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主要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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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小农经济主要特征范文

殊不知，最早、最开放的市场经济并非出现在近代商业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出现在西汉时期的中国，并且它还是寄托于封建经济而生的。

最开放的市场经济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只要看看当时的经济活动是否拥有市场经济的特征就好了。首先，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是人，现代的市场经济中，人与人在市场里都拥有平等的地位，那么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下，人人平等有可能做到吗？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开始推行“编户齐民”制度，一来将平民正式编入户籍，方便国家管理，二来赋予他们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这样一来就保证了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人们身份相同，没有等级性，可以独立地进行决策了。

其次，就要看参与市场活动的人是否拥有明确的产权，即对自己出售的商品是否拥有使用权、收益权以及最为重要的处置权。很明显，在财产私有制社会，卖家出卖私产自然是可以的。这样一来，市场经济的两个要件就全部齐备了，事实上，古代的市场经济与现代的市场经济差别并不在制度本身，而只是技术水平高低有别罢了。

中国古代不仅有了市场经济，而且已经有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制。股份制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而中国古代的租佃制度就是地主将自己所有的土地租给佃农来耕种，佃农拥有对土地的管理权，只需在每年交租一次，和给股东分红的意思基本相同，可见租佃制度实际上已有了股份制度的雏形。

人地比率阻碍了发展

看到了这里，你或许会想，中国古代不但有市场经济，还有市场经济的组织形式――股份制，那么为什么还不能进入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呢？

其实，中国古代经济发展遇到的障碍，并不是小农经济的形式本身，而是人地比率提高导致的结果。即使在现代西方国家，小农经济仍然存在，人们将这种方式称为家庭式经营，这种经营方式不仅有利于提高人们劳动的积极性，还节省了大量的监督管理成本，只不过在中国被扣上了一顶“封建主义”的帽子而已。

而人地比率的不断提高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在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土地是人们绝大部分收入的来源，而根据人地比率，可以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两汉时期，地多人少，典型的五口之家就要耕作50亩地，人们感到力不从心，因此便发明出了许多节省劳力的工具，使人均生产力超过当时的欧洲；第二阶段在唐朝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开垦出来，铁开始应用于农具之中，生产力有了又一次的提高，仍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第三阶段在宋朝时期，人口增速超过了土地开垦和生产率的增长，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南宋时，人口持续增长，劳动力过剩现象严重。其实在宋代，中国已经有了发明制造机器的能力，英国革命前的“珍妮纺纱机”，早已在中国出现，工业革命也有条件在中国首先爆发，但正是由于劳动力过剩，人们不再需要制造机器，光靠人力就能完成地里的工作，因此在宋朝之后，人地比率开始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

但人地比率问题绝非仅仅是在中国存在的，我们的邻居日本是岛屿之国，还有很多山区，人地比率一直很高，可是人家为什么没被人地比率制约呢？这与财产继承制度有相当大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财产是由所有儿子均分。而日本则是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他儿子分不到财产，长大后都要离开家，自谋生路，因此日本的土地都比较集中，不会越分越少。既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只是少数人，人地比率自然就不会提高了，而其他离家出走的儿子则会走出新的道路，创造出新的财富，发明出新的生产工具，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

反向的城市化

人地比率不仅限制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连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因为它变得非同寻常了。

从战国到南宋之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一直很快，城市人口比重最高达到了22%，人口不断向大中型城市集中，到了13世纪，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人口达到了250万，而同一时期，欧洲甚至还没有超过10万人的城镇中心。像英国的伦敦更是在19世纪后期，人口才达到这一数字。

但是自南宋开始，直至19世纪中叶，由于全国人口总量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城市人口比重从22%持续跌至6%，城市人口不但不再向大都市集中，反而向农村靠拢，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众多的小型市镇，这是外国城市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了解粮食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制约。要知道，城市人口基本上都是非农人口，因此就必须依靠购买别人生产的粮食来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口粮必须依赖农村供给。但是农民不可能将所有种植的粮食都卖给城里人，他们出售的只能是自己消耗后剩下的余粮。可以说，农业的余粮率往往决定了城市化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同时，当余粮率固定的情况下，粮食供应圈的大小和运送粮食的成本高低也决定了城市规模的大小。这个不难理解，在市场交易中，人们都在追求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农民发现在城中贩卖余粮的价格减去运输余粮所需的成本后，获利还不如在临村卖出余粮多，那么农民自然也就不会白白跑远路到城市中去贩卖粮食了。当然，如果农业的生产力提高，农民的余粮变多了，也会促使依托于其的城市规模扩大。

第2篇：小农经济主要特征范文

它与刀耕火种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农业不同。热带雨林农业烧毁了大量的森林，3～5年内便耗尽了地力，农民不得不再次迁移。其环境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它与我国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农业也不同。水土流失、植被破坏以及区域的长期贫困，是黄土高原农业的主要特征。

它也不同于规模农业、集约化农业，依靠大量的农药化肥的投入，造成土壤的板结、水环境的破坏。千年以来，江南水乡一直是我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为富庶的农村地区，也是生态环境最为精致的地区，引发了无数文人墨客的赞叹。

然而，在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冲击下，江南水乡农业迅速衰落。昔日创造、维护着优美的生态环境的农业，也变成了生态环境的主要污染源。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甚至已经忘记，江南水乡的农业哺育了灿烂辉煌的江南水乡文明。

农业生产方式与水源地保护

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部门，也是最古老的人-水关系的载体。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从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进入到基于大量能源投入的现代农业。

它对水环境的影响也日益显著。总体而言，直接的影响包括：

大量的农业水消费。全球范围内，农业用水比例超过70%；且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用水比例都很高。例如同样属于稻作文化的日本，农业灌溉用水占水资源占有量的70%；OECD成员国农业用水比例超过40%；在我国，超过70%的水资源是农业部门消耗的。

高强度的化肥和农药使用，是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我国2010年首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报告称，农业源已经成为我国水环境主要污染物的主要来源。

过量的农药化肥施用，造成土壤板结、水土流失以及自然生境的破坏，导致了农田等生态要素的生态服务功能的萎缩和下降。

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闸门打开以后，农村青壮劳动力涌入城市，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

另一方面，由于青壮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农村基本上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不可能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可避免地，化肥、农药等能源物质的投入开始了对劳动的大量替代。同时，受制于我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和非常有限的耕地，农业的生产经营依然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这就意味着有效的管理、监督或规制都面临着非常高的成本。

而且，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被“边缘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也就是说，农村成为城市发展的“副产品”，其社会经济的综合价值被削减为提供建设用地的价值；无论农村内部还是外部，都存在强烈的贴现未来的倾向；传统的社区集中瓦解，基层组织行政化的色彩日益浓厚，甚至演变成为乡镇政府的行政分支。

农村社会的剧烈变革，主要影响之一便是社区公共物品的供应机制被打破：村民失去自制机制，而政府的大包大揽覆盖的范围和效率都非常有限。由于环境物品基本都是公共物品，那么水环境状况的恶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在江南水乡的发展历史上，传统农业的生产生活方式非但不存在当前的各种问题，反而孕育了光辉灿烂的江南水乡文化，诞生了中国最为富庶的水乡农村，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之一。

相比而言，世界上其他著名的农业文明要逊色得多：两河文明衰退，尼罗河和黄河三角洲已经面目全非。作为维系几千年而不退化的农业系统，江南水乡堪称人类历史的奇迹，是高度和谐而可持续的人类生态系统的楷模。

持续不断的水利建设

大量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江南水乡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进行了全面的剖析。

相关的研究发现，江南水乡人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首先是江南水乡历史上持续不断的水利建设。

即使从春秋吴越时期算起，数千年的大区域网状水利建设持续改造着江南水乡农村社区的结构和组织方式。一般农业经济，尤其是中国古代，小农意识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各家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

美国人明恩溥（阿瑟・史密斯）在其著作中曾指出，中国的农村居民缺乏公共意识，乡村缺乏公共物品。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就是自给自足、严重缺乏公共物品意识。于是在许多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成为了普遍的“公地的悲剧”。

但是，传统的江南社会，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维护，以及相应的利益分配，都要求协调、合作、互助和宽容。州县河道、乡村水网和各种堤坝，是人们生活、生产、出行、运输、防灾的依靠，也是决定一个地区盛衰存亡的公共系统。

这种重大的公共物品，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阶段，其建设和维护必须有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社会发动机制，客观上会不断影响人们的公共物品思想。

因此，有学者认为，江南水乡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强调公共意识的。长期对这一巨大系统的维护除了组织、协调和管理的要求之外，还对这一地区的个人的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评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修桥铺路是乡间邻里最为认同的义举善举，雨天被行人踩坏的路面，天晴后总会有人加以修缮。这就充分保障了社区层面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发挥到极致

