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缩的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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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紧缩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中国 宏观经济 政策 推动 经济发展

纵观我国现有的经济现象，不难发现其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经济变化的形式也变得复杂繁琐。所以，极容易出现经济膨胀或者经济紧缩的现象，而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则是进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控。所以，本文就重点谈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如何推动经济发展。

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概述

（一）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虽然，在不同阶段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不同的，但是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不变的。其主要目标则是促进经济不断增长，使我国就业率增加，保持国际间收支平衡。而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目标则是：抑制通货膨胀，优化内部经济结构，同时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以此来实现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稳定。但是，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要根据利弊得失进行判断，从而制定出合理的经济政策。

（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

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多数为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以及国际经济政策。供给管理是通过调节总供给进行调控经济，从而实现政策目标。需求管理则是按照调节总需求来实现政策目标调节经济的工具。国际经济政策则是对国际经济关系之间进行调节经济的工具。

（三）宏观政策内容

宏观政策内容具体包括：国家为了达到增加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以及有效改进国民经济运行缓慢的现状，为了达到以上目标而制定的具体措施以及指导原则。它还包括国家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确定地区发展策略，以及相关产业的政策、物价政策、收支政策以及物资流通等政策。

二、如何利用宏观经济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明确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

近年来，我国经济较为突出的地方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房屋价格持续走高。第二、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涨。第三、能源价格急剧增高。第四、通货膨胀。所以，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应该出台相对应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这样一来有助于良好的推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对于物价持续走高的情况，我国应该加强对土地的控制，有效的减少土地供应量。同时也应该对房产地行业的资本市场进行合理的调控。例如有效的控制房地产企业上市的数量。对于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涨的情况，国家应该采取有力的物价调控政策。从而及时将物价稳定在一个固定水平上。而对于通货膨胀的情况而言，国家则可以通过控制物价来减少通货膨胀的情况。

（二）中央应及时落实实行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从本质来说则为“中性宏观经济政策”。所谓中性宏观政策即是不同于紧缩性以及扩张性经济政策的调节力度。中性宏观经济政策是一种微调节并且适度进行扩张以及紧缩的政策。所以，将传统的调节模式进行改革，并向中性宏观政策进行过渡。这样一来，能够从客观上有效的抑制诸多企业投资过快的需求，进而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中性宏观经济政策实质的意义。其实质意义在于既要预防通货膨胀的萌芽又在于预防通货紧缩现象再次发生。通过中性宏观政策不但能够解决因为过度投资所剩下的生产能力，有能够抑制过度建设所形成的产能过剩。这样一来就能够有效的实现双方的目的。

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对比较突出的问题进行解决。例如在钢铁、水泥以及机械等投资过热的行业进行调控。并且同时也要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薄弱行业进行大力支持。例如西部开发、农业、以及生态环境等经济薄弱环节进行适当刺激经济内需的工作。这样一来，通过适度的调控，不但能够克服现在所存在的经济问题，又能够让我国经济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所谓的中性宏观调控政策就是将结构与总量的调整结合在一起，并同时将需求以及供给进行结合，将长期与短期发展进行结合，这样就能够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持续稳定。

三、结束语

宏观经济政策作为一项能够有效调节经济问题的手段，能够通过国家或者政府有计划使用，进而达到实现宏观调控经济的政策目标。而宏观调控也是公共财政所具有的职责。具体包括为弥补市场失效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以及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政府分配等一系列行为。虽然，我国向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尚未实现，但是计划经济的影响仍然存在。但是这不能否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所以，中国如果想要有效的推动经济发展，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陈守东，刘琳琳.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J].当代经济研究， 2013

第2篇：紧缩的经济政策范文

这些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靶向”：进行大规模财政刺激，采取等同于美联储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积极货币政策，以及提升日本经济竞争力。显著提高日本经济的竞争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未来数年，安倍经济政策只能依靠前两项。

由于日本的债务与GDP的比值已接近2：1，是全世界最高。日本政府很难在不制造更大的债务负担下在财政刺激政策上有大作为。而负债与GDP比率如此之高，正是因为自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日本政府一直将财政刺激作为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但已经基本失败了。

过去20年，日本短期名义利率一直在0上下徘徊，一定程度上这是由财政政策和其他经济刺激政策造成的。而长期名义利率也一直维持在低位。安倍经济学希望日本央行大规模买入债券及其他资产，以期进一步降低长期实际利率，同时大规模增加银行贷款和货币供给。银行贷款和货币的大规模增加可能会终结多年的通货紧缩，并且使物价回升，这一政策的目标是使物价年均回升2%。

政府希望通过降低长期利率、发放更多信贷来刺激投资和创新，进而持续加快日本经济的增速。而实际利率降低会促使日元在国际市场上贬值，这将导致全球投资者对日本债券和其他资产投资兴趣降低。而日元贬值，这是指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的贬值，将会扩大国外消费者对日本出口商品的需求。

那么，安倍经济政策及其主打手段——央行大规模资产买进，能否有效加快日本经济增速呢？日本正试图效仿美联储——美联储在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大规模买入资产的做法成功地降低了损失，使美国经济复苏起来。美联储的做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QE1），在危机初期即开始实施，试图阻止美国经济陷入大萧条之中；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和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则是在美国经济进入萧条后开始实施，而实施这两项计划的目的是降低失业率，提高GDP增速。

第3篇：紧缩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波动；股市波动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发生了严重的泡沫经济，地价和股价出现暴涨，个人消费迅速上升，银行帐面资产“一夜之间”变大。但是，1990年以后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相继破灭，最后导致整个泡沫经济的崩溃。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出现了劳动力过剩，设备过剩，不良债权迅速增加，个人消费停滞等严重现象，使日本经济陷入了十年的长期低迷。日本的教训值得世界各国汲取。

