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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防己甲素抗实验性肝纤维化的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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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固化和化学固化树脂粘接剂剪切强度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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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性氨基酸及其受体阻滞剂在脑缺血性大鼠海马损伤中的作用
人参总皂甙对大鼠肾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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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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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人源性核糖体展示抗体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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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药振荡指纹图谱的数字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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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通道阻抗联合24h食管pH监测在胃食管反流病中的应用
B超引导经皮肾镜大功率钬激光碎石治疗鹿角型肾结石
【论文摘要】1937年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提出了一般系统论原理。系统中每个要素都处于一定的位置,起着特定的作用。个体发育中,基因按一定的时、空次序有选择地表达。基因是组成染色体的遗传单位,并证明基因在染色体上作直线排列。一定的基因在一定的条件下,控制着一定的代谢过程,从而体现在一定的遗传特性和特征的表现上[1]。基因还可通过突变而改变。随着人类基因谱的逐步阐明、遗传工程技术的充分发展,基因治疗很可能在临床疾病治疗中产生革命性变化,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在实践中,用自然辩证法系统论理论,来指导思想,拓展研究思路,从而解决这一重大难题。
【Abstract】in 1937 the American nationality Austria biologist bright Philippines proposed the general system theory principle. In the system each essential factor all is in the certain position,is playing the specific role. In ontogenesis,gene according to certain when,the spatial order have the choice expression. The gene is composes the chromosome the hereditary unit,and the proof gene makes the line spread in the chromosome. The certain gene under the certain condition,is controlling the certain metabolism process,thus manifests in the certain heredity characteristic and in the characteristic performance The gene also passable sudden change has changed. Along with the human gene spectrum gradually expounded,the genetic engineering technology full development,the gene treatment very possibly treats at the clinical disease has the revolutionary change,this needs the researcher in the practice,with natural diagnostic method system theory theory,guiding ideology,development research mentality,thus solves this single layer big difficult problem.
【Key word】system theory;Gene and heredity;Gene treatment
系统论是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自然亦必然的思维趋向,是比知识更有力量的一种客观存在,它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是当代人认识对象的工具和手段。西沃尔-赖特在1929年写到:一个群体中“单个基因的选择系数(即基因的适合度),一定受到这个群体整个基因频率系统的影响[2]”。本文从系统论观点来分析基因与遗传之间的因果联系以及基因在临床上的应用。
1 系统论相关论点
1937年贝塔朗菲提出了一般系统论原理,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往研究问题人们总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简单的因素来,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质去说明复杂事物。这种方法的着眼点在局部或要素,遵循的是单项因果决定论,它不能如实地说明事物的整体性,不能反映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它只适应认识较为简单的事物,在人类面临许多规模巨大、关系复杂、参数众多的复杂问题时,就显得无能为力了。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3]。系统科学方法是认识、调控、改造复杂系统的有效途径,为人们提供了制定系统最佳方案以实行优化组合和优化管理的手段,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倡导从整体上进行思维。
2 基因与遗传
