了市场恐慌。此前，无论是对爱尔兰还是对希腊，救助方案达成后市场的恐慌情绪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但欧盟给塞开出药方后，引来的却是塞国内的银行挤兑，民众抗议，股市暴跌，资本外逃加剧。外部，市场担心“打劫”储户的救助方式不会是特例，危机买单主体将会从弱国国民扩大到强国国民。穆迪警告称，塞浦路斯拙劣的救助方案将加重欧元区评级可能被降的成员国的压力。欧元区市场因此剧烈动荡，欧元汇率大幅下挫，欧洲主要股市不同程度下跌。

其二，治标但伤本。好的药方不仅治标，更重固本。金融业一直是塞经济的重要支柱。“打劫式”救助方案和资本管制将重创塞金融业，尤其是其离岸金融业务。欧盟在“灭掉”塞经济发动机的同时，却没有相应提出一套帮助塞实现经济转型的政策举措。没有了离岸金融中心身份，仅剩阳光海滩的塞浦路斯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深度衰退。塞经济已连续四年负增长，失业率超过14%。今年塞GDP下降幅度可能将近10%。

其三，药方“德国味”过重。在之前救助欧债危机重债国时，为维护欧盟团结，作为救助资金最大出资国的德国虽不情愿，但也一直倾囊相助。然而，默克尔政府面临今年9月议会选举的巨大压力，为讨好选民，只得拿小国塞浦路斯开刀。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坦言，欧盟救助方案“对塞浦路斯人民来说是苦涩的，但符合德国利益。”德国的做法再次激起其他欧洲国家的反德情绪。塞浦路斯报纸愤怒地将默克尔称作“德国佬”，将朔伊布勒比作“法西斯分子”。卢森堡外长公开指责德国利用塞浦路斯危机争取支配地位。英国、奥地利等国也反对德国在救助初期就要求储户承担损失。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赫曼认为，德国应该是欧洲的德国，但在塞危机后，欧洲更像是德国的欧洲。德国主导欧洲，对欧洲和德国都是“十分危险的”。

其四，动摇对欧洲经济的信心。塞危机表明，之前经济层面的债务危机，已演变成可怕的银行业危机。联合国《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展望》对欧元区前景的担忧正在成为现实：欧元区将陷入“银行与政府资产负债之间”、“财政紧缩与经济衰退之间”的多重恶性循环。尽管危机目前整体可控，但未来不排除个别重债国危机进一步恶化。

第6篇：债务危机解决方案范文

关键词：欧债危机　欧元区　经济一体化　政治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2)01-023-04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对希腊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的担忧进一步加剧，希腊因债务危机最终走向破产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同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已经出现的或将来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问题，更是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并有可能进一步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甚至是国际政治领域。欧债危机的影响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持续时间之长，决定了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其成因。欧债危机的起因错综复杂，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既有欧元区内部的因素，也有国际经济政治大背景的因素。本文试图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双重视角深入探究欧债危机的起因。

一、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不同步性

在历史上欧洲人曾经以各种方式进行过欧洲一体化的伟大尝试，但是都失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使欧洲人普遍寄希望于通过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道路来实现欧洲的和平与福祉。从二战后的欧洲煤钢联营共同体，到1993年的欧洲联盟诞生，主要是走的经济一体化的道路。欧元区的成立实际上是二战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结出的果实，各成员国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主要是货币，组成了一个共同的单一货币联盟。欧元区的成立在促进欧元区成员国间的经济一体化方面也确实发挥过许多积极作用。成员国在加入欧元区之后，享受到了欧元区使用单一货币的好处，比如消除汇率浮动，促进跨境贸易和促进跨国就业等，使得政府和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更加便利，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更加顺畅。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欧元区成员国毕竟是独立的欧洲民族国家，历史传统和文化差异在短时期内是很难融合的，各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也仍然客观存在。因此，欧洲的政治一体化一直都远远落后于经济一体化，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共同司法与内务合作、共同防务政策等方面的进展仍然非常有限。

