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遗传学研究方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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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行为遗传学研究方法范文

1.巴氏小体案例在遗传学教学中的应用

2.下一代测序技术在表观遗传学研究中的重要应用及进展

3.遗传学教学中在细胞与分子水平上理解等位基因的显性与隐性

4.果蝇唾腺多线染色体研究进展及其在遗传学教学中的应用

5.以人类血型为遗传学案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

6.表观遗传学药物的研究进展

7.表遗传学几个重要问题的述评

8.构建优质教学体系,促进《遗传学》精品教育

9.小鼠毛色遗传的控制机制及其在遗传学教学中的应用

10.肝癌发生的分子遗传学和表遗传学研究

11.景观遗传学原理及其在生境片断化遗传效应研究中的应用

12.以遗传信息为主线的遗传学教学架构及与其他课程的衔接

13.认知过程中的表观遗传学机制

14.我国高校遗传学教材的出版与使用现状的调查

15.表观遗传学:生物细胞非编码RNA调控的研究进展

16.表观遗传学视角下运动干预阿尔茨海默病的机制分析

17.遗传学与基因组学整合课程探讨

18.表观遗传学研究进展

19.癫痫表观遗传学研究进展

20.不仅仅是遗传多样性:植物保护遗传学进展

21.利用文献精读教学新模式优化遗传学教学

22.2015年中国医学遗传学研究领域若干重要进展

23.发展行为遗传学简介

24.光遗传学技术应用于动物行为学在神经回路中的研究进展

25.表遗传学推动新一轮遗传学的发展

26.生物教育专业《遗传学》教学改革的探索

27.糖尿病肾病遗传学研究进展

28.肿瘤表观遗传学研究热点的聚类分析

29.浅谈高校《遗传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30.2015年中国微生物遗传学研究领域若干重要进展

31.利用经典文献优化《遗传学》双语教学

32.孟德尔豌豆基因克隆的研究进展及其在遗传学教学中的应用

33.表观遗传学在肺癌诊治中的研究进展

34.人格行为遗传学研究的两类取向

35.害虫遗传学控制策略与进展

36.表观遗传学及其应用研究进展

37.阿尔兹海默病的表观遗传学机制及相关药物研究

38.胃癌遗传学及表遗传学研究进展

39.遗传学在胆管细胞癌发展中的重要性

40.子痫前期表观遗传学研究进展

41.行为遗传学:从宏观到微观的生命研究

42.遗传学史在遗传学教学中的作用

43.男性不育的遗传学评估

44.表观遗传学与肿瘤干细胞

45.开放式教学在遗传学实验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46.表观遗传学调控与妇科肿瘤发生、演进及治疗的研究进展

47.规律运动干预人类衰老过程的表观遗传学机制研究进展

48.表观遗传学及其在同卵双生子研究中的新进展

49.分子群体遗传学方法处理鲤形态学数据的适用性

50.番茄果重数量性状基因的研究进展及在遗传学教学中的应用 

51.遗传学教学中遗传学史及科学方法论的教育

52.景观遗传学:概念与方法

53.孤独症的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研究进展

54.肺癌表观遗传学的研究进展

55.肿瘤的表观遗传学研究

56.遗传学课程群的设置和思考

57.《遗传学》课程的建设与优化

58.表观遗传学在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59.遗传学实验教学体系的改进

60.肝癌表观遗传学研究进展

61.保护生物学一新分支学科——保护遗传学

62.表观遗传学在淋巴系统肿瘤研究中的新进展

63.大肠癌的表观遗传学研究进展

64.重视经典遗传学知识体系构建和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

65.植物化学遗传学:一种崭新的植物遗传学研究方法

66.关联分析及其在植物遗传学研究中的应用

67.表观遗传学及现代表观遗传生物医药技术的发展

68.三阴性乳腺癌与表观遗传学研究现状

69.构建培养新型医学人才的医学遗传学课程体系改革

70.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遗传学检测研究进展

71.钉螺遗传学及其生物学特性的研究进展

72.羞怯:来自行为遗传学的观点

73.遗传学探究性实验教学的思考及实践

74.“教学、实践、科研、临床”四位一体的医学遗传学教学体系建设探索与实践

75.国内高校遗传学教材发展研究

76.男性生殖遗传学检查专家共识

77.肿瘤表遗传学研究的进展

78.创新性遗传学大实验对提高大学生综合能力的研究

79.白内障表观遗传学研究的现状及进展

80.遗传学研究性实验教学模式探索与创新人才培养

81.表观遗传学在木本植物中的研究策略及应用

82.高通量测序技术结合正向遗传学手段在基因定位研究中的应用

83.激发与培养学生学习遗传学兴趣的教学途径

84.从表观遗传学开展复杂性疾病证候本质的研究

85.蓝藻分子遗传学十年研究进展

86.建设遗传学课件体系 提高多媒体教学质量

87.表观遗传学与肿瘤

88.原发性肝癌的表观遗传学及其治疗

89.青少年焦虑、抑郁与偏差行为的行为遗传学研究

90.儿童孤独症的遗传学研究进展

91.本科生遗传学实验教学的改革探讨

92.与闭经有关的遗传学问题

93.多媒体教学在遗传学“三点测验”教学中的实践

94.一个实用的群体遗传学分析软件包——GENEPOP3.1版

95.论从“肾为先天之本”到“中医遗传学”

96.《遗传学》多媒体教材的编写与实践

97.肺癌的表观遗传学研究进展

98.无创性产前遗传学检测研究进展

第2篇：行为遗传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　遗传学实验　教学创新　开放式教学　实验管理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现代生命科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与基因都发生着丝丝缕缕的联系。遗传学正是研究基因的科学。遗传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和应用研究，已使工业、农业、林业和医药产业等相关领域发生了巨大变革。随着新技术、新方法的出现，遗传学的研究内容也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并导致社会对人才的基本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人才培养摇篮的高等教育，怎样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在生命科学领域培养出创新型人才，是高等教育工作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遗传学实验教学作为理论教学的补充，不仅能验证教材上抽象的理论，辅助学生掌握知识，还可以训练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可以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而传统的《遗传学》实验教学中存在着一些共有的问题：经典验证性实验多，探究性实验少，不能满足学生掌握新技术、新方法的要求；实验课和理论课脱节，教学评价体系不合理。0此外，由于遗传学实验自身的特点，部分实验需要持续很长时间，但由于课堂教学时间和教学条件的限制不能开展。因此，如何利用有限的课时安排合理设计遗传学实验教学内容，打破传统的封闭式教学模式，建立科学合理的实验评价体系，是从事遗传学教学实验教师一直都努力试图解决的问题。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在开展遗传学教学和实验室管理的过程中，逐步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将课堂四十五分钟改为课堂与课外相结合，通过几年的实践总结了一些心得，在此与大家分享。

1　新时期遗传学实验教学的特点

遗传学中学科渗透和交叉现象很普遍，这也体现在遗传学实验中。如果把生命科学的课程体系比喻为一棵大树，遗传学就是这棵大树的主干之一。由于化学、物理学、计算科学等内容的渗入，现代遗传学已经衍生出了发育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基因工程等学科。在现代生命科学专业课程设置中，一般都会设置相关课程，这些课程都和遗传学存在联系，也与遗传学教学内容知识点存在交叉。因此，遗传学实验项目的设置极易与其它课程出现“撞车”现象。比如：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在细胞生物学实验中也可以开设：植物DNA提取实验在分子生物学实验中也可以开设。一旦“撞车”出现，不仅耽误学生学习，浪费课时，还会让学生在不断地重复中对课程产生厌倦，觉得该课程可有可无，失去学习兴趣。避免与其它课程实验重复，既保证学生在有限的课时学到最多的知识，也能最大程度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

实验持续时间长是遗传学实验教学的另一个特点。与生物学中的其它学科的实验不同，遗传学实验中有很大部分是需要通过长时间培养实验材料，中间过程持续观察才能完成的，比如果蝇杂交实验和生活史观察实验、植物有性杂交实验。与此相矛盾的是，实验教学安排的时间相对分散，每次课时间很短，在教学管理上教务管理部门也要求教师在指定时间完成实验教学，这就限制了一些实验项目的开设。

遗传学是一门飞速发展的学科，不断有新知识、新技术补充到遗传学中。比如，在传统教材中不涉及基因组学的内容，而最近20年，基因组学已经成为遗传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发育遗传学、行为遗传学、反向遗传学、表观遗传学和生物信息学等分支学科的内容也不断补充到了遗传学教材中。在理论课讲述这些最新知识的同时，实验课怎样保持和理论课一致，怎样为学生提供消化这些知识的动手机会?针对这一特点，要求在开设遗传学实验时，应随时跟踪学科最新进展，设计和更新实验项目，或者发动学生自主设计实验巩固书本知识。

2　遗传学实验开放式教学内容取舍的原则

遗传学实验项目的选择，首先应兼顾理论性与实践性、基础与应用、经典与现代这几对矛盾。遗传学是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实验安排时应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和学生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基础性实验与应用性实验，并适当设计一些新的实验。对于重点院校的学生，应加强理论性实验，鼓励学生自主设计实验验证某一结论。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学校则应当偏向应用性、实践性实验项目的开设，以满足学生毕业后进入工作岗位后的动手需求。

遗传学实验项目确定应考虑其它实验课程，避免教学内容冲突。在实验项目的选择上，我们对以前安排的实验内容进行了重新编排，比如：“植物DNA提取”、“随机扩增多态性分析”等在《分子生物学》课程里会涉及到的实验内容在遗传学实验里就大胆地放弃，让学生在《分子生物学》实验里完成，而在遗传学实验中则加入RFLP验证孟德尔遗传定律的内容，直接将分子生物学实验结果引入遗传学分析中，既验证了孟德尔遗传定律，也让学生初步认识了分子生物学在遗传学中的应用。对于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的观察，《细胞生物学》实验也会涉及到，但两门课观察的重点不同，细胞生物学侧重观察染色体结构，而《遗传学》实验侧重染色体行为及分裂时期的观察，这样的实验在开设时应向学生讲明观察重点，并且与《细胞生物学》实验课协调，将两个内容合并在遗传学实验中开出。

