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好处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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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高等教育的好处范文
农村家庭高等教育选择决策模式
一、维度分析
1、支付能力
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支付能力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大学收费，一般而言，一个在校的大学生要支付的费用包括学费、学习资料费、学习及生活用品费、住宿费、伙食费、交通费等。高等教育并非义务教育，因此学费是最主要的开支项目。从2000年开始，我国高校的学费基本稳定，近几年我国高校学费一般维持在5000―6000元之间，艺术类专业及独立学院的学费则超过10000元。住宿费为800元―1200元。仅学费和住宿费两项费用每年达6000元。加上生活费和其他杂费，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平均开支超过1万元。
二是家庭纯收入。农村家庭收入包括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农业收入包括种植、林业和养殖收入。非农收入包括在本地的非农收入和在城市的打工收入。虽然这几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每年都有一定增长，但扣除维持家庭的最低基本生存需要的各项支出后，农民实际剩余的可支付货币并不是很多。而且，农民的纯收入并非全部是货币，还包括了部分实物。在比较大学开支和家庭收入时，一般是以农民家庭纯收入数据与大学开支进行比较。因此，如果农村家庭支付能力越强，即家庭纯收入>大学收费，就越可能选择接受高等教育，反之，家庭支付能力越弱，就越可能选择接受高等教育。
2、价值判断
农村家庭对高等教育的价值判断直接影响其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选择，目前，主要的价值判断主要有：一是基于高等教育的实际回报，也就是实际收益率，二是社会文化资本的获得。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们投资教育都是期望获得较高经济回报，高等教育实质上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通过对比高等教育成本和预期收益，个人做出相对理性的投资决策。一般而言，在高等教育带来的可能收益不低于需付出成本的情况下，个人选择投资高等教育。由此可推出，高等教育投资收益越大，个人越倾向于投资教育；反之，高等教育成本越大，需求相应会越弱。因此，学生及其家庭在高等教育选择时也会权衡高等教育的成本―收益，并结合自身家庭收入经济条件，综合考虑做出理性决策。
高等教育除了能够发挥经济功能外，还能够提升人的素质，扩展社会网络，获得社会文化资本。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高等教育的社会文化资本积累的功能，人们就可能选择接受高等教育，反之，就可能放弃高等教育。因此，人们认为高等教育收益高，能提升社会文化资本，也就是说读书有用，那么家庭和个人选择接受高等教育。
二、决策模式
如果农村家庭支付能力强，认为高等教育价值大，那么农村家庭就倾向接受其子女上大学。在我国农村，高等教育是农民改变自身社会地位、实现社会
流动的最重要渠道。要改变较低的社会地位、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很重要的一条渠道就是接受高等教育。一些富裕的农村家庭，为了子女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为了让子女提升综合素质，选择高等教育。从独立学院的学生家庭情况调查结果可以发现，大部分独立学院农村来的大学生一般家庭经济情况较好，这说明这一部分农村家庭认为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有价值，愿意花费高昂的经济支付，不管子女考上的是哪一层次的大学。
如果农村家庭支付能力强，但认为高等教育价值小，那么农村家庭就倾向放弃子女上大学。一些富裕农村家庭从高等教育收益角度进行比较，认为接受高等教育的收益小，很多农村家庭含辛茹苦地供孩子读完大学，但是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就业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农村家庭对高等教育的信心和期望。农民们已经意识到，现在读大学就像是赌博，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大学毕业便能得到“铁饭碗”的时代结束了。当富裕农民将高等教育收益与自己做比较时，就可能产生“读书无用”的观念，认为放弃读大学，直接工作，收益更高。
如果农村家庭支付能力弱，但认为高等教育价值大，那么农村家庭也愿意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在高校扩招的背景下，贫困农民对高等教育的态度虽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普遍认为高等教育的收益较高，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是改变农民身份，跳出农村的理想途径。所以，不管家庭经济如何拮据，也要想方设法送子女读大学。如果子女考取了名牌或重点大学，即使是最困难的家庭也不会出现“教育放弃”现象。农民的所见所闻使他们确信，只要孩子考入重点大学并且在大学刻苦学习，大学毕业后仍然能够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因此，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供孩子读完大学。如果孩子考取了那些就业风险较高的地方性院校，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农民家庭而言，他们仍然会继续供孩子读书。农民所获得信息使他们确信，多读书对于子女今后的发展总是有好处的。虽然孩子读的大学不是太好，但是读大学后毕竟会增加未来的选择机会，不读大学便会失去很多。由于受家庭支付能力的约束，如果子女考上费用昂贵的独立学院，一些贫困农民还是不愿放弃，但他们会理性决策，可能会选择费用低廉一些的高职高专。因为一些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上与劳动力市场联系紧密，就业状况良好，所以很多农村家庭子女的高考分数线虽然达到了三类本科的要求，但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高职院校。这也是贫困农村家庭“弃本读专”的现象。
如果农村家庭支付能力弱，认为高等教育价值小，那么家庭就可能放弃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如果农民家庭本身就比较贫穷，而子女又考入了就业没有保障的地方性院校，农民家庭就会陷入痛苦的两难决抉之中。如果贫困农户认为孩子大学毕业后找不到收入较高的工作，几年大学的费用足以致使家庭更贫困，那么，农户就可能放弃高等教育。从“机会成本”角度来看，机会成本是指因接受教育而放弃低收入。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很快，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高中毕业生如果不读大学而外出打工的话，每年也可以有 10000元左右的收入。对于富裕家庭而言，机会成本并不会影响他们对高等教育的决策，但是机会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贫困农村家庭对高等教育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廖娟.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与教育选择――基于个体风险态度的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7）：150～164.
第2篇：高等教育的好处范文
[关键词]终身教育；继天而教;志于学;不谈毕业
Abstract:In his book of A Critical History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and his lecture to us， Professor Tu You-guangproposes a philosophicaltheory: Chinese tradi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s a kind of lifelong education，whichstarts from one's 15 years old and goes through one's whole life until death. When we try to give an interpretation to his thought， we find out that the essence of his thought consists of three aspects: education succeeding to the heaven， fixing the mind on learning and no graduation until one's heart stop beating. The three aspects make up a whole system.
