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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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范文
关键词:课堂管理;人本主义;模式
人是社会型的动物，而管理这一个古老的社会现象早在人类选择群居生活时就已经出现了。那么在课堂上也不例外，课堂是学生和教师交互的重要场所，教学活动就是在师生交互中进行。为了使教学活动得以顺利、有效的进行，必须通过一定的课堂管理来排除不利因素的影响，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有效的课堂管理能保证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也能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一词来自拉丁语最早出现在古罗马作家西塞罗和格利乌斯的著作中，意思是指人性、人情和万物之灵。”①人文主义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是密不可分的，人文主义者用人性和人权来反对神性和神权，重视个人的权利，歌颂个人的力量，并主张理解人，尊重人和爱护人。
1．传统课堂管理模式
传统课堂指的是重视知识的传授，强调教师中心和教材中心，忽视学生主体地位的课堂。这种课堂模式是精英教育时期的成功尝试，但在知识经济社会中传统课堂已不再适应发展的形势，与当代社会要求的创新型人才的价值取向格格不入，无法满足人才全面发展的要求和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在这种课堂模式下的课堂管理也就“更倾向于规章规则和学生服从，注重课堂秩序和规定性”。②
2．课堂管理以人为本的必要性
课堂模式遇到的这种困境同样影响了其走向。传统课堂管理模式对学生来说是枷锁不是钥匙，是牢笼不是大门，将学生限制于课本、教室里，并非打开学生的视野和思维。随着我国教育系统的不断完善、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教育方面的管理思想有很大进步，手段也层出不穷。《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的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③，其核心是要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在课堂中实施人文主义管理模式具有重大意义。人文主义的课堂管理核心思想是要尊重教和学的主体，即学生和教师，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促进师生的和谐发展和共同发展。
3．人文主义视角下的课堂管理策略
(1)学生中心
以人为本的课堂管理就是将学生由管理的对象转为管理的主体，其核心是一切为了学生，也可以说，人文主义课堂管理即生本主义，“生”为学生。约翰•杜威认为，儿童是教育的出发点，是太阳，而教育的所有手段和措施必须围绕儿童，即学生组织起来。杜威的儿童中心理论和人文主义有相当的契合点，都强调重视学生，发展学生。在这种要求儿童自由发展的模式下，课堂管理便开始随之转向，不再一昧强调纪律和服从，而是重视学生的需要和权利，由强调转为引导，由机械转为创新，由个人转为协作，由单一转为多元。
(2)环境
课堂环境包括师生双方所处的物理和心理环境，健康的课堂环境可以保证学生身心健康，促进知识和品格的发展，反之就会导致诸多不良课堂问题。物理环境是课堂活动的物质基础，心理环境则是影响课堂气氛的重要因素。在人文主义视角下，物理环境和心理环境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良好的课堂环境会促成心理环境的健康发展，而课堂心理环境也会反过来对物理环境有帮助作用，二者的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在课堂管理中都应兼顾，既要保证课堂基础设施的完善以打造科学良好的课堂物质环境;又要立足于学生的心理活动，形成和谐的课堂心理环境。
(3)自我管理
“人文主义思想一般包括对自由和自治的信念”④，学生的自我管理指的是学生自发地对自我行为进行管理。真正高效的课堂管理是要达到学生的自治，使得学生产生自我管理的意识，并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当学生有内在的自我控制感时，就能出现最佳的课堂纪律。”⑤总而言之，课堂管理渗透于课堂的方方面面，良好有效的课堂管理能够保证课堂活动的高效进行，反之则会阻碍和打乱课堂秩序。要最大限度地防止课堂问题行为的发生，营造和谐的课堂环境，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就要充分发挥课堂管理的作用。人文主义重视人的价值，“以人为中心”。在人文主义视角下的教育观认为教育应该尊重并关注儿童的心理和个性，那么在课堂管理方面就应该做到以保证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为前提，引导培养儿童的各方面能力和素质的均衡发展，通过强调学生为中心，营造和谐的课堂环境以及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来达到高效课堂管理。
作者:李雨盈 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陈时见．论当代课堂管理的变革［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8(1):83－88．
［2］胡敏中．论人文主义［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4):62－67．
［3］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J］．2010，5．
第2篇：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范文
在这个时代的影响下，人们对音乐提出了新的审美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要求音乐协和、悦耳，满足听觉的需要。不同的声音可以运用复杂的对位手法，但是必须使其有协和的音响相组合。让耳朵舒适是当时对音乐的最高要求。对于音乐的体验不再是中世纪的理念音乐，是“完美”的或不完美的音乐。而是体验音乐，要从中获得听觉上的和纯粹的音乐欣赏。
