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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抓好疫情防控重点环节
1、聚焦“防输入、防扩散、防输出”,继续严格管控重点环节和关键部位,实施网格化管理、地毯式排查,严格查控外来人员,实行重点监控人员动态管理和信息共享,防止疫情扩散蔓延。
2、取消赤峰市入境及市域内全部公路卡口,运用“大数据+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实施车辆抵达地末端查验,切实做到“不漏一车、不漏一人”。车辆抵达地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嘎查村、社区要负责做好司乘人员信息登记、体温检测、消毒消杀工作,并将人员车辆信息报送至旗县区指挥部,对于有发热、咳嗽等不适症状人员要及时上报并按有关程序办理。
二、有力有序地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3、认真落实自治区出台的支持防控疫情重点保障企业和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中小企业健康发展15条措施,在全面调查疫情对我市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经营管理和运行影响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加快制定针对性强的援企稳岗扶持政策。
4、对已开复工但存在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对有开复工意愿但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主动开展帮扶和服务,一企一策制定解决方案,切实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5、加大金融支持企业力度,启动驻赤金融机构助力中小企业抗击疫情、复工复产、健康发展专项行动。
6、加强疫情对服务业领域的影响评估论证,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有序放开生活业和生产业,畅通企业复产复工链条。
7、高度关注房地产业发展,抓紧制定中心城区土地出让计划、商品房线上交易方案、在建楼盘复工方案。
三、抓好春季农牧业生产
8、切实加强农资储备供应,将种子、苗木、化肥、农药等农资生产企业全部纳入复工复产企业名单,在做好防护措施的基础上,鼓励农资门市正常开业,多渠道联系货源,千方百计保障春耕备耕。疫情期间,推行农资企业与经销商统一集中送货上门服务。
9、推进春季畜牧业生产,全力保障种畜禽、饲草料、兽药等物资供应和调运。
10、加强农牧业生产服务,及时气象信息,组织科技人员开展线上生产指导、种植饲养管理、疫病防控等技术服务。
11、全力抓好设施农业建设,加强正在生产的温室大棚管理,推动闲置温室大棚恢复生产,制定鼓励设施农业发展的扶持政策,采取针对性强的措施,畅通市场销售渠道,防止农产品滞销。
四、统筹抓好其他重大传染病防控
12、全力做好非洲猪瘟、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布病、鼠疫等疫情防控应对准备工作。
五、保障人流、物流有序畅通
13、严格执行“三不一优先”“一断三不断”交通管控要求,全面放开市内货物运输,研究制定有序恢复市内公路客运班线、城市公交的实施方案,取消中心城区道路交通管制措施,实现市内非重点人群自由流动。
14、对进入我市的外地车辆,取消公路卡口查验环节,一律实施车辆抵达地末端查验,做好相关登记;
对我市赴外地车辆,简化程序发放通行证,确保过往车辆便捷通行。
15、做好农牧民工等重点人群返岗的对接服务,全面支持市内非疫区人员返工返岗,制定具体工作方案。
16、切实推动物流枢纽正常运行,准许物流企业在落实好防控措施的基础上,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
六、做好民生保障工作
17、积极做好重点人群就业服务,制定高校和用人单位网上供需对接、开展线上专项招聘、精准服务用工紧缺企业等政策措施。
18、做好市场保供,加强市场监测调度,切实抓好蔬菜、肉蛋奶、粮油等生活必需品供应。
19、稳定市场商品价格,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制假售假、囤积居奇等违法犯罪行为。
20、聚焦攻克脱贫攻坚战最后堡垒,制定今年全市脱贫攻坚指导意见,明确目标,突出重点,细化措施,落实责任,确保脱贫攻坚战决战决胜。
21、加强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结合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今年工作任务。
22、落实“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要求,制定线上授课、线上辅导、线上答疑、线上自习的实施方案,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学校正常教学的影响。
23、针对医药卫生领域在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短板,研究制定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内部管理机制、强化卫生领域基层基础建设、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用设备采购和物资储备等具体措施。
七、加大稳投资力度
24、加快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列出今年拟实施的重点项目清单,建立重大项目包联机制,逐个项目协调解决开复工前困难问题,确保在具备条件时及时开复工建设。
25、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梳理前期项目清单,推行投资项目承诺制和部门代办制,利用线上平台推行“不见面”审批,有序组织开展实地勘察、现场查验等线下前期工作,切实做到快审快批。
26、做好地方债券争取工作,加大地债前期工作力度,积极推动地方债券尽快落实到项目建设上。
27、加强重点项目储备,结合“十四五”规划和各专项规划编制,动态谋划储备一批补短板、调结构、惠民生、增后劲的高质量发展项目。
八、稳定促进居民消费和外贸外资
28、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制定我市扩大消费、振兴服务业发展的具体措施,加快释放各领域的消费潜力和需求。
29、围绕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功能定位,加大专业市场建设,尽快出台我市中心城区专业市场布局规划和今年专业市场建设计划,打造区域性物资采购中心。
30、营造良好对外贸易发展环境,支持外经贸企业尽快复工生产,加快跨境电商交易,稳定外资外贸。
九、引导稳定社会预期
31、加大新闻宣传引导,强化舆论引导和舆情管理,及时回应热点关切,增强社会各界抗击疫情、恢复生产的信心。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作为一种空间信息处理与分析技术,以它为核心建立社会经济统计地理信息系统,实现了各专业统计数据基于时空框架的集成和整合,集成传统的统计数据管理和分析手段,并为统计数据资源的分析和综合开发利用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在统计信息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经济信息指一个地区或某个行政区域各政府部门所收集的各类反映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现状的数据库资源,其主要内容包括:地理与自然资源信息、人口信息、基本单位信息和宏观经济信息等。社会经济信息是实行科学决策和管理的一项重要参考,是认识区情、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统计信息是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将社会经济现象数量化,是人类深化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途径,是进行科学决策和管理的重要依据,也是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素材。
一、社会经济地理信息系统中元数据的提出
在社会经济统计地理信息系统的搭建过程中,面临着海量信息资源、信息资源分布式存储、数据库异构化,统计数据多时段性等问题。将这些数据进行整合和集成,从而实现数据的共享是系统实现的关键。另外,由于统计指标体系复杂而多变,因此不同于一般的数据结构和数据内容相对稳定的管理信息系统,它必须有效管理不断扩展和变化的数据,而且能够自动适应数据的变化。元数据是为了使人和计算机更好地了解数据而抽象出来的对数据的描述。针对统计数据的特征,通过建立元数据库,不仅实现数据源的整合,还充分满足了系统的自适应性。
元数据是描述数据的数据。传统的图书馆卡片、出版图书的版权说明、磁盘的标签等都是元数据。在地理信息数据中,元数据是说明数据内容、质量、状况和其他有关特征的背景信息。其内容主要包括:对数据集的描述,对数据集中各数据项、数据来源、数据所有者及数据序代(数据生产历史)等的说明;对数据质量的描述,如数据精度、数据的逻辑一致性、数据完整性、分辨率、元数据的比例尺等;对数据处理信息的说明,如量纲的转换等;对数据转换方法的描述;对数据库的更新、集成等的说明。
二、元数据库的作用
纸质地图中,元数据主要表现为地图类型、地图图例,包括图名、空间参照系和图廓坐标、地图内容说明、比例尺和精度、编制出版单位和日期及更新日期、销售信息等。在这种形式下,元数据是可读的,生产者和用户之间容易交流,用户通过它可以非常容易地确定该书或地图是否能够满足其应用的需要。社会经济地理信息系统中元数据的主要作用有四个:
1.数据分析需要。地理空间数据分析是地理信息系统有别于其他信息系统的功能,数据分析的每一个过程都要有地理空间元数据的支持。如在叠置分析中,首先系统获取要分析的地理空间数据的坐标体系、空间位置等信息以便将数据显示到一起;然后获取数据的空间信息,将相应的空间特征合并到一起;接下来获取属性数据的结构信息,把相应的属性合并到一起;最后通过数据的结构信息把分析结果存储到新的数据中。
2.系统完整性和可扩展性需求。面向对象的地理信息系统的目标之一是把客观世界中的地理过程或特征表现为类的例子,过程的复杂性导致“类的类”结构。为保证对数据的处理应该获得数据结构静态信息和系统运行中临时形成的面向对象数据结构和系统结构的动态信息,即数据和系统的元数据。开放地理信息系统的特点之一是功能的可扩充性,运行添加的功能块必须获取该模块对特殊地理空间元数据和因该模块的添加引起的系统运转和数据处理过程中系统动态信息。
3.浏览查错功能需求。对数据集空间和属性特征浏览时GIS需要解译数据结构及具体内容,而这些信息是以元数据来表达的。在查错时使用地理空间元数据和系统动态信息有助于检测数据处理及系统运行状态。
4.程序生成。如果允许访问元数据,则可以利用关于结构的信息自动生成可实现某些特殊功能的程序,如数据库查询的优化处理等。
三、元数据管理功能的实现
目前,元数据管理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创建一个专门的元数据库或目录,这种方式被称为“数字图书馆”;另一种是建立分布式的元数据仓库,并用网关服务器将它们连接起来,这种方式被称为“数据交换中心”。在本系统中,采用“数字图书馆”的形式,建立专门的元数据库。将地理空间元数据信息进行分类和规划,确定各元数据项的类型和长度,并建立相应的地理空间元数据库;利用各种编程工具实现地理空间元数据管理系统,完成对地理空间元数据信息的增、删、改、查、打印预览、输入输出等功能;通过元数据库加速对数据库系统的查询和检索;通过元数据库对系统数据库进行修改和调整。
四、社会经济统计信息元数据的逻辑设计
【关键词】社会经济状况差异;教师行为;学生行为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08)13―0038―04
一 目标县、乡、镇情况概述
在本次调研中,我们先后走访了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新街乡转山包小学、镇雄县以古镇岩洞脚小学等103所小学,从中选出23所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学校,如镇雄县场坝镇孙家寨小学等,和28所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学校,如昭通市鲁甸县茨院乡田合小学等。场坝镇位于镇雄县城西南面,距县城23公里,是通往以古、坪上、安尔三乡的交通枢纽 。茨院乡是一个回族乡,是1988年区乡体制改革后新建乡之一,位于鲁甸县城东北部,与昭阳区的永丰镇、苏家院乡以及鲁甸县的桃源乡、文屏镇、小寨乡毗邻,是鲁甸仅有的3个坝区乡镇之一,是重要的农产品基地。本次调查是对23个目标县、乡、镇进行课堂观察,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得出结论。
二 设计过程
1 课堂观察作为一种教育研究方法,能为课堂研究和教育学研究提供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在国外一些国家,课堂观察的理论研究及应用已较为成熟,各种完备的观察体系为教育研究者和教师广为使用,相比较来说,国内对课堂观察方法的重视及其研究显得十分欠缺。课堂观察是一种科学的观察,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观察,即日常的观察(包括有意和无意)。[1]课堂观察是在一般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技术,它有明确的观察目的,除了运用个体的眼睛、心智之外,往往还要借助一些特制的观察工具。课堂观察就是指研究者或观察者带着明确的目的,凭借自身感官直接从课堂情境中收集资料,并依据资料作相应研究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课堂观察是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2]现代社会、家长和学生对教师职业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不仅要求教师要接受专门的职业培训,而且要求教师对工作具有高度的自觉意识和不断提高教育教学的能力。