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那次经济波动中，日本的财政政策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起到了什么作用?为什么日本股市从1985年的11000多点涨到1989年的39000多点，然而又滑落到2002年的8000多点?换言之，日本的财政政策是如何影响股市波动的?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展开研究。

一、财政政策对股市影响的内在机理

现代经济生活中，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变化与股市波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从长期来看，经济周期决定着股市波动的周期，经济波动是股市波动的基础。在一般情况下，投资人会通过观察宏观经济景气情况的变动，来决定自己买卖股票的行为，从而经济波动影响着股市波动。那么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也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股市的波动。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会引起投资者心理预期的变化，从而引起股市波动。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对经济运行趋势的影响确实很大。经济波动的周期决定着股市波动的周期，股市波动虽然有时会与经济波动的趋势发生背离，但最终会趋向于经济波动的走势。

经济政策的变动和经济波动与股市波动，三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当政府发现经济出现问题时，会采取经济政策进行干预，这时股市通过对政策的预期率先做出反应，表现为短期波动；当经济政策对经济波动发生作用后，股市又对经济波动产生反应，产生新一轮波动并对前一次波动进行修正。从经济政策变动到股市波动的路径有两个，一是经济政策的变动直接影响股市波动；二是经济政策变动通过影响经济波动，进一步影响股市波动。

本文重点分析财政政策对股市波动影响的内在机理。财政政策从实施方向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当经历了长时期的良好的经济增长及经济活动后，整个经济会出现投资的增长速度连续几年明显快于GDP的增长，消费的迅速增加引发物价水平迅速上升，社会资金出现流动性过剩等情况。为了避免由于过度投资造成生产能力过剩、过热的需求引发高通货膨胀，从而阻碍经济增长，甚至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的不良影响，这时政府通常会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为经济降温。一方面减少政府购买来缩减财政支出，另一方面开征新税种或提高原来的税率来增加财政收入，从而达到为经济降温的目的；与此相反，当出现经济增长徘徊不前，投资和消费长期低迷，通货紧缩等情况时，政府会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提振经济，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减免税收等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变动对股市波动的影响的具体路径从图1上可以看出：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在心理预期作用下，股市已经开始上涨；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消费需求增加，物价水平开始上涨，人们为了保值进行股票投资，股市会进一步上涨；当政府为了控制经济过热和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特别是紧缩性政策的作用开始显现时，如一些经济指标开始出现下降时，投资者预期经济形势走坏，股市开始下跌。

二、日本1985－2002年间的财政政策回顾

从战后开始，日本一直运用凯恩斯主义理论，不断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期间，日本的经济政策运用地非常成功，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到80年代初，日本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工厂”，成功地挤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林。本文这里主要回顾一下1985―2002年期间日本的财政政策。

为了更好地说明上述时期日本财政政策的变化，首先我们了解一下1980―1984年期间的财政政策。为了抵抗石油危机对经济冲击的影响，日本自1975年开始发行了大量的国债，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结果导致赤字增加，财政状况逐步恶化。为了挽回局面，日本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财政重建计划”(张2005)，其核心内容是：在不增加税负的条件下，缩减财政开支，逐渐摆脱依靠发行巨额国债来维持财政的困境，最终实现财政预算平衡。主要措施有：严格控制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速度，一般会计支出的增长控制在名义经济增长率之下；精简机构，压缩社会保障支出；实行税制改革；推行公有企业民营化。其核心内容就是力争在不增加税收的前提下，减少财政支出，到1984年实现摆脱依靠发行特例国债来维持财政的目标。具体过程为：1980年，以压缩国债发行额为前提，制定了比1979年度减少1万亿日元的国债预算，迈出了财政再建的第一步。1982年开始“零增长”计划，日本政府对财政预算提出规定：各省厅的支出不得超过上年度。然而，由于这时期世界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冲击，导致日本经济增长率降低，因此税收收入也大幅度下降。日本政府不得不再次通过增加国债的发行来解决资金来源，其结果是当初制定的，到1984年实现财政预算摆脱依靠发行特例国债的目标落空。最后把实现这一目标推迟到1990年，实际上到1991年才实现，这就为1987年以后产生泡沫经济埋下了伏笔。

在1985―1900年期间，财政改革继续以紧缩开支为方向，但日本政府为了避免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日元大幅度升值给经济带来的冲击，分别在1985年10月、1986年4月、9月、1987年5月四次实施了扩大内需的政策，特别是1987年5月事业支出规模达5万亿日元，所得税减税1万亿日元(张玉棉2005)。同时，在1987年和1988年实施了两次税制改革，所得税由原来的10.5％－70％、15段降到10％－50％、5段；法人税从42％降到37.5％(童适平2002)。这实际上表明1985年末到1987年间日本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从而成为引发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出现泡沫的一个诱因。股市在政策基本面和宏观经济基本面都向好的情况下，开始一路上涨，发展成股市泡沫。股市的大涨，又刺激了国内需求的迅速增长，整个经济都出现了泡沫。面对一片繁荣的景象，日本政

府的机会来了，1989年开始增设税率为3％的消费税，这虽然为1991年实现赤字为零的“财政重建计划”立了大功，但却和随后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一起把经济泡沫击破。股市泡沫率先破裂，到1989年底股市开始崩溃。特别是1992年开征了“土地持有税”，结果人们纷纷抛出地产，房地产经济迅速衰退，股市也是进一步下跌。

