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风险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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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政策风险范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宏观经济政策 国际协调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one nation'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ffect others' more easily.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i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1990s， China had some instructive experiences about it. After entering the WTO，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policies， such as exchange and trade policies， to coordinate others' in the world so as to adapt the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oordination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生产和交换等经济活动呈现国际化趋势，资本流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人们称之经济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所运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容易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国际金融渠道相互传递、相互影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课题。我国在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宏观经济政策也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原来主要运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不得不考虑外部经济环境，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将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注意内部的协调，更要兼顾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大国的政策协调。本文就是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协调方面的考察，提出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运用时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分析

自从20世纪50年代世界经济联系加强，西方经济学者就注意到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间协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就需要这些政策工具相互协调配合。在论述内外均衡时，产生了有名的"米德冲突"思想、"丁伯根法则"、斯旺内外均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特别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将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IS、LM曲线和体现汇率政策的BP曲线联系起来，集中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外市场均衡中的协调配合。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在浮动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货币政策非常有效。1962年，蒙代尔提出"政策配合说"（Policy Mix Theory），强调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这些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各国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我国经济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针对我国特殊经济环境提出了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模型。其中，姜波克教授认为，在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管制不对称情况下， IS-LM-BP模型中BP曲线是折线而不是直线，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政策搭配理论。今天，在我国已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形势更为明朗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成熟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还要探究新的符合我国经济现状的政策协调理论。

二、我国90s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互动效应加大，二是我国的改革开放程度加深。在此之中，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受经济全球化影响最深，它往往被不自觉地要求与外部经济协调配合。

1、90s上半期，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利用世界经济稳定形势，专注于国内均衡，在内部协调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在20世纪90s上半期，世界主要经济实体美国、西欧经济相对平稳，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比较稳健，这给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这一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集中于国内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1993年下半年-1996年，通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紧"搭配，成功地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同时，我国政府还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为日益开放的经济提供了又一政策平台。但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双紧"政策同时运用，使国际收支出现较大顺差，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增大。

2、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宏观经济政策不得不与之协调配合。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首先在于形成了巨大的汇率压力和外贸压力。由于周边国家的货币都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形成了对出口部门沉重的压力；而且，这些国家自我保护的外贸政策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进一步地，东南亚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更深远的影响是外资政策。国际投资者出于对投资风险的考虑而减少对外投资，使外资政策效应减弱。据国家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长逐步放缓，贸易顺差减少，贸易部门效益恶化，外国资本流入减少，国内资本因降息而外逃。外部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减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导致1998年"通货紧缩"现象出现。

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与外部经济协调，实行人民币汇率贬值，外贸政策更为宽松，货币政策需要扩张；另一方面，为防范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政策不便使用，货币政策也不能过于扩张。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坚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的运行。政府也运用外贸政策与国际经济协调，增加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力度、减免部分出口商品税收，鼓励出口。但是，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的衰退，以及亚洲诸国采用"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使我国外贸出口更为困难。1998年，我国商品出口总额1836亿美元，增速仅为0．5%。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需的减少就加剧了国内经济的紧缩。这也就是为什么1997-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是十分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1999年，我国政府继续为解决"通货紧缩"而努力，大力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金融政策，侧重于内部政策的协调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99年，经济增速为 7.1%，物价则持续走低，CPI下降1.4%，PPI下降3%。众多的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经济要尽快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外部政策如汇率政策、外资政策、外贸政策必须同时加大调控力度，才能与世界经济协调配合。

3、2000年下半年开始，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整体放缓，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特别是美国、西欧、日本三大经济实体出现衰退，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到我国经济，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注重国际协调。

面对经济的衰退，美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动用行政手段推行贸易扩张和保护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虽然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世界经济各国的经济信心，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贯性，便于治理"通货紧缩"；但是，它使我国外贸出口形势更为严峻，外贸政策效应更小，汇率政策又面临协调变动的情形。出于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和国内的经济形势，2000年以来，我国的汇率政策并未改变，只是强调了外贸政策、外资政策与外部经济协调，鼓励出口，同时利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外国资本进行协调，引进外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依旧侧重在国内经济部分，这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快速恢复。

三、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看出，政府出于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以国内经济均衡为主要目标，宏观经济政策侧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而对于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的协调使用则比较慎重。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客观上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第2篇：宏观经济政策风险范文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中国证券市场＇96回顾与＇97展望高级研讨会。

1996年，中国股市在经历了3年“熊市”之后，迎来了久违的“牛市”。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资本市场虽入“牛市”但问题尚多，相关各方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学界、业界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更是处于迷茫时期。

作为今天“中国资本市场论坛”的雏形，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于1997年举办的“中国证券市场＇96回顾与＇97展望高级研讨会”，打开了我国学术界系统研究资本市场的大门。与会专家及当年会议的主题报告对1996年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经验教训做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并对1997年中国证券市场的走向以及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这里，我们将再现当年会议主题报告中的部分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感受11年前的中国资本市场。

1996年是中国证券市场大丰收的一年，也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伴随着指数的增长，市场规模得到了迅速而有效的扩张，投资者队伍迅速增加，心理素质日益成熟，投资者行为正在回归理性。于此同时，市场监管和运行机制的规范化水平有所提高，政府着力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规范。监管市场的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此前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所存在的不足，为1996年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运行和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必要的法律保障。

＇96中国股市的阶段性特征

1996年中国证券市场呈现出三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是从1996年3月至10月中旬。这期间，上证综指从550点左右上涨到900点附近，深圳成指从1000点左右上涨到3000点附近。其主要特征是优质股领涨，投资者有一定的风险意识，收益与风险处在相对均衡的状态。因而，这一阶段的指数成长基本上是正常的，合理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合理成长阶段或理性投资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1996年10月中下旬到12月中旬。这期间，上证综指从900点附近猛涨到1250点以上，深证成指从3000点附近猛涨到4500点以上。其特征是爆炒个股、恶炒垃圾股，投资者风险意识极度淡薄，其指数的成长带有很强的投机性，泡沫成份急剧增多。我们把它称之为泡沫产生阶段或过度投资阶段。

