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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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财政支出政策范文

关键词：城乡社会断裂；财政支出；城乡统筹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5-0081-05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城乡社会断裂，指转型期城乡两极分化严重，城市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而乡村社会与之差距不断扩大，甚至在社会发展中处于边缘化状态。中国现阶段城乡社会断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城乡经济的断裂，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方面；二是城乡制度方面的断裂，主要表现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三是城乡居民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水平的断裂；四是城乡居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断裂，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教育方面；五是城乡生活环境的断裂，主要表现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城乡社会断裂的研究较多集中于成因方面。孙立平(2003)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城乡社会断裂的根本原因。郭强(2004)认为，城乡社会断裂主要是由工业化转型、城市化转型、市场化转型中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和政策所导致的。李长江(2004)认为，城乡差距的出现具有历史、制度和政策层面上的原因，最根本的是中国长期的城乡不公平发展理念和政策没有改变。王德文(2005)认为，城乡差距的本质是资源配置扭曲、收入分配倾斜与部门间技术进步不平衡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白雪瑞(2006)认为，导致城乡差距的根源在于城乡分割管理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均衡。巩前文(2007)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农业税收、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支农财政支出、农业基本建设财政支出、农村救济费财政支出和农村存贷款差额等六个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为显著，因此，在“工业反哺农业”的实施过程中必须注意这些因素的影响，调整支农财政支出的内部结构。汤玉权(2007)认为，城乡财政的二元结构导致中国城乡各项事业的发展极不平衡，呈现为一种“断裂”状态。汪锋(2007)通过对中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城乡差距扩大没有联系，而财政和金融等领域的城市化偏向是现阶段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唐尧(2008)认为，公共产品供给规模不足导致的“拥挤效应”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缺陷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曾国安(2009)从城市偏向的财政制度方面深入分析，指出要缩小城乡差距必须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财政制度。另外，也有学者不同意中国城乡社会已出现断裂的说法，权小娟(2007)认为，“城中村”是断裂社会连接带，城乡社会断裂提法过于严重。

城乡社会断裂，从财政学的角度看，实际上是城乡公共服务的非均等。中国是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府财政支出政策是最能反映政府政策和政府投资的“指向针”。为了能更深刻地揭示城乡社会断裂的财政政策因素，本文通过对中国政府财政城乡差别化支出政策的表现及成因进行分析，寻求政府财政城乡相对均衡支

出的对策，以消除城乡社会断裂。

二、政府城乡差别化财政支出政策的表现及对城乡社会断裂的影响

(一)政府财政在城乡经济发展中的差别化支出，造成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断裂

增加农民收入，是政府财政支农的一个基本目标。王敏(2007)通过对中国1981--2005年财政农业投资与农民纯收入数据研究发现：财政农业投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与农民纯收入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调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着动态均衡机制。但政府财政对农村的投入远远低于城市，制约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主要表现在：(1)政府财政在农业投入上的不足，满足不了农业发展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财政对农业支出的绝对量从1990年的307.84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172.97亿元，虽然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但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一直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徘徊，1990年到2006年平均维持在7.5％左右的水平，而且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9.98％下降到2006年的7.85％。在财政支农稳定性方面，中国财政支农增长速度波动较大，财政支农稳定性差，具有相机抉择性，即农业发展的好坏变化在国家财政支农减增之前(雷启振等，2008)。这不仅低于农业GDP占全国GDP的比例，而且也与中国新《农业法》规定不符。(2)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不健全，降低了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政府在财政支农资金使用上存在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内部结构不合理，缺乏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管与使用绩效的评估，导致财政支农资金被地方政府扣留或挪用，降低了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农业收入是农民收入的基础性部分，而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不足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了其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作用，造成

农业收入对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的贡献近年来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如图1所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断裂。

(二)政府财政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的差别化支出，造成城乡社会保障的断裂

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从法理意义上讲，每一位农民都应该与城市居民平等享受。而现实情况是政府社会保障的投入倾斜于城市，农村投入严重不足，城乡社会保障出现断裂。目前，中国城市在政府主导和财政资金大量投入下，已经建立起覆盖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面向企业劳动者的医疗、养老保险制度等。而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政府财政支出不足，造成农村社会保障的范围小、标准低，难以起到社会保障的作用。如图2所示，从1999年到2006年，中国财政投入农村的社会保障总量虽在增加，但其占中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自1999年到2006年一直持续在较低水平上，没有超过5％。而且财政投入农村社会保障的资金主要用于农村社会救济，缺少农村养老补贴。据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公报显示，1999--2007年中国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一直在较低水平徘徊，平均约为7.53％。

(三)政府财政在城乡公共卫生、医疗上的差别化支出，造成城乡居民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水平的断裂

公共卫生、医疗是保障居民身体素质的重要条件。中国政府在公共卫生、医疗上的投入倾向于城市，农村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城乡居民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水平的断裂。在城乡卫生支出费用上，如图3所示，1990年中国财政卫生费用支出中城市为396亿元，农村为351.4亿元，城乡比为1.13:1，而2006年城市为6581.3亿元，农村为3262亿元，城乡比扩

大为2.02:1。在医疗条件上，据2007年统计显示，农村每千人平均拥有不到一张病床，而城市为2.63张；农村每千人拥有1.06名卫生人员，城市则拥有5.35名以上。而且，大部分农村地区乡镇卫生院人员的职业技术水平低于城市。由于公共卫生供给短缺，医疗价格大幅度攀升，农村不少地方出现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

(四)政府财政在城乡教育上的差别化支出，造成城乡居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断裂

中国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已经在城市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相比较而言，政府财政在农村教育投入不足，人均投资少。由于中国农村居民接受教育的质量和范围、平均受教育年限都低于城市，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过低，调查显示，2005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处于初中以下(含初中)占到农村劳动人口的80％以上。这最终导致城乡居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断裂。如表1显示，1997--2007年，中国农村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和事业费支出)不断增长，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虽然国家近年实行了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的政策，对农村地区教育水平的提高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教育人力资本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快速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同时，政府对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导致劳动力技能培训不足，科技素质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竞争力不强。

(五)政府财政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城乡差别化支出，造成城乡居民生活环境的断裂

基础设施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条件。然而，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的城乡差别化财政支出政策，各种资源配置倾斜于城市。以城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例，由于受到政府财政投入及市场失灵的影响，1996－2007年虽然城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呈现持续增长，但城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农村，考虑到农村人口远多于城市，农村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远远低于城市人均水平(如图4所示)。城市的道路、公共交通、水电设施及公共娱乐与休闲设施等得到优先发展，为城市市民提供了较为系统、完善的生活环境和基础性生活设施。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受到忽视，造成农村地区的道路交通、供电、供水、通讯等基础设施不健全，存在诸如公路质量较差且缺少维护和管理、电压不稳定、供水设施落后、通讯设施不足等问题。这都影响到农民生活环境的改善，造成城乡居民生活环境的断裂。

三、政府城乡财政差别化支出政策的原因分析

(一)城乡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导致城乡财政差别化支出的根本原因

长期以来，中国实施城乡非均衡发展战略，形成典型的二元经济。由于财政政策要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决定了国家实施财政支出的城乡差别化政策的必然性。建国后，政府根据国情和面临的国际环境实施了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经济赶超型发展战略，农业积累倾斜投资工业，财政投资的重点放在城市，形成突出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改革开放至今，虽然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解放出来，但由于工业化建设的重点在城市，中国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向城市倾斜，大力推动城市和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实施的依旧是城乡非均衡发展、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其间在财政支农方面对农村建设和农业的投入仍然远低于城市，财政支农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从1990年后呈现下降趋势，城乡财政支出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受非均衡发展理念的指导，中国财政政策较长时期里表现为“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的差别化支出，即财政大量投入城市，积极发展完善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建设、城市居民教育等，这实际上从财政政策上导致了城乡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所以，中国长期的城乡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导致城乡财政差别化支出的根本原因。

(二)财政支出政策决策过程中农民利益诉求难以有效表达是城乡财政差别化支出的主要原因

政府财政支出政策是经济利益的再分配，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过程。一方面，中国农民由于知识与资本匮乏，参政意识淡薄、参政能力弱，导致政治参与性差；另一方面，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且地域分布分散，相互之间缺乏交流，难以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联动效应弱。这造成农民在利益博弈中处于弱势，降低了农民对政府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力，最终导致财政城乡差别化支出。

(三)以单一经济发展指标(GDP)为核心的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系是造成政府城乡财政差别化支出的重要原因

由于中国行政考核与官员绩效考核目前仍然缺乏科学化的综合城乡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指标体系，许多地方实行以GDP为核心的干部绩效考核机制，过多强调经济指标，地方政府官员更多关心自己任期内的经济增长指标高低。与工业相比较，农业生产周期长、承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高、投资回报率低；农村教育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只能在长期内发生作用，短期内无法兑现为经济增长。因此，地方行政官员在短期利益的诱导下，容易将财政资源倾斜投向具有高收益率、见效快的工业和城市，而弱化农村投入，造成城乡财政差别化支出。

(四)县乡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是造成城乡财政差别化支出的直接原因

作为基层政府的县乡政府与“三农”联系最为紧密，对农村财政需求最为了解。但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结构，财政分配决策权掌握在上级政府手中，导致县乡政府在中央政府的财政资源纵向分配博弈中处于劣势，省级以下政府财权层层上收、基本事权却不断下移，造成县乡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尤其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以来，由于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财政供养人员增长过快，财力配置和财政支出责任不对称等原因，中国县乡财政资金缺乏，不少县乡财政甚至背上债务，从而无力加大农村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投入。

