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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武术散打教学训练的界限与定位
1、武术散打是武术中徒手技击的训练方法和竞技方式,是拳术的体用实践,适用于各拳种流派的训练和竞赛,也可与世界各种技击项目遵照一定的规则登台竞技;双方遵照规则非程式化地散用踢、打、摔(拿)各类技法,多元动作结构、变异组合,按照规定的场地、时间、条件进行徒手竞技练习或竞赛,是双方智力、体力、技术、技巧和心理素质的综合较量;能够锻炼人的各种感知觉、反应能力,提高身体灵敏、速度、力量、柔韧等素质;在拳术技法因对手变化而变化的随机运用结果中,比出双方技击综合水平。散打又称散手,古代称“手搏”、“弁”等,近代有“打手、散手”之称。由于徒手较技的运动形式在平台上进行,又称为打擂台。散打是拳术最高一级的运动形式,具有高度的攻防实战性和对抗性。现代武术散打竞赛的性质是体育性友谊竞赛,是不伤人而战胜对方技艺的展现,属于技能主导类同场较技对抗项目的比赛。
2、武术在原始产生中的直接目的是做为解除对手战斗力,伤残甚至杀死对手的搏击格斗手段。在战斗或其它形式的暴力冲突中,武术手段可以无限制运用。为了胜利不必遵循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规范,属于非体育性技击的性质,生死格斗的规则只有一条,就是“没有规则”。武术已经历史性地进入体育运动,体育性技击以互不伤害为前提。在今天的训练场、竞赛场上,如果让双方各自立下生死文书再行较量,性命相搏,就是愚蠢的杀人或自杀行为,既为人类文明与法律所不容,也为双方利益所不容,违背了习武的宗旨。武术散打教学训练与竞赛实战的性质和意义,与生死格斗的性质根本不同。
3、武术散打教学训练与竞赛要讲文明、讲武德,陶冶情操,健身自卫,交流切磋以取长补短、相互提高技术为目的,较技获胜追求的是技艺的展示,体育精神的弘扬。武术散打教学训练必须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只有不受伤才能保持训练,只有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的训练不中断,学生或运动员才可以尽其所能提高技术水平。这是教学训练自然规律的界限,那种认为“散打必然出伤害事故”的看法是对武术散打教学训练定位认识不准所致,混淆了两类不同的性质。
二、武术散打教学训练安全问题原因
1、武术散打教学训练运动损伤一般原因:从武术散打教学训练实践中可以归纳出,训练手段不科学、方法不合理;缺乏基本功的训练;思想不重视;训练设施器材不符合训练要求,缺乏保护帮助;人体生理状态不佳;身体活动不充分等,是导致运动损伤的一般原因。
2、武术散打教学训练人身事故发生的基本原因:武术散打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从外看表现为技术动作,也就是常说的招法;从内感觉,其核心是劲力。武术散打中人与人的较技可以看做是人体之间劲力的相互作用,运用劲力达到战胜对方的目的。劲力是造成交手效果的基本原因,人身事故突出表现在硬碰硬的打法方面。互以对手身体为攻击目标,是散打运动项目不同于其它运动项目运动损伤原因的特殊点、基本点。
3、在武术散打中劲力可以分为刚劲、柔劲以及二力的变化与结合;相应的交手技法分为“刚克”与“柔克”打法,提倡并追求“刚柔相济”的全面打法。
爆发力:是指肌肉在神经系统支配下,以极短的时间、尽快的速度收缩而突然产生的力量。爆发力是力和速度的乘积,是快速高强度工作的能力。散打中运用爆发力快速撞击(冲击、打击)对方,也称“短劲”、“寸劲”、“刚劲”,与“发放”相对应亦称“暴打”,拳打、脚踢、膝顶、肘撞多用此力,可使人体产生形变遭受破坏,表现为:骨折、脏器破裂、脑震荡等内伤外损。武术技击技术就是利用力的这些效果来击打对手,甚而击伤、击昏,甚至打残、击毙敌人的。在武术散打教学训练中,依据人身事故发生的基本原因,把握劲法的“度”是一个关键。
持续力:也称“柔劲”、“长劲”、“推力”,是散打中由不接触状态到双方接触时,由于技法本身特点不产生撞击效应,受力方一般不产生形变,而获得加速度产生位移。在双方较技中一般表现为推动、发出、摔倒、拿住,其运用水平高者,在打、踢中也可以运用持续力,即见输赢而可以做到不伤人。这也是武术技击中“不顶不丢,引进落空,随曲就伸,顺化避害”保护自身安全的科学依据。
4、通过在实践中的探索得知,既要保证对手安全,又要达到致胜的目标,经过正确的训练,可以做到“动急则急应,动缓可缓随”、刚柔收发自如,不仅可以战胜对方,还可以达到生擒活捉的效果。爆发力与持续力的变化与结合即是达此效果的阶梯之一。武术在发展中,已经具备不伤人而战胜对方的技术,武术散打教学与训练必须引导、提倡、发展不伤人而战胜对手的技术方向,严格禁止伤人战胜对手的结果。
三、武术散打教学与训练安全指导思想及原则
1、武术散打教学训练保证安全的思路应是:“遵循武术技击规律,运用循序渐进的科学教学训练方法,尽可能多的继承保留武术技击技术和吸收世界各民族可以为我所用的技术;尽可能少的限制技术手段的使用发挥;限制散打技击的伤人后果;尽可能高的提高技术质量来保证安全。”
2、“安全第一”原则的内容:武术散打相对于其它体育项目应属于高危险运动项目,“安全第一”原则居于“前提”地位,其内容包括:“我不伤害对方”而战胜对方,把握运用技术的“度”;“我不被对方伤害”而不输于对方,把握不顶、顺化避害的内涵;“我不伤害自己”,不因自身错误而自伤,为战胜对方奠定基础。
3、 武术散打技法是以人体自然功能和技击规律而产生和发展的。武术散打技术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技术整体,发挥了相生相克的作用。 武术散打中使用技法的后果有多种:如打(踢)法,可能是“打不着”或“打得着”,在“打得着”里可能是打倒、打伤、打死。在摔法里可能是摔不倒、摔倒、摔伤、摔死。在拿法里可能是拿不住、拿住、拿伤、拿死。在所表现出的后果里均有“度”的概念。“安全第一”原则即是限制伤人、死人的后果。即技法的使用均不要超过“伤人”的度,做到不伤害对方而战胜对手比起伤害对方而战胜对手的技术水平要求更高,这正是武术散打运动的魅力所在;既是武术训练比赛同野蛮残杀的分水岭,也是武术训练与比赛中充分体现武德、合乎法律、保护人权、符合习武宗旨的关键,还是充分体现技术水平高低的地方。
四、武术散打教学训练安全措施建议
1、散打专业教材与规则存在问题是根本问题,修订规则与编写适用于体院散打专项理论与训练的教材是武术散打教学训练中预防人身事故发生的基本措施。
2、 不科学的训练手段达不到预定训练目的,不合理的训练方法可直接导致人身事故发生。在散打教学训练的第一阶段,采用以持续力用劲方式 、柔克打法的武术推手训练方法,有把握做到既学习训练踢、打、摔、拿进攻防守技术,而又无伤害。选用不伤人而战胜对手技术做训练手段,可以落实安全第一原则,提高成才率。
3、 教师认真备课:教师是教学训练的组织、技能传授、学生训练的指导者,处于教学活动中积极的、重要的主导地位。授课前教师应当全面系统的备课,在思想上提高其对预防人身事故的重视程度,加强责任心;技能方面做到技术全面,动作准确,熟练掌握不伤人而战胜对方的技法,熟知每一个散打技法的危险程度及保护方法,制订科学、系统、明确的训练计划,具备教学能力,胜任教学工作。
4、教师认真组织授课:授课是教学训练的主要环节,要对散打训练各种方法讲解详细、清楚、全面,避免学生因没有完全或错误领会动作要领而做出错误动作。有些错误动作违反人体生理功能,会立即致人体受伤。组织训练要严密,方法科学合理,避免急噪情绪,做到由慢到快,由轻到重,由简单到复杂,先分解后连贯,对出现的不安全因素要进行及时纠正。先要重点组织好防护技巧的练习,教师加强保护和帮助。
5、设施器材安全配套:训练场地的大小,器械安放和器材的保障,要符合散打训练要求。教师和学生应掌握运动损伤的急救方法和一般性损伤的处理办法,逐步达到有医疗保障条件。
【关键词】音乐心理;测量;统计;CRDI;元分析。
【内容类别】音乐心理学;音乐治疗学;研究方法。
CRDI:从非实时到实时音乐心理测量
20世纪80年代之前,音乐心理学和音乐治疗学研究涉及的音乐情绪反应和音乐认知反应的测量,多采用问卷、形容词核对表、单维度或多维度量表以及操作反应观察的方式。这些测量方式为音乐情绪和音乐认知的研究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但是,这类方法的最大缺陷,在于与音乐的时间性质相悖。它们收集的数据,是被测在聆听音乐之后依赖记忆所做的反思。另外,这些方法在音乐情绪和音乐认知反应的研究中,不能与音乐的进行过程实施实时的记录及再现,不能使研究者对音乐进行和被测反应之间的同步关系做出全面、反复、精确和深入的观察。简言之,这些测量及记录方法是非实时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研究者从技术和装置入手,开始解决音乐心理的非实时测量与音乐进行的时间性之间的矛盾,使音乐心理学和音乐治疗学的测量技术进入实时反应和记录的时代。
实时测量技术,最早的形式是Clynes于1982年研制的“情绪记录器”(Sentograph),用于测量被试对音乐的情绪反应。这种简单的装置上设有一个万向的按键,被试根据对音乐情绪反应的不同描述和强度操纵此键,便可将不同方向和压力的操作按不同类别和比例,转换成相应的电压,并给予与音乐进行过程同步的记录。
1983年,Nielsen又设计出一种簧制的夹钳,用于研究被试在音乐进行过程中对音乐紧张度的实时反应,并可将被试在研究过程中的持续反应绘制成图形。这种装置所记录的数据,在后来的验证性实验中表现出很高的效度。
1991年,Namba等人在音乐情绪反应的系列研究中,利用现有的计算机键盘,开发出一种“选择性描述连续判断方法”(the method of continuous judgment by selected description)。研究者把用于不同类别情绪感受的形容词指派于特定的键,被试接受半小时的实验指导训练后,在音乐进行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情绪感受及与之相应的形容词描述,在键盘上连续操作相应的键。这种实时反应与记录的方式,可以把被试的反应以多维度的形式与音乐同步记录和贮存在计算机内。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音乐研究中心在Madsen领导下,研制出“连续反应数字接口”(Continuous Response Digital Interface,简称CRDI)。这是一种电位器与计算机实现数字接口的技术。在音乐认知或音乐审美情绪反应的研究中,被试在聆听音乐的全过程中,根据实验的具体要求,可以在250度范围内拨动带有一枚凸针的旋钮,连续不断地对音乐进行过程中情绪或认知在两极范围内的反应及变化,同步地进行调整。被试在操纵旋钮时,实际上是将不同的电压持续不断地输入计算机,并经计算机处理,绘制成为与音乐进行的时间横轴线实时发展,依输入强度变化形成的曲线图。这种旋钮操作输入的信号的变化是无级的。CRDI的另一种输入方式,是11点量表型的滑杆。它以零为中心,依据反应强弱程度的不同,使被试可以在+5和-5之间的11个点位上,连续不断地调整滑杆在量表上的不同位置,以达到输入反应强度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与连续反应数字接口相类似的技术,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我国已有研制,不过没有直接应用于音乐心理的研究,而是应用在被试对视听电教材料的注意实验中,其范畴属教育技术学的心理生理基础研究。研究者黎加厚开发的装置,由两部分组成。一方面,将传感器和A/D转换器与计算机连接,把被试在接受视听电教材料刺激作用下的皮肤电阻(GSR)及其变化的全过程输入计算机;另一方面,用摄像机对被试在实验过程中的外部变化过程给予摄制。经后期合成,视听教学材料的画面(包括背景音乐),被试表情和动态,以及被试的皮电阻反应曲线这三个画面同步地实时记录于VCR,可供研究者反复观察并做统计处理。笔者认为,音乐心理和音乐治疗可以直接采用这种技术,开展音乐心理生理学有关不同音乐要素或音乐风格与情绪反应关系的实验。
自从Madsen等人首次使用CRDI技术,对音乐审美体验给予实时测量以来,近八年中CRDI技术在美国音乐心理、治疗和教育研究中所涉及的课题大致包括:音乐听赏过程中的注意焦点;儿童音乐偏好;音乐审美体验;听赏者差异;音乐要素(速度、音准、力度、节奏、旋律、音色等)与认知和情绪;音乐紧张度的感知等等。另外,由于CRDI是一种非词语和过程性的测量,研究课题还涉及非词语和词语,以及形成性与终结性测量的信度。此外,近两年来,随着研究者探讨课题的深入,CRDI描述的刺激反应维度也从单一维度向多维度发展。
CRDI技术在音乐心理测量以及与音乐心理直接相关的实验美学、教育、医疗、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应用价值无疑是巨大的,这里仅举一例。1989年,在中国音乐治疗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上,一位医生曾提问:“音乐处方的开具依据是什么?”他的意思是明白的,当然不能仅仅天真地诉诸于音乐作品的标题。如同一剂药品必须通过大量的严格验证才能投入临床使用一样,在音乐治疗中,音乐作为处方,虽然不大可能使人 “中毒”,但是从科学的角度讲,也应该就音乐的某种或某些成分以及它们所构成的整体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在情绪、感知或生理、神经诸多方面给予实时的测试和验证,以便达到最佳的预期效应。就这一点而言,实时测量的概念和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元分析:从“见树”到“见林”的音乐心理统计
这是一个由音乐心理的定量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的定性概括之间关系引发的课题。作为一门科学,心理学随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得以建立和发展。定量研究是心理学的既定学术规范。音乐心理研究作为分支心理学科,同样是把主流心理学的定量实证作为它的基本研究范式的。在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后,实验音乐心理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由于实验设计必须对变量进行控制,所以少量的音乐心理定量实证研究不可能为这个领域的重大课题提供现成答案。当某一相同或相近课题的量化实证研究达到充分的积累时,情形依然如此。即便是相同的研究课题,受研究变量、被测状况、测量工具以及其他种种条件的影响,它们的结论,主要是统计的差异显著性,会是不同甚至相反的。过去,对已有大量的相同或相近课题研究结论进行概括时,研究者的方法是粗糙的tallying method,即罗列所有相近的文献,根据符合统计的差异显著性要求的研究的比例,大致确定对研究假设的论证程度。这种方法实际上人为地强化或掩盖着研究数据的趋势和形态。
出于对已有一批单独研究的结果进行再分析,以便全面和精确地总结这些研究结论的目的,20世纪70至80年代,格拉斯(G . V. Glass)提出元分析的概念,并发展了元分析的步骤和方法。元分析(meta—analysis)亦称总分析,其过程和功能,是对已有大批研究提供的统计数据的再统计分析和综合(或说分析的分析),继以探查在这批研究中每次单独研究显现不出的,而对于解决重大问题具备更高价值的结论趋势和形态。元分析作为一种统计方法,其性质属于量化研究。不过笔者认为,它是连接一批单独定量研究的个别结果和形成定性结论概括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通过总分析的统计过程,实现从个别结论(即便它们之间看起来存在冲突)到一般结论的科学归纳。
元分析的方法自确立以来,在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得以广泛的应用,效益显著。1987年后的10年中,仅“心理学信息”(Psyc INFO)数据库中,涉及元分析关键词的研究已近2000项。在音乐心理和音乐治疗研究的英语文献中,使用元分析的研究者,仅有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音乐研究中心J.M.Standley一人。这位女学者在1986年和1996年,先后发表《医学/牙科治疗中的音乐研究:元分析的临床应用》(这项研究在10年后由作者充实修订),《对用于教育/治疗目标的音乐强化效应的元分析》。由于元分析具备的“总”分析性质,应用此方法的一项研究便可覆盖数以百计的已有成果。因而,元分析的结论厚度和应用价值,必然以集中、凝炼和确切的形态大大超过这一批单独的研究本身。
元分析之所以能够把大批单独研究给予分析和合成,是因为它使用的是一种新的度量概念——效果量(effect size,可简称ES)。效果量是在大批单独研究中的每一项研究使用的一种共同的统计单位。与传统的统计过程不同,元分析观察的是大批研究中所有效果的分布,如果某种结论趋势或形态的确存在,效果量则会集中于一个方向。
研究统计中有四个互为制约的因素:检验力,样本容量,显著性水平,以及效果量。前三个概念,是传统统计方法的使用者所熟悉的。简单地说,检验力,指统计检验能产生的显著性和拒绝某特定实验的原假设的概率。扩大样本容量,则增强检验力。显著性水平由研究者设定,它代表拒绝原假设所犯错误的概率。而效果量则是实验设计旨在探查效果的准确度量,是一种备择假设的参数。
元分析的基本步骤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确定研究的领域和纳入分析的已有研究的资格,据此对相应课题的研究进行全的
文献检索,并注意避免纳入分析的研究在结果和来源等方面的偏颇(例如,研究结果本身具有缺陷;不能仅仅检索已发表的文献等)。