第三阶段是从1996年12月中旬开始，到1997年1月中下旬。由于受到政府强有力的干预，这一阶段的最初6个交易日。上证综指从1250点附近下泻到900点左右，深证成指从4500点的历史最高位狂泻到3000点左右，跌幅之深、跌势之猛，实属罕见。其主要特征是绩优股和含权股微挫，垃圾股暴跌，投资者信心严重受挫，但风险意识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这一阶段的指数下调带有明显的非市场色彩。我们把它称之为强行灭泡阶段或强行整理阶段

＇97中国股市展望

总体判断：跨年度的“长牛”发展格局

我们之所以认为中国证券市场从1996年开始进入一个跨年度的“长牛”发展格局，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分析：

一是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成长阶段，而且这种经济的高成长性与以往相比，具有更多的结构色彩和质量特征。

二是中国高成长性的经济，已开始越来越依赖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市场的发展，为高速成长的中国经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雄厚资本支持，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显重要。

三是中国证券市场是国民经济体系中最年轻的市场形态，也是最有活力的部分，因而，其成长率快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成长率，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

我们认为，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上述特征和内在趋势的准确把握，无论是对投资者，还是对研究者、市场宏观监管者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进中求稳：＇97发展主基调

1997年是中国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非常重要的一年，也是中国证券市场充满希望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在1996年政策的基础上保持其连续性，稳定性和必要的灵活性。宏观经济运行也将在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的条件下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当然，1997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运行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一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将会有所调整。在过去的三年中，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通货膨胀。1997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虽然仍要把控制通货膨胀放在重要的位置，但不能不考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较少失业。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持续增长和减少失业应当成为1997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二是，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会有进一步微调。其主要表现在，为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货币供给量和信贷规模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存款准备金率也会有所降低。

三是，由于1996年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实现了“软着陆”，经济运行的宏观环境趋于良性。在这样的条件下，1997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将快于1996年，有可能达到11％－12％。国民经济较高速度的增长为1897年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有力的宏观背景。

四是，规范证券市场发展的一些重要法规和措施，有望在今年出台。

第3篇：宏观经济政策风险范文

关键词：技术转让体系；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

基金项目：本文受“2008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董浩平(1963-)，男，湖南华容人，管理学博士，河南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从事风险投资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5―0082-04

收稿日期：2008―05―10

本文在一般技术转让体系研究的基础上，选择“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以下简称体系)为研究对象，进一步研究其特殊性、功能、组成、发育的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外部条件。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为体系设计提供科学、系统、全面的理论依据(特色、原则、方法)；实践意义在于为体系培育提供先进、实用、富有中国特色的构想(手段、工具、条件等)，它们对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的融合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述评

(一)就体系特殊性而言

一般体系主要提供咨询、交易、成果转化、金融与科技成果确认等服务(傅文园、王勉青，2006)。其咨询服务无法描述与推介高新技术；交易无法解决产权交易形式的特殊性(如双方融合组成风险企业后的委托一问题)；成果转化服务无法解决高新技术的高风险试验开发资金问题；金融服务不能满足风险投资的要求；其成果确认无法判定高新技术的价值。总之，本体系的特殊性有待深入探讨。

(二)就体系功能而言

Prencipe(2004)、Feldman et a1，(2002)和Bray and Lee(2000)虽分别站在高技术扩散、高技术寻求工业合作伙伴和风险投资的角度研究了单个中介(不是体系)的作用，但很不全面、很不系统。

(三)就体系组成而言

张信等人(2005)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材料，再根据其他大量文献进一步归纳出12种提供创新服务的中介，但它们目前还不具备针对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提供融合服务的特点与特征，不是我们期望的体系组成要素。

(四)就促进体系发育的经济政策而言

大量文献分别研究了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风险投资政策，如OECD(2004)、Avnimelech et a1，(2004)，但两类政策共同促进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融合并促进相应中介、体系发育的功能需要进一步研究。祝晓莲(2006)研究了三种制度安排促进体系发育的问题，但没有进一步深入到制度安排的实现手段――经济政策刺激体系发育的层面。

(五)就促进体系发育的政策工具而言

这方面研究亟待加强。孵化器除本身具有融合双方的功能外，还能促进体系的发育，可看作是促进体系发育的政策工具。大量文献虽研究了孵化器，如李岱松、王瑞丹、马欣(2005)，但它们只是着重高新技术的孵化功能，较少涉及风险投资的介入，且如何利用孵化器及其他载体作为工具促进体系发育的问题更是没有涉及。

(六)就促进体系发育的外部条件而言

马丁・黑米格(2005)指出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涉及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制定、立法、中介服务等，但没有说明中介及其体系如何利用上述外部条件发展自身并提供融合服务。徐小钦、石磊(2005)只研究了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对体系形成的有利方面，研究视野较窄，且没有涉及这一外部平台条件的利用。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方法

(一)主要内容

对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转让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进行文献综述后，主要界定融合的内涵、方式、技术转让体系的组成、融合功能等基本内容；再对比研究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体系，尤其是美国的，以利于判断我国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发展的阶段，并为利用发达国家相应阶段的经验打下基础；进一步对比研究中国、美国的立法和行政、市场力量推动，研究美国的政策土壤和我国的技术转让体系发育的环境、经验与教训，找寻体系建设的立法、行政、市场推动和其他路径；据此设计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在体系要素与结构清晰的条件下，进一步研究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宏观发展政策对技术转让机构的影响，研究技术转让机构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需求，研究技术转让机构与宏观经济政策的互动，从而再进一步研究推动技术转让体系形成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的设计、利用。此外，其他中介化解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信任危机的机理、机制、组织形式也需要进行研究，但不在本文进行叙述。

(二)基本思路

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

本课题采用历史分析方法研究中外体系发育状况、历史经验和教训；引入多视角对比研究方法，通过体系要素、体系功能、体系发育阶段及其推动力量等多方面中外对比以寻求借鉴；利用个性研究方法研究我国体系的特殊环境、阶段与特征以论证借鉴的可行性；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对体系发育的影响与作用。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一)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设计

划分基本融合服务类型；设计体系――勾勒体系要素与构成(重中之重，见图2)，分析体系要素的相互联结与影响(难点)，匹配要素功能；此外，还研究体系运行的外部平台。

美国的技术转让体系结构与要素联接见图2。

体系运行的外部平台是产业集群、信息融合等平台，其功能与作用见图3。

图中通道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它分别代表支持产业集群、机构融合、信息融合平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吸引作用，政策支持吸引双方到这三个平台上，这三个平台本身或多或少具有促成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双方融合的功能。不过，信息融合平台、产业集群平台如不能完成双方融合的使命，则流转到技术转让机构融合平台上，这种流转形成了层间通道。层间通道的使命是由技术转让机构开发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来完成的。