20世纪20年代,摩尔根学派在孟德尔的豌豆杂交试验的基础上,开展了遗传规律的研究,建立了以基因学说为基础理论的细胞遗传学,肯定了基因是遗传的基本单位,存在于细胞的染色体上。到30年代,知道染色体结构和数目的变化会影响到遗传,知道一个基因可以突变成若干等位基因。到了40年代,遗传学有了两个重要的进展或突破:一是初步发现去氧核糖核酸简称DNA,是遗传物质;一是提出了一个基因一种酶的原理。直到50年代,建立了分子遗传学,解决了有关遗传的若干重大问题。DNA和另一类核酸即核糖核酸(RNA)都是由核苷酸所组成的多聚体,是大分子。核苷酸的主要特点存在于所含的有机碱,即两种嘌呤和两种嘧啶。
1953年,形成双螺旋的分子结构。根据DNA中碱基互补的原理,一个DNA分子可以成为内容一致的两个DNA分子。蛋白质是由氨基酸所组成的多聚体,是大分子。组成蛋白质的可以是一条多肽链或几条多肽链。多肽链就是由若干氨基酸前后连接而成的分子。蛋白质的合成就是遗传信息从遗传物质流入蛋白质的过程。这包括两个步骤:一是转录,一是翻译。由于组成DNA 和RNA的零件都是核苷酸,所以遗传信息从DNA流入RNA 叫做转录。由于蛋白质是由另一种另件(氨基酸)组成的,所以遗传信息从RNA流入蛋白质叫做翻译。这里的RNA叫做信使RNA,意思是说,它是基因遗传信息的使者。在分析蛋白质分子的合成中也查明了各氨基酸的遗传密码,于是建立了遗传密码理论。遗传信息都是由遗传密码组成。每一个遗传密码都由三个碱基组成,氨基酸不同,其遗传密码就不同。
从70年代开始,分子遗传学的进一步发展,诞生了基因重组技术,即生物基因工程,它开创了改造生物和创造生物的新时期。
3 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待基因与遗传的因果联系
系统科学可以把一个原子看作系统,它也可以把器官、生物机体、家庭、社区、国家、经济以至生态看作系统。生物体是由细胞构成的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尽管在细胞和分子水平对发育的分析已取得长期的进展,但个体发育仍不能从分子水平和细胞水平的分析得到全部解释。个体发育中,基因按一定的时、空次序有选择地表达。这首先表现在细胞表面形态调节分子的变化,从而导致胚层分离、形态速成运动和组织发育等细胞的集体行为。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环境对基因的自上而下的约束与引导作用。其一,我们知道环境的改变会迫使生物个体和种群尽可能调节自身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显然生物体为适应环境变化而做的调节又必定会引起生物体内生物化学、生物磁电等的变化。在生物史上地球环境的巨变是造成大量新物种产生的直接原因。我们可以设想,基因有向缓解环境对生物压力的方向突变的趋势,如果这一假说成立的话,显然就会使来自上层变化的信息产生对下层生物体基因变异的自上而下的约束与引导作用。其二,我们知道基因的复杂结构具有巨大的信息存储能力。生物体的基因中记录了该生命体全部历史的重要信息。
4 基因治疗的前景
随着对基因治疗研究的深入,我们不能忽视子系统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不能用局限的、部分的、单一的观点来以偏概全。事实上,人体的复杂性程度,各个系统的相关性、相互作用及相互制约程度,远不是我们所能完全解释得了的,只有在系统环境中解决这些难题,才会有实用价值和临床价值。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在实践中,用自然辩证法系统论理论,来指导思想,拓展研究思路,从而解决这一重大难题。
参考文献
[1] 范怊.系统论整体观在医学科学中的地位[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0,(11)1:10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0.22.232
病历资料
患者,男,18岁。患者自幼矮小,15岁开始无明显诱因反复发作四肢抽搐,牙关紧闭,面色发青,多次跌倒,伴有喉痉挛,喘鸣,不伴口吐白沫,意识丧失及大小便失禁等,约经10余分钟后自行缓解。曾诊断为“局灶性癫痫”,先后口服“卡马西平、氯硝西泮、苯妥英钠”等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此次因再次发作四肢抽搐,伴有意识丧失2小时而入院,急诊科给予地西泮静脉注射后缓解。患者既往无颈部手术及放疗史,无明确家族史。身高144cm,体重36kg,圆脸,颈短,智力低下,双手掌骨及双足趾骨较粗短,尤以第5掌骨明显。皮肤粗糙,甲状腺无肿大,心、肺、腹部未见明显阳性体征,亦无明显神经系统阳性体征,Trousseau征(+),Chvostek征(+)。血钙1.32mmol/L,血磷1.51mmol/L,血清甲状旁腺激素(PTH)15.30pmol/L(化学发光法,正常参考值1.70~7.30pmol/L)。血尿素氮,血肌酐正常范围。脑电图:正常范围脑电图。头颅CT平扫:两侧小脑齿状核、基底节区、丘脑及额顶叶见多发性对称性钙化灶。X线片:双手掌及双足趾骨可见对称性囊状透亮区,部分可见对称性缩短。
讨 论
关键词:制药;新技术;发展;分析
中图分类号:X78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599 (2010) 01-0000-01
生物技术药物(biotech drugs)或称生物药物(biopharmaceutics)是集生物学、医学、药学的先进技术为一体,以组合化学、药学基因(功能抗原学、生物信息学等高技术为依托,以分子遗传学、分子生物、生物物理等基础学科的突破为后盾形成的产业。
一、当前生物制药技术的发展方向
目前生物制药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
1.肿瘤在全世界肿瘤死亡率居首位,美国每年诊断为肿瘤的患者为100万,死于肿瘤者达54.7万。用于肿瘤的治疗费用1020亿美元。肿瘤是多机制的复杂疾病,目前仍用早期诊断、放疗、化疗等综合手段治疗。今后10年抗肿瘤生物药物会急剧增加。如应用基因工程抗体抑制肿瘤,应用导向IL-2受体的融合毒素治疗CTCL肿瘤,应用基因治疗法治疗肿瘤(如应用γ-干扰素基因治疗骨髓瘤)。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TNMPs)可抑制肿瘤血管生长,阻止肿瘤生长与转移。这类抑制剂有可能成为广谱抗肿瘤治疗剂,已有3种化合物进入临床试验。
2.神经退化性疾病 老年痴呆症、帕金森氏病、脑中风及脊椎外伤的生物技术药物治疗,胰岛素生长因子rhIGF-1已进入Ⅲ期临床。神经生长因子(NGF)和BDNF(脑源神经营养因子)用于治疗末稍神经炎,肌萎缩硬化症,均已进入Ⅲ期临床。美国每年有中风患者60万,死于中风的人数达15万。中风症的有效防治药物不多,尤其是可治疗不可逆脑损伤的药物更少,Cerestal已证明对中风患者的脑力能有明显改善和稳定作用,现已进入Ⅲ期临床。Genentech的溶栓活性酶(Activase重组tPA)用于中风患者治疗,可以消除症状30%。
3.自身免疫性疾病 许多炎症由自身免疫缺陷引起,如哮喘、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症、红斑狼疮等。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多于4000万,每年医疗费达上千亿美元,一些制药公司正在积极攻克这类疾病。
4.冠心病美国有100万人死于冠心病,每年治疗费用高于1170亿美元。今后10年,防治冠心病的药物将是制药工业的重要增长点。Centocor′s Reopro公司应用单克隆抗体治疗冠心病的心绞痛和恢复心脏功能取得成功,这标志着一种新型冠心病治疗药物的延生。