面对泡沫破灭后的经济衰退，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日本政府在1992年3月开始了“经济景气对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具体措施是：围绕公共投资，多次扩张财政支出和减税政策。这一时期财政政策的主要特征是：以恢复经济增长为目标，扩大财政支出和减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缺口通过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低迷。财政支出方面的具体措施详见表1；减税方面的具体措施详见表2。

三、日本财政政策变动对经济和股市波动的影响

1985―1990年期间，日本财政政策实行财政重建计划，但为了防止经济增长放缓，日本政府开始增加财政支出，在1986年和1987年先后出台了财政刺激措施，日本经济1986年出现了小幅调整以后，1987―1990年开始出现加速增长，GDP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4.2％、6.2％、2.8％和5.1％，平均为4.6％，比1986年的2.9％高出了约50％。日本的股市也开始节节上扬，从1985年末的12000点左右上升到1989年末的最高点39600多点，在短短的4年的时间里，上涨了2.3倍，年均涨幅约为60％，远远超过了GDP的平均增长速度，是GDP的平均增长率4.5％的13倍多，参见表3。

在1991―2002年间，GDP增长率从1991年的3.8％迅速下降到1993年的0.3％然后出现反弹，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刺激下，到1996年恢复到3.4％；看到经济开始复苏，日本政府停止了扩张性财政策，再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GDP增长率又开始下降，到1998年为－1.1％；为了挽回局面，1998年4月日本政府又开始加大财政支出，GDP增长率在2000年反弹到2.8％，然后又下降到2002年的－0.5％。这期间从1993年的第一个低点到2002年历时整整9年，这就是著名的“失落的10年”。从1990初开始，日本股市开始一路下跌，到1992年7月跌到了16000点以下，然后开始了调整期；从1992年7月到1996年6月，四年时间内在14500―22500点之间振荡徘徊，从1996年7月又开始下跌，到1998年9月下跌到13400点左右，跌幅高达40％；从1998年10月开始出现反弹，反弹到2000年3月的20300点左右，然后又开始下跌，到2002年底跌到了8500点左右，跌幅58％。

为了进一步形象地说明日本财政政策对经济和股市的影响，我们把1985―2002年期间日本财政支出变化、GDP增长率和股市走势做成一张图来进行观察研究，参见图2。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985―1990年实施财政重建计划期间，日本的经济和股市都处于上升之中；在1992―1996年期间，财政政策刺激了经济的小幅反弹，股市也一样，1996―1998年期间，政策效应消失后，经济开始滑落，股市也随之下跌；1998年4月一2002年，开始重新采取措施后，经济和股市都有所反弹但又很快下降。由此可见，在1985―2002年期间，财政政策先是刺激了经济与股市的大幅度上涨；但在1992年以后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越来越小，到2000以后已经基本失效。

四、结语

1980年以前的日本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起了良好的作用，但却留下了“赤字问题”。在1980―1900年期间，日本的财政政策在解决赤字和刺激经济增长之间徘徊不定，最后导致了泡沫经济的发生。特别是在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日本开始实施略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大了财政的支出。这与它的财政重建计划相矛盾，这也说明政策制定者没有考虑到未来会出现经济泡沫和股市泡沫。从表面上看，到1991年日本完成了财政重建计划，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泡沫经济带来的丰厚的税收收入对日本的一般会计预算平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实际上在1985―1990年期间，日本的财政政策是从泡沫中抽出的资金又放回到了泡沫之中从而导致了泡沫的不断膨胀，最终导致股市泡沫的发生。为防止经济过热而采取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一起击破了泡沫。并在泡沫破灭后，继续加征土地持有税，结果了导致经济走向衰退和股市进一步下跌。

第4篇：紧缩的经济政策范文

英国上月消费价格指数的下降，主要得益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特别是石油价格的骤降。受欧债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出现明显不景气的迹象，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截至5月31日，伦敦金属交易所3月期铜价格较上月底收盘价每吨下跌987美元，跌幅高达11.76%。美国西得克萨斯轻质原油国际市场价格暴跌21.2%，为2008年12月以来的单月最大跌幅。

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让消费者从中获益。随着国际石油价格的暴跌，英国市场上成品油价格出现下降，5月份柴油平均价格为每升1.433镑，较上月下降了0.044镑。同时，市场上的葡萄、香蕉、梨、油桃等水果及蔬菜、矿泉水、饮料价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通胀压力的缓解，使英国政府看到了推行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希望。持续恶化的欧债危机一直冲击着英国的经济环境，政府一直试图通过采取紧缩政策来抵御经济风险。然而紧缩政策也带来了许多副作用，如社会矛盾加剧，经济活动萎缩等。在处理欧债危机问题上，英国需要通过压缩公共开支，来防止希腊悲剧在英国上演，但同时也需要培养自身的经济活力，以健康体魄来抵抗危机的侵害。在这种背景下，英国政府应适时对经济政策给予适度调整，而消费价格指数的下降无疑提供了一大契机，成为扩大量化宽松政策的支撑点。

事实上，自6月中旬以来，英国政府扩大量化宽松的调门就越来越高。14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年度金融会议上表示，他正在同英国央行合力“部署新火力”，因为各方担心欧元区的动荡可能导致英国出现严重信贷紧缩和利率上升。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爵士则提出，“实施进一步货币宽松政策的理由正在增强”。与此同时，英国货币委员会内部支持量化宽松政策的力量大增。据悉，所有委员都认为同5月份相比，6月份通胀风险趋于下行，近期商品价格下滑以及最新的薪资数据显示，通胀前景十分疲软，扩大量化宽松政策比降息更具优势。

第5篇：紧缩的经济政策范文

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的局面，南欧国家的处境也相当不利。不像欧元区的其他国家，它们的负债率要高得多（很多债券由国际投资人持有），支付负担沉重，银行业面临挑战，需要进行经济结构改革。除此以外，两年来一味醉心于施行财政紧缩政策，对经济增长关注不足的结果，更让南欧未来的增长前景雪上加霜。