其次，江南水乡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发挥到极致。在江南这样的自然环境中，传统社会过低的人口密度是难以维持的。粗放的广种薄收不会比精耕细作有效。本质上，这还是与水网体系有关。

水网非自然所赐，而是地区社会集防灾、交通、灌溉和供排水为一体的基础设施。既然是基础设施，就要求供给的效率，要求人口的集中。而人口的集中则要求对土地相对于当时的集约经营。所以即使在古代，江南水乡农作精细化的趋势也比其他地区更为明显。

这种对精细的追求成为一种传统，并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过去，田埂不整、农具生锈、路面不平、穿戴不洁，都是不光彩的事情。即便是贫寒之家，干净会受人尊重，邋遢会遭人耻笑。锦绣江南其实就是这种精耕细作的农耕文化的果实，而非大自然的恩赐。

水与绿是聚落的主旋律

与中国多数传统农业地区不同，江南传统农村，在个人、家庭、村落，都更为注意对个性的追求。人们之间的竞争往往是比赛谁更别出心裁，谁更不同凡响，织布、编织、竹木手艺、耕作、酿造，都是如此。没有特色就是平庸，不会获得邻居的尊重。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村村有特点，镇镇有特点。

此外，江南地区是传统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水与绿是聚落的主旋律。无论宅院还是村落，都是一种近乎完美的人类生态系统。乡间民居往往同时具有生产和生活双重功能，对自然要素的利用和保护发挥到极致。抗旱、防涝、御寒、避暑，各种功能和谐地统一。

经典的农宅通常由一条宅沟环抱。为了抗台防涝，故开掘宅沟的泥土用以填高宅基，具有避洪作用。理想的农家住房是白墙黑瓦。地上也许铺以青砖，也许就是泥土地面，但都会被勤劳的主人打理得平滑如镜。屋后则竹林环伺、林木葱茏，那既是主人的财富，又是抗风、防寒和避暑的屏障，还代表着主人的品位。

这样的布局也许不被“现代”的规划者看好，但实际上效益极高。沟中的鱼虾，树荫下鸡舍猪圈，竹林的春笋、夏日的林荫和主人工余饭后的竹制品，农宅中的一切都那么和谐，看不到丝毫浪费。能不能实现“零排放”的争论，放在彼时的场景中，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江南的农宅，本身就是一种零排放系统。

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割裂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中，江南水乡的传统文化受到了较彻底的破坏。

导致这种损失的思想根源，是认为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无论其形式和内涵，都有固有的正当性，可以肆无忌惮地割断现在与过去的联系；凡是现代的、城市的就是好的，传统和保守被视为绝对意义上的落后；过度的物质主义使我们将所谓传统文化局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范畴，限制在可以货币化的方面；对于城市化、现代化引发的各种问题，试图以技术的进步和工程的建设，替代自然的生态服务功能。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摆脱了水资源和水环境的约束，但是传统生产生活中，人与水、人与土地乃至人与自然的依赖关系、情感认同等等关系都被割裂了。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水环境在内的自然被滥用的趋势很难避免，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复兴的展望

江南水乡的生产生活方式，归根到底表现为人与水、人与土地乃至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

传统模式下，人与水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人对水高度依赖。失去水的支撑，生产和生活都无法运转。同时人的活动也在改变着水，使得相对有限的水资源能够承载越来越密集的人口。然而，这种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正逐渐扭曲。

人对水的利用程度不断加强，但人与水之间直接的关系反而越来越远。当人们开始不再喝河里的水，当人们甚至不再种田、无需灌溉，更无需坐船出行时，人对水的密切关系就已经消失了。而人对水的利用就逐步变成对水资源的滥用。

曾经非常紧密的江南水乡人水关系，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被不断疏远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改变了区域人民群众整体落后的生活状态，降低了老百姓对自然的依赖，同时也疏远了人与水、人与自然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往往环境友好的方式出现在一些对生态环境依赖程度较高的、产城经济发展相对协调的地方。以江苏宿迁市为例，这个三湖三河环绕之城，依靠难以复制的湿地生态环境，酝酿出高度仰赖优质水源的白酒产业。如开创绵柔品质先河的洋河酒，必须依赖独特的生态环境所造就的天然小分子水才能生产。人与水、人与环境的关系，在这里，成为支撑城市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未来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方式，需要研究人造资本（尤其是机械）对劳动的替代，即无臭化、省力化和无害化。这需要与之相配套的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日本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例如每个村都配备了简易高效的堆肥设施；农业生产已经没有十分繁重的劳动，即使老年人也能够轻松胜任。实际上，日本和欧洲许多发达国家，由于老年化的影响，老年人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力。

此外，还必须加强对农村的人力资本的投入。其核心是教导农民如何科学施肥。为此需要重建我们当前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建立深入田间地头的农业科技服务人员。同样以日本为例，在日本，每个村均配备了若干名营农指导员，为日本农业一村一品运动的成功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第3篇：小农经济主要特征范文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类型

农业经营主体是指直接或间接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的任何个人和组织。而新经营主体则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经营主体已由改革初期相对同质性的家庭经营农户占主导的格局向现阶段的多类型经营主体并存的格局转变。2012 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指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它们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微观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内涵，目前，按照《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指出，“新型农业（含林业、渔业，下同）经营主体是指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经营规模大、集约化程度高、市场竞争力强的农业经营组织和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

相对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特征：（1）规模上是适度规模和专业化生产。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多局限于家庭，规模较小，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则具有较好的物质装备条件，生产技术水平高。（2）经营方式上是集约化经营，传统家庭经营方式多停留在“靠天吃饭”状态，而新型经营主体具有现代经营管理意识，能够实现对资源要素的集约利用，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都比较高。（3）价值取向上，传统经营主体，虽然也面向了市场，但因生产经营能力很低，多是被动地受市场行情影响状态；而新型经营主体的市场化程度高，能主动按照市场需求安排农业生产活动，绝大部分产品都要进入市场，能够和市场实现有效衔接，商品化率和经济效益明显高于传统农户。（4）劳动素质上，尽管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是农民，但前者素质过低，而后者则职业化。

二、现阶段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现实必然性

（一）顺应了农村体制改革发展趋势的历史必然

20 世纪70 年代末期的农村改革，确立了农户在农业经营中作为微观主体的基础地位，激发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农村生产力，实现了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自给自足，从总量基本平衡到多年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但由于传统的小规模、自给半自给农户家庭经营为主，很难形成规模经营，很难进行产业升级换代，对自然资源的浪费与破坏也很难从宏观上进行干预和治理。因此，农业经过三十五年的发展，从当前情况看，我国业已具备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基础和条件。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发展农民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填补传统农户分化造成的缺失，构建包含多元化经营主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成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从中国农业发展趋势看，中国农业将向规模化趋势发展。过去，农业是小农经济，生产规模比较小，效率比较低，成本比较高。2006年的第二次农业普查显示，中国的农业生产经营户每户经营9.1亩耕地，每个农民只经营5.2亩地。这样一个小规模的农业，净收入很低。这样的收入没有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就没有办法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目前，农村土地流转速度正在加快，农业规模经营比例明显上升，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蓬勃发展，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条件已经成熟。

（二）顺应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镇化和国际化发展趋势的历史必然

1. 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迫切需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解决农业发展乏力问题。我国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一方面，需要加快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要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大势所趋。然而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土地资源紧张，加上生态文明建设迫切要求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增强组织程度，提高科技含量，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第4篇：小农经济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城市文化;乡村文化;冲突;融合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147-02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城市和乡村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城乡一体化逐渐被大家所熟知和倡导，其主张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这五个方面的一体化也达成了共识，在城乡接触和交流的过程中，由于城市和乡村的不同特性，势必会在各个方面产生冲突，这其中，尤其以文化冲突为重，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重要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1]因此，解决城乡文化之间的冲突，使其达到良好的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要求，更是实现“中国梦”的题中之意。

一、乡土本色与城市文明

（一）乡土本色

中国社会实质是乡土社会。从中国的整体发展历程来看，虽然城市化在大力推进和日益加快，但是乡村仍占有重要的比重和不容忽视的地位。而乡村文化又是乡村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民在乡村环境的大背景下长期存在和传承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了解乡村文化的内涵对于了解农村，实现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乡村文化是在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孕育而生的，它以农耕文明作为基础，以家庭、家族文化作为核心，以乡土本色作为主要特征，是一种具有积淀与传承相对稳定的文化综合体，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包含制度、知识、习俗、道德、思想、价值观念、生产生活方式等一切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多层次复合体的总和。主要包括制度典章、民风民俗、生活器物以及乡民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处世态度、情感心理等方面，是乡民安身立命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由于土地孕育了乡村文化，所以对土地的深厚感情是乡村文化的基础，因而表现出对土地无法割舍的情感。生产力水平影响着文化发育的过程，也限制其发展的水平，因此盛行了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也催生了村民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同时，自给自足的生产限制了他们开拓进取的精神，导致了乡村的封闭性，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细节也得以在这片地域中保留和完善，传统乡村文化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也更深地渗透在乡土社会中。

