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趋势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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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趋势范文

一、音乐教育的观念更新与基础理论研究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34篇，主要涉及音乐审美、音乐心理学、建构主义理论在音乐研究中的应用、多元智能理论与音乐教育实践等问题。尹爱青《解放、创造、发展・生命质量提升的本质意义――音乐审美教育人学价值透视》一文认为，审美活动是生命情感解放的根本途径，通过音乐审美教育的方式寻求人的审美发展、促进审美能力的提高。任恺《基于“相册”的动力学习范式与艺术学习中元认知的形成》探求了艺术学习中“学习主体――‘相册’――学习客体”的新学习范式。该专题的论文还有杨立梅《以大艺术教育观建设基础教育中的“艺术学科”》、郭玮《审美哲学还是实践哲学――BennettReimer与David J.Elliott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比较》、张媛《浅谈音乐教育与青少年EQ的培养――从青少年心理问题看音乐教学》、郑斌《激发初中生音乐学习兴趣的课堂教学策略实验研究》、宋蓓《格式塔心理学对中小学音乐综合课的启示》、黄丽《试论我国推进创造性主题音乐教育的几个维度》等。

二、音乐教育的文化与历史研究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14篇，主要涉及音乐教育中的音乐文化传承及中国音乐教育历史研究等问题。谢嘉幸《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中国大陆学校民族音乐传承》一文通过“传统文化”、“现代教育”与“后现代传媒”三个概念，透视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中国大陆学校民族音乐传承问题。文中指出要解决民族音乐文化传承问题，唯有将文化与教育两方面统一于学校音乐教育，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是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使命。余丹红《文化守望与全球视野――论黄自〈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一文通过对黄自《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的分析，阐述了该教材中蕴含的全球化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守望姿态的完美结合。这一专题的论文还有马东风《中国原始音乐教育的意识与形态》、林琳《哈尔滨早期俄侨音乐教育研究》、金世余《我国近代教会学校音乐教育之影响管窥》、罗琴《中美音乐课程标准比较――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张斐《文化传承与认同中的音乐教育》、郭洁《论文化与人类发展和音乐教育的关系》、李红蕾《“母语”的回归――浅谈民族民间音乐在音乐教育中的地位》、李望霞、赵昕《在国际交流中直面中国大陆音乐教育问题――音乐教育研究问题的国际论坛交锋》等。

三、音乐教育课程改革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27篇，涉及基础音乐教育、高师音乐教育、专业音乐教育、普通高校音乐教育改革等问题。金亚文《我国基础教育音乐教学大纲的发展回顾》一文通过回顾基础教育音乐教学大纲的发展历程，得出启示：在纵向上思考，是对历史经验的继承与革新；从横向上梳理，是对国外经验的参考和借鉴。李冠莲《有关中学音乐欣赏课教学预设与生成的辩证思考》从预设与生成的辩证关系方面入手，分析、反思现行音乐教学中出现的某些偏颇，探求导向有效生成的种种途径。本专题论文还有方楠《走进网络社会的高等音乐教育》、孙梅《网络音乐资源的缺陷与教育对策》、刘琨《走了这么久，你变了没有――新课改背景下城乡基础音乐教育发展之比较》、黄文翠《“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彰显――义务教育音乐教材两个不同版本的取样分析及比较研究》、钮小静《基础教育音乐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陈栋《国乐飘香飘香国乐――论高师民族乐器课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费邓洪、费茸《我国高等音乐教育课程不可忽视的内容――音乐的数学性》、许冰《论高校音乐教育资源在社区音乐教育中的开发利用》、梁莉《浅谈音乐课程综合理念的本质与实践模式》等。

四、音乐教学实践研究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42篇，是所有参会论文中数量最多的，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音乐教学实践的研究始终是最受音乐教育工作者们所关注的研究课题。郁正民《创造适合学生的教学模式――音乐课目标教学实验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一文依据教学论的基本原理，提出在借鉴国内外成功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立足国内众多的实践模式中抽取出共同的、最能体现目标教学本质特征的、具有多种应变能力的结构因素和结构方式，组成最一般的、具有广泛适应性的课堂教学模式，作为音乐目标教学的课堂教学基本结构形式。陈雅先《略论视唱练耳课程与教学的心理学基础》一文通过对视唱练耳课程与教学的心理学基础考查，使音乐基础课教学工作者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决策依赖的是哪一些心理学原理，以便更有效地解决视唱练耳教学中的问题。本专题论文还有郑莉《创造是音乐的生命，音乐促进我们创造――简论音乐教育与创造能力培养的关系》、陈玉丹《在〈音乐教育学〉课程教学中发展学生音乐智能的策略》等。