教师在课堂中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我们经常看到,在课堂上教师非常忙碌,很少有那种职业需要一天与人发生千次以上的互动,而老师们几乎天天如此。而且在频繁的互动中,老师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学生以及学科知识传授上,致使老师们很少对自己的行为有自觉意识,无论这些教学行为有效还是无效。课堂观察在促进教师增强自我反思意识,研究自我意识起着重要作用,它帮助老师们提高对自己的课堂教学行为的自觉意识,从而帮助老师们改进教育教学行为,加强有效行为。比如,“提问”是我们教学中经常使用的方式,我们在课堂观察中发现,有不少老师的提问往往使用一种固定的程式,而自己并没有自觉意识到。他们提问有时可能只是为了调控和管理课堂,或者大多是一些简单的知识型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并不足以激发学生思考的兴趣,对学生的帮助不大。所以我们需要细致的对提问的类型、提问发生的情景、提问的语言、提问对学生以后的学习等活动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反思,以提高提问的有效性。无疑这样细致的观察研究促进了教师专业实实在在的发展。
2 评价方法有很多,分为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两种,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于教学的评价一般都是定性评价,受国家SBEP科研项目的启发,在弗兰德斯课堂观察量化表上进行改进,做出量化评价表,在每两分钟内记录教师和学生的基本课堂表现行为。
弗兰德斯课堂观察法(如表2.1)是一种把课堂的言语活动分为十个种类,每个分类都有一个代码的量化方法(即表示这类行为的数字),即通过量化表获取课堂教学的教师和学生基本呈现行为。 br>
3 将弗兰德斯课堂观察量化表改进,求参加听课的两位教师能够在每两分钟内记录教师和学生的基本课堂表现行为,按计划准时到教室,坐在教室后排。按照听课记录表的程序。保证每两分钟教师和学生表中起码有三个勾(即三种行为)。表2.2-2.4为教师行为观察表,表2.5-2.7为学生行为观察表。
三 数据的获取与分析方法
将收集来的课堂观察表的数据输入到Excel表格中,“画钩”记为1,“未画钩”记为0,录入完毕,用SPSS对Excel表中的数据进行筛选,得到不同社会经济状况下教师行为和学生行为的数据,使用SPSS与Excel交互进行数据处理,计算出各类活动的统计数,并用图表的形式呈现,其中序列1(蓝色)代表社会经济状况较好地区的学校,序列2(紫色)代表社会经济状况较差地区的学校。同时笔者就差异较为明显的项进行理论和实际的分析,如下所示:
教师行为情况统计:
由图3.1可以看出,在教师教学组织上,社会经济状况较好和较差地区没有明显差异,课堂组织形式基本相似,都以全班学习活动为主;由图3.2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状况较好地区教师提问开放性问题(图3.2中的B4)和做出开放性反馈(图3.2中的B6)要明显多于社会经济状况较差地区。所谓开放性问题是指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的问题,可能有许多答案全都对,通常是教师要求学生去想象或分析,这有利于学生主动地将新知识在自身原有经验基础上进行意义建构,从而达到较好的学习效果,这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观点完全吻合;由图3.3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教师演示和展示明显多于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地区,而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地区教师巡视明显多于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这说明在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教师更体现出了课堂组织者的作用,而过多的巡视即留给学生过多的自由时间,不利于小学课堂教学,新课程标准也提出过,教师要做好课堂教学的组织者。
学生行为情况统计:
由图3.4可以看出,在学生行为教学组织上,社会经济状况较好和较差地区没有明显差异,课堂组织形式基本相似,这与教师行为的数据和图表是吻合的;由图3.5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学生回答开放性问题(图3.5中的B4)要明显多于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地区,回答开放性问题能够发散学生思维,寻找多种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的学生向老师澄清提问明显少于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地区,这表明师生之间交流和沟通的障碍较少,笔者根据对当地实际情况的调查,认为社会经济状况较差地区学生向老师澄清提问过多也与该地区普通话水平较低有着极大的关系;由图3.6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状况较好地区的学生用教科书作练习(图3.6中的C3)要明显多于社会经济状况较差地区的学生,社会经济状况较好地区的学生观察老师或同学活动(图3.6中的C5)要明显少于社会经济状况较差地区,这说明社会经济状况较好地区课堂要比社会经济状况较差地区的课堂更加有序、充实。
四 结论
新课程标准强调以学生的最佳发展为宗旨,满足每个学生终身发展需要,力求高效化、特色化、最优化,从而进一步提高素质教育和教育现代化水平。从本次调查来看,社会经济状况较好和较差地区在教师行为和学生行为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在地理位置上,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学校通常在乡镇上的中心校或完小而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学校通常远离乡镇,从这个统计上来说,教师行为的变化更应该关注远离乡镇的小学(如村小、教学点等),那么师训也应该放在这些学校群的教师。
参考文献
关键词:社会经济统计学;数理统计学;关系解析
中图分类号:C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9)24-0003-02
一直以来,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之间的关系都是我国统计学领域研究的重点。纵观当前统计学领域当中,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分成两种看法。其一,持“分”的态度,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将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分别按照各自的理论基础、内容结构进行分割式的纵向发展。其二,持“合”的态度,很多学者认为应该将二者融为一体,通过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形式,促进二者之间的和谐共处与进步,从而既可以用来对自然现象进行认知,又可以使其成为社会现象认知的工具,切实地便于人们更好地工作与学习,为统计工作带来更多的便利,并揭示自然规律和社会现象。为了深入探究该问题,本文将针对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关系进行详细的解析。
一、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概述
1.社会经济统计学。社会统计学派的创始人是德国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克尼斯,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恩格尔、梅尔等人。他们的观点融合了更早的国势学派和政治算术学派,认为统计学在学科性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变动原因和规律性的实质性科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科学本身不断地向细分化和定量化发展,社会统计学派为了提供更有效的整理、分析资料的方法,也日益重视方法论的研究。如今,社会经济统计学分科包括农业统计、工业统计、人口统计、社会统计、金融统计、国民经济核算等,是一门涉及范围相对广泛的学科。目前,社会经济统计学活跃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社会经济统计学是以社会再生产理论为依据,研究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流通、使用各环节的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科学[1]。社会经济统计学主要针对社会经济各项活动的相关规律内容进行详细的研究,以反映出国民经济运行当中的各种数量关系和数量规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为了能准确掌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社会经济统计研究工作显得更加重要。
2.数理统计学。数理统计学派的产生与概率论的发展紧密相关。瑞士数学家伯努利对大数定律的论证,法国数学家棣莫弗发现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以及颠覆经典统计学的贝叶斯理论等都极大地推动了数理统计学的理论发展。数理统计学是研究社会和自然界中大量随机现象数量变化基本规律的一种方法,可分为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描述统计的主要任务是搜集资料,进行整理、分组,以计算各种特征指标,描述资料分布的集中趋势、离中趋势等。推断统计则是在描述统计的基础上,根据样本资料对总体进行推断和预测[2]。数理统计学在实际运用的层面上,涉及到的范围极其广泛,也是一门社会基础性的学科。并且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数理统计在理论研究和应用方面也得到更深层次的发展。数理统计学可以切实有效地利用先进的数理统计知识,为行动和决策提供强大的数据依据。在各类社会问題的处理工作中,都可以通过数理统计学的手段,针对相关数据进行专业的分析和处理,以进行预先判断并提供相关决策。
二、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关系
1.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联系。统计学本身起源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在奴隶社会制度的早起,需要针对奴隶社会的人口数量以及土地进行丈量与统计,虽然只是简单的登记和计数,但最初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可以说已经出现了萌芽。之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的进步,人们开展了大量的社会经济统计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应用已经到达了一个巅峰。在资本主义环境之下,社会资源更加炙手可热,社会分工更加明确。随着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展开,在实践的过程中,社会经济统计学的使用也更加成熟。早期的概率论所研究的问题基本都来自于当时比较泛滥的赌博活动。17—19世纪,不少数学家都对概率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数理统计学随着概率论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虽然从时间上看,形成要晚于社会经济统计学,但发展飞速。数理统计并非完全独立于社会经济统计,它是在统计学的发展阶段中形成的一种分析数据的方法,社会经济统计学在分析问题时同样需要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知识的支持。近代,数理统计学的发展势头迅猛,甚至有一些看法认为统计学几乎就是数理统计学。然而社会经济统计,作为对社会经济现象的一种调查研究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绝对有其存在的意义。有学者提出,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之间的关系与牛顿的力学和相对论力学的关系十分相似。相对论力学在接近光速时使用,而大多数情况是远离光速的,此时使用牛顿力学既准确又方便,社会经济统计学在描述变量时使用,数理统计学在描述随机变量时使用[3]。随机变量是随机现象下的变量,变量与随机变量的这种联系揭示了在一定条件下,社会经济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之间存在可以相互转化的关系。
2.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相同之处。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具有一定的相同点,都能够有效地针对客观的事物进行充分的统计,并且针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趋势、发展规律进行研究。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两者在研究的方法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共通性,都能够利用归纳、推理的研究手段分析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对客观,且具有建设性的解决建议。学术界在对于数理统计学进行表述时,都明确地说明了数理统计学是对随机现象的数量变化进行统计,并对研究对象进行规律性的研究和问题揭示。但是针对社会经济统计学来说,学术界对其的界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一些学者认为,社会经济统计学是独立的社会学科,在应用的过程中,一般是将具体时间、具体地点、社会现象中所表现出的经济活动内涵进行阐述,有效地揭示其数量表现以及规律特点。另一部分学术工作人员认为,社会经济统计学应该被归纳到统计学当中,并在重大社会事件中详细地分析出事物发展的规律。在经济现象的积极引导之下,对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4]。从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环境中来看,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两者的实际研究对象相同,并且两者都能够对统计规律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探究。两者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都能够将某一人、某一事物、某一项目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还可以针对部分进行划分,分别是研究目标、研究客体,并能有效地分析出研究对象的客观发展规律。
