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分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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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财政收入分析范文

【关键词】 GDP 地方财政收入 ARIMA模型 协整分析 误差修正模型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GDP由1978年的81.1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0123.5亿元，呈现稳定持续增长的态势。同时，陕西省财政收入的变化具有较明显的波动性。本文将利用1978—2010年的陕西省GDP和财政收入数据建立ARIMA时间序列模型，并对GDP和财政收入总额进行协整分析，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从长短期两个角度综合考察二者的动态均衡关系。

1. 变量与样本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1978-2010年陕西省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总额为样本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陕西统计年鉴（2011）》。笔者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P（1978作为基期即1978=100）将上述两个变量折算成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量的值。用LnGDPt和LnGSHt分别表示取自然对数后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总额。

2. 实证分析

2.1 ARIMA模型

2.1.1 ARIMA模型设立：根据数据，分别得到LnGDPt和LnGSHt的时间序列图。

图1 LnGDPt、LnGSHt的时间序列图

如图1所示，两组时间序列均呈明显的增长趋势，且其自相关图衰减的很慢，说明为非平稳序列。为了消除非平稳性，对数据一阶差分，得到序列DLnGDPt和DLnGSHt。对该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DLnGDPt序列的ADF统计量值为-3.94，均小于三种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DLnGSHt序列的ADF统计量为-3.85，从而说明DLnGDPt和DLnGSHt序列均具有平稳性。

2.1.2 ARIMA模型参数估计

（1）LnGDPt序列的ARIMA模型

对一阶差分序列DLnGDPt作相关图和偏相关图进行模型的分析估计。从图2中可大致看出，取自相关函数的滞后阶数q=1，偏自相关函数的滞后阶数p= 1，因而p，q的组合可能为（0，1），（1，0），（1，1）。

如表2所示，ARIMA（1，1，1）的AIC和SC值均为最小，故选择此模型。

得到模型表达式为：

DLnGDPt=1.0363DLnGDPt-1+Ut+1.3170Ut-1

t=（1019.60） （-8.12）

se= （0.001） （0.162）

R2=0.42 R2=0.40 n=31 DW=-4.19

由于t统计量的值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所以拒绝原假设，即变量对DLnGDPt的影响是显著的。又对模型的Q统计量进行白噪声检验，每一滞后阶数的Q统计量均有：Q≤，故ARIMA（1，1，1）模型的随机误差项是一个白噪声序列，说明设定的模型适合原时间序列。

（2） LnGSHt序列的ARIMA模型

从图3中可得出，自相关函数为拖尾，偏自相关函数第一个后截尾，取p=1，判定原时间序列适合ARIMA（1，1，0）模型。得到模型表达式为：DLnGSHt=0.4491DLnGSHt-1+Ut

t统计量的值为2.72，通过检验。对模型的Q统计量进行白噪声检验，每一滞后阶数的Q统计量均有：Q≤，故ARIMA（1，1，0）模型的随机误差项是一个白噪声序列，模型是合理的。

2.2 协整分析

对1994-2010年的GDP和财政收入数据进行协整回归：

LnGDPt=4.3651+0.6964LnGSHt

t=（106.76） （63.83）

se=（0.04） （0.01）

R2=0.996 DW=0.963 T=17

通过检验残差序列et的平稳性，检验LnGDPt和LnGSHt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检验得et的ADF值为-3.12，说明残差序列是平稳的。AEG回归式如下：Det=0.0041-0.6465et-1，AEG=-3.12，从而也说明LnGDPt与LnGSHt存在协整关系。

2.3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DLnGDPt=β0 DLnGSHt +β1ECMt-1+ut

经以上检验得知，LnGDPt，LnGSHt～I（1），且存在协整关系，则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表达式为： ，其中ECMt=LnGDPt-k0-k1LnGSHt ，是非均衡误差。

误差修正模型为：

DLnGDPt=0.0768+0.2458DLnGSHt

-0.2390ECMt-1

t=（6.89） （3.74） （-2.05）

se=（0.01） （0.07） （0.12）

R2=0.52 R2=0.44 n=16 DW=1.31

其中，

ECMt=LnGDPt-4.3651-0.6964LnGSHt

上述误差修正模型反映了LnGDPt受LnGSHt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说明短期内陕西省财政收入总额可能偏离其与GDP的长期均衡关系。LnGSHt的回归系数0.2458表明，陕西省短期财政收入变化1%将引起GDP同方向变动0.2458%。而LnGDPt和LnGSHt的长期关系是：LnGDPt=4.3651+0.6964LnGSHt+et，说明LnGDPt对LnGSHt的弹性系数为0.6964，即陕西省长期财政收入每增加1%，GDP平均增加0.6964%。综上所述，陕西省GDP与财政收入总额存在动态均衡机制。

3. 结论及政策含义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结论如下：

3.1自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GDP持续增速，上升势头迅猛。而1978-1982年中央对地方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的政策，地方积极性不高，财政收入不断下降；而1983年国有企业的利改税使得地方国有企业上缴的税额一部分纳入地方财政，因而财政收入呈平稳上升的态势；而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又使地方的财权降低，财政收入在这一年急剧下降；之后随着经济形势的稳定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财政收入也稳步增长。

3.2陕西省GDP同财政收入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模型表达式上看，虽然在短期内会有小幅度的波动，但误差修正项对长期稳定趋势的偏离起到了比较明显的收敛作用。因而从长期来看，GDP与财政收入的变动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1] 任欢. 基于ARIMA模型的河南省财政支出预测[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28）：46.

[2] 韩月.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协整分析[J].现代商业，2011，（10）：204-205.