Standley的研究,就这一步骤的界定是,纳入分析的研究:(1)是采用量化实证方法的英语文献;(2)自变量采用音乐作为行为矫正的强化依随;(3)因变量以教育和治疗为目的;(4)研究结果的形式,具备数据分析的可重复验证性。文献检索首先涉猎以下数据库:PsycInfo,PsycFirst,ERIC,Dissertation Abstracts,以及MEDLINE。然后,根据被检索研究所列资料目录再次检索。两次检索共获得该课题的100项研究,其中98项符合前述资格界定;有关因变量的效果变量达208个。
第二,确定纳入分析的有关被试特征、因变量和自变量,并对其做出描述和分类。Standley
从98项研究中归纳出正常被试和六种异常被试:智力障碍、情绪障碍、学习障碍、行为障碍、多动症和脑瘫。98项研究所含208个因变量则被分类为:学术变量、社会变量、身体康复变量、其他医疗变量、注意/交往变量、自助变量、交通行为变量、刻板行为变量、抱怨变量、作业变量和偏好变量。
第三,对有关因变量的数据进行统计,计算出标准化的效果量。不论已有研究的统计方式
如何,他们均可被转化统计为一致的效果量。其后,再根据前述确定的被试特征,对统计得出的效果量给予组织和比较,并分析和阐释其结果。
Standley的研究对208个因变量的效果量的统计,使用的是最保守的统计公式:实验组的因变量平均值减去控制组的因变量平均值,再除以控制组的标准差。在她确定的11种变量类别中,相应地得出208个效果量。按照该研究的宗旨(音乐作为依随强化物,其效果如何),这些元分析统计,在它涉及的实验条件的比较,依随音乐与其他条件的比较,强化作用,强化技术,强化程式,教育和治疗目的,被试年龄和特征等方面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的讨论价值是引人入胜的。虽然本文的目的主要是向国内音乐心理和音乐治疗同行推荐元分析的特殊功能和方法,这里还是有必要对Standley研究的结论给予扼要的归纳,供同行参考。
总的看来,与其他非音乐的依随强化物和非依随性的音乐强化相比较,音乐作为行为矫正过程的依随强化物,其作用最为有效。它表现在能够有效地增强期望行为的频度,减低非期望行为的频度,前者较后者更为明显。从强化程式来看,音乐的程式性强化较非程式性的连续作用更为明显;另外,即时强化比延迟强化有效。音乐依随强化效果最明显的首先是身体康复和发展行为,其次是治疗和教育目的,再次是体育运动应用。
就各种不同年龄的被试而言,音乐依随强化作用,在各种年龄被试中均为显著的前提下,其最佳对象首先是成人和四岁以下婴幼儿,其他依次为5-11岁、12-14岁、15-18岁的青少年以及老年人。结合被试特征看,音乐依随强化对心理障碍和正常被试的效果优于情绪障碍或医疗和身体残疾的被试。
关键词:政府职能;公共服务;消费;生产
中图分类号:F03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9―0031―08
一、引言
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这长期以来都是个难解之谜。虽然中国各级政府不断地提出服务业发展目标并相继出台各种鼓励政策,但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全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不增反降。江小涓和李辉认为这一现象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经济体制、认识和政策以及统计口径等多方面的原因有关。夏杰长与霍景东认为政府的制约作用是服务业发展较慢的关键;汪德华和白重恩等人在控制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后,认为一个国家服务业的发展受制度质量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显示,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如果政府规模较小、司法体系能够较好地发挥第三方执行的功能、创造出更好的契约执行环境,则服务业所占GDP的比重会相对较高。裴长洪和夏杰长认为对外开放不足是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因素之一。
众多的分析都是基于供给的视角,因而在此基础上所建议采取的政策,不外乎是通过体制改革来放松对服务业管制。我们认为,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固然有供给层面的原因,但需求方面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对各类服务业的需求不足,是现有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效果不明显的根本性原因。因此,从需求角度考察服务业发展障碍可能更具现实性和本质性,尤其是要立足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这个经济发展最大推动者的行为来进行解释。政府公共财政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
二、相关概念、研究假设和分析逻辑
本文分析所用的范畴,主要是Grubel & Walker从服务对象的视角对服务业所做的区分,具体来说是三类服务业:第一,现代公共服务。一个国家的公共服务大致有四个层次:基本生存服务,包括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救助等,主要是保障居民的生存权;公共发展服务,主要是教育、医疗等;环境服务,包括公共交通、公用设施和环境保护等;公共安全,包括食品药品安全、治安和国防安全等。第二,现代消费。消费服务业主要是为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服务业,如商贸服务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市政公用事业、社区服务业、体育事业等。第三,现代生产。生产业是为商品和劳务的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的服务,因此它体现为企业的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如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等。一般来说,生产贯穿于企业生产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诸环节中,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品,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制造业,是二三产业加速融合的关键环节。
现代服务业的上述三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构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我们在本文中从决定服务业发展的外生角度,提出了这么一个重要的研究假设:当前我国现代服务业比重偏低以及长期内处于低水平的稳态状况,可能与改革以来中国政府公共职能的缺失和经济增长模式有直接的联系。以GDP增长为导向的发展目标和政绩考核要求,使政府将资源过多投资于基础设施等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领域。而在诸如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有关民生的投入短缺,这导致了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政府公共职能缺失加上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体制的政革带来了居民未来支出和收入的不确定性,直接降低了国内居民消费倾向,消费发展缓慢,从而带来内需不足;在内需不足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只能依靠出口拉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迫使中国选择了代工生产和加工贸易,生产需求不足。从而限制生产的发展。由此我们推出,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的核心在于政府公共职能的缺失。具体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
三、政府竞争、公共职能缺失与公共服务业
诺思指出,非洲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是缺少专注于经济增长的政治制度,而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能成功执行与保障经济高速增长的“政府治理”模式。保障这种模式得以顺利运行的主要机制,则在于地方政府的竞争。据此而言,财政分权改革是导致中国出现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性制度安排。政府组织治理结构中自上而下的集中体制安排的特征,是上级领导拥有任命地方官员的绝对权威,并且中央又根据经济增长作为政绩来考核地方官员,从而导致这种基于GDP考核的政治晋升激励,大大强化了中国地方政府的竞争的程度。因此,地方政府具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激励,从而使得其有动力来努力发展本地经济。
然而。这种基于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激励,导致了政府公共职能的严重缺失。政府将GDP增长视为唯一目标,从而将资源都集中于经济增长相关的领域,而没有将资源分配至可持续发展的领域,所以导致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张晏等人指出,政府竞争的重要策略,就是为地方经济“招商引资”,尤其是竞相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因此,这就派生了对地方政府改善基础设施的激励。政府会不断增加基础设施投入,从而吸引外资并最大限度地加快其经济增长速度。
一方面,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中国政府职能逐渐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每年预算内经济建设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也开始逐渐降低。如图2所示,1978年该比例为64.08%,到1990年降为44.36%,2006年约为26.56%。然而,这是建立在财政支出这个分母也大幅增加的基础上的,其绝对数增加并不低。1990-2006年间,大部分年份经济建设费增长率维持在13%以上而商于同期GDP增长,1999年政府的经济建设费增长率甚至达到20.1%,远远超过同期名义GDP增长率6.2%的水平。
另一方面,从政府预算内资金按项目分类支出来看,对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与民生相关的投入,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得到显著改善。从图2我们可以看出,政府财政总支出中科教文卫支出比例一直在18-20%左右徘徊,1996年以后还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2004年以后科教文卫支出绝对水平的增长率虽然有所提高,但占财政支出比例依然只有18%左右,这个比例和20年前基本持平。将科教文卫支出进行细分,可发现拥有全球近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其教育经费只有全世界的1%左右,人均教育公共支出在世界153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45位。2007年全国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为2.85%,远远低于联合国要求的6%水平。2007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总额为1989.96亿元,占全年GDP的0.8%
和财政支出总额的4%,占全球总卫生经费支出的比例仅为2%左右。
社会保障支出的性质比较特殊。从理论上来说,作为国家发展稳定器的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发展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这个结论只适用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国的社保制度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孙光德和董克用的研究表明,1991-1994年间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只享有10%左右的社会保障费用。而且,中国目前大约有4亿人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保支出并不能单纯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反映。如图2所示,从1996年开始,社会保障支出额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大量工人下岗,由此带来的社会救助、优抚安置、社会保险支出也大幅增加,此后,2002年还一度出现增幅下降的趋势,至2005年以后,又恢复每年20%左右的增长率。2007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总额为5447.16亿元,仅占GDP的2.2%,财政支出总额的10.94%。尽管逐年在增加,但是离15-20%的发展目标还相差甚远,同期欧盟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都在45%以上。
上述政府资源投入结构直接导致了公共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再加上政府在这些公共服务部门的市场准入限制,又影响了民营资本和境外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公共服务业的发展由此只能单纯依靠政府力量来推动。由此带来的公共服务提供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医疗为例,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改革是从公费、劳保制度过渡来的,很多非正规就业和城市居民难以加入,非参保人员得不到任何资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未建立起一个长效筹资机制,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差,医务人员缺乏,技术服务跟不上;药品方面,价格低、用量少的药品遭市场排挤,药品流通秩序混乱。这些都与政府投入较少有着紧密的关系。
四、不确定预期、国民收入不均等分配与消费业
政府对住房、教育和医疗、养老等制度所进行的一系列带有市场化倾向的改革,使中国政府的公共职能严重缺失。在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的情况下,提高了居民对未来支出和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谨慎性储蓄动机大大增强。因而消费业失去市场支撑而发展缓慢。
首先,从支出角度来看,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和住房改革,使许多原来由国家和社会承担的支出转由个人承担,居民消费结构中教育、医疗、住房等支出不断提高,导致了支出的不确定性提高。以教育为例,在社会福利良好的发达国家,到高中都是义务教育,高校学生家庭所分摊的高校教育成本比例通常在13―15%,而目前中国分摊的教育成本占高中全部投入的70.1%,占大学的66%。2006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卫生支出分别为18%、32.6%和49.4%,个人承担的医疗卫生费用几乎占了一半。一项对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表明,健全的社保制度有助于降低个人储蓄率。Gruber & Yelowitz对于美国bledieaid(一项针对低收入阶层妇女和儿童的医疗保险项目)的研究也支持了该结论。
图3显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用于食品支出的比例越来越小,从1990年的54.25%下降到2007年的36.29%;与此同时,医疗等费用正在大幅度攀升,1990年人均医疗费用为25.67元,占总支出的2.01%,到2007年人均支出增加了26倍,同期个人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8倍多。2007年中国社会蓝皮书指出,“看病难、看病贵”是三大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教育和住房支出也在不断提高,这是我国住房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下的必然结果。消费结构中较高的医疗、住房和教育支出提高了居民预期消费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了家庭的储蓄倾向,最终形成全社会的消费不足。