（二）城市文明

城市是完全不同于乡村的另一种新的人类聚居方式。它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英文单词“文明”（urbane or urbanity）就是从“城市”（urban）这个词演化来的。城市文化是伴随着城市生活的发展而出现的，是人类在城市生活中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反映了市民的生活状况、行为方式、精神心理特征以及城市风貌，包括制度、物质、行为和精神层面，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城市文化在其产生初期就表明了其代表了人类文明进行的方向，而城市又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从一开始就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代表着人类文化，同时反映着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特性，是社会文化的真实写照。因此，城市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既是文化实体，又是文化形态，更是文化精髓。

二、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冲突

由于城市与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其文化也表现出不同的特质，而这种差异在二者触碰时表现出了其存在的冲突性。

（一）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冲突

城市文化在其出现的开始就带来了文明与创新，其开放的特性更使其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加具有时代性与创新性，是现代文明社会中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的真实显现。乡村文化的基础是农业文化，而农业文化对自然的依赖性较强，因为它必须通过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来获取生产生活资料，马克思说过：“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式过程。”[2]乡村文化由于自身的相对封闭性及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了传统文化的一些特性，较城市文化更加传统、守旧。因此，现代性与传统性表现在文化上就产生了冲突与矛盾。

（二）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的冲突

城市的发展及壮大使得其逐步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更由于其便利的条件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文化的中心地位得以巩固和发展，城市文化所倡导的理念也更好地得到传播。乡村文化，其闭塞的地理位置加之经济与交通的落后，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大部分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也开始向城市转移，使得乡村文化得不到良好发展的同时也暴露了其日益边缘化的特性，这种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冲突也是情理之中的。

（三）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

根据文化的传播来源，我们可以把文化划分为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外来文化多指西方文化，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大发展，西方的文化也随之传入我国城市和乡村的文化中，伴随着其发展一起发展起来，西方文化在传入的过程中就存在着积极的一面与消极的一面，对于这种外来文化，我们不能一味地加以否定，要找到其积极的一面，借鉴西方文化中优质的文化养分，去除其糟粕的部分，始终坚持中国的优秀本土文化为核心，这样才能在各国的文化碰撞与交融中不断学习，不断创新，最终提升中华文化的质量和水准，更好地完善中华文化。

三、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融合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市民与农民的矛盾也越来越多，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也日益凸显，中国要发展，必须要切实解决好城市与乡村的问题，其中，文化的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何使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在不断的接触和交流中更好地吸收、调和，最终达成趋于一体、共生共荣的目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来推进城乡文化的融合。

（一）相互尊重――城乡文化融合的基础

相互尊重是解决矛盾的基础，对于城乡文化的融合来说也是如此。文化融合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体对不同文化的心理认同，社会主体的心理认同程度越高，文化融合程度就越高。提高心理认同程度的关键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尊重。因此，要想真正解决城乡文化的冲突，相互了解、相互认同、相互尊重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相互尊重彼此的文化，减少文化歧视才不会产生文化抗拒，最终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发展，相互尊重这一基础作用必不可少。

（二）相互包容――城乡文化融合的前提

解决城乡文化的冲突，破除地域文化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形成共同的文化圈，其前提就是相互包容。包容不仅是人与人之间良好相处的秘密武器，也是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共存的良方之一，城市文化要包容乡村文化中几千年保留下来的传统与精髓，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一味舍去，同时，乡村文化也要包容城市文化中的先进部分，不能故步自封，停滞不前。要想解决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矛盾和问题，相互包容是前提。

（三）相互补充――城乡文化融合的实质

城市文化虽然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来文化的侵入，也存在了一些糟粕，而乡村文化其中也蕴含了人类传统文化最本质、最精华的成分，城乡文化同属于中华文化的部分，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在接触、交流、碰撞中，应该各取所需，各去其弊，消除差异，形成互补。这样，中华文化才能既保留其几千年的本质与精华，又能不断地吸收新的养分，最终立于世界文化的大环境中不倒。

在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在统筹城乡文化、解决冲突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存包容之心，尊重和理解彼此的文化，学习和借鉴彼此的长处，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达到城市文化与乡村的文化融合。

四、总结

如果说政治形态决定了一个社会的阶级意识形态，经济水映了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那么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的所在，它是一种隐性的，更加具有生命力和凸显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本质的力量。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同属于中华文化的体系范围中，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有过撞击和摩擦，但大的方向还是不断地整合和交融的，但是，城乡文化融合并不是指城市文化完全取代乡村文化，而是指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相互吸收对方健康和先进的文化，摒弃落后和病态文化的一种双向演进过程。在这种融合中，城乡文化各自得以丰富和发扬，既保持了传统文化的底蕴，又富含现代文明的精华。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融合，必须是在承认城乡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互补性和异质性的基础上，用公认、理性、进步的文化价值观将城乡文化统一起来，把现代城市文明和乡土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繁荣和发展，最终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理想。

参考文献：

[1]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江波.文化支持――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文化的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of Urban Culture and Rural Culture

HE Yanfei

（Shanxi University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Taiyuan 030006， China）

第5篇：小农经济主要特征范文

一、引言

科技型人才是人力资源中最优秀的群体，其作用发挥如何对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增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人才流动基础上形成的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既能够产生1+1>2的经济性效应，也可能产生1+1<2的非经济性效应。这两种效应的产生无不与人才聚集的区域环境密切相关，这里的区域环境包括制度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等。

区域文化环境是影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产生和提升的重要因素，不同特点的区域文化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中原文化作为我国中部地区区域文化的典型代表，研究其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区域文化环境的对策，对于提高中部地区的人才吸引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中部崛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我国经济管理学界对中原文化的研究[微软中国1],多集中于中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1-3]，很少直接研究中原文化与区域内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之间的关系，无法指导人们运用区域文化对人才聚集效应进行管理，影响到科技型人才作用的充分发挥。基于此，本文在论述了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概念和特征的基础上，对中原文化的特点及其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其作用机理，提出了改良中原文化以推动科技型人才聚集经济性效应产生与提升的对策，旨在充分发挥中原地区科技型人才的作用，增强中原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

二、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分析

在区域要素边际收益差异和自我价值实现等因素的引致和驱动下，科技型人才会从边际收益较低的不发达地区流向区域边际收益较高的地区，使科技型人才呈现出局部集中的特征，形成了人才密度大于其他地区的聚集现象。因此，所谓的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随着科技型人才的流动，大量同类型或相关人才按照一定联系，在某一地区（物理空间）或某一行业（虚拟空间）所形成的聚类现象。

与其他经济现象一样，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二是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

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是指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科技型人才，在一定区域内聚集过程中所产生的人才聚集作用低于各自独立作用的效应。产生人才聚集不经济效应的主要原因是：（1）人才聚集没有形成人才之间有机的内在联系，仅仅是人才的数量增加了，不能产生人才的规模效应。产生规模效应的前提是聚集的人才必须建立一定的有机联系，缺乏有机联系的人才聚集实际仍然为众多独立的人才，是不能产生加总作用的；（2）人才聚集的环境不理想。人才聚集所产生的加总作用是在一定的内外部环境（制度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条件下发生的，失去了和谐的环境条件人才的聚集就会产生不经济性效应；（3）人才的流动性不够。人才的聚集效应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人才的流动是这个动态过程的基本前提。没有人才在市场机制下的合理流动，人才的聚集现象就很难产生，即使产生也可能形成死水一潭，缺乏活力与激情，甚至出现消极现象，导致了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4）人才聚集过程中各种冲突的产生。人才在聚集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各种冲突，如若对这些冲突消减和化解不力，就会增加冲突的破坏力，产生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

所谓的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是指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科技型人才，在一定的区域内以类聚集，在和谐的内外部环境作用下，发挥超过各自独立时的作用所产生加总效应。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是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其特征主要有：信息共享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集体学习效应、激励效应、时间效应、规模效应、区域效应[4-5]。

三、中原文化的特点及其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分析

（一）中原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概念。泰勒（Tylor）认为：“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含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也就是说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信念、理想、价值观，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莫大的无形影响。