综合体系要素与结构的应有形态，结合我国体系发育的现状，我国体系的基本形态如图4所示。

(二)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发育路径设计

分析推动体系发育的外部力量(立法、行政、市场机制、信任约束)；分析推动体系发育的内部力量(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商业机构)；探讨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推动体系发育的途径(难点)；设计体系发育路径(重中之重，见图5。无形之

手――市场机制未予图示)。

(三)经济政策刺激、政策工具推动体系发育作用研究

进一步细分不同的产品与服务领域需要的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融合服务；进一步分析不同的中介机构特点及作用并匹配相应的服务功能；定性研究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的相应着力点(机构和功能)，定量研究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的相应作用(难点)；设计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重中之重，见图6)。

设计的政策工具包括公共信息渠道、政府项目、产业集群工具(高新技术开发区与孵化器)、公共机构政策工具(合同研究、合作研究、技术转让许可、研究资助直接参与融合双方的活动、工作小组、技术咨询、人员交流、设备利用、实验室参观、信息交流与扩散)。

四、主要创新之处

(一)世界各国体系比较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体系已发育成熟，体系完整，最具有借鉴意义。美国体系中商业机构发达，功能强――提供专利销售、专利与产品开发、许可证贸易、风险投资服务、风险开发与管理、技术孵化、信息服务；中国体系中商业机构少，功能弱――仅仅提供信息服务和有限制的技术孵化服务；美国体系中的各要素(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商业机构)相互之间联系紧密，而我国则关系松散，缺乏凝聚力。总之，我国体系处于发育过程中的初期阶段。美国体系也是由初级阶段经历了立法、行政推动、市场机制相互作用，最终市场机制主导的发展历程而成熟的。中国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具有后发优势，可在体系要素、功能、组成、推动形成力量等多方面借鉴美国的经验。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研究在设计原则、设计方法、设计内容上有所创新。即提出了借鉴与创新相结合、宏观与微观功能考察相结合、过程与结果相统一、整体与局部相统一的体系设计原则；采取了融合功能划分、要素――功能匹配、体系功能统筹的设计方法；设计体系的同时，将体系运行外部平台纳入研究视野。

(二)体系发育应遵循行政一公共一市场力量逐步推进的原则

体系发育阶段的各种力量强弱、终极目标决定了这一原则的采用。体系发育初期，行政力量强，其他力量弱，只有靠政府组建有关机构提供融合服务并培育公共机构；发育中期，公共机构力量较强，除承接部分政府职能、直接服务商业机构外，更重要的是架设政府――商业机构桥梁以放大政府引导作用；发育后期，商业机构有了一定实力，新的商业机构接受公共机构的辅导，老的开展竞争，政府不再干预，最终实现市场之手调节整个体系结构、规模和竞争水平的目标。

相比于已有文献，创新了体系发育路径(见图5)和行政推动机制研究。立法、行政、市场、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双方的信任约束等外力作用于三大主体(政府、公共、商业机构)，形成了丰富多彩、功能侧重、相互协同的体系发育路径。就其中的行政推动而言，政府一方面要利用行政权力制定经济政策并开发相应的政策工具，推动政府与公共机构履行职责与使命，扶持商业机构开展融合业务；另一方面又要逐步淡出行政权力，引入市场机制并最终以此来催熟、驾驭整个体系。这就是一对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逐步引入和利用法律法规约束机制、协会自律机制、20／80优胜劣汰原则、价值链创造与分享原则。这是现有文献没有涉及的最大难点，因而也是本研究最大的创新点。

(三)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分别刺激、推动体系形成

经济政策刺激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运行外部平台(信息、产业集群等承载体)的形成，并为平台融合双方、体系发育提供条件，同时刺激技术转让体系内的机构放大政策功能。即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分别与财政、税收、贷款支持政策结合在一起实施政策，放大政策力量，并输出政策工具(前面已述)；商业机构则利用政策使其自身繁荣、壮大。而政策工具一方面靠政策支持发育自身并促进体系的形成，另一方面完成支持经济政策并弥补其功能不足的使命。

现有文献只是零散、个别、定性地研究政策工具对技术转让体系的部分正向作用，而本课题首次界定了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并定量研究了它们的作用，因而具有创新性。

五、研究展望

(一)研究结果

影响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融合及融合步伐的因素很多，本文不从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单方面研究其发展，而是横向扩展到两方面，再在融合促进的角度上选取技术转让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并进行纵向延伸，即研究体系促进融合、加快融合的功能，进而研究体系的组成、发育及体系建设的条件。例如：(1)本文采用历史分析与对比方法界定了功能完备、体系完整的技术转让体系的组成要素、结构组成。(2)针对技术转让体系设计难点，提出设计了中国技术转让体系的原则，设计了技术转让体系，并就技术转让体系的关键点进行了结构与要素分析。(3)本文引入个性研究方法研究了我国技术转让体系的特殊环境、阶段与特征，并以国内外对比研究结果为基础，以分析判断中国技术转让体系发育阶段为前提，探索了技术转让体系建设的立法、行政、市场推动途径。(4)首次区分了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工具组合)，并阐明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宏观经济政策是技术转让机构开展融合服务的环境条件；政策工具(工具组合)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延伸。(5)技术转让体系需要一定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支持才能发育，而且要以宏观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工具组合)的配套与交融为基础。如对风险企业的财政、税收支持政策与对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融合机构支持可以在产业集群的范畴内得以解决。在政策工具(工具组合)与宏观经济政策交融的前提下，政策工具(工具组合)的设计具有重要意义。政策工具的组合设计源于各种工具各自的局限性。各种政策工具组合使用，才有可能发挥整体效应。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和风险投资发展政策的环境条件不够成熟的条件下，更需要多项工具组合使用，方能弥补环境政策的缺陷。

第4篇：宏观经济政策风险范文

中国房地产上一阶段的发展基本与美国同步，同样是住房价格的持续上涨与住房抵押贷款的迅速扩张，高增长的表象下，中国房地产市场同样孕育着不小的风险，次贷危机的爆发，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重视房地产及其抵押贷款市场中存在的风险。

