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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房地产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4-00000-01
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交易非常活跃,房价飞速上涨,引起了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从货币政策方面来探讨货币政策调控与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对策和建议,以期通过改革和深化货币政策调控体系使房地产市场更完善,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
一、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不足之处
1.调控政策存在滞后,调控效应需要释放
任何政策从制定到获得主要的或全部的效果,要经过一段时间,这个时间称为时滞。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也存在滞后。
2.中央银行调控能力有限
首先,货币政策在土地交易价格等环节的调控中作用有限。其次,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不仅仅依靠行政权力,还应具备信息优势和较强的研究能力,以保证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并达到预期目标。再次,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自身的局限性。
3.微观主体预期对货币政策有效性构成挑战
对货币政策有效性高低构成挑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微观主体的预期。一般来说,市场主体依据其预期顺应于调控政策的实施而调整其行为,那么,货币政策可以较有效实施;而相逆于调控政策的实施调整其行为,则必然出现各种“对策”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当一项货币政策提出时,市场上的微观经济主体,立即会根据可能获得的各种信息预测政策的后果,从而很快地作出决策,而且极少有时滞。货币当局推出的货币政策面对微观主体广泛采取的对消其作用的对策,政策可能归于无效。实际情况中,公众的预测可能非常准确,实施对策也很快,但是其效应的发挥也要有个过程。这就是说,货币政策仍可奏效,但公众的预期行为会影响政策效应。
二、改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几点建议
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日益深远。因此,为应对这些挑战,央行应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将房地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的参考指标和信息变量,积极借助房地产价格这一传导渠道影响实体经济,以促进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
1.货币政策调控中应考虑调控滞后的存在
一是建立、完善和加强调控主体的调控信息系统,完善的数据采集、加工、处理体系,是把握和判断时滞变动的基础。。
二是要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的决策体制,提高中央银行的决策能力和其决策体制的效率,保证中央银行能够及时做出果断决策,以避免贻误时机而出现调控决策落后于经济形势变化的问题;同时,要尽可能减少调控实施的多余环节,提高调控实施机构的工作效率。
三是宏观调控要从被动调控转变为主动适应。
2.努力提高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
一是加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独立性
只有建立真正独立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制定的专业化、科学化才能够真正实现,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才能够得到保障,规避货币政策的现象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宏观调控手段己经转向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间接调控为主,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同时,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和发展,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完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将越来越灵敏。所以,科学、合理的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是要加强与其他部门合作,实现调控的及时准确
为了较为准确地监测房地产市场,中央银行需要与其他部门合作。与许多行业相比,房地产业的建设期较长,一般一个楼盘从立项开始到交房使用大约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其资金投入主要在前期,主要用于购地、拆迁、设计和预付建筑工程款等。在房地产的开始和上升阶段,房地产价格水平较高,大量社会资金集中房地产业,但此时房屋供给却无法立即增加,整个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投资继续高速增加。两年多后,商品房陆续上市,市场供给大幅度增加,最终超过市场的需求能力,如果此时开始进行宏观调控,可能已经错过最佳时机。因此,中央银行需要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对房地产周期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和跟踪,提高研究判断的准确性,果断对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发出警报。
三是下放部分调控权,提高政策的灵活性
房地产业发展的区域性,使得中央银行要提高政策执行的有效性,要将房地产市场的部分调控权下放到各分行乃至中心支行,以提高政策的合理性和灵活性。与此同时,还必须看到,由于房地产业对许多地方的经济发展和政府财政收入至关重要,一些分支机构在决策过程中可能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宏观调控的力度和及时性。因此,中央银行在大的方面要明确统一政策,强调政策执行中的纪律性,加强检查监督,确保各项调控措施及时到位。
四是运用多种调控工具,统筹兼顾调控目标
关键词: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因素
1、 货币政策工具
货币政策工具即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而采取的政策措施。中央银行只有通过选择合适的工具进行操作,才能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各国中央银行所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通常是依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及其运行状况和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做出的不同选择。总体上,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两种类型:(l)一般性的调控工具,又称为数量型的调控工具,从理论上说,这些工具主要是基于对货币供给总量的调整,对某个固定的部门或产业不能单独发挥作用。主要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政策和法定准备金制度,即所谓的货币政策的三大法宝。(2)选择性的调控工具,又称为质量性控制工具,主要包括道义劝说,信贷分配控制、利率控制以及不动产、证券、消费等领域的信用控制。这些调控工具着重对个别信用领域进行调节,从理论上其调节的主要是货币供给的结构。中央银行的主要调控工具是一般性的调控工具[1]。利率工具是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各种利率,影响资金的使用成本,进一步调整货币的供应量,最终影响实际投资,从而影响产出。
2、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货币传导是指货币政策当局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过程,其与货币政策目标一起决定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包括:货币政策当局操作一―货币市场一―企业和消费者三个环节。通过不同渠道和途径来影响作为杠杆的投资支出,消费支出和对外贸易三类总需求变量,从而间接的影响实体经济。具体的传导渠道主要有两种: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2]。货币渠道是货币传导机制中最早的理论,它又包括利率和汇率等方面,出自凯恩斯的IS一LM模型的利率理论指当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导致利率的降低,资本成本的降低,从而投资相应的增加,促使产出和总需求的增加,最终导致国民收入的增加。此外还包括预期渠道和汇率渠道,预期渠道强调人们对利率所得和通货膨胀变化的预期,从而使得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减小。利率是货币渠道传导中的关键因素,而弗里德曼也提出货币供给增加对利率有四种影响,分别是流动性效应、收入效应、价格水平效应和通货膨胀预期效应。在四种效应当中只有第一种是导致利率下降的,而后三种则会由于货币供给的增加导致利率的上升,所以货币渠道发挥作用实际上是以货币供给的增加产生的流动性效应至少在短期内大于其他三种效应为前提,而信贷渠道发挥作用则是以市场的不完善或存在缺陷为前提。
信贷渠道是指经济中的银行贷款与债权和股票的不可完全替代时,货币供给变化影响银行的信贷资金的可得性,从而影响信贷供给并进一步影响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3 、微观主体理性预期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以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R.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提出了一种以理性预期为假说的基础理论、方法和政策的新的思想体系。“所谓理性预期是指人们在预期到未来经济的变化趋势时,利用了一切可以获得的相关信息,尤其是当前信息,并按照合理的原则处理这些信息,以达到使预期与经济变化趋势相一致的目的。”典型的例证出现在1988年的夏天,因为有关部门提出了“价格闯关”的思路再加上以前人们对物价的上涨还存在预期,使得从南到北掀起了一股“抢购”狂潮,出现了极为严重的挤兑银行存款现象。
4、 货币政策的时滞
货币政策的时滞指从政策开始制定到政策目标最终实现所需经历的时间。而时滞的长度是难以预测的,中央银行从认识到问题出现到制定政策需要时间,而从政策实施到对经济产生影响也需要时间,这些长而变动的时滞使得实施货币政策变得极为困难[3]。很明显,如果货币政策时滞较短或者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时滞能够准确预测,货币政策的效果就容易确定。货币政策工具实施后首先作用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作用于金融市场,接着又进一步作用于企业和个人家庭等经济主体,通过经济主体投资、消费活动的变化使政策目标实现。在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必须经过由利率、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超额准备金等作为中间指标的复杂的传导过程。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宏、微观经济背景、经济管理体制、货币政策力度的大小以及货币政策实施的时机、投资者和消费者对市场变化及信息的反应灵敏度等诸多因素都会是导致货币政策的时滞期趋长或趋短,增加货币政策实施效果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
5 、金融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是影响政策效果的一个长期因素,我国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必然会涉及到各项制度的变革。在经济发展中连续的、具有实质意义的体制改革如财政、金融、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和预期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由此给宏观政策实施带来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金融制度的变革,对于我国的货币政策实施的影响尤其巨大,也增加了我们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判断难度。
6 、结束语
中国货币政策的效果如何,是中国特定时期各种环境变化的综合反映,这些变化包括金融体制、微观经济主体行为、政府政策的配合、货币政策工具的协调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等。
参考文献:
