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表现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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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小农经济的表现范文

《管子》是先秦诸子中对经济问题论述最多、最集中的一部。在现存《管子》76篇中，涉及经济问题者超过1／2，以论述经济问题为主者约占1／3强。《管子》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是站在封建国家的立场上，始终围绕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而展开的，它并没有直接讲述小农或地主的经营与运作。但农民是当时入耕出战的主力，是封建国家依以存在的根基，因此《管子》的论述不能不涉及农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管子》的经济学正是在封建地主制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经济学。

对《管子》的著作年代和思想体系。学术界存在很大分歧。《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已成定论。现在的问题是，《管子》成书于战国呢?还是分别成书于战国至秦汉?它是不同学派著作的杂凑呢，还是大体属于同一学派的著作?我赞成张岱年先生关于《管子》是战国时代推崇管仲的学者的著作汇集的主张[1]。《管子》各篇内容、风格虽不完全一样，但它们所论述和回答的问题彼此相联系，具有基本一致的思想体系，其内容则深深打上战国时代的烙印。关于这个问题，本文不可能展开讨论。不过本文的目的，既不是论述《管子》的思想和理论，也不是考证《管子》时代的某些历史事件，而是通过《管子》的思想、主张和有关论述，探讨其所反映的社会情态的一个侧面：封建地主制兴起时期小农经济与市场之关系。因此，退一步说，即使《管子》中果真有属于汉代的作品，也并不对本文的目的构成妨碍。因为我们要探讨的是较长时段的情态史，而不是较短时段的事件史。

本文拟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谈战国小农与市场联系之加强及其种种表现。下篇主要谈建立在以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小农经济基础的传统市场的一些特殊经济概念和经济现象。

上篇

小农经济是指在农业领域内与使用手工工具相联系的个体经济，它最本质的内涵，一是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和消费的单位，即把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结合在一个家庭中，二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这种小私有制包括对土地、农具、耕畜和其它生产资料程度不同的所有权。小农经济曾经存在于不同时代，它并非一成不变的。我国小农经济并非始于战国，但战国时代是它发展的新阶段。

一、战国小农经济独立性的加强

在我国，小农经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晚期。我国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开始已普遍出现小型住房的遗址，其中有的房子遗址除有生活用具外，还有农业、手工业工具、粮食、窖穴等伴随出土；这种情况到了龙山文化时期更为普遍，并出现了在小房子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双室和套室等较大的房子。这些住房的主人显然已不是与生产分离的对偶家庭，而是具有独立经济的个体家庭[1]。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种个体家庭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2]。这可以说是我国小农经济之肇始。

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小农经济仍很幼弱，未能摆脱原始共同体的襁褓。他们在农作中主要使用木质耒耜，后来还有钁和钱镈等青铜农具，生产能力较低，荒地的开辟、农田沟洫排水系统的修建都要依靠集体的力量，田间劳动虽由各家单独进行，但仍需在共同体内实行必要的互助协作，从而形成公有私耕的农村公社。我国上古时代长期存在的井田制，正是农村公社及其变体。虞夏商的奴隶社会、西周春秋的封建领主制社会，都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之上的。[3]

在我国西周春秋封建领主制时代，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权名义上属于周天子，实际上这种所有权是在同姓和异姓贵族中按等级分配的。贵族的领邑建立在农村公社的残骸上。贵族领主在其领邑中不但拥有实际的土地所有权，而且实行政治上的统治，可以置官属、养私兵、设刑戳、收族党，同时拥有大片自营地(“公田”)和各项设施，形成一定的劳动分工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在这种领邑中作为当时主要农业劳动者的庶民，不但在人身上依附于领主，实际上处于农奴的地位，而且在经济上与领主相互依存，结合形成封闭程度颇高的经济实体。起源于农村公社的井田制已蜕变成贵族领主的授田制。农民从领主那里领到一块分地——“私田”和宅圃，用自己的农具在实际上归他们使用的田宅上种植粮菜桑麻，并在村社的公有地上放牧、渔猎，形成其相对独立的私有经济。这也是小农经济的一种模式。不过这种经济的独立性十分有限。农民必须首先在领主的“公田”中完成各种劳役，这是由农村公社公积劳动演化而来的徭役劳动，实质是封建劳役地租。由于单个家庭经济力量不足，还流行着“耦耕”等农村公社换工协作的遗俗；家庭生产不能自我满足的需要，则可从领邑内部的劳动分工中求得解决[4]。《逸周书·大聚》谈到周代的乡邑，“兴弹相佣，耦耕俱耘。男女有婚，坟墓相连，民乃有亲。六畜有群，室屋既完，民乃归之。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畜百草以备五味。立勤人以职孤，立正长以顺幼，立职丧以恤死，立大葬以正同。……山林薮泽。以攻其利。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贾趣市，以合其用。……分地薄敛，农民归之。”又据《盐铁论·水旱》载：“古者干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田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这些均可视为对封建领主制时代贵族领邑内部劳动分工和自给自足生活的一种模糊的、诗化的回忆。

我们在西周春秋的一些文献中(例如《诗经》中的农事诗)可以找到对农民生产和生活各个方面的描述，唯独没有农民在市场上交换的记载。《诗·卫风·氓》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的诗句，好像是讲农村的物物交换；但这位打着“贸丝”的招牌来相亲的汉子，实际上是一个“士”，不能以此说明农村中的商品交换。《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称晋文公之治，“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这里“民”的概念比较笼统，在多大程度上与农民有关，难以确定。除此以外，很难找到与农村沾边的商业活动的记载了。不是说当时没有交换、市场和商业。有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这时的商人和商业是依附于贵族领主，并为贵族领主服务的，即所谓“工商食官”(《国语·晋语四》)。我国封建领主制时代市场的主体不是农民而是贵族领主。

这种情形，春秋战国时代逐步发生了变化。大抵从西周末年起，公田劳役制已为农民厌弃，实际上难以维持。春秋初年，管仲在齐国率先实行“相地衰征”，即按土地数量和质量的等差收税。稍后鲁国实行的税亩制与此相类。这种制度是以公田制被废弃，农民份地固有化，并出现质量与数量的差别为前提的。它的实行反过来促进了农民份地的私有化。接着，农民逐步获得了充当甲士的资格(在这以前，只有贵族下层的“士”才能充当甲士)，提高了政治地位，但却以在税之外增纳军赋为代价。军赋则逐渐转向以“田”为征纳单位。从公田力役到相地衰征，其性质是从劳役地租转变为实物地租。以后各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贵族领主势力，相继把赋禄以邑制度改为“赋禄以谷”的制度，贵族领主直接治民的权力被剥夺了，井田制的樊离被突破了。农民遂由领主的农奴转化为封建国家的自耕农，他们向封建国家缴纳的赋税也成为真正的课税意义上的税。战国时代，国家授田制的外壳虽然维持着，但农民份地已实际私有化，并出现贫富分化、土地占有不均现象。这一切变化的基础是铁农具的推广，农民个体家庭独立生产能力的大大加强[5]。总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战国时代小农经济取得更为完整的形态，从而导致小农经济与市场关系的深刻变化。

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小农生产生活上的需求增多了，小农能提供市场的产品也增加了。另一方面，由于井田制的崩溃和领主制的破坏，在农民家庭经济之上，已不存在前述贵族领邑那样半封闭的经济实体，农民经济虽然力求自给自足，但由于规模狭小，总有不能自给的部分，这些部分一般只能从市场上取得；而他多余的产品，或用以换取其它必需品的产品，也只能到市场上出售。因此，战国小农已摆脱从前对领主和领邑的依赖，独立地出现在当时的市场上。

孟子对陈相的批评是大家所熟知的。他揭示了当时农民“纷纷然与百工交易”[6]的事实，指出“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7]。这种“通功易事”，在《管子》中被称为“交能易作”(《治国》，本文引《管子》文，只注篇名，下同)和“通财交假”(《轻重甲》)。其意思都是互通有无，交换产品。总之，战国小农已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相当程度上已成为当时市场上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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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李根蟠、黄崇岳、卢勋：《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第十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参阅拙著《井田制及相关诸问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耦耕纵横谈》，载《农史研究》1981年第3期。

第2篇：小农经济的表现范文

一

中国地主制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实物地租、土地买卖和小农经营。它的形成是以农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的。在地主制经济下，一家一户的小农，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农民既从事粮食生产，又种植蔬果，饲养禽畜，还养蚕织帛，种麻棉织布，通过耕以自食，织以自衣，即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以满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由于小块土地经营和家庭劳动的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经济在生产上的这种局限，迫使他们从事商品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维持再生产，从而维持自己家庭的温饱。因此，农民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不仅有实物平衡，而且有价值平衡。其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除自己以实物形态满足一部分之外，其余部分就要通过市场进行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农民家庭并不单纯是一个自我完成再生产的经济单位，而是一个包含—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的经济单位。针对这种情况，我曾经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生产，是“农业和手工业、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双重结合”的概念。以后又指出，“这种双重结合，是小农经济在生产上的基本特征”，它“已经成为农民生产的内在结构”[1]。这是说，农业和手工业，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在农民生产中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地结合为一个整体，通过它们的各自运动，又互相依存、互相补充所形成的综合效应，既有利于农民家庭生产与消费平衡的实现，又有利于整个小农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这种生产模式，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封建社会初期，农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水平都比较低下，《管子》说，“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当时农民的生产就自然地主要是解决吃与穿的自给自足问题，逐渐形成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所谓“男耕女织”的生产结构。如以战国时代的情况为例，《孟子•梁惠王》所记载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管子•禁藏》所说，民“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这都反映了这种“男耕女织”的情况。正是由于农民主要是生产粮食与布帛，封建国家遂有“粟米之征”、“布帛之征”。这种实物赋税反过来更加强了这种耕与织的结合。

中国农耕发达，人民的食物结构历来是以粮食为主。粮食生产在农民的整个生产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据李悝在《尽地力之教》中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农民全家一年的口粮，占其粮食生产量的五分之三。战国时的耕地百亩，折合现在的市亩大约为三十一亩二分。当时五口之家的农民，就要用将近二十市亩土地生产的粮食，才能做到自给口粮，尽管上述数据的准确性与代表性都难以判定，但仍可以说明口粮生产在农民生产中的地位。

当时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产品交换，已经普遍存在。从《孟子•滕文公》所记载的情况看，农民要用粮食与从事“陶冶”的手工业者交换“釜甑”和铁农具，要与“梓匠轮舆”之类的木工交换粮食与布帛，还要用粮食与手工业者交换“冠”。甚至有些农民还要与其他农民交换布帛。李悝在上述著作中就说过，有些农民是“衣，人率用钱三百”，靠卖掉粮食来买衣服。尽管当时农民用于交换的粮食与布帛，主要是自用有余和交纳封建赋税以后的剩余生产品，但已不是“偶然留下的剩余物”[2]，而是具有一定数量的经常存在的剩余生产品。这种建立在“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基础上的交换，正是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结合的一种原始的简单的表现形式。由于当时农民能够用于交换的生产品还不多，商品性生产还很不发展，农民主要是靠自给性的“男耕女织”来实现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所以当时上述生产双重结构的重心，是在自给性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具有比较强烈的自然经济色彩。