基因组科学的建立与基因操作技术的日益成熟,使基因治疗与基因测序技术的商业化成为可能,正在达到未来治疗学的新高度。转基因技术用于构造转基因植物和转基因动物,已逐渐进入产业阶段,用转基因绵羊生产蛋白酶抑制剂ATT,用于治疗肺气肿和囊性纤维变性,已进入Ⅱ,Ⅲ期临床。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转基因动、植物将成为未来制药工业的另一个重要发展领域。
二、现代生物制药新技术发展趋势
未来生物技术将对当代重大疾病治疗剂创造更多的有效药物,并在所有前沿性的医学领域形成新领域。
生物学的革命不仅依赖于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的自身发展,而且依赖于很多相关领域的技术走向,例如微机电系统、材料科学、图像处理、传感器和信息技术等。尽管生物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们难以作出准确的预测,但是基因组图谱、克隆技术、遗传修改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疾病疗法和药物开发方面的进展正在加快。
除了遗传学之外,生物技术还可以继续改进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疗法。这些新疗法可以封锁病原体进入人体并进行传播的能力,使病原体变得更加脆弱并且使人的免疫功能对新的病原体作出反应。这些方法可以克服病原体对抗生素的耐受性越来越强的不良趋势,对感染形成新的攻势。
除了解决传统的细菌和病毒问题之外,人们正在开发解决化学不平衡和化学成分积累的新疗法。例如,正在开发之中的抗体可以攻击体内的可卡因,将来可以用于治疗成瘾问题。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改善瘾君子的状况,而且对于解决全球性非法贸易问题具有重大影响。
各种新技术的出现有助于新药物的开发。计算机模拟和分子图像处理技术(例如原子力显微镜、质量分光仪和扫描探测显微镜)相结合可以继续提高设计具有特定功能特性的分子的能力,成为药物研究和药物设计的得力工具。药物与使用该药物的生物系统相互作用的模拟在理解药效和药物安全方面会成为越来越有用的工具。例如,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在药物审批的过程中利用Dennis Noble的虚拟心脏模拟系统了解心脏药物的机理和临床试验观测结果的意义。这种方法到2015年可能会成为心脏等系统临床药物试验的主流方法,而复杂系统(例如大脑)的药物临床试验需要对这些系统的功能和生物学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药物的研究开发成本目前已经高到难以为继的程度,每种药物投放市场前的平均成本大约为6亿美元。这样高的成本会迫使医药工业对技术的进步进行巨大的投资,以增强医药工业的长期生存能力。综合利用遗传图谱、基于表现型的定制药物开发、化学模拟程序和工程程序以及药物试验模拟等技术已经使药物开发从尝试型方法转变为定制型开发,即根据服药群体对药物反应的深入了解会设计、试验和使用新的药物。这种方法还可以挽救过去在临床试验中被少数患者排斥但有可能被多数患者接受的药物。这种方法可以改善成功率、降低试验成本、为适用范围较窄的药物开辟新的市场、使药物更加适合适用对症群体的需要。如果这种技术趋于成熟,可以对制药工业和健康保险业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真两性畸形;细胞遗传学;鉴别诊断
两性畸形指的是体同时具有男女两性的特征,其生殖腺既有卵巢又有的,即性腺性别和遗传性别一致,但是生殖道官和尿生殖窦却具有两性的特征[1]。两性畸形分为假两性畸形和真两性畸形两种,真两性畸形指的是患者具有完整的生殖腺,有清晰地曲细精管和生殖细胞,卵巢具有完整且正常的卵泡和卵细胞,若只具有或者卵巢的残遗组织,则不属于真两性畸形。生物兴趣小组一成员的父亲为某医院医生,在其父的指导下,我们生物小组参加了本次研究,本文以2016年6月某院接收的1例男性真两性畸形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临床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具体过程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患者社会性别为男性,年龄32岁,未婚,身高163cm,有胡须,喉结较小。生殖器检查发现,其分布呈女性特征,7cm,双侧8―9ml,可触及输精管。患者智力正常,其父母表型正常,不属于近亲结婚,患者有一姐一弟,身体健康,无其他严重疾病,患者本人有血尿史,无用药史。
1.2 辅助检查 患者血清睾酮为12.94nmol/L,雌二酮475.2pmol/L,孕酮4.05nmol/L,黄体生成素16.23U/L,卵泡刺激素43.17U/L,催乳素6.94nmol/L。
1.3 细胞培养 抽取患者的外周血2ml,接种2%植物血凝素、20%小牛血清[2],将其放置于PH7.2的淋巴细胞培养基中,在37℃环境下培养72h,并在终止培养前0.5h内于样本中加入秋水仙素,按照常规方法收获细胞。
1.4 染色体标本制备 按照常规方法制备,G显带处理,镜检30个细胞分裂相,选出其中5个核型作为研究对象,结合计算机对其细胞遗传学特征进行分析。
2.结果
患者双亲的染色体分析未发现异常。经外周血淋巴染色体检查,证实患者的核型为46,XX,对其右侧阴囊进行剖腹探查发现,患者腹腔内有5×4×3cm大小的子宫,宫颈3.5×1.8cm,子宫右侧具有完整的卵巢和输卵管,左侧有子宫圆韧带。经电子显微镜检,未发现Y染色体易位于X或者常染色体上的情况。对患者口腔上皮细胞进行X染色质镜检发现,其X染色质阳性率为15%。诊断完毕后,经患者同意,切除其子宫、卵巢、输卵管等,矫正为男性性别。
3.讨论
真两性畸形指的是个体同时具有卵巢和,并且性腺组织完整。性腺的分布可以分为一侧卵巢、一侧或一侧卵巢或、另一侧为或双侧均有卵巢及组织[3]。患者一般被当做男性抚养,其青春期会出现发育异常或者血尿情况。对于这种情况,一般在确诊之后需要对患者进行性别矫正,切除子宫或者卵巢,并在术后补充适当的性激素。
百度查询得知:真两性畸形大部分属于散发性病例,尚未表现出明显的遗传学特征,且超过80%的个体染色体核型为46,XX。临床研究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因为母体在怀孕过程中使用了雌激素,导致女胎男性化,或者母体患有男性化肿瘤,如卵巢囊肿、肾上腺素肿瘤、黄体瘤等,导致雄性激素分泌过多,影响了生殖器官的正常发育。性分化实际上是胚胎期正常分化的结果,其包括三个阶段:染色体确定性别、染色体性别转化为性腺性别、生殖管道分化完成[4]。激素水平决定了男性表型,若激素水平过低,就会导致胚胎的原始性腺分化为卵巢,胚胎发育成女性,形成真两性畸形。
本次研究中,患者的核型证实为46,XX,其腹腔内有5×4×3cm大小的子宫,宫颈3.5×1.8cm,子宫右侧具有完整的卵巢和输卵管;患者的睾酮水平超过正常女性5倍,X染色质阳性率为15%。断完毕后,经患者同意,切除其子宫、卵巢、输卵管等,矫正为男性性别。综上所述,患者的社会性别为男性,但是具有完整的女性生殖器,是典型的真两性畸形表现,为此,应当在早期确定畸形的特征,实施有效的治疗。
参考文献:
[1]韦仕喻,兰晓梅,汪伟伟,彭文红,张立文.46,XX女性假两性畸形1例报告[J].广西医学,2010,01(09):46-47.
[2]吴守伟,胡明洁,唐宝定等.外生殖器畸形患者遗传学检查的临床意义[J].中国男科学杂志,2010,07(12):39-43.