中原文化就其文化层次而言，属于区域文化的范畴。所谓的区域文化是指居住于特定区域的人群在从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制度规范、心理特征、风俗习惯等的总称[6]。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文化作为一种软环境，对本区域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研究表明，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高技术产业和人才对区域文化环境更为重视[7]。1994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娜丽·萨克森宁（Annalee·Saxenian）教授在其《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一书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硅谷欣欣向荣与128公路地区日益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两地的区域文化差异所致[8]。这一观点证明了，一个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不能只看其物质资本或技术本身，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社会文化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拉越大，其中的原因除了东部拥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国家政策支持外，区域文化的差异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区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与本区域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不同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李慕寒、沈守兵将我国的区域文化划分为：燕赵文化、秦晋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两淮文化、吴越文化、江西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云贵文化、关东文化、草原文化、西域文化、青藏文化等十六种[9]。同其他区域文化一样，中原文化的形成也是中原地区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原文化在地域上以河南省为中心，涉及晋东南、冀南、鲁西南等地区，是覆盖范围较大、涉及人口较多、具有黄河中下游地域特征的代表性区域文化。河南省位于我国中部，黄河之滨，自古以来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聚居地。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农业文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农耕文化成为中原文化的核心。此外，中原地区位于中华版图的中心，人口密集、人才辈出，地理位置显赫，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久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很多朝代都建都在河南，对中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原文化依附的制度根基。

对于中原文化的特点，不同的学者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王保国认为中原文化具有保守、务实、平和、中庸、尚古、安土重生、重人事轻自然等文化性格[10]；杨翰卿认为中原文化蕴涵着深邃的和谐精神与实学精神[11-12]；吴圣刚认为中原文化生态具有根基深厚、整体统一、稳固茂盛、动态发展、人地相关等特征[13]；刘双、刘万云认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原人的群体人格特征主要有质直忠厚、勤劳节俭、守乡眷土、崇尚权力等[14]。站在研究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角度来看，本文认为中原文化的特点主要有：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稳固执着的本位精神等五方面。

（二）中原文化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分析

1．“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不同的物质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们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生活习惯又促使人们养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原文化具有浓郁的农耕文化特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牧歌般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中原文化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春秋繁露》）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

对于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而言，“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使人才更加顺从于管理者的规章制度，客观上消减了群体的矛盾与冲突，有利于营造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便于人才之间相互学习与沟通，容易产生信息共享效应、集体学习效应和规模效应。然而，这种思维方式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它禁锢了科技型人才的求异思维，使他们难以“离经叛道”，大胆革新，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倾向于引经据典，唯恐越雷池一步。试想，科学研究没有独立思维，没有求异精神，就意味着没有否定与创新。因此，这种思维方式严重阻碍了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和区域效应的产生与提升。

2．“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中原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渗透与浸染[1]，而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主要特征。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说，汉人崇尚中庸，少走极端，是安居一处企求稳定平和的农业经济造成的人群心态趋势[15]。“中庸”教化使得在中原大地的社会生活中平均主义的理念、的精神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深入人心，“贵中尚和”成了人们行为处世的不二法则。

“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具有积极的作用。它能够培养科技型人才的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而这种精神与意识是人才从事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产生和提升人才聚集效应必不可少的条件。现代重大科技研究呈现出学科交叉越来越多，系统越来越复杂的趋势，任何一个自然人都很难单独完成，需要多学科人才的通力合作。如果没有一个和谐的团队，是很难完成研究任务的。“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有利于引导成员融入团体，相互之间精诚团结，增强团队凝聚力，实现信息共享，促进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激励，缩短时间距离，产生和提升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信息共享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集体学习效应、激励效应、时间效应以及规模效应。

当然，这种片面强调“集体主义”的处世之道也有其消极作用。它对科技型人才个性的张扬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使他们个体效能的发挥受到限制，而个体效能发挥的不充分自然会影响到整个人才聚集加总效应的产生。

3．“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长久以来，农耕文化养成了中原人民勤劳朴实的品格和讲求实际、实功、实用、实效的务实心理，也就是儒家文化所推崇的“经世致用”的思想。

“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而言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够促进人才聚集过程中创新效应，特别是技术创新效应的产生和扩散。技术创新相对于科学创新更注重实用，基本上属于应用研究，而科学创新则大多属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在务实心理影响下，许多科技人员更愿意从事被他们认为是实实在在的技术研究，从而促进了技术创新，也容易形成创新效应。

另一方面，“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也会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产生消极的影响。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科学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会受到到削弱，造成科学创新能力的不足。由于科学研究是技术研究的基础，因此科学创新能力的不足会进一步影响到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制约了整个科技型人才聚集的创新效应的增强。

4．“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经济基础是长期形成的小农经济形态。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它的基本特征是以一个家庭、家族为基本单位而进行的农业生产。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中原人往往把家庭看得比个人更重要，特别重视家庭的伦理关系和个人在家庭中的责任和义务。小农经济封闭的组织结构造就了中原文化“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

“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产生和提升的。因为它强调把团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激发了科技型人才的集体责任感，消减了科技型人才聚集时的各种利益冲突，维护了团体的和谐与秩序，增强了人才聚集的凝聚力和协调性，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产生与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

然而，受宗法观念的制约，中原人的思想缺乏开放性，对外部的一切异己事物持排斥态度居多，形成了较强的保守观念。从秦汉至近代两千多年间，在整个中原地区的学术界中，维护传统、弘扬传统的保守派居多，敢于破除传统的改革派却较少。同时，在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所谓的“权威”有着天然的崇拜。在学术研究中，视权威为领头羊，不敢对他们的观点提出异议，以致人云亦云，产生了“羊群行为”，而这是学术创新的大忌。没有创新，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和区域效应就很难产生。

5．“稳固执著”的本位精神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历史上，中原地区有相当长时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种地位造就了中原文化以正统自居的优越心理。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原文化多次遭遇外来文化侵蚀与冲击，但一直保持着其根基与核心不变，从未实现与外来文化真正的、深入的融合。在这种文化环境中，造成的结果是“人们往往以冷峻的态度迎候外来文化的纷至沓来，同时在骨子里却抱定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信念和‘以我化人’，不允许‘以人化我’的心态”[16]。

“稳固执著”的本位精神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具有严重的负面作用，它易使人才养成“唯我独尊”的心理定势，导致人才思维与行为的灵活性、机敏性、变通性相对趋弱，适应外界变化的耐力和韧劲较差。此外，它还影响到人才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比较性认识，造成时间观念、节奏意识淡漠，危机感与紧迫感不强。时至今日，中原人的改革创新意识、风险竞争意识都比较落后[17]。因此，在这种本位精神的束缚下，人才不擅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阻碍了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信息共享效应、集体学习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以及创新效应的产生与提升。同时，这种固步自封的本位精神使得人才之间难以建立广泛而深入的有机联系。缺乏有机联系，人才的聚集仅仅是量的积累，很难产生质变，当然也就无法形成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

第6篇：小农经济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当代经济管理；影响作用

一、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概述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经过不断的实践与研究，形成了科学的经济管理思想，从此以后，企业的经济管理方式大多是由科学的规范来实践的。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来看，我国主要以农业的经济发展为主，所以一直以来，我国都比较重视农业的发展，所以农业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的理念与方式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农业经济的运转模式主要以家族观念和亲缘观念的经济组织与管理方式为主。所以在人们的意识形态当中，农业经济比商业经济更为重要。无论是春秋战国还是百家争鸣时期，都倡导重农抑商的思想，并且，墨家思想强调均贫富，这种传统的经济运转模式虽然较为理想，但是与经济的运转规律和自我调节规律不相符，所以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并不适用，人们需借助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探讨更适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当代经济管理模式。

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影响作用分析

（一）对农业经济管理的影响

农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所以需要用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促进我国农业结构的稳定。传统的中庸精神形成于小农经济意识与农业生产思想的结合，这种精神表现在具体的经济管理活动中就是，当进行经济管理行为时，长期以来不敢进行较大的改变，时刻保持平稳的向前发展态势，将中庸思想应用到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能够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平稳进步。

（二）对供求活动的影响

供求是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根据经济活动，将供求管理氛围流通管理、生产管理、消费管理以及分配管理四个部分，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分工极其重要，要综合推动所有领域的经济发展，不能抑制某些产业而鼓励另一些产业的经济发展，这样才能保证经济的均衡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平衡。通过以往的经济政策中可以看出，平均和均衡是流通领域的两项措施，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就业率。在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下，供求活动中的流通管理与生产管理不能简单得出结论，要在不同的条件下决定经济放任和经济干涉。通常情况下，以富民为发展目标，实施经济放任的管理措施，而以富国为发展目标，则实施经济干预的管理措施。无论是富民还是富国，都应合理把握管理尺度，将经济干预与经济放任协调进行，才是促进生产与流通管理效率提升的有效措施。