(1)我国房地产企业对银行资金依赖度过高中国房地产企业的自有资金非常薄弱，房地产开发主要依赖银行贷款。以全国银行发放房贷总额为例，1998年全国银行房贷总额仅为426亿元，到了2005年房贷总额为近5万亿元。房贷总额在7年间飙升115倍。根据央行公布的《2006年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银行资金占其资产的比率在70%以上。另外，房地产还牵涉着数十种上游产业，这些相关行业为满足房地产膨胀所带来的硬性需求，扩大产能而进行了数目庞大的基础投资。而这些基础投资很大程度也是来自银行的信贷。这意味着，除了目前银行已知的5万亿元房贷外，银行还向更多和房地产相关的行业投入资金。因此，可以说，房地产业的周期将直接影响到金融资产的质量，在当前房地产价格回调的情况下，尤其构成中国银行系统安全的隐患。

(2)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资产风险可能比预期的要高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住房抵押贷款被公认为安全性较高的信贷业务，但次贷危机的爆发显然打破了这个神话。2000年我国住房抵押贷款期末余额仅为3316亿元，而2007年底则高达2.7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2.42%，高于同期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增长率。尤其是在中国当前并未实现完善的个人信用管理制度情况下，申请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门槛较低，国内居民及住房投资者在办理住房按揭贷款时，很多人不能满足个人每月按揭贷款还款额不得超过个人家庭月可支配收人的50%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假收入证明、假工资证明现象屡见不鲜。业绩压力也使得国内部分银行在房贷时放松了贷前审查。因此，在中国住房抵押贷款质量良莠不齐这种情况下，中国实际信用风险很可能要比预期的要高很多，中国同样需要对信用风险保持足够的警惕。因此，对于未来中国房地产发展来说，有几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首先，必须要重视高度房地产周期波动导致的风险在银行系统的高度集中问题，不仅加强对银行的房地产贷款质量的监管，更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单一问题，同时通过审慎推进优质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化解当前房地产金融风险。其次，必须加强住房抵押贷款申请审查，制定更加严格的住房贷款审批程序，优化房地产抵押贷款质量。再次，必须尽快完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实现对个人信用的科学评估，从源头上降低信用风险。

二、合理运用反经济周期调节政策

次贷危机的爆发，与美国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密不可分。上世纪网络经济泡沫破裂以后，美国经济陷入低迷，为对抗经济周期，美联储采用不断降低利率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9•11以后，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低迷，降息更加受到推崇，美联储连续13次降低利率，货币政策的放松带来了货币供应量的急剧上升，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开始发生。这带给我们一个思考:反经济周期政策应该如何使用?现代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强调宏观经济调控应该反经济周期，熨平经济波动，以保证经济体稳定增长。但这一理论特别是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在理论上遭到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反对。弗里德曼坚决反对以利率作为实施货币政策的媒介。他认为，当国家运用利率作为中介指标时，会给市场参与者发出一种不利于货币政策实施的信号，有悖于政策制定的初衷。例如，当经济过热，出现通货膨胀时，货币当局想采取提高利率的方法来减少市场上的流动性，这时可能会给市场参与者发出经济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信号。在此情况下，市场参与者认为通货膨胀即将发生，考虑到把货币持在手中或存入银行只会使货币相对于物价的上涨而贬值，而不如尽快将持有的货币甚至包括活期存款都花费出去。这样，流通中的货币就会变得更多，物价会继续上涨，利率的提高本来是为了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抑制通货膨胀，但却使得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通货膨胀更甚了，使得调控的结果与初衷相悖。同时，宏观调控成功的前提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必须能够分清宏观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且能够采取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事实上，由于宏观经济的复杂性，这两个前提都很难满足。前者依赖于政策制定者的经验和判断，而后者历来是各种经济理论争论的焦点难以形成定论。而更重要的是无论哪种宏观经济政策都有弊端，都将对市场主体利益产生影响，而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很有可能扭曲整个市场，进而导致宏观经济更大的波动。因此，反经济周期的调控政策必须要慎用，政策调控不仅要考虑到当下的经济状况以及政策之间的搭配，还必须考虑到调控政策的累积效应，考虑调控政策出台的时机，才有可能熨平经济周期，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可能只是将经济危机延后，带来未来经济更大的动荡。尽管是由金融创新工具引发，但金融创新却并非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有其弊的一面，但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只有创新不当和监管不力才会引起市场风险，合理运用不但能够规避分散市场风险，而且能够增强一国的金融市场竞争力。事实上，金融创新也并非现代独有，翻开金融发展史，无论是从金币或过渡到纸币还是从单一的商业银行过渡到商业银行、保险业、证券业并重，每一次进步都可以看作是金融创新，而每一次金融创新，都极大的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与历史上的金融创新相比，现代金融创新只是更加人为化，技术上更加先进，但在其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美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根源就在于其强大金融创新能力。因此，不能因为次贷危机就对金融创新退避三舍。金融创新应以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协调为最基本的标准。与美国市场不同，中国金融创新不是创新过度，而是创新不足的问题。2007年末中国的居民储蓄率高达69.14%，而由于金融市场的纵深度和多样性不足，中国储蓄转化投资的比率并不高，导致中国这样一个储蓄大国，实体经济巨大的资金需求却难以得到满足，国内投资仍然相当程度的依靠政府投资与国际资本。因此，为了解决投资需求与储蓄资本的转化问题，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转化能力，提高金融企业的竞争能力，必须加快推进金融创新。次贷危机带给我们的教训之一是金融监管机构对于金融创新的监管不足，使得系统风险不断累积，最后导致危机一发而不可收拾。因此，在推进中国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对其加强监管。首先，必须吸取次贷危机教训，对金融创新的基础资产质量进行严格监管，防止金融创新产品先天不良，将风险转嫁到整个金融市场。其次，提高金融创新的透明度，合理利用金融创新技术，使金融创新在阳光下运行，降低信息的不对称风险，使投资者能够充分认识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再次，加快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中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目前还不完善，如多部门管理可能导致市场分割，不利于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各部门监管标准存在差异，各部门间的监管权力之争可能诱致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套利，产生道德风险，不利于金融稳定等。尽管美国监管体系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不少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监管体系依然比中国先进，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借鉴其合理之处，吸取其教训，防止出现监管重叠、监管遗漏或空缺的现象，次贷危机为中国提供了绝佳的案例学习机会。最后，监管手段要紧跟金融产品创新的步伐，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同时还要保护创新主体的热情，鼓励与支持进一步创新。