按照加入欧盟和欧元的标准，欧元区似乎可以作为一种国家的～体化模式。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欧盟不但没能顺利解决希腊债务问题，欧债危机反而传染至更多国家。欧洲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还存在着债务危机与银行危机并发的可能性。欧元及欧盟运作机制当前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欧元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不同步性有直接关系。与经济一体化相比，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大大地落后。没有政治联盟作为基础，经济联盟的发展就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欧元是一种共同货币，它的价值及其稳定与否还取决于各国在政治上能否保持团结一致。若政治一体化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对于欧元来说就是致命的伤害。目前急需解决的就是国家的让渡问题。国家对货币税收的管辖权不仅是国家重要的经济职能，更是一国的重要内容。对于参加欧元的国家而言，它们已经让渡了发行货币的，但是仍然保持税收和国家经济决策的权力。这不是单一的经济一体化所能解决的，更加需要政治一体化的发展来解决。

由于欧元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不同步性，各成员国的国家利益与欧元区共同利益经常存在冲突。作为多种增长模式和多种发展速度共存的经济联合体，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发展差异很大，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欧元区的东扩，转轨中的中东欧国家逐渐加入欧元区，更加加剧了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各国经济复苏步伐不统一，德国、法国的经济开始回归正常，而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由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经济复苏之路曲折。各成员国对欧元区货币政策的诉求不尽相同，但欧洲央行显然难以同时兼顾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这一问题在单一货币体制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如果有一个好的政治决策机制，当某个成员国债务风险上升时，欧元区应该能够果断地寻求一种合适的解决办法。但是，欧盟的成立是建立在一系列超国家机构基础上的，各成员国常常在机构设置，席位分配、表决机制等问题上争论不休。欧元区与欧盟密不可分，欧元区的重大决策中都由这些超国家的机构协调解决，这样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是缺乏效率和执行力的。在欧元区现行决策体制下，欧洲债务问题不可能迅速得到解决。同时，欧元区设计上又没有退出机制，出现问题后协商成本很高，这也给欧元区危机处理提出了难题。由此可见，将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置于一个统一的货币区内，只搞经济一体化却没有政治一体化，必然存在着诸多难以协调的矛盾，制度上的弊端就已经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二、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和经济趋同的不稳定

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实际情况不同导致经济政策各不相同，已经成为欧元区未来发展的重大障碍。虽然成员国在经济趋同上都达到了指标的要求，但是这种趋同仅仅是表面经济数据的统一和接近，欧元区真正需要的经济政策的协调统一还远远没有到来。成员国税收制度各不相同，失业保障制度以及养老金制度也不统一，成员国不同的通货膨胀水平与相同的利率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不协调，成员国稳定物价的要求与放弃部分经济后调控手段受限制之间也有难以解决的矛盾。如果欧元区不能较好解决内部经济政策的不协调问题，那未来的欧债危机仍然会愈演愈烈。

成员国经济政策的不协调还严重影响了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按照欧盟条约的规定，欧洲中央银行应该是具有高度独立性的金融机构，它对欧元起到保证币值稳定、抑制过高通货膨胀的作用，是关系到欧元能否稳定运行的关键和基础。但是从后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利益的差异性使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运作大打折扣。欧洲理事会控制着欧洲央行的人事安排，它是由各国央行的行长和董事会成员组成的，这些成员都代表本国经济利益说话。由于各国对货币政策的要求不同，因此都尽可能影响欧洲央行采取对本国有利的货币政策，从而威胁到了欧洲央行的独立性。有些国家在失去货币调控的手段后，只能利用其他手段来适应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些手段也经常地与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相抵触，从而大大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除了经济政策的不协调以外，成员国经济趋同的不稳定也是欧洲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加入单一货币体系，各成员国不惜一切代价地向经济趋同标准靠近，其中很多国家都是临时突击的结果。这种经济趋同标准很难在欧元区启动后长期维