3.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不同之处。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区别与差异也是非常显著的,其主要的差异有以下几点:其一,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两者研究范围不同。针对社会经济统计学来说,一般是针对社会经济现状内容进行分析。针对数理统计来说,不仅可以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而且还可以有效地针对自然现象进行数据分析处理。相较于社会经济统计学来说,数理统计学所涉及到的应用问题相对比较广泛。社会统计学虽然研究范围相对狭隘,但是社会经济当中所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从广义的层次上来说,社会经济不仅涵盖了人们的物质、精神、自然环境的再生产活动,而且社会经济统计学当中的各项内容又存在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特点。所以,在社会经济统计学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研究对象与物质、精神、自然环境等内容之间的关系[5]。客观来说,社会经济统计学涉及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层次领域当中。而数理统计学一般是针对研究对象的自然现象进行研究,利用随机现象的手段,结合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预测和体现出随机现象的可能性。其二,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理论基础存在差异。客观来说,数理统计学的核心理论基础内涵便是概率论、统计推断理论。尤其是针对抽样推断来说,更是以概率论的大数法作为核心理论基础。
总而言之,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作为我国社会学科的基础内容,都是在统计学的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内容。客观来说,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两者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层面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同之处,但是在研究范围以及理论基础层面当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異。在实际运用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过程中,必须要清晰地认识到两者的优势和两者之间的区别,不能够将两者一概而论,更不能将两者进行分离。另外,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研究范围,在一定的条件下其实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科,相信今后可以相辅相成,继续发展壮大。
关键词:创意产业;社会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7-0174-01
一、《中国藏族首饰品资料库的研究》项目的相关介绍
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了解到许多关于藏族首饰品的创意产业,如成都市“民族用品一条街”,拉萨市的“八廓街”,“成都的八廓街”,供藏餐的“风情屋”、“香巴拉藏餐店”,还有同时经营中餐与藏餐的“巴适快餐”餐馆等等,这些创意产业都有很红火的发展现状与前景。我们项目组主要收集、研究我国藏族特色饰品首饰的资料。系统整理图书、杂志、网络、电影中有关中国藏族手镯、手链信息;走访四川藏区采集资料;对部分相关图片完善和还原最后进行系统整理,以建成一个以图片、文字等方式详细描述藏族首饰、体现藏族文化的资料库。来填补藏族饰品文化在数字化方面的空白,以方便相关专业人士以及民族饰品爱好者查找使用。
通过对四川大学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中国藏族首饰品资料库的研究》的实施,我们了解到了许多藏族首饰品的创意产业,这些创意产业的价值已远远超出商贸本身,它不仅促进了各大都市及周边地区的商业繁荣与多元文化交融,增强了内地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辐射与联动,弘扬了少数民族本源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大都市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形成,对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认同,对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不断得到巩固与拓展有着深远意义。这让我不禁想到传统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之密切。
二、对传统文化与创意产业的感悟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艺术发展的基础
人们必须先要解决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然后才能从事类似于艺术、科学、宗教等的活动。
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商品化社会,离不开金钱。金钱,是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而活下去都是问题,遑论艺术创造。事实也确乎如此。正如藏族服饰文化,它归依自然,顺天而行,他们直接从大自然的启示中寻找色彩和图案。这种对生命、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强烈渴望与需求,激发了藏族人民的创造力。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和审美意识,使他们的首饰审美观始终具有浓郁的生命气息。藏族首饰那鲜纯亮丽的色彩则是生命的力量与热度。
好的艺术精品,可能是由一个为了挣钱而努力的天才创造的。一个对艺术有着坚定的信念,但缺少创造力的人,未必能创造出好的艺术品。很多事实证明,中国藏族传统文化只有通过市场这块沃土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其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艺术发展的繁荣
总览社会的发展,有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艺术的发展不会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受阻碍。艺术的发展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例如,拖地的裙子和长长的袖子是藏族服饰特点,这主要是因为藏族居住的地区较为寒冷,为了保暖,他们习惯穿较厚和较长的衣服。如果说藏族服饰是艺术品的话,那么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低下的经济状况,就是这个艺术品极好的诞生环境。
当艺术成为商品,人的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终将打破本不该有的界限, 在更高的历史阶段回归其人文本质。未来的艺术,将是既符合审美规律又符合经济规律的艺术,未来的经济也将是既符合经济规律也符合审美规律的经济,这样的发展才是合乎人的全面性的发展。
(三)艺术发展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艺术商品化是现在艺术走向大众的必然之路。商品化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它不仅满足了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也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其次,艺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就像藏族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服装设计师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精神享受,启发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挖掘藏族服饰深层的文化内涵、将该民族最本质的精神风貌和最具特色的文化情趣展现出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人们把对艺术品的预期目的和观念具体化、实体化,进行经济建设活动,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总之, 我们要深入、细致地理解当代社会中艺术与经济互渗互动的一体化趋势。艺术使新时代的物质生产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旧有的抽象与封闭,从象牙之塔走向更广泛、更大众化的日常生活。
关键词:社会经济演化;拉马克主义;意向性;学习与模仿
中图分类号:F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3010406
一、导 言
19世纪中后期以来,许多学者认识到,社会经济的动态过程呈现出了与生物演化(进化)相似的特征\[1\](P65)\[2\](P115-116)\[3\](P3),他们因此也称社会经济的动态过程为社会经济演化,还提出了构建社会经济演化理论的任务\[4\](P373-397)\[5\](P18-19),并提出了累积因果循环说\[4\](P373-397)、创新推动的非均衡演进说\[6\](P73-74)、遗传结构主义的制度变迁说\[7\](P15,99)\[8\](P7-8)\[9\](P46)、演化理性的自发秩序说\[10\](P211-221)\[11\](P44-63)、基于关联反馈的路径依赖说\[12\](P331-337)\[13\](P116-131)等社会经济演化学说,但直至当前,规范化的、具有理论说服力和解释力的社会经济演化理论尚未构建出来\[14\](P8)。
演化广泛地存在于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生命现象、经济与社会现象之中,但科学研究至今仍未构建出一般演化理论,为诸领域中的演化分析提供理论指导。生物演化研究由于可获得大量的古生物化石作实证,加之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揭示了生物遗传的微观实现机制,因此,率先构建起了相对系统与完善的学科层级的演化理论——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和孟德尔遗传学说的新达尔文主义,这一理论也成为了相关演化研究借鉴与比较的对象。社会经济学者如哈耶克、诺斯、纳尔逊和温特等,生物学者如赫胥黎、梅达沃、多布然斯基等,以及哲学家如波普尔等,均对生物演化与社会经济演化作了比较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总体上得出了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间存在广泛而深刻的机制差异的结论。例如,赫胥黎认为文化演化是一个和生物演化极为不同的过程,有自己的规律、机制和模式,不能单纯从生物学基础上加以解释\[15\](转引自\[18\](P23))。波普尔也认为“文化演化通过另一些方式继续着遗传演化的过程”\[16\](P48)。哈耶克、诺斯、纳尔逊和温特则明确地断言,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的\[17\](P15)\[18\](P24-25)、意向性支配着经济演化\[9\](前言)、经济演化难于贴切类比生物演化中基因突变和性别重组机制\[9\](P61)。的确,社会经济演化是由有意识的人参与的,而长久以来我们总试图把“人”置于一种宇宙殊的地位上,这当然会潜在地指引学者们刻意地找寻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的差异,以及将一些细节层面的差异放大到机制层面。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指出,人类认知的发展已使我们认识到,人,包括人类的意识,并不是游离于自然规律之外的特殊事物①。这启示我们,生物演化与由有意识的人参与的社会经济演化的同一性应是相当广泛的②。而且,在认知逻辑上,生物演化与社会经济演化作为在现象特征上呈现出了广泛同一性的两种子类演化现象,应能在本质上作同一性的理解。虽然以上两点尚不足以推断出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审视那些将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严格区隔开来的诸观点还是必要的。特别是,那些将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严格区隔开来的观点多由一些著名学者提出、宣扬及反复强调,它们已为社会经济演化研究设定了。但如果这些观点存有差误,就会成为社会经济演化研究发展的沉重理论包袱,阻碍我们对社会经济演化机制的深入理解。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5月第12卷第3期 雷国雄:社会经济演化研究中三大共识的再审视 二、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式的吗?