1.VT的临床特点及诊断技术:VT常起始于胫静脉或比目鱼肌的肌内静脉窦,且往往多发,易脱落至静脉,股静脉及下腔静脉内,因多数栓子体积甚小,甚至脱落至肺动脉内亦无任何临床表现,而易被忽略,但如无防治则长期反复脱落栓塞至肺动脉,血栓机化后便形成慢性肺动脉栓塞,引起栓塞性肺动脉高压、肺心病,治疗棘手,预后较差。而在临床上,常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些有明显临床表现的下肢深静脉血栓栓塞,因其栓子较大,如连续几块栓子脱落栓塞于段以上的肺动脉则可引起致命性的临件发生,至少可在短时间内引起心肺功能恶化。但实际上前者发病率远高于后者。须指出很多患者虽因原发疾病而死亡,但慢性肺动脉栓塞常是使原发疾病难以纠正的重要原因。
临床常用VT检测手段包括下肢静脉阻抗容积图法、X线静脉造影及同位素静脉显像等,但目前便携式静脉彩色超声多谱勒仪因其方便、无创及灵敏度、特异性高而最受推崇,可应用于人群普查,为研究VT单位的必备设备。
2.明确VT与PE的关系:必须强调,VT是PE发生的标识。严格定义,PE是静脉系统(含右心)血栓形成后,在环境因素作用下脱落并栓塞于肺动脉而引起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的临床综合征,所以静脉血栓是PE的源头,而控制VT是防治PE的根本所在。
为了进一步阐明二者之间关系,国外已有通过尸检而确认PE栓子静脉来源的研究,其中欧洲的一组研究结果为:单个栓子来源排序分别是下肢静脉(52.7%)、盆腔静脉丛(32.1%)、右心(13.7%)、上肢静脉(1.5%);多个栓子来源排序分别是下肢静脉和盆腔静脉丛(36.2%)、不同下肢静脉组合(31.9%)、下肢静脉和右心(10.6%)、盆腔静脉丛和右心(10.6%);19%来源不详[1]。我国目前尚无此方面的报道,建议有条件的医院可以联合起来汇集尸检资料,分析我国PE栓子的来源静脉,对于国人PE防治有积极意义。
3.VT的危险因素:目前公认VT的危险因素分为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两部分。
环境因素包括:年龄>40岁、长期卧床、肿瘤、胸腹盆腔下肢或骨科手术、肥胖、静脉曲张、心力衰竭、心肌梗塞或脑卒中、糖尿病、骨折、炎症性肠病、肾病综合征、长期留置中心静脉导管、口服避孕药等[2,3]。
遗传因素目前是研究VT的热门领域,同样骨折或手术后患者,卧床时间相同,有的患者发生PE而有的患者未发生,原因既在于此。目前认为至少有12种基因参与,本文作者亦对此有较为详细的综述[4]。须着重强调的是活化的蛋白C抵抗即FVleiden,是目前最为肯定也是最常见的VT遗传危险因子,是V因子基因单点错意突变,即其基因核甘酸序列中1691位鸟嘌呤被腺嘌呤替代,导致其氨基酸序列中第506位精氨酸被谷酰氨代替[5]。但其与国人VT的关系,尚不清楚。目前虽可见在国人VT患者血中检测到FVleiden的报道,但仅一例,并不能说明其发生频率。
4.国人VT研究现状:目前我国匮乏大样本、正规的VT及PE的流行病学资料。最近虽有几组关于发病情况的报道也多是其医院内局域统计资料,对于人群防治价值有限。而血栓性疾病发病的地区、人种差异很大,不能完全引用国外的流行病学资料,尚有待我国国人资料的总结。令人鼓舞的是我院程显声教授领衔的“九五”攻关课题“肺栓塞的早期防治研究”已将VT的流行病学研究列为重要的分支课题,调查资料有望发表,将为国人VT的防治提供极为有价值的基线资料。
另外,国内研究VT者多为血液科医师与研究人员,规模较小,成果受限。因PE是一跨学科疾病,应学习国外模式,联合肺科、心脏科、血管外科、流行病学家、社区全科医师等,形成正规研究团体,才可能对国人VT与PE防治作出有意义的工作。
5.VT的预防措施:根据国外经验,常用的VT预防措施有以下几种:(1)目前推荐最有效的预防措施为在以上提到的高危人群中应用低分子量肝素或普通肝素。有报道可使VT发生率由25%降为8%,使大块PE发生率降低50%[6,7]。(2)间歇空气加压:在高危患者的下肢用气压袖带每分钟加压35~40mmHg×10s(1mmHg=0.133kPa),目前认为可以减少静脉血栓的形成[6]。(3)有人推荐使用弹性袜预防VT,但无流行病学资料证实其有效性。(4)右旋糖苷:其预防VT发生不如肝素有效,但可进一步阻止VT的发展而减少PE[6,8],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阻止血栓进一步增大和脱落[9]。(5)阿司匹林:曾有研究否认了阿司匹林对VT的预防作用,但最近一项较大规模临床试验证实其可使VT发生率较对照组减少37%,PE发生减少71%[10]。且阿司匹林使用方便,价格便宜,适合各级医师包括初级保健医师、农村医师使用。(6)华法令虽然有效,但监测烦琐,作用时间较难控制,不推荐常规使用。
6.VT预防工作尚未广泛开展的原因:在美国,96%的外科医师都同意在术中、术后广泛使用各种措施预防VT[6],而在国内尚未广泛开展,其原因有以下几条:(1)误以为发生率低;(2)恐惧出血的副作用;(3)担忧医疗费用增加(没有计算治疗PE的高额费用);(4)感知困难:出血令人难忘,抗凝的益处却很难直接感知;(5)对发生的后果估计不足。这提示我们需要加强宣传,提高全体医师包括县级基层医院医师防治VT的意识。
VT的研究与防治在我国是一项很重要的卫生保健任务。总体来说,目前我国相关研究与国外相比,差距很大,仅有零星个案报道,急需组织一支由多学科研究人员共同组成的专业研究团体,专门从事其临床研究工作,争取从分子遗传学、遗传流行病学、人群筛查技术、初级及二级预防措施的推广等多方面有所突破,从而为总体降低PE的发生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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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新生儿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临床特点,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回顾分析11例新生儿大疱性表皮松解症患儿的临床资料。结果:新生儿大疱性表皮松解症临床特征为皮肤受压或摩擦部位反复出现水疱、大疱、血疱,临床诊断不难,无特效治疗。11例新生儿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经治疗后6例好转出院,4例放弃治疗,1例死亡。结论:临床诊断病例应进行病理分型评估预后,积极治疗,改善患儿的生存。
关键词 新生儿 大疱性表皮松解症 临床分析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2.29.012
新生儿大疱性表皮松解症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或显性遗传病,临床上少见。临床特征为皮肤受压或摩擦后即引起水疱、大疱、血疱,目前尚无根治方法。为进一步加深对此病的认识,现将11例新生儿遗传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如下。
资料与方法