持下去。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债务危机，明显地暴露出这种经济趋同的不稳定。欧洲某些大国出于政治目的而人为地搞经济趋同和加快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度，最终必然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对当年希腊为加入欧元区而做假账，德、法等国心知肚明，但急于扩大欧元区的政治心态压倒了本来规定的严格的财政、经济标准。希腊等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原本与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相差不少，其福利水平也有差距。加入欧元区后，希腊背靠欧元这棵大树，大量借贷，福利水平迅速赶上甚至超过了其他国家。可以说，欧元区在成立之初就在经济领域埋下了地雷。欧元区成立之后不久，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使得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宽松政策，希腊政府的财政原本处于一种弱平衡的境地，高福利、低盈余的希腊根本无法通过公共财政来支撑过度的财政开支，因此在这轮财政宽松政策中出现了债务危机。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区的其他国家包括德国和法国等核心国家都以尽量减少本国国家利益损失为出发点，来协调和寻找各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完全没有当初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决心和进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成员国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和经济趋同的不稳定。直接导致了它们在面对债务危机时仍然退守回本国国家利益的底线，大大增加了各方的协调成本，还可能会延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因此，对于每一个欧元区成员国来说，未来逐步推动建立协调的经济政策并谋求稳定的经济趋同是很必要的。在这次欧债危机中处于困境的国家必须更多地服从欧元区的统一领导。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希腊在这次危机中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一部分自，公共政策上也将更多地受制于欧洲央行和欧盟的干预，这种情况以后可能还会发生在欧元区其他成员国身上。

三、货币政策的集中化和财政政策的分散化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两大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两大政策的应用中，其调控的侧重点、调控目标、调控影响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货币政策更多地侧重于总量的调节，更多地侧重于保持币值的稳定，且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时候作用更突出：而财政政策可能更侧重结构性的调节，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比较突出，且在治理通货紧缩的时候作用更突出。因而，为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目标，客观上必然要求将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统筹安排合理搭配使用，这在一个国家内部通常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欧元区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则具有较大的特殊性。欧洲区内的国家并非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国家，虽然欧元区的财政政策仍由各国政府自主制定并执行，但由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需要，各成员国将自主制定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让渡给了欧洲央行，由超国家的欧洲央行制定并执行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即欧元区实行的是自主分散的财政政策与集中统一的货币政策搭配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可以说，这一制度设计是欧元区的最大特色，但也为当前的欧债危机埋下了伏笔。原因在于，各成员国自主实施的财政政策的目标主要是为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及解决本国失业等问题，而欧洲央行实施的货币政策目标则主要是为维持低通胀并保持欧元的对外币值稳定。

按照经济学理论，当一国财政状况恶化时，其信用将会降级，由此导致发行国债的成本上升，甚至金融市场对其继续发行债务还会附加诸多限制条件，这都会减少财政状况恶化的国家发行国债的可能性，进而对该国政府控制国债融资和政府赤字规模形成约束。但因欧元区实施的是集中统一的货币政策，因而金融市场对欧元区各国政府财政赤字融资的制约机制无法发挥作用。而且，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元区在一定程度上还为不达标的赤字国发行债务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如加入欧元区之前的希腊，意大利等国的政府赤字本就已偏高，其债务背后的信用担保能力已较低，但这些国家加入欧元区后并没有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以削减赤字，而是更加专注于通过扩张财政预算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实现本国经济增长及解决本国失业问题，将由此可能引发的通胀及欧元汇率稳定问题均抛给货币政策的统一执行者欧洲央行。由此可见，欧元区先天的内在制度设计缺陷，使欧元区各国家不仅丧失了主动弥补财政赤字的意愿，反而使其原有的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从而酿成当前非常严峻的欧债危机。面对欧债危机的爆发，欧元区各成员国仍无法在本国范围内单独采取任何货币政策来调整，只能寄希望于欧洲央行的统一安排，而这又发生很高的沟通成本，需要很长的协调时间，因而往往失去最佳的政策反应时机，造成很大的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可能。