在这些国家努力挣扎、试图控制经济下滑幅度的同时，它们还面临着通货紧缩和不得不下调利率的压力。随着荷兰、法国、希腊、德国选举活动的推进，欧洲经济政策正在从倡导紧缩转向注重增长，欧元区原有的政策共识正在被逐步抛弃。坏消息是大家已经浪费了两年时间，该地区经济形势更加脆弱，而实实在在的经济结构改革还要多年以后才能取得真正的效果。

让我们从1980年代开始，展望到2020年，集中考虑人均GDP指标，这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南欧地区的经济景气状况。

未来十年间，法国经济状况将与德国大致相当。两国都要到2010年代中期以后，才能恢复危机之前的增长水平。目前，德国略胜一筹，但是到了2010年代晚期，法国有望超越德国，人均GDP达到五万美元以上。

在1990年代初，西班牙经济繁荣程度还要比意大利落后35％至40%，但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前的二十年，西班牙经济增长强劲，尽管先后经历过三次高失业率的冲击。2008年，西班牙人均GDP仅比意大利低10%，到2020年，差距将进一步缩小至5%。

1980年代，葡萄牙人均GDP比希腊还要低40%，三十年后，两国差距缩小至20%，到2020年，还有望进一步缩小至15%。1980年代，法、德、意三国人均GDP水平还大致相当，而数字彼此接近的希腊和西班牙两国，都要比这三个国家低得多。葡萄牙更是大大落后于其他大多数南欧国家。

到2020年，相对富裕的国家（法国）与最为贫穷的南欧国家（葡萄牙）之间的人均GDP差距，将不再是75%，而是50%，这是好消息。

坏消息是，自1990年代以来，意大利经济景气状况持续下滑。未来一段时期，意大利只能与西班牙为伍，经济上已经失去了与德法并驾齐驱的资格。相应地，希腊也已经大大落后于西班牙，如果错误的经济政策持续下去，经济还可能会继续萎缩。

按照在全球经济中的整体重要性衡量，南欧国家经济正在衰退。1980年，他们还可以占到全球经济产出的13%。而到2020年，将缩水一半，下降至6%。

第6篇：紧缩的经济政策范文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货币政策一直在承担维持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防止发达经济体通缩方面的大部分重任。就财政政策来说，它会受到庞大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膨胀的掣肘，许多国家甚至实施紧缩政策来确保债务可持续性。然而，八年过去了，是时候找人接棒了。

作为刺激经济的唯一手段，中央银行被驱使去采取愈发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它们首先将利率削减至零，后来又推出了前瞻指引，承诺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将政策利率维持在零。很快，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又接二连三地启动量化宽松政策，大量购买长期政府债券以降低其收益率。它们还放宽了信贷政策或收购私营资产，以减少私营部门的借贷成本。最近一些货币当局（欧洲央行、日本银行、其他几大欧洲国家央行）已将利率调为负值。

虽然这些政策可以在提振资产价格和经济增长的同时防止通缩，但其效力已达到极限。事实上，负政策利率可能会损害银行盈利，并挫伤其发放贷款的积极性。至于量化宽松政策，央行可能最终会面临无国债可买的困境。

但大多数经济体还远未恢复到正常水平。如果低于正常趋势的增长持续下去，货币政策很可能会耗尽解决这一问题的工具，尤其是经济、金融、政治和地缘政治等尾部风险也对复苏构成影响的时候。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一旦银行减少对私营部门贷款，货币政策可能就变得不那么有效，甚至适得其反。

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将成为唯一剩余的有效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也就不得不承担起更多对抗经济衰退压力的责任。但不必等到央行耗尽弹药，我们现在就应启动财政政策。

首先，得益于痛苦的紧缩政策，赤字和债务已有所下降，意味着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如今至少拥有一些财政空间来刺激需求。此外，央行的近零政策利率以及借助量化宽松措施实现的有效债务货币化，将加强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而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正处于历史低点，使政府在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的同时得以用低廉的成本为赤字融资。

最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需要维修或更换老旧衰败的基础设施，在如今债券收益率极低的情况下，这算是比政府债券回报率更高的投资形式。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增加了总需求，还增加了总供给，因为它有助于提升私营部门的生产力和效率。

好消息是，虽然依旧将紧缩言论挂在嘴边，但G7的各发达经济体似乎准备开始更多地依靠财政政策提振疲弱的经济。

加拿大政府已经宣布了一项计划以增加公共投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决定推迟明年可能导致风险的消费税上调，还宣布追加预算以提高家庭部门的购买力；英国放弃了在2020年之前消灭赤字的目标。

甚至欧元区也有一些动作。德国将在难民、国防、安全和基础设施方面增加支出，同时适度减税。随着欧盟委员会在政策目标和上限方面表现出更多灵活性，欧元区其他地区也能更有效地利用财政政策。如果全面实施的话，“容克计划”将推动整个欧盟的公共投资。

第7篇：紧缩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现调控；政府失灵；主流宏现经济政策；经济泡沫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活动中起基础性作用，以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在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和长期发展战略方面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期时期，宏观经济调控将面临新的挑战。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如何防止“政府失灵”问题

所谓“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干预经济不当，未能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却阻碍和限制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导致经济关系扭曲，市场缺陷和混乱加重，以致社会资源最优配置难以实现（刘俊奇，1999）。具体地说，“政府失灵”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其一，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达不到预期目标；其二，政府干预虽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成本高昂；其三，干预活动达到预期目标且效率较高但引发了负效应。