其次,从收入角度看,失业的增加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也直接加大了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1997~2003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减员增效使职工下岗现象比较突出。2003年以后,由于经济增长就业市场相对稳定,然而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内外需求疲软导致企业新增投资冻结,失业人数迅速增加,制造业和建筑业是最严重的行业。中国社科院的《社会蓝皮书》指出,2008年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失业率约为9.4%,远远超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4%这个城镇登记失业率。而且预计2009年上半年失业率估计将升至11%。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严重不足,居民对未来风险和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他们对当期消费产生后顾之忧。
此外,国民收入的不均等分配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消费能力。陈志武认为,如果将整个中国社会分成政府、城镇居民和农民三类,那么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所得到的好处是最多的。以名义收入来看,1990年全国财政收入是2937.1亿元,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是1510.16元和686.31元;2007年,这三个指标分别是51321.78亿元、13785.81元和4110.36元。从增长率来看,18年来政府、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分别翻了16.5倍、8.13倍和4.99倍。从图4中我们发现,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从1996年开始,人均财政负担的增幅就高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GDP的增幅,并且十几年来一直维持这种分配格局,到2005年以后,这种分配的差异性更加明显。2007年国家税收收入绝对额增加了45612.99亿元,同比增长33.7%,而同期,名义GDP增长为16.95%。国民收入的不均等分配使政府掌握的财力较多,居民占有财富较少,收入份额的相对下降使其对消费的需求不足,从而阻碍了消费业的发展。
居民未来预期的不确定直接导致谨慎性储蓄的提高。1990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84.69%,然而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消费支出的增加却严重滞后于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支出比例逐年下降,到2007年降至72.52%,与此相对应的是家庭储蓄率不断上升。从国际经验来看,储蓄率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其服务业相对较为发达。例如,欧美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一般都在70%以上,1999年以来,欧盟27国的家庭储蓄率一直稳定在11-12%之间,美国的储蓄率1998年以后仅为1-2%。
从1985年以来,中国服务项目价格指数大大高于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等各类指数。服务价格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消费需求,从而限制消费服务业发展。事实上,消费者服务支出的扩大并不是基于实际供给能力的增加,而是基于服务价格的上升。程大中的研究进一步指出。由于服务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服务需求缺乏价格弹性,服务价格又在不断上涨,服务支出比重增加,因此中国在服务消费方面已经显露出“成本病”迹象。
五、代工生产、加工贸易和生产业
居民消费倾向的降低导致本国内需严重不足,储蓄率的不断提高导致国内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出
口成为其消化过剩生产能力的唯一渠道,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大量依靠出口来拉动。图5是1978-2007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服务净出口对GDP总值的贡献率。从中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前,国内最终需求对GDP增长贡献率一直维持在50%以上,然而进入21世纪,内需的贡献率出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则相对较高,这主要反映了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而增加的固定投资,2000年以来,其贡献率有不断上升趋势,在2003年甚至达到了63.7%。在消费贡献率下降而投资贡献难以进一步提升时,经济增长的引擎自然转向出口。比较图5中消费和出口的贡献,我们发现两者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即在投资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内需不足需要依靠出口来弥补。这在1986、1994和1997年这三年内显得尤其明显。随着内需贡献率的不断下降,短期内必须依靠投资来进行弥补,然而当资本形成总额到达一定程度时,只能依靠外需即出口扩大来解决,这在2004年以后变得更加显著。
中国充分发挥低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融入全球经济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代工生产发展加工贸易,由此形成了世界制造中心。这制约了自身的生产发展空间,这体现在:
第一,需求层面。融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代工生产环节,充当“世界操作工”,只需要低端服务的投入,而不需要高级生产业的投入。在外资代工制造业中,跨国公司形成了一种封闭的网络生产体系,制造业增加值中很大一部分是由FDI企业创造的,在这种封闭网络体系下,FDI形式的制造业的繁荣。并不对本土高级服务业产生市场需求。
第二,供给可能性。价值链高端所体现的生产业,尤其是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发达国家的主要竞争优势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工具,它们往往选择在发达国家配置,但也会追随其高端制造业FDI的需求进入中国,并且加强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排挤中国高端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如2002年中国服务业FDI占总使用外资金额比例为20.28%,生产FDI比例约为4.41%;2007年服务业FDI增加到309.83亿美元,占总FDI的41.44%,生产FDI比例也上升为15.36%。
第三,代工企业升级受阻。代工企业在进行功能升级时,即进行非实体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端服务业发展道路时,往往会受到处于价值链高端的跨国公司的限制,如以撤销订单等相威胁,从而阻止本土企业的服务化进程,使其处于“被俘获”的地位。
第四,价值链层面。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虽然有利于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但是也会妨碍其功能升级,而功能升级恰恰是发展现代生产的重要载体。相反,国内价值链下的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虽然不如国际大买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但是由于其自行设计和研发,自打品牌和营销网络,因此必然有利于生产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注重全球价值链的代工生产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也限制了本国现代生产的发展。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过多地发展代工制造活动,会对生产业产生挤出效应,表现为代工制造业在诸如资金、高素质人才等生产要素方面与服务业形成激烈的竞争;代工制造业发展在相对较低的投人情况下,企业无须发展生产业也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利润,这也抑制了企业开发高端服务业的动机;较低的绝对利润也导致企业也没有能力发展生产业。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六、结语
[关键词]女性贫困;贫困代际传递;增长
一、引言
发展经济学对贫困问题的长期研究揭示出,在极端贫困家庭中女性(或女童)是家庭资源分配中最终的“牺牲者”或“受害者”――世界贫困人口中有三分之二贫困者是女性(包括女童)。该数据展示的严峻事实是,贫困人口并非均质的而是存在性别不平等,女性常常是贫困群体中的最贫困者。虽然现代社会中女性在某些领域享有与男性同等权利,但各种制度排斥、社会习俗等障碍使女性处于财产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边缘。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女性贫困问题就引起女性学、发展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视,也成为政府研究机构及妇联等社会群众团体较为关注的问题。学术界对女性贫困的研究主要是从女性主义、妇女与发展、社会性别等角度来探讨女性贫困指标和内容、女性贫困的测度以及反贫困方法等。针对女性贫困问题,学术界和发展研究机构提出了一系列消除妇女贫困的方法,如反贫困方法、平等和福利方法、效率方法等。
从代际传承角度审视长期贫困的复杂性、持久性,是近年来经济学研究贫困问题的一个新视角,它增强了经济学对家庭贫困与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动摇了长期以来治标不治本的扶贫返贫战略的有效性。虽然不同经济学家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定义有所差别,有的认为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穷父母将其贫困和不利因素传给子女的过程(E.Carroll);有的直接定义长期贫困为贫困的代际传递(K.Moore);)联合国2005年世界青少年报告正式定义贫困代际传递是贫困在几代人之间的转移,既包括个人也包含公共范围。时至今日,人们对贫困代际传递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即家庭贫困状态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再次传递给后代的循环遗传链;也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
鉴于女性在抚育后代、家庭未来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使我们必须认识到贫困的代际传递与性别差异存在很强的关联度,在这个代际传递链条中作为母亲的女性角色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贫困女性欠缺足够的营养健康、医疗保障和完整教育,削弱了她们乐观开朗的情绪控制能力和自信能力,弱化了她们对子女的早期喂养能力与早期教育能力,限制了子女成年后社会竞争力和自我提升能力,抑制了子女未来创造财富的能力发挥,甚至使子女辈产生对社会的仇视情绪和失衡心理,进而可能危及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经济增长。
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代际传递
科尔曼(Coleman,1966)关于家庭背景是孩子获取良好教育首要因素的论述,使得“如何使子女获得成功教育的问题”就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科氏论证良好的教育有助于孩子未来获得更多的收入,高的收入进而可以支撑后代能够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反之,贫困的家庭不能够为后代提供足够的教育支持,那么在后代成年后其收入水平将处于较低状态,不足以为其下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如此反复。
20世纪60年代的“布劳一邓肯模型”是最早反映父母的教育和职业地位如何影响子女取得社会地位的模型。该模型通过复杂而严谨的递归模型分析,计算出各种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对被调查对象职业地位的影响程度。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财富状况同孩子的入学年龄、学习成绩和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程度一直都是许多学者研究的核心。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明显的差异,但在通常情况下,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孩子的受教育程度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关联。
在一份有关菲律宾农村地区的研究中,Quisumbing(2007)就祖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亲近关系和财富状况对子孙辈的受教育程度和土地分配情况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父母与孩子受教育状况之间的关联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发挥作用,即使是在发达国家,这些渠道和方式也很少被人们深入研究和完全理解。同样地,教育成就和相关因素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在社会经济动态中得到反映和体现。Yaqub(2000)的研究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动态的影响是负面的、消极的和不明确的。受过教育的父母可能更倾向于希望孩子也接受教育,能够理解教育的潜在利益,并能够帮助孩子进行学习。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同样也可能反映和代表父母的财富状况,受过教育的父母能够提供更多的学费和教育资源、营养食品以及更加舒适的家庭环境,不太可能强迫他们的孩子做童工,在经济萧条时期,也不太可能被迫让他们的孩子退学。
在Janet Currie(2008)的论证中,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以父母的健康、教育、财富和职业地位作为衡量标准的,它们关系到孩子的健康和教育水平。当孩子的健康成为家庭生产函数中的产出时,父母期望效用最大化函数公式是Ut=U(Qt,Ct,Lt,;Xt,ul,slt),这里:Q是孩子的健康存量,c是其他物品的消费,L是闲暇,x是外生的口味转移向量,u是单个人特定的口味转移向量,ε是对偏好的冲击。对孩子的健康投入能够影响父母的效用水平,由此,当富裕家庭拥有较高的预算约束线时,可以为孩子支付昂贵的医疗护理、购买符合环保标准的高价玩具以及没有被污染的食品等。Janet Currie的动态模型揭示出与Quisumbing一致的观点,即孩子今日的健康存量取决于父母往日的投资水平,孩子的健康与父母的教育水平以及由教育所决定的职业、地位、收入等密切相关,它不仅仅对孩子自身很重要而且还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子女后代。