[3] Why Is Russian GDP Growth Slowing，

第2篇：财政收入分析范文

关键词：山东省；财政收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为了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家与各有关方面之间的分配关系。财政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个部分。财政收入是政府部门的公共收入，是国民收入分配中用于保证政府行使其公共职能、实施公共政策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需求。财政收入的增长情况关系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各项税收收入，此外还有政府其他收入等。同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收入的规模还要受到经济规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以山东省1994-2007年的财政收入相关数据为根据，研究山东省财政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经济变量的选取

财政收入一般由以下几部分构成：税收收入、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收入、债务收入以及费用等其他收入。其中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而后三部分与国内生产总值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为简化模型，这里把后三部分合并为国内生产总值一项，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说明除税收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变动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所以这里选取的解释变量有：

1.税收收入。是各年的总税收，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各项税收，这是财政收入最核心的部分，所占比重也最大，包括地方和国家两级税务机关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

2.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是影响财政收入后三部分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税基的重要因素。

因为1994年我国进行了财政体制改革，从当年1月1日开始从地方财政包干制改革为能够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分税制，建立中央和地方两个税收体系，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这两项在1994年前后由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并不具备可比性，所以在此只选用1994年及以后的数据。

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年鉴2008

二、参数估计及检验

1.参数估计

设每年的财政收入为Y(亿元)，税收收入为X1(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为X2(亿元)，则可得Y=B0+B1X1+B2X2。

用OLS估计参数，得：

即：Y=-68.8649+0.8668X1+0.02324X2

2.模型的检验

(1)经济检验

财政收入一般和税收收入、国内生产总值正相关，所以B1和B2均应取正值，而且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应占很大一部分比重，即B1的数值应该比较高。上面得到的模型有着良好的经济意义。

(2)拟合优度检验

从上图可以看出，可决系数R2=0.9995，修正的可决系数R2=0.9994，模型的拟合程度很高。

(3)变量的显著性检验(t检验)

t的绝对值分别为9.263947，11.42796，6.021130，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情况下，t(11)=1.796，可见税收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对财政收入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4)方程的显著性检验(F检验)

模型的F值为10265.87，在给定显著水平为0.05的情况下，F(2，11)=3.98，所以拒绝方程不显著的假设，回归方程显著。

(5)序列相关性检验

对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为0.01，解释变量个数为3、样本个数14，查DW检验表。因DW检验表中样本容量最小为15，故取临界值dL=0.70，dU=1.25，于是有DW统计值dU

(6)多重共线性检验

计算出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如下：

由各相关系数值可知，解释变量高度相关，说明模型确实存在多重共线形。

对模型进行修正：用逐步回归方法解决多重共线性，分别将Y与各解释变量作简单回归，得：

Y=-39.4823+1.3202X1…………………………(1)

(-3.5481)(72.1440)

R2=0.9977，F=5204.76，D.W.=1.1502

Y=-117.6782+0.0670X2…………………………(2)

(-5.6308) (41.5804)

R2=0.9931，F=1728.93，D.W.=0.8913

由上可知，方程(1)的拟合优度最大，但加入X2，拟合优度进一步提高，也就是说财政收入不仅确实受税收收入的影响，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国内生产总值是影响这些因素的一个重要指标。当然国内生产总值也是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所以X1X2会表现出显著的多重共线性，但如果只考虑国内生产总值的话，即方程(2)，B2值偏小，无法更加确定地说明影响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因为毕竟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占绝对地位。所以尽管初始模型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多重共线形，X1X2仍然全部保留在方程中。即方程为Y=-68.8649+0.8668X1+0.02324X2

三、结论分析

1.该模型的经济意义是明显的，即财政收入主要取决于税收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两个因素，X1的系数为财政收入的税收弹性，即税收收入增加1%，财政收入将增加0.8668%。X2的系数为财政收入的国内生产总值弹性，即其他收入增加1%，财政收入将增加0.2324%。可见税收收入变化对财政收入变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2.两个弹性系数之和为1.0992，与1非常接近，说明财政收入的增加基本上全部来源于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

3.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高度相关，因此财政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增加财政收入不一定要采取提高税率、增加税种这样的税收手段，如果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良好，经济总量持续扩大，财政收入的规模也会随之扩大。

参考文献：

[1]李子奈.计量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金欣雪，周红林.我国财政收入影响因素分析[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17).

第3篇：财政收入分析范文

    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都是政府依法组织的对纳税(费)人征收的政府性收入,两者间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替代”和“挤出”效应,就是说政府征收非税收入的多少,会影响到税收收入的多少。

    今年在大经济环境下行的背景下,我区财政收入同样增长乏力,与去年同期相比,2011年9月财政预算收入为37442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2%,其中非税收入占区财政收入的63%。而今年9月财政预算收入仅较去年同期减少34%。其中非税收入占到区财政收入的40%。除了结构性减税的因素外,非税收入对区财政收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先从税收部分分析,2011年比上年环比增长30%。而在11年以前,区税收都以近30%左右的增幅增长。今年基本与去年持平。见下图:

    增值税、营业税均比同期有所下降,而从县区国库统计报表中看,私营经济实体税收下滑尤其明显。与房地产有关的税种,如房产税、契税等仍然保持在30%左右的增长。今年在传统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国家调控政策下的房地产行业依旧是相对活跃的。

    对我区预算收入影响最大的非税收入部分,近三年分季度征收情况由下图分析:

    在影响非税收入的项目中,最重要的即是地方政府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从2011年6月份开始至年底,区财政每月都有大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今年在政策调控下,一些地产商也不敢轻易拿地,也有在去年政府大量卖地之后已无地可卖的因素。今年到9月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只是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更是不到2011年全年的六分之一。

    由此看来,今年税收要保持往年的增长幅度有一定难度。政府不能再依赖卖地的收入。从县区国库统计表上看,非税收入的几个大项较去年有大幅的增长。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均为去年同期的两倍左右。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更是较去年上涨了283%。非税收入的挤占和替代作用十分明显。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认为是几个方面:第一,政绩考核机制相对单一。GDP是目前许多部门考核政绩的重要指标,保持这个数字的增长使得政府有美化财政收入报表的倾向。第二,分税制改革不完善。财权高度集中与地方事权下放的矛盾,使得地方政府在落实部分自筹项目资金时缺乏畅通渠道。第三,非税收入与部门利益挂钩,使得非税收入监督管理相对滞后。第四,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占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无形中增加了企业成本。

    对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政府考核机制多元化,避免政府过于依赖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国有资源有偿使用的收入。在主导投资的同时,注重地区经济实体的发展,为地区企业可持续发展营造有利的环境。