四、实现城乡财政相对均衡支出，弥补城乡社会断裂的建议

(一)以城乡统筹发展为指导，从根本上实现城乡财政相对均衡支出

要改变城乡社会断裂的现状，必须转换城乡非均衡发展战略，以城乡统筹发展为指导，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实行政府财政城乡相对均衡支出政策，加大政府财政对农业、农村社会保障、农村教育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切实发挥财政在“三农”发展中的杠杆作用，最终实现城乡和谐发展。

(二)保障农民在城乡财政分配中的话语权，在政府决策中实现城乡财政相对均衡支出

一方面要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参政议政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引导、整合农民组织，使其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增强农民组织对财政决策的影响力，保障农民在财政决策执行中的监督权，实现城乡相对均衡支出，最终保障农民与城市居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消除城乡社会断裂。

(三)建立科学的、体现城乡协调发展内容的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系，促使其在财政执行时实现城乡相对均衡支出

改变以往以GDP为核心的政府官员绩效考核体系，以城乡统筹发展为指导，按照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结合、城乡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将农村生态环境、农民生活水平等社会发展指标等作为重要考核内容，调动地方政府官员对农村财政投入的热情，促使其在财政执行时实现城乡相对均衡支出，达到消除城乡社会断裂的目的。

第2篇：财政支出政策范文

农业是一种弱质产业，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且生产方式的变革受一些客观因素干扰而迟滞，因此需要政府的扶持。目前，世界各国对农业都采取了特殊政策，予以一定的财政投入，以促进农业稳步、健康发展。总的来说，我国对农业的财政投入不足，阻碍了农业快速发展，这是需要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1]。经济发达国家的农业，之所以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就在于依靠政府雄厚的财力，把大量的资金注入农业部门。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之所以缺乏国际竞争力，是因为政府的财力甚为有限，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很小。目前我国政府对农业的外贴，只相当于农业国民生产总值的2%[2]。在整个财政支农支出中，地方约占80%左右，然而财政支农工作的主要矛盾与问题也在地方。特别是分税制后，地方支农支出的比例大幅下降，其基本原因在于地方的农业投入尚缺乏一种约束机制，地方政府往往急功近利，热衷追求发展价高利大的加工工业，对农业投入却大幅度下降[3]。当前形式下，必须对我国农业财政支出的政策取向进行解析。

二、我国农业财政支出政策取向

在新世纪之初，中央政府高度强调“三农”问题。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提出全面建设一个小康社会的新任务，我国先后推行“五整合”战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思想。在新农村发展中，建立现代农业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任务被高度强调，根据上述思想的指导，2004年和2008年间，坚持“少取，多予，允许更大的自由”“以工业发展带动农业”和“城市支持农村”等原则，以及一系列相关文件不断下发，以支持我国农业发展。我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都开始于农村，农业土地制度和市场需求诱致性制度改革都具有自发性特点，并且是从底部到顶部的改革。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三十年。改革最初开始于农村土地制度变化，到体制已经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到现在我国经济改革已经走向市场化的方向，并最终市场经济体制在农村地区被确立。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带动了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这为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和改善，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当前我国农业财政支出政策效果明显，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农业的市场化发展，以及农业的国家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国农业财政政策的职能定位也相对更加明确，其职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业公共性财政支出职能；二是农业调控性财政支出职能；三是农业保护性财政支出职能。其中，前两种是当前我国财政支农最主要的两种取向，后一种是辅的，在我国农业发展保护中也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是财政支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农业财政支农政策应该根据具体需要，采取不同类型的支持和补贴形式。

1.农业公共性财政支出

农业产品分为两种，一是农业私人产品，一种是农业公共产品，为了提高农业投入的效率，国家在农业财政支农上，也积极按照市场要求，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由于农业私人产品，主要是由农业生产经营者自己投入，本身其市场竞争意识强烈，因为国家对农业私人产品主要发挥引导职能，从农业私人产品转向对农业公共产品的财政支持。农业公共性财政支出，主要是国家财政对一般性的农业生产公共基础设置，农业公共服务等在农业公共产品生产管理和维护的支出。提高农业公共产品使用效率。我国农业公共性财政支出政策取向应该坚持无偿性和长久稳定性的原则。所谓无偿性，就是国家财政必须有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业公共性产品、公共性基础设施、农业公共事业服务等提供无偿财政支持，要合理保证我国农业公共性基础设施得到有效的资金支持，确保农业公共服务支出有充足的资金。我国农业公共性财政支出政策的稳定性，是指国家财政对公共性产品的支持必须是长期的，并形成稳定的趋势，确保农业公共基础设施的增加和公共服务费用的增加得到有效的资金支持，农业公共性财政支出要保持一定幅度的增加，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

2.农业调控性财政支出

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农业发展受到市场冲击影响巨大。我国加入WTO以后，首先面临的是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冲击，农业要想取得持续和稳定的发展，必须加强国家对农业的宏观调控。所谓农业的调控性财政支出，就是为了缓解市场对农业的冲击，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结构调整，引导我国农业发展适合市场需求的一种财政支出行为。我国的调控性财政支出主要是采用财政补贴，或者设立农业稳定基金为主要的调控形式。例如国家建立粮食储备稳定基金，维持我国农业粮食安全储备，或者国家财政直接补贴私人农业产品。当前我国农业调控性财政支出政策包含多种，例如农业生产结构导向性补贴，农业生产技术导向性补贴，农业区域救援稳定性基金，农业自然灾害救济基金等，农业调控性投入应该根据我国农业市场供求结构进行调整，建立完善了农业调控性财政支出政策，对控制农业市场的随机扰动，缓解市场对农业生产冲击，实现农业快速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3.农业保护性财政支出

农业保护性财政支出是根据公平的原则，对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农业的外部性问题进行的有效的财政保护。农业发展与工业，服务业，交通业，流通业等都是相互联系的，农业投入的效益，不仅仅惠及农户本身，其他的产业投入主体也会受到农业投入外溢作用的影响，根据产权原理，此时必须有效的保护农户权利，加强在市场失灵下对农业生产者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农业生产者权益的保护是多方面的，加强农民权益保护，应当实施农产品保护价格政策，健全农产品风险基金制度，并根据农业生产状况和农产品市场供求状况，确定农产品市场保护价格；改革财政对农业的补贴办法，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财政补贴，增加农业生产环节的补贴[4]。

三、“三农问题”的财政支出政策未来取向

目前，根据我国“三农”问题发展现状，我国农业财政支出政策应该根据当前我国农村发展实际，配套相关农业政策，促进我国农业财政支出得到有效的投入，提升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发展农业经济，提供农门收入水平。

首先，农业财政支出应该增加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大国，我国的食品需求量巨大，重视我国粮食生产发展，特别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政策目标以增加农产品产量为中心，突出粮食安全，政策目标逐渐转向以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长效性的农业生产能力为主，兼顾环境保护。调节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发展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及维持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政府十分重视的问题，政策手段从农业生产领域向农产品流通甚至加工领域延伸[5]。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粮食危机的情况下，农业财政支出增加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将会最终保护农民粮食种植生产的根本利益，也同时激发了他们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提高粮食生产产量，农业财政支持的保护政策，将有效的保护了农业粮食生产在市场激烈竞争中，对农户造成了的排挤，增强农户市场竞争力，促进粮食市场的有效供给。

其次，加强农业公共性财政支出，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对农业建设基础设施的费用支撑。最近几十年以来，由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不足，农业水利设施不健全。增强投资，加快建设现代化农业，建立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增强对农业公共性产品资金支持，确保农业财政支出的稳定性。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生态农业。财政可以采取直接财政贴息、政策性银行、投融资等多种手段引流社会资金和外商投资，开辟绿色支农的新渠道，加大利用行业内部资金和外资股份集资融通的工作力度，改善生态循环农业基础条件[6]。

第3篇：财政支出政策范文

关键词：财政支出；管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1-0050-02

1 有关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public finance expenditure）也称公共财政支出，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财政资金的支付。

财政支出是一级政府为实现其职能对财政资金进行的再分配，属于财政资金分配的第二阶段。国家集中的财政收入只有按照行政及社会事业计划、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进行统筹安排运用，才能为国家完成各项职能提供财力上的保证。

1.1 财政支出的分类

（1）按财政支出的性质可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这种分类对研究财政支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2）按政府职能分类分为国防支出、外交事务支出、行政管理支出、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支出、政府债务支出和其他支出。这种分类支出是各国在财政支出管理上最常用的一种分类方法。

（3）按财政支出项目与资本投资的关系分为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这种分类有利于增强政府支出预算的透明度，便于社会各界监督支出预算的执行，有利于加强政府对投资的管理和对经济的宏观预算的执行，有利于加强政府对投资的管理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4）按财政支出的具体用途分为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出、简易建筑费支出、地质勘探费支出、科技三项费用支出、流动资金支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各项事业费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支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国防支出、行政管理费、外交外事指出、武装警察部队支出、公检法司支出、城市维护费支出、政策性补贴支出、对外援助支出等等这是我国政府预算支出科目设置采用的方法，其所列各类支出就是我国的预算支出科目。

1.2 财政支出管理原则

（1）量入为出。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始终存在数量上的矛盾，脱离财政收入的数量界限盲目扩大财政支出，视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因此，财政支出的安排应在财政收入允许的范围内，避免出现大幅度的财政赤字。

（2）统筹兼顾。国家经济建设各部门和国家各行政管理部门的事业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财政收入与支出在数量上的矛盾不仅体现在总额上，还体现在有限的财政资金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财政支出的安排要处理好积累性以出与消费性支出的关系、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关系，做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3）讲求效益。财政支出的效益体现在财政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为保证有限的财政资金最大限度的特点，对有经济效益而不需要财政扶持的单位，要做到无偿拨款和有偿使用相结合，财政资金投入与单位自筹资金相结合，资金安排和日后的财政监督相结合。