四、区域经济差异和产业结构失衡

欧元区各个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希腊，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在经济体制与运行方式上与德，法等国家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可以这样说，在欧元区内部，经济强国的发展优势与弱国的发展劣势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也变得越来越明显。经济强国带动不了弱国，弱国的放缓也同时拖慢了强国的发展。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既没有特殊的地域优势，没有很丰富的自然资源，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没有明显领先的优势。以希腊为例，其经济发展非常畸形，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很低，房地产泡沫相当严重。希腊的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市场竞争不充分，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处于垄断地位的希腊公共企业改革阻力较大，公用事业市场开放相对滞后。希腊的国有企业不仅自身效率低下，服务质次价高，成为财政包袱，而且政府为了拉拢选民，赢得大选，还不得不大力扩展公共部门，进一步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由于希腊低迷的经济不能支持其庞大的财政支出，最终导致经济泡沫逐渐破裂。失业率居高不下，银行业坏账率激增，债务危机的爆发难以避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希腊等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反过来也在制约德国等欧元区主导国家的融资能力，导致德国国债的再融资成本增加。例如，德国政府在最近发行国债时就遭到资本市场冷遇，投资者认购很不积极，最终导致德国央行不得不出手购入超过市场需求的国债，以避免此次国债拍卖失败。作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的德国长期国债一直是资本市场热捧的优质资产，如此高比例的德国国债在市场上不能售出尚属首次，反映的是投资者对欧元区经济前景的不信任。如果作为欧元区经济信用等级最好的德国尚且不能在资本市场充足地融资，欧洲其他国家的境况可想而知。最近这次德国国债发行遇冷，直接反映出资本市场对作为欧元区实力最强的德国经济能否免于遭受欧债危机的担忧，也是德国经济遭受欧元区债务危机拖累的一个信号。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在金砖国家的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据了世界绝大部分市场，而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则几乎垄断了高科技产品市场，因此国际制造业市场中留给希腊这类国家的份额就微乎其微了。希腊进入工业化的时间相对较短，由于受到自然资源等诸多先天条件的限制，对制造业产品的进口依赖度很大，而

象希腊原来的传统产业如航运和旅游等，又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受到剧烈冲击，因此希腊的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在经济低迷时期，国家只能采取积极的经济刺激政策，这又使得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这些原因都加大了希腊在面临经济危机时的财政压力。在其他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其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和希腊也很类似，缺乏制造业支撑的产业空心化和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都是这场欧债危机的直接导火索。

五、人口的老龄化和不合理的社会福利政策

欧洲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公共财政背负着很重的养老金负担，必然会表现为相关国家的公共债务不断上升。除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巨额养老金支出，欧洲的教育医疗福利、失业救济、带薪休假等其他福利项目的支出比例在全世界都属于高水平行列。如果把欧洲和美国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美国社会较欧洲更为开放，吸收的外国移民也比欧洲多，但是多年来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却是欧洲的两倍左右，失业率也只有欧洲人的一半，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社会福利水平比欧洲相对要低很多。与美国不同，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可谓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安全网”，除了经济活力受损外，还带来社会制度的僵化。在欧洲的选举政治下，欧洲国家不合理的社会福利政策不断地被强化，没有哪位政治家或选举候选人能强力推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的财政政策。因此，历史因素和现实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得欧洲很多国家的“寅吃卯粮”状态持续了很多年。近年来，欧洲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和欧元区的成立虽然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种不合理社会福利政策的弊端，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最近几年，很多财政能力有限的南欧国家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向德国和北欧看齐，而完全不顾及本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最终导致债务无法按期偿付的危机。