（三）对货币金融管理的影响

在需求、供给与管理工作中，货币的使用实现了三者的有效结合，进而产生了相应的经济活动。人们通过对经济管理活动以及供求关系进行相关的调查和研究，发现供求关系与管理活动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关系。进行货币金融管理时，人们将价格作为首要的考虑因素，参考官方定价。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商业和农业的重要性也是通过农业生产出产品的价格来决定的。所以进行经济管理活动时，合理管理货币对促进经济的良好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统一了货币以后，民间私铸货币的行为被有效地制止，但是随着朝代的频繁更替，私铸货币的行为又不断涌现，直到纸币的出现，通过总结历史上的货币管理状况，人们得出了正确的货币金融理论体系。目前，货币的存在影响了借贷行为，国家通过严格控制高利贷行为，有效地解决了利息与借贷活动对货币金融管理带来的问题。

（四）对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的影响

在二十世纪，人们通过科学的规范实现对企业的管理，这是企业经济管理活动的开端。后来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创新与发展相关的管理理论，但是企业经济管理的根本仍然没有发生改变，综合来看，企业管理的发展是一个由古典理论到行为科学再到现代管理的过程。在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大量的实践与研究，企业管理学的科学性逐渐提升，在当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对企业经济管理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必须保持不断发展的态势，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

三、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农业经济管理、供求活动管理、货币金融管理以及企业管理工作都形成了影响，必须分析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结合时展背景，得出能适应时展需要的经济管理方式，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庆.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影响分析［J］.中国商论,2018（29）.

［2］王春海.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影响［J］.商情,2018（14）.

第7篇：小农经济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皇家园林；唐宋时期；继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TU-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129-01

园林是人类理想的家园，是通过改造地形、种植树木花草、营造建筑等途径创作而成的美的自然环境和游憩境域。帝王们拥有政治上的特权与雄厚的财力，不但可以占据大片土地面积，还能集合有才之士为之出谋划策，且皇家园林对于帝王不仅是供其游赏的后花园，更承托着重要的实用功能和政治意义，常常作为与宫殿、坛庙同等重要的建设来精心营建。因此，皇家园林往往可以体现其所在时期造园技术的最高水平。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文化的昌盛。因此，在中国皇家园林诸多重要的发展时期中，唐宋时期尤为突出，它们是中国皇家园林进步过程中极为关键的历史阶段。

一、隋唐时期——皇家园林的成熟期

（一）历史背景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持续近四百年的动乱在隋、唐时期回归统一。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文化艺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隋唐时期涌现了诸多优秀的诗人、画家，他们创作出大量流传后世的艺术珍品，并对当时皇家园林的营建产生很大的影响。

（二）皇家园林代表作

1.西苑：西苑建于公元605年，为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时所建，是继汉武帝上林苑后最豪华壮丽的一座皇家园林。

南区有五湖，构成园中脉络；中区有一湖，与南区的五湖相通，可行舟往来，还设有象征“三仙山”的三个岛屿；北区设有龙鳞渠，依地形高低而曲折跌宕，流入湖中，与南部连为一体。

西苑以人工湖为中心，湖上建山，湖之北建十六宫院，形成“苑中园”的特色，开创出别样的离宫型皇家园林。

2.兴庆宫：兴庆宫位于原长安城内的兴庆坊，于唐开元二年改建而成。兴庆宫被一道东西方向的横向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部为宫殿区，南部为园林区。北部的宫殿区没有贯穿全局的中轴线，宫内建筑布局也只是坐落有致地布置于龙池周围；南部的园林区面积略大于北部，以兴庆池为中心，引入龙守渠的活水。园区内起伏的湖岸，曲折的渠道和东西两侧的宫殿相组合，风格独特。

（三）隋唐时期皇家园林较之前时期的继承与发展

在布局规划方面，隋唐园林大多继承了“一池三山”的布局形式，并发展为用建筑群的形式在园中构成园中园；造园风格方面，以西苑为例，将宫苑建筑融于山水，从建筑宫苑演变为山水建筑宫苑；构园技法方面，隋唐时期皇家园林采用了将静水加以“喷”“泻”的效果，使之动静皆备（如兴庆宫），利用多种植物和方法营建生态景观，使用错落有致的亭台内置机关，时隐时现等。

二、两宋时期——皇家园林的再发展

（一）历史背景

宋朝政局平稳，还采用了文官制度，使得宋代成为最尊重文人的朝代；经济上，宋朝的地主小农经济奠定了宋朝经济繁荣的基础，皇家园林的发展在这个时期达到隋唐后的第一次鼎盛局面。

（二）皇家园林代表作——艮岳

艮岳位于汴梁东北禹，由极富艺术造诣的宋徽宗亲自设计、指点施工，历经六年才得以造成。

艮岳的远近景区的布置安排均符合山水画理，其以主峰万岁山作为各景中心，以万松岭和寿山为辅，形成主从关系。寿山东南方为芙蓉城，西南方为池沼区，池水分流为两小溪，一条流入山涧，一条绕过万松岭注入凤池，使山水相互拥抱。

艮岳以叠石著称，宋徽宗不惜人力、物力，从江南一带运来了大量的太湖石和奇花异木，开创了“土山载石”、“石山载石”和依景置石的叠石技术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观赏网点。

三、唐宋时期皇家园林的演变及特点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文化和艺术的迅速进步，对文化艺术的重视使得统治阶层具有较高的审美水平，皇家园林的水准也因此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隋唐时期是中国皇家园林发展成熟的时期。此时期的皇家园林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是空前的，宫苑的建造体现出泱泱大国的气派，皇家园林在这个时期实现了“苑中园”的形成和从建筑宫苑到山水建筑宫苑的转折。两宋时期继承了隋唐时期开创的山水建筑宫苑，将山水画的风格更直接的运用到造园中，布局不拘束于规整的方形与固定的轴线。从现存明清时期的皇家园林中仍可找到宋代园林的影子，其造园手法对后代有很深远的影响，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

唐宋时期皇家园林设计的主要特征包括有诗、画、园的统一、体现了园林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以及自然美、意境美，造园者将自己的情怀系于园林，园中山石皆为灵性的寄托。

第8篇：小农经济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32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9010005

我国金融体系目前呈现双重二元金融结构的现状，城市和农村金融体系的二元对立、农村金融体系中正规金融体系和非正规金融体系的二元对立现状[1]。农村金融系统性负投资状况严重，处于弱势的农户和农村小企业无法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获取相应的贷款，因而农村地区民间金融大行其道。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跟踪调查数据显示：2005年，农户通过民间借贷市场获得的贷款占农户贷款总额的6941%[2]。这表明农民的金融需求旺盛但制度性金融服务不到位和不对位，这是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迅速的根本原因。

我国长期存在着资金互助的行为。建国初期主要是亲朋之间的一些小额资金互助，后来合会、摇会和轮转会等各种形式的资金互助逐渐发展成为职业化和组织化的民间资金互助，覆盖范围从经济发达地区到落后地区均有，参与者众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加强了对金融秩序的整顿，很多组织走向“地下”。在国家农村金融改革之下，银行撤并、收购，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强制清理关闭，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民间融资机构虽然“身份不合法”，但“业务快速扩张”，社会信用在一定区域与环节出现了断裂[3]。农村资金互助社自2007年国家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组成部分纳入制度金融框架内，虽然银监会已暂停农村资金互助社金融许可证的审批，但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和开放，越来越多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在民间自发形成，这种新兴于农村地区的合作金融机构成为学者研究的新目标，并期望这种自生于农村的资金互助组织能够缓解农村地区融资困难并服务于农户，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

一、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生发基础

自2006年国家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门槛以来，由银监会颁发金融许可证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有49家，在国家鼓励农民开展信用合作后，农业经济发达省份迅速涌现出一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目前虽无官方统计数据，但其数量可观，这充分反映出农村金融市场中弱势农户对融资的需求强度很大。2012年10月曝出江苏灌南农民资金互助社被不法商人利用，高息吸储、放高利贷，以致社员资金蒙受损失的负面新闻[4]，更有舆论称之为“农村互助金融乱象”，引发了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质疑和监管缺失的怀疑，但这并不能阻碍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正常发展并发挥满足农户融资需求的功能。

与以往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安排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基金会甚至贫困村资金互助不同，农村资金互助社是弱势农户在融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自下而上自发倡导并得到官方认可，将以往的被动安排变为主动组织。以往的经验也表明，越正式的金融制度安排，交易成本就越高。面对农村贷款需求的短、小、急、频特征以及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信息的取得和利用比较困难，正式的金融制度安排并不适用于当前的农村地区。其实在我国金融体制中一直存在着完全自发的合作金融，虽然没有正式身份，却以体制增量的身份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它们的存在证明了自发性的合作金融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就源于传统农村社会网络对组织成员的连接作用和农村社区内社会规范的约束。农村社会结构中的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就是社会资本[5]，并能因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一定的资源。正是由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成员嵌入在农村社会网络之中，才拥有了互助组织的生存基础。