Gordon B.Dabl(2005)以法定婚龄、辍学年龄和参加工作年龄作为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方法寻找女性贫困与女性早婚、提前辍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结果是:一个少时早婚的女性将来年长时长期陷入贫困状态的概率是31%,同样,提前辍学的女性将来生活窘迫的可能性是11%。
三、女性社会权益与地位的代际传递
贫困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低层次性是她们在家庭中从属性的自然延伸和必然渗透。这种低层次性表现为:社会权利和言论的不被重视;社会、文化舆论对贫困女性的蔑视;人际交往对象的低层次性以及自我价值实现困难重重。现代社会中女性占有发展资源和机会的缺乏以及社会分工中男女两性的不平等成为女性贫困的直接催化剂。
2008年的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er研究报告指出,男性与女性(或男童
与女童)在贫困中的遭遇是完全不同的,女性或女童权利的被剥夺较之于男性或男童更为严重,她们面临的生活境遇更为脆弱。经济上的窘迫、家庭中的从属性和社会生活中的低层次性都在不同程度地摧毁贫困女性的心理自卫防线,表现为自我控制能力的低下,理智或正确地对待外界影响的能力较差,保持内心平衡和满足状态的能力较弱,并在抚育子女过程中将这种脆弱性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子女特别是女童。女性在养育后代、照顾家庭方面承担着更多的职责使女性贫困成为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一个非常关键链条,有利于女性摆脱贫困的公共措施往往具有显著的政策溢出效应。
在中国农村低收入地区女性通常比男性从事更长时间的劳动,然而与男性相比,她们在低收入的农业劳动和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而在收入相对较高的家庭私营活动和挣工资活动上比男性花费的时间少。由于这种不利于女性的劳动分工结构的存在,使女性的消费水平和在家庭中的决策权远远低于男性。联合国曾经有一个估计,女性干了世界上67%的活儿,但只得到了全世界10%的收入。P.Bhargava,K.Mathur和S.Rajagopal(2005)收集有关家庭与孩子的数据,运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分析家庭贫困与环境资源退化、人均土地、家庭欠债、疾病、儿童教育等关系,指出社会不公平、妇女地位低下使女性贫困在跨代传递中尤其突出,要打破贫困的传递,必须建立起能给贫困女性提供脱离代际贫困或生命历程贫困的潜在机会和政策环境。
照顾幼儿和老人等家庭责任对女性从事高收入的劳动、参加挣工资活动和私营活动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对男性没有显著影响。Hilary Hoynes(2005)等人对美国贫困家庭的研究发现,家庭结构与贫困有很强的关联性,特别是女性户主家庭(或单亲母亲家庭)处于贫困状态的数量明显在增加。各种社会制度因素和价值观的转变导致美国的家庭结构发生变迁,离婚家庭或单亲家庭数量的增加,使得美国社会的家庭贫困率由1967年的13%上升到2003年的17%。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多种减缓贫困的政策计划,但收入不平等、劳动力市场的机会等方面,女性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女性为户主并携有未成年子女的贫困家庭所体现出的政策效应相当微小,这意味着宏观经济决策与贫困的女性户主家庭基本没有关联性,政策对于贫困家庭获取更多的社会福利几乎没有任何帮助。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是贫困的减少,而当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劳动力度供给量明显增加时,贫困家庭的数量才会出现下降。
当大多数学者在与男性的比较中关注贫困女性社会地位和权益时,Jeffrey R.Kling,Jeffrey B.Liebman,LawrenceF.Katz(2005)等人以独特视角发现邻居之间的和睦相处(或社区环境)能够有效缓解贫困特别是女性贫困。Jeffrey R.Kling等对美国5个城市贫困家庭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虽然邻里之间不融洽并不能够显著地恶化社会经济产出,但友好的邻居或社区关系可以塑造未成年人的性格,特别是年轻女性的品行,能够赋予女性足够的尊严和健康的心态,进而影响到她们在未来社会中的心智能力和创造产出的竞争力,因此友好的邻居关系比所谓的减贫政策更能够有效地缓解女性的贫困。
四、女性营养健康的代际传递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贫困人口都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的区域,缺乏安全饮用水源,医疗卫生环境相当贫瘠,繁重的家务和生产劳动使得这些女性的生活格外劳苦,身体健康状况较差以及发病率较高在这些女性身上相当普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2年全国农村地区妇女分娩率只有71.6%,城市地区这一数据是89.4%,农村92%的女性没有参加体育锻炼。我国西部地区女性健康人口比重为92.1%,比男性低1.7个百分点,患病女性多表现为慢性病和体弱多病现象,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女性中的患病人口也急剧增加。不良的健康环境和习惯不仅困顿了家庭致富的征途而且严重威胁着这些地区女性和儿童的生存。
由于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知识水平限制,贫困女性缺乏如何选择健康行为和主动预防疾病的卫生知识,可遗传、可传染的疾病和残疾在贫困跨代传导中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在越来越多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和地区中,母婴传播艾滋病目前是导致婴儿死亡的最大致因。在非洲约15%-20%的婴儿感染HIW,赞比亚、马拉威的孕妇中HIV感染率超过了25%,在博茨瓦纳的弗郎西斯镇和津巴布韦的哈拉雷,产科医院里孕妇HIV感染率已高达40%。像其他疾病一样,母婴传染型HIV除了造成孩子的不健康和死亡之外,还会使贫困家庭的贫困状况和程度恶化,因为这些家庭必须花费时间和金钱来治病和看护,失去劳动力并影响家庭其他成员的福利。ShariIaBegum和Binayak Sen(2005)从产妇健康与儿童健康、儿童可能摆脱长期贫困之间的内在关系展开,论证女性健康与资产一样是传递贫困的主要渠道之一,保障妇女的基本健康不仅可以使下一代免受疾病的困扰,而且能够使后代特别是女孩拥有良好的体魄和精神状态。
Sandra E.Black(2005)以挪威婴儿出生时的不同体重数据作为分析指标,进行系列比较研究后发现,出生时体重过低的婴儿在一岁以内的死亡率明显比体重达标的孩子要高,而且在长大成人后的身高、智商或情商、教育程度与收入等都与出生时的体重相关,低体重的婴儿未来的教育(智力)水平、收入水平也明显偏低。贫困地区女性消费水平和在家庭中决策权远远低于男性的现实,使得贫困家庭女性的生活比男性更为艰难,在家庭有限支出和有限食品首先满足男性需求的社会模式中,女性生活质量、营养健康水平被降低到最低程度,而且直接影响到子女(胎儿)的发育和健康。
孩童时期的营养对于孩子的长期健康和受教育状况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营养不良对孩子的身体、智力、精神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非常显著,女孩糟糕的身体发展会对她们将来的孩子健康造成负面的和消极的影响。Guo和Harris(2000)明确阐述了5种非遗传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平衡和调节了家庭贫困对孩子智力发展的影响,包括孩子认知能力的激发、抚养和培养的方式、自然生态环境、健康状况,以及孩子在出生和孩童时期的不健康等。R.Black-man和R.Litehfield(2001),L.Chrisfiaensen和H.Alderman(2004)的研究证明母亲对营养知识的了解程度对儿童营养情况有很大关系,母亲自身的营养不良导致其贫困状态传递给下一代,提高妇女在营养和健康方面的知识水平对打破贫困在跨代之间的传递具有重要作用。
五、消除女性贫困、促进和谐增长
贫困女性生存空间的性质和特点、获得营养食物的能力,以及受教育程度等都在按照某种模式传递给她们的下一代,如果解决了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贫困问题,那么整个社会的贫困也就得到很大的缓解。但是来自历史经验、思想观念、
经济结构、文化认同、社会习惯等多方因素,约束了短期内消除女性贫困的可能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女性贫困是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一种长期性现象,是不可能通过紧急动员方式可以解决的。只有政府、社会机构、妇女组织等合力做出相应的制度性选择,才能促进贫困女性收入和福利的增长,改善她们的生活状况,为下一代提供良好健康的成长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增长。
(一)赋予贫困女性教育平等机会
正如美国学者Alike Wessols(2004)所说:“我们不承认越来越贫困和弱势是做母亲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考察了男性中心的观念如何被用来剥夺母亲获取经济稳定的机会,并说明要使母亲免遭经济上的无保障,先要改变这些社会建构”。“如果妇女既要成为尽心的母亲又要成为经济行为人,她们就造成了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断裂。因此,贫困妇女做了母亲开始承担照看孩子的工作以后,即使她们人还在工作岗位,现行的规则和限制也使她们失去了平等进入劳动市场的机会。因此,政府目前的任务,是制定经济政策,而不是强化提供经济成功机会的男性中心的观念”。
鉴于母亲教育程度高低对儿童完成中学教育的可能性有重大影响这一事实,赋予所有女性(女童)与男性平等的教育机会是解决女性贫困的第一步,加强母亲教育尤其是加强女童教育的投入尤为迫切和重要。有研究显示,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或增加她们的营养知识对儿童营养改善的效果要比收入提高而带来的影响更大更快速。进一步而言,贫困儿童营养健康状况改善了,将来贫困家庭获取财富和社会资源的步伐也就更快更容易。在中国除了认真实施救助失学女童重返学校的“春蕾计划”外,还应制定和实施教育成年妇女的“母亲计划”,以及促进性别平等的相关制度改革。有人言,作为贫困地区资源财力支柱的勤劳女性,“你给她一个机会她肯定给你一个奇迹”。
(二)创造女性社会资本平等的机会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支持性的网络关系,可以减少人们实现目标的成本。贫困女性在寻求工作或寻求帮助的过程中,如果能有更多的支持性关系,将会减少成本并增加成功率。现实生活当中,作为社会性别实践的男性对政治、经济及社会资源的控制,形成男性对权利、资源分配的控制。女性被视为“无权”的群体,无法与男性一样控制资源,这导致女性在受教育程度、财富、地位和权力以及与个体直接或间接交往的人们所拥有的财富、地位以及社会关系方面均弱于男性。因此,缺少资源的女性无力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实现互惠,也就难以保证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持续互动和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当互惠原则不能得到坚持,女性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强度和支持力度就势必弱化,甚至出现社会网络的断裂。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要建立起与其他群体的关系网络就更为困难。相比于男性来说,在形成社会资本这一链条上,女性一开始就是“断裂”的,女性走向贫困的初始条件明显比男性更为充分。
贫困女性要挣脱贫困代际传递链条,必须通过发展工会、协会、商会及各种互助协作组织尤其是妇女组织等民间组织,将分散的贫困女性个体组织起来,突破狭隘的家族观念培养其参与意识,形成一张女性横向社会互助支持网络。通过这张网络给贫困女性提供相互交流、相互鼓励、相互信任的机会,从而增强贫困女性的自信能力,不断发掘女性自身潜力的机会与条件,提高她们的集体决策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增强自身的反贫困能力。
(三)增强贫困女性就业平等机会
坚持把城市定位作为引领区域发展的核心导向,按照彰显城市个性特色的要求,注重科学定位,狠抓规划引领,强化特色创建,城市发展方向进一步明确。
城市定位科学确立。充分考虑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环境等特点,经过深入调研和广泛论证,明确把城市定位为“工业新城、旅游胜地、山水家园”,即要着力建设浙闽赣三省边际新兴工业城市、休闲旅游度假胜地和最佳创业城市、居住家园,推进我市走特色竞争、率先发展之路。城市定位的科学确立,为我市指明了发展方向,对提升城市品位、增强区域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促进作用。
规划引领得到加强。开展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编制完成市域总规、中部特色经济发展区概念规划、市域村庄布点规划、入城口控制性详规等重点规划,认真抓好土地利用总规修编,编制完成*、*、*边等集镇总规和45个村庄整治规划。同时,进一步强化规划管理,建立城乡规划分级审查制,切实加强规划之间的衔接,严格执行规划,确保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
宜居城市逐步显现。深化“四城联创”,顺利创建省示范文明城市、森林城市和园林城市。深入实施城市“三化”提升工程,完成江滨东路等8个绿化提升项目,新增绿地面积20万平方米;建成西山健身公园、三塔修缮亮化、西塘古民居保护等10多个文化融入项目;*大桥竣工通车,文化艺术中心一期、须江游览桥主体完工,文教路、西山路等工程顺利实施,江贺公路收费站撤销并实现收费项目与高速公路收费叠加;全面推广CIS城市品牌形象标识,深入整治市容市貌,城市功能品位不断提升。
二、注重转变理念,工业经济进一步扩量提质
坚持工业经济第一经济不动摇,始终突出主攻工业,注重转变理念,全面实施以平台、产业、科技为重点的工业提升“六大工程”,促进企业集聚、产业集群、发展集约,工业经济进一步扩量提质。
工业平台整合优化。针对低、小、散的“二区四基地”14个工业布点进行整合、规范和优化,确立中部特色经济区和城北工业新城为工业主战场的战略地位,形成以*经济开发区为主体,四都、*乡镇功能区为两翼的市乡二级工业平台开发体系。编制完善了相关规划,明确了近中期以经济开发区山海协作园、十里牌和莲华山工业园为主,远期以城北工业新城为重点的开发时序。理顺经济开发区管理体制机制,强化管理职能,实行“明确范围、划分税种、核定基数、超收分成”的激励政策。启动高新技术园区前期工作,收储十里牌工业园等优质工业用地1500亩,平台配套建设加快推进。全市二级平台新平整土地4507亩,新入园企业70家。
产业培育重点突出。综合考虑产业基础、发展潜力、比较优势、产业导向等因素,在原有12个特色产业的基础上,明确将机电、电光源、木业加工、消防器材以及高新技术等“4+X”产业作为重点培育产业。着手编制“4+X”产业发展规划,制定出台“工业提升36条”、“保稳促调12条”,集聚政策和资源大力扶持重点培育产业和企业,“4+X”产业实现产值130亿元,增长39.7%。
龙头企业实力壮大。三友公司与广东雷士集团实现战略合作;联城消防公司吸纳1500多个*籍消防业主加盟,全国消防器材产品营销网络筹建有序推进;江化、红火、*虎、申达等企业到内蒙古、湖北、福建等地实施扩张性战略投资;虎山集团日产5000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点火投产;江变、恒亮等企业上市工作加快推进。全市新增规模企业56家、亿元企业13家。