2 我国财政支出管理对策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国际贸易也是刚刚加入WTO，存在许多不完善、不规范的地方。如财政收入体制不规范，预算约束软化等等，特别是在一些地方政府中存在“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的三乱现象。?针对上述问题，应按照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框架的基本思路，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合理界定财政支出范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财政支出管理。

（1）实行部门预算是支出管理改革的第一环节，通过细化预算，为确定政府采购的品目目录，编制政府采购计划打下了基础。如果仍然按照以前粗放式的预算编制方法、政府采购品目目录的确定，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和政府采购计划的制定就难以完成。通过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将部门预算中可以用政府采购方式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单列出来，这是开展政府采购工作的基础和首要环节。在积极推进部门预算的同时，必须抓紧建立和完善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办法，逐步扩大政府采购的规模和范围，力争使所有政府采购活动都纳人预算。目前，政府采购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采购单位不顾实际而相互攀比，随意要求提高采购标准和档次的现象，将随着部门

预算改革的深化和政府采购预算的完善而得以解决。

（2）推进并完善政府采购制度，规范政府采购行。政府采购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它所遵循的原则是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公正和诚实信用。通过这种机制，政府可以得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大幅度节约支出，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政府采购力争做到竞争、择优、公正、公平和公开，从而能够最大限度的维护公共利益。通过政府采购制度的实施，财政支出效益明显提高，但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政府采购操作规程，采购队伍的专业化水平不高，政府采购的规模小、范围窄等。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除加强法规制度建设，依法规范政府采购工作外，从财政管理本身来看，需要政府采购和国库集中支付两项制度的完善。

3 健全制度，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1）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各项制度。首先，应该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体系，增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其次，应建立精简高效的组织管理系统。再次，应该健全公共部门的包括利益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内部效率机制。

（2）完善实施机制，强化执行的考核和监督。首先，应该建立较为完善的信息系统，及时为决策者提供准确、充分的信息，提高财政支出管理的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执行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其次，应加大对违规者的处罚、惩罚力度，提高其违约成本。

（3）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纠正意识形态中的落后不当方面。

（4）科学界定财政支出范围，提高支出结构的效率优化。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客观要求，科学界定支出范围，合理确定支出项目，改变国家财政包揽一切的分配格局，将应由市场和社会负担的事务从财政支出中逐步分离出去。在科学界定支出范围、解决各项职能支出的越位与缺位的同时，还需在各个职能之间进行合理的安排，对财政支出的有关内部结构也应进行必要的调整，避免出现支出重点泛化的倾向和各职能支出的供给不足与浪费并存的现象，提高支出效率。

（5）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一种政府管理行为，是按照绩效的内在原则，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方法，对财政支出成本及取得效果（包括经济绩效、政治绩效和社会绩效）进行科学、客观、公正的衡量比较和综合评判。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应主要从资金运行过程和执行结果进行分析考察，注重资金投向的合理性和资金拨付的及时性、准确性、安全性，充分考虑资金使用效果。

第4篇：财政支出政策范文

关键词：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决策权配置格局

公共教育财政资金是公共资金，是所有纳税人的支出，如何使公共资金配置更能体现财政的公共性和教育的公共性，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决策权是关键。决策权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关键看谁拥有决策权（即谁有权配置公共教育财政资金）。因为决策权配置格局影响着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决策行为选择，决定着财政支出公共性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的程度，决定着公众对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意愿的实现程度，因而，决策权配置格局是其最核心的问题。

一、决策权配置的认识假设

决策权配置的关键是谁拥有决策权，这就需要了解有关拥有决策权的“人”（政府即组成政府的人）及影响决策的“人”的认识假设。

1.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范式是公共选择理论建立的一个统一的有关经济和政治这两个市场上的个人行为模型。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前一类行为是经济决策，后一类行为是政治决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主要是要做出这两类决策。对同一个人的活动行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是相同的。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动机进行活动；同一个人在两种场合受不同的动机支配并追求不同的目标，是不可理解的，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他们从自己的偏好和效用函数出发，从交易活动中寻求和创造使自己获利的机会。这种“经济人”范式扩大到个人在面临“非商品”选择时所采取的行为和态度，即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也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根据。贯彻在这一模型中的原则是：人就是人，人并不因为有一个总经理职位，或拥有一个部长头衔就会使“人性”有一点点改变。假如有可能：他宁可选择能为自己带来更大个人满足的决策，这些满足包括物质上的满足和纯粹心理上的满足。

2.利益集团假设

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又称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通常被定义为“那些有某种共同的目标并试图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个人的有组织的实体”。利益集团可以由普通公民、非赢利性的组织、公共部门组织组成，也可以由寻利的厂商组成。由于利益集团（或组织）的存在是为了增进其成员的利益，有共同利益的个人或企业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有进一步增进这种共同利益的倾向，个人可以通过代表其利益的集团来实现增进他的个人利益。因而这种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谋求的是集团的共同利益的阐述，实际上是“个人行动的目的是追求他自身利益最大化”命题的推广。

利益集团的规模与组织结构差异影响着该利益集团行动的效果。对此，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奥尔森在他所著的《集团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就集团行动的效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数量接近最优水平或增进集团利益来说，小集团和比大集团更有效。奥尔森是根据获取物品所需用的成本与分配给集团成员的利益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认知程度来分析集团规模与其行动效果的。

利益集团的寻租竞争导致不同利益集团施加政治压力生产函数的大小不同以及集团生产压力的效率不同。所谓寻租竞争是指一个分利集团或利益集团寻求国家权力的支持而获得租金时，会损害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其他利益集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也会寻求国家权力的支持来阻止前一个集团的寻租行为。寻租竞争的结果取决于寻租竞争中利益相反的集团的力量的对比，力量强的往往是赢家。集团寻租竞争的过程即是压力集团对政治影响的竞争过程以及导致的收入再分配过程。对此过程的描述，贝克尔模型尤其是贝克尔提出的政治影响函数和生产函数作了具体的阐释。

二、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决策权配置新格局的构建

从拥有决策权的“人”（政府即组成政府的人）及影响决策的“人”的认识假设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政府、组成政府的人及影响决策的“利益集团”的“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政府公共权力的使用及公共事务决策不可能真正保证符合公共利益，因而需要有更广泛的利益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即公共决策。公共决策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通过公民的“政治选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无论其财产状况如何，在参与决策时，其权利是平等的。从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来看，政府权力是公民委托的结果，政府本身只是公共利益需要的一种制度安排。因而在公共教育决策权配置格局中，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都应有属于自己的位置。

1.对现实决策权配置格局的理性分析

(1)反思与质疑。即对过去的反思以及对当前教育财政支出决策权政府单一拥有格局的质疑。在传统的认识中，教育财政支出的决策权只属于政府，尤其是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人们对教育财政决策权配置格局的认识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认为政府是理所当然的合法的决策者，决策权天经地义地属政府独自享有。尽管建国以来，在教育财政支出决策中出现多次失误，但很少有人去质疑政府部门享有决策权的合理性。至于公众对决策的愿望祈求，常常被认为是没有政治觉悟、缺乏全局观念的想入非非。公众自己根本不知道去争取那些本应自己也有份的决策参与权。

事实上，理性审视目前教育财政支出决策权配置格局可以发现：教育财政支出的决策权仅仅是政府单一决策主体的强势主导决策权。这种决策权配置格局往往是在强化政府的相对自主权和权力，从而强化了政府对教育财政支出的干预和矛盾的压制，这样的决策权配置格局当然就成为政府政治支持的一种手段，而不完全是满足公众教育需要的途径。同时，政府单一主体强势主导下的决策权配置格局堵塞了社会不同利益主体参与决策愿望诉求的渠道，从动态观点看将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

(2)公众对决策权配置格局有了相当的愿望诉求。这是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所形成的特征，相对于臣民社会来讲，公民社会中的公众具有更多的权力。公民社会中的公众，一方面向政府纳税，另一方面体会到自己作为委托人应有的基本权利，可以向政府表达自己对公共支出的意愿。因为公民社会是纳税人权利与政府权力相互制衡的社会。中国已经告别了臣民社会，开始进入公民社会，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尤其是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基层民主制度建设表明，公众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公众作为公共教育资源的供给者，不仅关心如何花自己的口袋中的钱，而且还关心政府如何去花自己交纳给政府的钱（税款、公共资金），并把政府的公共支出与自己的利益联系起来。公众参与决策的民主意识及要求正在加强，这是公共教育财政决策权配置格局中不能无视的现实。

(3)政府选择决策与非政府选择决策的关系成为凸显问题。这是公共教育权力变迁对决策权配置格局的调整形成压力所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集中的公共教育权力开始了结构性变迁的过程，高度集中的公共教育权力开始转移。表现在纵向上，公共教育权力体制内部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级组织机构和学校下放权力；在横向上，公共教育权力体制内向体制外部的社会领域和市场领域转移权力。公共教育权力向纵向、横向的转移，形成了不同的利益主体和教育决策主体。公共教育权力的变迁，在教育领域逐步形成了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的格局，不同利益主体对教育利益有着不同的愿望、诉求，这样就使得政府选择决策与非政府选择决策的关系成为凸显问题，各个利益主体对教育利益的愿望、诉求形成了对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决策权配置格局调整的压力。通过格局的调整，以实现公共教育财政资源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地区间、城乡间的均衡配置。

(4)我国公共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现实缺陷的存在。我国目前公共教育财政资源配置出现的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也构成了人们对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决策权配置格局的质疑基础。现实决策权配置格局无法真正实现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目的已是不争的事实。