Key words:lifelong education; education succeeding to the heaven; fixing the mind on learning; no graduation
涂又光先生是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高足，在冯先生晚年和过世后，不论是中文稿，还是英文稿都由涂先生整理，包括中译冯先生有名的英文著作《中国哲学简史》，编篡《三松堂文集》等。涂先生深得冯先生真传，但又自成一家，别具个性，形成了自己以道家为主根的儒、道、佛统一的哲学观。近年来，涂又光思想研究渐成气候[注:涂又光先生原是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师，现为高教所资深教授，主讲《中国高等教育史》和《教育哲学》，是我博士时期的老师。近年来为传播和弘扬涂先生的教育思想，华中科技大学将“涂又光教育思想研究”专门立项，作为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涂先生所任职的教育科学研究院还专门组织了涂又光教育思想研讨会；今年涂先生80大寿之际，又准备出版涂又光教育思想研究文集。]，2006年涂先生80大寿之际，母校华中科技大学又准备出版涂又光教育思想研究文集，以示庆贺。作为涂先生的学生，笔者深受教益，常怀感恩，不揣浅陋，特撰此文[注：为弟子的，深受老师教诲，有责任、有义务传播和弘扬老师们的思想和精神。为作此文，我重新阅读涂先生的著作以及当年听涂先生课的笔记，似乎在觉解上又进了一步，也是一种“反刍”。写作过程中，兴之所至，多次在电话中向涂先生请教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永远“不谈毕业”的学生。]，表达一种感恩之心，亦贺涂又光师健康长寿。
涂先生始终将教育定位于文化领域，站在哲学的高度，坚持实践高于认识的认识论原则，坚持特殊高于普遍的本体论原则，提出不少原创性的观点。要理解涂先生的教育思想，首先要从教育哲学的高度去理解。在其著《中国高等教育史论》和给我们的授课中，涂先生提出，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是15岁以后的、贯穿生命全过程的终身教育。这么说时，他喜欢说“不谈毕业，死而后已”，“终身教育，死而后已”。本文选择涂先生的终身教育思想来解读，论题醒目地用上涂先生的原话，如果你一见题目就有所触动或惊异，也就不难想象涂先生讲课的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和入木三分。
一、继天而教
人性论影响教育观。中国传统思想总是将人性与善恶联系起来，并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人性学说：一是“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需要通过教育，使得人性中的“善端”发挥出来；与此相反的观点则是“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需要通过教育，明辨是非，惩恶扬善，使人趋善避恶。这两种观点都从各自立场影响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对此，涂又光先生却认为，作为一种教育哲学，可以继承的，既不是性善论，也不是性恶论，而是性灵论。也就是说，人性既非善，也非恶，而是“灵”，万物之灵的“灵”。正因为人性灵，人才既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才需要受教育，趋善避恶；正因为人性灵，人才蕴含发展的可能性，通过教育，可使人的发展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正因为人性灵，人才有发展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不仅如此，人类的全部文明都是“灵”创造出来的。可以说，性灵论超越而且包含了性善论和性恶论；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把人性说死了，性灵论把人性说活了，体现了人性丰富灵动的生成性。
根据涂先生《中国高等教育史论》的论述，最早主张“性灵论”的是西汉“为群儒首”的大思想家董仲舒[1]。董仲舒认为：“人受命于天”，“得天之灵，贵于物也”[2]。他说：“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米与善，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止之外谓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3]
也就是说，禾结的是谷，不是米；谷要通过人力加工才能出米；人性中的善，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外在的“王教”。“王教”也就是“教”，这里“王”是修饰词，表示神圣之意，相当于称English 为King's English。
董仲舒“性灵说”的“微言大义”，与西方哲学家提出的“人是万物之灵”不谋而合，但长期受到遮蔽，甚至1949年以后很少有人这么讲。在讲《中国高等教育史》和《教育哲学》时，涂又光先生将其明确化，生动化，通俗化，而且他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说，并以此作为起点，主张“继天而教”( education succeeding to the heaven)的教育哲学，作为一种教育发源论。
涂又光先生认为，教育发源论不同于教育起源论。教育起源论，讲的是教育起源的历史，属于教育史；教育发源论，讲的是教育发源的理论，是个结构概念，不是时间概念，属于教育哲学。根据教育发源论，人是“继天而教”，是“天生之，地养之，王教成之”，是“天生之，地化之，人成之”，也就是说，人性的完成要靠教育；人一形成、一出生，就要接受教育（包括胎教）；只要是个人，就要接受教育。反过来说，人虽然天生性灵，但如果得不到教育，性灵就不能实现、不能完成，灵性就会湮灭。 “继天而教论”有着深厚的理论价值。教育是人的权利，是天赋人权，同时也是人的义务。既然教育是人的权利和义务，那么人必须受教育，社会和家庭有责任和义务让孩子受教育，“有条件要教育，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教育”。现在讲义务教育，很多人没有明白义务教育的真谛，上升到“继天而教”的高度，就容易理解得多。此其一。
“继天而教论”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现实中，一提到教育，我们口头上喊得很响：“优先发展教育！”实际上却总舍不得多投资，似乎是国家还不富裕，整个蛋糕也就这么大，能有多少给教育呢？这实际上是一种实践上的“富而后教论”，不管口头上承不承认。因为从教育哲学来说，它将教育定位于富后，给教育加上限制和条件——富了才教。那么，不富就不教了，不教如何富呢？这样看来，“继天而教论”比“富而后教论”高明得多，进步得多。此其二。
进一步来说，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自有人就有教育（但不一定有文明）。从教育史的角度看，通过教育，人才与禽兽分开，人才脱离禽兽状态。所以，文化（culture）与天然(nature)相对，文明与野蛮相对；文化是人改变天然，文明是人改造自己，克服野蛮。文化发展到脱离野蛮状态，就进入了文明。教育的一大功能，就是使人从
自然人变化为文化人，从文化人到追求完美之人。此其三。
二、志于学
根据教育发源论，教育的起点是“继天而教”，而促其贯穿终生的精神动力则是“志于学”(fixing the mind on learning)。但“志于学”不是天生的，而是要从小养成的，要化性为志，化志为行；行之终身，即为终身教育。
1志于学：终身教育的精神动力
《论语·为政》中有“吾十有五”一章：“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许多人认为这是孔子一生的自叙年谱，也是“千古作圣妙诀”[4]。涂又光先生却从其中读出终身教育的宗旨，他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是15岁开始的终身教育，是一个逐步提高精神境界的过程……不谈毕业，死而后已。”[1]（P21)
这里的关键是“志于学”。这里的“学”，是指学问，不是指学校；“志”更是一个重要概念，“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论语·子罕》）。“帅”，对于三军来说，当然重要，但“志”，对于个人，哪怕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匹夫）来说，也比将帅对于三军更为重要。综合起来，为学须立志，立志须为学，“立定脚跟，背后灵山飞不去；手持心印，眼前佛面即如来”。在《论语》中，“志”作为动词，只与三个字搭配：“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三者却都是从不同方面讲同一件事，这件事从“志于学”开始，学“道”，学“仁”。《论语·述而》中还有一段话集中地表达了这一点：“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道、德、仁、艺，都是“学”的内容，而学得如何，则看是否有“志”。
在涂先生看来，“志于学”是一个实践过程，是个人终身教育的精神动力，基础教育的重要任务就是促使学生“志于学”，高等教育要从本人“志于学”开始。他说：“‘志于学’是小学阶段养成的精神动力，这个精神动力不是灵机一动，心血来潮，而是一个实践过程，行之终身，死而后已”[1]（P35)，“一个人的高等教育，必须从他自己‘志于学’开始；他自己若不‘志于学’，就不必往下谈了”[1]（P32)。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个人若不“志于学”，大概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而立”、“而不惑”、“而知天命”、“而耳顺”、“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了；大概也就没有完成人的灵性，成为“立”得起来的人了。英裔美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也发此高见，指出，大学的任务在于把一个孩子的知识转变为一个成人的力量[5]。
2达成“志于学”的三阶段
如何促进“志于学”呢？按中国传统，15岁前接受小学教育，学习书数，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奠定了一定的“依于仁，游于艺” 的基础，钱穆先生对此的解释是：“自此以往，始知有德可据，有道可志。”[6]也就是说，教育中并不是一开始在没有什么基础之上，就空谈什么志于学，志于道，使其失其依据，而是要在有一定的学习基础上，再谈继续学习，促其有志于学。但此说从教育学上、从方法论上看，仍嫌笼统。
对此，涂先生通过对中国经典著作的细嚼慢咽和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提出独到而精辟的见解。《中庸》上说：“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涂先生将这个顺序倒过来，应用到教育中，成为促进学生学习的“三阶段说”：第一阶段，“勉强而行之”，也就是勉强、强迫、约束学生学习；第二阶段，“利而行之”，也就是让学生通过权衡利益，明白学习的内在好处；第三阶段，“安而行之”，学生明白了学习的好处之后，外在诱因化为内在的动力，有志于学，进入学习的“安”的境界，心安理得，怡然自得，享受到读书的快乐[注：此说缘于同涂先生的电话交谈。]。
这“三阶段说”步步深入，“循循然善诱人”，使学生经过“勉强”“晓以利害”“安于学习”等几个阶段，一步步前进，进而进入“志于学”的境界，这比单纯逼迫学生学习，或一味许诺只要“你好好学习，我就给你什么好处”的外在诱惑要高明得多。
例如，刚开始学习或刚开始学习一项新知识时，一定的约束或强迫不可缺少。人们常讲，要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既然是“良好”，就有克服“不好”；既然是“养成”，就不是一日之功，肯定有约束。再如第二阶段，人们说得就更多了，就是孔子也是现身说法：“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论语·季氏》）；“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等。读书与功名联系起来，与现世生活联系起来，成为一种进取的驱动力。只有进入第三阶段，“安而行之”，才有了学习的自觉性，才能体味学习的快乐，“志于学”才算是真正地立起来了。
同理，《大学》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有一幅著名的对联：“合安利勉而为学，通天地人之谓才”，与此有同工之妙。
三、终身教育，死而后已