析“政府失灵”的成因很多，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政府对经济的认识难以完全符合经济规律，即使一定时期抓住了规律，然而规律本身是发展变化的，因而不可能穷尽。进而，政府的决策不可能完全正确；2.政府角色错位。即政府未能恪守其“增进市场论”的基本角色，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过大，超出了矫正市场失灵、维护市场机制顺畅运行的合理界限；3.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是依靠市场主体的驱利动机来实现政府调控目标的。而政府干预的目标、手段可能与市场机制运行的要求、微观主体的目标和情况相冲突。因而，宏观调控的效果不能由政府来完全左右；4.政府的组织机构、运行机制不可能完全统一和协调，因而可能导致政策的制定、执行的非科学化和非理性化；5.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政策的不恰当可能导致“寻租活动‘的大量存在，从而扭曲了经济关系，障碍资源的合理配置。

我国这几年：“政府失灵”的例子主要有：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上市指标搞行政切块分配；贷款权上收，城市合作银行合并，农村合作基金的撤并；允许甚至鼓励行业自律价格的存在；恢复对粮棉收购的管制；物价持续走低；民间投资和消费启而不动等。

当前，我国“政府失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角色错位时常出现，往往干预过度，破坏了市场机制运作的合理界限。这是由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影响还在发挥作用；二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已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还不能充分把握其运行规律。如何克服这两大问题，是我国近期防止“政府失灵”的主要任务。

二、如何实施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转变

关于当前宏观经济中的困境即物价持续下跌（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成因，人们已阐述得很充分了。笔者认为理论界从整体上已达成了共识，只是角度可能不同，在此不再复述（参阅江勇、熊正栋，1999；戴培昆，1999）。

但是人们对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局面的性质判断，笔者不敢苟同。如“经济发展新阶段一个主要的标志就是所谓阶段性有效需求不足”（参见张晓晶，2000），另如1998年有一种“V”型理论认为经济会迅速上升等等，这些把我国当前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看作是阶段性的，即使他们也可能意识到这种局面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存在。然而，我们的观点是：“有效需求不足”是体制改革的结果，搞市场经济就要长期面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更进一步地说，“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的共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

同时，买方市场的形成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主要矛盾已转移。我国的主要矛盾依然是生产力水平的落后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为“有效需求不足”隐含着人们有需求但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这与存款的多少并不等同）。因此，在经济转轨时期，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仍然是如何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不仅仅指总量增长，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增长质量和增长效益。而要提高增长质量和增长效益，退回到原有体制是不可行的，这已为我国的实践所证明；唯一的出路是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宏观调控。而通过深化体制改革，通过市场经济的完善来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增长效益与质量的不断提高，就必须不断扩大“有效需求”。于是，我国的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由过去的以收缩性为基本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变为以扩张性为基本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关于过去的主流宏观经济政策可参见吴晓求，1998）。

然而，政府在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约束下的宏观调控力度不足，手段选择和效果还很不理想。如1998年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以拉动内需，确实起了一些作用。但从1999年上半年国有经济增幅下降的事实表明，这次宏观调控只是启动了国有经济的短期增长；虽然1999年财政政策、收入政策着眼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参见陈淮，2000），注意了短期政策与中长期发展相结合，但由于体制性约束，效果一时难以体现。由于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退出机制的缺乏，银行体制改革滞后，投融资体制的扭曲，使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是更积极有效的制度选择与安排，可这是需要时间的。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过程中，宏观调控的效果越来越受到微观主体运行机制的制约：宏观调控的实施是通过微观主体的驱利动机来实现的，而不能由宏观调控主体直接决定；宏观调控的效果如何，决定于宏观调控的方向是否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运行机制相适应。这样，实现主流宏观经济政策有效转变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培育市场主体和规范市场运行机制，二是使宏观调控的作用力与市场经济微观主体运行机制相适应。

三、如何防止宏观经济政策失效

当前宏观调控领域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有效需求不足”；二是经济开放度日益加大。这两大问题都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挑战。在前一部分中，我们阐释了我国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并指出，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微观主体运行机制的制约，这是防止宏观经济政策失效的一个方面。同时，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还受其自身特点的限制。

（一）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宏观调控有效性的限制

1、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的扩张限度有限（参见张晓晶，2000）。财政扩张的限度一般用债务负担率（即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单看狭义债务负担率（主要指国家财政统借统还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中国则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1998年还不到10％（发达国家几乎都在50％以上，欧盟的标准是60％）。但考虑到“中国特色”，政府实际的债务负担还应包括部分地方政府、公共部门或国有企业的国外借款以及银行不良贷款。这样，1997年底我国最大债务负担率已接近50- 60％。按我们的观点，当前社会保障体系的大量“空帐”也应计在政府债务之内，这样政府实际债务负担率已不低，增发国债的空间已十分有限。同时，1991年至199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4.6％、13.1％、12.6％、11.2％、10.7％、10.9％、11.6％、12.4％，基本上逐年减少，近两年略有回升，但升幅不大。这样，通过国家财政支配的资源就很有限了。

（2）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近两年，国家采取增发国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1998年发行3891亿元，1999年发行3415亿元。但在政策运作上将财政投资按计划分割到各省、区、直辖市，再由地方分割到各项目。这种按老办法搞财政拨款，很容易出现新的重复建设：“长官项目”、高收入低产出、胡花乱用等问题。结果，1998年底，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19.5％，而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基本为0（其中：集体经济投资下降了3.5％，个体经济投资增长6.1％），从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只有14.1％。并且只影响国有经济，对非国有经济影响微弱。另外，最近财政部对1998年1000亿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72个重点项目进行检查，发现已有20个项目的大量资金被挪用和乱用，10个项目属于“三边工程”。同时，虽然1999年中央财政提供的技改贴息从1998年的7亿元猛增到90亿元，力图通过“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有效地起到财政资金带动投资需求扩张的目的，但考虑到中国的资金分配格局和信贷结构，这些技改贴息资金恐怕绝大部分又流向国有经济。然而当前国有经济缺乏活力和效益，非国有经济是最具活力的和效益的，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