2.声乐音乐要求表现歌词内容和意义，加强音乐的表现力。不仅要求音乐与歌词相得益彰来表现歌词的外部特征，如句法、重音等，更要求通过音乐与歌词的有机结合，来打动听者的心灵。
3.开始出现音乐的“民族性”的模糊概念和世俗音乐的兴起。当时人们已经对民族语言的不同表现方式有所意识，音乐的民族性更多的体现在世俗音乐之中。从以上对与文艺复兴时期音乐观念的几点概述，我们就已经隐约地窥视到了人文主义发展的痕迹。
二、人文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影响
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呈现出一些新的因素，其不仅体现在新的音乐观念上，还有对人的创造力的认识及其对与音乐艺术本身演进的可能性的认识。下面笔者以人文主义中人性的两个部分———理性与感性，结合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现象和音乐家来进一步地分析其对于音乐的影响。
1.音乐头脑的风暴
人文主义尊重人的价值，不只是把人当做一种生命的存在，更要求把人当做一种精神的存在。关心精神生活，尊重精神价值，是人文主义更深刻的方面。而精神生活又可分为智力生活和心灵生活，前者面向世界，去探求世界的奥秘，体现了人的理性；后者面向人生，来探寻人生的意义，体现了人的超越性。理性的能力体现在运用逻辑对搜集来的经验材料进行整理概括。文艺复兴是头脑的风暴时代，社会在进步，科学在发展，人们开始对封建教会的思想产生质疑，迫切地渴望探索一切可以触及到的领域，音乐也不例外。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维特利就提出了“新艺术”的理论，他在论著中根据音乐的实践，判断出当时音乐理论中的保守思想。比如根据旧的理论“三度和六度是不协和的音程”，他做出定论，三度与六度是协和音程。另外查理诺还非常重视声乐复调，他分析了各种对位手法，特别对双对位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试图从严格的对位实践中总结出规律来，然后从理论上建立新的和声理论，也曾经从泛音音列中探求三和弦的音响学的基础。查理诺的音乐理论的历史意义在于总结了严格对位式的复调音乐的成就，并同时为新的和声式思维指出了方向。
2.流淌的情感音乐
人文主义的思想就是要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主张立足于尘世生活的精神追求。要求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尊重头脑、尊重灵魂。在当时的欧洲，由于中世纪长时期对灵魂的禁锢，人们迫切地需要个性的解放、灵魂的自由。人文主义的思潮对音乐的影响在世俗音乐上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当时的音乐产生了更加具有民族特点和富有民族历史内容的作品，有的甚至表现了国家命运的主题和爱国情绪。在风格上，它们抛开了中世纪梦幻性的手法，更加注重写实，更多地表现人，表现现实和对生活的热爱。我们从当时的世俗音乐中看到对音乐表情性追求的法国的尚松、注重音乐心理刻画及戏剧性关注的意大利的牧歌。这里仅以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世俗歌曲———意大利的牧歌和法国的尚松为例加以阐述。①戏剧性的情感表现———意大利的牧歌。16世纪在意大利北部产生的一种世俗歌曲体裁，是意大利世俗音乐的重要形式，常采用具有较高水平的诗词作为歌词，诗词类型有当时流行的十四行诗、巴拉塔、坎佐纳及田园诗等。歌词内容大多与妇女、爱情有关，更加热情动人。音乐风格细腻、抒情，注重音乐对歌词的细致表达。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蒙特威尔第，其创作风格体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牧歌风格的急剧变化，成就了意大利牧歌创作大师的风范。在作品中，主调与复调风格完美的结合，和声富于表现力。他不仅关注歌词的表现，而且还有作品整体的戏剧性。他是文艺复兴晚期最后一位伟大的牧歌作曲家，也是巴洛克早期意大利歌剧的奠基者之一，因此他被冠以跨时代的作曲家的称号。16世纪末期的牧歌作曲家们注重表现人物的感情，并运用戏剧性的手法，使得意大利牧歌音乐一步步接近人文主义者理想中的古希腊音乐。②表情性与民族情感的表现———法国的尚松。16世纪，法国作曲家发展了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性的、用法语歌词演唱的世俗歌曲———法国尚松。其一般按音节谱曲，强调规则的重音，诗歌的韵律对音乐旋律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尚松富于法国民族性格，活泼欢快。主要的代表作曲家雅内坎，其尚松最具特色，他不仅写作抒情性的尚松，还善于写作描绘性的尚松。创作形式多样，不拘泥于固定的形式，富于变化。在创作题材方面，常以描绘社会事件、生活、风俗为主。代表作有《鸟之歌》、《云雀》、《狩猎》等。法国尚松在整个16世纪广泛流行，是具有较高对位技术的歌曲，它借鉴吸收法国民歌的主题，在广阔的音乐创作领域中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是文艺复兴时期世俗歌曲中重要的体裁。
三、结语
第3篇：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范文
一、人文精神的内涵
在西方,“人文精神”一词应该是humanism,通常译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
狭义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其核心思想为:一,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二,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学对理性的贬低;三,主张灵肉和谐、立足于尘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对神学的灵肉对立、用天国生活否定尘世生活。
广义则指欧洲始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按照我对这一传统的理解,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可以确定为三个层次:一是人性,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二是理性,对真理的追求,是广义的科学精神;三是超越性,对生活意义的追求。简单地说,就是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人文精神的基本涵义就是:尊重人的价值,尊重精神的价值。