[1]李春琦,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第一版.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53一58,23一35
[2]宋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金融体系重构.第一版北京:中国计划出版
社,2005,49一56
关键词:货币政策;有效性;综述
近几年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较弱的原因,并且做出了大量的解释和探讨,本文将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涉及到的调控主体、传导渠道和微观主体出发,对国内学者的主要观点以及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求推动对我国货币有效性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 中央银行
一些学者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独立性出发对央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汪红驹(2003)、任啸(2005)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决策并非由中国人民银行自主决定,而是各个利益集团经多方谈判、博弈达到利益均衡的结果,这种决策过程降低了中央银行的目标独立性,使得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可能受到各方的干扰。范方志,苏国强(2005)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实质上受到物价稳定、汇率稳定等多目标约束,这迫使中央银行在多目标之间寻找平衡,于是中央银行就可能采取机会主义的手段注重短期效果和表面效果,或把实现一种目标当作不能实现另一种目标的借口,这种做法往往使货币政策顾此失彼,严重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另一些学者从中央银行的操作独立性出发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张靓在《对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现状分析及对策探讨》中认为由于中国货币市场不发达,目前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渠道传导,于是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必须与商业银行共同商讨确定信贷规模,这种状况必然削弱中央银行的操作独立性。汪红驹(2003)认为政府用于公共产品支出的贷款容易产生部分银行坏账。当中央银行意识到银行坏账可能威胁到银行的健康运行时,甚至导致金融企业经营困难时,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就不得不采取措施拯救这些“有问题”的金融机构,而当隐蔽的财政赤字积累到巨额银行坏账直至影响银行正常经营以后,最终还要由中央银行或政府来解决,这严重干扰中央银行调控基础货币,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
二、商业银行
一些学者从国有商业银行组织制度出发论述了商业银行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联系。徐洪水(2000)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行政化组织制度使资金的纵向分配格局难以打破,资金难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横向流动,不利于满足各种市场融资主体多样化,多层次的资金需求,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分散化和使用的低效率,影响货币政策的基层实施。任啸(2005)认为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行政治理结构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容易导致银行经营背离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从而影响了贷款的增加,导致信贷增长障碍,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张本照、杨皓、邱媛(2007)认为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国有产权使得银行贷款偏向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担保体系不健全等因素,使得非对称信息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放贷的积极性,形成了信贷和货币供应量扩张的障碍机制,也就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一些学者从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集中的特征出发分析了商业银行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联系。杨时革(2003)认为当前我国贷款来源主要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投向过度集中于国有和大型企业、大型重点项目,贷款渠道相对狭窄,放贷对象趋同,造成企业间资金状况分配不均,大量的企业资金紧张,而少数企业获得的超额贷款,新增贷款覆盖面过于狭窄,使中央银行货币信贷政策的作用范围受到限制。崔建军(2006)认为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机构,贷款管理权限,贷款期限,贷款区域均过于集中,这就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梗阻,由货币政策操作所推动的货币供给在省级分行停止,很难达到县域地区,货币政策传导链条中断,同时,商业银行系统内信贷资金却自下而上“回流”,这样会造成县域金融服务真空,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导致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还有学者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商业银行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杨米沙、杨国英(2006)认为商业银行出现大量不良信贷资产,将导致对可用资金的挤占,从而使可用信贷资金得不到扩充,所以在存在大量不良资产的情况下,这种“惜贷”行为使得银行将较多地资金配置在央行存款和购买国债等高流动性资产上,导致商业银行信贷收缩。这种非正常经营状况危害货币供给机制,中断供给路径的延伸,妨碍了中央银行货币供给渠道的畅通,使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无法实现。
三、货币市场
张国喜(2006)认为在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货币市场发挥的作用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货币市场是解决各经济主体短期性或临时性资金需求的场所,为各经济主体提供流动性管理的途径,使各种经济主体的资金供求得以平衡;货币市场为货币政策实施提供活动场所;货币市场为中央银行制定基准利率提供依据。孔曙东(2003)认为随着我国货币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交易规模越来越大,货币市场在货币政策的传导中开始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已成为调节金融机构资金的重要场所。第二,货币市场的发展为运用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第三,银行间债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等货币子市场的发展为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提供了基础,从而有利于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机制来传导。同时,孔曙东也指出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存在弱化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五大缺陷:交易主体单一,交易工具单一,货币市场流动性较差、交易不活跃、各子市场严重分割,风险防范能力差,货币市场各子市场发展不均衡、结构不合理。
四、资本市场
托宾的q效应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通过利率变动影响收入变化,其间存在着一个股票市价或企业市价变化的问题和一个固定资本重置价格变化的问题,即货币政策是通过影响证券资产价格从而使投资者在不同资产之间做出选择而影响经济活动的。为此,托宾引入一个新概念“q”,即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资本重置成本的比值,q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投资愿望。如果q>1,意味着企业的市场价值要高于其资本的重置成本,则企业将增加投资,经济呈现出景气态势;相反,如果q<1,即企业的市场价值低于其资本的重置成本,则投资萎缩,经济不景气。
财富效应理论认为消费者是具有理性的,个人将在更长的时间内计划其消费和储蓄行为,以期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决定消费的不是现期收入,而是消费者的毕生资财,包括人力资本、真实资本和金融财富,股票是金融财富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因此,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将通过改变利率和股票价格来影响居民的金融财富及其一生的财富量,进而影响其消费需求和国民收入。
流动性效应理论认为,企业或居民在选择持有何种资产时会考虑流动性的要求。其原因在于耐用消费品(如汽车、住宅等)的流动性较弱,当发生财务困难而必须出售这些资产时,不可能完全收回它们的价值;而金融资产(如银行存款、股票或债券)的流动性很强,在需要时可以很容易地按市场价值出售而收回现金。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股价上升,金融资产的价值提高,使得消费者持有的流动性资产量扩大,消费者感到其出现财务收支困难的概率大大减少,于是增加耐用品和住房支出,由此拉动了总需求和产出的扩大。
非对称信息理论经分析发现,在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会降低银行的贷款意愿,从而影响到企业的投资支出,弱化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非对称信息理论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提高企业净值或贷款担保的价值,从而减小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股票市场的发展,股票价格的上涨是导致企业净值增加的重要途径,当股价上涨时候,企业净值就会增加,使企业借款时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减少,银行贷款随之增加。这就是说股价水平的上升通过强化银行信贷渠道而间接地作用于企业的投资支出,从而作用于实体经济。
刘茂平(2005)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股票市场上的财富效应及流动性效应在我国还难以体现,我国资本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作用还不太突出。何静(2006)认为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规模偏小,运行效率不高,导致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并不明显,即资产价格变化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投资和消费的影响不大。史金哲(2007)提出资本市场内在运行机制和制度不合理、作为传导客体的上市公司投资预算软约束和滞后的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进程等也是造成我国货币政策通过资本市场传导途径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五、外汇市场
王吕、王斌卿(2007)、刘超(2006)认为在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下,由于我国近年来持续大量的国际贸易顺差,在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过量引起人民币有升值的预期,这样就与固定的汇率制度相冲突,为了维护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要发行大量的人民币进行干预、对冲,由此形成了了外汇占款,虽然一部分外汇占款可以由于央行发行政府债券来收回,但是这个过程实际上减少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进而减少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张建斌、刘清华(2006)认为我国现有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外汇指定银行就要动用存放在央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结汇,在外汇头寸的限制下,外汇指定银行只能拥有小部分的外汇头寸,而剩余的就由央行统一收购,这样一来,外汇指定银行在央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就会减少,从而降低了货币乘数(货币乘数= 1 /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提现率) ),这样货币乘数就随着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减少而增加,这样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相应的降低。