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遗传学实验中有部分实验持续时间长，很难仅靠课堂时间完成实验，也不利于安排实验。以前在安排此类实验时，受多种因素的限制，一般都不予开设。实验室开放对提高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切实开展综合性或设计性试验项目、推动并帮助学生开展科研和毕业设计成效显著，是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有效途径。所以我们在教学中考虑将传统的课堂实验和开放实验相结合。开放性实验适合于周期比较长的实验，比如果蝇大实验中，教师在课堂上以多媒体的形式充分讲解了实验要求及注意事项后，让学生领取果蝇瓶，课外自己收集和培养果蝇，随时可以观察果蝇的生活史。这个过程既培养了学生的观察习惯和动手能力，也使学生对作为遗传学研究重要材料的果蝇的接触更充分，观察更仔细，让学生对遗传学研究材料和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3　遗传学实验开放式教学的实施与实验室管理

验证实验是课堂教学的补充，便于学生理解课堂抽象的知识。然而，由于验证性实验验证的理论、方法、步骤及结果都是已知的，使实验教学过程变成教师照本宣科讲述，学生机械地模拟重复的过程，造成学生实验积极性不高，对实验结果的成败不重视，盲目的承认失败甚至篡改实验数据以求相符。设计性实验可以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让学生学会独立开展工作。一些报道强调验证性实验过多，难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应加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比例。而宋兴舜等则认为应将验证性实验与设计性实验有机结合。0在以 前的实验教学安排中，设计型实验由于内容分散，管理麻烦，是大家不愿触及的方面。如何在有限的课时里兼顾巩固知识和能力训练，在安排实验内容的时候需要深思熟虑。为适应学科的快速发展，在遗传学实验教学中，必须强化教师的开放式教学理念，强化学生的动手实践和自主创新意识。从课堂教学和课外研究两个方面，通过对实验教学观念开放、教学内容开放、实验室和实验时间开放、教学方法和手段开放等进行分析，探讨开放式教学在遗传学实验中的应用。。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逐步安排了一些开放性验证实验和设计性实验，比如植物染色体观察的实验，要求学生独立选材，同学之间选材不能相互重复，做到实验项目的选材开放；实验开始前独立设计方案，方案内容应包括水培获得新生根尖、材料前处理过程、染色方法的选取、压片过程、观察和拍照等步骤，每一步骤都应有详细说明，实验方法的选择上保持开放：方案设计完成经老师同意后，完成一个植物材料的染色体装片制备并提交染色体图，实验过程开放。这些实验过程均要求学生在课堂以外自由安排时间完成。经过几年的实践，结果发现85以上％的学生能独立完成实验，70％以上的学生需要反复多次才能完成任务。在实验过程中，动手能力强的同学还能将这一实验与染色体核型分析实验结合，提交核型分析图。通过该部分设计性实验操作，学生在观察了不同物种具有不同的染色体的同时，学会了查阅文献的方法和工作方案的制订，认识了教材中选取蚕豆或洋葱作为染色体观察材料的原因，认识到要完成一张效果良好的染色体装片的艰难。对实验教师来说，这种发散式的教学方法，也积累了很多植物材料的细胞遗传学操作的知识，为以后改进实验奠定了基础。很多学生反映类似的开放性实验时间可自由安排，实验过程可放开思维，进入实验室操作学会了一些基础的科研技能。此外，还认识到了实验准备的艰辛，更珍惜以后的实验机会了。

在实验教材中将果蝇实验分为果蝇生活史、果蝇杂交和果蝇唾腺染色体制备等几个独立实验。我们改进后的实验则以果蝇为主线，要求学生从野生型果蝇的收集到生活史观察再到唾腺染色体制备融合为一个大实验，要求学生在实验教材所提供知识的基础上，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实验内容，而将杂交实验和孟德尔遗传定律的验证实验改用其它实验材料来完成。

不可否认的是，将部分遗传学实验从课堂移到课外增加了任课教师和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在管理上开放性实验也增加了难度。开放式实验教学要求教师在课外时间也要进入实验室指导，实验室经常处于开放状态，实验仪器设备和药品的使用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开。在实际操作中，我们采用教师网上答疑和在指定时间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辅导。在实验室管理上，试剂方面控制关键药品的使用，常规药品可以适当放开，对一些配制难度较大的溶液统一配制；对显微镜、显微照相系统的使用则采取专人负责制，保证仪器的安全。而水培实验和果蝇饲养实验等内容则允许学生将材料带回宿舍，便于学生随时观察。

4　开放式实验教学的考核指标体系

实验教学考试方法的改革作为实验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当前教学改革中值得深入研究与实践的问题。以前实验考核的方式主要以实验报告为主，针对这样的考核方式，学生常出现相互之间抄袭，作业敷衍的现象，既不能反映学生实验的真实水平，考核指标也比较单一。针对这些问题，结合我们的开发性实验，我们重新制订了实验成绩评价标准，经过我们设计改进后的实验考核主要包括验证性实验考核和开放性实验考核两部分。验证性成绩的记录摈弃了以前单纯看实验报告打分的情况，在实验中对实验结果提出规定要求，课堂上实时检查并记录学生的实验结果，要求学生立即在实验结果栏描述结果并由教师及时确认，防止课后抄袭。对实验原理、实验步骤等内容也杜绝抄袭课本，要求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每次实验结束后均布置思考题，启发学生动手之后学会思考，发掘问题。在开放性实验部分，教师将实验设计方案纳入评分范围，实验进行过程中记录平时成绩，对实验结果不做硬性要求，但可作为评分参考。

在平时实验成绩记录之外，还单独设计了期末实验考试。期末实验考核采取开放式考核，拟定考试题目范围，让学生独立设计实验步骤，独立实验，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详尽的实验报告。这些评分方式考查了学生搜集资料，独立开展项目的能力。这样的考试既灵活，也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更训练了学生的科研思维，为以后进入研究岗位奠定基础。

5　结束语

第3篇：行为遗传学研究方法范文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8-2409(2009)06-1109- 03

科研就是探讨未知,而求证 未知是人类伟大的禀性,只有人类才有思维和创新。同志曾讲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 步的灵魂”。高等学校就是培养这种灵魂的场所。作为医科院校的大学生应及早了解科研、 接触科研和参与科研,使自己具备新世纪学子应具备的学识和眼光。医学院校开设医学科研 导论课程,向学生介绍最新的医学发展趋势、研究进展和基本的研究方法,使学生扩大眼界 ,拓宽思路,受到科研思维的教育和启迪,为以后的医学学习和科研以及临床实践打下一定 基础。笔者从医学科研的定义、方法及医学研究的进展几个方面来阐述医学院校开设医学科 研导论的必要性。

1 医学生首先应了解医学科研的概念及分类

科学是知识和学 问之意,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对知识的探求,而医学是科学的分支,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医 学作为一种认识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是关于人体正常和异常的生命过程以及 同疾病作斗争和增进健康的科学知识体系,是人类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医 学研究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研究对象是人,它主要研究人体生命过程及其与外界环境的相互 关系规律,研究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痊愈及其防治的规律,研究增进人类健康、延长人 类寿命和提高劳动能力的有效措施。根据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的不同,把医学科学分为基 础医学、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基础医学是研究人体的生命活动和作用于人体的致病因子、 药物、毒物以及疾病发生发展的本质和普遍规律的科学体系,是整个医学发展的基础和先导 。临床医学是研究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科学体系,是医学中的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庞大 体系。预防医学是研究预防和消除病害、讲究卫生、增强体质、改善和创造有利于健康的生 产环境和生活条件的科学体系。以上的分类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将随着医学的发展而发展。 传统的医学分类已经不能充分地概括医学领域各分支学科的现状和全貌。基础医学、临床医 学、预防医学三者相对独立的传统界线会日益模糊,三者之间相互渗透,渐趋融合,各种新 的学科分支不断产生。

2 医学科学研究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在社会中地位越来越重要,医学作为科学一个分支也如此。20世纪以 来,现代医学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为保障人类的生命和健康作出了重大贡献。未来医学 发展前景如何?人类将遇到哪些困扰?将采取何种对策去迎接未来的挑战。这就需要医学院 校的学生打下扎实的科研基础去面对。

2.1 近代医学研究的发展

医学的产生已有4000多年,早在文艺复兴时代,比利时医生维萨里就明确宣言:“我要以人 体本身上的解剖来阐明人体的构造。”他还认为科学不应该盲从,必须从实际出发,因此不 顾教会不准解剖尸体的禁令,夜间从刑场偷回尸体,从事人体解剖的研究。1543年,维萨里 发表了《人体的构造》,奠定了人体解剖学的基础。1628年,英国医生哈维在活体实验的直 接观察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动物的心脏运动与血液运动》,把生理学确立为科学。自此人 们由认识人体的结构形态进而认识活体的生理功能,开始了近代医学的新时代。

18、19世纪,近代医学取得了巨大进展,主要标志为实验生理学的发展,细胞病理学的 建立,科学的微生物学说的兴起。近代医学研究均以实验观察为基础,用实验中观察到的事 实来做结论。它们的特点为:分门别类,各自孤立的研究,由于分门别类的研究,积累了许 多新的事实,引起了近代医学进一步分化。例如比较生理学、病理生理学、病理解剖学、胚 胎学、微生物学等,都形成了独立的学科。