从时间来说，终身教育贯穿生命的全过程，“死而后已”；其精神实质，则反映了人类认识的无止境，体现了人类对学无止境的永恒追求，所以“不谈毕业”。综合起来，是“不谈毕业，死而后已”。这是由人类认识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教育的本质。
如何在纷繁万象中把握这一终身教育的本质呢？涂先生鞭辟入里，抓住要害，围绕中国高等教育的灵魂主轴——他称其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总规律——进行阐述。中国经典著作《礼记·大学》开篇说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此说历来被称为“三纲领”，贯穿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全过程。涂先生将其视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总规律。说它是总规律，是因为它是贯穿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全过程的规律——无论成均、私学、太学、书院、大学，尽管各有特征，都在遵循它。遵循它，高等教育就发展，就成功；不遵循它，高等教育就受挫，就失败。这与清华大学历史上有名的校长梅贻琦先生的见解有异曲同工之妙。1941年梅贻琦先生在总结中国大学50年的经验教训时写作了著名的《大学一解》，他指出：“今日大学之教育，骤视之，若与在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出此二义之范围，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7]这一见解，在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很有意思的是，当代著名教育家潘懋元教授曾创造性地提出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8]，涂先生结合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意味深长地指出：当代对中国高等教育总规律的研究，“若区分内外，则‘明明德’是内部规律，‘新民’是外部规律，‘止于至善’是内外合一的规律”[1]（P359)。可见，这一总规律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以贯之”之道，通透明了，是用来解释中国高等教育历史的一把金钥匙。
在中国高等教育总规律的观照下，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矛盾也就呼之欲出。涂先生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矛盾是“道”与“艺”的矛盾，现在叫做“人文”与“科学”的矛盾。关于人的学问是人文，关于物的学问是科技。涂先生认为，在教育发展史上有三个阶段：人文阶段科学阶段人文·科学阶段。中国古代的教育是人文阶段，以人文教育为主；近百年来是科学阶段，注重科学教育；正在发展为且必须发展为人文·科学阶段，使人文与科学相融[9]。科学发展日新月异，永无止境，人文要为科学启示方向，使科学为人类造福。这既讲明了人文与科学的关系，也讲明了人文与科学的实质。人文求善，科学求真，探索永无止境，追求永无止境。
理解这一总规律和基本矛盾的钥匙，是对“大学”一词内涵的把握。涂先生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大学”有四层含义：(一)相对于童子发蒙教育，大学指成人终身教育；(二)相对于“小人”教育(学“小道”)，大学指“大人”教育(学“大道”)；(三)相对于大学校，大学指大学问；(四)相对于大学问，大学指大学校。最基本的又归为两层含义：“大学问”和“大学校”，归根到底是指“大学问”[1]（P23－28)。 大学问，又有两层含义：一是知识论系统，二是做学问的精神境界。所以“大学问”一解，一语中的，揭示出“大学”本身就包含有终身教育之义，揭示出追求永无止境，只有穷尽一生，死而后已。
接下来，也就不难理解涂先生所说的另外两个观点：其一，学校不等于教育；其二，学校教育不是教育的全部。前者说明，学校只是实施教育的机构，学校办得好，促进教育，实现教育；办得不好，阻碍教育，摧残教育。后者说明，学校之外，教育还有广阔天地；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同学校教育一起共同承担教育的责任。此外，从学制上看，教育有所谓“阶段说”，即教育区分为一个个阶段，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的基础，后一阶段需要与前一阶段衔接；从教育本质上看，教育是一种文化活动，在其中，人的知情意、德智体各方面得到发展。因此，从学制阶段上看，教育当然有毕业一说；若将教育视为生命的过程、生活的过程，也就没有毕业一说。
现在，终身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的基本理念、基本政策在国际上广为推行，通过解读涂先生的终身教育思想，我们发现，现代终身教育的理念，尽管有新的时代内涵——强调个人必须终身不断地学习，顺应时代潮流，尽管吸收了西方营养——以公共教育的观点，推行成人教育和继续学习，它仍是中国高等教育园地土生土长的深根大树，既有大学味又有中国味，“这种大学味和中国味，就是高等教育领域（包括体制和理论）的中国特色”[1]（316)，它的基本特征是不谈毕业，死而后已。
很可惜的是，现在讲大学，通常指大学校、高等学校、高等教育机构，而很少指大学问。若只谈大学校，不谈大学问，不说远离高等教育的真谛，最起码不是高等教育的全部。当年先生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他对大学要追求大学问的看法，反复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0]，“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1]，“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12]，“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13]。今天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时代，大学的性质已不完全等同于时代，但无论如何，对“大学问”的追求应该是永恒的。
总之，从“继天而教”到“志于学”再到“不谈毕业”、“死而后已”，涂又光先生的终身教育思想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内涵丰富、见解精辟、极具创造性，高度体现出涂先生作为一个文史哲大家的精深造诣和超然智慧。若要理解涂先生的终身教育思想，就要抓住中国高等教育的总规律和基本矛盾，要理解“大学”即“大学问”的深刻内涵，要理解学校不等于教育，学校教育不是全部教育的内涵。涂先生的终身教育思想，为理解中国高等教育历史的基本精神，为融合中西方的教育智慧，提供了一个有益的钥匙。当然，这些“解读”也许不能揭示涂先生丰富思想体系之万一，真正深刻的理解需要吾辈终身努力，不断体悟。
[参考文献]
[1]涂又光．中国高等教育史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2]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
[3]董仲舒．春秋繁露·实性[M]．
[4](明)顾炎武．四书讲义[M]．
[5][英]怀特海．教育的目的[A]．任钟印主编．世界教育名著通览[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1160－1162．
[6]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70.
[7]涂又光．中国高等教育史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334．
[8]潘懋元．高等教育学及教育规律问题[Z]．长沙：湖南大学教务处编印．1980．
[9]涂又光．论人文精神[J]．高等教育研究，1996，（5）：6．
[10]．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A]．全集(第三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8．
[11]．北京大学一九一八年开学演说词[A]．全集(第三卷) [C]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82．
第3篇：高等教育的好处范文
关键词:网络环境;高等教育管理;改革
一、网络高等教育的优势
随着学校信息化建设的推进和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发展网络教育势在必行。也是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的必然要求。那么，网络教育的优势何在呢？
1、学习时间和空间上的适应性
网络教学最小的教学单位可以放在家中，最大的却可以超越国界。只要拥有一条电话线和一台电脑，您就可以上网进行学习，而不用像传统面授班那样必须在固定的星期六或是星期日早上9：00到一个离您家很远的地方去上课，远程教育可以使学员能根据自身的需要灵活的安排学习时间，完全突破了学习在时间、地点上的种种限制，学员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网络学习课程，很好地处理了工作、学习、生活三方面的矛盾，使自己真正掌握了学习的自，避免了上面授辅导班的来回路途奔波之苦，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上，充分享受学习的乐趣。
2、教育的开放性
由于采用了现代教育技术，突破固定教学时间的限制，与面授教育相比，可以扩大教学规模，为更多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从而降低学生的人均学习费用，为加速人才培养提供了可能。网络高等教育既保留了传统教学的优点，又打破了现有的课堂教学形式，有利于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方式。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和兴趣自行选择课程内容、学习进度与学习方式，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有利于培养独立的工作能力与创新精神。
3、优秀资源的共享
在传统教育中，由于各地的实际教学条件、教学资源情况千差万别，许多偏远地区的师资严重匮乏，良莠不齐，有的地区甚至没有师资，这些都制约着当地教育水平向高层次迈进。然而网络教育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跨区域师资优化组合分配。这无论在教案准备上，还是在学生教师讨论、答疑、案例分析上均具有极强的优势，我们甚至可以与世界一流的学者客串讨论当前最新尖端技术，最新管理方式，而不必再用十几年前陈旧的案例了。
4、充分的答疑时间
学员在学习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交流，这种交流包括学习者与老师之间的交流和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交流，通过交流可以及时的发现和纠正、解决学员在学习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在传统教学中学生的答疑和老师的授课时间是混在一起的，答疑的时间多了，那么讲课的时间必然就少了。
5、较高的经济效益
实现较高的成本效益同样也是网络教育在激烈竞争中最终取胜的基本条件之一。对网络教育的用户和学习者而言，网络教育项目收费应适应他们的承受能力。而对网络教育提供者而言，由于初期投资的巨大，要实现较好的成本效益难度也不小。
二、结语
网络技术在给高等教育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1)高等教育管理不仅要向学生提供有效的课程,以圆满完成阶段学业,同时还应向学生提供锻炼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的机会。显然,“虚拟大学”只能提供前者,无法满足后者。(2)计算机网络难免发生故障而导致课程安排的混乱,电脑“黑客”的肆虐会扰乱在线教育的教学秩序。(3)网络教育虽具有交互性,但缺乏师生真实情感的交流和心灵互换,教师难以及时发现学生思维和行为的误区,师生间的情感距离和心理鸿沟势必增大,他们的社会心理也将随之发生不可预料的变化。
参考文献:
[1]姚启和.高等教育管理学[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堵力,王磊.网络教育能否改变未来[N].中国青年报,2005-02-26.