随着农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生产的这种模式也在不断地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男耕女织”始终是农民生产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商品性生产在逐渐增加，具有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农民在逐渐增多。到宋代，“河朔山东养蚕之利，逾于稼穑”[3]。福建建宁一带山区的农民，“又多费良田以种瓜植蔗”[4]。太湖“地方共几百里，多种柑桔桑麻”[5]。这些记载都反映了这种情况。到明代中叶，封建政权取消丝棉布帛的实物赋税之后，这种“男耕女织”的生产结构，就开始发生变化。在一些自然条件不适宜养蚕织帛、或不适宜种棉织布的地区，许多农民已不从事丝和棉的纺织。特别是到清代前期，棉花虽已在全国范围内取代丝麻成为主要的衣著材料，在一些自然条件不适宜种棉的地区，从事棉纺织的农民仍然很少。织布又有一定技术要求，也使许多地区的农民植棉而不织布，或者纺纱而不织布。加以棉花产区和非棉花产区从事棉纺织的经济效益大不相同，遂使农民自给性的棉纺织逐渐向商品性的棉纺织转移，棉花产区的商品性棉纺织日益发展，并形成了许多棉布集中产区。这就导致了农民以自给性“男耕女织”为内容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逐渐削弱和分解。这种发展变化，在清代前期日益显著。全国各地从北方到南方，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文献资料中记载的这类事例很多，如在山东，据康熙《邹县志》说，“妇女不勤纺织，坐而待哺”。如在山西，据乾隆《五台县志》说，“地不产棉，妇女不知纺织，虽尺布亦取给于市肆”。在江苏，乾隆《山阴县志》说，“淮人寸丝尺布皆资于市，桑不知栽，茧不知织，棉不知种，葛不知采”。在江西，同治《瑞金县志》说，“瑞邑既无蚕桑之利，又不获纺织之助，民间妇女皆安坐而仰食于其夫”。

据郑昌淦教授对清代地方志的记载考察，全国直隶等十八个行省中，没有棉纺织的州县约在五百四十个以上，约占全部州县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农村棉纺织很少的奉天、广西、云南，贵州，甘肃等省的部分州县(因方志缺少)尚未包括在内。否则，没有棉纺织的州县还会更多一些[6]。

又据刘秀生教授对清代中后期产棉地区一千零五十九个县的文献资料考察，其中生产棉布的县为六百八十五个，不生产棉布的县为三百七十四个。这是说，就是在产棉地区，不产棉布的县就占达全部县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他又对棉纺织比较发达的直隶，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八个省五百二十九个县地方志的记载考察，其中产棉布的县有四百二十三个，不产棉布的县为一百零六个。后者约占全部县总数的五分之一[7]。

又据吴承明教授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中估算，十九世纪前期为我国农民家庭棉纺织发展最盛的时期，由于前后的资料过少，按1860年计，农村棉纺织户则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非棉纺织户则约占百分之五十五。其中棉纺织发达的江苏省，非棉纺织户也占达全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棉纺织不发达的福建和广东两省，非棉纺织户则约占达两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五[8]。

上述这些研究，为文献资料的缺乏和记载的不够详明所局限，其数据当然不会是很准确的。但也可以看出，清代前期，农民自给性的棉纺织，特别是纺纱而不织布，虽然还广泛地存在，但是不从事棉纺织的农户却已大量出现。加以农民的商业性农产品生产和包括棉纺织在内的商业性手工业生产，都获得了很大发展。农民生产双重结合的重心，就自然地从自给性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转向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的结合，使后者成为广大农民家庭实现生产与消费平衡的主要途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提出过“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的问题，并且指出这在中国表现为“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9]。到了清代前期，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变化。

但是，自给性的粮食生产仍然在农民的生产中保持着自己的重要地位。在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下，农民也还需要用相当多的耕地来作到口粮自给。如在江南地区，包世臣在《安吴四种》中说，“苏民精于农事，亩常收米三石，麦一石二斗。以中岁计之，亩米二石，麦七斗，抵米五斗”。这是说，在正常年景，一亩田夏秋两季可收米二石五斗。他又说，农民的口粮，“合女口小口牵算，每人岁食米三石”。按照他的说法，如果是“四口之家”的农民，则约需种田四亩多，才能自给全家的口粮，如果是“五口之家”的农民，则约需种田六亩，才能自给全家的口粮。据教授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说，民国年间，江苏吴江县，一个四口之家的农产，必须有五亩半土地，才足以解决口粮自给。这也可资佐证。江南地区种植粮食的农民，一般是“一夫耕不过十亩”。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这些农民需要将粮食收获量的一半以上作为口粮。江南地区的粮食亩产量，从全国来看是比较高的，其他地区农民的口粮生产，应当还会高于这个比例。尽管商品性生产在农民生产中的地位已日渐重要，但是，基于粮食生产对于商品生产具有基础作用的普遍原则，从每个农户来说，自给性的粮食生产仍然是他的商品性生产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

清代前期，农民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模式，已获得了普遍而充分的发展。当时，不论南方和北方，许多地方官在“劝农”的时候，都总是按照这种模式来为农民设计生产。乾隆间，河南嵩县知县康基渊就提出，农民应当生产“谷米布帛”以“务本”，而又应当种植经济作物进行“调剂”，以“兼权钱币”。他要求农民的耕地在收“麦后，八分种粟，二分莳蓝。以十亩计，可获粟二十四石，收蓝易价，蓝后种蔬二亩，所出亦可获缗钱二十四千文，利反倍多也”[10]。这是北方的一例。从南方来看，康熙间，湖南长沙县知县朱前诒在《劝民开塘示》中说，农民种田，“大率三十亩，以二十亩栽禾，以八亩种豆，留二亩以种果芋蔬菜等项，按时播种，早晚灌溉，便可取利养家”[11]。湖南农民的主食是米谷，从明代起，豆类的“功用已全入蔬饵膏馔之中”，可见他是把豆作为经济作物提出来的。

不但官方的规划是这样，民间的规划也是这样。清初，浙江桐乡县张履祥的友人邬行素病殁，“遗田十亩，池一方，屋数楹”。家有老母、寡妻、长子、稚子与侄。张为其家所规划的生产是：由于“瘠田十亩，自耕仅可足一家之食”，加以家庭人口老弱多，“力不任耕”，难以种稻，遂安排种豆三亩，豆起种麦。种桑三亩，种竹二亩，种果二亩，池畜鱼，还养羊五六头，以其粪畜桑养蚕。这样，“豆麦登，计可足二人之食”。丝绵可以易衣，竹、笋、果与鱼、羊，“俱可易米”。“如勤力而节用，佐以女工，养生送死，可以无缺”[12]。这里农村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商品性生产项目就安排得多一些。前述官方和民间为农民生产设计的模式，与前引《孟子》、《管子》中所记载的模式，无疑是显然不同的。

顺治《麟游县志》还指出，该县“核桃最佳，于地尤宜”。农民遂“以谷为本，以此为末，本末相权，庶谷不致于竭，而凶年亦可无虞矣”。作者用“本末相权”来概括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在农民家庭生产与消费平衡中相辅相成的作用，是非常精辟的。这种“本末柑权”，与《孟子》所说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交换，无论是质和量上都大有差别。所有这些记述都正是农民的这种生产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已得到普遍发展的反映。

注释

[1]参阅拙作《清代前期小农经济的再生产》，《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价值规律在封建社会农民生产中的作用》，同上刊，1991年第2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页。

[3]庄季裕：《鸡肋编》卷中。

[4]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八。

[5]庄季裕：《鸡肋编》卷中。

[6]参阅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第2章。

[7]《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8]该书第308页。

[9]《资本论》第3卷第371、373页。

[10]乾隆《嵩县志》卷一五。

第3篇：小农经济的表现范文

关键词：二十一世纪；工业化；中国农业；现代化

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要求之一。落实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全方位推进中国农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长期落后状态。同第二、三产业相比，中国农业的发展水平还相差太远。中国经济实现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的最基本要求是必须加快改造传统农业，努力实现中国农业经济的市场化和现代化。

一、彻底改变小农经济状态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中，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需要切实贯彻执行国家土地有偿转让政策，吃透政策精神，落实政策到位，以集体土地制度的稳定与市场化作为发展农业的基础。

(一)小农经济与实现工业化相矛盾

在中国，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已延续数千年。当前，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的农业生产必须超越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走出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实现土地集约经营和机械化种植。小农经济与实现工业化是矛盾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还停留在小农经济状态，这个国家不可能实现工业化。小农经济需要大量农业人口，不需要特别多的工业产品，这就限制了工业就业人口的增加和工业产品市场的发展。所以，小农经济的存在是工业化的阻力。有小农经济存在，就无法推进工业化的腾飞。长期以来，中国人已习惯小农经济，一想到改变小农经济需要付出高昂的社会转型成本，就望而却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直未能启动农业转型，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观念问题，是一个在思想上尚未认识小农经济延续的严重性问题。然而，如果在工业化腾飞阶段还留恋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就会遇到经济发展的障碍，就会因农业的基础落后而无法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二)农业生产必须达到集约规模

2003年3月1日实施的《土地承包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农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这对改变中国农业传统经营方式是必要的法律保障。在现有的土地制度基础上，推进农业的规模生产与集约经营，并不是走回头路，也不是重新回到大锅饭时代，而是要在现行政策下实现农业土地的市场化集中经营，让农民自愿地以有偿转让的方式将土地集中在农业生产专业户手中，进行规模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和经营。近年来，在学术界，有些人认为不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就不能发展现代农业，就不能实现土地的规模生产与集约经营，这种认识实际上是没能跳出原有的体制思路看问题。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产权的运作十分简便与灵活，以土地的产权运作为核心，在土地有偿转让政策下，是可以进行土地的市场化集中，并不存在不可协调的阻止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制度障碍。只要允许土地有偿转让的政策稳定，就可以保证土地规模化生产经营者的经营稳定和获取良好的经济利益。现在，当务之急是有效落实允许土地有偿转让政策下的农业土地集约经营，逐步推进中国农业经济发展走出传统的土地分散经营的小生产方式窠臼。

(三)中国农业人口的比重必须下降

在工业化腾飞阶段，为适应农业的集约化经营，中国农业人口的比重必须降下来。如果还是7亿多的农村人口、3亿多农业劳动者，工业化实现不了。美国只有300多万农业劳动力，中国人口是美国的5倍，按同样比例，应只需要1500万农业劳动力。但这与中国农村的现实距离太远，我们不可能很快与美国消灭差距。从实际出发，中国恐怕在近期内还有不少于1亿的农业劳动力。按这个数量，虽然比美国还多得多，但我们还是降了很多。我们一定要明确这个目标，努力实现降低农业人口的最低目标。新农村建设的最重要表现就是农业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如果农业人口的数量降不下来，不论对新农村建设有多少投入，农村的房屋和街道变得多好，农村还是旧农村，并不是新农村。这也就是说，新农村的实质要求是农业人口降下来。为实现工业化及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应将降低农业人口作为硬任务来抓。但这并不是把农民硬赶出农村，而是城市要主动吸收农村人口，工业要创造更多的条件吸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因此，降低农业人口比重的责任主要不在农村，而在城市与工业的发展。

二、改革农业生产组织

为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中国工业化，在农业生产组织方面，现行的一定要有实质性进展，不能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上，必须尽快与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相适应，积极探索建立能达到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生产组织。近几年，有些地区的农民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自发地创办生产合作组织，就是一大进步。这便于农民引进新的生产技术，便于农民与市场对接，便于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以色列是世界农业经济发展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以色列的农业成就主要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在中国工业化腾飞阶段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历史进程中，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发展各种不同类型的具有法人经营资格的农业生产组织，这是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础。

创立新的农业生产组织是一项基础工作。现在，城市可以发展多样化的经济成分，为什么在农村就不能搞多种经营形式?曾经起过很好的作用，而现在应进行新的创造。我们可以发展各种各样的农业合作组织。吸取外国经验，搞多方面合作，成立农业合作社组织。搞以色列式的合作组织也好，搞自己创新的股份合作制组织也好。总之，不能还是。

我们主要应搞家庭农场。现在，发达国家的农业组织基本都是家庭农场，这是很成熟的经验，应学习与借鉴。从发展的趋势看，中国农村走家庭农场化道路是早晚的事，应该早走，而不要拖到不能拖的时候再走。