2.2 新世纪当代医学研究的发展

二十世纪当代医学发展的特点是人们的认识向微观的深入和宏观上的扩展,自然科学分科的 进一步发展,互相错综,形成一个网络式的整体系统。医学科学也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重大 成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形成了新的历史特点。当代医学科学发展具有既高度分化又 高度综合的新特点,有力地表明了医学研究既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马克思早就指出了科 学统一的前景,他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 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

医学的分化趋势与整体化趋势:①新技术提供现代化研究手段,对人体和疾病的研究达到分 子水平,正向量子水平前进。这就促进了学科的高度分化,例如,当今的遗传学就发展了许 多分支,诸如:毒理遗传、免疫、生态、行为遗传学等。传统外科也出现了许多分支,例如 :普外、胸外、脑外、显微外、移植外、整形外等。②整体化趋势主要表现为临床与基础的 统一,预防与临床、基础的统一,例如:环境医学、人体力学,生物材料学等。大生物学的 诞生就是当代医学高度整体化的重要标志,它是把地球上所有以生物为研究对象或研究材料 的学科集合起来,对比它们的特性、相互关系及其地球环境对它们的影响。如地球温室效应 、厄尔尼诺现象等。此外,中西医理论上的结合也变成可能。西方医学的成功是分析方法和 手段的胜利。而它的缺点主要是缺少整体观与系统论造成的。西医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将是 在实证科学的基础上,吸收系统与整体论的观点,走向生命现象的复杂系统论。这就是生物 模式向“环境-社会-心理-生物”模式转变的基础,也为中国传统医学与西方现代医学在更 高层次的结合、创立“统一医学”提供了可能性[2]。

总之,新世纪的医学科研正向两极方向高度发展,一方面向细胞分子、量子、纳米生物学深 入。另一方面,则向有关种群生态及生物圈的研究领域展开。学生必须从这些医学科研导论 中理解这些前瞻性知识对将来医学临床和科研的重要性,增加对医学的兴趣和作为医生的责 任感。新世纪医学的任务将从以防病治病为主逐步转向以维护和增强健康,提高人的生命质 量为主,未来寻求医学服务的不仅是患者,还有相当数量的正常人。寻医问诊的不仅是身体 缺欠,更多的是得到生活指导和心理咨询,医生开出的不仅是药方还有生活处方。

3 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是以研究自然界物质运动规律为直接目的的,在实验中,人们可以根据科学研究的 目的和要求,借助一些特定的仪器和设备,造成在研究中某些对象所需要的特殊条件,控制 某些因素或排除一些不利因素,把要研究的问题进行精细地、反复地观察和研究,最后得出 科学结论。科学研究史的无数事例说明,科学研究已经成为科学知识新的源泉。医学院校学 生需要掌握以下几方面科研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

3.1 医学研究的特点

医学研究是认识疾病,掌握它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提示健康与疾病的转化规律。因研究的对 象为人体本身,故在形态学、生理学具有生物学属性外,在语言、思维和社会生活上又具有 社会属性,因此人体现象不能笼统用一般生物学规律来解释。另外,许多医学实验和观察不 允许按研究者的意愿在人体上直接试验。

3.2 掌握医学科研的基本程序

①问题提出:爱因斯坦曾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 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 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可见,提出科学问题,尤 其是提出概念清晰的难题,更能对科学进步起到真正的推动作用。因此,学生应培养善于观 察、发现问题的好习惯。②假说建立与验证:根据经验和知识,包括文献、大体分析对象的 内部联系,提出对该问题的可能答案或解释,这种预先答案叫假说。进行医学基础或临床实 验均需先提出假说,然后通过实验设计、观察、统计等来对假说进行验证。③结论与资料解 释:此为科研中更深刻、更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部分。对在实验和临床研究过程中收集的大 量资料和数据进行科学的整理和处理,也就是对临床观察的素材进行科学加工,对大量数据 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以便为分析判断,得出科学的结论做好准备。④形成:医学论 文是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完备的医学论文应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和创新性。

3.3 需掌握科研课题的选定

3.3.1 掌握选题的基本要求 ①要有科学性:表现为科研设计是否严密、合理 ,研究方法是否正确、完善等。②要有创新性:科研忌无意义重复前人的工作。选题的创新 表现在研究方法、设计是否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改进、提高和创新。③具体明确:医学研究 的选题必须经过严格的核对、分析,真实明确地反映客观存在的事实。对题目的选定要明确 ,不能含糊不清。④适当实施手段:慎重考虑本人技术水平和所在单位的设备状况,不能脱 离本人和单位具体情况。

3.3.2 需掌握选题的种类 医学科研选题分为:①调查研究:流行病学、卫生 学。②实验观察:生理学、药理学,需要实验条件和观察手段。③资料分析:需要既往的医 疗卫生资料,统计分析,如死因分析等。④经验体会:在自己的研究基础上着重对某一问题 进行探讨。总之,科学研究是医学工作者的重要工作之一,然而,有关的科研方法在医学院校教育中较 少涉及,仅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作为一般内容简要介绍。因此,许多医学本科生毕业后不知 怎样进行科学研究。2000年《中华外科学杂志》的退稿率为74.49%,退稿稿件中科研方法不 正确者占76.25%[3]。表明在医学科研工作中,科研方法的不合理应用已成为一种 普遍现象。要弥补医学工作者的这一缺陷,必须加强在校医学生的医学科研能力的培养。开 设医学科研导论课程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应引起各类医学院校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经济学哲学手稿[M].1844,42:128.

[2] 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编写组,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M].长春:吉林人 民出版社,1998:648.

第4篇：行为遗传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面孔特异性假说；专家假说；面孔加工；行为遗传学

分类号：B842.2

对于人类来说，面孔是一类具有特殊重要性的视觉刺激。人类属于高度社会性的生物，社会交往活动丰富并且频繁。能够迅速而准确的识别其他个体是实现这些社会功能的必要条件，面孔则是我们识别其他个体最为重要的线索。面孔提供给我们丰富的信息，首先是关于面孔所属个体的身份(faceidentity)的信息。我们能够记住很多熟悉的人的面孔，即使过了很长的时间也能准确辨别出来；我们还可以很容易的学习新的面孔，从众多的路人中认出某个曾有一面之缘的人；即使面对多个完全陌生的面孔，我们也可以轻易地发现它们的不同并加以辨别。除了个体身份的鉴别外，我们还从面孔中获得社会性的信息(social aspect of face information)。看到一张面孔的图片，即使仅是短暂的扫视，我们就可以获得图片中人的性别、大概的年龄、表情以及眼光注视的方向等众多的信息，并且这些判断很少出错。由此可见，面孔的确对人类有着特殊的意义，而我们也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渐获得了超于寻常客体的面孔加工的能力。由于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面孔一直受到研究者们广泛的关注。这里关注的是面孔个体识别(face identity)方面的研究，而面孔情绪(facial emotion)、眼光注视方向(eyegaze)等社会性信息的加工研究则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1.面孔特异性(face-specific)的研究

人们对于面孔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Yin(1969)的研究中就比较了面孔和房屋的倒置效应(inversion effect)。所有客体在被垂直旋转180度呈倒置(invert)状态时，和正立(upright)的条件相比，我们对它的加工能力都有所下降，这个现象被称为倒置效应(inversion effect)。但是Yin在他的研究中发现面孔加工受倒置的损害程度比其他种类客体更严重，从而提出了面孔特异性的假说。Fodor(1983)在他的《Modularity of Mind》一书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模块化(modularity)”理论，认为人类大脑进行各种认知操作是通过多个并行且相互可分离的模块来完成的，并提出两种可能的模块组织方式：一是不同的模块加工不同的信息内容(如声音、空间知觉、视觉运动等等)；二是不同模块负责不同类型的加工(如分类、判断和意志等等)。那么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面孔特异性加工的模块呢?换句话说，面孔识别是区别于其他客体、领域特异性(domain-specific)的，还是和其他客体分享共同的、领域普遍性(domain-general)的机制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后续来自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和神经生理学的研究为揭示面孔识别的本质提供了大量的实验证据。

1.1行为水平的研究证据

认知心理学对成人的行为研究认为，面孔加工的特异性来自于面孔的整体性加工。自1969年Yin从面孔与房屋的倒置效应研究中提出面孔的特异性之后，大量的认知行为研究关注面孔加工与倒置效应这一现象之间的关系。共同的发现是，在面孔刺激被倒置后被试对面孔的识别能力显著受损，具体表现为反应的正确率下降、反应时间增加。穆尼两色面孔(Two tone Mooney face)这个实验现象可以很清楚的反映出倒置的影响。穆尼两色面孔是一类黑白两色的面孔图片，这类图片在正立时可以很容易的被知觉为人类面孔，但是一旦被倒立后则很难被识别。倒立的面孔图片中究竟是什么信息的加工受到损害了呢?