1.农村社会网络

传统农村社会中大多数农民的活动范围是从家庭扩展到宗族再到村庄，社会学家[6]将传统社会的村庄称之为乡土社会。由于过去交通不便，人们的活动范围基本限制在一个区域内。区域内的人们平时生活生产活动都在一起，相互熟谙，但区域间人们的接触少，各自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由于这种地域上的限制导致“熟悉”成为乡土社会的主要特征，也构成了农村熟人社区关系网络。这种网络比较封闭和长久，从血缘、亲缘到地缘扩展，具有内向性特点。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虽然血缘关系已经不再是人们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依据，但在很多村落家族共同体中，地缘和血缘的结合依然存在，村落家族的基本结构还是明确的[7]。这表明虽然在近代以来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家族制度受经济发展对其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冲击，但亲缘关系作为社会基本结构仍然顽强地存在着，依然有很多不可替代的功能。

农户的经济行为是嵌入在农村社会网络的，所以人际关系会影响经济行动。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一般以“村”或“乡/镇”为单位，这意味着组织中的成员生活在一定范围地域上，相互熟识或可便捷获取彼此间信息，对于融资方的财产、信用及其运营等情况可了如指掌，所以对贷款的额度、用途以及还款能力能够适时掌握。这种信息是设立在乡土社会中资金互助组织的最大优势，因为从农村社会网络中不仅获取信息充分而且几乎不计成本。农户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决定其参与重复博弈时慎重选择违约或欺骗行为，因为其他农户可以依赖于该农户过去的行为选择策略来应对下一次的博弈，用农村的社会规范来约束和影响其经济活动。

2.农村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是人类在社会共同生活互动中产生出来的，相习成风、约定俗成，为人们所共同认可和遵守的行为标准，具体形式可大致分为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法律规范以及宗教规范。农村社会规范主要指适用于农村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道德规范。风俗习惯是在无压力下通过模仿转化为人们的习惯行为，而道德规范是对与社会共同生活关系较为重要事物与行为所给予的评价。道德标准是判断行为是非、善恶等褒贬之意所形成的价值尺度。由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和连续性，道德也具有继承性。道德标准在一定区域内不因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中断，可以渗透到人的意识中，这种内化了的行为规范在行为时是自觉采取的。如果在农村有违反道德的行为，会受到社区内村民舆论压力和良心的谴责。

已有的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研究表明，其社员农户违约率很低。这是由于村民长期生活在一起，经过长期经济合作有共同利益，加之社区共同道德信念和价值标准约束的结果。如果违约将受到惩罚，在熟人社会中名声受损，遭到村民的排斥，在未来的融资行为中将受到不信任、不能贷款或者贷款数额降低的限制，进而遭受重复博弈可观测行为历史的影响。由于农村地区获取贷款的渠道少和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小，农户看重与资金互助组织间的信用关系，其违约成本高于从商业银行借款的违约成本，因此，农村社会规范对借款人行为的约束力很大。

3.农村社群信任

信任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基石。我国农村传统社会中信任是基于血缘以文化为基础向外逐层延伸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主，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从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抵制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传统社会中的经济和社会信任都是以个人为基础，加之没有大规模经济交往产生社会契约，造成传统社会信任停留在熟人和地域层面，成为特殊的社群信任[8]。从熟人社会中产生的信任更多地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人与制度的关系[9]。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就是建立在传统农村社会的社群信任之上。社群信任是以情感的存在为前提的，完全不同于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之上的普遍信任。虽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前传统的小生存空间所产生的稳定社会关系已经被开放性更强的市场经济所打破，信任开始由过去紧密关系的社群信任逐渐转向一种具有相对松散关系的社会信用[10]。金融机构是以中介的身份通过信用将资金供给者与资金需求者联结在一起，却使金融行为出现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分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对称突显了信用的重要性。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优势在于资金供给者与资金需求者处于农村社区结构中，尽管融资行为不能使时间和空间聚合，但分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的风险会因为二者处于同一社群而降低。

在经济社会转型之时，在市场、法律等制度性社会资本不能有效满足农村经济发展需求状况的多重困难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可以有效利用尚未遭受颠覆的农村传统社会资本，立足于农村社区信任，间接地连接小农户和大市场，这不仅符合我国农村传统的社会关系，也能够为传统信用转向现代社会信用制度起到过渡作用。

二、同质性和异质性组织成员的信任差异

目前，除了正规金融体制内的4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以外，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数量可观，但没有官方统计数据。根据组织是否拥有农民专业合作社背景，可将现有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区分为业缘型和地缘型。业缘型主要是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由生产合作开始发展出资金互助。地缘型则大多是通过复制已经成熟的资金互助组织经验而设立的社区性组织，没有生产合作社的基础，社员间的经济联系较弱。

从共性上看，地缘型和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都是为组织所在区域内社员进行资金互助服务的。差异在于地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具有更强的农村社区性，空间范围和组织合作对象相对具有封闭性，更“小”；业缘型组织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背景下设立，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其经营和服务的范围可达县、市、区，这显然超出了普通农户社会网络的范围，更“大”。

从社会资本视角按照组织成员相互信任和熟悉程度进行区分，地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成员属于同质性，而业缘型组织成员属于异质性。地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构成是以熟人为主体，共有的邻居成为紧密的社会关系，以传统的农村社群信任为基础，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内聚性。组织为所在社区内的社员提供融资服务以支持农户生活需求、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由于所处的农村社区网络小，农村的社会规范约束和社会信任更强，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违约风险要小，外部监管要求低。

而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是基于农民专业合作关系而构建，组织对内连接成员，对外参与市场竞争，具有联外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合作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并没有明确和统一的经营服务范围，可跨村、跨乡、跨县经营，也允许设立分支机构，其服务区域边界更大，不受行政区域严格限制，因此，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成员异质性程度更高。这使得社群信任基础一方面促进了互助组织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在组织内部又复制着“熟人关系”，在有限资源条件下，与组织管理人员的亲疏远近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获取贷款“次序”，导致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逐渐偏离民主治理模式。因此，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不仅要面临组织内部异质性成员的管理和协调，由于依托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面对外部市场风险较大，所以对内部管控和对外防范风险的难度也更大，外部金融监管的要求也相应的较高[11]。

三、农村社群信任的两面性

1农村社群信任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促进作用

目前，农村社会还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农村社会的社群信任有利于以血缘为主的农民以及衍生的、局限于熟人范围中的各种合作，而地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就是典型的熟人网络组织。在这个农村社会网络中，大家相互熟识和了解，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即便有也可以利用私人信息来获取，依靠对借款人的人品来判断其信用状况，而这种获取信息的方法几乎不用花费任何成本。基于农村社会传统的熟人关系，“单细胞”地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是呈点状发展以应对目前分散的小农经济，但服务范围和活动半径都比较小。

相形之下，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中的成员相互的信任半径更大，是相对的“陌生人”，但不可否认的是，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也是以农村社群信任为基础的，但这种人格化信任在契约型商品经济社会中被弱化，是农村经济组织面对市场经济的社群信任和社会化信任的混合体。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成员间的相对陌生与社群信任的文化禀赋相冲突。因此，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偏离民主治理的原因：涉及的地区范围更大，突破了原有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组织成员数量增多，成员的异质性增强。再加上组织成员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行为唤醒了个人主体意识，容易导致意见分歧，从而对组织内部的治理机制产生影响。这是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内在缺陷，需要在实践中寻找更好的方法来克服这个问题。

2农村社群信任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阻碍作用

（1）空间约束。封闭性的社会结构是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条件，这也是社会资本产生消极作用的根本原因。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无论地缘型还是业缘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都是将熟人关系复制到互助组织内。熟人关系既是组织优势，同时也是它的短板。由于“关系”是先赋性的，并且被泛化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内部，熟人关系以剂的作用促进组织的运行，社群信任促成了小农户面对大市场时资金的联合与互助合作，但同时也内在地规定了合作范围的规模界限。