科技创新明显加强。围绕重点产业培育强化科技支撑,申报并列入省级以上科技项目45项,其中木材加工产业集群提升项目被列为省“厅市会商”项目,超低水分DMF生产技术开发项目首次荣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新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8家;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14.1亿元,增长25%;成功举办中国(*)机电产业提升科技论坛和木门行业高峰论坛,荣获“中国木门之都”称号;新增中国驰名商标3个、浙江名牌产品6个、浙江省著名商标3个;专利申请246件、授权120件,被认定为省知识产权示范创建市,成功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县。同时,深入推进节能减排,启动实施“811”环保新三年行动方案,安排节能减排专项资金200万元,完成污染源普查,扎实开展印花浆企业等四大专项整治,顺利实施污水处理厂等22项重点减排工程,2个纯余热发电改造项目建成投产,全面完成上级下达的节能减排目标任务。
三、注重破难攻坚,项目招商实效进一步提高
坚持项目投入第一抓手、招商引资第一工程理念不动摇,注重破难攻坚,完善机制,保障要素,项目招商工作难中推进。
项目工作成效明显。完善市领导挂联重点项目、前期项目工作考核、督查通报等制度,加强现场办公协调,全力破解土地、资金等要素制约,十项为民办实事如期完成,74项市级以上重点项目开建68项、建成36项,完成投资28.2亿元,其中,京台高速衢南段建成通车结束了我市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老48省道*段完成改建,城防工程贺村段等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启动建设,虎山集团日产5000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等项目建成投产。全市谋划提出前期项目1099个,其中有65个列入市级项目库;黄衢南高速衢州互通至*北连接线、浙西农业综合物流中心、*至广丰公路等3个项目新增为省重点项目。主动向上对接争取到各类补助资金4.5亿元、带帽用地指标1154.2亩,特别是针对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扩大内需”、“保稳促调”政策措施,见事早、行动快、措施实,短短1个月谋划申报46项争列国家、省重点支持项目,争取到1.1亿元补助资金。
招商引资成绩斐然。完善招商引资考核办法,制定出台产业招商意见、中介招商奖励办法,推行捆绑组合招商,强化定点、专业招商,全年引进项目583个,其中540个开建、351个建成投产,实际到位市外资金18.02亿元,增长9.2%,其中,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23个、亿元以上项目7个,“4+X”产业关联项目253个。我市目前最大的招商项目——投资10亿元的新型电光源项目成功签约;总投资2亿元的英博国光啤酒生产线项目一期竣工投产,总投资各2.4亿元的丽人纤维板、双氧水项目主体完工,总投资3亿元的中鑫毛纺项目开工建设。
外向型经济实现突破。完善促进外向型经济扶持政策,安排1000万元财政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外贸发展。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亿美元大关,达1.68亿美元,增长80.05%,增幅名列衢州市各县(市、区)第一、浙江省第三。新批外资企业6家,实际利用外资781万美元,超额完成年度任务,经济外向度从6.1%提高到9.1%。
四、注重深化举措,新农村建设进一步推进
坚持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位置,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进步”三大主题,注重深化举措,深入实施富民惠民工程,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
高效农业优化做强。大力发展食用菌、蜜蜂、果蔬、畜禽等高效特色农业产业,积极推广温氏“公司+农户”养鸡模式和生猪养殖“零排放”技术,其中,食用菌种植3.1亿袋、增长24%,养蜂产值2.7亿元、增长10.6%,果蔬产值2.7亿元、增长21.8%,出栏肉鸡681万羽,生猪饲养量181.1万头,被评为全国生猪调出大县,争取到国家补助1259万元。注重提升农产品质量,新增国家无公害农产品8个、绿色有机食品8个、省级无公害农产品产地5个。加快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新增省级农业龙头企业2家、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3家。同时,认真抓好粮食生产,推广农机作业面积43万亩、统防统治面积6.2万亩,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粮食高产创建示范县。
富民工程深入实施。全面启动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198个部门单位、企业与114个重点村结对帮扶,到位资金494万元,4038名干部职工结对帮扶低收入农户6325户。稳妥实施下山脱贫工程,新设立*凤鸣、上余余家2个市级下山脱贫小区,加快脱贫小区配套建设,新搬迁山区农民3534人。认真落实支农惠农政策,率先在衢州地区设立农业贷款担保资金,发放贷款283万元;稳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专设农业自然灾害风险救助资金,发放保费补贴、灾后重建补助资金1156万元,支付保险赔款926万元。
农村面貌明显改观。深入开展“两线整治”和农村洁化运动,完成71个村整治,农村垃圾集中收集处理率81%。积极实施第八期土地整理、*三岗低丘缓坡等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新增有效耕地6822.6亩。扎实推进“910”绿化精品工程,大力实施千里富民林道建设,建成林道210公里,新增省、衢州市绿化示范村35个。加快实施农村沼气项目,建成户用、规模养殖场沼气池4.65万立方米。建立完善农村公路养管机制,农村客运班车通达率95.83%。新农村电气化工程通过省预验收,220千伏清漾变、110千伏*变等竣工投运。千库保安、千里渠畅、农民饮用水等工作扎实开展。
五、注重重点带动,现代服务业进一步提升
坚持把现代服务业作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来培育,注重重点带动,加大扶持培育,做大做强特色,着力繁荣提升现代服务业。
休闲旅游得到新发展。江郎山丹霞地貌“申遗”稳步推进,“江郎山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办法”制定实施,旅游“十百千”工程全面启动,清漾、和睦特色文化村一期项目建成开放,廿八都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项目加快建设,石门镇、碗窑村、清漾村通过省旅游强镇、特色旅游村验收。全年接待游客202万人,实现旅游经济收入11.8亿元,分别增长17%、18%。
商贸物流有了新提升。深入开展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题调研,着手修编现代物流业、商贸商务业发展专项规划,出台重点商贸流通企业认定和特色商业街(区)命名办法,加大对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的扶持力度,引导餐饮业、休闲娱乐业、物流业提升档次、集聚发展。浙西地区首家民营商业企业集团万商集团成立,浙江驰骋物流基地一期项目、城北大型超市主体完工,加贝、好又多两大购物中心开业。千镇连锁工程建设位居全省前列,兴合农资、刘氏贸易等公司被列为商务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承办企业,左邻右舍等公司加快跨区跨省经营步伐。及时根据市场变化制定出台“房地产17条”,合理引导房地产开发建设与住房消费,商品房销售面积29.86万平方米、销售额10.1亿元。
金融、中介服务取得新进步。农村合作银行顺利开业,邮政储蓄银行挂牌成立,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稳妥开展,全市金融机构新增存款17.23亿元、贷款14.14亿元,均居衢州市各县(市)之首;金融服务中心贴近项目业主服务,成功引入市外银行贷款3.67亿元,增长66.8%;市担保中心规模做大,新增中小企业贷款担保5506.5万元;林权流转中心稳健运行,流转集体林权7*4亩、交易额2072.8万元。保险业、房地产中介、信息咨询、社区服务等加快发展,全年新增各类中介服务机构87家。
六、注重改善民生,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
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紧紧围绕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的热点、难点问题,注重改善民生,统筹协调推进,全年新增财力73.1%用于改善民生,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新进展。
社保体系更加完善。稳妥推行“五费”合征;提高城镇居民医疗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筹资和报销补偿标准,为城镇居民报销412万元、参保农民报销4000万元。城乡困难群众实现应保尽保,低保标准分别从每人每月248元、150元提高到280元、168元,发放优抚对象及精减老职工补助金、低保金及物价补贴、救灾救济款等2293.91万元;千名残疾人康复工程全面完成。390户农村困难群众得到住房救助,第五批106套廉租房建成配租;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以“*经验”向全省推广,发放移民直补资金1035.6万元,实施移民后期扶持项目29个。慈善、红十字事业进一步发展;积极组织支援四川抗震救灾,募集赈灾款物合计1300多万元。
社会就业更加充分。加强对零就业家庭、被征地人员、就业困难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低保户劳动力的就业服务、就业援助,全年新增城镇就业人数4836人,帮助1898名城镇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零就业家庭实现动态消除。对接特色产业,深入推进农民素质工程,开展技能培训8490人、转移就业6525人。
优质教育更加均衡。新一轮学校布局调整扎实推进,市域幼儿园空间布局专项规划编制实施,坛石、贺村片完成布局调整;文溪实验学校、*初中新教学楼等建成启用,城北中学主体完工,*八中顺利迁建;职教中心晋升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全面免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本作业本费,小学、初中生均公用经费分别从230元、330元提高到300元、450元,省教育强市通过复查验收。
卫生保障更加有力。卫生布局调整加快推进,20家建制乡镇卫生院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社区卫生服务站65家,市公共卫生中心疾控楼结顶,第四专科医院门诊综合楼投用,“120”急救资源实现公办民办医院共享;实行免费婚检;有螺面积减少15万平方米,手足口病、艾滋病、狂犬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控进一步加强;药品“两网一规范”示范县达标顺利通过省验收。
文体等事业更加繁荣。扎实开展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和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试点,完成大陈汪氏、溪东王氏宗祠及*塔等重点文物修缮,*婺剧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廿八都镇被评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成功举办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活动,征集并推广市歌《多娇*》。举办全国企业羽毛球赛、首届工人运动会和工人文化节,清湖、*边、大陈被评为省体育强乡镇,荣获全国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活动先进集体。《今日*》顺利扩版,广电中心建成投用,市区有线电视网络改造工程基本完成。第二次农业普查获得国务院表彰,第二次经济普查全面铺开。
安全维稳更加强化。“五五”普法工作扎实开展,“平安*”创建深入推进。工作各项制度全面落实,实现奥运期间上访“零进京”。安全生产工作进一步加强,11个市级以上安全隐患得到整改,安全生产实现事故起数、死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三个零增长”。规范整治“十小”行业,认真抓好“问题奶粉”重大食品安全应急处置,省食品安全示范县、省农村公共安全协管队伍建设试点通过验收。切实做好防汛防旱、动植物防疫、森林消防、粮食安全等工作。同时,人口计生、气象、人防、通信、外事、档案、侨务、台湾事务、民族宗教、双拥、工会、工商联、妇女、儿童、青少年等事业都得到了新发展。
七、注重优化服务,政府建设进一步加强
坚持按照“创新、为民、务实、有为、廉洁”的要求,注重优化服务,着力规范行政行为,政府执行力得到提升。
服务不断强化。积极开展服务园区、企业、项目“三服务”活动,推行工业项目审批“一站式”服务和工业项目代办员制度,切实帮助企业解决了一批实际困难。出台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务网管理办法,加强网上办事大厅和电子监察系统建设。强化行政服务和招投标两大平台建设,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全面实行涉企收费公示制,停征或减免81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企业负担明显减轻。
改革不断深化。机构编制工作有效加强,分设规划局、外经贸局,设立中部工业区开发办,撤销白水坑水库工程建设指挥部,组建新的*水库管理局。开展事业单位整合规范工作,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基本完成。基层基础建设全面加强,乡镇(街道)机关“六小”工程启动建设;村规模调整平稳实施,行政村总数从557个减为312个,第八届村委换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和谐社区建设扎实推进,7个社区办公用房基本建成,55个农村星光老年之家完成建设;县前、菜农撤村并居顺利完成。
从成本的分担者角度进行划分,我们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为个人成本、企业成本和政府成本。
(一)个人成本个人成本主要包括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的迁移成本、在城市工作生活所增加的生活成本、适应城市生活的融入成本和失业风险成本。1.迁移成本包括变卖和处理其持有的农村资产发生的损失和迁移到城市的费用。受现有制度约束,农业转移人口变卖房屋、农业生产资料和持有的其他农村资产通常面临较大的价值损失,构成迁移成本的主要部分。2.生活成本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到城市生活时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支出增加。一方面,在城市生活的住房和医疗卫生等方面价格水平高于农村,农业转移人口按照城市的物价水平消费,必将支付更多的生活费用。另一方面,市民化后的农业转移人口不能再享用在农村时的免费物品和服务。如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工作生活要交纳物业费、租金、排污费、水费等费用,其子女随迁到城市接受教育,在选择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时,也可能要支付一定的费用。3.融入成本是指农业转移人口为适应城市生活而发生的成本。农业转移人口离开熟悉的生活的环境,进入城市,为适应城市生活、提高城市生存能力,必须进行自我学习和培训,适应城市生活规则,价值观向城市市民转化等,均需花费时间和金钱,形成成本。此外,农业转移人口远离原来的亲朋好友,忍受孤独,遭受城市歧视,需要在城市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构成隐形的融入成本。4.失业风险成本主要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失业风险较大,可能带来经济上的损失。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治制度,农村教育资源配置明显少于城市,农业转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低于城市市民,加上长期形成的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歧视难以在短时间完全消除,其失业风险高于城市市民。一旦遇到经济衰退,农业转移人口将承担额外的失业成本。