我们还应发展个人或法人投资的大农场。一般说，大农场数量少，但一个农场顶几十个或几百个家庭农场，具有更大的经营优势。要走出传统农业发展的误区，就要大胆向前走，允许各方面力量进入农业领域，创立大型农业生产组织。中国的农业保障不单纯是土地问题，还要在更新农业组织方面下功夫，需要创办中国特色的大农场。 转贴于

三、采用市场化方式经营农产品

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必须依靠市场化经营组织，进行公司化运作，不需要政府直接参与。就是说，除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农民自留的消费部分，其余的农产品全部通过市场交易。为此，必须建立农产品经营公司，同其他行业一样，进行资本运营，为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提供条件。

(一)政府不要充当市场中介

在向农产品营销市场化迈进的过渡期，许多地方政府对农产品种植、养殖和销售有过直接资助或进行组织控制，不论其出发点和效果如何，都是反市场化的做法，不能再延续了。中国的农业发展必须走市场化道路，不能成为政府包办的产业。政府充当市场中介的弊端很多，其中，最大的弊端是政府赔不起。如，政府号召农民种大蒜，农民都种了，丰收后，好卖或是特好卖，那没有说的；倘若市场不好，大蒜卖不出去，又当如何呢?农民怨政府，政府是好意，农民不怨政府，大蒜卖不出去，就没有活路。所以，政府不要介入其中，不要只包盈不包亏。政府是做社会工作的，不是作市场中介的，政府没有能力负责农民的损失问题。政府可以招商引资，可以技术推广，还可以作市场主体，就是不能搞市场中介。现在，县一级和乡一级政府特别喜欢指挥农民，让农民干什么，农民就得干什么。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很不正常，是与市场经济不合拍的。这其实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后遗症，我们在工业化腾飞阶段必须要给予清除。

(二)销售农产品需要资本运作

从创新的角度讲，农产品的公司化、市场化经营是传统农业转化为现代农业的市场保障，是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保障农业生产者稳定收益的基本条件。经营农产品的公司在农业生产与市场需求之间搭起资本运作的桥梁，以现代资本经营的方式为农业经济服务，可将农业发展带到以高科技为主导的现代产业发展链条中，使之能与第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其创建意义十分重要。同时，要与第二、三产业实现协同发展的现代农业不能仍是在无金融体系支撑的状态下生存。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农业处于小农生产的发展方式下，现代金融机构难以进入农业领域，原有的农业金融组织的服务功能也逐渐消退，甚至将自身的主营业务转向城市。显然，离开现代金融体系的支撑，仅仅依靠国家政策性银行和融资能力很小的农村信用社提供的金融服务，中国农业迈不开现代化发展步伐。因此，随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先进的农业生产组织和农产品经营公司成为产业主体，现代金融机构必须大举进入中国农业经济领域，构建相对完整的农业金融体系，提供全方位的现代农业金融服务。在这方面，金融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其重要性并不仅在于支撑农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更在于第一、二、三产业需要以此为基础实现协同发展。

四、国家应负责农业技术进步

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需投入巨额资金进行农业科技研究。技术进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现代农业必须建立在现代农业技术广泛应用的基础上。相比减轻农民负担，国家供给农民先进的生产技术更重要。

(一)技术进步是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

发达国家都把对农业的投入摆在重要位置，为农业技术研究创造最好的环境和条件。而在所有的农业投入中，重要的是技术投入。技术代表的是劳动力智力因素的发展水平，这一水平决定劳动力整体的发展水平。在传统农业生产中，技术也发挥主导作用，但从事农业劳动，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体力，传统的耕种模式要求劳动者必须有强劲的体魄。而在现代农业中，智力因素更重要，没有高智力的投入，就无法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无法改良土壤，更无法得到优良的品种。农业是随着技术进步发展的，从机械化农业到生态农业，从传统畜牧到现代优质的良种畜牧，这些变化都是由农业技术进步推动的。我国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水平的差距也是在农业技术水平上，农业技术上不去，农业的发展就受到制约，国民经济就要受影响。发展农业一定要从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做起，哪个国家重视农业技术进步，其农业发展就会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在中国工业化腾飞阶段，更需要推动农业进步，推动农业走向现代化。因此，需要高度重视农业技术进步。

(二)保障农业技术进步的资金应由国家负责投入

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国家应负责农业技术进步，即负责全国的农林牧副渔的良种培育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每年都讨论农业生产问题。而所有问题的核心就是农业技术投入。在中国农业走向市场化进程中，唯一不需要市场化的就是农业技术研发投入。这不是市场化能解决的问题，在世界各国，都由政府统一负责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极端重要性，由此得到集中体现。因此，中国也不能在农业技术研发和推广方面搞市场化，中央政府必须调集充足财力保证全国性的农业技术研发和推广的投入，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必须依靠国家对农业技术进步的统一负责和财政支持。农业技术研究是长期的过程，非常耗费时间和财力，而且也需要最优秀的科学家。但除时间和人才外，最重要问题是必须由中央财政负责农业技术基础研究的全部资金投入。是否重视农业，关键看为农业技术进步的科学研究投入多少资金。

五、二十一世纪中国需要尽快提高农民素质

中国农业要在二十一世纪走出传统模式，走上现代农业经济发展道路，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劳动主体方面实现转变，即提高农民素质。

(一)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是提升农民素质

现代化的农业需要现代化的农民。只有提升农民素质，才能建设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具体措施为：一是提升农民的文化知识。文盲不能当农民。今后，不用说文盲，就是低素质的农民也是落伍的农民。大力普及农民的文化知识，这是农民进入新时代的基本条件。二是提升农民的专业知识。未来的农民要懂得生物工程、机械化原理、农药知识、畜牧知识、气候知识等，并且要学会运用这些知识。现在，美国的农民就是多面手，做哪样儿活都会，是知识型农民。而我们的培训目标也是要将中国农民培训成知识型的农民。培训费用也要由政府支付，这是支持农业走向现代化，是关系国家经济基础的大事。三是提升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中国农民必须走出传统农业，奔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农业发展空间。要让中国农民了解市场经济的规范要求，了解世界市场和中国市场的未来发展走势，知道怎样在市场中求得生存之地。

第4篇：小农经济的表现范文

中国现代化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按照何种 “模式”进行？一些人的答案是，西方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资本替代劳动，以大机器生产代替手，以大工厂、大农场取代家庭生产等等，是最主要的一些措施，也是理想目标。这种答案可谓司空见惯，无须引证。但我们认为，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情的不允许。如上所述，中国是一个生存资源与人口严重失衡的国家，前景极为严峻。国情不允许我们去走以耗费极为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换取经济暂时发展的道路。其次是，经济学的根本原则是以最低代价取得最大收益。我们不应该不充分利用甚至丢弃自身最丰富的生产资源，而以最短缺的资源取代之；不应该完全丢弃适应国情的行之有效的经济行为准则，而代之以与本国国情差距极大的另一套作法。

另一些人设想，既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以劳力替代资本，既然中国有应付人口资源失衡的传统办法，有否可能以传统小农经济的行为准则为主实行中国现代化道路呢？

答案仍然是行不通。小农经济在我国的古代封建中，是一种对生存挑战的最佳适应方式，但这绝不等于说小农经济是一种完美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组织形式之体现。恰恰相反，这是生存环境极为严峻，庞大的人口争夺有限生存资料这种经济环境下的必然产物。传统小农经济虽有适应国情的诸多优点，但也有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诸多缺陷，约可归为：一，受家庭生产要素微小规模的限制，每个小家庭的生产能力很小。单个农民家庭除有简单劳动的生产要素优势外，其他如资金、技术、生产资料等均相当匮乏，往往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难以扩大再生产。二，农民家庭的文化、水平极低，保守、闭塞，生产技术难以提高，也难以接受先进技术。三，每个小农家庭作为单独的经济单位，只从家庭利益出发行事，且往往只顾眼前之利，不顾（或无法顾及）整体与长远利益。整体小农经济内部、小农家庭之间如一盘散沙。农民的分散个体商品生产，难以适应新的市场需要，也难以与含量高的产品在市场上的有力竞争。四，小农付出的劳动极为艰苦繁重但收益甚微，生活水平低下，这既严重制约了它的产出力，又严重制约了它的消费水平。总之，传统小农经济很难凭借单个家庭的力量改进自身处境，更不可能去实现和全社会的现代化了。我国的农村改良事业的前辈曾将小农的特点归为“愚、贫、弱、私”，真可谓切中要害。

正确的取向，应该是学习利用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先进生产力和组织形式之长，又充分发挥中国传统经济及其行为准则的优点，改进其不足之处，行两者之长，去两者之短。具体而言，即必须用现代工业、科技、组织、管理的改造传统小农经济不能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的一面，重建农民家庭经济。在这种改造中，发展和壮大现代工业，实现大工业和农业的互补、协调发展和一体现代化；在这种改造中，实现劳力密集优势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与互补。这个思路绝非凭空想像，近代的丰富经验和惨痛教训，已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借鉴。以下仅从经济组织形式和适用技术两个方面，以近代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历史经验检讨之。

1 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的相互关系与协调发展

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不同类型的大工业和小农经济相互关系所引发，出现过小农经济得到局部改进，大工业和农村经济一体近代化发展的雏形。虽然这些工农关系的形式尚处于远不成熟的“初级阶段”，常常被旧事物所遮蔽乃至摧残，但对中国现代化来说其意义重大。这些形式可归纳为：

第一种形式，近代工业与小农户通过市场，形成产品相互供求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大机器工业—纱厂和用机纱织布的农户间的经济联系。对纱厂而言，农民是自己最大的主顾；对农民而言，纱厂是家庭生产原料的供应者。农民用机纱织布，大大提高了土布的生产数量，改善了产品规格，明显增加了市场的竞争力，使土布在数十年时间内有力地与洋布进行了竞争，避免了农民破产。而农村土布之发展，又大大增加了对原料机纱的需求，直接促进了纱厂的发展。

第二种形式，商业资本介入土布生产。不再由生产者而是由商人大批量地购买机纱，发放给农民；农民按商人要求生产，产品交给商人，领取工资或实物。最后由商人将布分类整理，投放市场，这大量存在于江阴、常熟、常州、无锡等地。在一些地区，商人还将织机发给无财力织布的农民按其要求定织，以扩大生产。

第三种形式，近代纱厂与手工织布工场、农民个体织户、近代机器染织厂组成的新型产业组合。纱厂向织布手工工场或小型织布厂出售特制的“盘头纱”，工场直接发给农户，这可以用省去农民一道工序，直接上机织布。分散的农户将布织成后交给工场初步整理，最后送至城市上的大型染织厂精加工，上市销售。这种形式以江阴至上海之间最典型。各地亦不乏由手工工场加工后直接上市者。

第四种形式，由地方绅士、商人、农民等共同组成农村农副业生产运销合作社，集体购买部分生产资料或设施，共同生产共同销售。这种形式广泛存在于吴江等地的蚕桑业中，在农村织布业中亦可见。

第五种形式，由大纱厂发起，向社会各界集资，组成垦殖公司，招募农民，以公司加农户的经营形式垦荒植棉，为纱厂提供原料，这体现在淮南盐垦事业上。

第六种形式，缫丝工厂直接改进农村蚕桑业，以期获得优质蚕茧。这体现在无锡的永泰、乾甡等大丝厂扶持建立蚕种场、培训各类蚕桑改良人员、控制茧行、大力组织农村蚕桑改良合作社等举措上。

第七种形式，各界人士（地方政府、士绅、农村改良机构等）共同组织农民，成立蚕桑丝改良生产合作社，在农村建立最先进的机器缫丝厂，形成从原料到精加工工业的近代合作生产组合。这体现在江苏女蚕校对吴江震泽开弦村的改良事业上。

第八种形式，农业改良机构租赁、改良丝厂，使其成为专为农民服务的，并代农民将产品销往国际市场。这体现在江苏女蚕校对无锡玉祁、吴江平望、吴江震丰三所丝厂的改造事业上。