（2）时间约束。从短期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在早先的设计中就规划为村或乡镇级，这种熟人关系的约束有助于限定风险发生概率和风险影响范围，体现了国家政策层面防范金融风险的审慎态度，这在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初期是有必要的。但熟人关系讲究情面，在组织进行决策时会因关系强度不同而发生倾斜，偶尔甚至会有不规范行为存在。从长期看，农村社会信任的作用有限，熟人关系制约着资金互助组织的可持续发展。面对大市场，农户初期的小范围合作形成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改善其融资状况，农村社会规范能够约束借款人的行为，有利于组织控制违约风险。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日益推进，农村社会环境转变的客观形势导致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结构正逐渐改观，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向城市，农村社区中人们的关系已经不如以往那么紧密。在面临封闭性环境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时，农村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就会凸显――排斥组织群体外的他人获取该组织所拥有和控制的资源。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融资仅限于内部社员，而不能通过开放给非社员融资活动获取收益，这样限制了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通过吸取存款吸收资金，组织资金有限，社员的贷款需求也不能完全得到满足，阻碍了该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 论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尚处于滥觞期，需要农村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群信任的支撑来维护农户进行资金互助，缓解一定程度的融资困难。在这个阶段，乡约民意和社会舆论成为融资还款的道德约束力量。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设立的目的在于将处于弱势地位的小规模农户和小企业聚合起来以资金互助的形式寻求合作效益。我国正在经历巨大的社会变迁，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同陌生人打交道，熟人关系的纽带正逐渐被削弱，传统的小生存空间所产生的稳定社会关系已经被开放性更强的市场经济所打破，信任也由过去伦理性、低风险性的社群信任转向具有市场性、高风险性的社会信任。虽然这种普遍性的社群信任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国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并且在短时期内不能改变这种状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转型的渐进以及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普及化，普遍性的社会化信任会渗入农村社会并逐渐淡化特殊的社群信任，但这需要一个足够长的时期。

我国的社会转型打破了传统的社会信任机制，而现代社会信任机制尚未完善。其构建需要在借鉴西方现代社会信用机制建立的经验之上，遵循我国社会自身发展的轨迹，利用传统社会信任作为建立现代社会机制的支撑。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应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将其横向和纵向发展的产业链条置于市场这个相对公平的大环境中，引入市场规则，逐步用现代制度的普遍信任维系经济领域中的合作，实现农村社会经济凝聚力最大化的目标。在不违正式制度和规范的前提下，将基于“关系”的合作伙伴转入公共领域，以取得互惠的共同发展格局[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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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振制度视角下农民资金互助组织的存续机理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4] 王伟健灌南农民合作社关门 政府间官方均无金融背景[J/OL]http：//jspeoplecomcn/html/2012/10/25/1757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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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刚论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遗产的局限性[EB/OL]http：//xdligangblog163com/，201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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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红霞，杜司赢农村资金互助社治理问题成因解析――以甘肃龙湾村石林资金互助社为例[J]甘肃金融，2012，（4）：13-16

[11] 陈东平，任M兴成员异质性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非“民主治理”――以苏北地区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45-53

[12] 朴雨淳中国社会的“关系”文化――兼论能否增进“关系”的公共性[J]学海，2006，（5）：5-16

Germinal Basis Analyses of Rural Mutual Funds Organizations：

Based on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SHANG Wen-li1，2，ZHENG Shao-feng1

（1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W Agricultural & Forestry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08，China）

第9篇：小农经济主要特征范文

关键词：关索戏；傩蜡文化；意蕴遗存

在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阳宗镇小屯村的关索戏，其演出剧目、角色、面具都很简单。现存的剧目仅“取长沙”、“古城会”、“三战吕布”、“刘备点将”、“三请孔明”、“收周仓”、“收姜维”、“过五关斩六将”、“长坂坡”、“花关索” 等。关索戏四十多出剧目的最大特点，就是只以三国时代蜀汉君臣将帅的勇武智谋为题材。角色主要为关索、刘备、孔明、关羽、张飞、甘糜二夫人、魏延、赵云、马超、黄忠、鲍三娘、周仓、吕布等，演出人员加上马童、龙套、锣鼓手等，共约4O余人。这些角色都由小屯村村民担任，且每个角色的演出者固定，世代传袭。

关索戏演出时无需化妆，只需要将事先专门制作好的面具戴上即可。演唱关索戏时，无琴弦伴奏，只配以锣鼓，说中有唱，唱中有白，且唱白都用澄江本地方言。关索戏发展收稿日期：2011—08—15· 168 ·演进及历史与滇剧相互影响，至今二者的面具和服饰均相似。目前专家研究指出关索戏渊源可能与贵州傩戏相关，二者都应属于军傩系列。

一

、关索戏的傩蜡文化思想渊源傩蜡(zha，四声) 文化，包括傩仪、蜡典、傩戏及其相关事项作为一种原生态或原始性民俗宗教艺术，以活化石的状态遗存于长江流域，成为影响西南民族日常生活和心理的节庆仪式性文化和艺术力量。⋯ 同时“云南‘关索戏’ 演出前的仪式手续证明着它原来与巫术、宗教的联系。”⋯我们知道原始宗教-f~flJ或原始性民俗宗教文化的一个特征是主体运用神力，即主要通过巫术等特殊的方式以求获得超自然力量。巫最初是女性，它的主要特征便是以舞娱神，舞是手段，娱神是目的。巫者，“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与工同意。” 典籍《商书·伊训》记载“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 疏日： “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为巫觋之风俗也。” “巫风” 之所以表现为“恒舞 ’、“酣歌” 的形式，其根本原因在于巫术的本质决定“巫” 相信，使用“象征性模拟” 的行为就能达到行术者所预期的目的。巫术就是指人们通过一定的宗教仪式，对鬼神等神秘的力量表达情感以寻求超自然、超人间的力量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活动，它包括占卜、祈禳、驱疫等。巫舞与傩舞关系密切，在《周礼·夏官·方相氏》中日“方相氏掌蒙熊皮 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 以索室殴疫。大丧，先柩，及墓，人圹， 以戈击四隅，殴方良。”这段关于方相傩仪较早的记载说明两点，一是从大方相归属于夏官司马(武官) 来看，时傩属于武事；二是定期举行的傩舞傩仪的基本功能是驱逐鬼疫，具体包括索室而殴逐疫鬼；在重 k丧葬仪式队列里走在灵柩之前，以免凶邪恶鬼危害棺材里的死者；在墓坑或墓室里，驱逐危害死者的鬼怪。巫舞和时傩在娱神的同时重心慢慢转为娱人，进而发展成为戏剧，清人杨静亭在《都门纪略》指出“盖以涂面狂歌，借以驱疫，虽非演戏，而戏即肇端于傩与歌斯二者。” 元明时期，傩舞傩仪又吸收杂剧的文化元素，如《池州府志》言傩舞“妆神像，扮杂戏，震以锣鼓，和以喧号。” 关索戏简单的以三国时期蜀汉历史英雄人物为角色，在世俗化和艺术化的混沌交错状态中遗存至今，实质则蕴含着傩蜡文化思想，对此，刘锡诚先生指出傩文化“共同特点是在保留着傩戏功能的基础上，把诗、神话传说、歌(包括音乐，主要是打击乐)、舞结合在一起，借助面具的象征力量，以表现人希图控制现实、主宰命运的强烈愿望。”在原始民族宗教信仰里，巫术与宗教常常交融在一起，但巫术与宗教还是有区别的。

二者本质上“都是在对外在世界不可把握的情况下的一种接近神秘世界的尝试。” 。‘‘巫术是宗教产生的基础，宗教是更高一级的意识形态，宗教包含着巫术的内容。” “巫术可定义为一种与实际活动的打猎、捕鱼、放牧等紧密联系的仪式。” “人类学家都清楚，许多原始社会当中，土人们都谈到了人类最基本和最神圣的仪式， 即通常所说的宗教性仪式，他们说如果不举行仪式，食物收获就靠不住。” 在西南地区，虽然各地对“傩”的称呼各异，但基本标志或符号，如面具和法器以及傩文化的功能却大体相似。时傩的目的不外乎消灾祓魔，驱鬼辟邪，祈愿福祉、保佑平安等等。关索戏演出前的农历腊月双数吉日，在小屯村五显庙中正殿神位上，贴上“敕封有感风乐王” 字样，神位右旁书“声音童子，\’，左旁书“鼓板先师”。演出之前和演毕之后，都要朝拜乐王。演员在演出之前三天就要斋戒沐浴，单身独宿。在腊月吉日这一天，全体演员以虔诚的态度祭拜乐王，整个傩仪隆重神秘。全体演员跪拜，念《领牲词》：“关索乐王关索经，传与世上众生听。刘备关羽张翼德，桃园结义万古名。东奔西逃无亲谊，三请孔明佐圣君。四川I成都兴王室，五虎上将保朝廷。只因刘家天下满，忠臣义士狂费心。忠臣逝世归天界，上帝封为三圣君。十将封成神，保护人民得安宁。哪处顶戴保哪处，善男信女要齐心。若有不信冒犯者， 当时灾星降来临。善男信女齐定信，保佑人畜得清平。” 完毕献祭鸡猪，并将鸡血淋在纸钱上，然后再烧钱化纸，顶礼膜拜。仪式过后，就开始“练武”，其实是排演剧目，并培训新演员。一直排练到除夕前，演员再次在寺庙里用大锅烧水净身三次，净身后，演员集中住宿于寺内，从正月初一正式开演，一直到十六正式演出结束后方可回家。正月初一这天， 吃过早饭，所有演员穿上戏装，戴上面具，在两面飞虎方旗指引下，张飞、关索在阵前，刘备、孔明压阵后，在村中挨家挨户祝贺，称“踩家”。到附近集镇、村落去踩，又称“踩村”、“踩街”，以示消灾祓魔，驱鬼辟邪，并保佑村落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踩完村落后，就在村中广场演出。正月十六演出结束后，再次以鸡献祭乐王，并焚香捧送“敕封有感风乐王” 神位至村旁南潭泉口，伴以纸钱祭拜烧掉。整个过程庄重神秘， 充满对未知力量的敬畏和崇拜。