刘凤(2006)分析了我国外汇市场的资本管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该观点认为从理论上讲汇率和利率是相互影响的,但在资本管制严格的情况下,利率和汇率的相互影响存在较大的阻隔,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由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可知: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有效,货币政策无效;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无效,货币政策有效。因而在我国存在资本管制并且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是要大打折扣的。
六、企业
蓝天祥、侯治国、刘澄(2006)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企业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国有企业在改革初期,存在“预算软约束”和对信贷供给的高度依赖,在紧缩货币政策下,国有企业“倒逼”中央银行扩大信贷规模,从而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转轨时期,虽然国有企业比重不断下降,但是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仍向国有企业倾斜,既导致资金利用效率降低又使得以国企为传导主渠道的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非国有企业对利率极其敏感,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及政策的惯性,很难获得外源融资。这样货币政策无论从信贷途径(依靠国有企业)还是从利率途径(国有企业效率低,非国有企业很难获得外源)都受到了阻塞,大大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石长洪(2004)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从企业的现实结构、所有制的不同、企业的区域结构、行业结构及融资结构五个方面出发论证了企业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在企业自主决策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必须针对企业的现实结构做出合理的评估,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更为实际的观察指标,才能提高中央银行政策的直接性和精确性;由于所有制不同的企业对信息的选择、理解与利用持有不同的态度和倾向导致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会因所有制的主导结构不同而不同;对于不同的区域结构,企业的集中度也不相同,金融资源会由于企业的集中度的疏密而对货币政策产生不同的效果;由于企业的行业结构的资金密集度和劳动密集度不同,不同的资源密集度的行业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也不同;企业在面临融资时,会因为不同融资渠道的不同造成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不同。
七、居民个人
居民个人可以通过货币需求、消费机制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陈学彬、杨凌、方松(2005 ) 认为:现阶段决定我国居民消费、储蓄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居民收入;对利率敏感度较差的工薪收入在居民收入中比重甚高,并且居民储蓄中对利率敏感度较高的金融资产收入比重甚低;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上升和风险意识的增强,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我国居民消费储蓄对利率的敏感度较低,使得通过利率传导的货币政策效应下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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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险业金融功能货币政策
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开发促销新产品,经历了“储蓄型——保障型——投资型”的演变。最初,将保险单的利率与银行存款相比,渲染保险单的储蓄回报功能。在银行利率一再下调的压力下,保险公司不得不放弃高利率的保单,重新回归保障功能。而后开始大力引进国外投资型险种,如投资连结保险、分红保险,曾一度红火了沿海各大城市。
但是仅从防范利差损目的出发开发投资型保险产品,进而要求拓宽投资渠道;或者,仅从繁荣股市目的出发,鼓励保险资金入市及保险公司上市,都患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近视病,过多资金入市也可能引发股市过热的危险。因此,强化保险业的金融功能需要从更宏观的视角出发。笔者认为,强化保险业的金融功能还可以从货币政策体系入手。
货币政策的新发展
货币政策目标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来实现的。但从中央银行动用货币政策工具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间要经过许多环节。中央银行为了随时掌握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必须利用一些能反映经济发展变化的金融变量,作为观察从货币政策工具到最终目标的实施过程和效果的指标。长期以来,美联储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以公开市场业务作为调节货币供给量的主要手段。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货币政策作用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金融创新的发展,特别是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层出不穷,一方面使美联储的货币供应量统计越来越困难,货币供应量渐趋失控;另一方面使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大大下降。第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融资方式的创新,使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以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进而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政策意图难以见效,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功能弱化。第三,经济金融全球化及金融市场深化导致的大量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使传统的货币供应量与产出之间的联系被打破。正是以上原因使得美联储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指标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严重限制。
在我国也出现类似情况,中央银行为了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加,连续8次下调利率,希望通过利率机制对银行储蓄分流,鼓励居民、企业贷款、消费,或进入证券市场进行投、融资,获得更大的利益,发挥资本市场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重要功能,实现中央银行刺激投资消费的货币政策的目标。然而,操作效果不尽如人意。利率政策的杠杆效应以及由此带来的债券、股票市场上的财富效应均难以奏效。
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不通畅或发生扭曲的因素较多,其他金融机构不受中央银行的约束、贯彻落实货币政策的意识和动力不强是原因之一。由于在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在金融机构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情况下,中央银行能够直接监督和调控的只有银行、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对证券、保险、投资基金等机构则难以直接调控。这些机构的行为是否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一致,中央银行无力进行直接约束,从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金融创新实践证明,中央银行只控制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而忽视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方面的作用,其结果是导致了大量的金融和信用失控现象,导致货币政策的失败。为此,中央银行必须扩大货币政策调节和作用的范围,把控制的触角逐步伸展到商业银行体系以外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调控范围扩大到全部金融资产,并注意政策的均衡性。
保险业对货币政策的作用
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业务综合化和金融机构同质化趋势,模糊了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混淆了这两大类金融机构在创造存款货币功能上的本质区别。随着融资证券化程度的提高和金融市场的日益发达、支票帐户电子资金划拨系统、可转让存单、电话存款、证券化贷款等业务的逐渐完善,使得存款货币的创造不再局限于商业银行,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有创造货币的功能。金融创新以后,在开始混业经营的国家里,货币供给由过去的中央银行提供通货和商业银行提供存款货币二类主体扩展为中央银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三类主体。货币供应主体增加,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成为货币供应主体。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多层次的货币应包括有些流动性好的金融工具,如短期政府债券、储蓄债券、具有现金价值的人寿保险单、互助基金股份等。由于在金融市场发达的情况下,这些金融工具可以随时转化为现实的货币,即货币化,因此,一些国家也把这些近似货币计算到货币供应量之中。
货币政策制定后广泛地通过信贷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传导。保险业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表现在:
对利率政策的反应
利率政策是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所制定的调整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的政策、措施,以此引导各微观经济主体向宏观经济需要的方向从事经济活动。作为重要的经济变量,利率一直是中央银行调节干预经济的工具之一。
在利率政策发生作用的过程中,保险,特别是长期寿险业务,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当中央银行采用扩张货币政策,市场利率下调,在其他各因素不变的假设下,保险公司长期险(寿险)资金运用收益预期下降,寿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下降,寿险产品价格上升,通过价格效应,居民的保险需求下降,实物消费可能增加,最终推动货币政策的预期目标实现。这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国家表现得尤其明显,而在发达国家,保险公司可通过多渠道运用资金均衡收益,因此费率可不必依附于利率。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因为保险运行机制配套问题而发生扭曲。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为抑制通货紧缩,我国央行连续8次降息。但在名义储蓄利率大幅变动时,保险监管政策未能及时作出反应,加上寿险公司自身缺乏风险意识,假定的预定投资回报率高估,部分公司甚至渲染这种差价,造成居民对保险商品的抢购,将央行利用货币政策希望从银行“分流”的储蓄,部分重新流入了寿险公司,没能实现扩大实物消费的作用,抵消了央行货币政策效果;而由于投资渠道狭窄、能力受限,寿险公司自身面临严重的“利差损”风险。