对这个问题主流的解释认为，与其他非面孔客体相比，面孔的加工是基于一种整体性的加工(关于整体性加工的定义，有confignral和holistic之争，在这里采用confignral不加以区别)，即面孔的加工依赖于各个器官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倒立正是破坏了对这种相对的位置关系的加工；非面孔的客体(如房屋、椅子等)则主要是基于局部性质的加工(part-based process)，因此受到倒置的影响相对很小。后续关于面孔倒置效应的研究(Freire，2000；Le Grand，2001；Leder,2000；Mondloch，2002)进一步比较了倒置对面孔的整体性(configural)信息和局部性(part)信息的加工的影响程度，发现倒置只是显著的破坏了面孔的整体性信息，对局部的特征信息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些实验调控了面孔的局部特征(part)或者各部分的空间距离(configural)，而保持面孔刺激的其他特性不变，结果发现只有在改变空间距离(configural)的条件下存在显著的倒置效应。研究者据此认为面孔的整体加工在倒置时被破坏，而原本基于局部特征加工的其他非面孔刺激在倒置后的加工不受影响，这也解释了Yin提出的面孔区别于其他非面孔客体的特异性。

支持面孔整体性加工的证据还来自于另外两种实验效应：“局部―整体效应(part-whole effect)”和“合成效应(composite effect)”。局部一整体效应是指当面孔中某一局部特征(如Bill的鼻子)被置于原始面孔中同时呈现时，对这一局部特征的记忆和识别能力要远远高于该部分单独呈现时(Tanaka。1993)。这个结果说明整体面孔的呈现对某个局部的信息的提取有帮助作用，因此局部一整体效应也支持面孔是基于整体性编码加工的观点。而合成效应则是从相反的角度证明了面孔的整体性加工优势。Young(1987)的研究中将面孔图片水平分割成上下两个半部分，并将某人的上半部分面孔和另一人的下半部分面孔拼接起来。当上下对齐接合(aligned)时，受下半部分面孔的影响，被试很难识别出上半部分面孔的身份；而当上下错开接合(misaligned)时，下半部分面孔对于上半部分面孔的影响作用则很弱。研究者将此效应解释为：在对齐接合的条件下，上、下两个半部分融合成一个新的面孔，被试在对上半部分面孔进行加工时会受到融合的新面孔的影响；在错开接合的条件下面孔的整体性受到破坏，这种影响也就不存在或者减弱了。

1.2猴子单细胞记录与人类新生儿的研究证据

来自猴子大脑单细胞记录的研究发现，在猴子

颞下回皮层(inferior temporal gyrus，IT)存在对面孔特异反应的神经细胞(face-specific cell)(Perrett。1982；1991)。当不同种类客体刺激呈现给猴子的时候，这些细胞只选择性的对面孔类的刺激(包括猴子的面孔和人类的面孔)有高频率的神经发放，但对于其他非面孔的刺激没有反应或者反应微弱。即使面孔刺激的空间频率、表面颜色还有对比度发生变化，这些面孔特异性细胞的反应也并不随之变化，证明它们并不是对那些初级水平的视觉信息敏感，而确实是对面孔有特异的选择性反应。

人类新生儿的研究也为面孔特异性提供了重要证据。研究发现人类新生儿对与面孔具有类似模式(face-likepttern)的刺激有趋向性的反应(Johnson，1991)。类面孔模式是指在椭圆形轮廓内按照眼睛和嘴的位置二上一下的分布三个点。新生儿虽然还没有获得任何对于面孔的加工经验，但是与控制组刺激相比，新生儿盯视类面孔模式的刺激时间更长，说明他们对于面孔模式的刺激有先天的选择性。

1.3正常成人的神经水平的研究证据

以上行为学的证据为面孔的特异性加工机制提供了很多的启示，但还是未能解释面孔加工特异性的本质。认知神经科学和神经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为面孔特异性提供了神经层面的证据。在这里最主要的证据来自：核磁共振功能成像(fMRI)研究发现的面孔区域FFA(FusiformFace Area)，事件相关电位(ERPs)研究发现的面孔诱发脑电成分N170，以及脑磁(MEG)研究发现的面孔诱发成分M170。

继在猴子大脑IT区发现对面孔有特异选择性反应的细胞之后，Kanwisher(1997)等人用核磁共振技术在人类大脑的颞叶梭状回(fusiform gyrus)发现一个区域，当向被试呈现包括面孔在内的多类客体时，该区域对面孔类刺激反应的Bold信号超过对其他种类客体反应的两倍，该区域因此被定义为面孔区域(FFA，Fusiform Face Area)。Kanwisher等人在研究中详细的控制了任务的难度，同类客体的相似性(是否具有相同的构形configuration)，发现无论其他的条件怎样变化，FFA的反应只是随着面孔刺激的出现而升高，和实验任务以及客体的相似性无关。Kanwisher等人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还发现FFA区对倒立面孔的反应只是略低于正立面孔，但仍显著的高于对其他非面孔刺激的反应(Kanwisher,1998)。另外脑电的研究发现N170成分是一个和面孔加工相关的脑电负波，它一般出现在面孔刺激呈现后的170ms，出现的位置位于大脑的颞顶联合区(occipitotemporal region)(Bentin，1996；Jeffreys，1996)。和FFA类似，相比于其他非面孔类刺激，仅有面孔刺激的加工可以诱发N170出现；倒置面孔也可诱发N170，但时间会延迟10ms，其他非面孔的倒置刺激则均不能诱发N170。类似的证据也来自脑磁研究发现的脑磁成分M170(Liu，2000)。这些证据都表明面孔的加工在人类的大脑中可能具有区别于其他非面孔类客体的特异性的神经机制。

1.4脑损伤及发展性面孔失认症(pmsopagnosia)病人的研究证据

如果正常成人的神经系统中存在着独立于其他非面孔客体的面孔加工机制，那么当负责该机制的皮层区域出现问题或受到损伤时，应该预期个体的面孔加工能力会受到严重损害，而对其他非面孔的刺激的加工应该相对完好。对脑损伤以及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病人的研究正是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

面孔失认症(prosopagnosia)病人在识别和记忆面孔中存在严重的缺陷，但相对于另外一类更广泛的客体识别障碍的病人(agnosia)，他们对于其他非面孔的客体的加工能力通常是完好的。面孔失认症的病人按照病因可以分为损伤(或病变)性和发展性两类：前者的认知能力损伤源自大脑局部的外伤或血栓导致的组织坏死；后者通常没有可以明确报告的受损事件，但先天具有可能来自家族遗传性的面孔识别障碍。面孔特异性理论强调面孔具有独立于其他非面孔类客体的特异性加工机制，最有力的支持来自面孔失认症病人的双分离(doubledissociation)证据。Scrgcnt(1992)等人测试面孔失认症病人的结果表明他们在面孔识别任务中表现显著的受损，但对其他非面孔类客体的加工依然完好(see also Duchaine。2000；2003；2004)。相反的，Moscovitch(1997)的个案研究证明，患有客体识别障碍(agnosia)的病人CK的面孔加工能力完好无损。

关于面孔失认症和FFA之间关系，有研究发现大脑FFA区域损伤的病人面孔加工能力严重受损，说明FFA区域的完好是具有正常面孔加工能力的必要条件；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发展性面孔失认症的病人他们的FFA区异常，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探索。另外关于面孔失认症病人的脑电研究报告，对应于他们受损的面孔识别能力，病人的脑电N170成分的强度(amplitudes)也显著小于正常人(Bentin，1999)。

2.反对的声音：专家(Expertise theory)理论

正如科学研究中大多数的问题都存在着争论，面孔特异性理论也有众多的反对者。反对声音中主导的观点来自Carey、Gauthier等人提出专家理论(Diamond，1986；Gauthier,1997；1999；2000)。该理论最主要的观点是：面孔并不特异于其他种类的客体。专家水平的加工模式才是问题的关键。客体按照不同的相似程度有两种水平的加工类型：初级水平的辨别(basic-level discrimination)指区别外形轮廓完全不同的种类。比如判别某个客体是椅子，而不是狗，或者汽车；次级水平的辨别(subordinate-level discrimination)指对具有相似结构的一类客体之间进行更精细的区分和辨别，比如识别某一把椅子是A的椅子而不是B的椅子。专家理论认为，次级水平辨别任务中专家(expert)和新手(novel)的行为表现以及调用的加工机制有本质的区别。对于特定种类客体的加工，具有专家能力的个体经过大量的经验积累形成了对该类客体的整体性(configural)加工模式，而新手则采用局部信息的加工模式。面孔之所以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区别于其他非面孔客体的特异性，首先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面孔的加工通常都属于次级水平的辨别任务(判定某张面孔的身份，而不是判别某客体是否是面孔)，而其他的客体则只需要初级水平的辨别；其次由于生存的需要，面孔比其他类客体受到更多的关注，因此所有正常成人都是面孔加工的专家。专家理论

的支持者用上述逻辑来解释面孔加工表现出来的特异性。

专家理论的支持者主要以各种客体专家为研究对象，如果专家对专长客体的加工与对面孔的加工表现出相似的特性，则说明专家理论的解释是正确的，即面孔的特异性是因为特殊的加工模式(整体性加工)，而非刺激的特异性。Carey(1986)等人的研究中证明了有多年鉴定狗类经验的专家(dogexpert)在对狗的辨别任务中表现出和面孔相同程度的倒置效应，并且由控制实验说明这种倒置效应不是来自于对局部细节特征辨别的差异。还有对鸟类和汽车专家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果报告。除了上述对现实客体的专家的研究以外，Gauthier等人专门设计了一套人造客体“Greeble”，并提出培训实验室内“Greeble专家”的方法，为专家理论提供证据(Gauthier，1997)。Ganthier认为实验室培训的GreeNe专家在GreeNe加工任务中表现出和面孔加工类似的特性，比如局部一整体效应和合成效应，但并没有得到类似面孔的倒置效应(Gauthier，1997；1998)。

近些年还有一些关于专家理论在神经水平的研究，试图证明在大脑神经机制上专家模式的加工与面孔加工的同源性。Gauthier在1999年和2000年的研究中分别测试了实验室培训的Greeble专家和现实世界的汽车专家、鸟类专家在进行专长客体加工时FFA的反应，认为FFA是专家模式加工的机制所在而非面孔特有的。关于脑电成分N170的专家理论的研究也有结果表明：专家模式的加工能够诱发N170，Rossion和Tanaka分别提供了来自Greeble专家以及鸟类和狗类专家的证据(Rossion,2002；Tanaka，2001)。

综合以上结果，专家理论的支持者认为面孔加工在行为和神经水平表现出的特异性都可以用整体性加工，也就是专家模式的加工来解释。对于其他种类的客体，只要获得了与面孔同样水平的专家水平，加工也会表现出相似的模式。