三、结语

第5篇：宏观经济政策风险范文

从宏观经济政策和利率政策看，收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利率政策往往带来股指的大跌。例如1993、1994年针对经济过热而推行的“治理整顿”，以及利率的不断提高，导致股市1994、1995年连续走熊。最高曾经从1558点下跌到325点。最大跌幅79.1％。最长调整时间长达36个月。最大跌幅并不比2000年初以来美国纳斯达克的跌幅小。其根本原因在于：实行收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不断升息，一方面导致资金向银行回流，一方面导致企业的财务成本等不断上升、企业扩张困难、效益下降。也即：购买股票的资金少了，同时上市公司的业绩下降了、市盈率高了。

相反从1996年5月开始，采取松动性、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及利率的不断下调，带来了1996、1997年的大牛市。股指从1996年元月的512点启动，到1997年5月中旬的1510点，最大涨幅194.9％。运行时间长达16个月。期间出现诸多涨幅超过10倍的股票；深市股票的炒做结果之一是：深市曾被称为“傻子也能赚钱”、“越傻越赚钱”的宝地。“不怕套、套不怕、怕不套”的豪言壮语，也是诞生于1996、1997年“热火朝天”的年代。松动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直绵延至今，这是不断出现波段性上升行情的重要基础之一。

影响股指最直接的是供求关系、监管、以及舆论导向。这体现了管理层对于股市作用的态度。1996年12月的暴跌、1995年5月之后的暴跌，直接导火线都是管理层通过媒体干预股市的“过热”。1996年12月中旬甚至了巨额的新股发行额度以大扩容来调控股指。同时还通过重新恢复实施涨跌停板制，抑止过渡投机。其结果是：1996年12月股指从最高点1258点直跌到当月的最低点855点，最大跌幅32％；之后1997年元月、2月大多时间在870点上方整理。1997年5月股指从最高点1510点直跌到9月的最低点1025点。最大跌幅也为32％。

而1999年的“5.19行情”、2000年的“2.14缺口”，助推器都是管理层强调“恢复性行情”。2000年2月的“十条”，则以实施新股配售、允许券商抵押融资、允许三类企业入市等扩大资金供应的手段为主。结果是：1999年的“5.19行情”，股指从1047点涨升到1756点，最大涨幅67.7％；而“十条”的效应，则使股指从1999年12月28日的1341点，波段性上升到2001年6月14日的2245点，最大涨幅167％。

第6篇：宏观经济政策风险范文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一年多来的大规模刺激放松政策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产生上述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货币信贷环境以及项目审批过于宽松,这样的政策导向不利于资源向有竞争力的领域配置,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运行,也是不必要的。经济运行的正常化,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正常化。这意味着一年多来可以用过于宽松来定义的宏观政策需要进入退出周期。鉴于中国经济周期领先西方各主要经济体,政策退出也就应该走在前面。实际上,不少国家早已陆续在试着政策退出了。

综合来看,现在政策面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应对后危机。这具体体现在,如何限制大规模刺激计划负面效应的继续扩大,这需要有某些政策的陆续退出,还至少需要对传统的经济模式作出局部改善。

可以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还会出台一些趋于收紧的政策,预计政策退出策略将具有提前的或渐进式的特征。其实,政策面在去年8月就提出了货币政策要动态优化的主张,当然直到最近一个月才开始真正体现到政策步骤上。目前中国政府正从四个方面逐步退出宽松政策:一是通过多种手段控制信贷增速尤其是今年第一季度的信贷增速; 二是抑制地产领域的过热和过度投机;三是加大股市扩容,控制股市膨胀;四是加强与公众沟通,管理好通胀预期。显然,这些政策的微调和动态优化,需要在欧、美、日等主要经济体尚未启动退出进程的背景下完成。前些天,美联储和欧央行均决定保持零利率水平,所谓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规模也未见缩小。而国际宏观经济周期以及由此而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周期的不协调,会大大增加中国处置后危机时期事务的政策难度。

当前,我们主要依赖行政性和数量型政策工具来完成率先退出的任务。这些政策工具一方面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也是政策面驾轻就熟的措施;另一方面,行政性和数量型政策工具也能将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失调效应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很久以来,众多学者对率先启动加息总是持排斥态度,认为这会加剧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加剧国内资本市场泡沫化的压力。尽管这一论点缺乏严格的数据支持,但从之者甚众。此外,在敏感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次的达沃斯论坛上,我们势必还将听到欧美方面更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然而,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参差不齐,使得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主要依赖着投资,而在出口未能确定取得平稳较快增长之前,人民币重新启动新一轮升值的意愿就不会强烈。2007年“汇改”的重要背景,是中国出口规模空前膨胀,以至于甚至都感觉不到20%左右的汇率升值所带来的影响。而当前这个背景已不复存在。

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些价格工具一旦被锁定,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将有所增大。当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获得贷款就等于获得一笔补贴,这反而会增加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难度。我们看到,在浙江等地形成的具有市场利率特征的民间借贷利率,总是处在相对较高水平上,借贷对象主要就是民营企业。从维持外向型增长模式而言,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必要的,但这又有可能使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还会在危机前的程度上进一步加剧。

第7篇：宏观经济政策风险范文

论文摘要　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亚洲出现了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趋势，亚洲金融危机加快了亚洲货币合作的步伐。亚洲实行货币合作存在充分的可行性，但从目前来看，实行区域货币合作的困难重重。展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如果亚洲各国能相互信任，互助合作，亚洲经济能够相对平稳发展，亚洲区域货币整合仍有巨大的空间。

现在，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同时，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又出现了区域汇率协调安排和货币区域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Mundell在2000年就曾预言在未来十年内将会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合作区。目前欧元区和美元区正发展得如火如荼。亚洲货币合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也开始启动。亚洲货币合作的直接动因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7月发生的货币危机起始于泰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扩散到东亚其他国家，最终发展成为地区性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亚洲各国有必要加强本地区内的金融协调与合作，亚洲区域货币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必要和趋势。以下从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开始，到货币合作的形式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去论述国际货币合作，之后结合亚洲发展现状分析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最后指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必须加强亚洲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