第4篇：高等教育的好处范文
自1999年高校开始扩大招生规模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迅速步入了大众化阶段，自然是好处多多，不仅和国际接了轨，还满足了广大学子“十年寒窗苦，一朝功名就”的大学梦，更带动了教育产业的蓬勃发展，为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但是，十年扩招，一路走来也是弊病“缠身”。
一些高等院校每年招收的本科生相当于扩招前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我们不禁要问，学生多了，大学大了，教学质量如何保证？事实上，扩招导致了师生比例的严重失衡，就连一些名校也直喊“老师不够用”，动辄一两百人的大课堂在大学里已是常事，直接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的明显下滑。此外，过度扩招使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天之骄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层出不穷的高校占座事件，为高校教室、宿舍、图书馆资源紧张做了最好的注解，而高校也为扩建频频陷入债务危机……高等教育归根结底要靠质量取胜，可以说，扩招叫停为高等教育指出了发展方向，高等教育也该回归本位了。
还考试一片蓝天
山西长治公务员录用考试舞弊案近日在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其中，长治市人社局原副局长赵波和公务员管理科原科长吉新瑞，因招收公务员罪、二罪并罚，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和1年零6个月；递补考生家长贾志红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缓期两年执行；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健康体检科原主任韩玉梅、原检验师杨文芳犯招收公务员罪，判处韩玉梅有期徒刑1年，杨文芳有期徒刑6个月，缓期1年执行。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公务员以其良好的职业声望、较高的社会地位、优厚的福利、完善的保障，以及可能存在的灰色收入，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但由于供求关系的限制，能通过层层选拔最终捧上“铁饭碗”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再加上权势的染指，使得很多无权可依、无势可倚、无爹可拼的考生注定成为“炮灰”。
公务员招考虽有《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公务员法》《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等诸多条例和规定，但近年的公考舞弊案仍频繁出现，而被治罪的案例则少之又少。山西长治公考舞弊案中不但贪赃枉法的官员罪有应得，连心术不正的家长也罪责难逃，真真是大快人心，让公众有了从严治考、以法治考的期冀，也给了我们这些“三无”人员一些希望。
孩子的健康谁来管？
“一毛钱”食品散布在部分中小学校周边的小卖部里，一些来历不明、无生产日期、过期的食品混杂其中，成为中小学生口中的“美味”。一位工商部门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并未对学校周边食品抽检形成机制，没有专项经费和人员保障，监管往往流于形式。据《新华网》报道
很多人在回忆起学校生活时，大抵都对学校周边的美食念念不忘，中小学校门口的零食摊、小卖部更是由来已久，包装粗糙、“味道可口”的“辣条”、“辣片”几乎成了一种集体记忆，多少年来“风采不减”，且有长盛不衰之势。
这些在黑作坊生产出来的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正规生产厂家、含有大量化学添加剂、价格低廉、只以中小学生为消费群体，且销售渠道独立、监管困难的小食品，其安全性可想而知。一种食品从生产到流通、到销售，绕过了层层监管，养肥了利益链上的所有人，买单的却是孩子的健康，试问孩子的健康真的没有人管了吗？
教育不在于排场
4月24日，在河南卫辉举行的比干诞辰3104周年纪念活动上，数百名中学生停课参加了该活动，冒雨在活动现场从早晨7时许站到10时许，引起一些学生及家长的不满。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比干毕生爱国、爱民，其以死谏君、精忠报国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缅怀和学习，举办祭祀活动当然无可厚非。可问题是，这样一场注重形式、讲究排场的祭祀大典，是否让学生领会到了祭祖的真正内涵，而冒雨祭祀的学生们对比干的生平了解多少，淋雨之后有多少比干精神留在了他们心中，又有多少学生发自内心地对这位伟大的先贤肃然起敬。教育不在于排场，再多的形式都只能算作“锦上添花”，最重要的在于是否抓住了内核。
教育部近日《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稳定规模，保持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相对稳定，高等教育规模增量主要用于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以及扩大民办教育和合作办学。”这意味着，连续实施了13年的高校本科扩招将画上句号，中国高校规模扩张时代将落下帷幕，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主旋律。 据《人民日报》报道
自1999年高校开始扩大招生规模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迅速步入了大众化阶段，自然是好处多多，不仅和国际接了轨，还满足了广大学子“十年寒窗苦，一朝功名就”的大学梦，更带动了教育产业的蓬勃发展，为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但是，十年扩招，一路走来也是弊病“缠身”。
一些高等院校每年招收的本科生相当于扩招前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我们不禁要问，学生多了，大学大了，教学质量如何保证？事实上，扩招导致了师生比例的严重失衡，就连一些名校也直喊“老师不够用”，动辄一两百人的大课堂在大学里已是常事，直接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的明显下滑。此外，过度扩招使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天之骄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层出不穷的高校占座事件，为高校教室、宿舍、图书馆资源紧张做了最好的注解，而高校也为扩建频频陷入债务危机……高等教育归根结底要靠质量取胜，可以说，扩招叫停为高等教育指出了发展方向，高等教育也该回归本位了。
还考试一片蓝天
山西长治公务员录用考试舞弊案近日在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其中，长治市人社局原副局长赵波和公务员管理科原科长吉新瑞，因招收公务员罪、二罪并罚，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和1年零6个月；递补考生家长贾志红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缓期两年执行；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健康体检科原主任韩玉梅、原检验师杨文芳犯招收公务员罪，判处韩玉梅有期徒刑1年，杨文芳有期徒刑6个月，缓期1年执行。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公务员以其良好的职业声望、较高的社会地位、优厚的福利、完善的保障，以及可能存在的灰色收入，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但由于供求关系的限制，能通过层层选拔最终捧上“铁饭碗”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再加上权势的染指，使得很多无权可依、无势可倚、无爹可拼的考生注定成为“炮灰”。
公务员招考虽有《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公务员法》《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等诸多条例和规定，但近年的公考舞弊案仍频繁出现，而被治罪的案例则少之又少。山西长治公考舞弊案中不但贪赃枉法的官员罪有应得，连心术不正的家长也罪责难逃，真真是大快人心，让公众有了从严治考、以法治考的期冀，也给了我们这些“三无”人员一些希望。
孩子的健康谁来管？
“一毛钱”食品散布在部分中小学校周边的小卖部里，一些来历不明、无生产日期、过期的食品混杂其中，成为中小学生口中的“美味”。一位工商部门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并未对学校周边食品抽检形成机制，没有专项经费和人员保障，监管往往流于形式。据《新华网》报道
很多人在回忆起学校生活时，大抵都对学校周边的美食念念不忘，中小学校门口的零食摊、小卖部更是由来已久，包装粗糙、“味道可口”的“辣条”、“辣片”几乎成了一种集体记忆，多少年来“风采不减”，且有长盛不衰之势。
这些在黑作坊生产出来的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正规生产厂家、含有大量化学添加剂、价格低廉、只以中小学生为消费群体，且销售渠道独立、监管困难的小食品，其安全性可想而知。一种食品从生产到流通、到销售，绕过了层层监管，养肥了利益链上的所有人，买单的却是孩子的健康，试问孩子的健康真的没有人管了吗？
教育不在于排场
4月24日，在河南卫辉举行的比干诞辰3104周年纪念活动上，数百名中学生停课参加了该活动，冒雨在活动现场从早晨7时许站到10时许，引起一些学生及家长的不满。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第5篇：高等教育的好处范文
关键词：财政教育投入 减贫 门槛特征 政策启示
一、 增加财政教育投入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并进而具有扶贫作用
人力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通过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存量，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实物资本更多的作用在于促进经济增长，而通过教育投入提高的人力资本更多的作用在于促进经济发展，因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相伴随的是社会整体的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接受新事物、新技术的能力提高，创新能力增强等，扩大了经济增长的内涵，更多的是经济发展所涵盖的内容。因此，教育投入就更多的为学者以及各国政府所重视，相关研究也非常之多，国内外很多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教育投入对经济和社会的这种促进作用，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研究。如P.E.Petrakis etc（2002）研究认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则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在国内，如陈霞（2010）利用 1994-2009 年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国内生产总值等统计数据展开研究，得出如下结论：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大于专任教师投入数量的作用。
既然增加教育投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进而，增加对贫困人口的教育投入，可以帮助他们减少贫困发生以及减轻贫困程度。因此，很多学者开始关注教育对减贫的作用。希望能够通过教育提高贫困人口自身反贫能力，从而发挥其消除贫困，改变个体生存状态和国家整体实力的作用。因此，增加低收入群体或者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教育支出也可以作为扶贫的重要手段，如Sen. A.（1976）认为，贫困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均面临反贫困问题，在政府的反贫困工作中，要充分重视财政教育投入的作用。缪尔达尔（1992）认为，反贫困的最有效手段应该是教育扶贫，政府应该在教育扶贫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加大财政教育扶贫支出。国内的相关研究，如肖唯楚（2012）基于对教育扶贫资金各项投入与脱贫数和返贫数的回归分析，得出扶贫资金对教育培训的投入与脱贫数的增加及其返贫数的减少显著相关的结论。通过对接受不同层次教育的人数与脱贫数的多元回归分析，得出接受基础教育、高中职高教育、专科及以上教育的人数与返贫数都呈负相关。林毅夫（2005）认为，通过教育扶贫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手段，政府尤其要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财政教育投入。