生物演化学说中有拉马克主义③(Lamarckism)和达尔文主义(Darwinism)两大理论传统。拉马克主义认为生物具有很大的可塑性,环境发生变化时生物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异,以适应新的环境条件,并且获得的性状能够通过生殖细胞直接传递给后代。达尔文主义则认为生物会发生自然的变异,在生存竞争中,有利的变异将较多地保存下来,有害的变异则被淘汰。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期,生物演化学说一直围绕生物演化到底是拉马克主义式的还是达尔文主义式的展开争论。直到奥古斯特?魏斯曼明确地证明了拉马克主义的“获得性遗传”不可能成立,以及结合达尔文主义与孟德尔遗传学说,并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新达尔文主义提出后,相关的争论才趋于平息④。达尔文主义胜利的结果之一就是强化了对生物特性之先天与后天的区分:能够经由生物性机制遗传的生物特性是先天的,反之则是后天的。这随即就导出了一条判定拉马克主义的延伸标准:凡是探讨那些在达尔文主义看来的后天性生物特性的遗传问题的学说,就是拉马克主义的。
哈耶克在这一判定标准上作出了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式的判断。他说:“生物进化论现在已排除了后天获得特征的遗传,但是所有的文化发展都是建立在这种遗传上,即那些以指导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为表现形式的特征,它们并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在学习中掌握的。按现在的生物学讨论所采用的说法,文化进化是在模拟拉马克主义。”\[18\](P48)纳尔逊和温特宣称他们是毫无羞愧的拉马克主义者时也说,他们所构建的经济演化理论“考虑了获得特性的‘遗传’”\[17\](P15)。
但哈耶克等人并未意识到,将生物演化研究中的拉马克主义延伸判定标准沿用到非生物演化研究领域已在逻辑上犯了忽略前提的错误,这一错误在完整的命题表述形式下即可呈现出来:社会经济演化中传递的均是在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学说看来的后天性事物。具体地说,在我们研究社会经济演化如制度的演化时,我们并不能断然地说制度对制度的演化而言是后天的,因为在逻辑上,在我们所构建的制度演化学说中,应该另有一个先天与后天的区分,而不是援引其他理论中的区分。
并且,更有可能的是,先天与后天的区分对社会经济演化而言,是不完全的。在社会经济演化中,文化、习俗与制度接受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选择,进而经由学习与模仿在社会中向后传递,是社会经济演化中的先天性事象;而隐默性知识却不能通过学习与模仿在社会中传递,是后天性事象。除此之外,还存在着那些基于人的生物性的知识,即固化在基因中的知识,它们在生物演化理论看来是先天的,但在社会经济演化惯常的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视域上可以认为既没有新元素加入进来,也没有元素被淘汰出局,是给定的。比照生物演化学说中作出先天与后天区分的思维,应称为先先天(Antenature)的。
哈耶克认为,一切演化,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生物的,都是对不可预见的事情、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18\](P24)。按照这一理念,我们应能构建起人的知识演化模型,其中的人以其生物性知识、社会性知识和个人知识不断地适应着不可预见的事情、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的确,在高效地适应自然环境,如温度、湿度、气压、光照、营养供给等方面,人类还主导性地依靠着那些固化在基因中的知识。例如,我国地区的居民有一种调节体内红细胞数量的基因,因此适应于该地区稀薄的空气。现代人类也常用技术手段来应对这些问题,如安装供氧设备、使用空调、药物等,但这些手段的效率根本不能与那些生物性机制的效率相比拟。而在机敏地适应社会经济环境方面,人类则主导性地依靠着手口相传的文化、习俗与制度⑤。在这样的人的知识演化模型中将只有区间:经由人的生物性传承的知识区间、经由人的社会性传承的知识区间和仅在个体内部传承的知识区间,而无需作出先天与后天的区分。当然,在逻辑上我们并不能在该人类知识演化模型基础上断言,由于经由人的生物性传承的知识区间是达尔文主义演化的,同一模型中经由人的社会性传承的知识区间也应是达尔文主义演化的,但我们可断言,研究者并不能根据社会经济演化所分析的是在生物演化理论看来的后天性事物,就确定无疑地宣称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式的。
三、意向性支配着社会经济演化吗?