2005年6月~2011年12月收治新生儿大疱性表皮松解症患儿11例,男10例,女1例,10例足月儿,1例34周早产儿。入院日龄为生后05~20天,平均10天。均无家族遗传病史。7例于出生后7天内出现皮损,其中1例出生时即出现水疱并伴有左胫前皮肤缺损;4例为出生后7天后出现皮损。
临床表现:11例中水疱均不同程度累及双下肢、双上肢及躯干,累及头面部7例,皮肤缺损1例,缺损面积约1.5cm,口腔黏膜受累1例,皮损处萎缩形成瘢痕3例、吞咽困难1例。合并病理性黄疸8例;新生儿肺炎1例;新生儿颅内出血1例,败血症1例,新生儿脐炎1例,无并发症2例。
实验室检查:11例中有7例进行皮肤病理检查,结合临床表现诊断单纯型(EBS)7例,交界型(JEB)3例,营养不良型(DEB)1例。血常规白细胞>20×109/L 3例,
治疗:入院后做好保护性隔离,将患儿于暖箱或辐射台,保持创面清洁,防止摩擦和压迫,继发感染部位外涂百多邦软膏。口服大剂量维生素E,酌情口服泼尼松05~10mg/(kg·日),并使用抗生素治疗合并的各种感染以及对症支持疗法。
结 果
6例好转出院,4例家长放弃治疗出院。早产儿1例最后死于绿脓杆菌败血症。
随访:出院后随访8例,其中2例出院后4周内因水疱加重家长未再予医治而感染死亡,1例被遗弃;2例失访。随访病例中1例3岁以后未再起水疱,无疤痕形成;2例2岁时病情明显好转,但仍有少许起水疱,无疤痕;1例目前仅1岁,仍有反复起水疱,并有疤痕形成。
讨 论
大疱性表皮松解症是一组少见的多基因遗传性水疱性皮肤病,发生率2/10万活产儿。主要临床特征为皮肤受压或摩擦后即引起水疱、大疱、血疱,皮损易发生在受外力影响的部位1。原发性损害为大小不等的水疱、大疱、血疱;继发性损害为糜烂、结痂、感染、炎症后色素沉着或减退、粟丘疹、萎缩、瘢痕和甲营养不良。临床表现变异大,内脏器官可受累。其确切分型须皮肤活检并根据透射电镜下水疱发生部位分为3型:单纯型、营养不良型和交界型,各型又分多个亚型。其发病的遗传学基础是基因发生突变,超微结构研究证明皮肤的完整性靠由连接真皮或基体膜两细胞的角质细胞和具有抗机械压力和调节皮肤屏障功能的连接点来维持。作为组成这种连接细胞两种成分之一的盘状蛋白的基因突变,使交联蛋白位于角质细胞胞浆膜之外,起不到固有的连接作用,使皮肤松解2。通常在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即发病,少数病情轻微者直至成年才被发现。
病初需与新生儿脓疱疮、金葡菌烫伤样皮肤综合征鉴别,但通过敏感抗生素治疗此两者通常疗效满意。而本病患儿皮肤受压或摩擦部位水疱仍此起彼伏,临床易诊断,目前尚无特效治疗方法。治疗原则主要是减少摩擦,注重皮肤护理及预防感染和促进伤口的愈合。国内有大剂量维生素E肌注和大剂量肾上腺激素治疗可以缓解症状报道3;国外已报道了用层黏蛋白5基因传递成功治疗JEB患者,但由于EB是基因性疾病,目前尚无药物可纠正分子缺陷。治疗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关键:①明确病理分型以判断预后。②出院时做好家长对小儿的护理宣教,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由于轻微创伤即可诱发本病,患儿全身水疱此起彼伏,需要住院时间较长,治疗费用较高,很多家属对患儿的病情感到恐惧,失去了坚持治疗和出院后精心护理患儿的信心和耐心。本组资料有放弃治疗达4例,经验是进行皮肤病理检查判断分型后进行评估预后并积极与家长沟通,通过坚持住院治疗并发感染及合并症,好转出院的病儿,经家长精心皮肤护理下的随访的5例患儿病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均逐渐缓解,预后较好。
该病为染色体遗传性疾病,随着分子遗传学研究的深入,基层医院临床诊断应积极进行病理分型,评估病情,提高基层医生对该病的认识,通过沟通增加家属对病儿的救治信心,积极配合治疗,提高患儿的生存机会。本组11例新生儿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经治疗后6例好转出院,4例放弃治疗,1例死亡。
参考文献
1 邵肖梅,叶鸿瑁,丘小汕.实用新生儿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872.
【关键词】 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表观遗传学; 靶向治疗
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是一组异质性疾病,以造血干细胞克隆紊乱为特征,是成年人急性白血病中最常见的类型。近20年来,人们对AML的发病机制和预后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患者的完全缓解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仍有2/3成年AML患者未能达到治愈,复发、难治及老年AML仍是目前临床治疗的难题。为此,临床工作者和科研人员不断探索新途径,积极寻求AML治疗新方法。
近年来,表观遗传学的研究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AML的发病机制有了新的认识,随之而来的靶向治疗也给患者重新带来希望。该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非编码microRNA。研究表明,表观遗传学的调控机制参与调节许多重要的生理过程。在血液肿瘤的发生和转化中,表观遗传学异常与遗传学异常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表观遗传基因的修饰对于基因的差e表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着细胞的类型及细胞从良性到恶性的转变。尤为重要的一点,这种修饰是可遗传的、动态的、可逆的,并且不影响下游的DNA序列。表观遗传的修饰基因,如DNMT3A,TET2,IDH1和IDH2,ASXL1和MLL1上的频发突变,影响了造血细胞的自我更新和/或分化能力,促进髓系细胞的转化,促进白血病的形成[1]。表观基因组在AML的发生中有重要的靶标性作用,它具有内在可塑性,通过特异性的酶、转录因子、与表观遗传机制相关的其他蛋白重新编码对表观遗传基因的修饰,为治疗提供了新的可能。
本文将描述表观遗传基因的失调是如何在AML中发挥作用的,同时强调目前和未来的治疗手段在发现新靶标上的多种尝试。此外,还将涉及AML中个体化的靶向治疗,包括术语的定义,适应证的相关描述以及临床实施的具体措施。
1 表观遗传学的针对性治疗