2.决策权配置新格局的构建

目前的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决策权配置政府单一格局既然无法实现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公共性目的，构建新的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决策权配置格局已成为必然。

(1)决策权配置新格局。适应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决策权配置新格局应是政府主导而非政府主宰，使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对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愿望诉求获得充分体现的、多元利益主体实质性共同参与的决策权配置格局。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决策权配置的新格局相对于目前的决策权配置格局来讲，不是要否定政府在公共教育财政支出中的决策权，而是要使政府在这个决策权配置格局中给予准确的定位，政府在决策权配置格局中是主导而不是主宰。公众实质性参与是使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对教育财政支出的愿望诉求真正得到体现，并非以普遍的公共选择来代替政府在决策权配置中的地位。构建这种新格局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公共性。

(2)构建决策权配置新格局的依据。第一，社会转型期教育利益集团的凸显。从社会分层理论来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的社会利益集团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显。社会的转型，促使不同教育利益集团凸显出来。对于现时期利益集团的界定有不同的说法。这里我们从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受益的角度将我国目前的教育利益集团划分为政府、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流动人口四大类。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有着不同的愿望诉求，同时在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决策权配置格局中处于不同的地位，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政府和城市居民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而农民虽然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但在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决策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流动人口是个新生的社会群体，而在目前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政策中属于受损的群体，是应当引起关注的利益群体。第二，突破现有决策权配置格局局限的需要。现有的决策权配置格局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分析，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从理论上讲，在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决策权配置格局中，政府单一决策主体存在着局限性。首先，政府有限性存在。有效的政府单一主体集中决策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中央计划者必须掌握足够的关于社会个体的信息；二是这种决策方式所需要的信号空间和所需要的信息应该足够小。但社会个体通常是没有动力直接显示自己的个人信息的。同时，政府决策将信号空间缩小到足够小需要很高的成本，政府几乎是不可能承受的。因此，政府单一决策受决策信息及决策搜寻成本约束，政府决策只能是有限理性决策。其次，政府符合“经济人”假设。政府角色除了代表公共利益外，政府还符合“经济人”假设，具有自己的集团利益。因为政府不是抽象的政府，而是由一个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经济人”组成，政府行使职权的实质是“官员经济”与“官员政治”的结合体。政府“经济人”角色的存在，使得政府单一主体决策难以完成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完全符合公众利益的使命，有时甚至会出现与民争利的情况。再次，“诺斯悖论”。它是说，政府的目的是双重的：第一个目的是通过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而使政府的“租金”最大化；第二个目的是在第一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政府税收增加。这两个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第二个目的包含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率的产权，而第一个目的是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政府自己收入的最大化，使政府所代表的集团垄断租金最大化。政府的双重目的之间存在着持久的矛盾、冲突。当租金最大化与社会产出最大化（税收最大化）不可兼得时，政府常常选择多些租金少些社会产出。在政府单一决策下，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决策会出现政府常常通过对教育的垄断创设自己统治的最大租金，而舍弃最大化满足公众的公共需要的教育产出。

三、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决策权配置新格局的实现

构建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决策权配置新格局在公共教育财政框架下是一种必然趋势，其真正实现，需要解决以下构成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决策权配置新格局实现基础的相关问题。

1.决策权“”

在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决策中存在着委托关系。公众作为纳税人，是公共教育财政资源的供给者，并成为公共教育财政资源使用者的实际委托人，而政府通过使用公共教育财政资源而成为纳税人（委托人）的事实人。与委托关系相适应，公众与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一种互相对应的权利—责任关系，而在这种关系背后起作用的便是公众的利益需求。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公众的利益需求创造了政府，政府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而在决策实践中，公众和政府间委托关系的存在，又使得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所有权和使用管理权发生了分离。一般来说，委托关系的建立能发挥人具有的信息优势，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与人目标函数的不同，会导致基本的委托问题——“失范”。目前的“失范”主要表现在：(1)人不作为。政府作为人，在公共教育财政资金的支出方面，多年来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作为不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人大代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和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也是公众的事实人，从现实来看，人大代表人不作为并不鲜见。《人民日报》刊登的对烟台市人大代表调查问卷的分析中可略见一斑。“在人代会上，人大代表的人均提案和建议不足0.15件，且比例逐年下降。至于提出质询案、罢免案等法律赋予人大的监督职权，使用率为零”。人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如此的不作为，是失信于民的的失范。(2)道德风险或败德行为。如人不履行相关法律规定的职责，凭借手中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等等，严重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违背了委托人的意愿。

解决“失范”问题，有必要建立严格、规范的“行为”惩戒制度，对人违反其委托人意愿的行为进行惩戒。惩戒制度作为一项制度，要有严格的规范和程序。首先，界定受惩戒行为的范围。其次，视情节轻重予以惩戒，包括资格惩戒、惩戒机制（警告、训诫、辞职、留用察看、撤职、罢免）以及相应的惩戒执行机构（选民大会、人大机关和审判机关）。再次，设置规范的惩戒程序。

2.公众实质性参与

(1)公众参与梯子理论。公众实质性参与是把个别利益团体的私益总和为公共利益，通过决策反映到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方案中。根据谢莉·安斯汀(SHERRY

ARNSTEIN)的公众参与梯子理论认为，衡量公众参与程度的大小只有一个：公众所获得决策权的大小。公众参与的程度可用参与梯子来分析。参与梯子分三段。梯子最下的一段是“不是参与的参与”，即邀请活跃的公众代表人做无实权的顾问，或把同路人安排到决策代表团体去。梯子中段是“象征性的参与”，包括“通知”——向公众报告既成事实；“咨询”——民意调查、公众聆听；“安抚”——设公众委员会，但只有参与的权力，没有决策权。梯子最上段是“有实权的参与”。包括“伙伴”——公众与政府分享权力和职责；“权”——公众可代政府行使批准权；“市民控制”——公众直接管理、规划和批准。

公众的实质性参与决策是最大限度地融合社会公众意愿的途径。对政府来论，公众参与决策可增加政府决策的社会“向心力”；对专业决策者来说，有利于塑造自己成为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利益矛盾的协调者，决策集团的参谋者以及利于宣传专业知识。

(2)公众实质性参与的过程。公众实质性参与决策，首先，强调公众在起草设想提案时最初参与，放开公众参与起草政策议案，并使其政策议案能够有机会通过有效途径进入政府议程。其次，强调公众与人在对公众教育财政资源配置情况预测分析与现状了解时的互动，形成公共教育财政支出预算。第三，根据确定的相关政策，对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评议，选出最佳方案。公众实质性参与是贯穿于整个支出管理过程中的参与，是不同利益主体，决策主体间利益、矛盾和冲突充分暴露、充分反映的过程，同时又是在不同碰撞与协调中达成共识，形成名副其实的“民意”产品的过程。公众实质性参与决策不是一次性的参与，而是多次、反复、循环的参与。

(3)公众实质性参与的前提和途径。在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决策中，公众实质性参与的前提是公众话语权的法制化。公众话语权不完全等同于让群众发表意见或鼓励群众发言，公众话语权强调的是公众权力，是法权层面的制度，不是领导层次的民主作风，也不是“鼓励发言”。因此，在公众话语权上，不是不让群众说话，而是公众法定的该说话。事实上，任何一项政策说到底都是关于权利的分配或再分配，不管是在地区间、民族间或是在阶层间，政策实施的结果总是反映了不同人、不同集团、不同社会力量的利益，这就要求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不同人、不同集团、不同社会力量要有充分发言的机会，政策才能够充分保障不同利益群体的意志。公众实质性参与的主要途径是听证度，辩论制度。听证制度的核心就是给公众提供直接参与决策的机会，特别是给利害人陈述意见和抗辩的权利。调查、咨询、举行会议是听政制度的必须程序。辩论制度就是要求各种不同的意见进行交锋，不同利益在交锋中碰撞、妥协磨合，最后形成大众认可的公共决策。

3.相关决策信息公开

相关决策信息公开程度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公众对决策结果的理解和决策的实施，严格来讲，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在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决策方面，公众有权了解决策前的信息、决策过程、决策内容及执行和反馈的信息。在我国，除了政府通过公报、新闻媒体、会等方式公开决策信息之外，公众基本上无法了解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信息。应该说，这距公众实质性参与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要求相差很远。从根本上讲，公众的权利产生政府赖以行使的权力，而不是相反；公众的权利是目的，政府权力是手段。公众委托政府行使权力以满足自己利益需求，因此，公众对直接影响其切身利益的决策和管理应当知晓自然是题中之意，与政府的相关职责相对应的就是公众的知情权。因此，决策信息公开不是政府对公众的施舍与恩赐，而是政府应承担的法定责任与义务。政府决策信息的保密应当遵循的宗旨是有利于公共利益，主要针对的是可能有损社会成员即公众利益的敌人或其他行为，这种职责是与公众得到保护的权利相对应的。但是，由于受既有历史和传统理念的惯性影响，保密一直在政府信息处理中占据首要地位，成为政府信息处理的一般原则，公开反而成了特殊原则，因而造成政府职能的错位。应当认识到：公众依照宪法参政、议政和监督政府的权利必须在充分了解和通晓政府决策运作过程中每个环节信息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得以充分实现。没有它，公众不可能真正有效地管理国家；没有它，公众对政府决策的监督寸步难行，权力异化就会肆意滋生。因此，公民对政府的监督及其有效性依赖于政府信息的公开程度，而政府决策信息的公开程度同时也反映着政府接受公民监督的主动性程度，进而反映着社会的民主程度，政府决策信息公开也是遏制权力异化现象的必由之路。目前，在教育财政支出民主决策与管理方面的状况还不尽如意。调查显示：几乎没有公众通过教育行政部门了解教育信息，50％的公众是通过电视了解教育信息，24％的公众则是通过报纸。62％的公众表达对教育问题意见的形式是将自己的意见和周围人作一番议论，只有13％的公众向学校和教育部门反映。同时，64％的公众表示愿意接受学校和教育部门的邀请，做一些教育工作。因此，有理由认为公众对教育政策、教育改革动态相当关心，但公众了解的并不全面、并不准确，也没有正式的、公开的渠道。公众参与不足将导致公众对政策认同感低，影响政策的实施，直接影响教育决策过程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决策目的在于更充分地体现公共性，满足公众教育需要，其决策的结果应当获得公众的“一致同意”，而这与决策信息的公开程度有直接的关系。在中国实行决策信息开放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实际操作来看，当决策信息开放尚低的时候，社会的同意程度也低。但是当决策信息开放度日渐提升时，社会的统一程度会快速上升。这是因为，当公众知道自己所处的社会正在稳步走向决策信息开放的时候，公众的效用满足程度会大大上升，对政府决策的满意程度会大幅提高，对其同意程度也会大大提高。因此，建立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决策信息公开制度是公众实质性参与决策的体现，更是实现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决策权配置新格局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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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肯尼迪。学术责任[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第5篇：财政支出政策范文