彭罗斯指出,协商行为和计算行为是人的行动在经济领域的特征,意向性是不能在经济理论中排除掉的\[19\](P804-819)。这一无可辩驳的观点当然潜在地支配了学者们对于社会经济演化的研究。赫什莱佛提出,人能有意识地进行优化——或者我们常常认为人是这样的——而对除了少数高等生物的其他生物,选择与战略仅仅是隐喻的,这是要构建的经济演化理论与社会生物学的一个明显差异\[20\](P1-52)。阿尔奇安构建了一个依赖于机遇而不是最大化理性的经济变迁模型,但他却在同一模型中自相矛盾地提出,人类的适应——模仿与试错搜索——是有意识地进行的\[10\](P211-221)。诺斯认为,经济演化中的选择机制不同于生物演化论中的优胜劣汰,是由人们对最终结果的信念支配的,参与者的意向性是人类演化变迁的关键\[9\](前言)。纳尔逊和温特则提出,经济变迁中存在两种选择:一是对企业的选择,是达尔文意义上的被动选择;二是适应性学习,是一种反映企业意图的选择,是意向性的主动选择\[17\](P14-15)。社会经济动态自然是由具有意向性的人类活动推动的,模拟这一动态过程的社会经济演化理论当然不能排除人的意向性,但这并不足以使我们如诺斯那样断言,“参与者的意向性是人类演化变迁的关键”。
在理论上,动态过程可以分为数种类别,演化只是其中的一种。社会经济处于动态过程之中,我们识别出这一动态过程具有显著的演化特征,并将其称为社会经济演化,但我们并不能断言,这一动态过程是纯粹的演化过程。社会经济动态中也存在着大量非演化的变化,它应是一种由非演化与演化杂合成的复杂现象。同样,人类的行为也是杂合性的,兼有理与非理。因此,我们在逻辑上就不能断言,由具有意向性的人类活动推动的社会经济动态中的演化过程是由意向性支配的,因为存在着如下的逻辑可能:人类的意向推动形成社会经济的非演化性动态变化,而人的非意向推动形成社会经济的演化。
事实上,意向并不能将一般生物与人区别开来。生物也有意向:蜜蜂会循着花香采蜜,雏鸟会喳喳鸣叫争取食物,狗会摇尾巴招惹人的喜爱。但生物却不能意向性地影响生物的演化,它们根本没有这一方面的意向。人类好像有一种强烈的按照自己的意向左右社会经济演化的冲动,并且人类也总是在意向性地规划与设计着未来的社会经济模式。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这种意向,而在于这种意向是否能够达成。门格尔指出,社会现象的起源与自然有机体的起源具有类似性,大量的社会制度对于整体的某种令人惊异的明显的功用,并不是刻意追求此一目的的那种意图的产物,也不是社会成员协定或实证立法的结果,而是自然的结果\[2\](P116)。哈耶克也明确指出,演化着的社会经济秩序,如文化、制度等,是一种自发秩序,是福格森所谓的“人类行为的结果但却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21\](P458-468)。人类根本不能按意向性来设计社会的文化、制度,那样的意向性都是“致命的自负”\[18\](P73)。
社会经济演化研究虽然尚未阐明演化的机制内涵,但不少学者已认识到,演化是不确定性变化下的一种适应性过程\[9\](P17)\[10\](P211-221)\[18\](P24),这在逻辑上也是明确的:不论社会经济是由理性的行为者还是由非理性的行为者的行为构成的,如果其运行在确定性之下,就必然会陷入静止状态(包括熊彼特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描述的“循环流转”状态),而不会呈现出演化的那种持续缓慢的变化特征。意向性对作为不确定性变化下的适应性过程的演化显然不可能有意义,因为“不知道的也是不能计划的”\[18\](P96)。可见,社会经济中的演化事象并不是人们可以按他们的意向塑造的。
在纳尔逊和温特、诺斯等学者看来,人类意向性地支配着社会经济演化还表现在,当人们对当前的制度、技术、惯例的绩效不再感到满意时,就会在压力下创造出新的制度、技术与惯例\[8\](P14-15)\[17\](P157-176)。林毅夫甚至认为,激励着意向性创新(在实验室中作的系统性的试错搜索)的制度的缺失是中国在元明以来落后于世界(即李约瑟之谜)的主要原因\[22\](P244-291)。这种主动性的机制在生物演化中显然是不存在的,因为生物演化中的基因突变(即创新)基本上以固定的频率发生着。即使社会经济中存有这种主动性机制,它也不能将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区别开来,因为在事实与逻辑上,我们并不能基于人类具有这种推动社会经济演化向前的冲动就断言其支配着社会经济演化。首先,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之一,门格尔称之为闲散的好奇心,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熊彼特称之为企业家精神。事实上,大多数人总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着创新尝试,只不过那些仅产生了较小的绩效提升的创新尝试以及那些数量更多的失败了的创新尝试往往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把它们记录下来而已。也就是说,创新可能是社会经济演化中常态性的人类行为,学者们称道的意向性推动的创新只是选择性观察与记忆的结果,是幻象。其次,社会经济演化中的诸多创新,特别是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往往是偶然间得到的,并非意向性创新尝试的结果。例如,伦琴发现X射线,弗莱明发现青霉素,洛伦兹发现混沌现象等,获得的均是他们意向性研究目的之外的成果。其三,人类意向性创新特别是一些在事后看来的重大创新受到创新能力的约束,这种约束与生物演化受到基因突变发生频率的约束相同。例如,福特一直想找到提高汽车装配工作效率的方法,但长久以来都想不出好的方案,只是由于偶然参观邮购公司的传送带,灵感突现才创新出了汽车生产流水线。凯库勒构思苯的结构、门捷耶夫探寻元素周期律、汉密尔顿构思四元数的运算法则等都经历了反复的猜想与验证,并且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都受到了灵感的“扶助”。创新依赖于灵感的本质是创新依赖于时间,这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创新中更为明显。人类社会产生新宗教形式、新道德规范、新流派艺术作品的频率是非常低的,并且可以大致认为是以固定的频率“生产”出来的,激励对此往往无效。这样看来,在由创新活动推动的社会经济演化中,即使人类具有强烈的实现创新突破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也不是社会经济演化的决定因素。自然地,我们也不能根据人类具有强烈的实现创新突破的意向性就断言社会经济的演化是由意向性支配的。
四、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的
传承机制不同吗? 在代际传承形式上,生物演化与社会经济演化表现出了诸多差异。例如,生物以有性繁殖(包括细菌繁殖中的基因片断交换)的形式延续,DNA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机制作用,社会经济则以学习与模仿的形式延续,并且不存在类似于DNA的有形事物;生物演化仅通过生理上的双亲传递信息,社会经济演化特别是其中的文化演化则往往通过无数个“祖先”向后传递信息,并因此使得文化演化较之生物演化进展得更快\[9\](P61)\[18\](P24)。不少学者因此认为,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在传承机制上是不同的。那么,这些传承形式上的差异是否足以支撑我们作出社会经济演化在传承机制上异于生物演化的论断?
生物有性的代际遗传机制是如下展开的。在一般生物体的正常细胞中,有两套由DNA记载着的遗传密码,一套来自父本,另一套来自母本。例如,人类的一套遗传密码由23条染色体(DNA长链)组成,因此每个正常的人体细胞中有2套共46条染色体,或者说23对染色体,其中一半来自父亲,另一半来自母亲。代际遗传的第一步从生殖细胞的减数分裂开始,每个生殖细胞减数分裂后生成两个细胞,称为配子,其过程包括两个组合。一是两条分别来自父本和母本的相同序号的染色体相互靠近,在一定的点位链接,再分开为两条染色体。在这一链接与分开的过程中,将发生基因片段的交换,如图1中三个连续的放大框所示,由abcde基因片段组成的一条父本
图1 生物有性遗传机制示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生物学表述绘制。
染色体与同序号的由a′b′c′d′e′组成的母本染色体经过链接与分开过程形成了两条新染色体ab′cd′e和a′bc′de′(也可能在某些链接点不发生交换,形成如ab′c′d′e和a′bcde′的新染色体)。二是基因片段组合形成的各染色体按序号分别进入一个配子细胞,即将各同序号的两体染色体分别送入两个配子细胞,组配成两套遗传密码,如图1中“过程二”箭头指向的变化所示。经过这两个组合过程后,两个配子中各含有一套遗传密码,并且这两套遗传密码与分裂前的生殖细胞中的两套分别来自父本与母本的遗传密码均不相同。当其中的一个配子经由受精过程与来自另一减数分裂形成的配子融合为一个正常细胞并发育成新生物体后,新生物体表现出来的特征将既不同于其祖父(母),也不同于其外祖父(母),而是一个全新的个体。提及生物遗传物质DNA,研究者就会联想到其可纵向拆开的双链结构,并因此萌生出将与DNA相关的机制均归之于这一奇特结构的想法。但值得强调的是,在生物代际遗传的核心过程中,DNA的双链在纵向上并不拆开,而只是在横向上断开后再接上,这种在横向上可断开再接上的性质提供的对遗传信息的组合创新机制才是生物代际遗传机制的本质,这一点早在18世纪初即已被法国遗传学家莫佩蒂乌猜想到,并在DNA被发现的近100年前由孟德尔通过严谨的实验数据分析提出。可纵向拆开的DNA双链可实现对其自身的精确复制(其间可能发生差错,即突变),也在生物代际传承中发挥着通过复制形成多个后代的重要作用,但这一机制并不是生物代际传承机制的核心。
社会经济演化通过学习与模仿传承的本质也是组合创新。哈耶克指出,学习在本质上是组合性的,它使得不同天赋的个体通过吸收不同的传统形成了社会经济的无限多样性,而如果学习是对同伴的完全复制,社会经济中广泛存在着的学习将减少其多样性而不是如现实中的那样保持或增加着多样性\[18\](P146)。阿尔奇安指出,模仿均是非完全的,模仿者所模仿的只是某些看起来有助成功的独特因素,是对他者与己者因素的组合\[10\](P211-221)。例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学习与模仿欧美,就不是一种完全的搬抄,而是结合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组合创新出了特色性的“神政的、家长式立宪主义”,既延续了日本传统上的封建性因素,又引入了反映民主政治要求的立宪主义因素。
当然,学习与模仿并不是如有性繁殖那样两两封闭的,个体在构思一种新方法时往往汲取着众多他者的新奇因素,但这可能只是我们仅注意到了那些成功组合的构成而忽略了各具体组合过程产生的误解。应该承认,人的关注能力是相当有限的,他们在每一时点上往往只能关注一个人,甚至只能关注到一个人行为的某一个方面(类似于DNA上的基因的单元),他们在如此关注时,就在将其关注到的他者行为的新奇元素与己者的元素相组合,这个过程显然是一种两两封闭的组合,甚至只是一种简单到只变更一个单元的两两封闭组合。而且,人类还具有理性,他们能在信念知识的支撑下基本正确地判断出诸多(但不可能是全部的)新组合方案的绩效水平,这样,不少绩效水平较低的方案不经由显性的执行过程就被排除了,而那些被我们注意到了的组合方案,则主要是理性不能确知其绩效水平因而需通过显性的尝试来确定的方案,以及那些通过显性与隐性试错选择出的绩效水平相对最高并因此被反复执行着的方案。这些方案从构成元素来看有多个“祖先”,但若追溯其形成过程,仍是多轮两两组合的结果。
而且,即使每一轮次的学习与模仿均发生在多名个体之间,也不足以使我们将其与两两封闭的有性繁殖式组合区隔开来。两两组合的组配成本当然低于多个体间的组配成本,但当个体之间差异较小时,两个体间的组合将只能生成大量相同的个体,而多个体间的组合却能保证组合出的新个体基本上是不同的。例如,如果DNA链仅由三个基因组成(或只有三个基因位上的基因不同),两个体间的组合则最多只能生成8种新的个体类型,这样,当繁殖倍率大于8时(现实中的繁殖倍率往往是一个相当大的数),两两封闭的组合模式就会产生出大量的重复个体,也就是说,其不能高效率地实现生产数量较多的差异性个体的机制功能。而在此情境下,多个体间的组合却由于具有更大的组合空间,可保证新繁殖出的个体基本上是不同的,其支付较高的组配成本因而是值得的。在这一意义上,生物演化中的两性传承模式与社会经济演化中开放的学习与模仿模式,就只是在不同情境下为有效率地达成产生出数量众多的差异性个体的机制功能而选择的不同形式而已,它们在机制层面上是相同的。
五、结论与启示
按照许多学者的观点,社会经济演化研究已走过理论丛林阶段,系统总结有关社会经济演化研究的学派理论、基本观点、一般认识等,构建包容多方面社会经济演化现象的统一性理论,突破性地完成马歇尔与凡勃伦提出的理论研究任务的时机已经成熟\[23\](P1-6)。在这一理论发展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那些有关社会经济演化本质与机制的诸观点作深入的再审视,去伪存真,破除教条,为实现社会经济演化理论研究的突破奠定基础。
诚如本文研究揭示出的那样,社会经济演化研究领域中的三大“共识”所依存的推断逻辑均存在着差误或漏洞,并不是确然成立的,其中,“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式的”论断的推演逻辑犯了忽略前提的错误,“意向性支配着社会经济演化”论断的推演中存在未予考虑到的逻辑分支,“社会经济演化以不同于生物演化的遗传机制传承”则属认识狭窄,将细节层面的差异扩大到了机制层面。两百余年的社会经济演化研究产出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也累积起了诸多的教条,只有以严密的逻辑分析为工具,不畏权威,敢于批判,才能揭示并破解这些教条,勘正社会经济演化研究的方向,推动社会经济演化理论的发展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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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西蒙在《管理决策新科学》一书中指出,“关于人的独一无二性的定义,一直是人的宇宙和伦理系统的核心。有了哥白尼和伽利略,人,他不再是处于由太阳和星星围绕着的宇宙的中心位置的人。有了达尔文,人,他不再是由上帝创造并特殊赋予灵魂与理智的人。有了弗洛伊德,人,他不再是其行为——潜在地——受理性精神支配的人。当我们开始生产能进行思维和学习的机器时,人即不再是唯一能对环境进行复杂地和有理智地操纵控制的人了。”
② 罗斯比就指出,拒绝生物学类比是愚蠢的,因为人类本身就是生物系统,见Selection Processes in Economics(2001)。