保险业通过货币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作用
理论上,市场利率以资金供求为基础,保险公司的同业拆借、债券买卖业务等资产业务表现的逐利性,为中央银行利率杠杆作用的发展提供了微观基础。保险公司通过从事政府债券的买卖和同业拆借活动,可以直接成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交易方,完成央行吞吐货币的重要过程;也可以与其它金融机构交易,间接影响央行的货币政策传导。在这一过程中,保险公司广泛参与了整个市场利率的变动过程,即保险公司的资金供求变化带来的信贷、货币市场的资金流动,成为影响货币市场银根松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最终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同业拆借利率的形成。
根据西方金融理论,货币政策通过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传导至实体经济,因此保险资金的直接入市、间接入市,甚至保险公司上市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资本市场的资金量,并通过影响股票债券价格来影响企业居民的行为。
保险业还通过迂回的途径,间接地影响企业和居民的货币需求。由于保险为企业和居民提供了保障,他们缴纳保险费而得到预期财富效应,节省出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和消费。
影响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
保险公司作为金融中介,其信用扩张不同于银行体系。
与银行贷款不同,保险公司的贷款在其资产负债表上表现为资产一增一减,并未产生派生存款。但在我国,保险公司的银行存款并不像企业存款一样计入货币供应量,因此,保险公司提供贷款时,保险公司存款的减少带来的商业银行负债方企业存款的增加就事实上增加了货币供应量,等同于派生存款。若此时中央银行仍只调控商业银行信贷,忽略了非银行的信用扩张,就可能造成过多的货币供应。如1995年《保险法》出台以前,我国的保险资金可用于流动资金贷款,1984-1989年,累计运用保险资金37亿元,其中投资贷款占97%,1991年才开始有所调整,应该说这对当时的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等,这又矫枉过正,杜绝了派生存款的同时却在另一方面延长了资金的流转,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
虽然保单质押贷款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贷款,事实上它是在保单现金价值内预支,并未超出保单现金价值。但这意味着保单权益的支付期限缩短,体现了保单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因此,它虽并未非派生存款,但起到提高货币流通速度的作用。
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保险公司广泛地支付高比例的佣金通过人、经纪人推销产品,保险公司自身的业务费用及层层机构的收入分流就形成了不容忽视的现金漏损,也即减小了保险公司的信用扩张能力。
将保险业的宏观调控纳入货币政策体系
从中央银行来看,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过程中必须有更广阔的视野,而不是只盯住基础货币,应当面对多样化的包括保险资金在内的金融资产。虽然目前,我国保险资金相对于上万亿的银行存款来说,作用较小,但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壮大,保费的增加,保险单作为居民的金融资产的作用也将逐渐增大;且保险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增强,保险资金运用规模也将增加,成为不可忽视的金融资产。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但同时通货膨胀上涨压力与资产价格波动上升成为我国经济中突出的重大问题,对货币政策传导产生重大影响。本文认为,要采取实施货币政策通胀目标制、完善资本市场、做好通胀预期引导、加快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改革等有效措施,来防范资产价格波动风险。
关键词:资产价格 货币政策 相关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金融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金融市场日益深化,金融创新步伐加快,金融资产存量不断增加,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北欧、日本、美国等国家资产价格极度膨胀,致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偏离,这对全球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陈伟忠、黄炎龙,2011)。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快速、健康发展,我国宏观经济创造了全球奇迹,金融资产存量不断增加。随着几次大幅度的起落,我国股市仍然保持向上趋势,房地产价格则长期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上涨压力和资产价格波动上升并存成为我国经济中突出的重大问题。
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传导的关系
(一)货币供给内生性深受理性预期的影响
当前,增加货币供给表现出很大的内生性,央行增加货币供给过快,传导到实体经济领域,必然表现为物价上涨,而在金融经济领域,则表现为资产价格的膨胀过度。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经济增长,并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物价稳定是其前提条件。CPI作为反映物价变动的风向标,盯住物价指数然后实施决策,这是货币政策判断的基本依据,但是目前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物价指数中,对于资产价格并没有反映出来,这必然会带来决策上一定程度的偏差。近几年来,由于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居高不下,自然带来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大量的国外游资进入我国进行套利,又进一步增加了外汇储备数量。目前我国仍然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保持币值稳定,从而使得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外生货币供给内生化,可以说这种汇率体制使得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在限制通货膨胀的同时还要保持币值稳定,从而使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境地,最终出现币值稳定和物价稳定之间的不一致性。
(二)资产价格波动冲击货币政策目标
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异常,一旦破裂则将可能形成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实体经济,对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形成严重的影响。在形成和持续阶段,由于托宾Q效应、财富效应的存在,资产泡沫影响了居民、企业的消费投资,并进一步通过“自我实现和自我增强”的效应,影响实体经济多个领域,其对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的不利影响能够通过金融体系加以放大。由于资产泡沫并非产生于基本经济面,一旦膨胀过度,短期内多以股灾等形式反映出来,资产泡沫一旦破裂,必然威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伴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加快,证券市场发展、房地产价格上涨,对货币政策带来的挑战,这些现实问题是货币政策所无法回避的。由于金融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快,资本市场也同时得以进一步深化,货币需求总量呈现明显非稳定性,测算货币流通速度也失去原本意义,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目标的有效性随之失去。综上所述,如果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资产价格波动完全被忽视显然是不明智的,但是其是否应成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目前尚在争论之中。
(三)货币需求量受到资产价格波动影响
古典的货币需求函数在当前的经济条件下已经完全不适应,资本市场发展与深化,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货币需求,对于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谢启超,2011)。比如股市的大幅起落,极大可能使得现金、存款等资产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从而进一步改变货币需求的总量和结构。由于资本市场的存类,除存在于实体经济体系空间之外,相当数量的货币同样也存在于资本市场体系。费雪货币数量公式为MV=PQ,考虑金融资产价格因素,可以扩展为MV=PQ +P`Q`。在这个公式中,用MV来表示货币流通总量,用Q来表示商品总量,用P来表示商品的价格水平,商品市场所需的货币流通量就是PQ,用P`来表示金融产品价格,用Q`来表示金融产品数量,证券市场所需的货币流通量可用P`Q`来表示。不但受到证券市场的影响,而且也取决于实际经济的运行状况,货币流通速度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通过证券市场替代效应和财富效应的共同作用,股票预期收益、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其他资产平均收益等多种因素影响到货币需求。由于证券市场的财富效应大于替代效应,金融资产价格上涨会使得货币需求量相应增加。
(四)资产价格波动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作为货币政策“杠杆效应”的作用系数,货币乘数放大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效果,但是由于资产价格波动起伏,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得到增强,其稳定性受到很大影响。由于在新的传导机制之下,资产价格是关键变量,资本市场处于中介地位,从理论上来说,对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动,资本市场迅速对此会做出反应,通过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影响企业与社会公众的消费与投资行为,由于新传导机制的政策时滞较短,政策传导效率相应较高,政策效应比较显著。在宏观经济模型中,家庭、企业和银行等微观经济主体的反应变化,中央银行很难进行预测,自然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带来很大的影响。同时增加了金融资产的价格传导渠道,多样化、间接化使得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更加无法预测,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变得更加复杂,相应增加不可测控性。
资产价格波动对我国货币政策制定的影响
记得1978年秋我跨入大学校门攻读金融专业时,在《货币银行学》课本里还没有货币政策方面的内容。所以,直到大学毕业,我对“货币政策”这个概念都十分陌生。也难怪,当时我国实行严厉的金融计划管制,也没有形成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分设的二级银行制度,货币政策根本没有发挥作用的体制土壤。课本里没有货币政策方面的内容似乎也无可厚非。
今天,货币政策已经成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货币政策的走向、工具的运用以及政策调控力度的改变,都受到经济界和公众的高度关注。这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进步的表现,自然值得人们欣喜。
然而,欣喜之余我们注意到,我国始终没有一个成形的金融政策。金融政策长期缺失与货币政策的活跃形成了强大的反差。而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常常把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同起来,混为一谈。
所谓金融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金融业发展目标而制定的有关金融产业发展方向、产业结构安排、产业技术手段提高的政策。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都属于政府的宏观政策范畴,但其作用范围、功能以及调节手段存在明显的差别:
货币政策:只对形成货币需求的那部分金融活动发挥作用。其调节手段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数量调节,另一类是运用利率、汇率等政策工具的变动去影响市场主体行为的价格调节。
金融政策:影响所有金融行业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同时也影响一国金融开放程度和金融业的整体发展进程。除了间接调控以外,金融政策还包括行政调节和法律规制。
为什么要制定金融政策?