在社会福利政策的形成方面，欧洲各国间有着不同的文化差异。就希腊而言，其债务危机的一个根源就在于其要靠借钱才能过日子，这样寅吃卯粮的状态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可以这样说，希腊爆发债务危机有其必然性，这场债务危机的到来只是早晚问题。除希腊外，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信用评级最近不断被下调，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超过国家财政能力的不合理社会福利政策所导致。因此，这场欧债危机的爆发确确实实给欧洲高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敲响了警钟。

到目前为止，欧债危机的影响还远未结束，欧洲经济也没有出现回暖的迹象。欧洲的这场危机对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来说，同样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首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统一应该成为我国未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主要着力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支结构和收支平衡尤其要重点予以关注，我们今后绝对不能出现欧洲这样的债务危机。其次，在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快的大背景下，如何制定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福利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成为今后需要重点解决的改革攻坚点。最后，我国当前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应该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视野中重新审视和思考，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战略指导下开展的海外投资活动也必须要具备更大的弹性和灵活性，既要注意规避欧债危机带给我们的各种风险，又要把握好欧债危机带给我们的战略机遇，更好地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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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债务危机解决方案范文

滞胀时代的确认

我们在7月末中指出，全球滞胀越来越清晰。这既是各国纾困刺激的产物，也是各国解决财政困境的出路。而站在基于技术进步的长波周期的角度来看，生产效率放缓，成本压力的上升，滞胀是必由之路。

我们一直强调，滞胀的“滞”，不是经济停滞，而是利润率下滑，“胀”也不是物价全面上涨，而是必须消费品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普通工业品价格难以上升。

我们也一直认为，目前的情况，不是经济有多坏，而是看不到突破的希望。我们不是在下跌的时候重新关注问题。实际上，问题早就发生，且没有新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欧美没有给出“直面问题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自2008 年危机以来，全球已经确认走过了“计算机时代”。这就意味着全球生产体系中不再有系统性的ROE 全面上升的科技与产品基础，除非再次出现大的技术革命。此时，市场边界制约经济增长，而保守势力守护着原有产业体系的利润水平，经济中的矛盾不断激化。

我们一直强调滞胀时代的确认，并不是要表达多么悲观的论调，而是要客观认识时代的特征。滞胀时代，股市不是只跌不涨的，而是震荡的。欧美股市在过去2 年多时间里持续上扬，现在到了调整的时候了。欧美股市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现在必须寻找到一个低位。这不是大熊市，是一个震荡时代。回顾1970 年代的道琼斯指数，我们便可清晰看到震荡时代的股市运行特征。

股市是震荡市，但这只是名义的，实际上是大熊市。我们试想，1966 年的1000 美金，与1983 年初的1000 美金，购买力相差之大，可以想见吧？拿中国来说，如果市场长期处于2300-3500 这一大区间震荡，试想，2009 年夏天的3500点，与若干年后的3500 点，内涵的货币购买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没有根本性的技术革命的时候，欧美必须正视滞胀的基本格局，从而给出解决方案。对于美国来说，解决方案相对简单，债务型通胀是必然取向。欧洲的问题要复杂得多，由于欧元区的财政不协调，不同国家之间财政状况差异大，欧元区必须给出债务解决方案。

滞胀时代的风险资产价格

我们从前文看出，滞胀时代，股市是处于区间震荡。那么，其他风险资产呢？

首先看大宗商品，由于滞胀时代看不到经济突破的希望，大宗商品价格是很难长期上涨的。而由于通胀也是必然的方向，大宗商品价格也将在一个不太低的区位得到支撑。

结合当前的状态来看，经济不景气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而大宗商品价格仍然处于最高位区域，这就决定了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宗商品价格将迎来一段较长的下跌波段。

欧元区必然面临大震荡

欧元是德国获得欧洲大市场的工具，给德国带来了发展腹地，在给其他国家带来发展的同时带来了更大的债务。

从货币与财政统一的角度来看，德国理应对其他国家实施财政上的转移支付，德国至少应该部分地承担其他国家的债务。而从法律意义上看呢？德国人并没有义务为其他国家承担债务。