一、我国财政教育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现状。公共教育支出所占GDP的百分比一直以来是各个国家衡量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程度和重视程度。通过查阅统计年鉴资料我们可以得知：我国财政教育的支出规模随着GDP的增长也呈现出来连续增加。通过查阅数据来看，财政教育支出由1993年的8677600万元增加到2013年的244882200万元。由此，不仅可以反映出我国财政教育支出有着较快的增长速度，还从侧面了解到我国政府对教育事业发展的关注。但是我国的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略有偏低，到2007年才突破百分之三，，至2010年，该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只有3.66%，而后2011年的3.49%则反映出该规模略有下降，尽管占比在2012年达到了4%，但根OECD国家的财政性教育拨款占GDP的统计发现我国远低于其5%的水平。

（二）教育财政的支出结构现状分析。各级政府之间教育经费分配的结构，高中初三级教育上的分配结构、和按地理区域划分的分配结构这三点是构成教育支出结构主要表现。

从我国的教育财政支出在各级次政府之间的配置来分析，教育经费的来源有中央和地方两级，其中地方的教育经费投入还可分为省市乡镇四级政府。

我国的财政教育支出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2011年，全国教育总经费为238692936万元，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为51610000万元，中央为4100000万元，占全部比例的7.9%，地方为47510000万元，所占比例92.1%。从数据上得出，地方政府在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占全部经费的绝大部分。

二、财政教育支出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教育支出虽然不断增长，但其数额仍然偏低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财政教育支出不断增长。1993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867.76亿元，到2013年达到24488.22元，即使剔除物价水平的影响，其增长速度也很快。但是，按照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百分比计算（见表1），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比重明显较低，与GDP的增长水平不相适应。公共财政教育支出有待跟进。我国财政教育支出之所以偏低，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实行GDP为导向的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在现阶段，各级政府仍把经济增长作为其追求的最大绩效，由此各级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不惜投入大量资金，招商引资，以一系列减税政策来吸引投资。

（二）财政教育支出级次的结构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教育财政的支出级次在结构上也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教育经费投入在基础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初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分配上出现了“倒挂”。其中高等教育得到了财政教育经费的过分倾斜，对基础教育的公共投入力度则严重过低。

以2013年为例，我国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方面，全国普通小学为6901.77元，普通初中为9258.37元，普通高等学校为8448.14元，全国中等职业学校为8784.64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为15591.72元，其中高等教育中的生均投入高于基础教育的2倍，比职业教育高1.7倍左右。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在生均方面，普通小学则为2068.47元，普通初中为2983.75元，普通高等学校则为2742.01元，全国中等职业学校为3578.25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为7899.07元，普通高等学校和基础教育间差距近4倍左右。

（三）城乡教育支出不均衡长期以来，我国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而这种思维定式使得在做决定时保持着一定的惯性，忽视了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以及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段有足够收入支持教育费用，并且农村中小学学生人数占全国中小学人数80%左右，而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不到1%远低于发达国家2%―25%形成了教师资源匿乏、设施落后的恶性循环。

三、优化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对策分析

由对财政教育支出的现状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一些看法和建议：

（一） 增加教育的投入，提高优化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深刻认识到政府在教育财政的投入力度上占主体地位，稳定教育经费的来源与途径。首先继续深化对教育事业战略地位的认识，认识到政府在财政投入中优先保证对教育的投入。其次，对教育的投入进行法律层面上的调控，从法律角度上保证、规范教育投入。把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教育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提高财政教育的支出水平，优化教育财政的支出结构，转变政府职能，在有限的财力中确保教育支出的优先增长。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将财政收入超收部分更多地用于教育投入，确保教育支出的稳定增长。

（二） 逐步理顺政府的教育支出与民间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首先按层次和类型的不同区分教育的社会受益程度的高低，采取相对应的投资方法。对于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投入，应采取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公办模式，由各级次政府承担对义务教育的投入责任：对普通高等教育.可以按照“公办民助”或“民办公助”兴办模式，把民间联系起来，从而共同承担相应的投资任务。在农村级次的基础教育经费投入方面，在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的基础上，在制度上保障民办学的利益，运用现有教育财政的示范与导向作用。是更多的民间资本投入到职业技术教育和农村基础教育。

第6篇：财政支出政策范文

关键词：财政支出；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国库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6（10）-0065-07

一、研究背景

自古我国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说法，如今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民众对于“公平”有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更是成为“两会”最热议的话题之一。尽管2004年以后我国先后采取了若干强有力的惠民措施，但2015年我国基尼系数仍高达0.462。陕西地处中国内陆腹地，近年来在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促发展的富民强省战略指引下，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居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大幅度提高，但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与之并不协调，2003年陕西城乡收入比为4.06（全国为3.21），2009年高达4.11（全国为3.21），直到2010年才首次小于4，但2015年仍然高达3.04，而此时全国已下降到2.73，收入比呈波动上升趋势。财政支出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理应在改善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现有的财政支出结构和效率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饱受争议。对此，笔者认为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必须得到证实和解释，惟有这样才能够找到提高财政支出效率以及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路径。

二、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发展现状及特点

（一）就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和收入比而言

1978-2015年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逐渐扩大，收入比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1978年绝对差为176.00元，到2015年高达17731.00元，38年收入绝对差增加17555.00元。就收入比而言，1978年为2.31，2009年达到历史最高4.11，在此之后有所下降，但到2015年仍然高达3.04。很显然，收入绝对差逐渐扩大，收入比虽呈缩小趋势但与其他地区相比仍然较大。

（二）将陕西城乡居民收入比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见表1），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严峻性越发明显

就2005年而言，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8，所选的10个省份1除贵州4.34外，其它地区均小于4，上海最低（2.26），陕西高达4.03，值得关注的是陕西比同处西部的新疆要高0.68。2009年上升至4.11，_历史最高点，此时全国为3.21，但新疆已经下降到3.16；直到2010年陕西城乡居民收入比才首次突破4，下降到3.82。2015年除贵州和陕西之外，其余省份城乡居民收入比均小于3。总体看来，2004-2015年间，陕西城乡居民收入比呈波动上升趋势，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05-2009年陕西城乡居民收入比均大于4，收入差距问题的严重性不言而喻。

（三）从城乡居民收入构成来看

工资性收入作为城乡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2000-2015年间工资性收入绝对差持续扩大，由2000年的2938元扩大到2015年的12194元，15年扩大4.15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7.67%。家庭经营性收入作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源的重要保障（2000年-2015年平均占比为50.38%），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不大（2000年-2015年平均占比为3.18%），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808元先上升后下降到2015年的-769元。财产性收入作为城乡居民收入增收渠道，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影响都不大，收入差额由2000年的105元增加到2013年的110元，但2014-2015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急剧增长，导致收入差距激增，亟待关注。转移性收入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2015年平均占比为27.35%，城乡居民转移收入差额由2000年的1445元增长到2015年的4184元，增长2.90倍，转移性收入逐渐成为农村居民收入新的增长点，但差距却被逐步拉大。总体而言，就收入构成来看，陕西省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绝对差最大，转移性收入相对差额最大。

三、计量分析模型的建立

本文引入总生产函数作为基础分析框架，在这一思路中地方财政支出当做一项“投入”用于生产过程，基于此，笔者就以总生产函数为基础经转换变形得到本文所需的实证分析模型。

首先，笔者给出反映财政支出与经济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

Y=f（K，L，PFE） （1）

其中Y表示总经济产出量，K表示总资本量投入，L表示劳动力投入，PFE表示财政支出。为单独考察财政支出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本要素对经济产出增长的影响，本文在这里给劳动投入加一个容量限制■，从而就有：

Y=f（K，PFE）min（L，■）■，θ>0 （2）

令m=（■）■，表示经济的最大生产力，此时一旦达到最大劳动容量，经济就面临恒定的规模收益，总产出就取决于总资本与财政支出。（2）式就转化为：

Y=mf（K，PFE） （3）

对（3）式经全微分转化，得到（4）式：

dY=m■dK+m■dPFE （4）

对（4）式两边同时除以m就得到人均产出增长模型：

■=■dK+■dPFE （5）

分别用b1和b2表示资本边际产出和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假设不考虑收入分配的结构和制度、政府行为、城乡税收差别等因素的影响，利用模型（5）就可以分析陕西省财政支出与资本投入对居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更进一步，收入差距作为居民收入的一部分，利用这一模型，也同样可以考察财政支出与资本投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于是就得到本研究的基础计量模型：

dCX■=b■+b■dTZ■+b■dPFE■+μ （6）

其中bi代表常数项，μ代表随机误差项，CXt表示当前城乡收入差距、PFEt和TZt4分别表示当前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为尽可能多的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纳入实证分析模型，本文在这里将GDP作为控制变量引入（6）式。同时，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支出对收入的作用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期，因此，本研究为便于实证检验收入差距与财政支出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设定了如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予以实际分析：