制定金融政策的意义,择其要者主要有三:
第一, 制定金融政策可以使金融发展具有明确的目标约束。
社会公众是直接的金融消费者,在金融与社会公众的联系愈来愈广泛的情况下,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供给程度,直接关系到公众的福利水平。特别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公众手中的证券资产已达到相当规模后,金融发展水平制约下的资本市场结构的深化程度和市场稳定程度,更是与公众切身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
但是金融政策的长期缺失,使金融发展没有一个明晰的总体发展目标,处于一种懵里懵懂和放任自流的状态,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即使对某些改革和发展路径已经十分明确的重大金融问题,推进步伐也很缓慢甚至迟迟不能破题。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就是一例。年复一年,这一事关金融发展全局的改革至今仍停留在无休止的讨论和各种实施方案的比较上,在实际操作层面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如果有了金融政策,金融发展就有了明确的政策目标约束。尽管这种约束不具有指令性作用,但其无疑会使金融发展具有明晰的方向感和目标感,从而增强金融发展的预见性、主动性和实效性,有利于加快金融发展的进程。
第二, 制定金融政策可以降低金融发展的成本,增加金融发展的收益。
成本-收益关系是经济生活中一对基本的比例关系,而金融发展也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对比问题。由于没有明确的金融政策,政府主管部门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金融发展缺乏整体感和层次感:
一些曾被推崇并且付诸实施的金融发展措施,一段时间后又成了“改革”的对象;
一些金融机构在设立时由于市场定位模糊,发展方向不明,业务开展起来后多有“违规”之嫌,政府还要支付整顿监管成本;
对某些势在必行、迫在眉睫的带有攻坚性质的改革与发展举措,或是由于相关利益部门的干扰和博弈,或是出于维护金融稳定的考虑,政府举棋难定,踌躇不决,无法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
凡此种种,都极大地增加了金融发展的时间成本。
第三, 制定金融政策可以给社会公众相对稳定的政策预期。
政策信息对金融稳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在股市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政策信息是通过影响公众的心理预期和交易行为来影响股市的,而这种影响的程度大小,又与政策信息的确定性直接相关。
模糊的政策信息使公众难以形成稳定的心理预期。例如,在国有股减持问题上,一直没有一个明晰的市场发展政策,以至于政策上左右摇摆:忽而决定公司新股发行时按市价减持国有股以补充社保基金缺口,忽而又决定停止减持。可以说,国有股减持已经成为引致股市动荡的最大利空因素,是悬在投资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政府对此事久拖不决,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和热情,也影响了股市的稳定。
事实证明,市场最怕的是不确定性,它比单纯的利空因素对市场的杀伤力更大。
对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厚此薄彼”,与其说是政府在政策生成机制上的一种“政策歧视”,倒不如说是政府在政策设计和政策安排方面的一种缺陷更为准确。
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金融业虽然有别于一般的公共产业,但就其与社会公共利益联系的紧密程度及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程度看,丝毫不比其它社会公共问题逊色。尽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政策,引领金融发展步入快车道,于国于民,善莫大焉。
金融政策的基本点
金融政策的内容如下:
金融产业政策目标
金融各行业与金融市场各子市场的发展规划
金融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
金融产业技术进步
金融产业对外开放
金融产业监管
金融产业政策手段等
其中,产业政策目标和产业发展规划是金融政策的核心内容,其它内容都是为实现产业政策目标和产业发展规划服务的。
金融政策的构成要素包括:
金融产业组织政策
金融产业结构政策、金融产业布局政策
其中,产业组织政策和结构政策是金融政策的基本点。由于我国金融业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竞争不足而非竞争过度,因此,产业组织政策的重心应放在鼓励竞争、限制垄断方面。通过各种制度规则的建立与实施,改革金融行政审批制度,降低市场进入壁垒,着力为金融主体造就公正、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以保障公平竞争,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金融产业结构政策的实质,在于政府通过相关政策措施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进而推进金融发展。
产业结构政策在中国金融政策中占有核心地位。
[摘要]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社会需求时政策效应非常显著,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却效果欠佳呢?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必然体现。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货币政策是狭义的,即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向及其调控,我们发现:在1993年开始的以抑制经济过热和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在缺乏财政政策有效配合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起到了主导作用且政策效果非常显著。1997年以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长期的社会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相对旺盛转向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的相对过剩。这种转变在货币层面上表现为周期性通货膨胀转向持续性通货紧缩趋势。由此也带来了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根本性转变,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增发国债、增加离退休及行政事业单位工资等的配合下,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自1996年起先后七次调低存贷款利率;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长期实行的贷款规模限额控制;1998年3月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1999年将消费信贷业务放宽到所有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种类放宽到所有大件消费品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支持农业、投资、消费、进出口的信贷指导意见……。然而,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社会需求时政策效应非常显著,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却效果欠佳呢?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必然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货币政策是狭义的,即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一、从货币结构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建立在扩张货币供给总量和提高货币流动性的基础之上的。而一般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实现的货币供给量的增长是仅就广义货币而言的,在消费及投资需求不振,市场低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企业和居民会减少现金及活期存款持有量而更多地以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币存款等广义货币的形式持有其资产,由此在货币总量增长的同时却引起货币流动性的减弱,如1994年底m1占m2的比率为43.8%,1999年则降为35%,致使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大打折扣。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1997年以来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有效需求的拉动作用效微力乏的原因了。
政策建议:(1)在继续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要缓解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货币政策方面必须改变一味增加货币供应总量的做法,在维持广义货币m2增长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将工作重点转向调控货币供给结构即提高货币流动性方面,鼓励储蓄存款、定期存款等准货币转化为现金及活期存款,使m1的增长率相对高于m2的增长率。(2)通过鼓励消费和投资,对高达6亿多的储蓄存款进行分流,而鼓励消费的基础性工作在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化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而鼓励投资,一方面要加强我国的金融工具创新以增加金融投资的渠道,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降低投资限制以鼓励实业投资。
二、从货币供给的影响因素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当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主要是通过基础货币的投放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来实现的。但是,在微观经济主体消费和投资意愿低下的经济背景中:(1)由于物价水平持续下跌情况下“买涨不买跌”的消费心理及名义利率水平尤其是名义储蓄存款利率水平相对低下,居民的经济行为往往表现为持币待购,由此导致社会现金流通量的增加和现金漏损率的提高,客观上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和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2)因为销售不畅和生产经营的萎缩,企业对于活期存款的交易性需求减少,加上其投资行为受到遏制,企业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会转化为定期存款,如上所述,定期存款比率的上升同样起到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3)商业银行在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和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增加的情况下,可用资金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其贷放规模并未随之相应增长,原因有二:第一,企业和居民贷款意愿低下使得全社会贷款需求不振;第二,贷放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增加,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和资产安全性的需要严格控制资金贷放,出现银行“惜贷”现象。最终体现出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即超额存款准备金的超常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
综上所述
,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试图扩张货币供给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客观上却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向背道而驰,进而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政策建议:(1)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中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中央银行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将调控重点放在引导商业银行、工商企业及居民的经济行为上,使之“顺对货币政策的风向”,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2)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诸多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投资政策及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的综合协调运用,过度依赖于少数经济政策如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3)加快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是走出通货紧缩,推动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