开放经济中所有的宏观经济原理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都涉及到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问题。各国要实现国内充分就业，维持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这样一个内外均衡的宏观经济，必须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此外，还要使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国的经济政策相协调。汇率政策是国际经济协调的核心之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稳定汇率。稳定汇率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持与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固定汇率，减少国际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稳定发展，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个目的是政策自主。政策自主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拥有自主地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为了能够比较自由地选择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各种组合，为更好的管理国内经济提供更多的政策选择。第三个目的是防止投机。防止投机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方便地控制投机性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以防止这种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不稳定的经济冲击。

二、国际货币合作形式及成本收益

(一)国际货币合作形式

为了解决以上三者间的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实行国际货币合作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就像麦金农和蒙代尔所建议的那样建立最佳货币区，或者象欧盟那样建立单一的货币联盟或单一货币区。下面就国际货币合作程度的差别，简述货币合作的形式。

1.汇率联盟。汇率联盟要求各个成员国相互之间实行不可改变的，纯粹的固定汇率，而且不允许做出任何边际调整。这样的国际货币合作显然要求各个成员国对短期资本国际流动进行控制。否则，短期资本流动会使固定汇率难以维持。

2.货币一体化。货币一体化也叫最优货币区，它包括的内容有: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

3.货币单一化。这种货币合作形式有三个要素组成:统一货币，统一储备，统一央行。成员国没有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汇率水平以及储备数量由统一的央行来决定。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外汇支付与平衡也由共同的央行来处理;每个成员国的金融当局只能拥有少量的外汇储备用于日常的周转支付。

这些合作形式不能保证成员国同时获得汇率稳定，自主政策和控制的资本流动这三个目的，充其量只能获得其中的两个。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还热衷于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呢?这个问题只能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中得到答案。货币合作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但确实次优的政策选择。

(二)国际货币合作成本

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汇率调整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因为参与货币合作要稳定汇率，所以成员国失去调整和选择汇率的权利，参与货币合作的结果将合作前的汇率冲击转化成合作后的贸易冲击。

2.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货币政策自主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成员国不能自主控制货币政策，那就必须面对下列困境之一:要么是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要么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失业率。

(三)国际货币合作收益

国际货币合作的收益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可以降低国际贸易的汇率风险。对于国际贸易商来说，不稳定的汇率是它面临的风险之一。通过货币合作可以形成相对固定的汇率，那么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就大大降低，就可以促进各国贸易的增加和国民收入的增长。

2.可以减少贸易商货币兑换的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合作，各国货币就难以自由兑换，那么贸易商货币对方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就大大增加。通过货币合作可以降低这种交易费用，刺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带动各国经济增长。

3.可以减少国际货币投机的冲击。一方面成员国之间汇率和货币收益因为货币合作而趋向于拉平，货币差价缩少，减少投机利润;另一方面因为一体化之后货币的绝对规模扩大，国际投机者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冲击一体化的货币体系

4.可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益。由于货币合作而导致的货币一体化的结果将稳定汇率和减少国际货币兑换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由此产生的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将大于自由贸易协定或直接跨国投资而产生的效应。也就是说货币合作将进一步放大自由贸易协定或跨国直接投资产生的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

三、亚洲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从最优货币区理论来看，具有下列特征的国家适合组成货币合作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较强，工资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货币政策目标相似等等。

(一)对外经济开放度。伴随经济一体化的投融资活动的一体化，因此，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不应仅仅以对外贸易占GDP比重来衡量，还应该考虑综合开放程度，以体现一国贸易，投资，金融三方面与世界经济融和的程度。东亚地区的综合开放度比较高，但国别差异较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区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对外开放度很高;而中国，日本，韩国综合开放度较低。因此迫切需要稳定汇率，进行货币合作。

(二)工资价格刚性。亚洲地区的工资和价格具有较大的弹性。这是因为亚洲是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地区，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刚刚完成，而另一些地区则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转移，这种转移在满足工业化过程对劳动力的巨大的需求的同时，也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另外，亚洲国家工会力量与欧美国家相比较弱，谈判能力低，失业保障也不健全，导致工资刚性不强。

(三)要素市场的灵活性。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成员国财政转移的程度越大，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亚洲各国和地区目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很多，包括语言障碍，法律障碍，文化障碍等，这都使亚洲各国的劳动力流动程度很低。其次，亚洲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亚洲区域大国——中国，韩国，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致使整个亚洲区域的资本流动性不高。

(四)政策目标的相似性。政策目标相似性越高，在对付经济冲击时货币合作各方的政策协调越容易，货币合作越容易成功。衡量各国政策目标是否一致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亚洲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很大，为建立货币合作区的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目前，亚洲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有所提高，但是整个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存在差异，货币合作便经常在两国或三国之间进行，以两国或几国签订协议的形式存在，具有双边性。此外，亚洲各国还没有涉及汇率稳定的严格的框架协议，只是进行汇率稳定的尝试性合作，如建立双边或多边的政府货币互换协议，紧急时刻货币援助协议，共同干预市场汇率的行动等等。

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要求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货币合作的形式主要有汇率联盟、货币一体化、货币单一化三种形式。亚洲的最优选择应该是第二种演进路径。货币一体化要求: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与欧洲相比，亚洲货币合作的困难可能主要来自政治方面，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在分歧，如领土纠纷，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差异等，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对方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潜在合作伙伴。其次，货币合作要求各国要让度一部分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这就要求亚洲各国必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就要做到:第一，协调各国的货币政策，实行相近的通货配置率和失业率;要实现区域货币合作，就要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亚洲国家和地区要显示出愿意放弃货币自主权以换取货币合作成功的决心。第二，加强亚洲各国的政治文化交流与合作;交流各自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交流说实行政策对经济形势影响的看法;只有这样，成员国相互间才能增进了解，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协调宏观经济政策，从而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迈出坚实的一步。

参考文献

[1]于海.金融问题研究与分析.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9).

[2]何泽荣.入世与中国金融国际化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7).

[3]林志远.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改革出路.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9).

[4]孙新雷.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8).

[5]陈野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与中国的金融创新.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11).

[6]何璋.国际金融.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5).