3.现存研究的分析

如上来自面孔特异性理论和专家理论两方的研究都得到了大量的研究证据支持自己的理论，双方似乎都有道理但却又不足以驳倒对方的观点，因此关于面孔特异性的问题至今仍在争论中。近年来，虽然该领域内每年都有新的研究结果发表，但两大理论阵营的争论却是有增无减，我们对于究竟是什么存在着特异性这个问题的理解仍然在原地踏步。如何才能系统的分析和理解现有的结果呢?我们认为所有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因素：刺激类型与加工类型。区分这两个因素，能使我们更清晰的理解和归纳这些研究的结果。

视觉系统每天都要加工大量的客体，它们种类繁多、形状各异。我们的大脑是如何组织以完成如此繁杂的任务呢?模块化理论认为，视觉系统是由多个模块组成的，每个模块分别负责其对应的一类加工任务。问题是，这些模块是根据什么原则划分的呢：按客体的种类、颜色、功能，还是其他什么规则?这也正是上述两个理论流派争论的根源所在。面孔特异理论认为，客体识别的模块是依照客体类别划分的，其中面孔刺激因其特殊性由单独的特异化的神经模块(FFA、OFA)负责加工，而其他非面孔的客体由另外的模块加工；专家理论则认为，所有的客体都同时包含整体性信息和局部性信息，我们对于客体的加工也可相应的分为整体性加工和局部性加工，而客体识别的模块应该是依照加工的类型划分的，整体性加工由于经验的塑造作用形成独立的神经模块，从而区别于局部性的加工。对于每个被视觉系统加工的客体来说，首先它具有类别的属性(刺激类型：如面孔、房屋、汽车等)，其次它也同时包含整体性和局部性(加工类型)的信息，因此从理论上来讲两种理论都有成立的可能性。

但需要强调的是，刺激类型和加工类型是客体的两种不同的属性，它们分别从两个独立的纬度描述客体的特征，按照因素设计的原理，我们可以将这两个属性做2×2的正交分解来详细探讨客体识别的机制及其模块化的问题。横轴方向代表刺激类型，此因素分为两个水平：面孔和非面孔客体；纵轴方向代表加工类型，也分为两个水平：整体性加工和局部性加工。这样我们得到视觉客体加工的2×2共四个子成分：I象限代表对面孔类刺激的整体性(信息的)加工，Ⅱ象限代表对非面孔类刺激的整体性(信息的)加工，Ⅲ象限代表对面孔类刺激的局部性(信息的)加工，Ⅳ象限代表对非面孔类刺激的局部性(信息的)加工。若以象限的划分来代表视觉神经系统中的可能的模块划分，则前述面孔特异性与专家理论的观点可分别用图7b、7c和7d表示如下：首先要指出的是，面孔特异性的理论村在着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初期的研究强调面孔的整体性加工特异于其他的客体，即是图中第1象限为一独立模块(图7b)；后来随着研究技术的发展，面孔特异性理论的支持者逐渐认识到面孔刺激本身即具有特异性，无论是它的整体性加工还是局部性加工都和非面孔的客体具有不同的机制，即是图中I、Ⅲ象限共同属于一个独立的模块(图7c)；而专家理论则始终强调经验形成的整体性加工具有特异性，而无关乎客体的种类，即是指图中I、Ⅱ象限同属于一个独立的模块(图7d)。因此，我们根据上述的分析归纳出3种可能成立的假设：1)面孔整体加工特异性的假设；2)面孔刺激特异性的假设；和3)专家加工的假设。下面将非别针对这三种假设总结其支持和反对的证据，以便更好的理解目前研究的进展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

3.1面孔整体加工特异性的假设

面孔特异性的理论有着一个发展的过程，早期关于面孔特异性的行为研究主要讨论的问题是面孔的整体加工是否是特异的。从1969年Yin提出面孔的倒置效应开始，大量关于倒置效应的研究指出倒置的面孔主要是整体性信息受到了破坏，因此认为面孔整体性加工具有特异性(Farah，1995；Rhodes，1994)；另外还有局部一整体效应和合成效应的研究，虽然研究的范式有所区别，但研究结果也证明了面孔的整体加工模式异于非面孔的客体，从而支持面孔整体加工的特异性(Tanaka,1993；Young，1987)。这里提出的第一个假设：面孔整体加工特异性的假设即是对这类研究观点的总括。

这部分研究的观点首先受到专家理论支持者研究的质疑(Diamond，1986；Gauthier，1997；Ashworth。2008)。他们的结果证明，对于某类非面孔客体(e.g.Greeble)具有专家能力的人在完成相关的任务时表现出了和面孔类似程度的倒置效应，倒置效应不是面孔专有的；其次，面孔特异性理论后续的研究也发现倒置不仅破坏整体性信息同样也影响局部信息的加工，前人关于面孔整体(eonfigural)信息和局部(part)信息的倒置效应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没有控制两种任务的难度，Part的任务没有出现倒置效

应是因为正立条件下正确率已经达到了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Yovel，2004)。这样作为监测标准的倒置效应，它本身的机制就是一个未明问题，因此任何建立在倒置效应基础上的结果都缺乏理论支持。

3.2面孔刺激特异性的假设

如上所述，面孔整体加工特异性的假设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而随着研究技术的发展，近年来fMRI和行为研究结果发现，面孔的局部加工(part-basedprocess)也存在一定的特异性。如行为测试的研究表明面孔的局部信息加工也有倒置效应(Riesenhuber，2004；Sekuler，2004)；并且面孔局部信息的加工和整体信息的加工都发生在特化于面孔加工的脑区FFA(Yovel，2004；2005；Kanwisher，1999)。这些结果引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观点：面孔之所以特异，不仅仅是因为整体性加工而特异，而是面孔这类刺激本身也存在特异性，即我们的第二个假设――面孔刺激特异性假设(Kanwisher，2006)。面孔刺激特异性的假说认为，面孔刺激本身特异于其他非面孔的客体，除上述行为和fMRI的证据外，ERP和MEG的研究也证明了存在特异于面孔刺激的神经电信号N170和M170(Bentin，1996；Jeffreys，1996；Liu，2000)。另外近年来对面孔失认症病人的多篇研究报告结果也支持了面孔刺激的特异性假设(Duchaine，2000；2003；2004；2005；Riddoeh，2008)。尤其是两份研究分别报告的面孔与非面孔刺激的双分离结果，有力地证明了面孔与非面孔刺激可能存在相互独立的加工机制(Sergent，1992；Moscoviteh，1997)。

但这些研究仍然受到专家理论研究者的反对。首先，专家理论研究者认为FFA、N170等神经成分并非特异于面孔刺激而是特异于整体性加工，并且从行为水平到神经机制水平的研究分别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明专家水平的整体加工也可以激活FFA(或者诱发N170)。其次对于面孔失认症的研究，由于个案之间存在差异，有研究认为一些个案反映出的面孔认知能力的缺陷可能是由更广泛存在的整体性加工的缺陷所导致的，患者之所以仅表现出对面孔刺激识别的缺陷，是因为相比与其他种类客体来说面孔的识别需要更多的整体性加工(de Gelder,2000；Li.2007)。

3.3专家加工的假设

专家加工的假设认为在客体识别的过程中，整体性加工才是具有特异性的模块，与客体的种类无关。当对于某类刺激进行次级水平(sub-ordinatediscrimination)的辨别时，加工就会采取整体性的模式，而经验的累积(即成为专家)对形成这种整体性的加工模式十分重要。这种专家性的加工模式存在特异性，有别于新手水平的、基于局部性信息的加工模式。专家理论的研究者从行为水平、神经水平到脑损伤病人的各方面研究分别提供了支持该观点的证据。从行为水平证明专家模式的加工能够得到与面孔类似的倒置效应，到神经水平证明FFA的激活和N170都是由整体性的加工诱发的，这些神经活动代表的是对同类别的客体次级水平的识别加工，而不是面孔刺激特有的。

对专家理论的批判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认为研究的方法存在问题(Kanwisher，2000)。首先人造的客体Greeble有一些跟面孔很类似，有可能被当成面孔来学习；其次Gauthier在证明FFA和专家加工模式的关系的研究中定位FFA的方法与Kanwisher在1997年定位的方法不同，而且定位出的FFA位置也有很大出入。二是近年的研究结果表明，面孔加工的种族优势效应(race effect，对同种族的面孔加工优于对外种族面孔的加工，通常认为反映了学习经验对面孔识别的影响)不仅存在于对面孔的整体性信息的加工(configural process)中，同时也存在于对面孔局部信息的辨别(part-based process)任务中(Hayward，2008)。这说明学习经验同时影响整体和局部性的加工，因此专家理论仅用经验来解释面孔的特异性显然是有问题的。

综上，两种理论流派各持己见相争不下，虽然近年来不断有新的研究结果发表但并未能解决争论，总结起来原因有二。第一点原因是实验设计方法的问题：大部分研究只考虑刺激、加工类型二因素之一，或将两者混为一谈。比如一项研究比较了面孔刺激与房屋、眼镜等刺激的倒置效应大小，面孔刺激假说认为面孔有更大的倒置效应体现了面孔刺激的特异性；而专家假说则认为这反映了整体加工的特异性，面孔刺激的倒置效应之所以更大，是因为相比与非面孔的客体一般人都是识别面孔的“专家”。再比如另一项研究证明了Greeble专家对面孔和Greeble有类似的倒置效应，专家理论解释为是经验形成的专家模式的整体加工所导致，而面孔特异性理论的支持者则强调刺激类别的特点，认为此结果由于Greeble本身形似面孔导致。这个设计方法上的问题可以通过改善实验设计来解决，即将刺激类型和加工类型两因素同时作为实验的变量，如图7示意进行2X2的因素设计。而争论未决的第二个原因是由面孔刺激本身的性质决定的，面孔特异性理论强调面孔刺激的特异性，实质上可以理解为由先天因素决定的面孔与非面孔的差异；而专家理论强调学习经验对专家模式加工的塑造作用，认为后天的环境因素才是关键。面孔刺激对人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既可能从先天遗传角度就决定了我们的神经系统组织方式，同时也无疑使每个人都在成长中获得了更多的经验而成为识别面孔的“专家”。先天和后天的影响在面孔识别这里似乎是密不可分的，除了极少数的人(识别狗、鸟或者汽车的专家)之外，面孔的这一特性也使它无法与其他种类的客体进行公平的比较。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想办法将先天因素和后天的经验二者分离开。