三、从货币政策的传导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给,影响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从而对全社会的投资水平和消费支出规模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使之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由此,从中央银行具体制定和实施货币调控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间,必然有一个相关的传导过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为例,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层次:
1、中央银行根据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既定货币政策目标,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提高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能力,并降低利率水平。这是扩张性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础。但是,在现阶段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进入多倍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其原因在于银行资金的内部短路现象,它是指银行体系增加的准备金没有最终用于向工商企业和居民的放款,而是滞留在了银行体系内部,或是用于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和证券买卖,或是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形式存在。这种现象在客观上起到了减少基础货币的作用,基础货币的减少又通过多倍存款货币的紧缩进一步缩减了货币的实际供给,导致社会资金相对减少。
2、商业银行在接受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超额存款准备金大量增加的基础上,对中央银行的具体调控做出反应,即根据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意向相应调整其业务,动用超额准备金扩大向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放款的规模并调低放款的利率水平,同时通过派生存款创造机制影响货币供应总量的增加。作为在中央银行和工商企业及居民之间充当传导媒介的商业银行,在利益驱动的基础上,能否对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意图做出“顺对政策风向”的迅速反应,是货币政策顺利传导的基本保证。但是,由于现阶段商业银行资产的单一化以及现存的银行信贷配给机制自身抑制需求和减少流通中货币的作用,加上银行出于风险控制的目的,在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放松银根时,出现了日益普遍的“惜贷”和前文提及的银行资金内部短路现象,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体系内部而未形成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效应。
3、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根据中央银行发出的放松银根的政策意向,在商业银行扩大放款规模,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充裕、利率水平下降的情况下,相应扩大其投资和消费支出,最终实现货币政策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层次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近年我国宏观金融调控的实际效应业已证明,现阶段,即使在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下,无论是社会消费支出,还是投资支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均无法有效拉动。应该说,当前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其实质是体制性的,是我国现行经济包括金融体制中诸多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关键词]国库资金;经济贸易;金融运行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税收及金融体制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库的业务量也随之成倍增加。货币政策的制定必须研究国库资金收支活动及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国家信用的变化情况,国库部门只有建立起财、税、库良性互动的工作机制,共同收集相关信息资料,才能确保财政预算收支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国库与财税部门相比,国库数据的最大特点就是时间最及时、金额最准确。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包括税收、预算计划、货币投放回笼、信贷规模、储蓄、国债发行、兑付等在内的统计信息资料库,才能真正为政府提供有价值、有分量的分析资料和政策性建议。
国库资金分析工作是指运用统计学原理对国库收支(包括税收、利润、事业收入、国债发行兑付及收入退库)等情况进行分析,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细致地进行国库资金分析既能弥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之不足,并配合货币政策的实施,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起促进作用,又能对地方政府的预算收支进行有效管理,同时国库资金还是构成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内在因素,其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提供了资金来源。近年来,财政、税收及金融体制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担负经理国库的中央银行,是联结财政、税务及地方政府的桥梁和纽带,从客观上讲有必要研究国库资金收支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对经济生活发展变化、对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及产生的效应,为政府正确的决策提供准确的参考资料,因此,对国库资金进行统计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一、国库资金分析是政府进行正确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
(一)由于国家金库处于特殊的地位,其统计分析工作为政府经济决策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基础建设中,国库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每年都会在国家预算中安排一定规模的国库资金直接投资基本建设、基础产业以及重点行业,一般而言,财政部门侧重于对财政收支状况及预算执行情况的分析,中央银行侧重于对金融运行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分析。具体说来,国库分析是央行对财政资金运行给社会经济带来影响的分析,如财政收支对当地货币投放、回笼量大小的影响、财政支拨与库存余额的关系、税收征收数与入库数的比较分析、财政收支与预算收支计划差额分析、国债发行对地方资金吸纳大小的影响分析等等。国库分析主体的特点使这一分析更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可参考性。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进行宏观经济决策时,比较注重统计分析的社会性、全面性、客观性和真实性,而国库收支分析正好能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国库资金从性质上讲不同于银行的信贷资金,应归属财政资金。但在目前的实际操作中,其资金的大量流动能够创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影响地方银行的短期信贷行为。
(二)国库收支分析不仅为分析宏观金融运行和制定货币政策服务,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发展。国库资金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运用,为货币政策的执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公开市场业务是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各种政府债券及银行承兑票据等有价证券的业务活动。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是货币政策操作的最主要的手段,而适度规模的国债是开展公开市场业务的基础性条件,是国库资金收支不足的平衡器。公开市场业务的开展理顺了中央银行与政府、财政、商业银行的关系,强化了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地位,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财政弥补赤字不再向中央银行透支。中央银行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吞吐有价证券,调节基础货币量,控制金融机构信用,影响货币供应和市场利率,达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公开市场业务对信用创造的影响因素也将成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协调配合的重要领域,对贯彻执行货币政策、实施科学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具有重要意义。
(三)国库资金的最大职能是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当宏观经济发展不协调、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不平衡时,国家可以直接利用国库资金进行调控。如要控制总需求,可通过提高税率,增加财政收入,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支出等措施;而要刺激需求,则可通过减税、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等手段较快实现调控的经济目标。可见,国库资金调控的特点是时间短、见效快。而货币政策调节则不同,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到货币政策发挥效力,对最终目标产生影响,有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首先是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调节手段,调节存款准备金和对商业银行贷款数量,以影响商业银行的行为。在控制总需求时,就调高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及再贴现比率,反之,则降低比率。在此之后,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行为做出反映,相应调整对企业和居民的贷款规模,并通过派生机能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企业和居民再对商业银行的行为做出反映,相应调整投资和消费支出,影响社会需求,从而达到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调节效果相对滞后。
二、国库资金分析对地方政府的预算收支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国库分析内容的特殊性,成为政府发展经济深化改革的综合性较强的参考材料。国库分析不仅是为中央银行服务,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为各级政府经济部门服务。国库分析的特点决定了它是对有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结合点的“边缘性”问题进行的分析和研究,以促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支持国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因此,它起着其他分析工作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库分析更有利于为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深化改革方面提供服务。近几年来,各级国库在国库收支分析方面尽心尽职,基本上能及时反映当地国库收支状况,做到随时关注当地经济的发展,认真、细致地从财政收支、企业发展状况、外贸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银行储蓄、个人消费观念转变及央行货币政策、信贷、税收与企业情况全面地进行分析,为当地政府提供了较好的经济参考决策依据。因此国库收支分析为地方政府经济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二)统计、分析并预测国库资金流动趋势和国库资金存量,为政府债务政策提供参考。各级政府在确定债务政策时,需要研究、分析以往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资金流动规律,根据下一时期的政策方向,预测财政资金存量的变化趋势,将债务政策与国库资金状况联系起来,以减少债务成本,提高债务收入资金的效益和债务政策的灵活度。