二、 财政教育投入的扶贫作用具有空间外溢性和门槛特征
一些学者对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财政教育投入资源，提高扶贫效果进行了研究。发现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而对扶贫的作用，均具有空间外溢性和门槛特征。
空间外溢是指，某些地区财政教育投入很高，但是由于人才外流等原因，高的财政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存量做出的贡献，其好处被其他地区获取了，称为空间外溢的负效应，这些具有负效应的地区主要是那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或者是偏远地区，因为这些地区人才外流严重。相反，某些地区虽然财政教育投入不高，但是如果这些地区是人才的主要流入地，那么这些地区就获取了其他地区较高的财政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好处。
门槛特征是指，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发展以及减贫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单调递增作用，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教育经费投入范围内，其对经济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可能存在某些临界值，在这一临界值之前，财政教育投入的减贫效果作用很大，如果财政教育投入超过某一临界值，财政教育投入的减贫作用可能就显著减少了。这一临界值，就被认为是财政教育投入减贫作用的门槛值。
一些学者对财政教育投入以及其他财政投入作用的空间外溢性和门槛效应进行了研究。张淑翠（2012）利用2001-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教育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门槛效应，发现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及收入分配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对于教育年限没有达到门槛值的地区，增加教育年限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对于教育年限已经大大超过门槛值的发达地区，教育年限的增加会扩大收入差距。邓宏亮，黄太洋（2013）利用2000-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和门槛特征，得出了如下结论：经济发展中教育投入效应存在空间外溢性特征和门槛特征，并计算了具体的门槛值。杨友才，赖敏晖（2013）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了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认为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门槛效应，我国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大多时候已经超过了门槛值，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降低。
三、主要的政策启示
很多文献研究已经证明了财政教育投入的经济效应以及减贫作用，具有空间外溢性和门槛特征，这一研究结论具有非常明显和重要的政策含义。
1.空间外溢的结果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偏远地区因这种空间外溢性受损，而经济发达地区因这种空间外溢性受益。因此，国家层面的财政教育投入应该向落后地区倾斜，因为这些地区的教育投入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流失了的，如果这些地区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发达地区是持平的，而实际上，这些地区的人力资本增长速度是要远远小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无疑对这些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是雪上加霜。相应的，对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省份，国家财政教育投入可以适当减少，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因为，这些地区作为主要的人才流入地，已经是人才济济了，再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资，高等人才过多，就业压力增强。同时，这种空间外溢性的存在，其实是落后地区反而补贴了经济发达地区，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被称为高等教育小省，也就是浙江省的高等教育的规模不大，但是浙江省的人才并不缺乏，因为其他省份尤其是落后地区的省份培养的人才会流入到浙江省。也就是说其实是发达地区的省份搭了便车，落后地区反而补贴了发达地区，基于这样一个隐含的事实，是否可以尝试由发达地区的省份适当的给予落后地区的省份一些教育投入，当然，要由中央政府加以协调。
对省级财政来说，经济发达的省份，因为存在着正的空间外溢效应，因此，高等教育投入可以适当减少，因为这些地区并不缺少高等教育人才，其他地区培养的高等教育人才会源源不断的流入这些地区，因此，教育经费可以向中小学倾斜，以及向本省的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倾斜。对于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一方面要争取国家的财政教育投入向本地区倾斜，同时也要加大本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力度，比经济发达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力度要更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本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较快增长，为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2.政府为了增加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而会增加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这种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因为存在这种空间外溢性其效果要打折扣。因此可以考虑采取其他办法来吸引和留住人才，例如，可以制定人才引进计划以及各种引进人才的优惠政策，要比增加该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效果更好。同时，为了吸引高等教育人才去中西部以及落后的农村就业，政府还可以通过一些更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加以引导，例如浙江省2006年开始，通过由浙江农林大学委托培养的方式，向浙江省山区、海岛等欠发达地区的县（市、区）招
收定向培养涉农专业的本科生，定向培养生按期毕业后，回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市、区）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工作，期限为5年。这样的政策设计有助于大学生毕业后到欠发达地区或者农村就业，提高这些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这些政策设计都比单纯的提高落后的财政教育投入效果更好。
3.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和减贫作用具有门槛值，因此，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财政教育投入资源，中央财政的财政教育投入要对各个地区加以权衡，合理调整和优化财政教育投入的区域分配，确保经济均衡增长与教育投入效率的有效发挥。
参考文献
[1]缪尔达尔. 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2
[2]邓宏亮，黄太洋.经济发展中教育投入效应的空间计量与门槛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3，3：25-31
[3]杨有才，赖敏晖.我国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J].经济科学，2009，2：34-43
[4]肖唯楚.关于财政教育扶贫投入效率的实证研究――以武陵山连片特困区C县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2，9：13-18
[5]金双华.财政教育支出政策与收入分配[J].财贸经济，2003，（1）：58-63
[6]王锡桐.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的制度创新[J].重庆社会科学，2006（10）：5-8
第6篇：高等教育的好处范文
关键词：新世纪；西班牙；高等教育
作为南欧传统的农业国，进入新世纪以来，西班牙的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的过程，带动了其国内各个方面的发展。教育作为一大基础事业，同样也呈现出蓬勃壮大的态势。但是，在表面繁荣的背后，也隐藏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值得进行分析和思考。
一、西班牙高等教育存在的新问题
（一）教育经费虽向高等教育倾斜但数额有限
西班牙的教育预算虽向高等教育倾斜但数额有限。新世纪以来，西班牙教育经费在各层次的投入是向高等教育倾斜的，但是教育投入的多寡却取决于国家经济运行状况。西班牙的旅游经济和教育的关系，可以从其教育经费来源上得到答案。西班牙政府的预算取决于收入。西班牙旅游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这也意味着旅游经济发展的好坏将会影响到国家的总体收入，从而会影响到对教育的投入。近年来，西班牙石旅游收入大增，不但拉动了国内经济，各领域的财政预算也节节攀升，教育也因此获益。但是即便如此，每年西班牙有150万人中学毕业，继续读大学的是少数。这点投入远远不能满足西班牙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西班牙一名技术专业的大学生的教育成本每年是2200美元，而国家只能投入500美元。
（二）西班牙高等教育的质量令人堪忧
调查表明，有44%的西班牙家庭愿意交费使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但许多低收入家庭只能将收入的3.3－7.5%用于子女教育。这说明西班牙人对教育服务的支付能力尚且不足。和有限的支付能力相联系的还有择校的边际费用支出，一些家长为使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还要额外支付数额不菲的“好处费”。这说明，尽管教育市场价格高，但消费者数量多，支付能力却较弱。在有偿教育条件下，西班牙的教育质量令人堪忧。整体来看，有偿教育的水平、技术保障、办学条件、教学内容和方法参差不齐。有的学校将教育作为追求收益的商业性活动，而不注重质量效益。马德里自治大学校长认为，只有在国家承担起经费的责任和义务的条件下，各学校才有可能全力以赴地提高教学质量。
（三）西班牙高校扩招新问题
一直以来，西班牙的国立大学预算内计划招生名额都多于自费名额。而私立大学却存在计划招生名额和实际招生名额的反差。因为目前在西班牙人的意识中，西班牙国立教育要比私立的商业性教育有威望得多。这种供需矛盾是无法用增加国立大学预算外招自费生名额的方法来解决的。（类似新问题在我们中国也同样存在。试想，假如北大、清华扩大自费生招收比例，不但会影响到生源质量，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公平、公正新问题。这种供需矛盾的存在短期内不会得到解决。）即便西班牙家庭中有44%的家长肯花大钱供孩子读大学，但并非肯花钱就能进入好大学。
二、问题分析以及解决对策
（一）教育市场化理念应当趋同
20世纪90年代初受到市场法则变化震荡的西班牙教育体系已经自然走向平衡。时间使人们熟悉到了教育市场化的代价，熟悉到了无形教育资产、教育质量及教育价格的关系。教育将成为预算的间接收入款项已被西班牙教育界普遍认同。必须承认：教育投资在现代社会是盈利事业。在现代工业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工作人员的25%，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多半是由他们创造的。也就是说，他们对经济的贡献要远远高于他们在居民构成中的份额。相反，教育程度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0%。因此，教育投资是赢利事业及教育消费是可以得到回报的意识，可以说已经普遍得到西班牙社会的认同。西班牙要加入世贸组织，教育也要入世，为此教育界曾忧患重重。不过，随着市场观念的转变，西班牙教育市场化理念应当趋同。