从以上近代企业与农户生产的不同形式的相互关系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农村传统经济向现代过渡的一个由“低”向“高”的演进过程。这里所谓“高”“低”，系指生产、经营组织结构的变化和整体功能的强弱。

在农户以独立生产者身份在市场上购进机纱并自行加工出售的阶段，农民与大工业企业是在市场上相遇的，两者之间仅仅是一种出售购买关系。尽管农村手织业的兴衰在总体上与纱厂的赢亏密切相关，但二者并无生产组织上的任何直接关系。个体农户会因各自的资金多寡、农业丰欠等原因，形成对机纱购买量的诸多不稳定性。在商人资本介入织布生产后，尽管纱厂仍然不能直接施加于农户，但商人批量购纱，又批量收布，使纱厂与农村土布间的关系增加了稳定性。特别是许多地区出现的纱商布商系于一身的现象，使纱厂售纱、商人购纱与土布生产几乎联为整体。当发展到农民织户、手工工场、染织工厂与机器纱厂间的生产联系时，实际上已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大工业与农民手工业、城市与乡村组成的纵向一体化生产的雏形，小农家庭生产已被纳入了现代生产体系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并对这个体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大丝厂改造农村蚕、桑、茧生产，是另一种类型的城市—乡村构成的纵向一体化生产雏形。与上述形式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工业、农副业之间的一体化。大工业资本为了获取优质原料，将工业资本直接用于改造千百年来的传统生产方式，以工业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经营“统分结合”的方式生产面向国际市场的产品。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值得深入的颇具特色的经济形式。

在张謇发起参与的淮南盐垦事业中，我们看到了更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以现代大工业企业为核心，聚集大量社会资金，以小农为基本单位，组成垦殖公司开发沿海滩涂，种植棉花为大工业生产原料。这可以说是长江三角洲出现的第三种类型的工农业一体现代化的雏形。在这种生产形式中，工业企业、农垦公司、农户之间不仅在经济利益上而且在生产组织上已联为一体，小农户已成为近代工业和农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细胞。这种一体化的更深层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为工业企业本身的利益而设计之，而是考虑到为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提供一个生存途径，体现出中国传统思想精华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民本、民生精神。当然，并非所有垦殖公司均抱如此目的，各公司的经营最后亦颇不成功，但客观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对今天仍有意义。

无锡、吴江等地出现的由政府、社会各界、科技机构等各种力量组织农民进行合作生产，并引进先进设备为农副业服务，更多地具有“横向一体化”的工农业生产组合色彩。这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也具有开启意义，实际上已成为我国今日工业“半壁江山”的乡镇工业的前驱。

虽然形式、层次不同，但我们可从各类大工业与农户经济的相互关系的内部挖掘出一些共同特点，这就是：利益互补，利于民生；生产要素互补，实现生产的最佳组合；工农互补，城乡共同发展。

经济的基础是农业，人口的主体是农民，这既是中国的历史特征，也是中国近代到当代的基本特征。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农村、农民、小农经济的现代化问题。长江三角洲虽是历史上较有发展区域之一，但农民生活仍然贫困。为了谋生他们在农业之外发展起各种家庭手工业和副业，但生产方法的陈旧和资金的短缺，工副业发展颇为局限。只是在近代，在国外先进机器工业导入中国以后，依靠先进原料如机纱，依靠先进技术去养蚕植棉，再依靠生产组织的改进，才使农民的家庭工副业得以进展。没有大工业的推动，这种历史性变化是难以发生的。

就家庭生产这种中国古老的经济组织形式来分析，也是在不断改进和发展的。从江阴、常熟、南通、常州等地的事例中可看到，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经济已发生了重要变化。仅从纺织业看，它早已突破了自种棉花、自纺自织的古代模式。在产品的物质构成上，由全系家庭内部生产物构成，变为利用大工业品为原料。在生产要素的取给上，由基本由家庭内部解决，变为必须部分经过市场交换，或通过商人、手工工场发给。在最终产品的完成方面，由家庭独立完成，变为与工场或工厂共同完成。在生产组织形式和经济关系上，由纯粹家庭形式变为家庭与工厂面手工工场的某种联合。尽管上述变化只是初步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家庭纺织已融合进了社会化的生产和交换之中，突破了家庭经营范围的局限性，成为兼取传统与现代之长的经济形式的雏形。

大工业在带动农民家庭经济发展的同时，本身也获得了立足发展的条件。农村手织业的发展过程为近代纱厂造就出广阔的市场，而蚕桑业的改进和棉花种植的改良，又为工业生产提供了优质原料。市场和原料是企业生存最基本的外部条件，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农业、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的发展，中国近代工业的生存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2，重视适用技术、中间技术，大力推行节省资本、能源、又能充分吸收劳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广可由家庭分散进行的技术与行业。

日本的小野旭教授将后进国的技术引进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引进先进国家所开发的最新技术设备。但后进国一般劳动力丰富，工资低而资本短缺，使得这类以密集资本代替密集劳力的高技术难以发展，其经济、社会效益都不佳。这导致了第二种技术的引进。其特点是，对最先进技术加以改进，并将某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以重新组合，使之能适应后进国的资源配置，这种改良技术或改良设备，资本~劳动比例和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第一类技术，但由于充分利用了后进国低工资和充裕劳力的资源优势，从而节约了大量资本，其获取的利润反而较大。第三类，针对后进国的生产力实际水平和可能接受的价格水平，选择外国先进技术或设备中的某一部分予以引进。这类引进技术设备本身无从发挥其原设计的整体效用，但对后进国向适于国情的新技术之转化、改进生产效率会起重要作用。由此看来，对于所谓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特定阶段，适用技术的含义是，向世界先进学习，吸收最有利于自己的、与自己国情最匹配（要点是适应本国的资源与生产要素状况）又能发挥本土优势的技术，根本优点是能够以最低代价取得最大效益。

人们可能会认为，对近代中国的小农经济而言谈不上什么主动引进适用技术问题。但如果从农村手织业技术改进的整体发展过程来看，经过一个从无意识的甚至被动的到主动和有意识的过程，确可发现存在着密切结合国情的适用技术引进推广的趋势。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农民放弃土纱用机纱织布；织机的改进；手纺与纺纱工具的变化和改进。

近代中国农民放弃自纺土纱而用机（洋）纱织布，国内学界的主流看法是大机器工业对小农经济家庭手工业破坏的第一步，其实国内外早有学者提出异议[1] 。笔者亦认为此说不尽妥当。当机纱刚开始进入中国时，确使农民手工纺织业受到冲击，但以后的进展，与其说农民自纺土纱是由于洋纱排挤而衰，不如说是农民主动放弃自纺，欢迎机纱。原因是，机纱较土纱更利于农民织商品布。在农民自纺土纱时，一个农妇用纺车一天至多可纺纱半斤，“每三小时至四小时所纺之纱只能供一小时之用”。[2] 而一架织机织布除需纱外，还至少要一个人做辅助工作。如此，若要连续织布，这已超过普通农户全家主辅劳力的利用的最大限度。土纺成为能否连续织布的最大瓶颈。当织布完全利用农闲时间，而土布市场需求量不很大时，纺纱与织布的矛盾并不突出，农户可在农活多时少织布，当纱供不上织时，也可以停机。但当市场需要旺盛时，农户的商品布生产力就受到重大限制。土纱还有不利于织布之处，“抗张力薄弱，用作经线时长度有限，因而所织之土布每疋长度都很短，织工为了短短的每疋布就要经过调纱、穿综、度经等费事的工作，不胜其烦”。而这一切问题在使用机纱后均可解决。也正因为如此，农户使用机纱后，土布生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极大提高。直至抗战前，尽管外国纺织厂和中国纺织厂的机织布生产能力和产量已极大增加，但农民手织布产量仍在全国的布匹总量中占73%左右[3] ，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极大。

农村织户放弃千百年来自纺纱使用机纱，在我国技术史上有划的意义。它表明，只要运用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就既可以充分发挥中国本土资源之特长，又可以提高传统生产的效率，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将大工业直接搬到农村中去，而是农民经济和城市工业的结合，小农的传统家庭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和近代先进大机器工业生产方式的有机地结合。它不仅使充分利用劳动力的优势继续得以发挥，而且提高了棉布的产量和质量，以最低的经济成本，最少的社会代价，取得了最大的效益。

机纱得到广泛应用后，在农村纺织业中紧接着发生了织布机的技术改良。在织布机的改进和推广应用方面，也直接体现出可以以适用技术与传统生产组织相结合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生产力，即新技术与劳动力密集相结合，利用家庭生产优势，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又充分发挥了人的劳动能力。

中国历史上使用了数千年的旧式织布机，是一种双手投梭的脚踏木机，一般称之为投梭机。这种织机生产效率低，一人一个工作日平均只可织布一疋，布面规格大体限于门幅一尺左右，长度二十尺左右。约1896年前后国内开始出现改良织机—手拉机（投梭机）。它把原来的投梭机从双手投梭改成一手拉绳投梭，另一手执筘打纬。用手拉机织布，布幅宽度不受手投力限制，布幅可至二尺。手拉机出现后在不少地区很快推广应用。[4] 投梭机改为手拉机的过程及其在中国的普遍推行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旧式织机的改良是在机纱于中国广泛应用后才开始的，除手拉机外，国内有多处改造旧式织机的事例，几乎同时出现；手拉机的推广得到了官方半官方和商会等方面的帮助；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在土布的市场广为扩充时被大量使用；这些都大致说明，手拉机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使用机纱后农户织布工效提高、市场需求扩大、而旧式织机不能在量与质方面满足新需求的产物。其二，手拉机对旧式织机的改良是针对中国国情，有选择地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结果。手拉机的来源途径尚须详考，据现有资料，一途是由中国人从日本引进，另一途可能是中国人自己在学习国外的基础上发明创造而成。不管哪种渠道，都是针对中国国情的人力丰富而又要提高工作效率的迫切需要：“近更有参究西法独出新意者，即如鄞县王姓精于织造之学，能以旧机作新式东洋等布，专用女工，不籍汽力”[5] 等类记载，透出了发明者的创新意图和社会作用。手拉机对投梭机改进的关键是增添一个装置—飞梭，飞梭节省了人力的无效劳动，却更好地发挥了人力的技巧，增加了人工生产的功效。手拉机在中国出现时，动力全铁织布机早已从国外进入，并在大城市的纺织厂中开动了。它没有也不可能在农户中使用。连稍后出现的脚踏铁轮机在农户中的使用也远较手拉机为少，这是手拉机适于中国农民需要的证明。中国引进飞梭手拉机的情况几乎和当年日本引进织布机飞梭时如出一辙，日本学者将其作为引进适用技术的成功案例：京都府派了三名见习生赴法国里昂学习，他们于1873年回国时带回了佳卡德飞梭。值得深思的是，他们并未将最新式的动力织机带回国，带回的是已经发明了140年的过时的飞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三人当时的判断标准是，回国后自己能否制造。动力织机的制造在当时的日本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木制飞梭由木匠就可以简单制出，且可以将它安装到日本传统工艺的织机上。[6] 其三，若纯用机纱作原料，手拉机工效较投梭机提高50%~100%，[7] 该机价格低廉，20世纪初年大约每架5~6元[8] ，比旧式木机只高出少许。农户一般可能买得起。[9] 正因为方便价廉，手拉机推广很快，19世纪末20世纪初仅江南织区就有宁波、硖石、江阴、常熟、松江、上海等地出现手拉机织的改良布。[10]