“人文精神是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一个国家的国民人文修养的水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教育中人文教育的地位和水平。”(《21世纪素质教育系列教材——艺术的意蕴》,陈旭光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徐志坚在《人文精神的时代内涵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中所说:“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人们关于“人应当如何生活”,“人之为人的价值标准”等一系列命题的自我意识,这便是人文本体,人文本体是决定着人文世界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客观依据。” 而人文本体——人文精神的核心也正是不同时代和历史背景下使用的人文精神的概念和内涵有所区别的关键。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依然承继了人文精神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传统,是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桎梏的对治和超克。故此时的人文主义还是停留在外在比照之后的补救,而不是人自身的自觉自立。Renanissance的本来意思是“人的再生”,即把人从神的蛰伏之下解救出来。所谓“再生”,就是:对于现实的人生,现实的自我,个性的自我,有一种春天之情的喜悦感,而且有一种现实的人间爱。这样,因重视个性的自我,人的普遍的理性的一面被忽略,而特别重视人的气质性的一面。因此,可以说,此时的人文主义因对治基督神学而标举的人的再生,实乃对人的才情等气质之性的肯定。所以,文艺复兴时期有很多在才情上表现其创造力的科学家、艺术家。
二、舞蹈艺术中的人文精神元素
作为一种最古老的、接受范围最广泛的、影响力最大的艺术门类--舞蹈,其本身蕴含着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可以想象,在远古社会,必定会有反映先民最原始、最自然、最本质的精神状态融在先民的舞蹈之中。在近现代和当代社会,舞蹈自然而然地融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文精神成为舞蹈艺术不可或缺的灵魂支撑。
(一)远古时期舞蹈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元素
远古时期我们的先民们最早产生的舞蹈,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是自娱自乐型的游戏舞蹈。舞蹈的目的就是一种情感的渲泄,就是为了引起异性的注意而加固族群的力量。
还有一类巫术型舞蹈。这类舞蹈的目的具有较强的社会性,比如祭祀,以求风调雨顺五祈望丰收;比如驱邪,以求上苍保佑四季平安;比如逐鬼,以求消除瘟疫人口康宁。
我们在远古先民的舞蹈中不难发现一种人文精神的元素。比如,在自娱自乐性的舞蹈中,他们需求的正是一种维护种族内部秩序、牢记先辈种族之血统、诱惑异性、增强团结等等方面的情感渲泄。而在巫术类型的舞蹈中,就是要让上苍神灵保佑丰收、平安、康宁、族群兴旺等等。在中国北方,有一种相传已久的《萨满舞》,据史料记载,这《萨满舞》非常盛行。舞者头插翎毛,腰挂一圈响铃,赤脚,手持一面萨满鼓,表演时先要祭祀神灵,然后请神驱逐邪魔,口中一边念念有词,一边舞动双臂,敲击萨满鼓,围观者甚众。建国初期,有关部门把《萨满舞》当做"封建迷信"加以打击;改革开放以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些舞蹈工作者与老艺人合作,把《萨满舞》挖掘整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萨满舞》中所传达的人文精神元素和历史积淀是不言而喻的。
(二)现代舞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元素
第4篇：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范文
[关键词]威尼斯乐派；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宗教音乐；世俗音乐；歌剧
文艺复兴是14～16世纪在意大利兴起的一次深刻的和一场文化思想变革，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人文主义是这场变革的指导思想，文艺复兴的先进思想家们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个性自由，反对禁欲主义。他们颂扬现实的欢乐和幸福，赞美爱情是人最高尚的感情，认为人有追求荣誉和财富的权利。
人文主义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在新时代的精神带动下，哲学、自然科学、文学和艺术等领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对音乐领域也有非常大的影响。音乐是人们用来表达情感的古老且无处不在的一种方式，这个时期的音乐更多地与人和人的生活结合起来。西方文艺复兴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不单是一个以人文主义思潮为基础的思想飞跃的时期，更是各种事物发展转换的一个平台。作为文化中重要的部分之一，音乐同样沿着这样整体的轨迹前行着。在此时期，音乐艺术逐渐世俗化、大众化，并相互融合。
16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威尼斯乐派开创了“复合唱”风格的经文歌，并将这种风格延伸到了器乐领域，促进了协奏曲风格的发展，将世俗音乐的发展推向了，并引领了歌剧的发展。威尼斯乐派的音乐家们在创作中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把文艺复兴时期音乐艺术推向了高峰，使威尼斯成为文艺复兴后期音乐文化的中心。
一、威尼斯乐派的宗教音乐
（一）“复合唱”经文歌的继承与发扬