（二）应当努力使得教育市场步入良性竞争轨道
随着教育产业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私立教育机构应该从数量的竞争转向了质量的思索。这些机构必须更加重视现代化技术投入、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更多采用个性化的教学方法和管理方法，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办学体制灵活，从而更适应市场需求，并且使得教师的待遇普遍提高。与此同时，国立教育机构为保持竞争地位，也应该利用和开发原有资源，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完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管理机制。这样才能够使得西班牙教育市场正在步入良性竞争轨道。
（三）教育应当走向国际市场
第7篇：高等教育的好处范文
高等教育超常规的发展需要新的战略和思路
尽管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也都经历了从精英型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转型，但是，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却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根据我国"九五"期间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看，1996-1998年基本上属于高等教育稳步发展的时期。在这三年中，本专科在校生的规模从1995年的547.7万人，发展到1998年的623.1万人，年增长率为4.4%；1999年以后国家提出了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即所谓的"扩招"，当年高等学校的本专科在校生人数就由623.1万人增加到7189万人，增长率为15.4%；而招生数量的增长率达到32.1%，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招生的增长率达到42.9%。2000年在前一年扩招的基础上，高等学校本专科招生的数量有了进一步的增长。根据2001年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高等学校在校生的规模仍将继续扩大人数。如果我们要在2005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那么年招生规模将达到500万左右（包括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形式）。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每年招生和毕业的"吞吐量"几乎等于某些大国高等学校全部在校生的总数。
这样的发展速度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的独特性一样，中国高等教育的这种发展是有现实依据和基础的。
首先，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知识和人才已经成为新的全球竞争的关键。然而，相比较而言，我国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源或高层次人才的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非常大的差距。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我国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84名，仅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的1／5和发达国家的1/9。我国在1998年有专业技术人员总量3877万名，占从业人口的5.5%，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4至1/3，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17.5%，中专及以下学历占一半以上。
其次，是我国教育本身均衡和协调发展的要求。2000年我国已经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各类高中的规模也迅速扩大，特别是普通高中的发展规模早在1997年就突破了"九五"计划在2000年达到在校生850万人的目标。由此，高等教育的发展呈现出明显滞后的状况。
第三，是满足人民群众对接受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和愿望已经越来越强烈。满足人民群众这种平凡的要求应该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职责。
坦率地说，这种超常规的发展是有风险的，它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或者带来消极的影响，等等。正象人们所担心的那样，这样的发展能否保证和达到一定的教育质量？这样的发展规模在以后能否保证毕业生的就业，如果有大量的毕业生不能就业，会不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或者说，这样的发展是不是会由于违背教育规律而受到惩罚？等等。应该承认，如果我们与高等教育有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和制度没有能够进行相应的改革，这样的风险的确是存在的；如果我国高等教育本身在体制、制度、办学模式、条件以及思想观念等等方面不能够进行充分的改革和调整，这样的风险也很可能发生，并带来相当大的危害。换句话说，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需要一种新的战略和思路，它要通过现有高等教育体制的局部调整和完善来消解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而通过高等教育的整体转型实现这种超常规发展的目标。
高等教育的主要服务对象应该由政府转向"客户"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一直是在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包括高等教育的举办、管理和办学，由此形成了我国高等教育通过政府与社会发生联系，或者说，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本身并不直接与社会进行资源交换。通过这些年的改革，应该说，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本身与社会之间已经有了比较直接的联系，高等学校本身的资源配置和经费来源也已经出现多元化的现象。但是，高等学校本身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和地位并没有真正形成，"客户"的意识也还没有真正成为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办学的价值取向。因此，这个方面的转型至少应该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从高等学校的角度看，必须淡化和改变过去"隶属"的观念，不是仅仅把自己看成是某个部委的学校，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基础上，把自己看成是为"客户"服务的机构。这里的"客户"包括政府、学生、企业、各种社会机构和团体、地方部门，以及所有需要从高等教育中获得服务的组织和公民。由此形成一种非常广泛的社会依托和支持系统，在资源配置和经费来源上形成一种多元化的结构特征。这样，才能缓解和逐步改变高等教育经费紧张的局面，使高等学校的发展获得良好的资源基础。
第二，从高等教育管理者的角度看，虽然政府仍然应该是高等教育的管理者，而且，政府将很可能仍然是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但是，这种管理和提供经费的方式仍然需要转型。就前者来说，高等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应该促进高等学校的自主办学，应该促进高等学校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的微观基础的建设；就后者而言，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客户"，通过委托和招标等各种形式为高等学校提供经费，由此使高等学校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各个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办学效益。
实际上，这种转型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现实基础。目前我国许多高等学校已经在面向"客户"办学方面走出了非常大的步伐。由国家和政府作为高等学校事业经费下拨的"纵向经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只是高等学校总体经费预算中的一部分，来自其他方面的"横向经费"已经在高等学校经费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过去所谓政府的"纵向经费"的下拨方式已发了一定的变化，即由过去的分配方式转变为现在的"项目方式"。目前许多高等学校在学科建设和调整中强调综合性和多学科性，实际上也反映了从过去主要满足政府和主管部门的要求，到重视各种"客户"的不同需要的变化，体现了高等教育服务对象方面的转型。强调高等教育的这种"客户"取向，也正是世界OECD组织最近出版的《重新定义第三级教育》一书的主要内容之一。
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本位应该从学科转向市场
所谓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本位，是指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长期以来，高等学校一直是粑学科建设作为学校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井把学科作为学校各种资源配置的基本结构，包括队伍建设、经费投入、项目申报和管理，以及专业和课程建设，等等，并以此作为高等学校办学的基本思路和衡量高等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准。例如，在高等教育"211工程"建设过程中，许多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都是"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应该说，就高等学校本身来说，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和发展是对的。但是，学科并不是高等学校建设的本位和高等教育的出发点。换句话说，办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办学科，而是为了服务社会。如果说在高等教育相对封闭的时候，在高等学校只是以政府为中介与社会进行联系，而不必自己操心如何适应社会时，高等学校可以比较单纯地进行学科建设。那么，在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今天，完全和单纯以学科为本位恐怕就会出问题了，因此必须充分考虑市场的需求。这也就是说，应该更多地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高等学校的配置，或者说，按照人才市场或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和变化整合高等学校的各种资源。有两个方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转向。
第一，各个学科之间的综合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和高等学校中学科建设的重要取向，而这种综合的重要依据就是社会生产实践领域的划分。因为，"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的紧密结合，形成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统一体系。这一体系包含着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发展的序列，实现了从科学到直接生产力的转化。因此，现代学科分类要充分考虑到这一转化所造成的社会生产实践领域的划分"（丁雅娴主编《学科分类与研究》）。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处于前沿的各个学科，往往都是这种具有比较强的综合性的学科，如环境科学、材料科学、空间科学、生命科学，等等。但是，目前高等学校中各个学科之间的整合是非常有限的，各个学科之间仍然大多是"老死不相往来"，缺乏充分和必要的合作与融合。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其说是学科自身的问题，不如说是高等教育的思想观念问题，是高等学校本位观念没有到位的表现。