(三)分析国债发行、兑付对地方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是地方政府应该认真考虑的事情。国债是中央财政筹集资金的一种有效方式,而对地方来说,却是当地民间资金的流失,各级政府部门应十分关注国债吸纳本地资金的大小。国债不同于税收之处在于国债是一种有偿性或辅的中央财政收入,但就其将地方资金转移到中央财政这一作用来说,国债和中央税收则无二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财政可以通过国债集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支持国家重点经济建设。除了国债导致地方资金的流失及中央财政收人和国债兑付资金对宏观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之外,国债购买主体、国债发行总量、时机和期限都会对地方资金供给和需求以及中央国库收入、支出和资金存量产生较大影响。国债发行、兑付资金数量的大小,国债的流动性效应和利率效应会对地方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产生较大影响。
三、国库资金构成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内在因素,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提供了资金来源
(一)国库分析能为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深化财税改革提供服务。国库部门通过对国库支出的总量和构成的分析,反映财政政策执行的情况;通过对收入总量及构成的分析,反映财政政策的最终实施结果;通过对财政改革前与改革后的情况对比分析,反映财政改革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服务。
(二)国库资金来源于企业、个人,与微观经济紧密相联。资金在支出时,把资金直接投向基础产业、支柱产业、高科技产业等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国家长远发展的经济领域,通过减免农业税、直接发放补贴,积极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信贷资金贴息、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引导金融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货币信贷政策,扶优限劣,优化投入,积极支持有效益、有市场、有规模的企业,促进企业的发展。
(三)中央银行国库资金的收支行为能为货币政策制定带来大量真实可信的数据、资料、信息,反馈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效果,传递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在货币政策实施时,国库资金为中央银行提供了资金来源,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充当了货币供应量的调节器,直接或间接引导商业银行信贷投向及信贷规模,有力地支持了货币政策的实施,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既便于宏观调控又服务于微观经济的发展。
总之,国库资金收支分析对地方政府经济决策、为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分析参考资料,具有其他经济分析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在做好日常国库收支核算的同时,努力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和技术手段进行国库资金收支分析,提高分析的信息含量,为地方政府经济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以赢得政府对国库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同时建立起财、税、库良性互动的工作机制,共同收集相关信息资料,确保国库收支分析的完整,提高国库统计分析质量,充分发挥其各种效应,当好政府经济决策的参谋。
[参考文献]
[1]俞开海。当前国库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金融会计,2005,(1)。
[2]雷庭梅。国库会计在改革中不断前进。预算管理与会计,2005,(8)。
关键词:货币政策;非对称;传导机制
一、引言
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否对称?这实质上是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问题。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复杂性,因而货币政策效力随具体条件而变,并呈现出了非对称的特征。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是指相同幅度的货币政策冲击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以及不同区域对真实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货币冲击与产出变动之间不确定的非线性关系。
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依赖于货币政策的方向和强度,而且依赖于经济周期的具体阶段。在经济收缩阶段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加速作用小于经济扩张阶段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减速作用。学者们发现各国普遍存在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货币政策冲击(包括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与真实产出之间不是简单的映射关系,并非政策力度越强、市场的反应程度就越高,二者存在着随条件而变的非线性函数关系。
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的根源在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非对称。传导机制因条件而变的性质决定了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不但有助于打开“传导黑箱”(BernankeandGertler,1995),而且有利于中央银行因地制宜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提高政策效力。围绕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名义和实际粘性、传导渠道、异质主体和地理区位等都会导致货币政策非对称的传导机制,并最终导致货币政策效应出现非对称性。
二、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形成机理
引起货币政策出现非对称效应的因素很多,各流派由于假设前提、研究视角和方法不同,对此给出的解释也存在较大差异。凯恩斯认为居民流动性偏好可能会导致“流动性陷阱”——通过降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无效;但如果经济在古典区间运行,则货币政策效果最显著。FriedmanandSchwartzs(1968)发现美国经济萧条总伴随着货币紧缩,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刺激真实产出无效。这些研究启迪人们,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随条件而变的。但货币政策效力的变化规律不仅仅取决于流动性偏好和市场情绪,还取决于名义和实际粘性、传导渠道、异质主体和地理区位等因素。
(一)主观预期和市场情绪的非对称调整
中央银行通过向市场发出信号、引导公众预期来调控宏观经济活动,这是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机制之一。因为经济主体的心理预期受到边际报酬率、通货膨胀趋势和市场情绪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公众预期和情绪调整是不对称的,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了不确定性,并最终导致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
Keynes(1936)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归结为资本边际报酬率与货币价值之间的互动联系。“资本边际报酬率非常重要,因为预期主要是通过资本边际报酬率(而非利率)来影响当前的经济活动。具体而言,货币价值的预期变化通过资本边际报酬率改变当前产出总量。货币贬值的预期会刺激投资……因为这提高了资本的边际报酬率;而货币升值的预期则会减少产出,因为这降低了资本的边际报酬率。”因而紧缩性政策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而扩张性政策则难以达到预定的目标,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出现了非对称。
BallandMankiw(1994)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归结为预期调整的非对称,而通货膨胀趋势则是预期调整非对称的原因。当经济运行在正向的通货膨胀趋势区间内(经济扩张期),人们预期价格水平还将持续上涨,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将得到强化,负向冲击将受到削弱;当经济运行在负向的通货膨胀趋势区间内(经济萧条期),人们的预期普遍低沉,从而使货币政策负向冲击增强,正向冲击受到削弱。Choi(1999)进一步指出,居民流动性偏好和通货膨胀预期随经济周期呈现阶段性变化的特征,是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的主要原因。
市场情绪的非对称调节也是引起非对称效应的原因。经济人在萧条期间的悲观情绪要远大于在繁荣时期的乐观情绪。在萧条时期,即使利率水平非常低,对经济回升的悲观情绪也会使企业减少投资、消费者缩减支出,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出现“启而不动”的情况;而在经济扩张期,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长充满信心,消费和投资热情高涨,只要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削弱金融体系对经济主体的信贷需求,就能抑制经济过热的局面(FlorioandMilano,2004)。
然而该理论逻辑存在逻辑自恰性问题:如果萧条时期货币政策力度足够强,仍有可能改变市场情绪和预期,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而在经济繁荣期,只要市场热情足够高,利率再高也无法阻止投资膨胀,因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失效。这一问题引发了经济学家从其它角度寻找货币政策非对称的原因,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后涌现出了大量文献。
(二)名义粘性和实际粘性
由于交错工资合同、菜单成本、工会力量和政府干预等因素,导致工资或价格不会随冲击灵活调整,即名义粘性。因冲击的方向和幅度不同,名义粘性存在不对称性——在大的正冲击下,名义变量向上灵活调整,冲击主要影响价格水平;而在小的负冲击下,名义变量向下具有刚性,冲击主要影响真实产出。由于投资的不可逆、政府劳工保障制度的限制、生产合同的持续性和消费惯性,真实变量也具有粘性,因而真实粘性也具有不对称性。
货币政策非对称的直接原因在于,粘性因素使得价格在经济扩张期间向上变动的灵活性高于经济收缩期间向下变动的灵活性。在经济紧缩阶段,价格和工资粘性使货币政策的扩张性效应失效(MankiwandRomer,1991):积极的货币政策除了导致名义工资和价格上涨,对真实产出的拉动作用微弱。然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真实产出的影响力度明显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在名义变量具有向下调整刚性的假定下,紧缩性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几乎不会改变名义变量,总需求的减少总是导致真实产出的调整(Morgan,1993)。
BallandMankiw(1994)从名义刚性的角度寻找货币政策非对称的根源。在静态分析中,标准菜单成本模型表明“大”的货币冲击“中性”,而小的货币冲击才具有真实效应。因为当“大”的货币冲击导致不调整价格的机会成本大于菜单成本时,调整产品价格的策略则为占优策略。这一思想所产生的结论与直觉相悖——并非货币政策力度越大,对产出的影响就越大。在央行采取高强度货币政策成为社会共同知识的条件下,企业的最优策略是改变产品的价格而非产量,那么政策冲击会导致物价水平的变动;相反,如果央行采取不可预测的或温和的货币政策时,企业最优策略是改变产量以避免高昂的菜单成本,政策冲击产生了真实效应。由此可见,货币政策的力度与真实产出的波动之间具有非线性、不成正比的关系。
还有学者从真实粘性的角度寻找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的根源。ShapiroandStiglitz(1984)认为“效率工资”是菲利普斯曲线凸性的主要原因,而工资变化率与失业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是货币政策非对称的深层次原因。一方面,假定经济本身存在通货膨胀的趋势,企业不太可能对负向的价格冲击做出反应,从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真实效应较弱;另一方面,企业为了减少人的“偷懒行为”将设定一个效率工资,这导致名义工资向下调整刚性,紧缩性货币政策对真实产出的影响相对较大。所以,货币政策效应取决于菲利普斯曲线凸性——在经济高涨期,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应主要体现为工资快速下降;而在经济经济衰退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效应更大,对通货膨胀的效应较弱。
名义粘性和真实粘性是产生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主要原因。在存在价格调整成本的情况下,企业连续调整价格以达到最优产出水平的菜单成本高昂。在高通货膨胀水平时期的价格向下调整刚性得到强化,负向货币冲击会导致真实产量的调整;而正向货币冲击诱使企业提高价格而不是进行产量调整。尽管粘性理论从价格调整非对称的角度解释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但对非对称程度和货币政策效力的个体差异解释力不足,尚需纳入其它重要因素。