相类比，人民币是中国疆土之内普遍流通的货币，无论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用人民币。那么，在发展的过程中，在一国疆土之内，人民币的法定利率是一致的。欠发达地区为发达地区贡献着劳动力和市场。当发达地区发展起来之后，财政的投资会发生转移，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这叫转移支付。

由此看来，货币的统一，如果不伴随着财政的统一，必然产生上面的悖论。在统一的货币体中，经济发达国家形成了弱势国家的事实上的剥削者。在弱势经济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却丧失了货币政策这一缓冲工具，从而使得矛盾更加尖锐。

如果这些债务由这些弱势国家负责，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不能自己印欧元，只能靠生产活动来挣欧元，从而获得欧央行投放于市场中的货币。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们无论如何紧缩财政，也不能在满足既有社会福利的条件下实现偿债。但问题是，在法理上，德国不欠其他国家的钱，没有直接救助义务。因此，只有当其他国家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解决欧元区财政不协调问题的制度性方案才有可能出台。

因此，我们认为，欧元区必然还有大的震荡，必须等待审判之剑，然后才能找到复原的力量。

市场的趋势和机会

趋势上，维持我们在过去几份报告中的观点，从大的格局来看，我们处于震荡时代中；从中短期来看，当前中国股市处于震荡时代的相对低位，欧美正在从相对高位跌落至中间区域；从未来1-3 个月的情形来看，中国股市在等待转折的契机，但欧洲可能发生的大震荡让中国的底部如何形成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6 月份的相对低位时候，谈论底部和反弹的声音较多。在当前这个时间窗口上，这一论调变少了。在9 月21日那个算不上标志性行情的时候，尽管有高呼转折者，但迷茫的声音还是更多。普遍认为，市场还需要最后一跌。

第8篇：债务危机解决方案范文

最近不到一个月时间，美国债券市场出了很大问题，很多先知先觉的债券投资者已经开始抛售。第一个出来做的是太平洋投资公司，他们已经将美国国债清空。前两天巴菲特也开始对美国债券市场表示忧虑。美国10年期债券收益率大幅上升，被大幅抛售，这是对美国的巨大挑战。

美国经济还需要刺激，今年后续的财政预算赤字所需要的补偿由谁来购买呢？过去12个月美国联邦政府发行债券的70%，由美联储供支。6月份之后，如果美联储再供支，美国债券利率可能上升。债券利率上升可能推动美国短期、中期和长期利率全面攀升。

如果是这样，最终结果是什么，资金从债券市场撤出。会去哪？去美国股票市场吗？美国股票市场已经在去年大幅度上升。目前许多政策因素已经反映在股票价格上。如果利率上升，以美国的经济形势，它是否有能力推动股票继续上涨是存疑的，股票、债券的基金经理对此也没有太大信心。这样的话美国从股票、债券市场撤出的资金可能流出美国。去哪儿？去欧洲吗？

欧洲现在面临债务危机，欧洲要形成一个共识，来拯救欧元区周边的债务，目前还没有达成协议。看样子现在问题更加严重，因为葡萄牙政府总理辞职以后，使得整个一揽子问题更加复杂。德国目前经济形势非常好，它是过去七年以来经济增长最强劲的，但总理默克尔说服国内支持由法德主导的一揽子债务解决方案，有很大难度。当然这个问题在中长期总是需要解决的，我们也相信欧洲最终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马上解决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美国资金撤出，流到欧洲的困难也很大，最可能去的地方就是发展中国家，亚洲应该是一个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好目前新兴国家的股票市场，应该说是有很好的机会，会有资金进来。