五、音乐教师教育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27篇，主要针对我国音乐教师的培养模式、课程教学、中外音乐教师培养比较等展开探讨。周世斌《我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现状之虞――从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引发的思考》一文以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先驱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为借鉴，提出“素质教育的实施，决不意味着精英教育从教育舞台的退出。两种教育模式必将是互为依托、相得益彰，形成民族和国家教育发达、人才辈出所需之坚实金字塔”的观点。代百生《德国的音乐教育专业培养模式及其对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的启示》对德国音乐教育专业的三种形式――普通学校音乐教师教育、专门音乐教师教育以及音乐教育学理论专业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与我国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可资借鉴的方式与方法。本专题论文还有蔡世贤《音乐教师教育的重要构件――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迎《苏格拉底“助产术”对我国音乐学研究生教育的若干启示》、尹爱青、金顺爱《“尊重的教育”理念指导下的高师音乐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王昌奎《试论高校〈钢琴文献与教法〉课程的性质与教学模式设计》、孙强《高师视唱练耳教学中学生元学习能力的培养》、李飞飞《从课程对比看音乐教师的培养》、高伟《高师钢琴教学内涵的二维阐释――一种基于音乐审美文化与文化传承理念的解读》、吕志芳《对音乐学专业应届硕士研究生学习方法的几点思考》、张小鸥《对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思考――参加第27届国际音乐教育大会有感》等。

六、音乐教育研究方法与国际音乐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本专题共收到论文9篇。其中，涉及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的论文3篇，涉及国际音乐教育研究发展趋势的论文6篇。马达《行动研究与音乐教师专业发展》论述了行动研究的内涵、特点和实施步骤，并根据音乐教育的特点，阐述了行动研究对音乐教师专业发展的意义和作用。郑卫新《从方法论角度探讨我国音乐教育学研究》通过对我国部分音乐教育研究文献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分析，阐述了音乐教育研究必须注重方法论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本专题的论文还有马力《在“方法”的岔路口徘徊――对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的哲学解释学思考》、冯洁《马来西亚第27届ISME大会的创造性教学教育观――对创造性教育论文及实践的评述》、吴珍《从〈2020视野〉展望美国音乐教育价值的新理念》、宋裴裴的《跨文化对话中的传统音乐――15届国际学校音乐教育和教师教育研讨会初探》、王丽莉《色彩斑斓的民族音乐教育――印度音乐教育一瞥》等。

七、其他方面

此次大会还安排了三场重要的学术报告，这三场专题报告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前主席BennettGary博士的《音乐教育的全球展望与评价》，美国纽约大学音乐表演艺术系主任、著名的实践哲学的倡导者David J .Elliott教授的《实践的音乐教育》，香港教育学院体艺系主任梁信慕博士的《教育改革中的技术与本土化教学：音乐教育实践与研究的新趋势》。三位国际音乐教育界专家的到来使会议具有了国际性的对话色彩。

在大会专门设置的workshop的教学实践研究会场中，许卓娅、李妲娜、杨立梅、郑莉、余丹红等分别就幼儿园音乐教学、中小学音乐教学、综合艺术课堂教学及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等课题作了精彩的现场教学示范。

音乐教育学是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一门年轻的新学科，1990年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教育学学会成立后，在曹理教授等一批音乐教育学者的带领下，平均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性音乐教育学科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有力地促进了音乐教育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出现了一大批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成果。2004年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吸纳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会为团体会员，同年8月两个学会第一次在大连联合举办全国音乐教育学科研讨会，本次长春会议是两个学会第二次的合作。从本次研讨会收到的论文来看，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较前几届研讨会有了一定的提高，拓宽了研究领域，运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从新的视角看问题，特别是在音乐教育文化、音乐教学实践、音乐教师教育等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较高质量的论文。近年举办全国性音乐教育学科研讨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关注国际音乐教育研究发展动态，本次会议邀请国外音乐教育专家介绍当前国际音乐教育发展情况，使与会者获得不少新信息。本次大会还有一个特点，即来自全国各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共70余人参与了会议。研讨会为研究生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会议期间召开了研究生座谈会，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部分研究生导师参加了座谈会。与会师生就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学习方法及研究生培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次大会还评选出第三届全国音乐教育优秀论文。

从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颁布以来，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紧密联系基础音乐教育改革，已取得不少成就，相信此次长春会议的召开将进一步推动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的健康发展。

第2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趋势范文

校本管理=权力下放？

有校长认为，现在的学校之所以管理不到位，主要是因为政府管得太多、太死；只要政府肯放权，学校是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政府放权越大，学校管理越有成效。有些校长以为校本管理就是增大校长权利，学校什么事情校长一人说了算，以便校长“一支笔挥舞”。殊不知这是对校本管理理念的一种误解和曲解。一些校长认为，校本管理就是政府给校长放权，校长在校本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却很少考虑校本管理中校长权力与责任的关系问题。目前有些校长权力已经够大，要防止权力下放后校长独揽大权、为所欲为。

在校本管理中，权力下放是核心的问题。“权力下放是指把学校管理权从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下放到学校，由学校自主管理。从广度上看，下放的权力一般包括学校目标和政策制定权、财政预算权、人事安排权、课程设置权等，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略有不同。从深度看，有的将权力下放给校长，有的将权力下放给学校委员会(各国名称各异)，有的将权力下放到学校各种各样的专业小组或工作小组。”