“复合唱”的风格是圣马可大教堂特有的宗教音乐形式，它是分开的合唱队交替演唱的。据资料记载，在中世纪时就已经存在，特别是在教会仪式中将唱诗班分成两组进行交替式演唱的传统在公元1世纪就已出现。维拉尔特担任圣·马可教堂乐长后，继承了法国弗兰德斯的复调传统，而且将其与主调和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更加有效地挖掘了复合唱风格所能带来的影响上的效果，开创了唱诗班分开演唱的复合唱风格。分开的两组合唱队分立教堂两侧长廊，时而交替，时而相合，形成威尼斯乐派特有的“复合唱”或称“双重合唱”的风格。
维拉尔特为圣马可教堂写过的一首双合唱团的诗篇合唱，让两个唱诗班在教堂的两边廊厅相对而唱，这是音乐史上交替合唱的一座里程碑，维拉尔特的弥撒被称作当时模仿弥撒中最优秀的作品。之后，乔瓦尼·加布里埃里的复合唱经文歌使这种风格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他的大型复合唱经文歌大多为特定的节日庆典而创作，复合唱的规模，音响的对比和音色组合的丰富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宏大与辉煌的程度。歌词内容不再受严格的基督教义的限制，更加灵活多变，大部分歌词内容简单，所表达的情感直接，赞颂式的歌词更提现了威尼斯人民乐于用更加外在、直接的方式来表达对上帝的祈祷，迎合了威尼斯庆典的隆重氛围。
（二）器乐音乐的丰富和创新
威尼斯乐派出现了许多出色的管风琴家他们致力于器乐音乐创作，创造性地利用管风琴、琉特琴等乐器演奏技术，发明了利切卡尔、托卡塔等体裁，并且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琉特琴曲集。
乔瓦尼·加布里埃里将复合唱多团组的风格引入到了器乐合奏当中，并将已经孕育成熟的器乐法应用于合奏坎佐纳和奏鸣曲的创作中，为巴洛克早期的器乐发展指出了方向。早期著名的《弱声强声奏鸣曲》这首器乐合奏曲其实是一个供乐器演奏的复合唱经文歌，在历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因为它是历史上出版的器乐合奏曲中第一个标明每一声部所用的乐器的作品。另外，在《弱声强声奏鸣曲中》乔万尼·加布里埃利还首次引入了强、弱力度记号，这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创举。他创作的《神圣交响曲》第一卷中巴洛克协唱（奏）风格的主要原则已经初步确立，即人声与乐器结合在一起，乐器部分不再仅仅是简单地重叠人声，而是有时也承担独立的角色，声乐与器乐两者之间处于既相互对比，又彼此协调的关系当中。
这一时期的威尼斯乐派继承了“复合唱”经文歌的表现方式，开创了特有的 “双重合唱”风格，并将复合唱曲技巧移植到了器乐重奏上，从而为近现代配器法奠定了基础。他们谱写宏伟壮丽的教堂音乐， 真挚的情感，迷人的音色， 使每个听众都深感亲切，音乐的表现更加注重人的自我情感表达和体验，不再脱离人民的生活，是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人民感情的真实反映，它的影响力遍及到了整个意大利。
二、威尼斯乐派的世俗音乐
意大利牧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重要的世俗音乐体裁，是以较高水准的诗歌为词谱写的复调歌曲。随着牧歌的发展，意大利涌现出大批的牧歌音乐作曲家，作曲家们对牧歌的创作手法、风格各不相同。其中，意大利牧歌以威尼斯为发展中心，音乐多以五声部居多，罗勒是这个时期比较有影响的牧歌作曲家，他注重歌词的表达，既采用主调的风格，又大量运用复调的手法，还大胆探索和声。蒙特威尔第对牧歌进行各种实验性手法的探索，半音化的音阶、宣叙性的音调、色彩的对比等被大量运用，他的牧歌大胆地突破传统，创作的牧歌被称为“现代牧歌”。威尼斯乐派的音乐家们既是宗教音乐作曲家，又热衷于意大利牧歌的创作，罗勒和蒙特威尔第曾任圣马可大教堂的乐正，同时把意大利牧歌发展到了顶峰。
罗勒继维拉尔特后任圣马可大教堂乐正，被看作是第二实践的先驱，它确立了模仿复调为写作5部牧歌的规范，和声的变化有清新的色彩性，半音变化，重视复调性织体或复调与主调相结合的织体手法，例如：《从那美丽的东方》表现了青年所爱的姑娘复杂的情感——焦虑，忧伤，胆怯，激情，具有戏剧性，融合了复调与主调的音乐，表达了主人公对美好情景和情感的愉悦诉说，第30～35小节的音乐就是一个所谓“词语描绘”的范例，极富艺术趣味。这六小节的歌词大意是：“你走吧，你让我一人在此！别了！”这一诗行的语词只用了6小节的音乐，罗勒的写作却十分精致，30～32小节，当姑娘呼唤“你走吧”，作曲家用了“破碎的”模仿来强化这一情感的焦虑。1548年罗勒为短歌《美丽的圣母颂玛利亚配曲》，写成了八首牧歌，开创了类似套曲的创作风格。
蒙特威尔第是意大利重要的作曲家、指挥家，1613年他任圣马可大教堂乐长一职，在供职期间，创作出版了两部大型世俗音乐集，其包括《仙女的悲歌》、《坦克雷迪与克洛迪亚》等作品。《仙女的悲歌》是他晚期优秀的作品，这是一首女高音歌曲，蒙特威尔第创作了一个充满悲彩的旋律，他为了表现这种“痛苦的折磨”，运用一种紧张的音乐技巧来表现，即下行级进的固定音高。旋律的下行往往伴随痛苦的积聚，这个音型就像是少女的叹息与哀怨，就是这个音形无休止地重复，象征着少女不断重复着孤独与痛苦的叹息。
蒙特威尔第的牧歌创作跨越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两个时代，全面地反映了欧洲音乐风格从文艺复兴向巴洛克过渡时期的变化趋势。他的牧歌反映了人文主义思想，它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反对封建主义的禁欲主义，鼓励人们积极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推崇人的理性思维。
三、威尼斯乐派的歌剧
歌剧是音乐的戏剧，它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文艺复兴时代的音乐艺术在各个领域发展的结果。歌剧艺术不仅具有本身的艺术魅力，更重要的是它思想的先进性和世俗性。文艺复兴运动赐予了歌剧产生所需要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条件，它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动向，歌剧所包含的每一个成分都受到这个时代的深刻影响，不管是从思想到表现，还是从精神到肉体，全都渗透了那个时代的特色。1637年，威尼斯建立了第一座歌剧院——神卡西亚诺剧院，后来又相继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歌剧院，吸引着众多的音乐大师来到这里。此时的威尼斯成为了欧洲歌剧的中心，而歌剧在威尼斯公众的心里深受喜爱，欣赏歌剧已经成为民众的主要休闲娱乐方式，上有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