    深化分税制改革,设立与地方政府事权相对应的财权,切断地方政府征收非税收入的动力源泉。

第4篇：财政收入分析范文

一、 近几年的中国财政收入状况

2007至2011年，我国全口径财政收入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以2011年我国全口径财政收入情况为例，一般预算财政收入约103853亿，约为GDP总额的22%，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均偏低。全口径财政收入约为171874亿，约占GDP总额的36%。政府债务相关收入187483亿元，约占GDP总额的40%，这个水平已经高于较低财政收入的发达国家，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水平。根据公共财政基本原理可知，财政收入水平与规模的变化具有很强的规律性，但目前还没有一种模型能够精确测量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合理规模与水平。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由许多方面共同决定。比如：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因素、历史因素、社会因素等。根据“表1”横向与纵向数据详细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我国当前财政收入的规模已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二、 财政体制影响下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1994年我国实施分税制后，地方政府出现了财力与事权不成正比的情况。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成功解决收入难题成为地方政府最为关心的重要问题。为了迎接这一挑战，地方政府努力执行以下策略：第一，在税收领域，不断加大了征税的力度，使得税收增长率显著提高，促进税收任务及时完成。第二，在非税收领域，充分利用非税收入灵活性强的显著特点，结合自身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各个击破。第三，在非预算收入的领域，地方政府勇于抓住城市化带来的机遇，大力做大土地财政。第四，通过变相的债务融资来筹集大量资金，从而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三、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策略、行为及问题分析

（一）地方财政收入目前存在的问题

中国税收之所以能够保持连续十多年以GDP增长速度的两倍快速增长，与我国地方政府努力执行以上策略不可分割。但是，经过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的增长属于任务导向型的增长，而不是经济增长型。具体而言，由于政绩相关压力的影响，省级政府制定税收任务，市、县政府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加码，从而导致我国地方税收超常规模的增长，壮大了地方政府的财力。甚至在2001年，我国地方政府的预算收入规模逐渐超过了中央收入。地方政府为了保质保量的完成税收增长相关任务，采取了以下措施：

1、突击征税。据新京报报道，我国甘肃省某地方税务局于2012年6月6日这一天提出大干20天，完成一年时间过半，税收任务完成必须过半的目标。于是，地方税务局开始全面突击征税，至6月26日，税收增加共计6448万元，顺利完成“双过半”的税收任务。据统计，该县上半年税收总额约为2亿元，在这短短的20天却完成了上半年总额的30%左右。其实，这样的现象其他地方也时有发生。

2、引税。地方政府通过税收优惠等方式来吸引投资，从而拓展该地区税收来源的行为称为引税。由于税收任务的强大压力以及收入最大化目的的驱使，各个地方政府把引税作为与周边政府进行税源争抢的重要手段。这种税收优惠政策既助长了部分企业的惰性，又导致了各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影响了市场经济秩序，不利于确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过分征税。相关调查显示，2012年温州地区部分区县财政收入指标高达20%左右。在高指标和政绩因素的影响下，过分征税成为经济下滑时期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当年温州60%左右的大规模企业出现减产，甚至停产，利润下降约20%，但是其应该缴纳的税额却增长约2%。这种征税过头的行为严重影响了企业与税务部门之间的和谐关系，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严重阻碍了政府公信力的树立。

（二）对地方财政收入目标考核的利弊分析

我国财政目标考核有利于加强税收力度，加速税收增长速度，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摆脱分税制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困境，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快速发展的经济相关需求。与此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这种地方财政任务式的增长不利于企业与税务部门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影响了政府公信力和市场经济秩序，对我国确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不良影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地方财政收入如何更好的反映当地经济水平

要想让地方财政更好的反映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建立稳定的财政增长机制。减少突击征税、过分征税和引税的发生。第二，减少历史因素、政治因素等非政治因素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第三，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水平，提出与之相适应的地方财政收入指标。 第四，正确发挥地方财政部门的调控职能

四、 正确发挥地方财政部门的调控职能

地方财政部门要想正确发挥自身的调控职能，必须努力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健全地方税务制度。分析、研究并出台财产税、环境保护税和社会保障税，并把他们作为地方收税种类。同时还需要不断完善地方税相关体制，确立地方税收政策增长相关机制，从而确保税收收入和税收质量。第二，调整行政性收费等非税收性质的收入，严格规范地方政府的行政执法。第三，通过土地财政改革，科学提高土地税收，实现从卖地主导向税收主导的转变。第四，发行地方债。这就要求中央政府正确面对地方政府债务，合理修改预算法，让地方政府拥有独立发债的权利，从而巧妙的实现从隐性债务到显性债务的转变。同时，地方政府需要建立债务相关风险和效益管理机制，把风险最小化，效益最大化。

第5篇：财政收入分析范文

这种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是否具有稳定性、健康性,仅从经济发展的表层来分析尚不足以合理解释,只有从地区经济的内在性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量的要素构成两个方面入手,将财政收入增量做来源化的剖析,从财政收入增长的源头分析各构成要素的财政收入贡献率,分要素量化财政收入增量和增速,才能够明确内蒙古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原因。通过对2007-2008年内蒙古各项经济数据的分析发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企业效益改善等内在经济因素以及制度、征管等政策因素都推动了内蒙古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

一、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为财政收入增长奠定了物质基础

2007-2008年，全区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423.18亿元和849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比上年增长19.0%和17.5%，高于全国4.38个百分点和10.58个百分点。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直接拉动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其中, 可税GDP分别拉动当年税收完成690.83亿元和921.09亿元, 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率分别为12.24 %和11.09% ,对财政收入贡献率为14.96%和12.0%;不可税GDP分别拉动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增长54.66%和28.92% ,对当年的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为19.13%和9.63%,对财政收入贡献率为23. 39%和10.41%。

二、经济效益提高为税收收入增长提供了现实的客观条件

（一）固定资产投资持续稳定增长拉动税收强劲快速增长

2007-2008年,全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4404.75亿元和5604.67亿元,比上年增长29.31%和27.24%。其中,工业投资2220.26亿元和2881.76亿元,分别增长22.10%和29.81%。分别拉动营业税增长51.45%和42.26%，对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18.01%和14.07%,对财政收入贡献率分别为22.02%和15.21%。

（二）企业经营效益提高直接拉动所得税大幅增长

规模以上企业经营效益好转拉动税收收入大幅增加。2007-2008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295.8和203.61,分别比上年提高63.5%和38.9%, 实现利润总额445.55亿元和614.68亿元,分别增长63.8%和40.7% ,分别拉动企业所得税完成133.66亿元和184.40亿元,对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22.33%和13.56% ,对财政收入贡献率分别为27.31%和14.65%。