4.解决争论的新思路

从前部分的分析可以得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分离“基因与环境”两种因素。面孔对于生存的特殊意义，这一点可能不仅存在于人类身上，从猴子单细胞记录的研究就可以推测，这种面孔的特异性可能随着生物的进化更广泛的存在于多个物种。Johnson对人类新生儿的研究也证明了，人类新生儿在没有任何后天学习的经验之前就先天的表现出对面孔模式的刺激的选择性偏好(Johnson，1991)。这些结果都提示我们，面孔区别于其他非面孔刺激的特异性很可能从基因遗传的水平就表现出来，这一点和那些为数极少的狗类或者鸟类专家具有的特殊能力(或者是专长于识别只出现了一百多年的汽车的能力)相比是有本质区别的――后者无论如何也不能从基因的水平上影响个体的认知加工。问题是，面孔可能存在的先天特异性也导致了后天选择性的积累更多加工经验，所以每个正常成人都是面孔识

别的专家，而只有极少数人具有识别其他客体的超常能力(Diamond，1986)。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一般被试测得的面孔加工的反应既可以解释为先天具有的面孔特异性，也可以解释为后天更多的练习经验的结果。目前支持面孔特异性假说的研究之所以受到专家理论的反驳，原因之一就在于研究中并没有控制后天经验对面孔识别的影响这个因素。只要我们可以排除后天经验的影响，从遗传的角度证明面孔的特异性在基因水平已有所表达，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面孔特异性的问题。

分离基因与环境两种因素对某种心理现象的影响，双生子研究(twin study)是有效的方法。研究面孔特异性是否受到基因水平的影响，我们也可以使用双生子研究的方法。双生子根据其遗传学的特征可以分为同卵双生(identical twin)和异卵双生(fraternaltwin)。异卵双生子由不同的受精卵发育，他们的基因相似度从统计上来讲是50％，与一般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似度相同；而同卵双生子拥有完全相同的遗传因素，他们的基因相似度为100％，因此从先天遗传的因素考虑。同卵比异卵的相似度要高出50％。而另一方面对于后天环境经验的影响来说，在同一个家庭成长的双生子，无论是同卵还是异卵我们都可以认为他们受后天环境影响的相似程度是完全相同的。这样，当我们比较一组同卵双生子和一组异卵双生子在某个认知任务的行为表现(如反应时或者正确率)上的相关程度时，如果同卵双生子之间的相关显著地高于异卵双生子之间的相关，则两组结果的差异完全归结为那50％基因相似度的贡献，后天环境的影响因素在这里被完全控制掉了。

双生子这个特殊的群体为分离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提供了有利的研究平台，那么如何结合前面提到的“刺激类型”与“加工类型”两个因素来设计实验，以检验三种假设的正确性呢?总结前人的研究经验来看，单一的测验范式显然是不够的，测试的内容必须同时涵盖图7中四个象限代表的客体识别类型：即对面孔的整体性加工、对面孔的局部性加工、对非面孔刺激的整体性加工和对非面孔刺激的局部性加工。为避免争议和因素之间的混淆，首先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测验范式能够分别体现上述四种加工类型。如对面孔倒置效应、合成效应等的测量代表面孔整体性加工的水平：对打乱的面孔中局部特征形状变化的测量则可代表面孔局部性加工的水平(Hayward，2008)：另外对随机点阵中的整体形状的测试和经典的Global-local测试可以分别测查非面孔刺激的整体性和局部性加工的能力(Behrmann，2005)。我们在对两组双生子进行一系列的测试之后，对同卵组和异卵组在各个测验上的表现进行相关度的比较：如果同卵双生子只在整体性面孔加工的测试中比异卵双生子有更高的相关，而在局部性面孔加工测试中没有表现出与异卵双生子的差别，则我们可以推定第一种假设――面孔整体加工特异性的假设是正确的；如果同卵双生子在面孔刺激的整体性和局部性两类测试任务中都表现出比异卵双生子更高的相关，则我们可以推定第二种假设――面孔刺激特异性的假设是正确的；同理，如果同卵双生子表现出更高的相关度的数据出现在面孔和非面孔两类刺激的整体性加工测验任务中，而在局部性加工的任务中没有相关度的差异，则可以推定第三种假设――专家加工的特异性假设正确。总的来说，只要选择的测试范式具有清楚的心理学意义(能且仅能代表四类加工中的一种)，取得的双生子样本量足够，则得到的数据一定会为我们理解客体识别的机制带来重要的启示，其直接反映了先天基因水平对我们认知机制的影响。

上面所述双生子的行为研究仅是未来客体识别领域内理论探索的第一步，后续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从行为测试的结果发现，面孔刺激的特异性在先天基因水平即有所表现(同卵双生子面孔识别水平的相关度高于异卵组)，不难预测，这种相关度的差异在大脑结构以及神经活动的水平上也应该有所表现。下一步我们可以结合脑成像、脑电或脑磁等神经成像的技术进一步研究两类双生子在面孔加工的神经活动水平上的特点。最后，还可结合基因标定等生物技术，从基因一神经一行为三个层面深入的了解面孔特异性的功能机制。这些设想的实现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存在一些技术挑战，但确是彻底解决面孔特异性争论的一个可行的发展方向。

5.小结

综上所述，近年来对于面孔特异性的研究从多个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获得了来自行为、神经以及损伤等多方面的证据。但是对于面孔的加工是否存在特异性这个问题还远未解决，争论的双方由于研究关注的角度和研究的切入点不同导致分歧。

第5篇：行为遗传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　家庭微系统；心理理论；影响机制

分类号　B844

1　前言

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是当今发展心理学社会认知发展领域里的研究热点。它是指个体具有的关于自己或他人心理世界的知识，包括愿望、信念和情绪等心理状态的理解，以及据此对自我和他人行为的解释和预测。心理理论的个体发生和发展机制是目前研究者关注的主要问题，比如幼儿的心理理论发展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影响的过程和机制如何，尚有待深入的探讨。Hughes，Jaffee，Happe，liaylor，Caspi和Moffitt(2005)采用行为遗传学的方法研究了1116对60个月大的双胞胎，发现环境因素解释了该样本心理理论成绩个体差异的绝大部分。由此可见，后天环境对个体心理理论发生和发展的影响极其重要。从生态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生态环境是影响个体发展最重要的来源，发展中的个体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系统与个体相互作用从而影响着个体发展(Bronfbnbrenner1979)。学前儿童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家庭微系统，所以研究者的兴趣主要集中于家庭微系统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

我们在综述和分析文献的基础上，把家庭微系统分为三个子系统，即家庭基本环境子系统、父母与儿童互动子系统和兄弟姐妹与儿童互动子系统。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形成了动态的、发展着的家庭微系统，从而影响着幼儿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其中家庭基本环境子系统属于客观环境，它包括两个变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兄弟姐妹数量类型。父母与儿童互动子系统属于主观环境，它包括以下变量：依恋类型、教养方式、母亲情绪表达和亲子游戏。兄弟姐妹与儿童互动子系统也属于主观环境，它包括以下变量：兄弟姐妹与儿童间的合作冲突和假装游戏。本文通过分析各因素在心理理论发展中的作用，探讨家庭微系统影响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过程和机制，构建家庭微系统影响心理理论的模型。

2　家庭基本环境子系统对幼儿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

2.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主要基于母亲受教育程度、母亲职业阶层和父亲职业阶层(Meins，Fernyhough， & Russell，1998)。有研究者考察了来自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3～4岁儿童的心理理论，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用父母职业声望的社会经济系数来测量)的幼儿，其错误信念任务成绩显著高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幼儿(shatz，Diesendmck， & MartineZ-Beok，2003)。母亲受教育程度、母亲职业阶层、父亲职业阶层与4岁儿童心理理论水平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31、0.37、0.26)，而父亲受教育程度与儿童心理理论水平不存在显著相关(Cutting & Dunn，1999)。然而Lucariello，Durand和Yamell(2007)考察了5岁和6岁儿童推测自我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包括对自我与他人的信念、情绪和知觉的理解，发现高、低两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其心理理论任务成绩并没有显著差异。他们认为，研究结果与shatz以及cuning和DuⅡn的结果不一致，可能是因为测量任务的不同和被试年龄的不同导致的，可能3岁和4岁阶段的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在5至6岁阶段没有持续下去。我们认为最可能的原因是Lucariello等人的研究中所用的被试年龄范围较窄，被试的心理理论测量成绩比较平均，所以很难发现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儿童在心理理论发展上的差异。同时还有可能是由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幼儿心理理论的影响是间接的，前者通过其他中介变量进而影响后者，因此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自变量)由于其他中介变量的影响导致它与儿童心理理论能力(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不稳定。