③ 霍奇逊和柯纳森近来也撰文指出,将社会经济演化视为拉马克主义式的是误导性的,见Dismantling Lamarckism:Why Descriptions of Socioeconomic Evolution as Lamarckian Are Misleading(2006)。但他们论证的逻辑并不简洁,且未揭示出这一观点所依存的逻辑中最关键的错误。
④ 但即使这样,拉马克主义并未完全败北。寇普就提出,生殖细胞具有对生长力过去工作效应的记录,就像和记忆相类似的情况,因此,某一器官如果在一新环境中变得更加有用,那么它的生长在每个世代中将会被促进,从而能更好地适应环境,见Edward Drinker Cope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1977)。但在笔者看来,即使这一机制存在,其在生物演化中可能仅是次要的,而且这种记忆性机制也应是经由自然选择留存下来的。
⑤ 不少学者认为,诸多生物性特征使得人类可以更好地进行社会交往,如低平的颧骨、暗红的嘴唇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仅仅依靠这些生物性特征,人类就能高效地应对复杂万变的人类社会。
(责任编辑 朱 蓓)第12卷第3期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关键词:耦合度;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态势;边疆山区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059-05
1引言
耦合(coupling)是物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1]。当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配合得当、互惠互利时,为良性耦合;反之,相互摩擦、彼此掣肘时,为恶性耦合[2]。从协同学的角度看,耦合作用和耦合程度决定了系统在达到临界区域时走向何种序与结构,或称决定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3]。目前,国内对“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进行耦合分析的成果已颇为丰富。许多研究人员利用现代系统理论体系,建立非线性动力学模型来研究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状态和规律[4~5]、人口与资源环境的演进态势[2,6]、区域系统耦合状态[7]、城乡耦合地域空间演变规律[8]以及资源开发中的耦合效应[9]等内容,其理论和方法在区域层面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该系统的稳定性、可控性决定着地球生命支持系统与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否实现,因此,对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已成为自然与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10]。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建立于资源环境系统之上,并与之发生耦合关系。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通过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能量与物质循环方式对资源环境产生胁迫作用。社会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环境效应又通过降低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而对其产生约束作用。在这种双重机制作用下,如何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是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土地总面积38.32万km2,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复杂,是一个典型的低纬度高原山区省份,固有的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尚不发达。1949 ~ 2005年,全省总人口由1595.00万人增加到4450.40万人,增加了2.79倍;经济规模(GDP)由8.93亿元增加到3472.89亿元,增加了388.90倍。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 041.79元,相当于1990年的4.20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 265.90元,相当于1990年的6.11倍,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显著,城镇化水平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同时,云南又是一个人地矛盾比较突出的省份[11],资源减少、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较为突出[12~13]。相关研究结果表明[14~16]:云南省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低,土地资源承载力始终处于超载状态,这对区域社会经济良性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极为不利。因此,研究识别云南省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态势,对协调未来人口、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研究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处理
遵循建立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动态性及系统性原则,结合云南省区域状况,构建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状态评价指标体系(表1)。为统一各指标量纲与缩小指标间数量级差异,采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公式如下:
式(1)、(2)中,xij表示第i年j项指标值,x′ij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max(xj)为第j项指标最大值,min(xj)为第j项指标最小值。当指标值越大对系统发展越有利时,采用正向指标计算式(1)进行处理;而指标值越小对系统发展越好时,则采用负向指标计算式(2)进行处理。
采用专家咨询法(Delphi)和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每个准则层及指标层的指标因子的权重值(表1)。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本文从1991 ~ 2006年《云南统计年鉴》[17]、1991 ~ 2006《中国统计年鉴》[18]、1991 ~ 200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以及1990 ~ 2005年《云南省环境状况公报》获取1990 ~ 2005年原始数据,并进行处理和计算。
2.2 系统耦合状态评价方法和模型
本文采用李崇明等[20]提出的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模型确定整个系统的演化状态以及 与的协调程度(后有研究人员称为耦合度[3,7,21]),模型如下:
公式(3)中,为两系统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为各指标权重。鉴于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二者间的交互胁迫关系,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个复合系统来考虑,显然与是这一复合系统的主导部分,按照一般系统理论,该复合系统的演化方程可表示为:
公式(4)、(5)中,A、B为受自身与外来影响下社会经济子系统和资源环境子系统的演化状态。VA、VB分别为二子系统在受到自身与外界条件影响下的演化速度。在整个复合系统中,A与B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变化都将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化。整个系统的演化速度V可以看做是VA与VB的函数,即V=f(VA,VB),这样就可以VA与VB为控制变量,通过分析的变化来研究两个系统间的协调耦合关系。
由于整个系统的演化满足组合S型发展机制,可以假定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动态协合关系呈现周期性的变化,这样在每个周期内,由于V的变化是VA与VB引起的,可以把VA与VB的演化轨迹投影在一个二维平面(V经济发展初期,不受资源环境限制,资源环境不受经济影响,发展只受自身因素影响。此状态下,只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其发展能力无限提高,资源环境始终不变,是一种理想状态。
良性发展阶段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开始相互影响,共同发展。此状态下区域社会经济提升速度快于资源消耗和环境变化速度,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产生一定的胁迫作用,但处于可接收范围内,两个子系统向着良性状态发展。
分水岭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此种状态下,资源环境刚好满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两者变化速度相等,系统处于由良性状态向不可持续演变的临界点,为系统状态演进的分水岭。
不协调发展阶段
资源储量制约经济发展速度,资源环境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此状态下,高度重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明显增强,资源消耗过度,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不足,系统向着不可持续状况演变。
系统崩溃阶段
经济增长在资源环境的影响下达到极限,在经济增长极限值要求下,资源增长呈现无穷大趋势。此种状态下,过度追求社会经济发展,完全忽视自身支撑能力的提高,系统处于一种无限消耗阶段,面临崩溃的危险。区域系统将有两种演进方向:一是两系统间的矛盾不可协调,走向崩溃,因这种情况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二是人类采取一系列政策、技术、工程等措施,及时调控系统运行状况,引导其进入螺旋式上升阶段,实现系统的高级协调共生。
3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耦合状态分析
3.1 系统耦合度计算
根据表1及公式(1)~(3)可计算出云南省1990~2005年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f(x)和资源环境综合指数g(y),结果如图2所示。然后依据f(x)和g(y)进行非线性模拟,首先计算A与B、VA与VB,其结果为:
3.2 结果分析
(1)从社会经济综合指数f(x)和资源环境综合指数g(y)来看(图2),1990~2005年,云南省f(x)和g(y)均呈上升趋势,除在1996年和2001年之后有所波动外,两者基本同步增长,但在2003年之前g(y)>f(x),f(x)不断逼近g(y),表明云南省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逐年增大,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强。在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的内部关系中,相比之下,经济发展大大超前,而环境保护则滞后得多。2004年之后f(x)>g(y),说明在社会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的投入有所增加,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有所缓解。同时,在1996年、2002~2004年,g(y)下降趋势下,f(x)仍能获得相同速率的增长,这表明,社会经济发展中对资源环境的投入不但不会降低其发展速度,反而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突破资源环境的约束。
图4 1990~2005年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耦合度
(2)从VA与VB变化情况看(图3),两者大致可看作“U”型曲线,两系统处于同步变化状态,1994年之前VA>VB,1994年之后VA
(3)从耦合度α的变化情况(图4)并结合表2分析,近15年以来,1990~1993年α处于39°~42°之间,为协调发展状态,1994年突破45°成为系统发展的分水岭,之后均处于50°~84°之间,2001年更高达83°。α经历了先下降(1990~1992年)后上升(1993~2001年)再下降(2002~2005年)的过程,尽管近4年来呈快速下降趋势,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状态有所提高,但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一直处于不协调发展状态,在高度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以牺牲生态环境和资源高消耗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
4未来发展态势分析