（三）特色优势产业税收贡献率提高

能源、冶金和建材、化学工业、农畜产品加工业、机械装备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贡献的税收占税收收入的43%,拉动增值税高速增长。2007-2008 年,全区特色优势产业实现增值税分别为122.72亿元和193.78亿元,增长37.64%和57.90%，对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为22.65%和15.23%，对财政收入贡献率分别为27.70%和16.47%。

第一,煤、电、油等能源行业实现增值税181. 20亿元和2 7 7.40亿元，较上年增长45.3 2 %和21.65%，对增值税的贡献率为75.23%和78.21%,对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为15.86%和7.21%,对财政收入贡献率分别为19.40%和7.79%。

第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拉动了商业增值税显著提高。2007-2008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1904.11亿元和2363.33亿元, (注:计算时已剔除餐饮业零售总额),实现商业增值税完成45.34亿元和79.77亿元,同比增长19.4%和24.1%,对增值税的贡献率18.25%和15.27% ,对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为6.79%和8.02%,对财政收入贡献率分别为8.30%和8.68%。

（四）居民收入提高及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升级拉动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增长

2007-2008年,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2378元和14431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4.6%和10.6% , 人均消费性支出9281.5 元和10827元,比上年实际增长21.1%和16.7%；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959元和4656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8.3%和11%,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256元和3618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7.5 %和11.1%；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0.30和0.32,农村牧区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0.34 和0.41。2007-2008年,全区共实现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为71.92亿元和82.56亿元,增长11.23%和4.72%,对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为3.93%和1.57% ,对财政收入贡献率分别为4.81%和1.70% 。

三、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财政收入全面增长

（一）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促进税收结构调整

2000-2008年,全区产业结构由的22.8:37.9:39.3调整为11.7: 55.0:33.3，第一产业年均递减9.99%；提供工商税收的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上升17.1%和下降6%。其中，第二产业年均递增5.5% ,第三产业年均递减2.4%。2000年和2008年分别完成工商税105.5亿元和724.7亿元,年均增长23.88%,对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为0.88%和6.82%,对财政收入贡献率分别为5.26%和7.38%。

（二）优势地区对全区财政增收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2002 年,呼、包、鄂三市地区生产总值854.49亿元,占12个盟市总计的44.2% ,财政总收入共完成48.69亿元,占12个盟市财政总收入的19%；2008年，三市地区生产总值4679.37亿元，占12个盟市的53.7%，财政总收入共完成605.15亿元，占12个盟市财政总收入的57.9%；对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为1.36%和19.27%，对财政收入贡献率分别为8.13%和20.84%

四、财政支出规模扩大和支出结构优化为财政收入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

2000-2008年，全区财政支出总量不断增加，财政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结构也不断优化，财政调控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随着财政支出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共财政建设进程加快，民生支出规模逐年扩大。税源建设效果良好，主体税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涵养。各项财政资金健康、安全、有效运行，财政支出整体效益逐年提高，拉动和影响财政收入持续、稳步增长。2000-2008年，财政总支出从261.06亿元增至1455.48亿元,平均增长率为24.01%,比同期年均增长率21.04%高2.97个百分点,对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为13.44%和4.98% ,对财政收入贡献率分别为16.44%和5.39%。

五、政策调整及征收管理强化成为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为扶持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积极贯彻落实以先征后返为主的财税优惠政策。2000-2008年,全区支持地方发展的先征后返总额为19.50亿元和68.14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12.53%和4.92%，占当年财政收入增量的14.68 %和4.08%，对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为0.90%和1.64%，对财政收入贡献率分别为5.36 %和1.77%。全区税务部门从完善体制、创新机制、健全制度和改进征管手段入手，不断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益，依法治税，确保税收收入应收尽收；同时，非税收入收缴也不断加强。2000-2008年，全区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为15.64亿元和456.67亿元,年均增长45.48%，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10.54%降至9.57% ,对税收收入贡献率分别为0.75%和3.19%，对财政收入贡献率分别为4.51%和3.45%。

第6篇：财政收入分析范文

一、“三地”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分析

（一）“三地”经济总量对财政收入规模的影响

2010-2012年，郴州市地区生产总值（GDP）从1081.8亿元增长到1517.3亿元，年均增长18.43%；赣州市地区生产总值（GDP）从1119.5亿元增长到1508.43亿元，年均增长16.08%；韶关市地区生产总值（GDP）从683.1亿元增长到888.48亿元，年均增长14.05%。与经济总量增长相对应，“三地”政府财政收入也持续增长。2010-2012年，赣州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从124亿元增长到了228亿元，年均增长36%；郴州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从112.2亿元增长到189.47亿元，年均增长29.95%；韶关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从113.85亿元增长到146.5亿元，年均增长13.43%。

从“三地”经济总量与财政收入之间关系的比较来看，当前有三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郴州与赣州经济总量相近，但财政收入规模差距较大。近年来，郴州市尽管GDP增长速度较快，2012年其地区生产总值（GDP）已居三地之首，但由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落后于赣州，其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规模与赣州市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二是赣州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三大收入占GDP的比重达40%。目前，赣州市的三大收入总额（不含社保基金收入）已超600亿，其无论是税收收入、非税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在三地中均规模最大、增速最快。三大收入总额占经济总量（GDP）的比重达40%，政府集中的经济资源或财力远超其它两地。三是韶关财政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财政收入规模与赣州、郴州的差距拉大。近年来，韶关市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相对比较平稳，但增速呈回落态势，特别是财政收入增长的放缓，表明政府在干预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下降。

（二）“三地”产业结构及其对税收收入结构的影响

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2012年，郴州三次产业比例为10.33：57.95：31.72，韶关为14.08：42.02：43.90，赣州为16.25：44.88：38.87，三地产业结构比例不尽相同，但均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橄榄型结构），离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所处的倒金字塔型产业结构尚存在较大差距。其中，韶关第三产业比例2012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其产业结构演进暂时领先郴州和赣州两地。