CX=b■■+■b■■TZ■+■b■■PFE■+■b■■GDP■+μ■■ （7）

四、实证分析

（一）指标和数据的选取

本研究所涉及的变量主要包括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财政支出、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其中对于城乡收入差距指标的选取，本文遵循大多数学者的做法，以1978-2015年陕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作为衡量指标，在文中以CX表示；对于财政支出的数据，本文选取1978-2015年陕西省财政支出的资料，在实际分析中以PFE表示；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本文选取1978-201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实际分析时用TZ表示；对于经济增长，本文选取1978-2015年陕西省GDP作为原始数据，在实际分析时以GDP来表示。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连续性，本文拟选取陕西1978-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研究陕西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各变量相关原始稻葜饕根据《陕西省统计年鉴》（1993-2014年）分析整理而来，部分2015年数据来自于《陕西省统计公报》，统计公报中缺失的数据通过专业网站补充。限于篇幅，本文将所搜集到的相关原始数据并未列出。为消除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所有数据在做实证分析之前均已做对数处理，数据分析与整理在Eviews和Excel软件上实现。

（二）平稳性检验

VAR分析要求必须是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因而在实证分析之前，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按照AIC和S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利用Dickey和Fuller（1974）提出的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各时间序列数据的ADF值都介于1%和5%的临界值之间，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H0：序列至少存在一个单位根），但是将原始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处理之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时间序列数据都是平稳的，因而我们可以继续做协整分析。

（三）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静态影响效应分析

模型1：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

经上述平稳性检验可知所有变量都是单整，因此可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判断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协整关系，并进一步确定相关变量之间的符号关系。但Johanse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因而在作协整分析之前须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根据AIC和SC准则可以确定CX、TZ、PFE和GDP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同时利用Q统计量、怀特检验和JB检验加以验证，发现其拟合度很好，的确是最优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到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由表4和表5可知，Johansen协整检验（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表明在1978-2015年的样本区间内，CX与TZ、PFE和GDP这四个变量在99%的置信水平上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通过逐步回归建立如下所示的回归方程：

CX■=-1.1124-0.8690TZ■-2+0.4088PFE■-1+0.7374GDP■+μ■ （8）

T= （-4.2444） （-5.4761） （3.1607） （6.8971）

R2=0.8153 F=47.1044（0.000000）

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各项参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拟合优度高达0.82，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期经济增长每增加1%，滞后2期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0.7374个百分点；当期的财政支出每增加1%，滞后1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同样扩大0.4088个百分点；当期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滞后2期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0.8690个百分点；另外，三者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解释比例高达81.54%。

模型2：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与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关系

为更进一步分析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以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逐步回归建立如下所示的回归方程：

ZYCX■=1.6906-0.2816TZ■+2.2314PFE■-0.0050GDP■+μ■ （9）

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模型2的参数都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达到0.91。为避免“自相关”现象的出现，对该模型新生成的残差项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该模型的残差项是平稳的。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期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转移性收入差距缩小0.2816%，当期经济增长每增加1%，转移性收入差距缩小0.0050%，而当期财政支出每增加1%，转移性收入差距就会增长2.2314%。但财政支出对转移性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参考已有文献，在理论上，财政支出及经济增长必然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为此本文进一步验证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财政支出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原因；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都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单向Granger原因。

（五）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效应分析

为反映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刻画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1、VAR模型滞后阶数的确定。在构建VAR模型之前，本文选取滞后阶数为0-3期的CX、TZ、PFE和GDP的VAR模型的LogL、LR、FPE、AIC、SC和HQ的计算结果。依据计算得到的LogL、LR、FPE、AIC、SC和HQ的值。我们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为2。

2、VAR模型的建立。利用Eviews软件，建立城乡收入差距、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以及经济增长四个变量的无约束VAR模型，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CX■GDP■PFE■TZ■=-0.93290.316250.17856-0.6872+ 0.6057 0.6587 0.7471 -0.0031 0.1541 1.2005 -0.2155 0.2268-0.1022 0.0437 1.0667 0.2702-0.0061 0.9821 0.3602 0.4493CX■GDP■PFE■TZ■+

0.0754 0.1017 0.3999 -0.7253-0.0832 -0.3368 0.0741 0.00290.0271 -0.1115 -0.3560 0.0609-0.2058 -0.5883 -0.0536 0.0064CX■GDP■PFE■TZ■+ε■ε■ε■ε■

经验证，模型总体的拟合度都很高，其中CX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模型拟合优度为0.9169，其它3个模型的拟合优度都在0.99以上，研究结论和上文中协整检验的结果相吻合。

再进一步观察VAR模型的特征值，我们不难发现所有特征根基本都位于单位圆之内，因而我们可以认为VAR模型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可以对其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3、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基于VAR模型我们给出了CX对PFE、GDP和TZ及其本身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图（图1），其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响应期数（单位：年）。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显示：一是城乡收入差距本身对其本身的冲击响应显著为正，但这种正向影响效应逐渐减弱，最终趋于平稳；二是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稳定长期的正向影响，给经济增长一个正向冲击，城乡收入差距会逐步走高，其正向效应会不断放大，其中在第2期达到最大，从第3期开始逐渐减弱，到第10期趋于稳定；三是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短期影响为正效应，长期影响为负效应，给财政支出一个正向冲击，城乡收入差距会逐渐走高，但最终由正转负，其中1-4期为正向效应，且在第2期这种正向影响效应达到最大，从第4期开始由正转为负效应，这种负效应一直持续到第10期；四是给固定资产投资一个正向冲击，城乡收入差距一开始为零，逐渐呈现波动变化趋势，其中第1-2期影响为零，从第2-5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负效应，且负向影响在第3期达到最大，第5-6期再次为零，从第6期开始负向影响逐渐加强，并最终趋于稳定。

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比重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增强，即存在时滞性，这也验证了协整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的结论。

五、主要结论和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通过上述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关系的实证分析，最终可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

1.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加剧了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恶化，而固定资产投资有助于改善收入差距扩大的局面。一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绝对水平逐渐增加，但同时收入差距也随之扩大。二是财政支出规模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探索中，对公平认识不够，财政支出规模增加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反而被拉大。三是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有助于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局面，但效果微弱。

2.财政支出显著扩大了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转移性收入作为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逐渐增加，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也被缩小。但财政支出作为收入分配的调控手段，财政支出规模的增加反而加剧了转移性收入差距的扩大。

3.财政支出、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确实存在因果关系。一是财政支出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对收入差距有影响，但收入差距的变化并不影响固定资产投资。三是经济增长发展变化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但城乡收入差距却不会影响经济增长。

4.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最强，收入差距本身和财政支出位居其次。一是收入差距其自身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惯性，其中上期的收入差距每扩大1%，本期收入差距也将扩大0.61%。二是收入差距对其本身影响长期为正，且这种正向影响作用逐渐减弱；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正向影响作用先增强后减弱，短期影响大于长期；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短期表现为正向影响，长期影响为负向影响，且最终表现为负向影响；而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不够显著。三是城乡收入差距、财政支出以及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增长变化的贡献度逐渐增加，而固定资产投资对收入差距增长变化的影响比重先增加后减少。总体来看，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最强，高达44.93%，其次是收入差距本身，然后才是财政支出，其贡献比例为18.05%。

（二）对策建议

1.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本文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陕西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最强，这主要是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所导致，而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是提高农村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破除“二元”经济的关键因素。为此，一是要强化政策引导，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大力引导国内外知名劳动密集型企业落户陕西农村地区，并鼓励企业将生产基地建在人口密集区，以充分吸纳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坚持“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思路，加大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三是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重点支持良种培育、丰产栽培、农业节水、疫病防治、防灾减灾等领域的科技创新；依托重点农业科研项目、重点学科、科研基地，培养农业科技高层次人才。四是大力发展特色产品，最大限度地选择和发展关中、陕北和陕南地区的优势特色产品，例如洛川苹果、榆林红枣、眉县猕猴桃、商洛核桃和板栗等等，深挖特色经济的魅力和活力。五是注重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紧密围绕优势产业，依托基地建设，努力兴办“农字号”乡镇龙头企业，财政鼓励和扶持家庭农场建设，带动农民结构调整。

2.调整农村财政支出结构，拓宽农民就业和收入渠道。由本文实证分析结论可知，在扩大农村地区财政支出规模的同时，调整农村财政支出结构也是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关键环节之一。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着重增加农村教育及培训等涉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一是持续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财政支出，做好偏远山区基础教育工作，同时充分调动现有资源，做好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以缩小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二是提高农民工培训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农民工培训、就业指导和权益维护相结合，切实提高农民工外出就业技能。三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逐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四是运用财政和税收政策，一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和服务吸纳就业，另一方面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鼓励自主创业。

3.改善财政转移支付管理，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本文研究发现，作为“调高增低”的重要手段，财政转移支付在陕西的实施反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改善现有财政转移支付管理是目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迫切的现实需要。为此，一是要严格规范和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适时调整现有税收返还制度，适当提高一般转移支付比重，以优化转移支付结构。二是要提高财政转移支付效能，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应进一步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三是要加大对农村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总量，重点关注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等项目的补助，提高贫困乡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四是要不断增加对化肥农药、农机具、良种以及家电下乡等涉及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直接补贴力度，同时建立补贴与农资价格联动机制。五是要逐步改进财政支农补贴机制，尽量采用国库直接支付方式将补贴直接发放给农民个人，变暗补为明补，强调公开透明，确保财政补贴政策能够真正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