1.1 DNMT3A突变及DNMT抑制剂 DNA甲基化是表观遗传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与转录沉默有关。在急性白血病中,已被确定多种肿瘤抑制基因的过甲基化与转录抑制通过增殖、分化和生存过程的失调导致白血病的发生[2]。来自MDS的DNA甲基化谱研究数据显示,抑癌基因的异常甲基化可能是驱动MDS进展为AML的主要机制[3]。胞嘧啶甲基化是指C5位的胞嘧啶残基被DNA甲基转移酶(DNMTs)催化,并生成C5甲基胞嘧啶(5-MC)的过程。基因组DNA甲基化是由DNMT3通过半甲基化的模板(从头甲基化)建立的,并由DNMT1全甲基化模式(维持甲基化)予以保持。这些过程使得不同的可遗传的DNA甲基化模式可以用来区分AML亚型、预测预后,并有潜力作为生物标志物来预测患者对治疗的反应[4]。AML要么普遍低甲基化,要么过甲基化,这提示表观遗传途径的过度和不足可能对白血病的发生都很重要[5]。数据表明,在白血病干细胞中,DNMT1可维持其DNA甲基化模式,并参与其自我更新的过程[6]。研究表明,DNMT3A在造血干细胞自我更新和分化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重要的是,DNMT3A的功能缺失性突变发生在30%的细胞遗传学正常的AML中,可能与临床预后较差有关,但AML的这些突变对于DNA胞嘧啶甲基化和转录的影响尚不清楚,且DNMT3A的单独缺失并不足以导致白血病形成[7]。大多数的突变涉及882位的精氨酸,在体外导致甲基转移酶活性的降低[8]。到目前为止,尚无特异性针对DNMT3A的靶向治疗。本节讨论的“表观遗传修饰的靶向治疗”指的是针对DNMT抑制剂的去甲基化治疗。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2种DNMT抑制剂为:阿扎胞苷及其脱氧衍生物地西他滨。这两种药物均用于MDS的治疗,现在依据一些临床试验的结果,也普遍应用于AML的治疗。
在一项多中心Ⅱ期研究中,有227位初治AML患者接受了地西他滨治疗。每个疗程中静脉滴注地西他滨持续72 h,用量为135 mg/m2,间隔6周重复用药,共4个疗程[9]。该研究表明,总体有效率为26%,中位生存期为5.5个月,1年存活率为28%。在另一项多中心Ⅱ期临床试验中,给予55位60岁以上的AML患者静滴地西他滨治疗,每日用量为20 mg/m2,连续5 d给药,每4周为一疗程。结果,该试验中AML的完全缓解率为24%,中位生存时期为7.7个月。
在一项针对高危MDS(包括骨髓中原始细胞比例为20%~30%、根据WHO标准应列为AML)的临床试验中,给予患者阿扎胞苷治疗:每日用量为75 mg/m2,连续7 d皮下注射用药,28 d为一个疗程。与对照组(接受传统治疗方案)相比,阿扎胞苷组有明显的生存获益。而对于一些次要的评价指标而言,比如输血需求、静脉抗生素的使用和住院天数等,阿扎胞苷组有明显优势。与之类似的是,在法国的一项临床研究中,149名初治老年AML患者接受了相同剂量和疗程的氮杂胞苷治疗,总体有效率为33%,完全缓解率为23%,总体生存期为9.4个月[10]。对于接受了大剂量诱导化疗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AML患者,使用阿扎胞苷维持治疗可能会减少或延迟白血病的复发。
1.2 IDH1/2突变及IDH1/2抑制剂 DNA甲基化与同型二聚体酶IDH1/2催化的柠檬酸代谢有关,二聚体酶可催化异柠檬酸氧化脱羧成α-酮戊二酸(α-KG)。研究发现,有10%~30%正常核型的AML患者发生了IDH1/2功能突变,引起酶功能异常,导致2-羟基戊二酸(2-HG)的产生和积累。由于TET2和包含jumonji-c结构域家族的组蛋白赖氨酸去甲基化酶均依赖于α-KG,当机体发生IDH1/2突变,并积累2-HG,可导致DNA和组蛋白甲基化的增加[11]。IDH1/2突变对预后的影响研究得到了自相矛盾的结果,可能是因为突变位置的差异和(或)伴随其他基因的突变。例如,一项关于AML的随机临床试验表明,IDH2的第140位的精氨酸残基发生突变与良好的预后相关。不但如此,同时伴有NPM1和IDH1或IDH2突变的细胞遗传学正常的AML患者也有良好的受益,3年总生存率(OS)可高达89%。然而,IDH1/2和TET2突变是相互排斥的,但具有这两种不同的突变的AML患者具有相似的甲基化过程。
目前,一项早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旨在研究IDH1/2抑制剂对发生了IDH1/2突变的AML患者的影响。这是一种针对IDH1/2突变酶的小分子靶向抑制剂,可减少2-HG的生成,诱导H3K9me3的脱甲基作用,并能增强相关分化基因的表达[12]。
1.3 MLL基因突变及DOT1L蛋白甲基转移酶抑制剂 MLL基因位于染色体11q23,编码H3K4甲基转移酶(HMT),该酶参与组蛋白的重构,影响HOX基因和Wnt信号通路[13]。有5%~7%的初发AML病例发生MLL重排,与不良预后相关[14]。MLL区域是染色体易位和重排的高发区,能产生多种融合蛋白,其中一些有致癌性。研究显示,MLL融合蛋白和DOT1L之g的作用导致了白血病的发生[15]。
已有研究表明,DOT1L HMT的酶活性诱导了存在MLL基因重排的AML的形成。DOT1L抑制剂可减少H3K79的甲基化和MLL融合基因的表达。目前,具有高度选择性的DOT1L抑制剂的研究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而选择性抑制HMT EZH2的强效抑制剂也正在研究中。
1.4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抑制剂 单独使用HDAC抑制剂治疗AML,其临床作用并不令人满意。因而,能否与DNMT抑制剂联合使用增强疗效,则备受期待。目前,诸多相关的临床试验正在开展当中,而且对多种HDAC抑制剂,包括丙戊酸、mocetinostat、帕比司他、伏立诺他等,与阿扎胞苷或地西他滨联合使用的疗效进行了评价,但结果并不如人意。在一项二期临床试验中,恩替诺特联合阿扎胞苷治疗AML并未提高疗效[16]。需要注意的是,与早期的体外试验采用序贯用药不同,此项试验中这两种药物是同时应用的。恩替诺特是一种强效的细胞周期抑制剂,可能会抑制阿扎胞苷的整合,导致脱甲基作用减弱。
1.5 赖氨酸乙酰化抑制剂 具有布罗莫结构域的蛋白质可识别组蛋白末端的赖氨酸残基,这种相互作用可被小分子抑制剂所抑制。当前,已开始对数种BET抑制剂进行临床试验。研究表明,BET抑制剂可抑制白血病干细胞和祖细胞增殖,并且可阻断MLL介导的白血病转化[17]。
1.6 赖氨酸去甲基化酶抑制剂 研究结果显示,KDM1A/LSD1在体外可有效抑制AML细胞系和原代白血病细胞。在联合使用HDAC抑制剂和全反式维甲酸时,这种抑制作用更显著。研究表明,MLL白血病受其影响最大,AML的其他亚型和其他髓系肿瘤也对之敏感[18]。
2 表观遗传学发展在AML靶向治疗方面的挑战
2.1 靶向治疗的治疗靶点 AML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有一系列的异常表现,就疾病本身而言,有许多方面的异常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包括表观遗传途径的调节、基因突变、细胞表型、信号转导通路、白血病干细胞和骨髓微环境等。最近有关AML克隆构型的研究表明,AML克隆异质性始终伴随着疾病的进展及复发[19]。因而,AML的治疗靶点是不断变化着的,在疾病的不同时期需用不同的药物进行治疗。有关初发AML克隆构型的研究显示,在基因层面界定的白血病亚克隆和白血病干细胞之间具有明显的功能异质性[20]。目前的挑战是明确和清除所有的克隆,而非以往那样狭隘地认为,靶向治疗的关键就是应用某种方法,通过单向靶点来消除优势克隆。
2.2 靶向治疗的对象 如何选择靶向治疗的对象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AML患者可划分为不同的亚群,但这样的分类方法均有各自的优点和不足之处。