(二)企业成本企业成本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在企业工作,企业为他们支付与城市市民相同的薪酬引起的费用增加,包括企业为农业转移人口支付的工资、奖金、福利等方面的增加。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市民的人力资本存在显著差异,他们目前往往从事劳动时间长、危险程度大、收入不稳定的工作,企业支付的工资较低。此外,由于户籍制度带来的劳动市场分割,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市民之间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还广泛存在。企业对农业转移人口在社会保险方面的支出也低于城市市民。受文化水平限制,农业转移人口不熟悉法律法规,对自己的权益认识不明确,维权意识不强,即使在福利待遇方面遭受不公平待遇,也很少进行维权。这反过来助长了企业进一步降低他们的工资福利,实行歧视性待遇政策。但是,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度保障将进一步加强,农业转移人口的自我保护意识和保护能力都会提高,企业将无法继续实行歧视性的工资福利政策,工资福利性支出将明显上升。
(三)政府成本政府成本是指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费用支出。主要包括公共服务成本、社会保障成本、住房成本和就业成本。1.公共服务成本是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享受和城市市民相同的公共服务,包括享受教育、医疗卫生、体育、公共交通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服务,政府所增加的费用。如农村转移人口的子女教育成本,我国长期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制度,忽视了农业转移人口子女的教育需求。近几年虽有一定程度好转,但对农业转移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依然设定了很多限制条件,未能和城市市民子女同等对待,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子女的教育投入明显不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政府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源,包括新建扩建学校,增加教师数量,以满足农业转移人口子女入学问题。在公共服务的其他方面,政府也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引起支出增加。2.社会保障成本是政府承担为保证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城市市民相同的社会保障水平而增加的投入。目前我国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许多农业转移人口没有真正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很多城市虽然规定了农业转移人口必须和城市市民以相同的费率参加社会保险,但同时又规定了他们参加社会保险后享有的权利和城市市民明显不同,农业转移人口并未享受到参保带来的好处,逐渐形成了“只参保、不享保”的局面。市民化将要求对农业转移人口实行和城市市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在社保资金存在收支缺口尚需要政府不断补充的情况下,增加政府支出。此外,由于城乡社保体系的分割,农业转移人口过去缴纳的社保费低于城镇居民。为进行有效的接续,确保农业转移人口能享有和城市市民相同的社会保障,也需要政府进行投入。3.住房成本是政府为满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的住房需求所承担的成本。农业转移人口平均收入水平远低于城市市民,大部分属于城市低收入群体,他们的大部分住房需求都不能通过市场化的商品房来解决。市民化应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目前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基本上没有考虑农业转移人口,政府必须增加对保障房建设的投入,解决他们的住房需求。4.就业成本是政府为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就业问题所承担的成本。由于农业转移人口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职业技能水平不高,要顺利融入城市,政府必须加强对他们的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体系,健全失业保障制度,促进就业功能,均会引起政府支出增加。
二、构建政府、企业、个人“三位一体”的成本分担机制
由个人成本、企业成本、政府成本共同构成了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仅依靠农业转移人口个人、企业或政府任何一方均无力承担,必须构建由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企业和农业转移人口个人“三位一体”的成本分担机制,成本以政府分担为主,企业和个人分担为辅。
(一)构建中央政府兜底的成本分担机制构建中央政府兜底的成本分担机制,顺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巨大,政府承担大部分成本,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必须建立起中央政府兜底的成本分担机制。长期以来,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划分不合理,地方政府事权多,财权少;而中央政府财权多,事权少,形成了权利和责任不匹配的财政体制。要快速、大规模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人的城镇化,必须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改变过去市民化基本依靠地方政府承担成本的习惯做法。中央政府应分担市民化成本中支出压力较大、外部性较强的领域,主要包括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公共服务需求,守住底线,保障农业转移人口中的低收入群体生活,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的接续成本。中央政府应对社会保障成本、就业成本、公共服务成本和住房成本进行兜底,通过构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数量挂钩、和市民化成本种类挂钩的机制,把相应事权委托给地方政府,解决好兜底问题。通过核算,合理确定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均就业培训成本、子女教育成本、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成本和保障房建设成本等,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数量确定转移支付额度。根据转移人口类型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构建差异化的中央政府兜底的成本分担机制。构建成本分担机制应区分农业人口的跨省区转移和省区内就地转移。目前,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城市圈是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要流入地,中西部是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农业人口的跨省转移的主要流出地经济发展缓慢,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很难分担市民化成本。流入地虽然经济发达,但流入的农业转移人口数量多,存量大,且单个市民化成本高,地方政府也无法单独承担全部市民化成本,需要中央政府分担一部分。在确定中央政府兜底时,可以在核算成本的基础上,合理确定中央政府分担的兜底成本比例,流入地地方各级政府分担大部分成本。对农业人口省区内就地转移,应视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实行差异化的兜底分担政策。对发达地区省区内的就地转移市民化成本,中央政府分担小部分或不承担兜底成本;对欠发达地区,中央政府分担大部分或全部兜底成本。
(二)构建地方政府主导的成本分担机制市民化引起人口集中和产业集聚,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应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的主要分担者。除中央政府承担的兜底部分外,地方政府应分担由于人口规模扩大所产生的公共服务成本、社会保障成本、住房成本和就业成本。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转变政府职能已经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应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宏观调控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职能,做好地方发展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则是地方政府的最重要职能之一,做好农业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也应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而且,农业转移人口长期服务城市经济发展,成为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推动城市发展的贡献者,理应为他们提供和城市市民相同的公共服务和住房条件。地方政府分担市民化的大部分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补课而已。在地方政府分担的成本中,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基本权利保障等成本所占份额大,资金缺口大,必须坚持制度创新,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不同级别的地方政府,在成本分担机制中应分担不同类型的成本。省级政府应主要分担涉及农业人口跨省区、跨市县转移的市民化成本,以及影响全省区范围、在市县之间有一定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成本。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分担部分流入地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保障房建设成本。市县政府则应担负起农村人口就地转移到城市的市民化成本、上级政府未能分担的跨区域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市县政府还应积极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以缩小城乡差距,缓解短期内转移大量农业人口的压力,为推进市民化进程赢得时间。同时,还应建立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成本协同分担机制。对省区内的跨区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推行流出地和流入地协同分担的机制,让流出地政府分担部分市民化成本。对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的接续问题所需政府投入资金应由流出地的地方政府分担。农业转移人口的保障房建设资金,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由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共同分担,有序推动市民化进程。
(三)构建企业主体的成本分担机制企业是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就业岗位的主体,在成本分担体制中具有主体地位。企业主要分担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保障、技能培训、住房补助等市民化成本。企业承担市民化成本并不是要求企业承担额外的责任,而是要求企业按照“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的原则,在工资和福利待遇方面同等对待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市民。为此,大多数企业可能要全面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工资水平;按城市市民相同的标准,为农业转移人口缴纳“五险一金”;要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条件,为他们提供住房补贴;要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给予他们同样的激励政策和晋升机制;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素质,使他们更好融入城市。此外,在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中,企业的主体地位还体现在企业应积极引导社会慈善机构和福利组织参与市民化的成本分担,吸收的各种类型资本作为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子女教育和住房保障的补充,缓解企业在成本分担过程中的压力。
(四)构建农业转移人口个人辅助的成本分担机制农业转移人口是市民化的受益者,在成本分担机制中居于辅助地位,应负责承担个人的迁移成本、生活成本等。尽管农业转移人口过去生活在农村,收入低、资产少,分担成本能力较弱,但其必须承担起变卖农村资产所遭受的损失,分担起迁移到城市及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增加。此外,对于个人的养老保险,在允许其把在农村办理的养老保险转入城市的前提下,个人应该按照城市缴费标准,补缴个人部分差额。确保农业转移人口个人在市民化过程中总体收益,是成本分担机制设计的出发点,但面对巨大的市民化成本,应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持有资产的变现能力,使他们成为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中的一部分。
三、在成本分担机制中应处理好的关系
(一)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在农业转移人口的成本分担机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成为市民化成本的主要分担者,必须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确保成本分担机制的有效运行。现在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划分并不合理,导致过去在市民化过程中,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给地方承担,但出现地方政府挪用资金,拿钱不办事的现象,损害农业转移人口利益。在推行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前,必须划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确保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一致性,合理确定中央政府分担的兜底比例和分担的成本范围,保证地方政府有财力分担成本。中央政府应根据各省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列出中央政府准备分担的成本类型,分省区和地方政府逐个确定各种类型的市民化成本和中央政府应该分担的比例,在此基础上核定中央政府分担的单个农业人口跨省区转移市民化成本和省区内转移的市民化成本,把财政转移支付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数量完全挂钩。通过这种形式,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激发地方政府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积极性,真正发挥地方政府在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中的主导作用。