手拉机兴起不久，在1900年~1905年间，又出现了铁木机（即脚踏铁轮机）。铁木机是由日本传入的，后国人广为仿造。与手拉机比较，铁木机的特点是工效更高出50%~100%，用双脚踏板带动织机，所有织布工序都靠铁轮转动带动。所以它也是适宜中国国情的技术引进，受到欢迎。但铁木机的价格较昂贵，1906年在湖北的售价要银元60元[11] ，后几年在高阳50元左右[12] ，较手拉机高出10倍左右，普通农户难以问津；此外，铁木机织布较手拉机费力，一般妇女难胜任；这些，都影响了它推广应用的程度，农村中主要在北方的商品布生产中心的部分农户中得到使用。在南通，它的推广主要在30年代后，亦限于近城郊区。铁木机主要用场是城镇中的手工工场，乃至在织布厂中与动力机器混合使用。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种改良手拉机，或称之为改良扯梭机。它何时出现不确知，可能会在铁木机之后。它的工作效率较手拉机又提高三分之一。这大约是进一步适应家庭资金、劳力规模较小，难以使用铁木机的农户的技术改良。

最后看看手纺与纺纱工具的变化。尽管大机器机纱生产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手纺，但仍有问题值得注意。在广泛使用机纱后，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运输等有颇多差异等因素，直至抗战前，手纺仍相当规模地存在。即便在一些靠近大城市和纱厂的商品土布中心，手纺纱也远未消灭。手纺纱之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本条件下劳动力的充分利用。据30年代河北省定县的调查，农村从事纺纱者多为妇女，从十余岁到七十余岁均有。青年女子纺纱是为了赚些体己钱，老妇则是为了解闷，消磨时光。对不能干或无活干的妇女来说，纺纱是一种最合适的工作，，她们不干也要吃饭，能赚一文总比不赚好，如此“干活”，自然不较人工与时间支出 的费用。只要卖纱线的钱多于买原料棉花钱，就是赚了。以自己种的棉花纺纱成本更少。正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这种家庭副业没有任何成本上的限制，不管产品的售价低到何种程度他们还是可以和国外生产的机制产品进行面对面的竞争。[13] 对纱厂主来说，机纱价格不可能低于原料、工资、利润和流通费用。赵冈等还指出，“自从机纱流行以来，乡间的三锭及四锭纺车便绝迹不见，而最原始的单锭纺车反而有人继续使用。”[14] 而这，也与单锭手纺车的使用与农户以最低成本充分利用劳动力有关，“效率最低的单锭纺车能够存留是因为它适合于那些没有机会成本的边际劳动力，而效率较高的多锭纺车，因所需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核算太高，反遭淘汰。”[15] 不过，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并不限于家庭这一种形式。抗战时期，由于机器纱厂生产能力受到影响严重，急需解决纱的生产供给困难，于是使用广泛使用人力纺纱。此时多锭人工纱机发挥了优势。1929年，海门邢广世曾发明新式纺纱机，“用人力，每人可使200锭，同时可容一人至二十人工作”[16] 。但未获推广。抗战时在四川的手工工场中大量使用了“七七纺机”。浙江余姚则大量使用“余姚式纺机”。余姚机锭子从64至120锭不等，每天可纺纱4至7斤。[17] 这表明，在必要时，使用适用技术，人工纺纱也有潜力可以发挥。

适用技术在近代中国运用的更有说服力的例证表现在缫丝等手工业中，有学者已有精湛研究，恕不赘述。[18]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劳动与资本在生产上的替代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关系极大，我国有些学者对此予以高度重视。但在不同的行业中，以及在同一行业中，资本与劳力如何替代，何种比例的替代为最佳点，是应深入研究的问题。从中国近代农村家庭棉纺织业的技术变化中，初步看来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过一定的适用技术，资本与劳动力相互替代确实产生过，并对生产力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二是这种替代不是简单的资金与劳力的分配划分问题，而是建立在传统积极因素的充分发挥及正确吸收世界先进文明的基础上，这使两者能在中国国情中最有效地自然融合。其核心作用是利用了传统小农经济合理性，又利用外来先进对之改进，提高了它的生产效率。三是这种替代是同时从几个途径、几个层面进行的。在各方谋求自身利益的驱动下，通过市场，大工业和小农经济、商人商业资本与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本身产生了经济关系，由此产生出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生产要素配置的生产组织间发生原料、产品等的交换，适用技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长江三角洲近代化过程的经验，概括而言，就是外来先进事物和本土优势相结合，通过双方的相互适应、相互改进和相互配合补充，最终达到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和“一体近代化”。所谓“一体近代化”即：对小农经济而言，既能充分发挥传统优势，又能在经济组织形式上作适应新形势的改良，采用适用技术，实现劳力密集生产下的生产效率提高。对城市大工业而言，是在以农民和农村经济为原料和市场的经济交换过程中建立和壮大自己的发展基础。可大致归纳为四点：

一，高度重视、充分发挥中国国情下形成的生产要素的特长，尤其须重视世界上数量最多、价格极廉的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而绝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将其视之为阻碍“生产率提高”的负面因素。我国传统的工业、农业密切结合的“兼业型”家庭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值得高度重视的形式。其优点是，第一，家庭成员从事家庭劳动是不计工资代价的，由此可实现劳动力的最廉化。第二，家庭劳动可以用合理安排处理日常生活和农业、工副业之间的时间安排，以获得在单位时间内的最大量产出。第三，家庭劳动有利于节省工业生产用地和高额能源耗费。第四， 家庭经营不存在处理失业、劳资纠纷、社会福利等社会性问题。农工兼业，可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其中一业不景气所带来的损失，将经济失利造成的巨大风险和社会矛盾消解在无数个兼业家庭之中。

二，上述家庭兼业经济当然不是回归到古代的颇大程度“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营中去，而是以现代的工业、技术、组织、管理的办法改造、重建农民家庭经济。近代史上发生的大工业与农户，大公司大企业与农户，城市与农村经济间的“纵向一体化”，各种形式的协调与组合等新型经济形式，是值得重视的。它们可以发生在原料生产与产品制造部门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产品的初级加工与精加工之间。可以发生在农副业与工业的范围内，也可以在纯工业纯农业的范围内。在农村内部、农户经济之间，还可以实行生产、加工、销售的“横向一体化”，通过纵、横一体化，将农户经济纳入大工业、大农业、大商业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去，使千家万户以极低成本核算生产的初级产品经过精加工，输往国内以至国外市场。

三，重视适用技术、中间技术的发展，大力推行节省资本和能源、又可较多地吸收劳动力、并有可能分散生产的技术和行业，而不能一味贪大求洋。历史上大工业以先进设备生产机纱，经过农民用改良织机加工制成布，仅为一例。

四，近代大工业将为农民和农村服务作为自己最主要的业务之一，而不是相反，以“盘剥”农村经济求得一时发展。只有这样，在中国这个农业文明社会中，工业才有长远发展前途。

然而，极其令人痛心的是，尽管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出现了适应国情的殊为珍贵的初级形式和经验，但最终并未发展壮大，形成一条为国人所公认和共同致力的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其原因大致为：一，帝国主义的侵略，从两方面对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产生直接的破坏作用。近代中国的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的互补关系，是建立在对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间的加工（如机纱与手织布，手织布与精染加工布），或同类产品不同层次的产品（如低档手织布与高档机织布）关系上，共同的市场或互补的市场使双方均能获益，是协调关系的基础。但外国列强凭借在华掠夺的种种特权，既霸占了很大部分的机器工业品市场，又霸占了很大部分的农村手工业品市场。洋货对技术含量低、更新换代慢的手工业品破坏尤大。导致我国农村手工业首遭重创后，机器工业联带受到影响，造成“一损俱损”之局面。明显的例子，是土布受洋布冲击后，民族纱厂工业的机纱销路大受影响，迫使纱厂改变经营方向，将产纱为主改为兼营织布，使机器纺织工业与农民手织业的互补协调关系变为排挤和竞争关系。而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特别是日本1937，全国陷于战火之中，直接打断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二，农村封建土地制度造成的土地分配关系严重不均，使广大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的缺乏问题更形尖锐。小农经济提高生产、改善生活的难度大为加剧，农村手工业难以大规模发展，并必然造成大机器工业品的国内市场和农村手工业市场同时狭小、互相制约的局面。

三，国家缺乏正确的宏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合理的经济政策。后，中国丧失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是使历届政府无从对国家行使有效经济管理职权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外国砲火轰击下中国国门被强迫打开，数千年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农业国家的方略无法继续，在经济的巨变中政府不知如何处理完全不同的新形势。但新出现的农村经济与大工业的相互关系，若无国家产业政策的协调、经济政策的支持保护，在外国机制品的冲击下必难以持久。不妨和日本作一简略比较。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后不久，由于要发展新兴资本主义工业的需要，确定了“以土养洋”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依靠传统产业生丝等的出口，换取外汇购买国外新式设备。从1870年起在50~60年时间内，生丝一直占日本出口商品总额第一位，为进口机器和原料提供了约40%的资金，对其经济向现代化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而日本生丝产业的发展，得力于国家力量、教育科技界力量。蚕丝产销业力量紧密配合，其中国家的正确引导之功尤大。在生产组织上，形成大工业与小农生产的纵向一体化，以及小农生产之间的横向一体化；在生产技术上采用适度技术；而政府的各项政策保障和扶持，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 反观中国政府，在一个世纪的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未确立起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不知怎样结合中国国情和优势，吸取外来先进以发展自己。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世界生丝出口主要国家。直至1905年以前，中国生丝出口量及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均明显超过日本。但由于没有相应产业政策的保障、支持，1906年后，中国被日本超出，丧失了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地位。1905年，中国生丝尚占世界主要产丝国生丝出口的59. 46%，至1930年只占21.76%。日本则由40.54%上升至68.04%。[20] 中国无锡、吴江等地虽然也出现在过出丝厂与农户间在原料、加工间的纵向联合，但它的出现要比日本晚数十年，此时中国蚕丝质量已有严重问题，在世界市场上已远远落后于日本。而这种联合，完全由民间自发形成，丝毫看不到政府的作用，其影响作用是很局限的。

四，严重缺乏对中国最主要的特点—占有量居于全球22%的人—的作用的重视和对策。这里只讲对农民的教育。人口既是一种消耗资源的主体，又可以成为一种生产要素，重要条件之一是劳动力要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和知识。传统小农经济的改进不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不可能的。但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大约只有很少数人对此有充分认识，并在几个县范围内进行了农村改良试验，作用十分有限。

五，社会经济认识的重大不足。对改进小农经济和农村手工业的重要性，对农村经济对全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作用，近代中国的某些经济学者和社会改良及教育界人士有相当充分的认识，进行过很高质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和社会实践工作。可惜这些认识和作法没有在教育、研究、经济、政府及各界形成共识。在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和途径上，缺乏一个有巨大影响的、能为多数人接受的理论。占主导地位的，似乎是相反的观念：小农经济、农民家庭手工业是现代化的对立面和障碍物，只有破坏它才可能建立现代大工业。这类观念，在当时的报刊中屡见不鲜。显然，这对在革新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宏扬其积极因素，建立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有机结合是十分不利的。在民国时期的政府经济建设政策中没有相应措施也就不奇怪了。

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取决于多种复杂因素。本文对长江三角洲部分地区近代经济演变过程中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初步讨论，目的是认识我国早期现代化的本土特色，并尝试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探索现代化道路与国情的关系。由于仅仅涉及有限方面，自不能以偏代全，成为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概括。应该看到，在不同时代，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社会经济水平的不同，“传统”与现代经济、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相互关系的联系渠道和具体形式会变化。能够与农村、农户发生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只能是部分的。以高资本代替劳动的“高精尖”产业对提高我国经0济实力，加强国际竞争力亦必不可少。工业与农业之间、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之间，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也有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人们在高度重视并极力推行最发达国家经验和模式的同时，仍需对一向被视为落后的、甚至是当作现代化阻力的我国传统经济的积极因素予以充分注意，注意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的问题，注意工农业的协调发展、高技术产业与普通技术产业、劳动替代型产业与资本替代型产业等的互补问题，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今天的国情。今天的国情尽管较历史上有所变化，但在一些根本特点上是一脉相承的。而传统正是国情的某种沉淀和体现。从这个认识出发，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重复一些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所走过的老路，何况愈来愈多的西方人士也正认识到，需要对已走过的路进行反思，更何况当前中国的生态环境已不允许我们再走类似之路。