蒙特威尔第作为威尼斯乐派的代表人物，他也创作了大量歌剧，其中《奥菲欧》是第一部真正的歌剧，他认为歌剧的音乐要表达人类深刻的情感，并且要符合歌词意义。他运用了相当近代化的管弦乐队为戏剧配乐，用不谐和音烘托气氛表现矛盾，在歌剧中，独唱（宣叙调、咏叹调）、重唱、管弦队和舞蹈综合在一起表达剧情。《波佩雅的加冕》是蒙特威尔第为历史歌剧树立的一个最早的样板。在剧中， 第一次表现了真实的人类，他们感情和举动都很容易让观众理解，全剧的基调就落在爱的力量最高这一主题上。蒙特威尔第对人物刻画栩栩如生， 音乐与戏剧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与平衡， 在表达人类感情方面取得的成功标志着现代歌剧的诞生。在歌剧的启蒙时代，蒙特威尔第把歌剧推向了第一个高峰，被誉为“近代歌剧之父”。
第5篇：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范文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
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第6篇：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范文
首先，人文关怀体现在倾听心声，表达善意和关爱上。这是主持人表达对受众的人文关怀最基本的行为，也是节目实现人文关怀的第一个层次。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需要关怀的，倾听受访者的心声，并鼓励其说出真实的有意义的故事，这已经成为一个传媒从业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曾经有很多主持人忽略了听的重要性而总以滔滔不绝的讲述者形象出现，当时的受众也似乎习惯了这种被动的传播方式。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接受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思考型取代了接受型，更多的人愿意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思想和观点，形成双向或多向交流，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互动。这就要求主持人具备更多的人文关怀精神，不仅会说，更要会听。
美国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奥帕拉・温弗丽在20年主持中独占鳌头。她的外表其实很普通，只是一个40多岁的黑人妇女，中等身材，相貌平平。那么，她的成功凭借的是什么呢?正如传记作者迈尔所指出的：“一般说来，广播电视的访谈者提出问题，却并不认真听回答，他们的心思放在其他事情或者是下一个新问题上。但奥帕拉仔细倾听嘉宾们的谈话，并利用谈话的内容把主题步步引向深入，这就是她的风格。对于嘉宾和观众的生活充满关切，而且能同他们交流，所以她这种风格大获成功。”
只有“听”得好才能“说”得好。在倾听中科学地驾驭整个谈话现场，对于主持人来说是听的基础上的一种提升。节目主持人的话语一方面来自节目前的准备，另一方面来自现场嘉宾的语言、行为以及细节的刺激。在现场的交流中“听”是“说”的前提和基础，“听”不好肯定“说”不好，想要“说”好就必须“听”好。光有事先准备的材料是不够的，只有善于捕捉现场的信息才能碰撞出新的火花。我们经常看到有的节目主持人在谈话现场因为不会听而显得僵硬，感觉像是一个提问机器；有的主持人不善于引导嘉宾谈话，甚至让很好的信息流失；有的则生硬地打断嘉宾的谈话，显得死板而没有礼貌，最终导致节目缺乏生动和逻辑，更缺少谈话带给人的智慧。因此想要主持好谈话节目，主持人除了做好事前的功课外，更为重要的是主持现场在“听”上下工夫。这样才能保证谈话节目的质量。
其次，人文关怀体现在和谐融洽的谈话氛围中。广播谈话节目的定义是：“由主持人邀请嘉宾(含听众)，围绕公众普遍关心的重要话题，在平等、真诚、和谐的氛围中展开讨论的群言式言论节目。”所以谈话节目要营造的就是一种民主的氛围和平等的话语环境。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为主人的主持人才能春风化雨，作为客人的嘉宾才能感到宾至如归。有了这样的环境，大家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敞开心扉，充分交流思想。我们所熟知的《鲁豫有约》受到大家多年好评的主要原因和主持人在节目中渗透的人文精神有密切关联。这档节目在相对狭小的谈话空间中尽量为被访者营造一个温馨的“场”，让被访者感到舒服，愿意和主持人沟通，愿意把心底最深处的话讲给观众听。正如鲁豫所说：“我要给被访者一个很宽松很真实，没有被侵犯的氛围。”这正充分体现了节目以人为中心的人文精神。这种轻松和谐的谈话氛围的营造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现场情景的营造。交谈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中进行的，善于运用情境的作用有助于改善提高交谈的效果。我们所说的情境包括现实的环境和心理的环境。现实的环境是对限定的场所进行精心的布置，创造一个令人愉悦的空间。心理环境主要指主持人、嘉宾、观众的心理状态。这种环境的营造方法之一就是嘉宾与受众的互动，让嘉宾和受众通过沟通感动彼此，节目的人文精神也会在温馨的氛围中表现出来。
主持人真诚的态度。毕一鸣在《语言与传播――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艺术新论》中指出：“一般说来，要使访谈对象自愿说出心里话，还需要访谈者坦诚相见，以心换心。对方不愿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总是有一定原因的，但是只要你能用真诚打消他的顾虑，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向你倾诉衷肠。”所以真诚是谈话节目的灵魂，缺乏真诚的沟通，就不可能获得真诚的共鸣。有些谈话节目，主持人采访普通人时常常表现得盛气凌人，结果使没有接受过采访的嘉宾更加紧张；采访一些重要人物时却采取仰视的态度，整个节目下来，像嘉宾的个人演讲，主持人却成了一个传声筒。其实不管是星光闪耀的社会名流，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焦点人物，主持人都不必用煽情、赚眼泪来追求轰动效果，也不必用咄咄逼人的态度去追问被访者的隐私，而是在平等的、相互尊重的语境中轻松愉快、亲切真诚地与嘉宾交流。主持人可以通过这些细节传递出节目的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体现在理性的提问和思考中。理性的思考对于主持人非常重要，否则节目所选的题材就会归于苍白和单薄。比如在一些关注弱势群体的题材中，往往在挖掘真情的同时，会不自觉地肯定感性的做法而忽略对一些事情从伦理法律方面做冷静的思考和判断。主持人应该能跳出事外，不被主人公曲折伤痛的人生经历所牵引。其实这种理性的思考对广大社会和受众来说是最具人文关怀的体现。这就要求主持人在现场倾听的同时要不偏不倚，客观理性。因为需要人文关怀的不仅仅是被访者，广大的受众更是人文关怀的受益者。