第9篇：债务危机解决方案范文

影响力最大的风险将是重大系统性金融危机。

发生概率和影响力同时位居前5位的两大风险则分别是财政长期失衡问题和水资源供应危机。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每年的《全球风险报告》都会带有风向标意义。今年1月8日的《2013全球风险报告》分析了在未来10年内的50个全球风险。“这些全球风险本质上是对一系列最关键体系的善意警告。”报告编辑兼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李·豪威尔（Lee Howell）建议各国高度重视自身对全球风险的抵御能力，以确保面对重大事故时，关键体系能继续正常运行。

经济压力：财政失衡和债务危机成为最大风险

目前，全球经济体系仍然承受着巨大压力，特别是超宽松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正考验着全球风险抵御能力。

财政失衡和债务危机已经成为西方乃至全球最大的风险。具体看来，欧元区的不稳定将依然在未来数年间影响全球经济前景，系统性的财政失败威胁着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持续的全球经济不稳定，让各国政府从主要着眼于长期的解决方案，转变为聚焦眼下，着重解决眼前的问题。

然而，鉴于近年间在欧元区此起彼伏的反财政开支缩减的抗议行为，世界经济论坛认为，欧债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都将给全球金融系统稳定带来潜在风险。风险的累积正一步步削弱着市场对各国政府的信心，欧元区政府的信任危机尤为明显。

收入失衡风险同样不能忽视。事实上，收入分配失衡不仅是造成当前全球经济困顿的根源，甚至是造成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根源。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近10年来，全球收入两极化趋势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性加剧，才是一切危机之根源。

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加

地球环境体系面临的压力也有增无减，特别是温室效应的加剧以及有可能更加频繁出现、后果更加严重的极端天气事件正考验着地球的风险抵御能力。报告把“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加”列为第三个最有可能发生的全球风险，是10年内最具连带效应的环境风险之一。

报告认为，金融危机转移了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社会经济风险使人们无暇顾及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国际社会缺乏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长期威胁的紧迫感。苏黎世保险（Zurich Insurance）首席风险官Axel Lehmann以去年出现的多起极端天气案例为例，质疑称“至今也没有任何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解决方案出台”。

奥维咨询首席执行官约翰·德里说：“保护自然环境和发展经济如同相互对抗的两场风暴。如果我们不投入必要的资源缓解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那么我们子孙后代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政界、企业界和科学界需要携手共同应对这些复杂的风险。”在经济和环境都在经历结构性变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应当进行必要战略投资，防止经济和环境体系出现重大问题。

互联网世界：“数字化野火”难以扑灭

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有可能成为社会恐慌之源，甚至造成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报告将高度互联世界中的数字化“野火”列为全球重大风险之一。

毋庸置疑，高度互联的通讯体系让人类受益匪浅，但也正是因为高度互联，那些有意无意误导他人、或者具有挑衅意味的信息才扩散得更快；由于虚拟世界里以讹传讹的信息飞速扩散，即使正确信息马上跟进，可能也来不及避免危害的产生。

当今世界已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信息的传播更加便捷，但同时网络信息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种种违法和不负责任的信息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以及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互联网的跨国性、流动性等特点则要求世界各国除了在本国层面采取行动，依法维护网络信息安全外，也亟须携手合作，共同构建一个和平安全、开放有序的全球网络空间。

目前，全球网络建设的标准和制度虽初现端倪，但仍未形成明确的世界性规则，特别是网络安全领域的国际立法已迫在眉睫。

医疗卫生：抗生素耐药性成为公共健康威胁

上世纪医学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让世界各国沾沾自喜，这种现象极其危险。报告说，卫生事业进步的同时，病原体对抗生素的耐药性越来越强，全球高度互联互通性使流行病传播风险加剧。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也指出：在过去几十年中，一些高效药物被开发出来治疗结核病、疟疾、艾滋病、流感和其他许多细菌传染病，所有这些药物到一定时期都可能由于耐药性而失效。目前，几乎每一种抗生素都面临这种风险，抗生素耐药性已发展成世界范围内的一大公共健康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