最后，我想以一位先哲—梁漱溟—在60余年前的一段话作为结语。我想，虽然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梁先生的一些主要思想仍对今天极富启迪意义。他在谈到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时，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传统式的、又不同于西洋式的经济发展之路：“这一条不同的路，便是从农业引发工业，农业工业为适当的结合，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乡村都市为自然均实的发展。———这正是中国今后一定的路线，自然而然要走上去的。......我敢断定，中国工业要在农村复兴中兴起，而今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于都市者，必无好转之望......中国的工业化，必将走一条不同的路，他是要从乡村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农业工业叠为推引，逐渐以合作的路，达于为消费而生产，于社会化的进程中，同时完成分配的社会化。”[21]

注释

[1] 参见赵冈 陈钟毅〈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史》第二卷，导言。

[2]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页195。

[3]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65页。

[4]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页397。

[5]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页401。鄞县王姓是否确为手拉机，还是一种其他改良织机，尚待考。

[6] 参见：[日]南亮进：《日本的发展》，对外贸易出版社，1989。

[7]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页404~405。

[8]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406页。又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页198，铁木机价格约值洋10~15元。

[9]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页198。又

[10]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398页。

[11]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8页。

[12] 吴知：《乡村织布的一个》，第11页。

[13]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1页。

[14]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7页。

[15]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7页

[16]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卷，第683页。

[17]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四卷，第322页。

[18] 参见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二、三章；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论工场手工业》等。

[19] 有关日本传统产业和蚕丝业的情况，可参见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吴承明《论工场手工业》；[日]南亮近《日本的经济发展》，景文学译，对外贸易出版社1989年；[美]李明珠《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徐秀丽译，上海出版社1996年等。

第5篇：小农经济的表现范文

[关键词] 传统文化商品经济制约畲族

畲族是分布于我国东南赣闽粤三省交界山区一个杂散而居的少数民族，畲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所谓畲族传统文化，是指畲族人民创造和传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历史上畲民族所处自然环境及特定社会条件下积淀的产物，包含着畲族人民对自然和社会所进行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和优良传统的传承。这些民族文化对畲族的生存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与现代生产力和社会进步要求不相适应的落后因素，它们通过其所具有的巨大惯性力，或多或少对畲族地区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着一些消极影响，其制约因素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畲族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二元结构型小农经济是畲族传统文化的基石。畲族传统小农生产在历史上曾一度对赣东南山区的开发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对畲族的生存和发展起过巨大作用。但小农经济毕竟是一种封闭式自然经济体系，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畲族主要居住在赣东南地区的山腰带，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早期生产方式是游耕和狩猎，以后逐渐发展到以梯田水稻耕作和定耕旱地杂粮耕作为核心的生计模式。封闭传统的小农经济造成畲族生产方式陈旧、产业结构单一，相当程度地保留着传统手工劳动，依赖于牛耕、手挖、肩挑等农耕形式。社会分工仍延续男女性别的自然分作，家家户户束缚于几亩田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种自食，程序分工和专业化协作尚属少见。在产业结构上，畲族农民大多局限于单一粮食生产，多种经营开展很少，新兴产业更加难以见到，农本思想普遍存在，习惯于传统单一的农业经济。由于山地生态的限制和耕作技术的落后，绝大多数畲区很少有剩余粮食作为商品出售，即使与汉人之间有一些商品交换，也主要是以柴炭、木材等换取一些犁锄、锅碗、盐油等生产生活用品，而专以商品出售为目的的大宗生产发展不起来。适宜发展林、牧、经济作物而不适于种粮的山场沟地仍在沉睡，自然优势得不到发挥，这与原有的传统产业格局和农本思想的惯性作用以及生产方式的落后无疑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历史上民族间不平等和所处的弱势文化地位造成畲民文化心理的矛盾性，一方面是极端自尊，另一方面是严重的自卑。极端的自尊往往导致排外心理和封闭式社会关系，表现在经济生产领域，就是排斥外族人进入自己的经济生产圈子，害怕外族及其先进技术和新产业的渗入导致本民族失去文化传统。历史上汉人在畲区进行的不等价交换行为使畲民形成鄙商心理，社会关系主要限于血缘关系和狭隘地域范围，经济生产上横向联系几乎没有，畲族农民经济心理脆弱，对新兴生产技术或项目的引进，往往要观望很久，长期的落后贫穷状态使部分畲民能力信心不足，宿命思想根深蒂固，看不到畲族山区可以开发利用的优势，因而也就无法根据自身特点来发展商品生产。一些畲民尚未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和财力支持，通过开展商品经营富裕起来。少数畲族群众由于自卑心理，对贫穷落后感到束手无策，很难做到穷则思变。种种心态或多或少都对畲民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第三，畲族地区存在畸形消费与扩大再生产和搞活流通的矛盾。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消费需要，消费与生产之间有着循环性的互动关系。消费水平要与生产发展水平相匹配，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消费就是畸形消费。过去畲族农民生活水平低，但多数人家逢到生孩、盖房、作墓或婚嫁时，哪怕是借高利贷，也要杀猪宰羊大摆酒席，闹他三两天，以为这样才显得光彩，否则会被人取笑。少数畲民即使依靠农副业获得一些收入，也很少用于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经济，而是被奢侈消费掉了。加之畲族群体重视血缘关系，亲戚间的应酬往来也就特别讲究，这些礼俗关系上的钱财耗费，使畲民的生产资金更加困难。此外，畲族地区宗教仪式活动的消费也很大，在祭祖、“做功德”等方面，有的畲民在无钱还债、无粮过年的情况下，还要想方设法弄些钱粮去修宫建庙、烧香拜佛，这些畸形消费造成了畲族民众深受高利贷困扰，陷入还不清的债坑之中。

第四，由于历史原因和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畲族地区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教育水平低下，劳动力素质不高，这也是其商品经济受到限制的重要因素。畲族传统文化是一种无文字文化，传统畲区的内部社会关系，很少超越面对面的范畴，社会信息交流勿需通过文字也能进行，正如先生指出的那样：“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覆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畲族个体的传统社会化或文化习得过程，自然也就无须通过以文字为传递方式的学校教育，而仅以口传身示和劳动实践来完成。因此畲族历史上未形成自己的文化教育体系，后来虽采用汉字作为交流和文化传承的辅助手段，但终因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剥夺畲民接受教育的权利，加之畲族居住分散，儿童入学不便，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文化教育水平十分落后。由于畲族民众囿于一个传统封闭的社会，人们安于现状，科技人才奇缺，无法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变革，无法进行科学种田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也不懂间套种植方法，土地利用率低，难以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合理安排种植业内部结构，造成土地和劳动力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可见，教育水平的低下，已成为畲族人民脱贫致富发展现代商品经济的障碍。

以上论述表明，畲族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些不利于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这些因素对畲区现代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具有阻碍作用。畲族地区自然经济结构长期延续，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限制，这与畲族传统文化中落后因素的制约很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亦是历史的惰性力”。

参考文献：

第6篇：小农经济的表现范文

关键词： 新课改 小组合作 历史教学

小组合作学习是一种不同于以往传统教学模式的新型的教学模式，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学生是整个学习活动的主导者，打破以往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使得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得到肯定。在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学生之间通过相互合作交流实现共同提高，不仅可以顺利实现学习目标，还可以培养学生其他方面的能力和素质，如团结协作能力。高中历史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实施小组合作学习呢？

一、引导学生进行精心的准备

在合作学习中，整个活动的主导者是学生，与被动地听教师讲课相比，小组合作学习留给学生发挥的空间更大，相应地，学生要在小组合作中很好地发挥，必须拥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能力储备。为保证小组合作活动的顺利开展，在活动开始前，学生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包括根据合作学习的内容预习课本上的相关知识，确定合理的学习目标等。例如在讲《发达的古代农业》时，笔者采用的是小组合作学习模式，而活动开始前给学生提出这样几个预习要求：第一，认真阅读教材，了解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掌握生产工具的进步表现及不同时代农业的进步表现；第二，把握整个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耕作技术的发展历程及每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基本特点；第三，通过对小农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分析，认识到封建政权对其产生的影响。通过以上一系列的预习活动，在接下来的合作学习中，学生会表现地更游刃有余。除了学生要做准备外，教师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教师的准备主要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对教学内容的准备，包括对教材内容的整合，多媒体课件的制作等；二是布置好合作学习的环境，如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如何进行小组分配等。

二、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

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处于学习主体地位，学生对探究内容的兴趣和进入学习的状态往往会直接影响合作学习效果。因此，在开展合作学习之前，教师要努力为学生创设一些能够引起学生兴趣，带领学生更好地进入学习和探究状态的情境。例如在《发达的古代农业》实施合作学习之前，笔者首先用多媒体工具为学生一一展示十二生肖的图片。图片一出现，学生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过来，接下来笔者提问：“在十二生肖中，哪些动物与农业有一定的关系？”问题一提出，学生立刻给出答案：“牛、马、猪、羊、狗、鸡。”接下来，笔者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古代中国，农业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对当时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农业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有什么联系？对于这些问题，学生显然不可能很快答上来，但这些问题却指向今天的主题，从而帮助笔者顺利地引出了课题《发达的古代农业》。由于有了多媒体工具情境的创设，学生很好地进入合作探究的议题，由此可见，这种有效情境的创设为接下来进一步合作探究奠定了知识基础和心理基础。

三、确定合理的小组合作学习主题

以学生为主体的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在实施过程中，探究问题合理确定会直接影响探究效果，一般来说，问题越具体学生的探究活动越容易深入，倘若探究的课题过于宽泛，学生的探究活动就会浮于表面，无法出成果。如在《发达的古代农业》这节课中，笔者给学生布置的第一个探究课题是农业在古代中国中的地位及其具体表现，这个探究问题相对来说提得较具体，学生在思考和回答的过程中会更有针对性，从而不容易出现偏离主题的现象。

四、引入小组竞争机制

小组合作学习的目的是通过合作学习积极发掘学生各方面的知识和潜力，这种以小组为单位的合作学习如果恰当地引入竞争机制，往往会更好地强化合作学习目标，更有效地挖掘学生的潜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例如在讲到“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这个框题时，笔者把学生分成四个学习小组，让他们分别从农具的改进、耕作技术的进步、耕作制度的变化和水利灌溉技术的提高四个方面进行探究，然后综合这四个方面的情况说明中国古代农业精耕细作处于不断成熟的过程中。这样把较大的问题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明确探究的方向，还可以在小组之间营造竞争的气氛，提高学生探究思考和回答的积极性。

五、注意合作学习过后的总结归纳和难点突破

以教师为主体的讲授式教学活动可以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做到系统化、逻辑化，相对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合作学习方式获得的学习成果显得比较杂乱。在合作学习活动结束后，如果教师不能及时地对学习活动的成果进行点拨总结归纳，就会使合作学习成果大打折扣。因此，在合作学习过后，教师一定要注意总结归纳。除此以外，每个章节都会有一些难点内容，这些内容仅仅依靠学生的合作学习往往难以有效突破，这时候，教师要对这些难点内容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讲解和突破。例如《发达的古代农业》这节内容的难点在于“小农经济”部分，在小组活动结束以后笔者从小农经济的形成、小农经济的涵义和特点、小农经济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方面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和概括，使学生更容易掌握本节的难点。

六、实施有效的评价活动

评价行为是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效果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评价本身就属于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而评价对学生的学习活动往往具有积极的引导和反馈作用。在小组合作学习中，教师的有效评价对合作学习的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教师在对小组活动进行评价的时候，既不能忽略对学生个人的评价，又不能忽略对小组整体的评价，要注意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的评价。通过对个人的评价可以强化个人在小组合作过程中的积极性，而对小组进行整体性的评价则有可能催化学生个人的小组荣誉感，培养学生的集体观，使得学生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意识和能力。

小组合作学习作为一种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模式，更符合当前新课程改革的理念，然而对广大教师来说，实施有效的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往往会对教师提出相当高的要求，教师要不断地研读新课改，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组织和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活动。

参考文献：

[1]付振会.浅谈小组合作学习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有效开展[J].高考（综合版），2012（12）.