综上所述，“人文关怀”、“以人为本”逐渐成为一种传播理念和价值取向并被广泛应用于广播节目的定位，而作为这一理念实施者的主持人，在节目中体会到这一定位，并潜移默化地将这种人文关怀渗透在节目当中，对于做出一档高质量的谈话节目是非常有益的。
第7篇：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范文
《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Rethinking Education：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继1972年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和1996年的《教育：内在的财富》之后，出版的又一份非常重要的报告。报告不久，顾明远先生第一时间发表评论，称这份报告必定会像前两份报告那样对世界教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可持续发展”是该报告关注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降低了全球贫困率，但全球不平等和暴力现象却在不断加剧；不可持续的经济生产和消费模式导致全球变暖、环境退化和自然灾害频发；技术发展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但文化和宗教不宽容、基于身份的政治冲突越来越多。面对这样的全球背景，报告提出必须根据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采取人本主义的方法来重新审视教育的目的，要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将人类生存的多个方面综合起来，采用开放灵活的全方位终身学习法，为所有人提供发挥自身潜能的机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相互依存日益增强的今天，以人文主义价值观为指导，报告“建议”了指导教育政策的新的规范性原则，即把教育和知识作为全球的“共同利益”（common good），而非仅仅作为一种“公益”（public good）事业。
以报告的核心思想观照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至少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反思”。第一，在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上，未来职业教育发展越来越需要强调人的本体价值。既要满足学生当下就业的需要，又要为其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这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矛盾”。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与企业“无缝对接”、高就业率等都被视为职业教育“质量”的标志。但正如报告指出的那样，教育正在与就业领域不断脱节，由于科学技术发展不断加快，预测新的专业和相关技能需求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一方面证明了“可迁移能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要求我们思考如何通过技能培训以及其他非正规教育来强化教育和岗位之间的纽带。如果教育与职业之间的鸿沟不可避免，任何试图通过强化学校与企业之间无缝对接的努力，其最终效果都是差强人意的。要促进现实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人的可持续发展是首要的，职业教育应是对职场的超越，而不能只是工作世界的复制，这应该成为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第一哲学”。第二，在职业教育的课程内容上，“必须向当前一代和下一代传授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根据生态、社会和经济现状而调整生活和生计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行为”，培养绿色技能（green skills）、环境意识、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责任感已经刻不容缓。面对环境危机，未来的产业发展将最终决定我们生活世界的走向。绿色产业的异军突起需要大批高素质的绿领人才（green-collar workers），而未来就在我们手中，职业教育责无旁贷。第三，在学生能力评价上，《教育：内在的财富》提出学习的四大支柱，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和学会共存，这四大支柱尽管将长期发挥作用，但面对当前的社会挑战，在“学会做人”方面，在网络社会中人与人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如何既秉持共同、普世价值又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挑战越来越大；在“学会共存”上，必须要超越原来人际交往的社会和文化范畴，涵盖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问题。第四，在职业教育的发展体制上，在我们越来越强调行业企业的“主体”地位、提倡发展混合所有制、鼓励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的今天，职业教育的“公益”属性确实已经不是那么纯粹，用“共同利益”取代“公益”的理念和原则的合理性在于：“公益”是与私立对立的，而“共同利益”则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共性、不同利益的整合和多元价值观的融合，即“共同利益”的概念摆脱了“公益”概念所固有的个人主义社会经济理论的影响。