第二，专业建设的本位问题。应该看到，前些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所进行的专业调整与合并，把过去500多种专业调整、合并为250种左右，从而极大地拓宽了专业的口径，有利于增强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对社会和经济的适应性。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的是，这次专业调整实际上仍然主要是以学科为本位的。这也就是说，以二级学科，或者一级学科为平台，进行的专业调整与合并，并没有突破传统学科的界限。在一些高等学校，专业调整甚至没有突破过去院、系的范围。其实，社会实践和经济建设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往往并不遵循高等学校中学科的分类。而专业作为现在我国人才培养的基本形式，当然不能仅仅以现在的学科为依据，而必须跨学科地进行专业建设和调整，并由此进入人才培养。
强调这一种转向，并不是完全以市场取代学科，也不是简单地否定学科建设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它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与社会和市场的联系，增强高等学校对社会和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
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依据应该从"资源约束"转向"需求约束"所谓"资源约束"是指根据资源的状况（包括数量、性质和特点），确定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规模和结构；所谓"需求约束"是指根据社会和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确定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规模、速度和结构等。从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条件来看，这样两种约束都是存在的。而这里所说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依据应该从"资源约束"转向"需求约束"，并不是完全否定"资源约束"所具有的意义，它实际上指的是它们在依据序列中的先后地位。当然，这种先后地位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办学思想。
应该说，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是以"资源约束"为主要依据的。特别是在高等学校的办学经费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的时期，这种"资源约束"几乎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直接的根本依据。换句话说，国家财政给高等教育拨多少钱，国家的高等教育就有多大；国家给高等学校多少钱，高等学校也就有什么样的办学规模和水平。更重要的是，这种"资源约束"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一种发展高等教育的思路，即首先考虑我们能够获得多少经费，然后才决定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当然，这种"资源约束"的发展模式既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有关。也与当时人们对高等教育属性的认识有关。可以认为，这种"资源约束"的发展模式和由此形成的发展思路对人们的影响是十分强烈的，对我国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发展的影响也是非常深的，至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模式和思想观念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判断，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相反，"需求约束"则是从高等教育的外部关系出发，考虑和决定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它强调和重视的是社会和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并以这种需求的大小和特点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最重要的依据。换句话说，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首先考虑和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充分考虑人民群众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应该说，这种需求本身也是非常复杂的，它既包括社会和人民群众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各种人才的需求；它既有数量的要求，也有质量和结构上的要求，而且，不同地区的社会需求也常常呈现出非常不同的特点。按照需求确定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需求约束"的基本含义，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这种从"资源约束"向"需求约束"发展模式的转变在现实中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方面，从政府的角度看，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对某些学科与人才的需要，应该成为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确定方向和重点的基本取向。从高等学校本身看，招生和毕业生就业的状况应该成为确定和选择学校学科和专业发展重点与方向的重要依据之一，而不是仅仅根据资源本身的多少进行分配。所以，这种"需求约束"实际上是保证和不断提高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办学效益的重要措施。另一方面，由于社会需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而使这种"需求约束"显得格外重要。只有通过这种"需求约束"，我国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的改革和发展才能始终保持与国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实际联系，才能不脱离各个地方的实际。应当说这种适应性是现代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基本内涵之一。
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心应该从宏观体制的层面转向高等学校的层面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任务的基本结束，高等学校本身在这个改革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已经越来越重要了。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与我国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和进展。从总体上看，这种体制改革基本解决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矛盾和问题，缓解了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外部约束，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的办学效益，也正是在这种体制改革的基础上，高等学校本身的改革和发展已成为社会关注和矛盾的焦点。
第8篇：高等教育的好处范文
茅老此言一出，立刻引来舆论一片争议。众多网友质疑，在目前的涨价狂潮下，大学学费已经让很多家庭难以承受，为什么还要涨？而一些学者认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确是富人搭了便车，应该提高学费。
为什么学者们屡屡提出大学学费应该涨的观点，他们究竟是基于什么判断？在目前的中国，大学真的应该涨学费吗？涨了学费就真的能够有利于穷人吗？
大学涨学费有利于穷人？
作为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当然不会没有根据地就如此敏感的问题信口开河。对于支持大学学费提高，茅于轼先生给出了如下的理据：“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而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孩子上学的问题。
而在此前不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一高端经济论坛上也表示，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是可以收费高，但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北大本科生一年的成本是20000元，一年的学费4000元，剩下的16000元都是政府在补贴，这是穷人在补贴富人。为什么不让富人多出些钱呢？比如说，学费就可以收20000元，贫困家庭的孩子就给他全额奖学金，这就是富人补贴穷人了”。
实际上，这种方法，美国已经在实行。美国“穷人”家庭(家庭年收入不超5万美元)的孩子得到的大学的资助，其主要来源正如张维迎提到的那样，是将收取的一部分学费做助学金补贴给穷学生（当然，助学金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政府拨款和社会捐赠），并且学费越高，大学可以提取越多的助学金给穷人家的孩子，当然穷人家的孩子就能得到更大的好处。以著名的西北大学为例，家庭收入在3万至6万美元之间的，学校每年提供奖学金2万美元，再加上贷款，学费就基本搞定了。
然而，我们的问题是，在美国能够实行的做法，在中国就一定能够实行吗？当今中国与美国的社会环境差别很大，这种做法应用到中国是否会变味呢？
桔生淮北则为枳？
中国的国情和美国不一样，美国的家庭收入很透明，可以很容易鉴定穷人和富人，可是在我国，如何去核定穷与富？而且，即使钱收上来了，我们又如何能够保证钱能够真正补贴到穷人手里呢？
在美国，家庭的贫富和收入状况是比较透明的。对于所有愿意申请大学资助的家庭，都必须填写美国联邦政府制定的收入调查表，内容包括家庭资产、当年的收入等全面的家庭财产信息，并要附上过去一年的报税单。美国人包括总统都有公开的报税单，所有的合法收入都是透明的，都必须在税单上列项。绝大多数美国人是靠合法收入，因此，当学生家庭为申请资助填报家庭财务表时，应该是真实的数据。中产及中产以上家庭不会为了给自己的孩子搞来助学金而将家庭收入刻意列为5万美元，这既有主观上不愿作假，也有报税单的监管。
可是，在中国怎样确定家庭资产和收入？不用说一些人可能不报真数，一些人有灰色收入，想报也是不敢报的。中国根本就没有美国那样透明的报税系统，不是所有人都报税单的，这其实是长期的问题。中国农村更穷一些，但也不能完全以城市和农村来划定贫富的界限，许多城市的贫困家庭比农村家庭还穷。如果要按美国的模式以家庭的收入来确定学生的助学金多少，必须要有一个能核对家庭资产和收入的体系。显而易见的是，当今的中国还没有那样的社会环境。
那么，在中国，谁来认定穷人和富人呢？认定的成本有多大？媒体曾报道，吉利控股集团捐出5000万元资助1000名寒门学子，为了这些钱不用错地方，他们准备用于“确认”的钱竟然达200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早就上过当，许多所谓的“寒门学子”是当地有关干部的子女。的确，越是富人家庭，社会关系越丰富，寻租的能力就越强，那么，“劫富济贫”会不会劳而无功，甚至走向反面成为“劫贫济富”，是一个令人不得不担心的问题。
即使真的鉴定出穷人和富人之后，我们又如何保证钱收上去了就会发到穷人手里？假如提高的那部分学费被用到盖豪华楼、买豪华车、建豪华住宅、乱发奖金福利，以及其他方面怎么办？到那时候，大学高收费上去了，而穷人上学问题却仍然没有解决，怎么办？一旦高收费的刀把子攥在一些部门手里，让其用到百姓特别是穷人身上的难度有多大？《教育法》规定：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而到2006年竟然有1/3的省份没有达到；200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01%，没有达到国家提出的4%的要求。法律规定都难以落实，能指望大学把已经装进腰包的高学费用来解决穷人的上学问题吗？而且，目前中国大学里奖学金评定和助学贷款一片混乱，不一定穷人就能获得。