AML患者也可以根据预后进行分类。在过去,对新药的早期试验通常在复发和难治病例中进行,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很令人困惑的试验模式。由于复发或难治AML病例与初发病例在生物学上和临床上是不同的,因而对初发病例作新药研究十分重要。可以根据细胞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数据,对初诊患者进行风险评估并预先判断其治疗效果的优劣。例如,一项研究表明,在不同的甲基化区域,有高水平甲基化的7个基因其低表达具有更好的临床结果[21]。目前认为,在临床研究中,靶向治疗的对象应该是那些预后可能不良的初发AML病例。
2.3 靶向治疗的时机 临床上通常将AML治疗分为诱导、巩固和缓解后治疗。临床研究表明,把针对表观遗传学调控的靶向药物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结果比单一用药效果更好。因此,已考虑将试验新药添加到主流的诱导方案当中来。多年来有关AML治疗的临床实践表明,尚无哪一种化疗方案更优于阿糖胞苷联合蒽环类药物的“7+3”经典方案的,所以应把该方案作为主要的诱导方案,新药可以添加于此或者作为单药评估其疗效。这样,纳入临床试验的初治患者将会接受其一进行治疗。
各种证据表明,诱导后残留的白血病细胞与治疗前的肿瘤细胞在生物学上是有区别的。因此,临床上重复应用同一治疗方案并不合理。研究表明,表观遗传学靶向治疗在AML完全缓解后或移植后,或可控制白血病克隆的演变。目前,多数靶向治疗药物是非细胞毒性的,对低负荷白血病而言,治疗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当然,还需要更多的AML患者参与到临床试验中来,进行新型药物的有效性验证。
2.4 靶向治疗的有效性评价 表观遗传学靶向治疗一般需要长达几周甚至几月的时间方显成效。此外,基于形态学和免疫表型的分析方法并不能有效评价靶向治疗的疗效。因而,可以凭借DNA甲基化特征、基因表达谱、高光谱测定法以及其他技术手段来做生物学标志的鉴定,通过生物学标志能充分预测疗效,并提高疾病监控能力。然而,在当前临床实践中,尚未能常规使用此类表观遗传学的生物学标志。
3 展望
随着对AML表观遗传修饰基因突变的认识的深入,人们发现表观遗传学在AML生物学发生中起着复杂而重要的作用。AML的表观遗传学靶向治疗策略已经改变了临床应用,AML患者的个体化靶向治疗将成为现实。然而,现实中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AML生物学和患者本身的高度异质性。只有通过创新性的临床试验、可靠的科学研究和医患的共同参与等努力,才可能真正实现AML患者的个体化治疗。
⒖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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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36例初诊AML患者,男21例,女15例,年龄15~63岁,中位年龄39岁;平均白细胞计数(WBC)为(11.5±8)×109/L,平均血红蛋白浓度(Hb)为(83±12.3)g/L,平均血小板计数(PLT) (48±15.7)×109/L,骨髓原始细胞比例(Marrow blast%)为(89±7)%;参照《血液病诊断及治疗标准》对所有病例进行细胞形态学、免疫学、细胞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MICM)检查,其中AML-M1 2例,AML-M2 8例,AML-M3 4例,AML-M4 11例,AML-M5 10例,AML-M7 1例。
1.2 PCR检测
按DNA提取试剂盒(购自TIANGEN)说明书操作。吸取与EDTA抗凝剂混合的骨髓液200 μL,加入20 μL蛋白酶K,混匀。加200 μL缓冲液GB,充分混匀,于56℃恒温水浴箱放置10 min以上,必要时延长时间使溶液变清亮。加500 μL无水乙醇吹打混匀,若液体黏稠,可再加无水乙醇200 μL,此时可能见到絮状沉淀。将吸附柱CB3放入收集管并编号,12 000 rpm离心1 min,若观察到吸附柱堵塞,可将堵塞物吸出后再离心。弃掉收集管中的废液,将吸附柱放回收集管,加入500 μL缓冲液GD,12 000 rpm离心1 min,弃掉收集管中的废液。吸附柱放回收集管,加入700 μL漂洗液PW,12 000 rpm离心1 min,丢弃废液后吸附柱放入收集管。加500 μL漂洗液PW,12 000 rpm离心30 s,丢弃废液后吸附柱放入收集管。12 000 rpm离心2 min,倒掉废液。吸附柱转移至干净的离心管,向吸附膜中间位置悬空滴加100 μL去离子水,室温放置2~5 min,12 000 rpm离心2 min,将溶液收集到离心管,作为FLT3-ITD扩增的DNA模板。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合成,FLT3-ITD的上游引物5'-GCAATTTAGGTATGAAAGCCAGC-3',下游引物5'-CTTTCAGCATTTTGACGGCAACC-3'。反应体系为上、下游引物各1 μL,DNA模板2 μL,PCRmix10 μL(购自Takara公司)。PCR反应条件:94℃ 6 min,56℃ 1 min,72℃10 min,共30个循环。制作2%琼脂糖凝胶,吸取PCR产物5 μL,凝胶成像系统中拍照,判读结果。
1.3 流式细胞术
免疫表型标记单克隆抗体CD7、CD117、CD33、CD34、CD38、cyMPO、CD13、CD36、CD56、CD11b、CD19、 CD16、CD14、CD64、CD25、CD122、CD132等试剂均为美国BD公司产品。①膜抗原检测:各色荧光单克隆抗体加入流式管中,加入上述EDTA抗凝骨髓液500 μL。室温孵育20 min,加150 μL溶血素充分混匀,静置,待溶液透亮无絮状沉淀,加PBS 1 mL 1000 rpm离心5 min,弃上清。加500 μL PBS后上机检测。②胞浆抗原检测:500 μL骨髓液与100 μL固定液孵育20 min,加PBS 1 mL1000 rpm离心5 min,弃上清,加100 μL破膜剂混匀静置观察溶液透亮后,加PBS 1 mL 1000 rpm离心5 min,弃上清,加搭配好的各色单克隆抗体,常温、避光孵育20 min,加PBS 1 mL1000 rpm离心5 min,弃上清,加500 μL PBS上流式细胞仪检测。③单克隆抗体表达大于同型对照的20%为阳性。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软件16.0进行统计学分析,描述偏态分布资料为中位数(Median),描述正态分布资料为均数±标准差(x±s)。Wilcoxon rank sum test进行两样本间假设检验,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法进行两样本率的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CD25在36例AML患者中的表达结果