第7篇：小农经济的表现范文

关键词： “学为主体” 翻转课堂 教学探索

新课程改革要求我们“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实现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但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这种转变很难。2013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牵头，组成了C20慕课联盟。慕课是指英文缩写MOOC，即“Massively Open Online Courses”，大胆地“翻转课堂”，推动教学模式的改革。

2013年12月底，我参与了由华师大慕课中心主办、杭州学军中学承办的C20慕课联盟（高中）“翻转课堂”教学观摩研讨会，开设了《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一课的研究观摩课，尝试以“学为主体”的教学。下面我就结合自己在研讨会期间开设的公开课谈谈对“翻转课堂”的实践与反思。

一、关于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也称颠倒课堂，就是通过对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的颠倒安排，在课堂外实现在线教学并且将“作业”带入课堂，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它的核心思想就是翻转传统的教学模式。翻转课堂的概念最早引自美国，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网络视频）而展开。2007年春开始，科罗拉多州林地公园高中的化学教师乔纳森·伯尔曼和亚伦·萨姆斯则进行了颠覆传统课堂的尝试。他们把结合实时讲解和PPT演示的视频上传到网络，让学生在家中或课外观看视频中教师的讲解，把课堂的时间节省下来进行面对面的讨论和作业的辅导。

二、教学流程的“翻转”及教学方法的改变

（一）课前准备的充分化

翻转课堂的实质就是学生先学后教、以学定教，所以学生在课前的自主学习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在课前做了诸多准备，落实学生在课前对课本基础知识的掌握，并对所学内容作了初步的思考。

1.微视频的制作

翻转课堂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微视频的应用，使新技术在课堂上发挥正能量，真正体现新技术的优势和对学习助力的不可替代性。本课微视频的时间是十五分钟，其设计思路和特点如下。

（1）设计思路：微视频讲述了古代中国的两个政策：重农抑商和海禁，它们实行的原因、内容、影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缓慢的原因及影响。在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的影响下，资本主义萌芽最终只能是缓慢发展，三个知识点间实际是因果关系，以此逻辑关系勾勒微视频的线索，使课本中的主干知识予以精练的呈现，为后边课堂展开有效课堂教学奠定基础。

（2）设计特点：在讲述过程中，有意识地对课本三个知识点逻辑关系进行讲解，加深学生对课本内容的理解。

在播放微视频后提出几个颇有思维含量的问题：重农抑商和海禁之间有何联系？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要发展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对比明清时期东西方不同的经济政策的选择及由此导致命运的天壤之别，你有怎样的收获和启示？把这些问题抛给学生，以待他们课前思考，为之后课堂上讨论的展开、交流的深入奠定基础。

以生动的语言将枯燥的课本内容进行有趣的呈现，调动学生继续微视频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生能否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有恰当的、合理的解释和客观、全面的评析，关键在于学生通过学习对相关历史知识内在联系的梳理，对历史发展逻辑的分析，对历史意义的理解，因此，如何帮助学生获得对核心知识扎实而深刻的理解、掌握核心概念，是一线教师非常重视的实践性研究课题，对此，微视频起到了很好的探索作用。

2.预习学案的编写

学生要有学案的引领。主要目的是配合微视频的使用，使学生对于课本中的主干知识有较深刻的了解。本课的学案中主要有以下方面内容：

学习目标：（1）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2）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3）提高对外开放意识、树立农工商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学习重点：理解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和“海禁”政策，培养历史分析能力。

学习难点：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社会，要求基于这一点理解重农抑商和“海禁”实施的原因，此外，不可忽视超越经济的政治文化的因素；理解重农抑商、“海禁”政策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之间的深层关系。

情感目标：通过本课学习了解古代中国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压抑了中国社会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从而认识到我国今天的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自主预习：阅读课本找出内容：（1）重农抑商。阅读“重农抑商"，找出政策的首倡、含义、目的、影响。（2）2.海禁政策。阅读“海禁”，找出海禁政策的含义、原因、表现及影响。（3）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阅读这一子目，找出它的产生、缓慢发展的原因。

知识体系构建。

课后反思。

针对性训练（略）。

3.学生问题的收集

翻转课堂是以学生所提问题为中心展开教学，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必须对学生所提问题做到心中有数，进行有效筛选，挑出有足够思维含量并且和课本主题相贴切的问题。例如在本节课的课前问题收集中，学生一共提出22个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在课堂上逐一解决时间上根本不允许，另一方面有些问题根本就是无效问题，偏离教学的主线，属于学生的突发奇想。如有学生提出古代商人屡受压迫为何不奋起反抗？郑和下西洋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均与本课主题脱节，均属于无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教师下一番工夫，对这些问题进行取舍、整合，以使问题的探讨更有效。我在课前将这些问题予以整理，留下六个问题待课堂上展开讨论：①中国重农抑商政策和传统文化有什么联系？②重农抑商政策在一以贯之的过程中有没有改变或调整？③为什么古代要限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农、工、商的关系是怎样的？④为什么明清两朝统治者无法考虑到闭关锁国的弊端？⑤如果不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是否会像欧美一样走入工业时代？⑥相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如何体现？

这六个问题涵盖了课本中的三个主要知识点，其中涉及重农抑商政策的问题有三个海禁政策的有两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有一个。同时，这些问题也比较有深度，可以引发学生的思考，也便于之后课堂讨论的展开。

（二）课堂教学的互动化

1.学生合作学习的组织

从翻转课堂的流程看，首先学生课前观看视频进行预习，然后课堂上进行探究，体现了学生学习的小组合作。从教师角度看，教师就是布置好任务，然后由学生进行研究探讨、合作探究，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教师只是任务的安排者，学生才是任务的研究者、执行者。为此，在课堂上将全班学生分为九个小组，每组六个人，由组员推举组长，负责问题讨论的记录和整理，每个问题由一至两个小组负责讨论，形成书面观点，同学间亦可以相互辩驳，思想在碰撞中产生智慧的火花。

学生是翻转课堂中的主体、主角。在小组讨论和发言中，学生思考的深入度和活跃度都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如在讨论“重农抑商和传统文化的联系”这个问题时，学生就曾提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重义轻利观，并引用《论语》中的话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说明传统文化中的抑商观念；中国传统中一直存在“安土重迁”意识，这种意识对重农政策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学生的这些观点都颇为新颖，让人眼前一亮。又如对“相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如何体现？”这个问题的讨论，发言的学生提到“小农经济是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状态的产物，只是个体的存在，而不注重相互交流；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力水平向前发展的产物，它可以推动科技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形成（如股票、证券）、抗灾能力的增强、世界一体化的发展等”。对于这样一个非常抽象的问题，能有如此的认识，已经属于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教学过程中，自身真正体会到，相信学生，相信学生的能力，给他们时间、给他们讨论的空间，一定会有更大的惊喜。

2.教师当好新角色——导师

在这一新的教学模式下，教师更多地成为指导者而非内容的传递者。我们是在引导他们的学习，而不是指令的教师。我们的目标是让他们成为最好的学习者，并真正理解我们课程的内容。当我们在学生身边和他们一起掌握概念时，他们会以最好的行动进行回应。在学生讨论发言的过程中，我更多的是以倾听者的身份出现，在他们讨论出现困惑或分歧时予以适度的点拨。如对于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两者的比较，因为这个问题比较抽象，学生在讨论和发言之后，针对这两个概念，教师从对人的解放这一角度入手看两者的区别：“小农经济是将人限制在土地上，它限制人的流动和自由，具有封闭性和落后性；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生产社会化，人的自由度增加，而正是在这种生产关系下，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这些概念才会出现。从对人的解放这一角度来看，从小农经济到资本主义是个巨大的进步。”经过教师的一番解说和提升，学生对这两个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又如对于“如果不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是否会像欧美一样走入工业时代”这个问题，学生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很不到位，如学生仅仅将闭关锁国归结于君主个人素质，这既是一种肤浅的认识，又偏离问题本身。这时，教师就要从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视角出发，论证进入工业时代需要具备的条件，使学生获得更深入的认知。由此可见，翻转课堂绝不是以视频取代老师，学生也不是在孤立地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对学生所探讨问题的引领和提升是非常关键的。

三、课后反思与教学感悟

作为翻转课堂的首次尝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通过课后反思发现还是有诸多不足之处，在此进行归纳整理。

（一）预习学案的设计可以更厚重些

预习学案的设计从课后学生的反馈情况看，问题的设计较为浅显，应有的深度感不够。如在对重农抑商、海禁和资本主义萌芽三个知识点的梳理时，以填空的形式对课本内容进行整理就显得思维含量不足，学生很容易在课本中就找到答案，没有真正把导学的意图体现出来，而最后留下的问题也较简单：

学习思考1：应当怎样认识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学习思考2：根据所学知识分析清朝采取闭关锁国的原因和危害？

这两个问题不足以引起学生深入的思考，只是对课本内容的重现而已。

（二）课堂师生的互动可以更积极些

伴随着问题的提出与思考、讨论的进行，课堂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场所，对话便成为通向理解的重要方式与途径。因为，对话既表现为师生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对话，又表现为师生间诚挚的交流与对话，而“在对话中，可以发现所思之物的逻辑及存在的意义”。[1]整节课应该说有了些翻转课的痕迹，但是可以做得更到位些。如在给学生表达的机会和权力时，还是受到传统的教师主导课堂思维的影响，在某些点上教师有越俎代庖之嫌。如在学生针对农、工、商关系问题的发言中，有学生提到他认为“商业是无用的，因为它本身并没有生产，只是进行交换，赚取中间利润而已，于国于民作用不大，国家发展有农业和手工业就足够了”时，打断学生的话语，没有对他的观点进行辩驳，而是将他的观点概括为过于绝对化，没有进行应有的讨论。学生在这里其实是对商业存在的必然性认识不清，没有认识到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出现是种历史的必然，通过讨论达到解疑、释惑这一环节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从此例可以看出，教师控制课堂、掌控话语权的传统教学思维依然存在。在课堂教学中，可以更放开些，让学生充分表达的观点，师生充分互动，在辩驳、讨论声中将智慧和启迪内化心间，这才是翻转课堂应该实现的教学目标。

（三）问题整合可以更到位些

从课堂操作层面看，本节课所选取的六个问题，依然不够精练，有些问题在课堂上进行全班讨论的意义不大。如第二个问题“重农抑商政策在一以贯之的过程中有没有改变或调整？”和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古代要限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农、工、商的关系是怎样的？”或者课本中有较明显的答案或者略作思考即可解决。问题太多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课堂收尾环节的缺失：

资本主义在古代中国巨大的农耕大树下，受到自然经济、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重压，没有养分，没有阳光，最多只能长成萌芽，永远是萌芽，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

收尾的缺失，总是在完整性和对课本内容的总结方面有些缺憾，也导致在对第五、六两个非常有价值问题讨论的时间明显不足。如果将这两个问题去掉，集中精力讨论四个问题，那么在时间安排和效果方面必将大为改善。