2.货币政策。

（1）M2的增长率还可适当提高。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米什金，1998）；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中国，高通货膨胀总伴有M2的过快增长（王大用，1996）。如在1988年和1989年的高通胀之前，有1986年至1987年M2的过量供应；在1993至1995年的高通胀之前，有1990至1992年M2的过量供应，且1994年通胀高峰时M2供应加速，使得本次通胀的时间延长。但是近几年，我国M2的增长一直在下降，且当前我国仍处于通货紧缩时期，因而M2的增长率可适当提高，但不能过高。

（2）信贷萎缩限制了货币扩张。自1996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率逐年下降，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信贷萎缩”现象（樊钢，1999）。造成信贷萎缩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国有银行由于坏帐积累不愿再向一些国企贷款；又不能、不愿向非国企贷款（存在信贷歧视）；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非国有的中小金融机构不愿向非国有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于是，存贷差不断加大。另外，资本市场融资对于广大非国有经济来说机会甚小。同时，物价持续下跌，使实际利率居高不下，企业对投资预期不乐观，企业投资需求不旺。因此，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降息、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增加货币供应）等，不能启动民间投资（我所指的民间投资是指除政府财政直接投资以外的一切投资）达不到预期的扩张效应，因而也不能有力地扩大“有效需求”。

（二）开放性经济对宏观调控有效性的挑战

经济的开放必然会对国内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这是Mundell、Fleming模型的基本结论。根据此模型，在利率降低、汇率稳定的情况下，会引起资本外流，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这主要是因为套利活动的存在。同时，在资本有限流动、汇率固定的情况下，财政扩张导致总需求增加，相应净进口增加，引起贸易余额出现逆差；但随时间推移，贸易逆差将导致货币供给下降，直到总需求回复到初始水平。一般而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三个目标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而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这就是所谓的“三元悖论”。目前，中国选择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而对资本流动进行管理。一旦资本流动得不到完全的管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会打折扣（张晓晶，2000）。

四、如何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背景下防止“经济泡沫”的产生

所有的“经济泡沫”都产生于“虚假繁荣”，而“虚假繁荣”，总是有一定的真实繁荣作基础的。可以想象随着我国加入WTO的开放度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将迎来又一个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因而为“经济泡沫”的产生提供了真实基础。同时，所有的“泡沫‘都是资本过度追逐利润的结果，开放经济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使资本逐利竞争更加激烈；这为”经济泡沫“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我国”经济泡沫“的产生有以下两大可能途径：

（一）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短期资本）大量进入中国股市、房地产领域。东南亚经济危机、日本“泡沫经济”都是在国内经济一派繁荣的背景下发生的。大量国际资本涌入，促使东道国经济进一步繁荣，而房地产、股市行情日渐高涨，“经济泡沫”日渐积累，直到破灭。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开放度的提高，加上中国广阔市场的吸引、政策鼓励、政局稳定等，肯定会使外国资本投资掀起一个新。这对如何引导外资流向并进一步防止“经济泡沫”的产生是一个考验。

第8篇：紧缩的经济政策范文

一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为我们揭示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对于我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十分重要，首先是对于宏观经济紧缩政策下经济增长的评估。 按照所公布的数据，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149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6%，比上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这样一个结果对于很多人似乎还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好像紧缩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大。但是从贸易顺差的负增长、居民收入增长的明显减缓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的上涨等因素分析将证明经济增长的下滑是实质性的。

2007年贸易顺差增长率是47.7％。而2008年一季度，贸易顺差41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1％。贸易顺差的负增长显然对于一季度经济增长不再有任何贡献。

居民收入的增长也存在一些不利的因素。2008年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1.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4%（2007年实际增长12.2%）。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收入实际增长有明显的减缓，将会影响未来的消费增长。

2008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6%。但是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同比上涨8.6%。扣除价格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的实际增长幅度是14.7%（2007年实际投资增长20%），因此可以发现投资实际增长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

2008年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8%。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涨21%，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6.8个百分点；居住价格上涨6.6%，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1个百分点；其余各类商品价格略有涨跌。可以看出食品价格和居住价格之外六个小类的商品与服务共同对于物价上升只贡献了0.2%。因此，2007年以来结构性物价上升的特征没有变化。

以上分析的一些结论可以归结如下：

1．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可以从生产法进行核算，也可以从支出法进行核算。按照支出角度分析，在主要经济推动因素中，贸易顺差和投资增长下降是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因素。而且这种导致减速的幅度是严重的，应该在3个百分点以上。因此可以看出从支出方进行分析，目前经济增长大致为9%左右。

2．而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的减速,为今后消费的增长蒙上了一定的阴影,而目前有一些消息,如春节广交会的结果预示着2008年的贸易顺差的发展趋势也是难以乐观的,因此经济增长进一步下滑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3．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降幅度过大，将会导致最重要的后果是失业问题的恶化。目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就业形势并不乐观，如果经济再大幅度下滑，就业形势将进一步恶化，应该避免这样结果的发生。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中长期没有失业率的指标，使得人们的关注点一直在物价上，这是不全面的。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设定上,将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置于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之上是不合适的。