参考文献

[1]丁成林.从国库视角出发对安徽省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实证分析[A].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41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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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丽琳.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J].改革与开放，2016，（10）：11-12。

[5]张宏亮.我国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效应与策略选择的研究[J].西部金融，2014，（8）：35-39。

The Influence of the 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Shaanxi and the Strategy Choices

1GU Danna AN Xifeng 2GE Long

（1Xi’an Branch PBC， Xi’an Shaanxi 710075 2Shangluo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Shangluo Shaanxi 726000）

第7篇：财政支出政策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财政 社会保支出

一、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特点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2014年年底，在我国十几亿人口中大于60岁的人口已经占据了2.2亿，也就是说几乎占据了近16%，并且2015年这一比例还在上升。评判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主要依据是该国家居民年龄在60岁以上的人数占据了该国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或者大于65岁的总人数数量占据总人口人数的7%以上时，则说明该国已经成为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根据有关的准确统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会不断加重，预计在2050年左右会达到最大值，如下图所示。

根据有关数据，在我国的现有老人中，独居老人要占据一半的人数，并且在60岁以上的老人中需要国家给予更多照顾的，即失去劳动能力与自理能力的老人要占到3千万人以上，因此国家为了帮助这些老人可以继续良好的生活必须要加大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支持力度。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决定一国人口模式情况的因素很多，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历史采取的人口政策以及人口基数情况与世界其他国家具有一定的差异，因此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一是未富先老，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压力大。20世纪，由于我国的人口数量庞大，人口自然增长率十分高，社会发展压力不断加大，因此国家积极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该项政策实施后，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是同时庞大的人口基数也使得我国很快的进入人口老龄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实施，新生人口数量减少的速度越来越快，老龄人口数量不断增多。这不可避免的加快了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步伐。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快于经济发展的步伐。在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中，经济发展速度是快于国家进去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从人均GDP方面看，人均GDP高于2万美元的都是先富后老的行列中。这些国家在人口老龄化到来的时候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数据显示，根据国际标准来看，我国在21世纪刚开始就正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阶段，而当年的人均GDP仅仅是1041.5美元，在同为人口老龄化国家中不及美国和日本的4%。到了2012年年底，我国人均GDP虽然有了比较快速的发展，增加了6倍，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十分大。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并没有与经济保持同样的速度发展，由此带来的经济压力也是十分的大。

二是出现老龄化现象地区间的差异大。由于我国人口地区分布数量差异较大，不可避免的会造成老龄人口数量的地区差异也会较大。 从宏观地区角度看，东部与中部地区由于本身经济较为发达，人口数量较多，老龄人口也相对较多，因此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最为明显。西部正好相反，人口密度不断减少。虽然留守老人较多但是与东部相比差距较大。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中部和西部近年来依托国家的政策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口也越来越多，因此人口老龄化也开始向中部与西部进行转移，但是由于中西部与东部经济发展总体差距过大，因此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仍然相当明显，如下图所示：

三是自然增长率下降，高龄化现象显著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我国的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医疗卫生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国内人口的平均寿命在不断提高。因此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在不断下降。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期，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了近十分之一，即使21世纪初期有轻微的回落，但是总体呈下降态势。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最主要的影响是人口出生率的迅速下降，21世纪初期至2012年间，人口出生率从14.03%下降到12.1%。另一方面，医疗卫生以及食品监督力度的不断提高，人口死亡率总体也不断变化。

由上分析可得，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总体呈下降的态势，虽然中间略有上升，但是总体上结合人口出生率可得，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下降。作为人口大国，人口基数相当大，但是人口出生率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人口老龄人口数量就会不断增多，高龄化现象就会突出。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负担影响

人口老龄化将不可避免的加重国家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针对老人生活方面的支出，从而会进一步加大国家的财政负担。

（一）行政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加重财政负担。随着老龄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行政事业单位中达到退休年龄的工作人员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从而退休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费用及退休工资完全来自于国家财政，并且大部分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发放没有社会化。因此，越来越多的行政事业单位人员退休会带来很大规模的财政支出。

（二）企业人员养老保险加重财政负担。在当前我国的企业中，企业职工所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主要来源于财政支出和企业支付。企业人员中老龄退休人口的增多会加大财政为这些人员购买养老保险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不计入纳税范畴，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

（三）医院卫生财政负担加重。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相关的配套的老年人口的医疗设施压力也会增加。老年人口是我国医院需要关注的主要对象，根据有关数据显示，超过60岁的老年人发病的概率是中年人的两倍之多，是年轻人的四倍之多。根据我国当前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对于老年人进行医疗费用缴纳时有相当大的优惠，其差额由国家财政补助，当老年人数的不断增加，进行医疗费用的补贴也是对应的不断在增加。

（四）老年福利服务的财政负担加重。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必须要加大对老年人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力度，改革开放后，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我国的老年社会福利设施有了很大发展。虽然发展的态势呈十分良好，但是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老年人社会福利需求的增长力度要大于社会福利的供给力度。从另一方面考虑，老龄人口日常生活的方式也在不断进步，生活水平的要求也是不断的增加，因此简单的资金投入并不足以提高老龄人口的是实际生活水平。因此政府对于老龄人口的精力投入还需要增加，因此对于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还有更加完善更加全面。从目前来看，国内的社会福利机构的主办方式以民办为主，但是财政方面会给予一定的补贴。张时飞（2009）在研究中指出，当前情况下对于社会福利机构的财政补助可以按照床位需求的方式进行具体的财政计算，如果每个福利机构的床位为计算基数，每个床位给予国家补助一万元，则需要财政支出补助约为250亿元。

三、减轻社会保障财政负担的政策选择

根据当前我国的经济情况，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压力是当前财政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合理科学的减轻社会保障方面财政支出的负担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政策研究方向。为了促进社保体系进一步改革与完善，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逐步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各方面的问题，才能减轻社会保障财政负担。

（一）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报告内容提出了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并且逐步增强社会公众救助能力等社会保障方面的目标，同时着重关注社会基本养老，人民医疗卫生情况，以及最低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并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及时汇报老龄人口的信息，逐步建立完善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老龄人口的福利水平，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二）尽快扩大社保覆盖面。根据当前我国的实际社会保障情况来说，短时间内建立并完善一套高效并且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事情。根据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看，享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多为城镇居民，而中国的城镇居民只占到中国的人口的小部分而已。大多数的农村人并无法享受到社会保障体系带来的好处。不仅如此，因为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到社会保障带来的好处，因此我国的社会保障覆盖率一直无法提高上去。

根据这一情况，尽快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积是缓解人口老龄化即将带来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负担的重要步骤。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分层次分步骤地把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全面的推广与完善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然后逐渐纳入更多的居民进入社保体系。

（三）提高人们参保意识，使社会保障制度落到实处。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导致国内很多人缺乏积极的参保意识，一旦公众没有参保意识就会忽略社会保障系统的作用，从而无法积极配合国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工作，更无法对于社会保障方面提出积极的要求。另一方面很多人符合当前建立的老龄人口养老保险体系的标准，却因为缺乏相应的参保意识从而不去参加老龄人口福利保险等。对此，为了防止以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体系财政支出负担过重，国家可以有意识的先去积极宣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作用，从而进一步推进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完善。

（四）加强财政在社会保障制度中作用力度，提高利用效率。不管从哪方面分析，财政支出程度与社会保障能力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但是单纯的提高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持力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实施相应的政策来提高财政在其中的作用力度以及提高财政在支持社会保障工作过程中的利用效率。

首先可以完善财政支付结构，根据各个地方的人口老龄化情况进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进行财政社会保障的专项拨款，从而可以有效的避免出现财政拨款大规模，少利用的现象出现。其次是培训一批优秀的财政管理专业人员，在地方财税体系中进行良好的社保保障支出管理人员培训，从而加强财政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作用力度，有利于高效便捷的使财政支出提高其利用效率。最后，在当地的人口老龄化群众中进行适当的宣传与教育，让当地的老龄人口充分了解社会保障制度的优越性，积极和及时参与社会保障体系中来，从而为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障支出中的发展过程可以一帆风顺，逐步减少人口老龄化为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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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姜向群，万红霞.人口老龄化对老年社会保障及社会服务提出的挑战[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11）.