（四）教师的综合素质要求会更高些

目前，国外开展翻转课堂教学实验的学科多为理科类课程。理科知识点明确，很多教学内容只需清楚地讲授一个概念、一道公式、一个实验，其学科特点便于翻转课堂的实施。而在文科类课程中，如历史等人文类课程，在授课过程中，会涉及多学科的内容，而且需要教师与学生进行思想上的交流、情感上的沟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仅就本课而言，学生在问题中就涉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小农经济等政治经济学术语和传统文化层面的知识，学生学习的无边界决定了教师必须调动所有的知识储备随时“关照”学生的突发奇想，这需要教师提高专业素养，更新教育观念，建立与学生共同学习成长的课堂新关系。因此，在这次翻转课堂中，我切身感受到课堂教学是否成功、有效，教师的专业引领才是源头活水。如果历史教师拥有大气磅礴的宏观视野和挖掘历史细节的专业功底，在此基础上的教学引领必然是驾轻就熟、水到渠成。“阅读与思考是一个教师需要终身完成的作业”[2]。

翻转课堂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只要是我们认准的经验，就要坚定不移地借鉴。不论怎样的改革，都是先学后教、以学定教，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用自己的脑思考，自己的嘴说。翻转课堂，不是彻底，而是重在翻转，转为新形势下的课堂观、教师观和学生观。在课堂教学中只有教师相信学生、利用学生，最终才能发展学生、成就学生。从这个意义上看，本节课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参考文献：

第8篇：小农经济的表现范文

一、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必要性

（一）农村居民生产方式分化，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转移。我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加。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使农民人均耕地减少，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离开土地，流动到城镇或非农产业。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工已近1.2亿人，被征地农民4，000多万，还有1.38亿乡镇企业职工。这部分人群对社会保障的需求日益迫切。同时，一家一户生产经营规模和集体经济的弱化，使得家庭成为留在土地的农民唯一可以依靠的养老保障。

（二）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传统家庭模式改变。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60岁以上老人已超过农村总人口的10%，且高出城市1.24个百分点，进入老人典型的老龄社会。200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1.4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11%，其中，60%的老年人口分布在农村。几代同堂的传统家庭模式发生分解，家庭规模普遍缩小。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家庭的保障作用，改变了传统大家庭相互辅助和相互依存的结构关系。老年人比重的上升，使得养老成为现代家庭的沉重负担。

（三）农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生产生活方式需要社会保障。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二三产业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已达40%以上。特别是土地保障功能弱化，从农业生产转移出来的2亿劳动力，其生产生活方式开始需要工伤、医疗、基本生活及养老等基本保障。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思想观念的局限性。几千年来，我国农村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小农经济社会低下的生产力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而无其他谋生手段，农民一旦进入老年丧失劳动力，就只能靠子女来赡养，小农经济决定了我国农村养老方式一直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家庭一直承担着生产、消费、生育和抚养等诸多功能；同时，自古以来的家庭本位文化也使得家庭的赡养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家庭养老方式因而被延续下来。在农村养儿防老的思想普遍存在，特别是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农民增收困难，一些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知之甚少，再加上政策法规不健全、管理方式落后等因素，因而持怀疑、观望态度，参保意识淡薄。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低，覆盖面狭窄。受观念、制度、经济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很小，约有90%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口没有参保。

（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投入不足，农民支付压力大。我国财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是造成整个农村养老保险资金不足的主要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投入与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状况不适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投入总额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二是长期以来，社会保险资金的投入是城市重于农村，国家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投入只相当于城市的1/8，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的压力便转移到了广大农民身上，农民支付不起高额的养老保险金，阻碍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顺利实施。

（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乏法制化的管理和规范。我国农村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主要是以政府部门的政策性法规和民政职能部门制定的实施方案为主，没有法律上的保障。这就使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没有制度上的稳定性，农民与政府之间没有建立起稳定而持久的契约关系。这一方面是养老金的筹集工作得不到有效保证，基金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另一方面使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管理不够规范，缺乏统一的设计和协调，增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运营风险。地方政府利用掌管农村保险资金的情况时有发生，影响了广大农民参保的积极性，也降低了养老保险的工作成效。

三、解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对策建议

（一）加强对农民参保意识的宣传教育。我国农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养儿防老才是可靠的养老方式，社会养老保险周期长，农民怕政策有变，到时兑现不了，不愿投保。因此，要加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宣传力度，加深农民对社会养老的认识。通过广泛深入地宣传，使农民充分认识到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不仅使自己老来生活有可靠的保障，而且有利于家庭和睦幸福，使其在思想上接受，在行动上积极参与。

（二）加大力度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很落后，只有加大力度发展生产，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促进我国农村农业的经济发展，农民生活富裕了，才有能力去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三）加强监督管理，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坚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征管与运营相分离的原则，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农村社会养老资金的征缴和管理。同时，建立开放式的监督机制，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监管力度，充分保证资金安全。

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城乡有一定差距，政府应加大力度投入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财政支持，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顺利发展。

第9篇：小农经济的表现范文

关键词：农业文化；农产品品牌；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月15日

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在几千年的农业发展中孕育和造就了独特的农业文化。农业文化以宗法家庭为背景、小农经济为基础，内涵丰富、贯穿古今，渗透于各个行业、领域和阶层，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和核心。可以说，农业文化所蕴含的思想和价值观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同样也体现在农产品的品牌建设上。因此，在农产品竞争由产品竞争逐步转化为品牌竞争的时代，如何克服农业文化对品牌建设的阻碍和制约就显得至关重要。

一、农业文化的内涵

从狭义角度来看，农业文化指形成于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观念体系，涉及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思维方式、哲学理念、伦理道德、人生态度、国民性格等。其中，农业生产的技术形态（进行农业生产的手段和方法）和社会组织形式（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的分工与协作关系），构成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内容。

在技术形态方面，人力和畜力的付出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动力来源，而简单的手工工具则是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在社会组织方面，血缘家庭既是社会的细胞，又是相对独立的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一方面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使得血缘家庭千年不衰，另一方面血缘家庭的延续又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二者之间相互加强，形成了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而农业文化则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进行的观念建构（张磊，2006）。

二、农业文化对农产品品牌建设的制约

1、经验性之思维方式的制约。农业生产要有收获，既取决于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又依赖于生产者自身的能力。劳动者在平时生产中所积累的直接和间接经验是以后生产中不可多得的财富及凭借的基本依据。在经验农业基础上形成的经验性思维方式，特点便是注重经验的吸收、借鉴，轻视对事物深层的原因、本质的理性探析和概括。从目前来看，农产品品牌的发展相对落后于工业产品品牌，因而在农产品品牌打造过程中习惯采用工业产品品牌培育的相关经验、成果并受其约束，缺乏根据农产品特点、各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以科学和理性的思维研究农产品品牌建设，从而适用性较差。

2、义利对立之伦理道德观念的制约。在重“农”抑“商”的中国农业社会里，重“义”轻“利”观念作为正统观念长时间得以延续。随着中国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由于缺乏基于工业社会和商品经济所形成的契约关系和商业道德意识，人们追求“利”时往往轻视“义”，突出表现为诚信的缺失。在建设农产品品牌的时候，最具代表性的行为有两种：一是合同履约率低。对农产品而言，生产大多以农户家庭为主体，而销售则大都通过签订契约由中间商进行。农户在农产品市场价格高于契约价格时往往不执行购销约定，私自出售，而中间商在市场价格比契约价格低时则拒收拒购，或者压级压价等；二是以次充好，制假售假。据媒体报道，国内很多“进口水果”其实都是国产的，只是贴着“进口标签”而已。

3、中庸取向之哲学观念的制约。农业生产的典型表现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帝王世纪・击壤之歌》）。人们的活动领域比较有限，交往主要在宗族亲属中进行，重“和”与“仁”的相互关系造就了“中庸”观念，其负面效应是对创新意识的摧残，突出表现为技术创新不足。农产品竞争的核心是技术竞争，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农产品品质是建立品牌的内在要求。我国的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由于缺乏冒险和创新的精神，往往强调模仿，致使农产品的科技含量非常低。

4、皇权意识之政治思想的制约。在古代中国，皇权意识作为小农经济的产物构成了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制度则成为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直到现在，政府仍然高度集权，掌握着众多的资源，并通过资源的调控和分配来影响社会中其他主体的价值选择与判断。品牌的实质是生产经营者向消费者传递某种产品信息的自发性的市场行为。但是在我国，农产品品牌培育并不完全是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自发的市场行为，而是缘于政府的部署和推进。在自上而下政治运动式的品牌建设热潮中，创建品牌农产品被各级政府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近些年来农产品品牌数量的迅速增长并不是市场选择而是政府行政权力干预的结果。

5、讲求实用之人生态度的制约。农业生产讲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则。这种状况使人们的一切行为和思想活动以取得实际功效为目的，由此形成了过于“实用”的心理，注重短期而非长期效益。在农产品品牌的培育方面，很多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认为农业品牌效益优势不明显，投入多且创建难度大，因此他们的理念和行为仍以产品经营而非品牌经营为核心，最看重的仍然是农产品是否能够卖出去。

6、自我封闭之民族性格的制约。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其典型表现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潜夫论・叙录》）。当今农产品竞争，已经由单个产品的比拼转变为与其相关的整条产业链甚至是整个产业体系的比拼。有时，产前、产后环节比产中环节即农业生产过程更重要。而我国的现状是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相互脱节，难以形成合力。同时，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农民合作组织化程度低，使农产品品牌存在一定的分散性和分割性，同一区域一品多牌现象比比皆是，各品牌之间各自为政，甚至恶性竞争，没有抱团形成合力集中打响品牌。

三、推进农业文化创新，促进农产品品牌建设

1、形成科学思维习惯，合理借鉴工业产品品牌建设经验。在分析国内外工业产品品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各地独特的自然资源、悠久的种植和养殖方式与加工工艺、悠久的人文历史渊源，在充分利用农产品“自然”和“人文”差异化的前提下，找出农产品品牌建设的内在规律，通过与众不同的品牌设计和宣传推广，塑造独具特色的农产品品牌。

2、坚持义利合一观念，以诚信促进农产品品牌发展。坚持义利合一的观念，一方面既要肯定谋利对品牌建设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求自觉地把利益的追求纳入道德的轨道，做到诚信经营。为此，一要将诚信意识渗透到品牌建设的全过程；二要顺应市场经济潮流，从缺乏责任心和商业道德缺陷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挣脱出来，自觉地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三要加强与贸易伙伴的精诚合作，重合同，守信誉。

3、改变因循守旧观念，以技术创新为农产品品牌建设提供内在支撑。通过树立激励创新、鼓励探索、包容个性、宽容失败等观念，推进技术创新，逐步提升品牌农产品的科技含量。赵兴泉（2006）认为，采取的措施包括：积极推进以提高农产品质量为核心的技术改造和技术攻关；引进、培育良种，优化品种结构；积极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提高农业企业家、农业科技人员、农民的整体素质等。

4、改变“权力本位”思想，明确农产品品牌培育中政府的角色。农产品品牌建设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必须明确政府在其中的角色，避免越俎代庖，以行政权力代替市场机制。罗高峰（2010）根据吕鸿德（1996）政府倡导者角色的理念、贾爱萍（2004）政府规划者角色的理念、McCarthy and Norries（1999）政府扶持者角色的理念、埃里克・乔基姆塞勒（2001）政府服务者角色的理念、王玉莲（2008）政府管理者角色的理念，提出农产品品牌建设中政府要起到倡导者、规划者、扶持者、服务者、管理者五大角色的作用，为农产品品牌培育提供完备的扶持系统。

5、改变过于追求实用观念，注重农产品品牌建设的长期性。品牌建设对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来讲，是一个长期且非常艰难的过程。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要将品牌经营而不是产品经营作为核心理念，针对目标顾客确立品牌定位，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以提升品牌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6、培育合作观念，共同打造农产品品牌。一方面可以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形式，使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对于区域内一品多牌的农产品，单一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一定要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观念，严格遵循统一的农产品技术标准和相关规范，确保质量统一，抱团宣传和推广，共同打造农产品品牌。

主要参考文献：

[1]张磊.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