第8篇：宏观经济政策风险范文

关键词：理财消费；宏观调控；市场收益

一、引 言

2010年，我国名义GDP总值突破58786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名义GDP总值54742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我国居民和企业的财富也在近年来随之得到迅速积累，催生了对财富保值增值以及资产管理的巨大市场需求。从经济发展经验来看，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人们对理财活动的需求明显增加。随着我国理财消费市场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层出不穷的各类理财工具也逐渐成为社会公众管理财富的重要方式，理财消费市场整体规模得到了快速扩张。然而在2011年，由于我国政府对房地产宏观调控以及控制物价等原因，中央推行了一系列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剧了各大商业银行的资金困境，为了满足行业监管要求，各大银行相继通过销售理财产品的方式吸纳资金。但同时，与高收益率相对应的高风险却被绝大多数消费者忽视，理财产品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那么，对于刚起步的我国理财消费市场有何特点？影响其发展的因素主要又有哪些？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更有利于增加第三产业的消费需求，优化消费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文献回顾

在国外，理财消费市场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1929-1933年的美国银行挤兑危机和股灾使人们普遍丧失了对银行和券商的信赖，加之严重的经济危机给人们的未来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保险公司提供的可以满足不同需求甚至为客户量身定制的保险产品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谢怀筑、陈利敏，2004）[1]。目前有关银行理财消费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理财消费的风险收益比较、居民理财消费的行为特点（廖理、张金宝，2011；余永定、李军，2000）、银行理财产品业务发展趋势（杨飞，2009；刘安霞，陈昭旭，2010）、银行理财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舒皓、刘洋，2011）等方面。李秀芳、王丽珍（2011）建立了关于消费、保险、投资的随机最优模型，采用蒙特卡洛模拟，得到最优的家庭资产配置策略并对部分影响因素做了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遗产动机影响寿险需求，对消费和投资基本无影响；消费的跨期替代偏好影响消费和投资需求；投资、消费、财险需求与家庭财富正向关，寿险需求与其反向关[2]。马秋君、李巍（2011）则选取我国银行2009年至2010年发行的部分结构性理财产品，分别对其收益与风险进行分析，发现我国银行结构性理财产品总体呈现收益与风险非对称且中外资银行的产品收益与风险特征差异大[3]。卢满生（2012）研究认为滚动发行短期理财产品推高银行体系流动性风险，储蓄存款向理财产品分流导致M2统计失真，同时银行借道理财产品将表内业务表外化增大了社会融资总规模调控难度[4]。孙从海（2011）认为我国银行理财市场的兴起与发展带有明显的金融创新本土化的特征，银行理财产品不仅已经成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主流产品，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而且深刻地改变着中国普通家庭的财富观念[5]。徐加根、陈恪（2011）利用全国12个城市2009年的全部银行个人理财产品数据，研究了市场结构、银行绩效与理财产品市场稳定的关系，结果表明，地区竞争程度的升高会提高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率，进而降低银行的绩效水平，而市场中处于弱势的银行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较低的绩效水平以及较高的竞争程度会导致市场处于不稳定状态，不仅银行有减少产品发行量的动机，还很有可能选择退出市场[6]。周荣芳（2011）则认为我国商业银行通过产品创新规避存款利率管制，这既反映了市场的真实资金供求状况，也包含了市场对通胀和货币政策调整的预期，特别是短期理财产品的收益率较高，显示其对通胀更为敏感，相对同期存款定期而言，更能体现即时的市场资金溢价[7]。

尽管近年来有关理财消费市场的研究结果较为丰富，但大多数还局限于对理财市场的现状描述以及与宏观经济形势的关系研究，而关于我国理财消费市场发展的内在原因的探讨则鲜为少见。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分别从居民财富、物价水平、同类市场表现以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等几个方面深入考察了影响我国理财消费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更有利于认识我国理财消费市场的发展特点和发展规律，为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参考。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变量

根据西方消费理论，与其他消费品一样，理财消费作为一种金融消费，其消费需求与居民收入密切相关。随着我国居民财富的增加，人们对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也相对增大，不难看出，银行理财消费与居民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如下因素对我国银行理财消费市场的影响：（1）物价水平。近年来，由于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处于高位以及美元贬值等原因，人们的存量财富受到侵蚀，再加之物价水平过去一段时间内一直高于基准利率，因此，人们在客观上需要通过非存款类的其他理财方式来对冲风险，消除物价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认为，物价水平越高，银行理财消费需求越大。（2）同类市场表现。根据消费函数理论可知，消费主体对某一特定理财产品的消费通常是该理财产品收益的正函数，是替代类产品收益的负函数。因此，我们认为，当同类可替财消费产品的市场收益率越高，银行理财市场收益率则相对降低，人们对银行理财产品的需求就减少。（3）宏观经济政策。从大量现实可以看出，我国银行理财市场除了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当资金面由于受到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而处于紧张时，则通过发售超短期高收益产品以维持理财资金链的正常运转，以重庆为例，2011年上半年发行的理财产品中，6月末未到期理财产品余额约350亿元，但累计发行额超过1300亿元，其中1个月期以内的占比达58.36%（卢满生，2012）。因此，本文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越紧缩，银行理财消费市场规模越大。以上命题是否符合我国现实情况，还需进一步经验证据的检验。

（二）模型设计

根据上述研究假设，为了深入考察影响我国经济社会中各类主体对理财消费的主要因素，同时考察到自变量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见表2），因此本文分别构建了如下两个研究：

其中：Financet表示银行理财消费市场发展水平，采用全国各大银行当月发行的理财产品数量总额来衡量；Stockt表示同类市场表现，采用上证A股当期（本月）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月市场回报率（等权平均法）来衡量；Incomet表示居民收入，采用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CPIt表示物价水平，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Reservet表示存款准备金率。实证模型（1）用于分析股票收益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价格指数对理财消费的影响，模型（2）用于分析股票收益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存款准备金率对理财消费的影响。此外理财消费市场（Financet）和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Incomet）采用自然对数形式。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中的银行理财产品发行规模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信托和理财研究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的《银行理财产品月评报告》并经整理而得，涵盖2009年1月至2011年12月共36个月数据。消费价格指数（CPI）、居民可支配收入（Income）数据均来自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的宏观月度数据，股票收益率（Stock）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另外，我国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Reserve）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考虑到通常调整存款准备金率都是在一个月份中期，因此同一月份可能存在有两个存款准备金率的情况，本文将每月最后一天执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作为当月存款准备金率。为消除月度数据的季节因素和不规则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HP（Hodrick-Prescott）滤波法对月度数据进行了季节调整[8]。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与多重共线性检验