一般而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会带动地方税收收入结构逐渐发生变化，随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税收收入主要依靠二、三产业。但由于各地工业基础不一样，“三地”税收收入结构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一是韶关工业基础较好，税收收入主要依靠传统制造业。韶关大型国有重工业企业较多，税源稳定，因此，韶关市经济总量中第三产业比重虽然较大，但其税收收入仍主要依赖第二产业，占比达68.38%，其中，制造业占比达42.82%，比郴州和赣州分别高22.66和6.62个百分点。二是郴州和赣州由于工业基础相对较弱，其税收收入对第三产业的依赖增加。如赣州2012年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税收收入占比分别达19.33%和6.72%；郴州以烟叶、烟草为主的批发零售业和房地产业的税收收入占比分别达19.88%和17.42%。

（三）“三地”需求结构对地方财政增收稳定性的影响

2012年，郴州市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总额分别为1098.4亿元、554.58亿元、14.27亿美元；韶关市分别为548.5亿元、409.6亿元、8.7亿美元；赣州市分别为1110.91亿元、492.42亿元、28.39亿美元。从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比例关系来看，“三地”经济增长方式都主要依投资拉动，特别是郴州、赣州投资增长十分强劲。2010-2012年期间，郴州市固定资产投资从 664.2亿元增长到1098.3亿元，增长超过1.65倍，投资增速在“红三角”城市中都居于首位；赣州市固定资产投资从688.13亿元增长到1110.91亿元，投资总量和增速都与郴州相近；韶关市固定资产投资从384.3亿元增长到548.5亿元，投资总量和增速与郴州、赣州尚有较大差距。

“三地”经济增长方式大致相近，但在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方面仍各具一定特色，并对地方财政收入产生重要影响。一是投资对财政收入的拉动效应在逐步降低。“三地”投资增长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的拉动效应正在逐渐下降。2010-2012年间，郴州固定资产投资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贡献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值）由最高的41.79%降至10.49%，赣州由最高的44.69%降至15.46%，韶关由最高的67.86%降至18.42%。“三地”政府在拉动地方项目建设方面，面临的财政预算约束不断加大。二是消费对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的影响加大。“三地”中，郴州市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于赣州、韶关两市。强劲的消费需求为郴州市财政收入的平稳增长奠定了基础。但随着影响消费需求的因素不断增多，如收入预期下降、物价上涨、消费升级、政府公务消费削减等，都将对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并最终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平稳增长。三是出口对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下降。“三地”中，赣州市、郴州市的出口相对具有明显优势，出口企业税收也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近年来，受国家宏观调控以及人民币升值加快、出口产品价格不稳定等因素影响，出口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其对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有所下降。

二、“三地”财政收入增长潜力比较分析

（一）“三地”宏观税负总体概况

一个地方税负的轻重，反映了其财政收入的丰裕程度和增长的可持续性。宏观税负一般有三种口径，即小口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GDP）、中口径宏观税负（公共财政收入/GDP）、大口径宏观税负（政府全部收入/GDP），其中，中小口径更能说明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三地”的中口径税负均未超过国际公认的23%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宏观经济税负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宜，财政收入的增长与地方经济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格局。

相对而言，郴州市宏观税负较轻，未来财政收入增长有一定的潜力。具体表现为：郴州市人口和经济密度较高，中小民营经济发达，随着中小民营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企业财务制度以及税收征管的不断完善，中小民营企业税收对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将持续扩大。

（二）“三地”主要税种收入增长分析

2010-2012年，“三地”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四大税种收入增长存在较大差别。受宏观经济走低及结构性减税影响，“三地”增值税增速均有较大回落；营业税郴州、赣州继续保持强劲增长，韶关增速回落较大；企业所得税韶关增长乏力，郴州规模最小，赣州则逆势上扬，规模与增速均居“三地”首位；个人所得税赣州继续强劲增长，郴州、韶关则出现负增长。

总体而言，赣州市对增值税和营业税依赖低于郴州和韶关。其主要原因在于稀土等资源价格的上涨和金融业利润的增加，导致赣州市企业所得税的迅猛增长。2012年，赣州市企业所得税收入涨幅达60.71%，遥遥领先郴州与韶关，其中，赣州市金融业企业所得税增幅高达80.5%。

（三）“三地”非税收入增长分析

近年来，受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非税收入征管加强等因素推动，“三地”非税收入保持了较快增长，但同时也存在着结构失衡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政府性基金收入（大部分为土地类基金收入）大于一般预算非税收入，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较重。近年来，赣州政府性基金收入占非税收入的比例超过了80%，2012年，赣州土地出让收入达到128亿元的历史新高；郴州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占非税收入总额比例为“三地”最低，但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房地产投资增速也在加快，政府性基金收入及其占非税收入总额比例在快速提升。

目前，非税收入特别是土地出让收入，正成为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土地供应成交面积不断增加和土地价格大幅度增长推动了地方土地收入的快速增长，但随着土地资源的持续消耗，未来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预期将受到较大影响。

（四）转移性收入增长分析

转移性收入是按政府间经济能力差异与均等化目标的要求所进行的二次分配，体现了各级政府间权责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一种协调机制。从入库的转移性收入规模来看，赣州从2010年的150.63亿增长到2012年的251亿，其转移性收入规模最大，增速最快，年均增长29%，而同期韶关、郴州仅增长19.42%和3.21%。

赣州特殊的红色老区地位，使得中央对其补助与帮扶的资金连年增加，对其基础设施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进一步夯实了其经济发展基础，赣州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高速发展与中央对其作为革命老区的扶持战略是分不开的。

三、推动郴州财政收入持续增长的对策

（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开拓新财源

一是发展现代农业。充分利用我市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农业生产条件突出等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科技进步，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发展地方特色产品和绿色农产品，尤其要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生产和加工项目。同时加快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社会化步伐，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水平，从而为税收增长培育更多合格的纳税主体，夯实和拓展税源基础。二是发展新兴服务业。积极培育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等专业化市场，逐步形成服务新型工业化配套的专业化市场体系，着力增加新生财源；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加强城乡交通和商业网点建设，促使、促进物流运输业较快发展；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旅游休闲、住宿和餐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的服务层次；放宽准入领域，降低准入条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垄断行业体制改革，为扩大财源提供条件。