近年来,云南省在环境保护和治理、降低能耗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2005年,环保直接投资占GDP比重达1.4%,相当于2000年的1倍;1990~2005年,“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以年均27%的速度增加;2005年工业废物综合利用率相当于1990年的4倍多;2005年,万元工业产值耗能、万元生产总值耗能、万元GDP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万元GDP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元GDP工业废水产生量均有所下降,吨能创造工业产值和吨能创造生产总值也有极大提升。这些因素的促进下,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耦合度呈下降趋势。
尽管如此,云南省未来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胁迫和约束双重机制加强,二者协调发展仍面临巨大压力。可以预见,云南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胁迫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5年以来,由于过度追求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高耗能、高污染项目上马,加之人口压力不断增大,致使区域资源消耗过快,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严重,区域土地、水、矿产等各种资源供给日趋紧张,区域综合支撑能力受到严重影响。而历史上对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所欠的旧账越积越多,形成累积效应,并以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滞后效应表现出来,至今仍没有得到解决。
(2)长期以资源开发为主的产业结构和粗放的发展模式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劳动力素质不高、技术落后,云南省在国际、国内区域分工中处于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地位,经济增长主要靠过度消耗资源和加重环境成本的方式来实现。以能源消耗指标为例,在1990~2005年,云南省万元工业增加值耗能(规模以上)以年均5%的速度下降,2005年为3.55吨标准煤/万元,仍高于全国2.59吨标准煤/万元的水平,且在“十五”期间呈波动状态,下降极其缓慢。万元生产总值耗能以5.9%的速度下降,2005年降为1.73吨标准煤/万元,高于全国1.22吨标准煤/万元的水平。云南省在通过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形成一个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产业体系方面面临不小压力。
(3)“三废”排放量逐年增加,环境污染加剧,环保投资严重不足。根据2005年《云南省环境公报》,SO2排放量呈上升趋势,大气污染防治面临较大压力,昆明等6个城市空气污染加重,15个开展降水酸度监测的重点城市中,11个城市出现酸雨。云南省77条主要河流的150个监测断面中,水质在Ⅲ类以下的断面达42%。1990~2005年,废水排放总量以年均1.9%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8.05亿t,工业废气排放量以年均8.7%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6646.08亿标立方,工业固体废弃物以年均5.7%的速度增加,2005年达4661.49万t。与此同时,“三废”处理能力却提高不大,例如,2005年,工业废物综合利用率仅为35%,远低于全国57%的水平。环保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年均增长4.7%左右,2005年达1.4%,略高于全国1.3%的水平,但远远低于云南省GDP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水平。生态环境污染加剧,环保投入不足加大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
(4)全省总人口将继续增长,加之云南为边疆山区多民族省份,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各项建设起步晚,对环保设施和技术投入欠账较多,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势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交通、能源、水利等各项建设将大大加快,必然加大对资源环境胁迫强度,这已是难以逆转之势。
(5)环境保护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受自然灾害和自然条件的影响较严重。一方面,云南省自然条件差,全省山地、高原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94%,盆地面积仅占土地总面积的6%,这对社会经济发展极为不利,资源富集但开发利用成本高,各类用地受到限制,环保工程措施投入大,技术要求难度高。另一方面,自然灾害影响也较为严重。以农业生产为例,在1952~2005年间,全省农业自然灾害总受灾面积达4745.99万hm2,年均受灾86.29万hm2,占年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20.28%。1996~2006年,因自然因素(洪水、地震等)和某些人为因素造成的灾毁耕地共计达4.88万hm2(年均因灾毁而减少耕地0.49万hm2)。此外,云南省水土流失较为严重,1999年以来,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36.9%,土壤平均侵蚀模数达1340t/km2・a。以金沙江流域为例,全流域年均水土流失直接经济损失相对量达4427.4元/km2・a,其中坡面侵蚀损失3247.6元/km2・a,重力侵蚀损失1179.8元/km2・a[22]。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云南省未来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
5结论
(1)从系统理论思想出发,对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系统进行耦合态势分析,以识别系统协调发展状态,对今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优化调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评价结果表明,自1994年突破分水岭以来,云南省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一直处于不协调发展状态,近10年,耦合度均在50°~84°之间。尽管2002年后呈下降趋势向协调发展方向演进,但其速度极其缓慢,环境保护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其滞后效应在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将越显明显,系统间的胁迫约束机制加强,目前总体上仍然处于极不协调状态。
(3)分析表明,未来云南省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协调发展仍将面临一系列的重大挑战,系统向协调发展方向演进的难度大,达到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同步协调发展的目标任重而道远。因此,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明确区域科学定位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同时加大环保资金和技术投入,特别是重视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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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智国(1977-),男,云南武定人,汉族,讲师,主要从事生态安全、区域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关键词:循环经济理论细化对接规制
循环经济理论作为经济形式的一种范式,逐步转化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但是,目前全世界循环经济构建状况却参差不齐。究其原因,除了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因素影响外,主要是循环经济在理论上还存在某些盲区。因此,明晰循环经济理论和探索理论与实践的对接是目前循环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循环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循环经济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萌芽之后,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循环经济理论包括:概念、特征、原则、规律、模式和管理等内容。所谓循环经济,“就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王冰冰等,2005),其基本特征是各种经济要素在经济运行中按照闭路反馈式循环方式运行,运动中的物质能量梯次使用,逐步减少,溢出的能量形成新的能源。
循环经济遵循3R原则,即:减量化原则,“就是在生产和服务进程中,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再利用原则,“就是产品多次使用或修复、翻新或再制造使用,延长产品使用期”(王冰冰等,2005);资源化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将生产和消费中的废弃物转化为资源。在3R原则的规制下循环经济运动表现出五种规律性:自然生态式的闭路反馈循环规律;能量梯次使用和转化规律;废弃物向新资源转化规律;循环价值递增规律;循环效应延展规律等。
循环经济按照“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运行模式进行闭路反馈式循环运动,构成循环经济运行程序链。在这种链式循环中传递着物质、能量和信息,形成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种形式的运动。循环经济在企业、区域和社会三个层面上的运动就形成了循环经济的整体形态。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是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统一,通过“低消耗、低排放、高效应”途径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循环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因此,也形成一种个性化的评价指标和方法,
用来评价和检测循环经济效果(见表1)。循环经济的管理以矩阵循环管理为主,力求做到标准化、标志化、合法化和法制规制化。
二、循环经济理论的细化
循环经济理论在向实践转化中需要一个理论充实和与实践对接的过程,就是将其理论内容及其对象分解、扩充和对应具体化,即理论细化。循环经济理论细化包括对经济基础和核心内容两个方面的细化。
(一)循环经济理论的经济基础细化
循环经济是改造社会经济的一种形式,社会经济形态是循环经济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形态的细化:
一是产业结构细化。产业分类有三次产业、四次产业等方法。四次产业分类法将产业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我国产业按照中国国家标准局编制和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分为16个门类,92个大类,300多个中类和更多的小类。16个产业门类是:农业、林业、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查业和水利管理;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行业。这些产业门类都能构建循环经济模式。
二是经济领域细化。经济领域是根据社会经济的职能性质划分的经济类型,其中包括生产、服务、消费和管理等四个经济领域。在这四个细化领域中同样可以构建循环经济。
三是经济区域细化。经济区域是经济活动的社会平台,分为三个层面:企业—企业内部自成系统的经济循环形成小循环;区域—局部地域和关联行业内的循环经济的有机组合形成中循环;社会—无数企业和地区的合理组合或者小循环和中循环的有机连结形成社会一体化大循环。
四是企业经济细化。企业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基本构件,从企业经济构成要素及其运动分析,企业经济包括资本、资金、物资、设备、技术、工艺、人才、信息、生产、运营、管理和项目开发等要素及其运动摸式。资本运行模式:G—W—G’;资金运行模式:货币资金—材料设备资金—产品资金—货币资金;物资运行模式:材料—加工—产品—废弃物;设备运行模式:购置—安装—运行—报废;技术运行模式:开发—采集—运用—废弃;工艺运行模式:编制—采集—运用—废弃;人才运行模式:开发—采集—运用—闲置—流失;信息运行模式:采集—输入—处理—输出;生产运行模式:材料—加工—产品—废次品;运营运行模式:供—产—销;管理运行模式:建制—执行—调整—废止;项目开发运行模式:设计—构建—运营—调整—终止等,这些企业经济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模式也一样可以构建企业循环经济。总之,从以上四个方面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经济基础的细化分析,为构建循环经济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对象和路径选择。
(二)循环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细化