王东岳在其哲学著作《物演通论》中论述了世间万物“递弱代偿”的核心思想，世界发展的递减态势不可避免，万物又都在前赴后继地寻找支持因素，以尽量推迟灭顶之灾的来临。现实社会的冲突、矛盾，以及生态环境所承担的无以复加的压力，都让人类社会的前景黯然。如果人类文明的“递弱”态势不可避免，现在看来，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必将成为人类“代偿”机制的重要构成：促进人权和尊严，消除贫穷，推进可持续发展，为所有人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作者系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
第8篇：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范文
一、公共政策的含义及功能
公共政策是世界上范畴较广的一个定义，是根据公共管理研究衍生出来的一种公共性质的政策。所以说公共政策是对于一般决策和一般决定而言的形式特殊的政策种类，虽然区别于一般决策或决定，但也具备相应程度的一般特征。总的来说，公共政策是包含了公共问题、公共目标以及公共利益的意志表现，代表了公共权力的发挥和行使，具有能够分配价值的权威，其表现思想也是双重的，即存在积极意义也存在消极意义。公共政策的功能主要包括了:管制功能，针对政策的具体内容进行解决，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制约性和强制性，其表现形式为政策中的具体条文;引导功能，通过具体规定对公众群体的行为进行正确引导，具有很强的导向性作用，发挥了促进社会和谐、帮助人们规范正确行为、具有积极的作用;调控功能，是对政策进行具体治理的手段之一，是公共权力机构的利用工具，在公共事务中扮演调节和控制的角色;分配功能，公共政策将共有价值和公共利益均衡的分配到政府和群众之中，代表了社会生产力的最广泛要求，也是站在社会多数人的立场上出发和考虑的［1］。
二、行政法下突出公民参与在政策制定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加强公民参与进行公共政策的制定，能够有效提升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下面针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作用进行探讨:(一)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途径我党在十六大中提出了现代社会主义文明社会的发展目标就是要发扬民主精神，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并且我国最新行政法出台后，更加体现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运行思想，不仅要强化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程度，更要突出人文主义精神，那么，提升公民的参与度是实现公共政策制定走上民主道路的有效途径之一。(二)公民参与能够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所谓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在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要想提升公共政策的制定质量，首先就要提升民主化程度，而民主化程度的就要依赖于全民参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能够体现最根本利益的需求，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决策的失误，更能够广泛听取社会意见制定合理科学的政策，进而提升了政策制定的质量。(三)公民参与是保障了公共性质的要求公共政策的表征是实现全民参与化的制定状态。因此，在对于公共性质的要求下，实现不同利益主体呼声的体现，不仅符合多元化、多层次、理性化和复杂化的发展要求，更对我国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精神深度扩大。因此，总的来说，公民参与深深保障了公共性质的根本要求。
三、行政法下公共政策制定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合法性原则起着全局统领的作用，时刻提醒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合理、合法，绝对不能与行政法相悖、相抵触。在合法性原则的要求下，对公共政策制定主体、事务内容、地域情况以及范围和时间都要进行一一排查和审核。遵循合法性原则，能够使公共政策的制定依法逐步进行，更有助于行政主体能够全面实行监督职能。(二)合理性原则合理性原则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价值取向，又被叫做适当性原则。顾名思义，合理性原则是要求公共行政机关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要遵循我国实际国情以及市场发展规律，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突出平等、互助、和平和信赖的中心思想。在合理性原则的指导下，公共政策制定要体现适度性和保护性，从人民群众的均衡利益入手，实现有效分配，体现人民主体的价值。(三)民主化原则从自然层面来说，民主化原则贯穿了公共政策制定的始终。民主化原则追求人民价值的最高体现，力求实现正义和公平，并且公共政策制定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保证公众群体能够有效得到适当的权力。
四、结论
第9篇：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范文
关键词：启蒙运动；教学方法；教学手段
近年来，随着教学改革的推行，历史课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同趋丰富。对于传统的教学方法我们要适当加以改造，使它更加适应时代的需求；对于新产生的方法，我们要大胆采用，深入研究，不断完善。在继承和创新中，联系实际，对各种方法取长补短，优化组合。