本文首先对研究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从中可以看出，2009年至2011年间，我国上证A股月平均收益率为2%，最大单月跌幅达到16%，最大单月涨幅高达23%，表明我国资本市场收益率的波动性较大。CPI在2009-2011年间平均月涨幅达到2.69%，通货膨胀最严重时高达6.5%。另外平均存款准备金率在样本期间内高达17.78%，最低降至15.5%，最高达到21.5%，这表明我国在过去3年间受到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等不确定和非预期因素的影响，宏观政策也处在一个动态调整期，这些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对理财消费产生深远影响。

为了保证研究模型多元回归估计的有效性和无偏性，本文在利用经验数据对理财消费市场的发展进行研究之前，还对各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检验。从表2相关矩阵的报告结果来看，物价水平（CPI）与存款准备金率（Reserve）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相关系数为0.86），这主要是因为存款准备金率常作为调控物价的一种货币政策导致的，其他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分别将物价水平（CPI）与存款准备金率（Reserve）纳入研究模型中。

（二）分析结果

本文分别考察了同类市场表现、居民收入、物价水平和宏观经济政策对银行理财消费市场规模的影响。从表3报告的结果来看，尽管股票市场收益率对银行理财消费市场规模的影响不显著，但是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0.63）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股票市场与银行理财消费的相互“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股票市场收益率偏低，银行理财产品市场则会比较景气，这主要是因为在银行理财产品中，有部分理财产品具有保本功能，能较好的满足在市场风险较大时的保值需求。

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对银行理财的消费需求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二者变量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这表明，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人们对财富管理的需求也随之增大。我们可以合理预期，金融危机后，作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突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我国居民收入将在未来期间得到快速增长，对理财消费的需求也将在优化消费结构方面做出较大贡献。

表3还同时报告了物价水平对理财消费市场的影响，从中可以得知，物价水平是影响我国银行理财消费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当居民消费价格处于高位运行时，对理财消费的市场需求也随之增大。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当物价水平较高时，人们更多的趋向于“存款理财化”，通过将存量财富从单纯存款的管理方式转变为配置理财产品的管理方式，进而在保证流动性和承受较低风险的同时，获取高于存款类产品的收益，这一现象在2011年物价水平与基准利率倒挂的背景表现尤为突出。

从有关宏观经济政策与理财消费市场发展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我国银行理财产品消费市场的发展与宏观经济政策密切相关，银行理财市场规模（Finance）与存款准备金率（Reserve）之间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与观察到的实际现象一致，当国家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货币政策收缩银行信贷时，银行资金面也变得紧张，为了满足有关监管要求，商业银行采用大幅提高理财产品收益率的方式来吸纳社会资金，进而缓解资金面的压力，在高收益率的引导下，理财市场也表现出了繁荣的景象，市场规模得以增大。

当把所有自变量纳入到统一研究模型中，其结果未发生本质变化，如表3中回归结果第五列和第六列所示，这里不再赘述。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拥有的财富也随之增加，对财富保值增值的客观需求极大地促进了理财消费市场的繁荣。然而，由于我国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起步较晚，理财消费市场目前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金融消费者通常只关心该市场能够带来的回报，而对其所内含的风险水平及特征还认识不足，由此而产生的理财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也日益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为此，本文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和我国现实状况，考察了我国银行理财产品消费市场的发展特点以及影响该市场发展的内在原因，旨在更深入的理解我国经济社会中各类主体的理财消费行为与特征，进而促进理财消费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结论表明，我国银行理财消费的市场规模与股票市场收益率不存在显著关系，但居民可支配收入、物价水平与宏观经济政策都对银行理财市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刺激了对理财产品的消费需求，此外，当出现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时，人们所拥有财富的实际购买力因物价上涨而减弱，寻求相对收益较高的理财产品则成为了人们此时的现实需求，在这种需求的刺激下，理财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不仅如此，我国银行理财产品市场的发展还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导致银行资金面紧张时，商业银行则通过提高产品收益率来扩大人们的理财需求，进而满足政府的各类监管，最终传导理财消费市场的短暂繁荣。

从以上实证结论可以得到如下启示，理财消费作为一种对金融产品的消费，在扩大内需、提升消费质量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一消费行为不仅可以满足人们对财富管理和财富规划的需求，实现财富保值增值的目的，而且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物价水平变动对居民购买力的侵蚀。但与此同时监管层更应当关注在发展我国银行理财消费市场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不利因素，正如本文研究结论所指，银行采用不合理手段刺激理财消费时，加剧了理财产品所内含的风险积累，这不仅损害了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与国家宏观调控目标背道而驰，弱化了宏观调控效应，这将是管理层未来工作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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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宏观经济政策风险范文

银行信贷风险是各种经济风险的集中体现，不仅影响着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而且会影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打乱市场秩序，造成经济动荡。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银行的信贷风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很容易引发硕士论文受信主体信贷前的逆向选择和信贷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进而引发银行的信贷风险，影响金融体系的安全。

而银行的信贷征信恰恰是解决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最好方法。本文正是基于解决银行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降低银行信贷风险的目的，期望通过对国内外的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情况的比较，得出对于我国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的有益启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信贷征信体系；国内外比较；信用评级

第一章引言

第一节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1.1研究背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又是金融的核心。对于大多数银行来说，其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信贷风险，即贷款的信用风险。银行信贷风险是各种经济风险的集中体现，不仅影响着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而且会影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打乱市场秩序，造成经济动荡。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银行的信贷风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作为受信主体的银行借款客户对硕士论文自己的经营状况及其信贷资金的配置风险等真实情况更了解，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作为授信主体的贷款方银行则对客户的相关财务信息和风险了解不够，处于信息劣势地位。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很容易引发受信主体信贷前的逆向选择和信贷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进而引发银行的信贷风险，影响金融体系的安全。

而银行的信贷征信恰恰是解决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最好方法。通过银行信贷征信，能够增加借贷双方的信息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建立信用的记录、监督和约束机制，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本文正是基于解决银行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降低银行信贷风险的目的，期望通过硕士论文对国内外的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情况的比较，得出对于我国银行信贷征信体系建设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