3R原则细化。3R原则的内容是“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减量化原则要求对物质性、能量性和信息性的投入在所有经济活动中力求投入少、消耗小、产出大。再利用原则要求对资源材料、技术工艺、人才、产品、功能、信息、运营管理和废弃物再利用等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回收处理。资源化原则要求对可再利用的资源材料、技术工艺、人才、产品、功能、信息、运营管理和废弃物等尽可能转化成新的经济资源。
运行模式细化。循环经济的运行是“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路反馈式循环模式框架。资源在框架的始端,指社会经济中的所有投入;产品是对资源的处理结果;废弃物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剩余、残损、闲置、遗弃、排放和丧失功能而废弃的物品;再生资源是废弃物经过资源化处理形成可再利用的新资源。这种新资源反馈式进入循环经济运行模式构架中再循环流动,从而形成不断地经济循环活动。
循环物流细化。循环运动的本质是物质运动,其中包括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种流动形式。物质流指有形物质的流动,如物资、材料、能源、资金、设备、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品等;能量流指无形物质传递,如数量、质量、功能、作用和效应等;信息流就是指循环过程中的知识和“知识差”的传递,如知识经验、科学文化、技能技术、工艺设计、规划指令、市场动态和管理规制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循环经济形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范畴,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全面、系统地在社会各产业、各领域、各区域和各企业实现了经济循环运动,才能构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世界的循环经济。
三、循环经济理论的实践对接
(一)对接原则
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对接的原则:一是系统原则。循环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构建和运行中必须系统组合,协调运作。二是对应原则。首先是经济理论对应经济实践,切实着手对现实经济的改造。其次是循环经济原理与经济产业、领域、层面和区域的对应,构建不同类型的经济循环。最后是循环经济运行模式与生产消费流程的对应,框架设计和构建生产消费流程中的“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运行模式,并按照这种模式运行。三是规制原则。循环经济理论也是一种规制,运用循环经济的理论原则规制社会经济的循环运行。四是激励原则。循环经济是一种长效经济,必须建立激励机制,才能保证循环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对接方式
循环经济理论的对接方式,分为三种:一是全面对接,指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各产业、各领域、各区域和所有企业全面、系统地按照循环经济理论构建和运行社会经济;二是全程对接,经济活动从设计、构建、运营和管理的全过程都按照循环经济的理论原理进行规制构建和规范运作;三是分解对接,因循环经济实践对象的环境、条件和战略需求的差异而形成的差异性对接,但总的要求是总体设计,分步实施,最终全面落实。
(三)对接战略
发展循环经济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战略性,这种战略性就决定了循环经济理论的对接战略选择,一是因势战略。根据构建主体的状况、环境、条件采取量力而行、量势而动地发展循环经济。二是功利战略。通过诱发构建主体的功利需求引导和推动发展循环经济。三是互促战略。通过示范、功利和激励形成竞争格局,引导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四、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
循环经济理论既是一种范式,也是一种规则,具有一定的约束性,这是循环经济理论的社会功能之一。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性有两个特点:一是范式性;二是约束性。范式性是通过整合认识,制作规范,构建范例,引导和规范循环经济的发展。约束性是采取法规、政令、惩戒等手段强行推动和管制循环经济正常发展。循环经济理论的规制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导向。即通过理论传导作用于人的思想理念,使循环经济理论成为社会意识、公共理念。二是规范供给。即提供可借鉴和仿效的理论规范和实践示范并进行指导和咨询服务。三是制约管理。即通过组织形式和法制制度等手段规范和制约循环经济运行,发挥循环经济理论的管理职能。
综上所述,循环经济理论是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形式的最佳选择。这种理论要转变为经济现实,除了本身应当具备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外,最重要的是因为循环经济具有“设计经济”的特点,要求理论系统应当较为系统和完善,理论对应较为具体,因此,循环经济理论的细化和对接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构建和发展经济循环成为切实可行而有效的社会经济活动,从而促进循环经济广泛而深入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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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管理体制;社会经济;经济环境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01
自从加入WTO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国的经济发展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既面临着种种机遇,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而财务管理体制作为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也应顺应经济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完善管理体制,最终为推动经济的发展提供帮助。
一、财务管理体制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
(一)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财务管理体制的设定
财务管理体制作为一种经济型管理体制,在企业和国家单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形成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财务管理体制与社会经济环境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具体来看,我国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之后,逐渐由计划经济为主变成市场经济为主,而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也丰富了起来,具体包括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以及经济手段等,而其中的经济手段就与财务管理体制的设定息息相关,它是国家在进行战略规划和经济计划之前的宏观调控,还有一种是利用金融或者财政的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而财务管理作为我国经济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为了满足国家的宏观调控需要,就要更准确地为国家提供财务信息和财务数据。由此可见,由国家宏观调控影响的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对财务管理体制的设定有着很深的影响。
(二)财务管理体制的设定反映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影响着财务管理体制的设定,而财务管理体制也反过来反映了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情况,财务管理体制包含的内容很多,其中有成本管理制度、收益分配的制度以及财务投融资体制等,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安排财务的总和,而从财务管理体制的各方面内容都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例如在财务投资体制方面,我国近年来注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出口型经济的政策与投资制度的价值取向有着很大的关系,从我国投资制度的政策定位上就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在朝着外向型、出口型方面发展。另一方面,从财务融资体制中也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方式和速度,由于国家对投资力度的增大,表明政府在推行科学、稳健的金融政策,这种经济环境就有利于融资制度的产生,而融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又推动了经济市场的发展,使其更加完善、健康。由此可见,完善、健康的财务融资体制反映也影响着经济环境的状况。
二、如何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完善财务管理体制
(一)提高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
为了使财务管理工作可以顺利实施、把我国的财务管理工作与新时代的经济环境结合起来,就必须提高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在实践工作中,要加强对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考核和培训,不断提高和改进其财务管理工作的方法和手段,使财务管理工作可以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发展。因此,在提高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理论素养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基础上,也要提高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创新意识,只有不断对财务管理理论和财务管理方法进行设想和大胆改革,制定有前瞻性的计划和规划,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财务管理工作,完善财务管理体制。
(二)打造良好的财务管理市场
良好的经济环境可以保证财务管理工作健康、有秩序的进行,因此,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加强对财务管理市场的规范,例如在实际的管理中要提高财务管理的服务质量,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降低服务成本,以此来提高市场竞争力。另外,在财务管理的战略目标上要结合企业单位的实际运营状况进行合理制定,财务管理的战略目标要与企业单位的战略目标相符合,尤其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出口贸易的不断增加,更应结合国际的经济状况打造一个资金流动健康的财务管理市场。
(三)与时俱进,适时更新财务管理制度
新的《企业财务通则》中更加强调了财务管理体制的重点内容,同时也使财务管理体制的职能更加明晰,从根本上为财务管理功能和财务管理体制的内容有所创新。具体可以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方面是把财务管理的观念改变了,财务管理制度真正成为融协调、监督、组织、评价等为一体的制度规范,把企业单位在运营、资金运转、控制成本、收益分配等多方面的财务内容进行综合的组织与控制,最终进行评价和监督,为企业对财务进行科学的管理起到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更加注重财务管理的本质内容,长时间以来,企业财政直接管理财务监督、财务资金的周转等活动,导致财务工作和财政工作混淆不清的状况,因此,在新的经济环境和我国新的经济体制改革影响下,可以把政府给予财政部门的工作职能变为政策上的规章制度,把财政的直接参与变为间接引导和监督,为财务风险的规避创造有利的条件。
三、结语
我国的财务管理体制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管理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为主逐渐向以市场经济为主的过程中,财务管理体制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和更新,尤其近几年,“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已经融入到我国各项经济发展工作中,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财务管理体制也有了新的要求,因此,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研究财务管理体制与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探讨新的财务管理模式对完善财务管理体制、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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