中国的大学教育真的是收富人钱那么简单吗？
其实，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个人和社会都从中受益。高等教育成本应当分担、个人应当承担一定学费的观念今天都已被普遍接受。但是分担成本不是高收费。休说今天不能靠涨学费解决穷人上学问题，即使将来大学里没有穷学生了，收费也要名正言顺。“准公共”性质决定了高等教育不是奢侈品，不能用征收特别消费税的办法对待公众(即使是富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那么，如何发展我们的高等教育，如何来协调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问题呢？笔者认为，首先，要开放教育市场，允许民间创办更多的私立大学，为所有大学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其次，还要增加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其实，中国的大学教育，问题不在国家是否补贴富人，而在于教育资源的不足，在于教育供给垄断和教育供给等级化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政府企业化行为、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资本化。说白了就是教育权力寻租。“教育产业化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虽然教育部门不承认教育产业化，但是政府的决策，包括高校扩招和高校收费都是按照教育产业化的理念来做的。”如果教育垄断和等级制不除，那也就是说只许他们自己的权力产业化，不许别人的教育权利产业化。如此一来，大学学费必定会上涨。
如果政府能够消除教育垄断和教育等级制，增加大学教育的供给，形成公平的竞争环境，私立学校越多，穷人就越有机会上大学，就越能享受到低学费的好处。道理很简单，私立大学多了，民间投入办教育的资金多了，政府投入的负担就自然轻了。减轻了负担，投入自然充足了。用同样的钱，养1000所大学与养500所大学完全是两回事，如果中国的私立大学占到大学总数的一半，政府给公立大学的投入就有可能比现在翻一番，同时给学生的补助会更充分，这样，公立大学学费不仅不会上涨，还有了下降的空间，甚至部分免费都是可能的了。
而政府，作为发展社会高等教育的责任主体，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当然，这种投入可以不直接补贴给学校，而是以“教育券”的形式直接补贴给学生。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国家或地方财政直接把教育经费补贴给各个高校，这种经费投入机制带来的问题很多，教育乱收费问题、学费畸高问题、高校经费使用不透明、浪费严重问题等等。如果在高等教育也实行“教育券”制度，那么每位通过了高考的学生，都将持有一定面额的“教育券”，他到哪所学校注册、成为哪所学校的学生，哪所学校便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到相应的财政拨款。如此一来，就不仅学校有依据分数选择学生的权利，而且学生也拥有了选择高校的权利，高校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入学，就不得不提高教育质量、搞好教育服务，学校就不敢多收费、乱收费。这样，学生就像消费者，消费者的消费选择，能够有效地促进高等院校的公平竞争，而教育竞争的结果，就会促进教育资源合理而有效地配置，提高教育效率、降低教育成本。
第9篇：高等教育的好处范文
【论文摘要】从1997 年起， 我国高校统一实行收费制度， 我国高等教育告别了免费教育的历史。实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 从长远来看， 是有利于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的， 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负面影响。本文通过回顾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 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 重点分析了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对高等教育公平的消极影响， 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一、高等教育收费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从90 年代高等教育适当收费到今天的全面自费， 高等 教育受益者应该付费已经成为大家认可的事实。它不仅有 理论上的依据， 也有现实的客观要求。
（一） 个人回报率理论
该理论认为， 接受教育的成果体现为一种能力的增量， 接受高等教育者在未来工作中， 能获得较未接受高等教育 者更多的收益 ［1］ 。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回报率， 按照“谁 受益谁付费” 的市场经济原则， 谁从教育中获得的好处越 多， 谁就应当支付更多的教育经费。
（二） 成本分担理论
美国纽约大学校长、经济学家约翰斯顿于1986 年提出 了著名的成本分担理论。“成本分担” 中的成本是指教育 成本， 一般包括公共教育的人员费用、学校设施、物资费 用、设备费用等， 以及父母和学生的教育费用， 其中直接 的个人费用包括学费、其他教育费用和书籍、服装、交通 费用等 ［2］ 。成本分担主要是指教育成本由各个方面共同来承 担， 一般认为学生的家长、学生本人、纳税人（政府）、慈善 机构以及工商企业为各承担方。从此以后， 成本分担理论逐 渐成为世界各国制定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三） 公共产品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逊1954 年创立的公共产品理论， 该理论将社会产品分为纯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和准公共产 品。纯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 私人产品由市场提供， 准公共产品应由政府与市场共同提供。高等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 能够带来社会效益， 提高综合国力， 使受教育的个人能够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好的工作岗位和更多的经济收入。这种准公共性决定了高等教育是国家、社会和个人要共同承担高等教育成本。
从现实情况看， 高校全面扩招后， 国家的财政投入增长有限， 教育资源的有限性逐渐显现出来。受教育者必须 承担一部分学费， 学费分担可以缓解教育资金紧张， 改善教学条件， 扩大教学规模。在目前国情下， 受教育者要接 受高等教育， 必须付费， 公众是能接受的。关键是现在的 高额学费已经成为公众有点难以接受的经济负担， 从而引 发教育公平问题。
二、高校收费对教育公平的消极影响
（一） 导致入学机会的不均等
自我国高等教育实行收费制度以来， 学费呈现逐年大 幅上升的趋势。据统计， 全国高校生均学费已经从1995 年 的800 元上涨到了2005 年的5000 元。2005 年教育部出台 了规范高校收费的规定， 普通专业每年不能超过6000 元。 在短短的10 年间， 大学的学费飞涨750%。住宿费从1995 年的270 元左右， 上涨到了2005 年的1000—1200 元。再 加上伙食费、生活、学习用品的费用， 平均每个大学生每 年的费用在1 万元左右 ［3］ 。高校学费总体水平不断上涨的 速度远远超出了许多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 有些很优秀的 学生由于考虑到学费问题， 放弃大城市的重点院校， 改选 一些位于中小城市的， 收费较低的学校和专业， 还有一部 分学生被迫放弃升学机会， 而选择外出打工挣钱补贴家用， 导致了入学机会的不平等。
（二） 忽视学生上学的机会成本
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 除要支付个人直接成本之外， 还要支付机会成本。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通过对20 世 纪后半期美国大学生放弃的收入进行估算发现： 其总额约 占他们教育全部要素费用的3／5[4]。学费仅是学生个人直 接成本的一部分， 实际影响许多贫困家庭子女上学的是机 会成本， 许多贫困家庭子女正是因为承担不了机会成本才 放弃入学的。目前， 政府对贫困学生的资助仅是从学 费——学生个人直接成本角度考虑的。所以， 即使贫困生 资助制度再完善， 也还会产生贫困生上不起学这一不公平 的现象。
（三） 乱收费更不利于贫困群体入学
我国高等学校存在着乱收费现象， 具体表现在：
（1） 入学杂费参差不齐。向学生强制收取杂费的现象在许多高校都很普遍， 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在许多大学里已见怪不怪。
（2） 统招扩招收费悬殊。自2000 年开始， 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连续3 年发出通知， 明令禁止“双轨” 收费现 象， 强调不得对同一学校的同一专业且同一年级的学生实 行不同的收费标准。2002 年， 教育部还曾发出通知， 强调 禁止高校收取所谓“扩招、扩容费”， 亦不得以招收预科生 为名高收费。但同一所高校、同一专业、同一年级的学生， 每年的学费有的却相差几千元。
三、收费制度下促进教育公平的对策
（一） 制定规范、合理的收费标准
我国目前在生均培养成本的计算方法上还没有统一的 核算口径， 对于生均培养成本的计算内容不尽相同， 从而导致高等教育学费逐年高涨， 以至相当一部分家庭无力承担。我们应该在计算方法和计算内容上与国际惯例接轨，同时加大对生均培养成本的研究力度， 努力把学费标准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争取学费标准的制定有章可循， 并根据居民的承受能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学校的知名度、专业回报率、毕业生市场供求等实际情况， 确定一个合理的收费基准，并在该标准范围内制定适当灵活的政策。
（二） 实行弹性学分制
目前， 我国许多高校都在采用学分制， 但这种学分制多是学年学分制， 对于许多高校的学生而言， 即使提前修满了学分， 也得学够4 年才能拿到毕业文凭， 还是不能节约学生的机会成本。我们应使学分制名副其实， 只要修满学分并符合要求的学生都可以提前毕业。这可使那些成绩优异、潜力很大的学生从4 年制限制和束缚中解放出来，创造条件使他们更快地成长。
（三） 进一步完善奖、贷、助、补、免政策
我国自2002 年9 月1 日起正式实行国家奖学金制度。 国家每年出资2 亿元， 定额资助约45000 名贫困生。新的 资助政策自2007 年秋季开学起在全国实施， 国家励志奖学 金由过去每生每年4000 元， 增加到5000 元。每年将奖励 资助约51 万名学生， 约占在校生总数的3%[6]。目前， 我 国高校逐步建立起以奖学金、学生贷款、勤工助学、特殊 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资助经济困难学生 的政策体系。
当然， 教育公平是相对的， 真正的教育公平必须在承 认个体差异的同时， 允许非基本教育权利、非公共教育资 源方面的不公平的存在。教育公平会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 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而有所变化， 所以教育公平同时又是 一个动态的、历史的、区域的概念， 不同时期、不同地区 内教育公平的范畴也是不容混淆的[7]。因此， 高等教育收 费制度的完全公平， 只能是理论上的理想状态， 在现实中 很难做到。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不断改进现有的不平等， 使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降至最低， 使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不 断发展、完善， 使它不断地更接近公平。
【参考文献】
［1］ 唐昭霞. 论高校收费与教育公平［J］. 乐山师范学院 学报， 2004（1）： 93-95.
［2］ 靳希斌. 教育资本：规范与运作［M］. 成都： 四川教 育出版社， 2003： 90.
［3］ 王勤奋. 当代中国教育公平的现状及其对策分析 ［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7（1）： 29-31.
［4］ （美）西奥多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M］.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2： 49.
［5］ 施永红.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结构分析与援助体系研究［J］.江苏高教， 2002（2）： 87-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