第8篇：财政支出政策范文

近年来，我国先后进行了部门预算、会计委派、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等一系列财政支出领域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表现为预算执行得到了强化，支出效率显著提高。但距离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理论和实践较为滞后，严重影响了我国财政支出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大力推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不断提高财政支出管理水平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现状

1.积极开展试点工作，为全面推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积累经验。早在1949年美国就提出了绩效预算改革的设想。1951年美国联邦预算局据此编制了基于政府职能的联邦政府预算，第一次明确地使用了“绩效预算”概念，为日后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打好基础。1982年，英国政府公布了著名的“财务管理新方案”，开创了绩效评估实践的先河。[1]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起步较晚。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财政在经济管理中的资源配置和调节作用越来越突出。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财政部提出了“积极探索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体系”的工作思路。2001年湖北省率先在该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选取了5家单位进行试点，拉开了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试点工作的序幕。次年，又在全省范围扩大试点，湖南、河北、福建等地也相继进行了小规模试点，积累了一些经验。

2.确定了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原则。一是坚持公正、客观原则。保证项目决策的科学性和绩效评价结果的真实性。二是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原则。[2]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讲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的项目。三是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以定量分析为主，结合定性分析科学地进行评价。

3.科学地划分评价对象。按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主、客体的不同，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对象分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和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四类。

4.摸索出一套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评价指标是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的载体，也是财政支出效益评价内容的外在表现。现在已经形成共识的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主要由财政投资性支出评价指标、财政政府运转支出评价指标、政府采购支出评价指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评价指标、财政科学事业支出评价指标、财政教育事业支出评价指标、财政卫生事业支出评价指标、财政支农支出评价指标等几类指标组成。评价标准则是对评价对象进行科学分析、评判的标尺，可分为行业标准、计划标准、经验标准和历史标准，并且每一类指标都有相应的评价标准。

5.逐步形成一系列实用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主要有成本—效益分析法、因素分析法、专家评审法等。[3]

二、现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存在的误区

由于项目效益比较容易量化，项目绩效评价的可操作性强，各地进行绩效评价尝试时大都先从项目绩效评价入手。纵观各试点地区的做法，可以发现普遍存在着几点误区：

1.“重脚轻头”，注重事后“结果”的评价而轻视事前“源头”的把关，把项目绩效评价的重点放在项目完工后的“问效”上。[4]然而，作为政府管理经济事务和实施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政府部门预算的编制和批复都必须经过一套严格的程序，具有“铁预算”的特点，一经批复，如无特殊情况不得追加、调整或变更。因此，在预算审批阶段对所有项目进行的预期绩效的评估和比较才是重中之重。

2.割裂了项目预期目标与项目实施结果的联系。没有把项目实施的结果与目标进行对比，造成“结果”与“目标”脱节。项目预期绩效的评估，包括可行性研究、项目目标的确定等只作为一种“要钱”的手段，而没有真正融入绩效评价体系当中。

3.项目绩效评价较为片面。只注重局部，不注重整体；或只看重短期效益，不放眼未来，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导致评价的结果不能真实地反映项目的绩效。[5]有些项目就其在局部或者短期的作用和地位而言，也许不显山露水，但相对于全局，或从长远来看，对整个地区日后的经济发展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好比一部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单就其价值进行衡量，不值几个钱，但一旦没有它，整个机器都难以正常运转。

4.会计核算基础带来的误区。由于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的核算基础是收付实现制，财政资金的使用不进行核算成本，经济效益难以评定，导致许多地区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侧重点放在支出的“效率”而非“效益”上，使绩效评价名不副实。

三、完善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对策建议

1.从源头上把好关。根据我国预算编制的规律，特别是预算一经批复即成定局的特点，把项目绩效评价的重点前移，移到项目预算申报和审核过程之中，也就是要轻脚而重头。一是要结合本年度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总体目标和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划进行评审；二是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做法，根据部门的职能和项目的内容，结合项目对社会、经济的实际影响和项目的可持续性等方面，合理确定项目的预期目标，这些预期目标就是项目安排的参照标准；三是建立跨部门的项目评价体系，不仅要对同一部门的不同项目进行评价，还要对各部门之间的项目进行横向比较，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来确定预算优先安排的项目。

2.建立以成果为导向，以追求最大绩效为根本目标，以实现既定绩效目标为根本要求的绩效预算管理模式，加强“结果”与“目标”的有机对比。项目的预期目标，不仅应该作为项目安排的依据，还应当是项目完工后绩效评价的主要参照标准。通过将依照各项绩效评价指标计算出来的结果与这些标准进行比较来衡量项目的实施效果。作为评价结果的重要依据，撇开项目的预期目标谈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3.建立一套科学的综合评价体系。由于财政支出范围广泛，既包括直接的、有形的、现实的支出，也包括间接的、无形的、预期的支出；支出效益既要考虑经济效益，又要考虑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既要考虑短期效益，又要考虑长远利益；既要考虑直接效益，又要考虑间接效益。因此，必须改变观念，树立大局观、发展观，建立一套科学的综合评价体系，该体系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涵盖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不仅要考虑局部效益还要兼顾整体效益；不仅要能够评价短期效益，更重要的是能够评估长远效益，做到这几者的有机结合。

4.引入权责发生制准确核算项目成本，为评价项目经济效益提供必要的信息。当前西方各国的政府会计或多或少都引入了权责发生制，欧洲大多数政府都采用权责发生制进行某种形式的产出计量，而且不同程度地确认为预算的组成部分。在德国，大部分地方政府已部分引入了权责发生制，实行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并行的双轨制，其中巴伐利亚州的慕尼黑市、纽伦堡市等都在积极进行相应的改革，对可以量化成本的公共服务领域，包括居民供水、垃圾的运送和处理等项目使用权责发生制进行核算。我国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做法，采取先易后难的方式，先选取部分项目进行试点，待成熟后再行铺开。

5.建立健全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进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财政支出效益因此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还必须包括绩效评价信息反馈制度、激励机制和奖惩制度等内容。一方面通过绩效评价信息反馈制度及时了解各项目的实施情况和实施效果；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和奖惩制度，改变现行预算制度只重视资金分配、不重视资金使用的状况。首先，把对项目预期目标的绩效评价结果作为预算编制和批复的重要依据，从源头上控制没有绩效和低绩效的项目；其次，实现财政预算管理上的两个转变，即预算拨款由传统的按预算拨款转为按绩效拨款，从过去对预算的重过程管理转变为重结果管理；第三，将本年度绩效评价的结果作为下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

6.积极探索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模式。考虑到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复杂性且刚刚起步，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迅速彻底地建立科学完整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尚不具备条件。因此，我国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应采取循序渐进的实现方式，由易到难、由重点到一般逐步展开，坚持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事前评价与事后评价、定期评价和经常性评价、当前评价与长远评价、自我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形成评价工作制度。

参考文献：

[1]吕小艇，俞元鹉.建立绩效预算评价体系的研究[J].预算管理会计月刊，2004，(5).

[2]财政部.中央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绩效评价工作指导意见[].财建[2004]729号文件，2005-01-14.

[3].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第9篇：财政支出政策范文

第一类：非说不可型。这种类型辅助文有两种：一是辅助文的知识性非常重要的，教师应详细讲解，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如“必修（四）”第41页辅助文“相关链接”：“实事求是”一词的由来和定义。教师在讲到怎样才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个知识点时，必须先阐明实事求是的定义，因此用辅助文中的对实事求是的阐述，结合课本第41页的正文内容进行讲授或指导阅读，学生很容易把握住其要点，增强记忆。再如“必修（四）”第88页辅助文“相关链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概念。教师在讲授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这个知识点时，让学生先弄清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的含义，很自然又复习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这个概念，起到温故而知新的效果。二是理解难度较大的辅助文，甚至是学生难以理解的辅助文。这类辅助文表现比较明显的是一些“名人名言”，反映在“必修（四）”教材中尤为明显。如：“必修（四）”第21页辅助文“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必修（四）”教材第33页辅助文“名言”：“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较难理解的除“名言”外，在其他辅助文中也存在。如“必修（四）”第15页辅助文“专家点评”：“二元论在回答物质和精神两个本原怎样才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不得不搬出一个万能的‘上帝’来帮忙，这就滑向了唯心论”。“必修（四）”教材第8页辅助文“专家点评”：“黑格儿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中起飞来说明哲学‘反思’的特点一例”。这些内容在教师看来并不难理解，但对于学生特别是一些基础较薄弱的学生来说，理解起来却不容易，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特点给予适当的讲解和辅导，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

第二类：可说型。即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教学需要，有选择性地引用辅助文。这类辅助文在必修1-4册教材中占绝大多数，这也是教材设置辅助文的本意所在，其目的都是为了开拓和加深学生对正文基本理论的理解，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教师在课堂中应有选择，正文理解起来较难或对正文的理解帮助较大的辅助文，教师应加以讲解或使用。如“必修（四）”第13页辅助文“相关链接”：“18世纪英国哲学家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观点”。在这里，为更好地说清贝克莱的这个著名命题，我结合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进行阐述，并将原句“I think therefore I am.”在上课后即展现给学生，课堂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同学们对这样的命题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带着问题翻阅课本，开展讨论，再通过教师的讲解，观点的理解变难为易，而且印象深刻。

第三类：说了再说型。应该说，能被选入教材的辅助文都是经过有关专家严格筛选的，都具有代表性和可读性。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物质是运动、变化和不断发展的。教师应该善于运用辅助文，在具体教学中及时联系社会热点和时事新闻，结合现实生活中生动、翔实、具有代表性的事例对正文知识进行讲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这实际上是对教师拓展运用辅助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必修（二）”第102页辅助文“专家点评”中关于综合国力的说明，如果教师单纯就这些内容让学生自学，学生就会觉得非常抽象。在实际教学中，我们不仅可以指出，这里的“国家”指的就是国家，而“各方面的力量”包括：政治力、经济力、国防力、科技力、文教力、外交力、资源力、民族凝聚力等，而且可以制作综合国力全球排行榜表格，通过具体数据的比较，结合国内外新闻进行拓展扩充，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提升学生报效祖国的思想觉悟。

第三类：可不说型。此类型辅助文主要是内容比较简单明了，适合学生自学，对正文理解起来容易或对正文的理解帮助不大的辅助文。如“必修（一）”第10页辅助文“相关链接”：“拿到现金支票后，要妥善保存，不得折叠；要查验金额的大小写是否一致，单位书写是否正确；在支票有效期内，到银行支取现金；支票如被银行退回，尽快向出票单位索换；不得将它作为转账支票使用，也不能直接用它购物”等。这些内容理解起来容易，学生课上自学或课后阅读均可，教师可不用作更多的说明。

以上是我们对辅助文的简单分类，按照教学目标的三维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运用辅助文教学还要注意以下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