4．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如何为大量过剩的农业劳动力提供就业是关键。而目前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是提供过剩农业劳动力就业的重要行业，如果这两个行业大幅度减速，对于就业形势会产生特别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一直是提供就业机会的主要渠道，而经济下滑的冲击通常主要由中小企业承担。

5.2008年的物价走势继续呈现结构性的特征，通过有针对性地提高一些有关商品的供应（如食品）就能够缓解价格的上升。全面的总需求紧缩是不需要的，货币的全面紧缩也是不需要的。由于中高收入人群支出结构的变化，食品价格上升的影响并不大。而2007年以来农民收入的上升幅度可以印证在目前的物价上升中，农民主要受到的是正面的影响。受影响较大的人群是城镇中的低收入人群，通过财政手段对他们进行补贴就能够缓解负面的影响。目前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继续大幅度上升，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还要指出的是，在经济下滑中，城镇中的低收入人群往往首先受到伤害，因为他们的竞争能力较弱。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物价将大幅度全面上升，为了防止这样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下降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一种耸人听闻，完全误导的言论，不能以此为根据制定政策。

6.2007年以来货币紧缩的累积效应、后续效应会在2008年逐步释放。即便不出台新的从紧货币政策，2008年的货币政策环境仍然是从紧的，因此经济增长的下滑还会继续。

第9篇：紧缩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于通货膨胀问题，西方经济学界研究它已有着较长的历史，但对通货膨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则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西方国家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并以此来消除经济危机（或衰退）、或加速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结果，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推行，在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起到一定作用的同时，却也使得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的西方国家长期遭受通货膨胀的困扰，由此也就引起西方经济学家们纷纷致力于深入研究通货膨胀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世界各国又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现在，美国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试图通过二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作用于经济而解救失业；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后，经济快速复苏的同时也遭受了通货膨胀的侵扰，促使其积极治理通货膨胀。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国政府对待通货膨胀的不同态度，不仅会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复苏状况，还将使世界各国面对更加复杂的经济形势。因此，有必要对通货膨胀进行再研究，尤其是对其中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再研究。

一、西方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略论

要研究通货膨胀问题，首先就应该搞清楚何谓通货膨胀，这就必然需要经济学界确立一个能够被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的通货膨胀定义。而在西方经济学界研究通货膨胀问题时，由于西方经济学家们对通货膨胀的成因有着不同的解释，因而西方经济学家们对于通货膨胀定义的表述也就各不相同。但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从价格着眼定义通货膨胀，还是以货币主义的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从货币着眼定义通货膨胀，其实他们都是将物价上涨（即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定义为通货膨胀。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物价上涨定义为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也就成为了物价上涨的代名词。现在世界各国都在走市场经济道路，西方经济学也就成为了世界各国经济实践的指导理论。那么，西方经济学中的通货膨胀理论，也就自然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治理通货膨胀所决策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而所谓通货膨胀，其原意是指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即流通中的货币量太多了。造成流通中的货币量太多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和银行信用的过度膨胀等，其结果使流通中太多的货币追求相对较少的商品（包括劳务），导致了商品的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而拉动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将此种物价上涨称之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主要由工资、利润和进口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迫使政府（或中央银行）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率而增加货币供应量，造成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结果导致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将此种物价上涨称之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可见，通货膨胀有主动性和被动性之分。而且西方经济学家们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具体分析出其它类型的通货膨胀，如结构型通货膨胀、混合型通货膨胀等。

当然，季节性、自然灾害等的短期性、偶然性的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并不认为此种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因为此种物价上涨并非是由通货膨胀造成的，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对物价的上涨并不能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但是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西方经济学家们则认为其必定是由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所致，因而它是一种通货膨胀现象。因此，虽然西方经济学家们在对通货膨胀定义的表述上不尽相同，而且有的西方经济学家还希望明晰的区分通货膨胀的概念和物价上涨概念，但是西方经济学家们对通货膨胀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即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其结果就必然是物价上涨。这样，在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上，西方经济学家们就是将通货膨胀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物价上涨上。

但是，在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上，仅对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分析，并将通货膨胀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物价上涨上显然是不够的。例如，当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必然需要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而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时，就又必定需要增大货币供应量。但货币供应量的增大，导致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致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作用于经济危机时，就将伴随着物价上涨。由此，这就可以通过对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再研究，揭示通货膨胀在引起物价上涨的过程中，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消除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所产生的作用。

二、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的再研究

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是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所致，而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则又是政府（或中央银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使然。而且即使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其政府赤字的扩大不能为相应的货币紧缩所平衡和抵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最终也是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的。但是，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货币供应量发生过度的增加，却既可以由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引起的，也可以由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的，而且还可以由两者所致。因此，通过对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进行再研究，就可以深入分析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在引发物价上涨的过程中，对消除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会产生怎样的作用。由此，所做的这一分析结果，也就能够对各国政府在对待通货膨胀问题和正确决策经济政策上，起到一点可供参考价值的作用。

（一）政府扩张性货币政策下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波动，这就有了经济收缩与经济扩张之分。当经济出现收缩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使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促使经济的扩张，就可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和失业。但在经济出现收缩时，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和失业，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扩大市场需求的作用过程和产生的效果则是不同的。在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来促进大量的投资，使市场总需求得以有效扩大，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经济危机。

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如果导致了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就会引发物价上涨。而物价的上涨，也就表明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是一种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即发生了通货膨胀。这样，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是否是一种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即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就可以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来。因而，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物价上涨，从而显示出通货膨胀，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这就使得无论是经济处在收缩阶段需要避免或消除经济危机，还是经济处在扩张阶段需要继续加速经济增长，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都应该考虑到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直至通货膨胀的显现所存在的时滞效应。