（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不断优化财政收入结构

一是加快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步伐。发挥国家级“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政策优势，不断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大力发展高加工度工业、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着力培育特色突出、优势明显的主导产业，降低对资源型行业的依赖。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进程，促进人口、产业向城镇集聚，形成对服务业的规模需求，培育和壮大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城镇，拓展第三产业发展空间。二是合理引导房地产业发展。制定房地产业发展的长远规划，保持土地、税收、金融等调控政策的一致性，使房价与经济增长及居民家庭支付能力基本协调。调整优化房地产供给结构，适当发展商业地产，大力提高中小户型的经济实用房、廉租房的供给比例，吸引城乡和农村人口向中心城市积聚，以“人的城镇化”带动房地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三是大力发展地方金融业。继续引进外地银行在郴设立分支机构，推动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发展，规范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做大金融总量。大力拓展商业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和短期政府债券，鼓励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企业债券，不断拓展风险投资、私募股权、BT合同融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建立地方产权交易市场或股权交易中心，推动直接融资市场发展。

第7篇：财政收入分析范文

【关键词】“营改增”；地方财政收入

自今年5月1日全面实施“营改增”以来，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均纳入试点，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增值税也纳入抵扣范围。本文围绕“营改增”试点可能对地方财政收入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测算分析。

一、相关政策解读

1.税制改革

本次“营改增”试点主要内容是“双扩”。一是扩大试点行业范围。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现行营业税纳税人全部改征增值税，实现全覆盖。二是将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可抵扣，形成更加完整的增值税抵扣链条。

2.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4月29日，国务院制定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的过渡方案，方案自5月1日起执行，过渡期暂定2―3年。其内容包括：

（1）以2014年为基数核定中央返还和地方上缴基数。

（2）所有行业企业缴纳增值税均纳入中央地方共享范围。

（3）中央分享增值税50%。

（4）地方按税收缴纳地分享增值税50%。

（5）中央上划收入通过税收返还方式给地方，确保地方既有财力不变。

（6）中央集中的收入增量通过均衡性转移支付分配给地方，主要用于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支持力度。

现行国内增值税25%归地方，改革后50%归地方；现行营业税及改征增值税100%归地方，改革后50%归地方。因此，按国内增值税、现行营业税及改征增值税的原地方留成部分计算，增值税与营业税及改征增值税之比大于1：2时（即增值税占比大于34%），地方分享收入大于改革前，反之则比重越小，地方分享收入越少。

二、“营改增”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

山东省L县版图面积950平方公里，总人口78万， 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6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2.32亿元。

1.收入划分过渡方案对L县财政收入影响

从L县税收收入结构看，增值税、营业税是主体税种。按2015年收入数据测算，两税实现收入56772万元（地方留成部分，下同），占税收收入比重46.07%，其中国内增值税收入17805万元，占两税收入合计31.36%，营业税及改征增值税收入38967万元，占两税收入合计68.64%。

由于L县税收构成中“营改增”收入比重较大，改革后分享收入减少，在不考虑改革减负效应情况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调整前减少1895万元，其中税收减少1794万元。

2.改革政策对L县财政收入综合影响

根据“营改增”减税预估，结合收入划分过渡方案，现按2015年数据进行综合测算：

（1）改革对原增值税纳税人影响难以预估，如新增服务行业、不动产的进项抵扣等减税因素，新增纳税人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带来销项增加等增税因素，增值税及原改征增值税暂按改革前数据；

（2）营业税减收金额5769万元，附加税费减收750万元；

（3）在考虑减税因素基础上，结合收入过渡方案，按增值税乘以2，改征增值税、营业税乘以50%测算。

按2015年决算数据测算，“营改增”后L县财政收入减收5312万元。由于未考虑其他减税因素，估计财政收入实际减收规模还要更大。

三、做好全面实行“营改增”试点工作的几点建议

1.积极宣传，引导社会舆论氛围。“营改增”试点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应制订完善的宣传工作方案，对试点纳税人做好政策宣传、业务培训和“点对点”的操作辅导工作，聚焦热点、难点问题，发挥传统、网络媒体进行宣传报道，为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强化领导，建立部门间协调机制。财政部门应强化“营改增”测算分析，同时加强国地税密切配合，扎实开展纳税人信息核查，强化税收征管，确保财税收入保持在合理区间。

3.因地制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营改增”后总体税收规模出现下降，特别是服务业较为发达、“营改增”比重较大的县市，税收规模降幅更大。建议上级财政有的放矢地加大税收返还力度，把对地方财政减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第8篇：财政收入分析范文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消费税 营业税 收入分配

一、用来调节收入分配的最有力工具——个人所得税

众所周知，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最重要的税种。“它有两大特点：一是个税直接对纳税人的所得综合或分类进行征税，即使实行比例税率也体现了支付能力原则，即高收入者多征，低收入者少征；二是可以实行累进税率制度，税率随着收入级次的提高而提高，收入水平越高，适用税率越高，从而具有较强的再分配作用。因此，个税对个人间的收入分配，特别是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特殊的功能。”

（一）个人所得税出现的问题

虽然个税有上述优势，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个税制度和征收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其不能发挥良好的调节作用。

首先，我国当前的个人所得税采用分类税制，即按照税法列举的各项收入分别规定税率进行课征，针对于不同类别的所得，采取不同的计征办法和不同的税率。虽然分类所得税简化了征收程序，但这种税制不利于调节高收入，调整公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公平性上存在缺陷，容易造成不同项目、不同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不公平。同样是依靠自己的劳动赚取报酬的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的税收待遇就会不同。再有，由于分类征税实行分项征收分项扣除费用，分项越多扣除费用的次数越多，容易造成纳税人人为分解收入，逃避纳税。

此外，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税收有征管不到位的情况，往往真正的高收入者缴税由于收入来源广泛，税款征收部门不易控制和监管这一部分人的全部收入，所以最终缴纳的税金却并不多。相反，中低层的劳动者缴纳的税金却并不低，因为他们的收入基本上都是靠工资，在拿到薪资前，各种税款就已经由单位或企业代扣了。税法执行效果的差异导致了弱者在实际上负担了更大比例的税款，而强者则在实际上负担了较小比例的税款。因此，只靠调节个人所得税来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差异是有局限性的。