二、关索戏的傩蜡文化思想成因

“一切东西都既是古老的也是新颖的。一切艺术都是历史积淀的产物，过去弥漫于今天，今天艺术的结构与主题、

媒介与技巧、造型与形式，都是过去的继续⋯ ⋯ 对意义的理解只能来自相关事物的联系之中，来自人们共同生活的洪流中各种事物的相关性，从这种相关性中，每一特定时刻和特定事物才能获得意义。” 对关索戏而言，其傩蜡文化思想成因首先与其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关。

郑志明先生指出“高温多湿的华南地区，昔为蛮荒瘴疠之城，瘟疫一旦流行，死者一枕籍，颇多折磨。在医药不甚发达的传统社会，人们转向特殊的信仰经验，经由各种神奇传说与灵异事迹，趋向于尚鬼信巫的宗教活动，形成驱瘟禳灾的生活习俗， 也就不足为奇。” 。。关索戏所在的澄江地区生产水平低下， 自然环境较为恶劣，据说，道光时期(1825～1847年)就有大约15起灾情，或地震地质灾害。在灾情面前，人们自然想到巫术蜡祭，于是演出关索戏， 以求平安丰产。

而在云南兰坪、碧江等地居住的白族支系那马人中，也盛行类似的戴面具的、以歌舞形式祭祀神灵的习俗活动，可见特殊的自然环境是产生傩蜡文化的根本土壤。

弗雷泽曾指出除个人巫术之外，“在野蛮社会中， 还有另一类常见的可称之为‘公众巫术’ 的事例， 即一些为了整个部落里的公共利益而施行的巫术。”” 关索戏的傩蜡文化思想渊源应与此类公众巫术有关，小屯村为汉族聚居的农业村落，世界各地稻作文明里，巫术性农业祭典和狂欢性的蜡舞历来都存在，“以傩歌傩舞为主的祭祀活动，其目的仍然是祈求农业丰收，是一种古老的五谷神祭拜仪式。” 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日“神农氏始教耕，于是始作蜡祭， 以赭鞭鞭草木。” 《路史·前纪》曰“炎帝神农氏，每岁阳月，盍百种，率万民蜡戏于围中， 以教其· 170 ·岁之成。” 在国外，如普列汉诺夫就对南民答那峨土著巴戈包人的“农作舞” 有过细致的描述：“在他们那里，男女都从事农业。在种稻的日子里，男人和女人一大早就聚集在一起，着手工作。男子走在前面，一面跳舞，一面把铁镐插入地里。妇女跟在他们后面，把谷粒撒到男子们所挖的坑里，用土把它盖好。”-- 由此可见，作为傩蜡文化的小屯村关索戏，其产生及遗存自有其特定的自然经济基础，在恶劣贫瘠的生产环境和瘟疫灾害不可预知和对抗的情形下，人们借助巫舞、傩戏以及蜡祭等手段沟通神灵，祈求庇佑就顺理成章。而这种定期举行的“公众巫术” 或傩蜡仪式反过来又促进社会聚落的稳定和发展。“巫术不仅对于个人言，可以促进人格完整，对于社会言， 它也是一种组织的力量。” 在分裂性社会结构的乡村聚落里，共同的傩蜡文化仪式、原始宗教信仰以及原生民间俗信无疑增强了部族的凝聚力和秩序性。 转贴于 即“宗教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于是变为更强有力的一种社会控制。”生长遗存于水平低下的乡村部族及偏僻封闭聚落空间的傩蜡文化，虽然渊源于巫术及其相关仪式，但比传统巫术更有兼容性和开放性。我们知道，在“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 的时期，普通人都可以与神通灵，导致神性权威的坠落与社会秩序的混乱。于是通过“绝地天通” 方式，“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与神灵沟通的权利被控制在巫觋手里。而傩蜡文化则广泛吸收儒释道文化思想，并不断增饰民族英雄或历史人物，在理性化、艺术化的同时珍视的保留其神圣性。关索戏就是小屯村人民不断增饰传说中镇守关山的英雄人物“关索” 而创造的神奇传说和独特的傩蜡文化体系。据载滇黔等地的关索岭地名甚多，除文山、永平外，大多数均流布在诸葛亮南征的进军路线上，或者是靠近行军路线的地区，凡是关索岭，山势都很高， 而且很险要，均属军事要地，岭上都建有关索庙。 然专家考证和史说皆无关索其人。《黔书·附说》条说， 山关高者，车舆货物过， “置索挽之”，于是类似此类险要及事故频发的峻岭，均被命名为关索岭，而为了祈求平安，过关山时的挽索被幻化为镇守关山的猛将“关索”，并与当地的关羽信仰及三国故事叠加，经过不断增饰，最终演变为集神话、傩仪、戏剧以及宗教文化一体的关索戏以及相关的傩蜡文化体系。

关索戏的成因也说明“宗教文化的解释功能是将整个宇宙设想为对人来说具有意义的大胆尝试。”” 《(礼记·祭法》中说： “山林川I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 皆日神。”“由于对自然缺乏认识，人创造了种种的神，这些神成为他们的希望和畏惧的唯一对象。” 恩格斯也说： “在原始人看来， 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

在所有文明的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u克利福德·格尔兹指出“一个社会的文化，是由一个人为了按照该社会成员所认可的规矩行事而必须知道和信仰的东西。” 孔子也指出祭祀的真正目的在于“人事”，即慎终追远，明德归厚。“盖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慎之；远者，人之所易忘也， 而能追之，厚之道也。” 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反过来影响人、塑造人、约束人，对人们的行为发挥着强大的规范功能。具体到关索戏这种傩蜡文化体系，人们不遗余力地去增饰，必有其实用功能。小屯村相传为诸葛亮南征时先锋大将关索屯兵所在，而学者专家也基本同意将关索戏归于军傩，如今关索戏演出前后的祭祀似乎将关索当做戏剧保护神， 即“乐王” 来祭 }巳。《春秋元命苞》日“翼宿，主南宫之羽仪，文物声名之所丰茂，为乐库，为天倡，先王以宾于四门，而列天庭之卫，主徘倡，近太微而为尊。” 《晋书·天文志》亦言“翼二十二星，天之乐府，主徘倡戏乐。” 可见“乐王” 指天庭主管戏乐的最高主宰，翼宿星君。而巫舞、傩舞则借助神秘的乐器通天地人体之阴阳，抗御疾病瘟疫。

庄子指出： “游鸟说问于雄黄日：逐疫出魅，击鼓呼噪，何也? 日：黔首多疾，皇帝氏立巫咸，使之沐浴斋戒，以通九窍；鸣鼓振铎，以动其心；劳其形移其步，以发阴阳之气；饮酒茹葱，以通五脏；击鼓噪呼，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为魅祟尔。” u-《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解释舞蹈的起源是指出“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积蓄，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 以来阴气，以定群生。” 又说“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 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宜导之。” 《路史·后纪》在复述这段话时再次明确“大舞” 对阴阳的调节功能。“阴康氏之始，水渎不疏

，江水不行其原，阴凝而易阏；人既郁于内，腠理著而多腱重— —得所以利其关节者，乃制为之舞，教人引舞以利道之，是谓《大舞》。” 孔子也对大蜡仪典而发感慨日“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 基本可以明白，关索戏的傩蜡文化思想的产生及遗存至今，一定有其实际功能及现实需要的缘由。关索戏无论对于军队还是当地的居民都有极其明显的现实功效，傩舞、傩仪一则可以疏通人体阴阳之气，舒经活血，在原始医疗卫生水平低下的现实下，健康的体魄可保证部族的繁衍昌盛及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同时，以巫术及原始宗教信仰为思想渊源的关索戏这种傩蜡文化体系，借助歌舞这种特定得傩蜡祭祀仪式，企望沟通神力，借此调节大地阴阳，祈佑谷物丰收，国泰民安。

三、关索戏的傩蜡文化思想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