Lugo―Gil和Tamis-Lemonda(2008)进行了一项纵向研究。在幼儿14个月、24个月和36个月时测量其家庭资源(用家庭人均收入、母亲受教育程度、母亲自身阅读频率、父亲是否与母子同住来测量)、父母养育质量(用母子游戏、挑战性任务和HoME量表来测量)和幼儿认知发展水平佣MDi分量表来测量)，从而考察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家庭人均收入、母亲受教育程度与父母养育质量显著相关。在三个不同时间点上幼儿的家庭资源、父母养育质量与其认知发展能力分数相关显著，并且前两者能持续预测后者。从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的结果也可推测出在测量的三个时间点上，父母养育质量在家庭资源对认知能力水平的影响中可能起着完全中介作用。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家庭资源中母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收入与父母养育质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值较大。本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客观环境对幼儿认知能力的影响是通过父母养育质量这一中介变量起作用的。我们推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幼儿心理理论能力的影响可能是通过父母与儿童互动子系统这一中介系统而起作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自变量)通过影响父母与儿童互动子系统中父母教养方式、亲子游戏等因素(中介变量)，进而影响儿童心理理论能力(因变量)。具体而言，父母与儿童子系统中的依恋类型、教养方式、情绪表达和亲子游戏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儿童心理理论过程中的中介变量(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2004)。但儿童认知能力与作为社会认知功能的心理理论能力存在差异，因此该并行多重中介模型(见图1)有待实证研究加以验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儿童，其母亲受教育程度高，因此她们可能更倾向于采用民主型健康的教养方式；同时会更注重与孩子的交流互动，加强与孩子的情感沟通，创设更多与孩子进行亲子游戏的机会；家庭经济收入偏高则更可能保证抚养者对孩子照顾的时间和精力，从而更有可能与孩子形成健康的依恋类型，与孩子进行更多的亲子游戏。而依恋类型、教养方式、情绪表达和亲子游戏这些中介变量会在父母与儿童互动过程中对儿童心理理论能力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2.2　兄弟姐妹数量和类型

兄弟姐妹数量和类型与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水平具有某种相关关系。家庭中兄弟姐妹数量越

多，儿童的心理理论水平越高(Pemer Ruffmanl & Leekam.1994)。哥哥姐姐能促进幼儿错误信念理解能力的发展，而弟弟妹妹以及双胞胎类型的兄弟姐妹却没有促进作用(Ru‰an，Pemer，Naito & Parkin，1998；Cassidy，Fineberg，BrOwn， & Perkins，2005)。但Peterson(2000)的研究结果与上述结论不一致。他发现具有同辈兄弟姐妹(即年龄在12个月到12岁之间的兄弟姐妹)的幼儿心理理论任务成绩优于独生子女。弟弟妹妹和双胞胎类型的兄弟姐妹与哥哥姐姐一样，都有助于幼儿心理理论的发展。而只有小于12个月和大于12岁的兄弟姐妹才不具有促进作用。McAlister和Peterson (2007)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们经过14个月的纵向研究，发现儿童在3岁初到6岁期间，同辈兄弟姐妹能持续促进儿童的心理理论任务成绩。中国城市儿童缺少兄弟姐妹，但张玉萍和苏彦捷(2007)发现在混龄编班里的4岁儿童，其错误信念理解能力和情绪理解能力都要高于来自非混龄班的同龄儿童。该结论在对4～5岁儿童更大样本的实证研究中再次得到验证(wang & Su，2009)。

从上述研究结果可见兄弟姐妹有助于儿童发展其心理理论能力，但并未发现某种绝对的兄弟姐妹类型具有这种促进作用。也许客观的兄弟姐妹数量和类型并不是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直接因素，而是它们会通过兄弟姐妹与儿童互动子系统这一中介系统，进而影响儿童心理理论。不论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或双胞胎(自变量)，只要兄弟姐妹与儿童之间有经常的互动交流(中介变量)，时常产生合作冲突，进行假装游戏，在这些动态的交往互动过程中，儿童能有更多的机会体验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而促进心理理论(因变量)的发展。而非同辈兄弟姐妹存在一定年龄差距，因此缺乏与儿童间的互动交流(合作冲突、假装游戏)，正是缺乏这些中介变量的作用，因此导致兄弟姐妹数量(自变量)与儿童心理理论(因变量)之间的相关不显著。兄弟姐妹数量类型影响儿童心理理论过程的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如图2所示。

3　父母与儿童互动子系统对幼儿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

3.1　依恋类型

依恋类型作为早期个体人际关系质量的主要变量之一，与个体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关系。有研究发现，3～4岁安全型依恋的儿童错误信念测试分数显著高于不安全型依恋的儿童，安全型依恋与心理理论分数呈显著正相关(Arranz，Artamendi，Olabarrieta， & Martin，2002)。依恋类型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呢?倘若是间接的，那么其影响机制如何?Meins，Femyhough，WainwTight，Gupta，Fradley和Tuckey(2002)加入母亲心理状态术语因素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实证研究。他们在婴儿6个月时，

让母子进行20分钟自由游戏，对母亲使用的适当的心理状态言语和不适当的心理状态言语进行编码。在婴儿12个月时通过陌生情境法测量其依恋类型。在幼儿45个月和48个月时通过表观一现实任务、意外内容任务和意外地点任务测量其心理理论水平。结果发现安全型依恋(自变量)与母亲使用的适当的心理状态言语(中介变量)显著正相关p=0.42)；母亲使用的适当的心理状态言语(中介变量)与幼儿心理理论水平(因变量)呈显著正相关(r=0.34)，回归分析结果也显示母亲适当的心理状态言语(中介变量)能单独预测幼儿心理理论(因变量)，并且能解释其方差变异的11％：并且在控制了母亲使用的适当的心理状态言语(中介变量)后，安全型依恋(自变量)与儿童心理理论能力(因变量)相关关系不显著。由此可见，母亲在与儿童互动交往时所使用的适当的心理状态言语(中介变量)在安全型依恋(自变量)和心理理论能力(因变量)之间起完全中介的作用。并且还有研究表明安全型依恋儿童的母亲在要求自由描述孩子的特点时更倾向于描述孩子的心理特征，安全型依恋到描述孩子心理特征的路径系数为0.363，路径系数显著(Meins，Femyhough， & Russell，1998)。安全型依恋儿童的母亲更倾向于把孩子当作有心理的个体看待，因此她们在儿童早期养育孩子时，不仅仅只关注他们的生理状态，还注重他们的心理状态。从而在与孩子互动交流时更易使用一些心理状态言语与其交流。这些能恰当反映孩子心理状态的言语(Mind-Mindedness)能促进儿童对自己及他人心理状态的理解，进而提高其心理理论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依恋类型(自变量)是通过母亲使用适当的心理状态言语这一中介变量影响儿童心理理论(因变量)的发展。

3.2 父母教养方式

许多研究者考察了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心理理论的关系。结果发现3～5岁儿童心理理论水平与母亲情感温暖理解的教养方式显著正相关(李燕燕，桑标，2006)。7岁组儿童包含意图的信念理解与过度偏爱的教养方式显著负相关，8岁组儿童包含意图的信念理解与惩罚和严厉显著负相关(杜丹，苏彦捷，2009)。不同的结果可能与使用的教养方式测量方法及心理理论能力测量的不同方面有关。另有研究者考察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养方式与心理理论的关系。vinden(2001)研究了3～6岁韩裔美国儿童和英裔美国儿童的心理理解能力与其父母教养态度间的关系。通过父母养育态度问卷测量父母养育风格的三个方面：行为控制、学习自由、自主鼓励度。结果发现英裔美国儿童的心理理论水平与专制型教养方式显著负相关。权威型教养方式与心理理论不存在显著相关。与此相反，韩裔美国母亲一般为专制型教养方式，但5岁韩裔美国儿童的心理理论水平高于英裔美国儿童。由此可见，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并不一致。原因可能是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父母进行教育的行为特征这一中介变量来起作用的。不同社会文化下同一类型父母教养方式的表现并不完全相同，而正是在这些养育表现中父母与儿童的互动特点才是影响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关键因素。

Ruffman，Pemer和Parkin(1999)深入考察了不同父母教养方式下具体的亲子教育特点对3～4岁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通过访谈问父母五个最近刚经历的教育孩子的情境，要求父母描述当时真实的反应做法(如，你记得最近一次孩子向你撒谎的情境吗?你当时知道他／她撒谎了，你是怎么说怎么做来教育他／她的?)。把父母的回答按照4种反应类型(包括情感感受探讨、一般性讨论、训斥反应和不明确反应)进行编码。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情感感受探讨的次数与儿童错误信念理解成绩边缘显著正相关，该变量能够独立影响儿童的错误信念理解能力。而训斥反

应与儿童错误信念理解成绩呈显著负相关，一般性讨论和不明确反应与儿童错误信念理解的相关均不显著。由此可见，具有不同教养方式的父母在具体教育孩子的情境中所体现的言语讨论特点影响着儿童错误信念理解能力。父母在教育孩子的实际情境中，探讨他人的情感感受这类教育策略较之一般性讨论、训斥反应和不明确反应。前者包含更多的与孩子进行心理状态、情感状态的讨论和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通过探讨他人的情感感受，使用更多类型和数量的心理状态术语从而引导儿童正确感受他人的心理，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一般性讨论、简单的训斥，缺乏关于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谈论，因而不利于儿童心理理论发展。这提示我们，仅仅看教养方式(自变量)与心理理论(因变量)的关系，可能很难解释教养方式直接影响心理理论发展的机制。而是在不同的教养方式下，父母与儿童的心理状态谈论方式和内容(中介变量)不同，从而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从上述研究和分析来看，父母教养方式可能并不是直接影响着儿童的心理理论，而是父母的教育特点、与儿童互动交流中心理状态言语的使用在影响心理理论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即父母教养方式通过亲子间心理状态言语的使用(中介变量)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3.3　母亲情绪表达