（二）关于解决个人所得税瓶颈的几点建议

首先，本人不主张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比例和扩大税基。因为，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来源基本都是靠工资，加大个人所得税征收比例，扩大征收范围，增加项目，对这一部分劳动者的影响最大，导致这一部分劳动者的实得工资或现金变少，他们必须靠付出更多的劳动和时间来换取和以前相同的劳动报酬。减少了这部分劳动者的闲暇休息时间，使效用降低，减少幸福感，这就违背了征收税款，最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终极目的。第二，提高个税征收比例，扩大征收范围，增加项目，对于真正的高收入者来说，尤其是收入来源广，有一定社会背景的高收入者来说，从现有的实际征收情况看来，效果并不大。因此一味提高个税，效果并不见得明显。总之，个税不要盲目地扩大或提高，尤其不要陷入“逼迫”高收入者避税、逃税，低收入者税赋加重的不良后果，压抑全体纳税人的工作和生产积极性。

上面所提到的个人所得税的浅析和建议只是小弥补和小调整，完善个税——这个最有利的收入分配调节工具，在我们这个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经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的文章提出，个人所得税是要把社会抽象概念的人看成有社会关系，即有儿女要抚养，有老人要赡养的真实人，并提出希望针对每个不同的个体的不同情况征收个税，来保证个人收入通过税收进行有效调节，这是很理想的，可是面对我们当前的13亿人口和亿万个家庭来说，摸清每个纳税人的情况并计算出应缴税金，还不太可能实现。

那么，我们该如何做才是既可行，又有效呢？本人认为，当前可以先从消费的商品种类、行业种类，来调整消费税和营业税，以及辅以遗产税的调整比较可行。

二、其它税种和几点建议

（一）消费税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所以可以加大对高档消费品的征收范围和征税力度。例如：纯粹服务性消费行为和非服务性消费行为，将高档住宅消费、高档车消费、个人包机、包船旅行等各类高端服务消费纳入调节范围，并适当提高某些有害健康和影响环境的消费行为的消费税税率。

（二）营业税

营业税是用来调节行业盈利水平的，随着近年来高档服务业的增多，例如高尔夫球场项目的频频上马，高档娱乐演艺场所的火爆等，应该进一步加大对这类新兴且利润非常高的行业的征收力度，随时扩大征收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消费税、营业税的改变一定要区分好哪些商品和服务是针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哪些是针对富人奢侈消费的，要根据人们生活水平的变化及时调整这两种税的征收范围和征收比例。

（三）遗产税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部分国民收入的增加十分迅速，加之近十年来房地产行业的迅速发展，许多家庭购置了一套甚至多套房产，这样就会产生遗产流传与继承问题。国民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财富的“马太效应”。众所周知，马太效应在一个社会或经济体中产生的结果，就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导致两极分化严重。为了阻断这种现象的发生、发展，我个人认为可以通过开征遗产税来解决。尤其是现代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快速，一代人积累的财富应该只有一少部分传给子孙，其它部分财富通过税收等形式，在国家制度的保证下，最终回归社会。要保证财富分配倾向于辛勤劳动者，而不是坐享其成者。遗产税的开征有利于刺激富人在生前进行消费和积极参与社会和慈善事业的捐赠，从而良性刺激了财富的第三次分配。

除上述税收方法调节以外，为了提高中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可以考虑把生活必要开支，如医疗、托儿费等在税前扣除或以补贴方式在税后进行发放。这些均以合法凭证为扣除或贴补依据，并且建议不同的城市或省份设定扣/补上限标准。上述补贴或扣除应给予每一位劳动者，使社会上的每一位公民享有公平的待遇。

三、结论和最终目标

从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看来，导致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其初始原因是收入的不合理。我认为如果我国的企业（垄断、非垄断）、行业（暴利、非暴利）的利益格局没有变化，那么依靠企业领工资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垄断企业、高暴利行业的存在必然导致社会上劳动者个人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我们不能要求某纸箱厂的员工和中石油的员工能拿到一样多的薪金，即便他们从事的工作差不多。因此，以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不调整各行业的利益格局，就无法调整行业从业者的收入差距。那么必然会给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分配造成一个很大的难题。

当前看来，我国的行业结构和大的利益格局不改，很难缩小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目前只能先靠第二次或第三次分配进行暂时的调节，这是权宜之计，希望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税种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国家在人文关怀上的不断诱导，一方面使收入合理化，另一方面使税收政策能够最终实现“以人为本”，在初次分配中就能进行有效调节，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 陈共.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 刘晓莉.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思考.中华会计网校，2001.

[3] 翟继光.从“以人为本”来看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缺陷与完善.中华会计网校，2001.

[4] 安体富.我国收入分配的调节:税收政策的现状、问题和建议.公共经济评论，2008(1).

第9篇：财政收入分析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向量自回归模型;经济增长;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2-0022-04

一、文献回顾

财政的主要职能为资源配置、经济稳定(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派到近期的理性预期学派,再到新古典经济学派都对其进行过细致的研究,但是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对经济增长不起作用,自由经济本身可以通过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作用,并且达到帕累托最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市场失灵”现象,政府财政政策能起到促进经济良好运行的目的,较代表性的人物有:哈罗德(Harrod,1939)、多玛(Domar,1946)、索洛(Solow)、罗默(Romer)以及卢卡斯(Lucas,1983),而在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和强度方面也存在分歧。近年来,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较多,分歧也不断(李真男2009),(王春元2009),(孙立、刘穷志2008),(齐福全2007)[1,2,3,4]。对财政政策与收入分配进行研究的主要有:(安体富2007),(王椿元2007),(靳卫东, 高波2007),(蔡跃洲2008)[5,6,7,8]。上述分歧表明,忽略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孤立地研究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或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很片面的,只有在研究中加入收入分配问题才具有根本的意义,研究结论才是可靠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也有部分学者考虑了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如:(李绍荣、耿莹2005,蔡明超等2009)[9,10],但其也只是对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之间关系进行研究,以上研究大都是关注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少关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因此,对收入不平等的关注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主要原因有二:其一,财政的三大职能为资源配置、经济稳定(增长)和收入分配,而财政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有力工具就是税收和公共支出,其二,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相互影响。因此,我们对政府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长期影响关系给出新的证据,也研究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综合影响,同时也关注政府不同财政支出(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以及不同的税收(直接税和间接税)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因此,同以前的研究不同的是:我们不仅关注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作用,同时也关注收入分配问题。