(二)处理好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一是要处理好上下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成本分担原则,应该按照转移范围确定。下级政府主要负责农业人口在所管辖区域内转移的市民化成本,上级地方政府则应分担跨区域转移的市民化成本。二是处理好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对跨省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应主要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分担成本。但对省区内转移的市民化成本,还应建立起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协同分担成本机制。流出地政府应该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险接续问题,流入地政府负责农业人口流入以后的市民化成本。此外,流出地农民大量转移会腾空部分土地资源,将流出地的部分宅基地指标转移给流入地政府,建立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的建设用地指标制度,调节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指标数量。这既有利于坚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保持建设用地指标的总体稳定,又有利于提高建设用地的使用效率,平衡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之间的成本分担。
(三)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政府的财政能力是有限的,仅仅依靠各级政府并不能完全分担市民化过程中产生的巨额成本,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的作用,让社会直接或间接分担市民化成本。一方面,通过社会组织吸纳社会资本,投向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培训、城市文化传播、应急救济等方面,减少市民化直接成本。另一方面,在考虑社会资本逐利性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创新农村产权制度,减少农业转移人口的农村资产变现损失,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分担市民化成本的能力。通过投资方式、盈利模式和监管制度等创新,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减少政府分担市民化成本的压力等。
(四)处理好企业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关系处理好企业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关系非常重要。在市民化进程中,企业是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工作机会和稳定收入流的主体。企业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和城市市民同样的劳动合同,相同的工资和职业培训、晋升机会和工作环境等,是农业转移人口能真正从心理上融入城市的关键。作为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企业并不能分担额外的市民化成本。但同等对待农业转移人口,能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增加企业实际的经营成本。为此,政府应加强立法和制定规章制度,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保护,加强监督检查,使同等对待落到实处。此外,政府应以身作则,彻底改变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对农业转移人口、其他聘用人员与正式员工之间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及同工不同权的歧视性现象,减少示范效应。
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制度保障
(一)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成本分担能力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是农业转移人口持有的核心资产,是提高他们成本分担能力的主要着力点。长期以来,受法律法规的限制,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持有的资产变现能力差,变现损失大,导致他们融入城市的能力下降。应尽快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在此基础上,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上市交易,实行同权同价。尽快放开宅基地上的房屋交易及土地承包权的转让、入股、合作和抵押融资,减少农民的迁移成本,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资产变现能力,推动保值增值。同时,应着力研究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之间的关系,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出台适合国情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彻底扫除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障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是增加农业转移人口财富的重要手段。成功的改革能大大提高农业转移人口个人分担成本的能力和份额,减小政府的分担压力。
(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地方政府的成本分担能力改革财税体制,为地方政府提供可靠收入来源,是提高地方政府成本分担能力的关键。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财权越来越小,事权越来越多,导致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为解决资金问题,城市建设和地方经济发展都严重依赖土地财政。但土地是有限的,卖地收入并不能完全弥补资金缺口,地方政府又建立了数目众多的融资平台,通过融资平台向银行借款或发行债券筹集资金,不仅筹资成本高而且债务风险大,难以为继,地方政府不可能依靠现有方式筹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分担成本。因此,必须从收入来源和支出责任两方面改革财税体制,让地方政府减少支出责任,增加税收来源,建立起事权和财权相一致的财税体制,为地方政府分担市民化成本提供可靠保证。
(三)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尽快出台社会保险的城乡转移和跨地区转移办法,解决农业转移人口从农村低水平的养老保险转移到城市养老保险的接续问题,明确接续费用的分担方式。整合职工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等,把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真正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起步晚、保障水平低,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设置了人为的障碍。必须尽快进行改革,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缴费标准统一、保障标准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注资和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增强城市社保体系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能力。要通过立法规定财政收入划拨社保资金的比例,全面推行划拨部分国有企业股权给社保资金持有,让社保资金按持有股份参与国企经营分红,确保国有企业经营利润成为社保资金的稳定补充来源。提高社保资金的管理水平,实现保值增值。
产品的质量与生产车间的努力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容不得半点懈怠,还要通过鉴定找出自己是否存在不足的地方。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个人车间工作自我鉴定五篇,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学习!
个人车间工作自我鉴定1回顾__全年的工作,我们车间以围绕安全生产、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为前提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合理调整劳动组合确保完成生产任务
在生产工作中包装车间根据生产科的生产计划安排,为了确保生产计划的顺利完成,异常是在旺季生产的时期,充分调动生产技术骨干和员工的进取性,在劳资部门和生产科的进取支持下合理招收短期合同工,合理调整劳动力、有效利用工作时间。经过车间.工段长和各班组长的进取配合努力,本年度1-10月车间完成了公司及生产科下达的生产任务,及各项生产质量技术指标。保证了销售的供货需求。
2、严把质量关
1.车间在生产过程中各班组对自我的产品负有主人翁的职责感,
对产品的质量有高度的认识。本着对消费者负责和对公司利益负责的精神,严格按生产工艺要求严格把好质量关,不管是工段长.班组长对自我所包装的成品负责,配合检验员层层把关,有效的杜绝不合格的产品流入下道工序,保证了产品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在生产旺季到来以前车间配合质管和其他部门对净化间进行了管理提升,增加了专用擦手毛巾以及专用消毒喷雾机和专用消毒液。
对车间员工进行质量的意识教育,做到自觉遵守规则,人人自觉消毒。更进一步加强了净化间的管理有效地阻止细菌产生。保证产成品的无菌入库率为100%。
3.在新产品面膜的试制和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在操作技术都不建全的情景下,车间本作对产品质量和产品销售负责地太度进取地配合质管以及相关部门反复摸索,成功地完成了新产品地试制和生产。
在批量生产的过程中车间将继续不断地摸索,提高,逐步规范适应今后各种新产品的产生。
4.今年七月质检部门发现黄芪系列出现质量问题,是公司从未出现并且是生命力十分顽强的芽孢菌。
公司和质管部门对此事高度重视进取的出主意想办法到处寻医问药查资料。我们车间也极积的配合质管和其他部门解决芽孢菌。同时动员车间力量组织人员利用休息时间(期间正处于公司放年休假),对全车间所使用全部设备以及生产用具进行全面酒精浸泡清洗和双氧水消毒,经过质管部门反复抽查,化验确定无菌后此项工作才算完成,成功地杜绝了细菌在此地的发生。
3、安全生产
1.包装车间在__年生产过程中认真宣传贯彻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条例,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车间向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培训、答卷,使员工清楚的认识到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员工的安全工作防范意识。同时车间加大了自检自查和处罚力度,有效的避免了各类事故的发生。
2.车间对安全事故做到了齐抓共管。
九月出了一个轻伤事故,由于临工本人操作不当造成托盘倒下砸伤事件,车间配合劳资部门对当事人进行教育以及医疗鉴定妥善地解决了此事。车间同样对此事高度重视,找原因,排故障,做到了安全事故“四个可是”的原则。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经过此事车间再次对车间长期合同工和短期合同工进行操作规程和安全的意识教育。把事故消灭在发生之前。
3.经过车间工段班组细致的工作,车间在本年度的安全生产基本到达了公司对车间的指标和要求。
4、学习、提高
车间领导,工段长以及班组长在部门主管领导的带领下,发扬团结协作的精神,战胜了“5.12”给大家带来的重重困难,员工们努力克服自我的恐惧心理,调整好心态,加强理论和技术方面的学习,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管理水平带领全车间各班组员工,不断学习提高,重视产品质量,配合各部门保证安全生产不折不扣地完成公司下达的生产任务和各项指标。
5.发扬成绩找差距
1.公司经过改制经过全员购买的方式变成了民营企业员工又变成了股东。
多年的国营企业机制在员工心目根深蒂固,不管是需求,心态和劳动态度以及进取性都和民营企业的要求差之甚远。要改变现状仅有公司加深改革力度,要么就用时间来磨合完成。
6.__年工作计划
__年就要到了,在即将开始的新的一年的工作,车间将继续带领员工加强自身的思想和业务学习,将继续调动生产技术骨干和各工段,班组人员的进取性,配合各部门保质保量的完成公司、生产科下达的生产任务和各项指标。在生产过程中加强加大现场管理的力度做到安全生产,消除隐患。要让安全生产在车间员工心目中警钟长鸣,安全生产意识不减。加强质量管理严把质量关,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进取配合、完善生产现场条件到达
个人车间工作自我鉴定220__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平凡的____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事情。有人说穿一根针比较容易,可是穿一串针就是不容易了。一样的,做一件平凡的小事是平凡的,很多平凡的事情连起来就是不平凡。____用坚韧的性格,平静的心态,进取的态度,做着那些简单但有不可缺少的事情自兴安化工投产,公司一向贯彻生产检修一体化的理念。溶出车间进取响应公司的号召。他又是进取响应车间理念的一个人。隔膜泵房,脱硅槽一个表面相安无事的生产区域,可是琐事、杂事烦不胜烦。开车初期隔膜泵动力端向液力端蹿油。为了节俭生产成本,经专家认证,从液力端油箱放油加至动力端油箱,以保证动力端轴承及十字滑道。如果单靠检修班,根本忙可是来,他带头从隔膜泵液力端放油,做自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为检修班给设备加油供给了方便,节俭了时间。直接参与了设备检修。
我是革命一块砖,那里需要那里搬。这话听着似乎是一句很久以前的口号了。可是____却用自我的实际行动验证了这句话不仅仅只是口号,而是一种本事和职责。溶出车间生产班组人员少,在每个月的停汽检修时,这个现象尤为凸出。为了自我能为车间和班组多做一些事情,也为替班长和车间分忧。他努力提高自我的业务水平。他平时的岗位在泵房与脱硅。可是他总是在做完泵房与脱硅的事情后,主动静静的到溶出楼上去,学习溶出稀释的工艺流程、工艺参数。不懂的就记下来回去问别人。在停汽检修时,他在搞定泵房的流程后,不用班长指挥,直接去溶出楼上帮忙,并且从未出过错误。透过这个小事来看,虽然这只是一个人的一个很小的行为,可是它反映了一个人的性格和职责感。体先了一个人的团队意识,与进取融入这个团队的心态。如果他只是得过且过、如果他只是为了做好自我的事情不托别人的后腿、如果他只是为了一个月的2000多块钱。他会这么做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不会!他进取努力的经过这些行动证明自我就是革命一块砖,那里需要那里搬。不但能搬过去,并且搬过去还没问题,绝对能胜任。
心思缜密,这个成语是说一个人做一件事情,认真细心。这个成语用在____身上一点不为过。有一件很小的事情足以说明他的这个特点。他打扫的设备是Pd102.。11月份车间要求对设备进行重新防腐。大家都将设备打磨后直接刷漆。仅有他将设备仔仔细细的打磨一遍后,就连磨光机够不到的地方也打磨了。磨光机够不到就用砂纸打磨。然后又用纱布将渗油的地方包起来再喷漆。也仅有他刷出来的设备明亮如新。没有凹凸不平,没有漏刷。
有人说过程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也有人说结果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经历了。这两句话都对。可是他都注重了。也都做到了。过程中浸沾了自我的心血和汗水,结果反映了自我的价值。20__年他所做的过程是他经历的精彩,20__给他的成绩是他应有的辉煌。我们相信在20__年他会给我们不一样的精彩,和别致的辉煌。继续,加油!