母亲与儿童互动交流中，情绪情感的表达与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关系。母子游戏过程中，母亲给予儿童的情绪解释与儿童情绪理解能力显著相关(Gamer，Dunsmore & southam-Gerrow，2008)，家长分享情感的行为有利于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马伟娜，洪灵敏，桑标，2009)，并且母子交流过程中母亲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与儿童情绪理解表达分数显著正相关(r=0.66)(McQuaid，Bigelow，McLaughlin， & MacLean，2008)。Symons和Clark(2000)通过纵向研究考察了学前儿童母亲情绪与其心理理论间的关系。在儿童2岁和5岁时，采用自我报告问卷和量表测量母亲的抑郁症状、情境焦虑和特质焦虑、亲子关系中的具体压力、压力应对风格以及社会支持，从而获得母亲情绪综合分数。在儿童5岁时，通过意外内容任务、意外地点任务和抚养者意外地点任务(类似经典意外地点任务，由找物体替换成找抚养者。其任务难度高于意外内容任务和经典的意外地点任务)测量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结果发现儿童2岁时母亲的抑郁情绪能预测儿童5岁时抚养者意外地点任务成绩，并且这一关系独立于安全型依恋、母亲敏感性和儿童5岁时母亲情绪水平。对此，研究者认为在孩子发展的早期，具有相对较高但并未达到临床水平的抑郁情绪的父母，倾向于关注婴儿的行为线索、夸大思考婴儿的心理状态，从而在亲子互动中善于使用心理状态术语，进而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由此可见，母亲情绪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过程中，亲子心理状态言语的使用有可能是该过程的关键中介变量，即母亲情绪表达通过亲子间心理状态谈论这一中介变量影响儿童心理理论发展。

3.4　亲子游戏

游戏是幼儿学前期的主要活动，亲子游戏能提供父母与儿童互动交流的环境，大量研究表明亲子游戏能促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但亲子游戏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产生作用的机制尚不清楚。symons，Fossum和colIins(2006)通过纵向研究设计考察了母子游戏中心理状态谈论与幼儿后期错误信念理解之间的关系。在幼儿2岁时，对母子游戏过程进行录像，测量母亲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情况。在幼儿5岁时通过一系列错误信念任务测量其心理理论水平。结果发现亲子自由游戏中母亲使用的恰当的愿望状态术语数与幼儿五岁时心理理论能力相关显著(r=0.35)，并且这一相关关系独立于其他因素(母亲敏感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幼儿言语能力)的影响。母子自由游戏中幼儿愿望状态术语数与母亲恰当反映儿童心理或行为的愿望状态术语数显著相关，幼儿认知状态术语数与母亲恰当的认知状态术语数呈显著相关。这表明母亲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能影响孩子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并促进孩子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针对研究中母亲认知状态术语不能预测幼儿5岁时的心理理论能力这一结果。研究者认为可能在儿童年龄稍大些的阶段，这种促进作用才能显现出来。symons，Peterson，slauester，Roche和D0yle(2005)也发现母子共同阅读书籍和讲故事任务中使用到的心理状态言语也与儿童心理理论能力显著相关(r=0.54)。这些研究都提示了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在亲子游戏促进儿童心理理论能力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亲子游戏中，母亲使用心理状态术语能为儿童提供思考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的机会、环境，进而促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我们推测亲子游戏部分通过心理状态谈论这一中介变量影响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4　兄弟姐妹与儿童互动子系统对幼儿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

4.1　合作与冲突

家庭中儿童与兄弟姐妹之间合作、冲突的互动交往过程可能会影响儿童心理理论能力发展。Cutting和Dunn(2006)考察了4岁儿童与兄弟姐妹间交往质量和其心理理解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观察和记录儿童在谈话中所说的每个句子。计算具有合作性假装、冲突、非交流等特征句子出现的频率。结果发现儿童错误信念理解和情绪理解成绩与儿童的合作性假装句子数呈边缘显著相关，与冲突句子数呈显著负相关。这提示我们，儿童在与兄弟姐妹的合作、冲突过程中，包含心理状态言语谈论的互动情境，可能会促进他们对他人心理状态的思考、推测和理解，进而促进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Brown，Donelan-Mccall和Dunn(1996)考察了幼儿与兄弟姐妹间合作冲突、心理状态术语使用与幼儿错误信念理解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幼儿与兄弟姐妹间的合作(自变量)与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中介变量)相关显著。幼儿与兄弟姐妹交谈中使用心理状态术语(中介变量)与其错误信念理解能力(因变量)相关显著。该研究表明在幼儿与兄弟姐妹间合作冲突促进儿童心理理论能力发展的过程中，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可能起着部分中介作用。Foote和Holmes―lonergan (2003)研究了3～5岁儿童和兄弟姐妹间的冲突与其心理理论能力的关系。研究者对儿童与哥哥或姐姐的自由游戏过程录像15分钟。测量游戏里冲突过程中所使用的心理状态术语和三种不同类型争论(即他人引发的争论、自己引发的争论和无争论)出现的频率。结果发现儿童心理理论水平与他人引发的争论呈显著正相关、与自己引发的争论不相关、与无争论显著负相关。同时冲突中使用的心理状态术语与他人引发的争论显著正相关(r=0.47，p

显著预测儿童心理理论成绩、而自我引发的争论不能预测儿童错误信念任务分数。从该结果我们可推测他人引发的争论与自我引发的争论不同在于前者会使用更多的心理状态术语，而后者的使用量较少。他人引发的争论对儿童自身的冲突影响更大，从而引发儿童理解、考虑他人心理状态的程度更大，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数量更多。而自身引发的争论对儿童自身的冲突感较前者更弱，很难引发心理状态术语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量不同，进而对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促进作用也不同。由此可见，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在合作冲突促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过程中可能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4.2　假装游戏

假装游戏是幼儿与兄弟姐妹间交往的重要内容。在假装游戏中，幼儿将一个物体表征为另外一个物体，从而提高幼儿的心理表征能力，促进其心理理论能力发展。但同时在游戏过程中引发的心理状态谈论。可能也是促进儿童心理理论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Hughes，Fujisawa，Ensoe，Lecce和MaTfleet(2006)考察了两岁幼儿和兄弟姐妹之间游戏质量(假装游戏频率、互惠游戏频率)、内部状态谈论与其心理理论能力之间的关系。发现当控制了幼儿年龄、语言能力和总体谈论数量后，幼儿与兄弟姐妹之间的游戏质量与其内部状态言语显著相关(r=0.46，p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幼儿与兄弟姐妹的假装游戏促进其心理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内部状态语言的使用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它也许可以解释一部分以前发现的假装游戏对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心理状态术语使用在假装游戏促进儿童心理理论能力发展过程中可能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5　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对幼儿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

从以上论述可见，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是家庭微系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核心因素。symons(2004)也认为心理状态谈论是促进幼儿心理理论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从vygotsky的“内化”角度来解释这一促进作用。实证研究也发现母婴早期互动交往中母亲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能提高儿童后期心理理解能力和情绪理解能力(Ereky―stevens，2008)。儿童在2～4岁期间，母亲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与儿童心理理论能力具有因果关系，前者能显著正向预测后者。而且母亲对各种类型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都能够促进儿童的心理理论能力(Ruffblan，slade， & crowe，2002)。Meins，Femyhough，Wainwright，clark-caneL Gupta，Framey和Tuckey(2003)通过纵向研究考察了母亲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结构效度，以及它对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预测效度。结果发现婴儿6个月时母亲使用的心理状态术语量能独立预测儿童48个月时母亲使用的心理状态术语量和儿童45个月时的心理理论水平。路径分析结果也发现，母亲使用的恰当的心理状态评论与儿童后期心理理解能力具有直接的联系。由此可见，母亲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是母亲自身言语交流的一个稳定性特点，该特点能直接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预测儿童后期心理理论水平。国内研究者通过观察母子游戏过程考察了亲子间心理状态术语、非心理状态术语使用与3～5岁儿童心理理论的关系。同样发现母亲心理状态术语使用、儿童心理状态术语使用与儿童心理理论能力存在显著相关(桑标，李燕燕，2006)。然而Lu，su和wang(2008)发现儿童的心理状态谈论并不能影响其心理理论发展，而是简单的提及他人能促进其心理理论发展。这两个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心理状态言语的测量方法不同所导致。前者通过观察与母亲的游戏互动测得。而后者通过测量儿童的自传体记忆，从儿童的回忆内容中编码出心理状态谈论。关于心理状态术语使用对儿童心理理论的促进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促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机制是当前的研究热点，目前存在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这种促进作用归功于特定心理状态术语词汇的作用(Brown，Donelaan-MccaIl， & Dumm，1996；Cheung，chen， & Yeung 2009)。母亲在与儿童交谈中使用到的心理状态术语(如“想”、“认为”)能引起儿童对心理过程的注意，由此能帮助儿童发展对心理状态的认识和理解能力。第二种解释认为这种促进作用归功于语法。具有心理动词加上补语结构的特定句法结构能促进儿童对错误信念的理解(deslliers & Pyers，2002；莫书亮，苏彦捷，张亚旭，2007)。在母亲使用心理状态动词的句子中，心理状态动词加上补语的句法结构能帮助儿童对心理状态进行理解和概念化，从而促进着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第三种解释认为这种促进作用归功于语用(de R0gnay，Pons，Harris， & Morreu，2004)。例如，当母亲说“小明认为那是一条狗”这句话时，想要表达某人(“小明”)对某个事件(“那是一条狗”)的特定看法。使用这种心理状态术语有助于人们阐释某人特定的心理状态或对于一个给定事件的个人观点，以及各自拥有着不同的看法(Harris，Rosnay， & Pons，2005)。对于以上三种解释，各有不同的证据支持。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影响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6　小结与展望

家庭微系统包含客观的家庭基本环境子系统、主观的父母与儿童互动子系统、兄弟姐妹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