(三)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
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对经济产生影响,传导渠道的非对称决定了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非对称。两类传导渠道对经济的影响力度和作用机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分别从银行和企业的角度考察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效应。二者都认为,信贷市场缺陷使得外部融资比内部融资更加昂贵,这反映在外部融资升水导致借款人净资产的变化上。货币供给的减少会加重金融市场委托一问题,进而影响经济活动;但货币供给的增加则没有类似的效果,货币政策呈现出了非对称的特征。
1、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信贷渠道。Lamont(1997)把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的潜在原因归结为“债务积压”(DebtOverhang),即新项目的投资收益都流向了债权人,使新项目流动性支持不足,因而当前债务形成了新投资的障碍。BlissandKaufman(2003)对债务积压理论进行了拓展,并在银行亲周期效应、信贷危机和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之间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他们将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非对称性归之为“双重约束”——准备金约束和资本金约束。首先,在经济衰退和货币扩张期,资本金将对银行构成约束。银行资本金在该阶段的实际水平很可能随着贷款违约、呆帐核销和呆帐损失准备提取而减少,这迫使银行减少贷款,除非银行能够从外部融入资本金;虽然扩张性货币政策为银行提供了充足的准备金,但资本金约束使银行无法将超额准备金转换为贷款。在准备金约束放松、但资本金约束强化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增加的高能货币只会转变为高层次货币而滞留在银行体系内部,出现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因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增加信贷总量、拉动经济复苏的作用乏力。其次,在经济扩张和货币紧缩期,准备金约束对银行信贷行为非常有效。在此期间,虽然银行不受资本金约束,但其信贷扩张的能力受到中央银行法定准备金政策的约束。所以,中央银行约束经济扩张比刺激经济更加有效,其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具有了非对称效应。
RavnandSola(2004)进一步指出,信贷约束是货币政策非对称的根源。当经济周期处于扩张阶段时,因为投资收益高,厂商净现金流充沛,净资产现值也相应增加,因而可以直接通过内源资金或资本市场进行项目融资,而不必求助于银行贷款,所以债务积压不会对厂商形成硬约束,扩张阶段货币政策几乎无法通过信贷渠道传导;当经济处于萧条阶段时,厂商投资收益降低,甚至可能出现亏损,净现值和净现金流萎缩,以至于无法正常归还银行贷款,债务积压问题突出,所以利用内源资金或证券市场进行项目融资的难度较大,新项目投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此阶段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发挥的效果明显。债务积压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厂商投资的障碍,正是这种债务障碍的存在隔断了厂商连续投资的行为。由于厂商其他融资渠道有限,只能求助于银行贷款,而厂商的净资产和抵押资产缩水,银行预期信贷风险增加,其信贷配给形成了对厂商的硬约束,此时,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产生的效果最为显著,从而出现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
2、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渠道。在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银行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此导致厂商的融资限额行为受到融资约束和成本约束。这两重约束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是非对称的,从而导致货币政策效力的非对称。
金融市场缺陷会产生投融资双方的委托—问题,从而导致金融摩擦的存在,致使内外源融资单位成本存在差异(BernankeandGertler,1989,1995;KiyotakiandMoore,2002;GreenwaldandStiglitz,1987)。这一差异称为外部融资升水,反映了成本的变化。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投融资双方委托—问题的严重程度随价格水平变化,成本也呈现周期性变化的特征。在经济衰退阶段,由于厂商净资产的现值降低、抵押资产缩水,银行将向企业索取更高的风险升水和贷款留存。企业收益降低、成本增加、净资产价值下降、财务杠杆提高,从而恶化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企业的融资条件,导致外部融资的可获得性降低。由于企业净资产和贷款抵押资产价值下降,还款保障能力下降、经营风险增加,银行贷款决策更加审慎。所以,在经济萧条期,尽管中央银行为拉动经济复苏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银行信贷规模不会明显增大,货币政策对真实产出的影响较弱。
冲击传导渠道的非对称是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的重要原因。根据Bernanke等人的金融加速器理论,资产负债表渠道对负向冲击有加速和乘数效应,但对正向冲击的效应却较小,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弱于紧缩性货币政策。在经济繁荣期,紧缩性货币政策相当于负向冲击,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加速器能够将之加速和放大,从而对企业投融资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由此可见,紧缩性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效应存在着明显的非对称性。
(四)异质经济主体
经济人是一个含义深刻而广泛的概念,不同的经济人假设会导致分析结果出现差异。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一个具有完全理性的、同质(homogeneity)的“抽象人”概念,其所掌握的信息是完全的、对称的,所有的家庭和企业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具有对称性,因而货币冲击传导机制的对称性决定了政策效力的对称性。然而,事实上经济人是异质(heterogeneity)的,家庭和厂商可能分属于不同类型,他们对货币冲击的反应也不同。目前,经济学家们主要从企业异质属性来考察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
企业具有不同的属性,根据规模差异可分为大企业和小企业,按融资条件不同又可分为“受约束企业”和“不受约束企业”。Bernanke和Kiyotaki等人分别从不同类型企业角度研究了货币政策非对称的成因。
BernankeandGertler(1989)认为企业规模差异是货币政策非对称的原因之一。大多数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高昂,尤其是新企业和中小企业,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缺乏信贷记录等。相反,大企业的信誉卓著、信用评级高、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直接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因而,小企业比大企业更加依赖银行信贷,这意味着信贷冲击对大企业和小企业具有不对称的效应。
KiyotakiandMoore(1997)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归结为异质企业的非对称融资条件。中央银行通过基准利率来引导市场利率,因而由资本品相对价格变化而形成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冲击放大和持续效应,静态乘子和动态乘子分别形成冲击放大效应和持续效应。静态乘子取决于当期资本品价格对冲击的响应程度。负向冲击导致受信贷约束企业净值减少,由于其财务杠杆较高,现金流下降更快,从而信贷约束更紧,企业被迫削减对土地的投资。为保证市场出清,当期土地供给缺口必须由不受信贷约束企业的土地投资需求增加来弥补,这相应要求地租下调。因为地价是资本化地租,所以按净现值原理地价也会下调。地价降低导致受约束企业资产贬值,净值进一步减少,当期土地投资更低。预期恶性循环形成了当期的静态乘子效应,强化了冲击的乘数效应。动态乘子取决于受约束企业的净值、投资需求、地租和地价的互动关系。在冲击产生第一轮(t期)静态效应的基础上,t+1期受约束企业投资减少,生产资料的减少会降低利润和净值,土地投资减少加剧供给缺口,从而进一步降低地租和地价,此逻辑会延伸至未来各期,所以跨期动态乘子的效应更大,等于静态乘子/实际利率。土地价格的整体下降是现在和未来使用成本下降的积累效应所致,这源于受约束企业净值和土地需求的持续减少,这反过来会加剧t期土地价格和受约束企业净值的下跌。市场的新均衡会在地价下跌到不受约束公司的土地投资需求受现金流制约时才形成。在货币政策冲击导致经济达到一个新均衡的过程中,融资条件不同的企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存在差异。
从企业财务杠杆角度,Excerpt(2001)进一步指出企业融资条件不同是导致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原因。负向冲击对企业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企业对金融市场的依赖程度,当企业完全依靠内部资金为项目融资时,冲击几乎不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但当企业完全依靠外部资金进行项目融资时,很小的负向冲击都可能导致企业倒闭。在两种极端情况下,金融摩擦导致的均衡产出损失为零,而正常情况下,均衡产出损失与金融摩擦呈倒“U”型关系。金融市场缺陷决定了外部资金与内部资金不能完全替代,金融摩擦增加时,负向冲击对融资条件不同的企业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假定A、B两企业具有不同的财务杠杆,负向冲击导致两个企业的收人降低、净资产减少,为了保持合理的投资,两个企业都必然增加外部融资和减少其他开销。但由于金融摩擦的存在,两种融资方式不能完全替代;B企业由于财务杠杆高、外部融资依赖性强,问题更突出,必须为外部融资支付更多的风险溢价,从而B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而A企业受到外部融资约束小,有能力依靠内源融资平抑产量的减少,所以对政策冲击的反应较小。因此,对于异质企业而言,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具有不对称性,货币冲击通常在衰退期或信贷紧缩期效应更显著。
(五)区域性差异
由于欧洲各国经济结构、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统一的货币政策对各国宏观经济会产生非对称影响。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对于EMU货币政策执行至关重要,因为不同国家间有差别、不对称的冲击很可能导致政治冲突和货币政策制定框架出现问题,目前这类冲击使各成员国失业率上升到无法控制的水平,欧洲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中面临严峻挑战。
BemankeandBlinder(1992)将EMU成员国间存在的非对称货币政策效应归之于不对称的金融和经济结构。“一价定律”是货币政策效应一致的必要条件,各国间经济结构差异导致这一条件无法满足,由此导致货币冲击的信贷传导机制大相径庭。当各国信贷传导差异超越某一临界水平时,最优货币政策的确定将取决于冲击来源国的经济结构。欧洲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时,必须考虑该国的经济结构及其在EMU中的地位。Feuerstein(1997)进一步指出,由于德国在EMU中的主导地位,使EMU发展成了一个非对称体系,这直接导致EMU各国对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非对称反应。
EMU存在非对称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主要原因。Korinek(2000)分析了货币政策在金融市场、银行部门、非银行部门的传导效应——包括汇率效应、资本成本效应、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托宾Q效应、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贷款效应等对真实产出的影响,发现欧盟各国之间的这八类效应存在差异,这些效应的差异最终都归结到货币冲击对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影响上。经济人的有限理性预期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经济主体预期的非对称导致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非对称性。在不同的国家内,共同货币政策可能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具有不对称的冲击,非对称的货币传导机制与利率、汇率、国际收支平衡表、金融结构和银行信贷渠道有关(DixitandLambertini,2001)。
三、结论与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