二、方法论及数据说明

(一)VAR模型及其脉冲响应函数[11]

本文实证分析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向量自回归特别适合估计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影响,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统计性质建立模型,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一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1980年西姆斯(C.A.Sims)将VAR模型引入到经济学中,推动了经济系统动态性分析的广泛应用。VAR模型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

VAR(p)模型的数学表达式是:

yt=A1yt-1+K+Apyt-p+Bxt+?着t t=12,2,?撰,T(1)

其中:yt是k维内生变量向量,xt是d维外生变量向量,p是滞后阶数,t是样本个数。k×k维矩阵A1,?撰和Ap维矩阵k×d是要被估计的系数矩阵。?着t是k维扰动向量,它们相互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与自己的滞后值相关及不与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假设∑是?着t的协方差矩阵,是一个k×k阶正定矩阵。式(1)可以展开表示为:

y1ty2tMykt=Aty1t-1y2t-1Mykt-1+Apy1t-py2t-pMykt-p+?撰+Bx1tx2tMxkt+?着1t?着2tM?着kt,

t=1,2,K,T(2)

在式(2)中,如果?着1t发生变化,不仅当前的y1t值立刻发生改变,而且还会通过当前的y1t值影响到变量y1t和其他的yit今后的取值。因此,一般地,由yi的脉冲引起的yi的响应函数可以求出如下:

c(0)i j,c(1)i j,c(2)i j,c(3)i j,c(4)i j,?撰(3)

即Cq的第i行、第j列元素等于时期t的第j个变量的扰动项增加一个单位,而其他时期的扰动为常数时,对时期t+q的第i个变量值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以前的研究大多把政府财政支出和税收收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然而这两个变量的不同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有不同的影响,考虑数据收集的难度和相关数据的缺失,我们采用1985-2007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分析。

经济增长的衡量方式有很多,主要有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Y来反映各年的总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

在政府财政支出方面,学术界对财政支出的分类依据较多,方法也较多,本文考虑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影响,并参考相关文献,文章仅考虑公共消费支出(货物支出、服务支出等)CG和公共投资支出IG。

税收是政府财政支出的主要来源,且种类繁多,为了使问题分析简单化,我们只把税收分为直接税(包括各种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险税等)DT和间接税(如:关税、消费税、销售税、货物税、营业税、增值税等)IT两种。

收入分配不均的测算指标很多,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指标为“基尼系数”,我们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测量也沿用此指标,文中基尼系数为笔者自己计算所得: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Gk为基尼系数,xi为按各地区人均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的,yi为各地区的人均收入,n是地区数量,该公式来自魏后凯所著《现代区域经济》。为了消除数据的波动性,文章对以上数据均进行了取对数处理。

三、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长期影响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大多数经济数据都是非平稳的,用其进行分析建模会造成伪回归的问题,因此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文献中一般使用ADF检验法,形式如下:

在实际操作中,式子中的参数P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选择能保证?着t是白噪声的最小的P值。对滞后项的选择和模型优劣的问题,本文主要运用AIC和SC信息准则,经过反复实验,使AIC和SC的值同时相对较小,则所选的模型最恰当,结果见表1。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LNY、LNG、LNCG、LNIG、LNT、LNIT、LNDT、LNI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过程。

(二)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影响

本文把政府支出分为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而把税收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种,本文首先给出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见表2。

通过以上的实证分析,我们揭示了不同的政府支出和税收对产出有不同的影响,从表1、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总支出对经济总产出的影响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在我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效应并不存在,可见“李嘉图等价原理”在我国不成立。从模型3和模型4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相差不多,由此可见,我国还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政府公共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小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在税收方面:总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负,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政府的税收减少了居民的可消费支出,进而影响了总的经济发展,直接税和间接税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方向不尽相同,直接税对经济有正效应,而间接税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且间接税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大于直接税的弹性,这其中的原因相对比较复杂,直接税作为一种不可以转嫁的税收项目,其对收入具有一定的直接调节效果,可以提高居民的平均边际消费率,进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间接税由于其转嫁性,对其征税会导致税收转嫁给收入相对较少的居民,这样使其整体边际消费倾向较小,这样不仅减少了居民的消费,继而抑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三)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如上所述,本文不仅关注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影响,而且也关注对收入分配的效应。在我们估计的VAR模型中加入经济增长变量来考虑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长期影响,估计结果见表3。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政府财政支出对基尼系数有正的影响,即政府支出的增加加大了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同样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同样也加大了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我国当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最终分配比重不断下降,原因在于:企业利润侵蚀了劳动报酬,政府税收收入快速增长降低了居民收入分配所占比重,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微弱和转移支出制度不完善[12]。而税收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为负,即税收的增加减小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但是其政府直接税和间接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不尽相同,直接税的增长加大了居民收入分配不均。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税收违法的收益远高于其依法纳税的收益,违法现象严重,首先由于我国所得税收入规模较小,在取得收入方面缺乏税种间的相互补充机制。其次,税收调控社会收入分配促进经济稳定的功能较弱,个人所得税由于征收面过窄,征收机制欠科学,收入规模较小,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作用不明显,对于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状缺乏应有的调控力度。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政府财政政策的不同结构对经济产出的质(收入分配)和量(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其中,政府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正的促进效作用,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挤出效应不大,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为正,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相同;相反,政府支出却拉大了居民间收入分配的差距。而政府税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税收的增加减小了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但直接税却拉大了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政策的各方面(财政支出和税收)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作用正好相反,即扩大经济产出的政策都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所以政府在做相应决策时,应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矛盾水平,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针对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水平和各地区的收入差距水平,国家应该更加重视收入分配的差距,提高社会的整体公平性,国家也相应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号召,十七大也提出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的原则,所以根据当今的经济社会状况,政府应该采取效应的措施,增加居民收入、减轻居民负担、缩小收入差距、缓解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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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高培勇,杨之刚,夏杰长.中国财政经济理论前沿(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The Long-term Effects Analysis of Fiscal Policy to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Zhang Mao, Wang Qing, Qiao Dongyan

(College of Economy,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