个人车间工作自我鉴定3气温突然地下降,伴随了刺骨的暖风把我们带进了七月份,回首六月份,有欢声笑语,更有忐忑深思!现将六月份工作鉴定如下:
一、工作方面
本月工作主要还是负责夜班车间的5s管理工作,并兼职自制馅的炒制工作。经过半个月的磨合和有效地沟通,夜班卫生班的工作能有序的进行。配合夜班第一副主任的工作安排,保证班组员工的正常生产。本月公司为清盘区购置一台清盘机。经过几天的使用,有一点能够肯定:清盘机清理的烤盘要比风枪吹得要干净的多。只是要供应上班组用盘,清盘区就必须要有四名员工的操作,两名上机器两名拉架送盘,如果做红豆烧就更供不上,夜班班组少有三名员工清盘就行了,所以最终夜班还用风枪吹盘。
月初在工具发放出现了两次争执事件。第一天为了一把铁把模具枪,和五班班长操风翠更换,不愿意把模具枪扔地上,第二天为了擀面杖,五班员工薛婷把擀面杖扔在卫生员面前。事件发生以后,都做了响应的处理就不多说了,主要还是咱们工具准备不到位造成的。如果都是一样的铁耙模具枪,都是同样的擀面杖,就不会因为挑工具而引发的不愉快的事情。事后厂部快速的购买了模具枪和擀面杖。工具管理员做到心中有数,公平分配就不会再发生此类事件。
二、全员活动
6月11日公司为了丰富员工文化生活,提高企业精神礼貌建设,厂部组织一场别开生面的文体竞赛活动。
刚开始进行的体育活动羽毛球的比赛。首先是逐轮淘汰制,最终进行冠亚季军的决赛,张总也赶到现场,提高了现场气氛。男女冠军被质检部所夺走。午时进行文艺比赛,活动中各展才艺争奇斗艳现场气氛一浪高过一浪,最终白班卫生班的三句半和质检部的手语舞蹈并列获得团体冠军,个人节目也是让人耳目一新,也决出了一二三等奖,相应的夺得丰富的奖品,所有的员工也得到参与奖。活动完满结束!此次活动不仅仅丰富了员工的文化生活更体现了各部门的团队合作精神。
三、本月问题
月底老员工因为工资待遇问题出现了罢工事件,带给我们得是深深地沉思!员工提出的意见我们要重视,并要做一回应,从这起事件以后,要经常和员工做到有效沟通,及时了解员工的心境动态,把事情处理在萌芽状态,否则给公司造成损失,更给公司声誉带来影响。
当然对那些挑事者和刺头要严肃处理,对心态消极的要团结教育,也对这起事件中表现优秀的员工进行奖励,让其进取心态洒遍周围,带动所有员工进取向上为公司作出应有的贡献!
四、下月计划
1干好自我的本职工作,做好车间的5s管理。
2严格要求自我,做到言行一致,不做语言上的“巨人”,只做行动的平凡人。认真学习和完善自我的不足之处。
3每一天信息提醒,做好企业文化的延续和传承。
4进取配合厂长和车间主任的工作,保证完成分配的临时性工作。
个人车间工作自我鉴定40__年已接近年终,插管车间今年的生产及管理工作即将告一段落。回顾一年来的忙碌与付出车间在厂部的带领下,紧跟公司下达的年度生产任务计划,努力加强生产管理、安全管理,落实管理职责制,贯彻实施绩效考核,较好地完成了全年的各项工作任务,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提高。插管单U线20__年的生产和管理等方面亦做了必须的努力和学习,现就单U线今年的工作完成情景鉴定汇报如下:
主要完成的任务
1.经过了仓库提前备料的方式,不但了解了欠料信息,同时能够让车间需要前置加工的物料得以有计划地完成。
依据欠料信息、订单数量、客户的需求,合理地进行排产。确保车间生产的流畅性,也降低了车间半成品的积压。对于车间上报的异常情景能尽全力进行处理。如有自身处理不了的,能及时的上报领导并跟进到位。对生产计划是否有序的完成,采取深入员工的方式了解核实生产的进度,以确保订单的交期
2.生产现场的工艺查证,是保证规范操作和标准生产贯彻执行的要点,在生产过程中力求对工序关键控制点、操作者、工艺设备、物料等进行监督控制,从而实现生产出优质高效产品的目标,单U在过去的一年里,配合品管人员对每批产品的主要工序环节进行工艺查证,建立健全工艺查证记录,确保在每一批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严明工艺纪律,保证产品生产工艺标准,避免不合格产品的出现
3.狠抓安全管理后整理相对于公司其他车间来说安全隐患较多,比较容易出事故,在过去的2015年里也发生了几起工伤事故,这些事故已经给公司和车间带来损失。
“愚者用鲜血换取教训,智者用教训避免事故”。身为一班之长,虽然所拥有的权力不是很大,但肩负着全班十几名员工的生命安全的重任。所以,对于安全工作我从未放松过,月月讲,天天讲
工作中的不足
1.班组管理方面
虽然在过去的一年中班组的管理水平有了必须的提高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如:员工的标准化作业情景有待改善,员工的技术水平有待提高,员工的工作进取性还没有被充分的调动起来等。没有高水平的管理,就没有高素质的员工,就没有高质量的产品。所以,我会在以后的工作中着重解决提高班组员工综合素质的问题,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多安排一些有关标准化作业知识的培训,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让员工的综合素质有较大的提升
2.安全生产方面
安全管理没有做到位,力度不够;安全培训不到位;检查不到位。很多时候,由于员工的劳动强度较大,体力消耗较多,所以在完成当天的产量,做整理现场的工作中出现忽视的现象,更是有在违规操作的情景从而连续多次发生工伤事故。
此刻想来这几起事故的发生,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职责。首先:在组织班组日常安全培训的过程中没有真正做到让每一个员工时刻将安全生产牢记于心;其次:在安全检查方面没有做到全程跟踪全程检查;最终:在发生一次事故后没有及时鉴定经验教训,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的发生。
3.质量控制方面
质量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检查出来的,就是说要讲全面质量管理,要按照目标要求认真抓好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同时质量检查又十分重要,异常是在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检查能够有效地避免发生质量事故和质量问题,变事后处理为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变被动为主动。
虽然目前公司从上至下都开始重视质量,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班组之间的配合,例如在织造过程中还有许多有待改善的地方。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某一个班组努力就能够做好的,这需要几个相关班组的通力合作,我认为要想做好质量工作,必须把握“严、细、实”的原则,要严格管理,认真细致,狠抓落实。
今后努力方向
新的一年意味着新的起点,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我会再接再厉,认真提高业务、工作水平,为公司和车间发展,贡献自我的力量。我决心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加强学习,拓宽知识面。
努力学习冲压专业知识和相关管理知识;
2.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真正做好领导的助手;
3.加强与车间兄弟班组的沟通合作,向先进班组学习,加强管理,努力使班组构成团结一致,勤奋工作的良好氛围;
4.全面完成车间交给的各项任务,为车间带出一个能打硬仗,吃苦耐劳的单U班组。
个人车间工作自我鉴定5安全是个系统工程,采矿车间大多员工都是在井下工作,工序多,且多为人机混合作业,车间本着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和对生命负责的态度进行日常的安全工作管理。
首先车间加强对员工的管理。员工在安全管理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车间利用车间安全生产会议、工段长会议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知识教育、培训,并结合生产中存在的安全问题进行岗位职责和安全知识的学习,保证员工有识别和处理安全隐患和安全事故方面的基本技能。车间还对新员工和转岗员工进行车间级、班组级安全教育,并作了相应考核。分配到岗位后,确定了安全职责人,监管他们的安全。在工作中,要求工段长、班组长密切关注他们的安全,对于人的不安全行为,车间主要查各岗位人员工作职责和安全操作规程的执行情景,发现问题及时教育、纠正,并严厉查处违章、违规行为,作出相应处罚。车间还加大对违章作业人员的查处,一旦发现就立即处理和通报让其他员工能够引以为戒同时车间为了营造“关注安全,关爱生命”的良好氛围,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成立车间“安全生产月”活动领导小组,悬挂安全宣传、出了安全宣传栏、要求员工查找身边的安全隐患、进取组队参加矿举办的安全征文和知识竞赛活动等。经过以上一系列安全宣传,使员工进一步认识到了安全的重要性和进一步提高了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
车间对员工还进行安全教育使员工认识到做好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要我安全”转变为“我要安全”,提高员工自觉抵制“三违”现象的思想意识。经过经常性的学习,员工的工作职责和安全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同时制定工段、班组及员工个人安全生产职责书,并与工段、班组、员工个人签订了安全生产职责书,明确工段长、班组长、安全员及员工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职责。明确职责事故对职责人的处理,降低事故职责人的薪金考核,并阐明车间对事故的处罚力度同时车间根据实际情景对不合实际的操作规程进行更新。
其次还要加强对井下各作业场所和各种设备及爆破器材的管理。车间针对矿山井下的生产特点,对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隐患进行认真识别和排查,根据生产实际,及时制定安全防范方案和措施,明确了各岗位人员的操作和行为同时在各场所悬挂各种警示牌。车间各级管理人员加强对生产现场的隐患进行排查,发现隐患及时处理,不能处理的,及时报告车间,车间及时协调安排处理。在安排生产的同时布置安全工作,对易发生安全隐患的地段和重大施工项目实行专人管理、专人监测。车间在处理安全隐患和急、难、险的工作时,始终有车间领导在作业现场组织、指挥、协调工作,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
车间针对现有设备使用年限长,锈蚀严重的情景,车间按照公司设备管理要求,严格对车间设备进行管理,建立建全设备台帐,落实职责人,重点设备实行专人专管。加强日常检查、维护和保养,发现设备故障及时排除,并做好相关检查、维修记录。生产再紧,也要调整时间对设备进行维护修理,确保设备工作情景良好能够安全运行。重点设备卷扬机、主扇风机关系到员工的生命健康,车间加强日常检查,确保设备处于安全正常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