权力下故意味着教育决策权的重新分配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教育行政部门改变了传统的对学校实行全过程、全方位控制的方法，转而通过立法、拨款、中介组织、政策引导、督

导、信息服务等各种间接手段对学校进行宏观调控，以保证政府目标的实现和学校公正、合理地运用得到的权力。学校也改变了职能，由原来的执行机构变成了决策机构，享有了更多的权力，同时也必须为权力的使用及其结果承担更多的责任。

有专家认为，在学校内部权力体系当中，校长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学校内部的权力体系安排秉承了教育行政权力的层级制安排，校长权力处于学校权力体系的最顶端，学校内部的其他行政权力来自于校长的授权，而并不是来自于教育行政权力的授权，也就是说校长一人是正统的行政权力，是行政角色，而其他行政权力是相对于学校内部而言的行政权力，并不是真正的行政权力。这样的一种学校内部行政权力体系，导致校长权力处于无权力可监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下级行政权力不能监督校长权力。

要办好一所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光靠校长“跳独角戏”是不行的，必须依靠以校长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带动教职工一起才能完成。可以说，学校的管理工作就是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以众人的聪明才智来办好学校。所以，让教师参与学校的管理和决策，是一件亟待解决又势在必行的大事。因此，校本管理并不是校长权力大就能够顺利实施的。

校本管理是一种新的教育管理模式，在西方教育管理领域影响很大。校本管理的核心是权力下移，它包括财政预算、人事聘任、课程设置以及教育决策方面权力的下放。在我国已经实施了校长负责制、教师聘任制和校本课程的开发，虽说有些体制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落实，但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我国的教育改革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校本管理为我们开拓了学校管理的新视野，提供了学校管理改革新的生长点。校本管理是与权力下移联系在一起的，但没有注意到教育决策权的重新分配只是提高学校效能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校本管理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在调整各层级权力的同时，对学校的内部管理和教学进行变革，以便学校利用自治所带来的各种机会创造性地解决新旧问题的方法。校本管理远不止是一项政策改革，它是“整个学校组织的重新设计”，是包括一系列改革在内的学校的全面变革。如果单纯地把校本管理理解为从中央到地方到学校的权力转移，那么校本管理就不可能带来学校的任何改进。

校本管理=校本发展？

校本管理是指以学校为本位的管理，是学校组织有相当大的办学自，并根据学校本身的特性和需要，充分开发和利用教育资源，进行有效的教育教学活动的管理。它着重处理和解决三个关系，即政府和学校和关系、社会和学校的关系、学校内部自身的关系，体现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广泛参与，学校自主办学的思想和策略。

校本发展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借鉴西方校本理论而形成的一种重视学校自身力量、倡导学校自主发展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实践。它主张在政府宏观调控和社会积极参与下，学校自主办学、自主发展；它要求学校基于明确的教育理念和发展定位，从战略的高度制定学校发展规划，通过校本课程开发、校本资源建设、校本培训、校本教研、校本管理，实现学校独特的发展目标，形成学校鲜明的办学特色；它具有多种不同的发展指向和发展路径，表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形态。

自主发展，是说校本发展的动力来自学校内部，在于学校自身，揭示的是校本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新课程给学校带来了新挑战，也带来了新机遇，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国家课程权力的适度下放和学校办学自的逐步增强，学校自主发展的阻抗因素将逐步减小，每一所学校都会有不同的发展机遇，都可以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体现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都具有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因此，学校管理者要在国家有关法规和教育方针的前提下，主动根据社会需求，结合本校实际，自主决策，依靠自己努力，争取多方支持，提高办学水平，办出学校特色。

校本管理作为一种学校管理模式应运而生，在一些国家广为推行。英国、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先后推行以校本决策为核心的校本管理，成为当代教育管理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取向。校本管理在我国的实施，应从我国的国家和学校的实际情况出发，构建校本管理的理念和体系。在学校管理体制中应注重以学校为决策和发展主体的校本管理，并不是说它与以前的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取代另一个的关系，而是一个相互吸纳、借鉴的关系。校本管理把学校视为一个自我管理的开放系统，实施校本管理在很大的程度上需要我们理顺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关系，学校应成为管理学校的决策主体，成为学校未来发展的改革主体，从而推进学校工作的改革创新。

管理松绑=管理松手？

校本管理最需要的是教育行政部门给学校“松绑”，但“松绑”不是“松手”，不是任由学校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关键在于转变职能、转换角色，由“领导者”转变成“指导者”、“服务者”，为学校提供专业指导、专业服务，而不是一味发号施令。校长首先应该是教育家，然后才是管理者，需要从这两个方面加强自己的能力建设。而实际情况是，由于国家和地方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一些学校的校长不得不整天为筹措促进学校发展、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的经费奔波，所作所为更像企业家、活动家；教师的专业准备不足。绝大多数教师最关心的还是本学科知识和教学，缺乏跨学科意识，参与学校管理的积极性不高；家长的教育价值观偏颇。绝大多数家长认为学校教育就是升学教育，就是确保孩子升入高一级名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