由于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通货膨胀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因此，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通货膨胀所需要时间的长短，也就取决于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是否能够促进大量的投资，进而导致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所需时间的长短。然而在经济发生危机后，是否会出现市场总需求不足，无法有一个可获利的预期利润率，使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无法起到促进投资的作用，从而也就会因为不可能有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进而也就不会存在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呢？

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利率降到了极低的水平，人们就宁愿手持现金而不愿进行投资。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所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无论增加多少货币供给，就都会被人们所持有，而不会去进行投资。那么，按照凯恩斯的这种观点，在此时也就不可能有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这也就不会存在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即不会发生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显然，凯恩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市场总需求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却并不意味着各单个市场的需求也是不足的。这也就是说，在市场总需求不足时，如果某单个（或个别）市场的需求却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单个市场需求有着较好的预期（如农产品市场、或能源市场、或房地产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等），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就能够促进大量的投资（包括投机），并进入到该单个市场；那么，由此导致该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而引起其价格上涨，进而又能够由其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即物价上涨），这就能够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即会发生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

由此可见，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即使利率降到了极低的水平，大幅度的货币供给，会被人们所持有而不去进行投资，这也只能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因为，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时，只要是市场总需求不足，却某单个（或个别）市场的需求则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单个市场需求有着较好的预期，货币逐利的本性，就能够使大幅度的货币供给，会被用于投资该单个市场；那么，由此导致该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而引起其价格上涨，进而又能够由其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通货膨胀就能够被物价上涨显示出来。因此，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物价上涨而显示通货膨胀的传导路径发生变动后，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导致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度增加，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来引起物价上涨，也会由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的价格上涨，进而来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即物价上涨）。

在经济发生危机后，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使流通中的货币供应过度增加，即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来引发物价上涨，也会由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的价格上涨来带动物价总水平上升（即物价上涨）。但是，由于这种物价上涨的同时，并不伴随着市场总需求的有效扩大，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也就无法起到促进经济快速回升的作用，从而也就无法消除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失业。如果在此时为了尽快消除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失业，政府继续增大货币供应量，这就会进一步促使大量的投资和投机进入到该单个市场，进而又会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继续上升，而市场总需求则仍然会无法有效扩大，从而就将使经济陷入到滞胀中去。当然，如果存在着那些能够带动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的单个市场，政府扩张性货币政策作用于该单个市场，那么该单个市场则另当别论。因为，该单个市场已经成为了经济增长点。

（二）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下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

在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无法使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若要使经济及时而快速地回升，这就必定需要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能够使市场总需求有效地扩大，就能促使企业进行投资和恢复生产，经济前景被看好，消费需求也就随之扩大，从而使经济快速回升。但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则会导致财政赤字的增长和加剧，而为了弥补庞大的财政赤字就只能依靠增加国债。这就会间接地或者增加货币的发行量，或者引起信用的膨胀，使得流通中的货币供应过度增加，即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在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下，市场总需求的有效扩大，促使企业进行大量投资，以及消费需求的扩大（当然现实中还会有出口的回升和扩大），这就会使在消除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快速回升的同时，伴随着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物价上涨。

虽然在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使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的同时，会伴随着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物价上涨。但只要由此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的同时，并没有使这种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在此时的通货膨胀（或物价上涨）对经济的增长和就业就并没有危害性。因而在此时的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就成了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时的伴生物。然而，由于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到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毕竟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即财政政策存在着时滞效应。如果政府为了更快速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时，对于财政政策的时滞效应不加以考虑或被忽视了，采取力度过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且到时又不能及时调整经济政策，这就势必会造成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而危害经济的增长和就业。

政府为了更快速的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采取力度越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越有利于达到更快速的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的目的，但同时也会造成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而危害经济的增长和就业。而且在经济能够更快速的回升时，商品流通速度也会加快，随之货币流通速度也就会加快，因为货币流通的速度是由商品流通的速度决定的。而在此时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就会继续推升物价的上涨。因此，面对超过社会承受力的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包括预期），政府必定需要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紧缩银根（因为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是一种货币现象）。可见政府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要控制住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其实并非是一件困难的事，困难就在于能够控制住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后，又能够保持住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这就必然需要使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实际需要量相符合，才能做到既控制住通货膨胀，又有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

然而，由于货币有逐利的本性，货币既可以投资来逐利，也可以投机来逐利（当然现实中两者常会混为一体）。而要使货币在投资中进行逐利，就需要有可获利的投资市场，这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除了要有必要的国际市场外，就是要有足够的可获利的国内投资市场。由于当前的中国经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单靠市场调节难以有效地扩大国内市场，这就有必要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是可以创造出可获利的投资市场的，但以货币融资来弥补财政赤字却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以债务融资来弥补财政赤字则要考虑对内需扩大的影响，以及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这就决定了以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创造可获利的投资市场只能是适度的。所以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须对目前作为经济增长点的产业进行干预，如对房地产业的房价进行干预，以控制好房价来获取足够的可获利的投资市场。另外，政府还应积极支持企业进行创新，以及打破垄断市场等，来获取足够的可获利的投资市场。这就又需对制约消费市场有效扩大的各种因素进行干预。这样才能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

而且，与此同时，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政府还需对那些可以进行逐利投机的已发生非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的单个市场进行干预，在必要时则需采取非经济手段。因为，当投机的逐利市场高于投资的逐利市场时，就不仅无法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而且还会发生资金短缺与推升物价上涨的并存现象。因此，政府在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时，就须对经济中的各种制约因素进行全方位的考虑。这就要在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时，政府就应该考虑到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条件的限制（包括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资源条件的限制），以及环境保护的要求，会对既要控制住通货膨胀又要有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的制约。这样，政府的调控经济政策，在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同时，所要做到的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就应该是一种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