一、启蒙运动一课的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分析并说明启蒙运动兴起的原因和特点，列举启蒙运动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2）学生通过回忆并复述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比较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的异同，说明启蒙运动对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作用。
（3）通过对启蒙运动兴起的历史条件和重大影响的探究，学生能说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基本原理。
2.过程与方法
通过运用多媒体课件，展示和教材内容有紧密联系的图片资料，激发学生的兴趣。教师精心设计问题，引起学生的思考，发挥学生的积极性，真正理解重点和难点，从而内化为自己的知识。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启蒙思想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精华积淀之所在，更是近代资产阶级为之奋斗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仅属于其个人和那个时代，更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通过学习，学生将培养人文意识，强化法制观念；关注社会进步，培养坚强的意志，树立科学精神，敢于怀疑，勇于创新，不断追求真理；领悟先进思想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积极汲取启蒙思想精华，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借鉴。
二、教学方法的策略选择
1.经久不衰的讲授法
讲授法是教师通过简明、生动的语言，通过描绘情景、叙述事实、解释概念、论证原理、阐述规律等，系统地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和发展学生智力的一种方法。教师通过合乎逻辑的分析、论证，生动形象的描绘、陈述，启发诱导性的设疑，能够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大量系统的知识。它有利于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智力，有利于有计划、有目的、有意识地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本课在启蒙运动发生的原因、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理性”、启蒙思想家的主要思想、启蒙运动的深远影响等方面都需要运用讲授法。
2.师生互动的课堂讨论
优化的课堂讨论，对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求知欲，发挥其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以及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特别是创造性思维能力，是行之有效的。“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的比较”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教师参与课堂讨论，如果学生讨论不出所以然的话，教师可以适时提醒学生从产生的背景、思想主张、发展历程、深远影响等方面比较其相同点和不同点。另外“启蒙运动的深远影响”同样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从对不同方面、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影响着手。课堂讨论的方式要优化，所选择的方式，要能与内容、时机挂上钩，符合学生的认识水平，符合教材的结构特点，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讨论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获得最大的讨论效益。学生在讨论回答的基础上，教师应适当地补充和归纳，以便学生更加有系统有条理地掌握知识。
3.探究教学法
探究法是以引导历史探究为主的教学方法，是强调把科学探究作为获取知识和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历史探究教学就是在教师的指导和启发下，学生以个人或小组的组织形式，通过自主独立的研究完成一系列由易到难的题目，并在这个过程中经受意志品质的培养和磨炼的一种教学方法。
三、教学手段的策略选择
教学手段是指“为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的而采用的劳动工具，主要是指教学的物质手段。”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教学手段是指学习活动中采用的工具或物质手段，具有物质性、多样性的特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成才的起点”，将多媒体引进课堂是目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而实用的手段之一。学生只有对本学科知识产生了兴趣，才能有探求这门学科的欲望，而这种兴趣的激起则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教师所创设的教学情境。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用多媒体课件创设声、像、图、文并茂的教学情境，激起学生的注意，唤起学生旺盛的求知欲和强烈的好奇心，使学生的注意力和求知欲与课堂教学融合在一起，来思考和探究历史知识的奥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条件的改善，高科技含量的现代辅助教学媒体必将在历史教学中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1]王生.历史课程生成性教学中应避免的几个误区：由教学案例“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引发的思考.历史教学，2010（2）.
[2]张智.法国启蒙运动与旧制度后期的民族主义话语.浙江学刊，2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