表达CD25的骨髓原始细胞占总骨髓原始细胞百分比>20%共5例,全组CD25+表达率为13.89%(5/36)。CD25分别在AML-M2组表达率为12.5%(1/8)、AML-M4组为18.18%(2/11)、AML-M5组为20%(2/10),余组未检测到CD25表达。Fisher精确概率法检验,CD25+表达率在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CD25与36例AML患者免疫表型的相关性
表达CD7、CD117、CD33、CD34、CD38、cyMPO、CD13、 CD36、CD56、CD11b、CD19、CD16、CD14、CD64、CD122、CD132单克隆抗体的骨髓原始细胞百分比在CD25+AML-M2组和CD25-AML-M2组间、CD25+AML-M4组和CD25-AML-M4组间、CD25+AML-M5组和CD25-AML-M5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36例AML患者均无CD122、CD132表达。
2.3 CD25与FLT3-ITD基因突变的相关性
PCR结果显示,FLT野生型条带只有一条,在310 pb附近,当FLT出现内部串联复制时,会在正常条带上方出现分子量大于FLT的条带(图1)。在36例AML患者中有7例伴随FLT3-ITD突变基因,FLT3-ITD的表达率为19.4%(7/36)。5例CD25+AML患者组中FLT3-ITD+者为3例,CD25+AML合并FLT3-ITD+率为60%(3/5),CD25+AML组与CD25-AML组比较,FLT3-ITD+表达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44)。
3讨论
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 病因不明确,治疗以化学治疗为主,70%~80%可以达到完全缓解,但多数患者常因疾病复发导致长期生存率仅30%~40%。根据FAB将AML分为7种亚型,其中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APL)是一种特殊类型,PML/RARα融合基因是其特征性表达基因分子,通过三氧化二砷及维甲酸联合靶向诱导细胞分化治疗,90%以上的患者可以获得治愈。AML免疫表型以表达MPO、CD117、CD13、CD33、CD15、CD64常见,约50%~60%的AML患者可以检测出异常核型,不同异常核型对AML患者预后有各自不同影响。随着分子遗传学技术的发展,发现了许多异常遗传分子,与白血病的发病和预后有深远的关系。AML合并AML1/ETO和CBFβ/MYH11融合基因时,对化学治疗敏感,预后较好,此外在合并有NPM1、CEBPα时预后也相对良好。当出现复杂核型、单倍体核型、MLL重排、C-KIT、DNM T3A和FLT3-ITD时,对AML预后存在不良影响。
有研究发现,CD25在BCR/ABL+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cell 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B-ALL)患者中呈高水平表达,在长期生存(overall survival,OS)分析方面,诊断为B-ALL伴BCR/ABL融合基因阳性的患者中,合并有CD25+患者的OS较CD25-患者中位OS明显缩短。因此,CD25作为B-ALL判断预后的新生物学指标,提示不良预后。
本研究对36例AML患者进行CD25抗体标记,运用流式细胞术检测抗体荧光,探讨CD25与AML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本组36例AML患者有5例表达CD25+,表达率为13.89%(5/36)。国外研究在大样本量(657例)的AML中检测CD25+表达率为13%,并在不同的骨髓细胞形态学阶段,即AML-M0~M7间均有表达,各个亚型间CD25+的表达率无明显差别,而CD11b常表达于CD25+AML,其余髓系免疫表型,如CD33、CD117、CD13、CD15、CD64与CD25相关性均无统计学意义。本实验收集到2例AML-M1、8例AML-M2、4例AML-M3、11例AML-M4、10例AML-M5、1例AML-M7,在AML-M1组、AML-M3组、AML-M7组内未检测到CD25的表达,在AML-M2组、AML-M4组和AML-M5组检测到并分析了CD25在各组间表达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提示CD25表达与髓系白血病细胞的不同细胞形态学停滞阶段无相关性;同时在各组内CD7、CD117、CD33、CD34、CD38、cyMPO、CD13、 CD36、CD56、CD19、CD16、CD14、CD64在CD25+和CD25-组间表达无统计学差异,说明CD25与常见的髓系免疫表型分子无明显相关性,对AML的诊断意义较低。与国外研究不同的是,本实验中CD11b在AML-M2组、AML-M4组和AML-M5组内的表达情况与CD25无明显相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本实验收集病例数较少有关,不能明确CD25在全部AML中的表达情况,需要扩大样本量以证明CD11b及其他髓系免疫表型在CD25+AML中的表达情况。
有国外研究提出,CD25+AML中76%的患者合并FLT3-ITD突变。FLT的内部串联复制(ITDs)则形成FLT-ITD突变,翻译形成异常蛋白信号分子通过下游STAT5信号通路使细胞发生恶性增殖。FLT3-ITD突变在成人AML患者的发生率约为24%。PCR检测本组AML患者中有7例FLT3-ITD+,FLT3-ITD+的表达率为19.4%(7/36)。CD25+AML组中FLT3-ITD+表达率为60%(3/5),FLT3-ITD+在CD25+AML组CD25-AML组的表达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CD25+AML患者合并FLT3-ITD基因突变率较高。AML合并FLT3-ITD突变时提示疾病预后不良。有研究显示,CD25+FLT3-ITD+AML患者中位无复发生存(relapse free survival,RFS)时间为6个月,较CD25-FLT3-ITD+AML患者中位RFS时间(38个月)明显缩短,而CD25+FLT3-ITD-和CD25-FLT3-ITD-AML患者的中位RFS时间分别为28、47个月;在FLT3-ITD+AML患者的长期生存(overall survival,OS)分析中,CD25+组的中位OS时间为8个月,较CD25-组25个月的中位OS时间明显缩短。因此,AML患者合并有FLT3-ITD和CD25表达时,疾病复发时间和长期生存时间均缩短,CD25是AML不良预后的潜在指标,但CD25对AML预后影响的独立性,仍需要进一步明确。
虽然CD122、CD132在36例AML中未见表达,提示IL-2不能通过受体直接对髓系白血病细胞发挥生理作用,但IL-15可以通过与IL-2Rα有相似空间结构的IL-15Rα分别与IL-2Rβ、IL-2Rγ组成受体,替代IL-2激活Jak-STAT、MAP激酶和磷酸酰肌醇-3-激酶途径,从而对细胞发挥增殖调节作用。FLT3-ITD蛋白常通过STAT5信号通路使细胞发生恶性增殖,从而诱发白血病。目前IL-2R的Jak-STAT信号传导途径与FLT3-ITD蛋白下游STAT5信号通路之间的关系尚未明确,需要深层次的基础性研究来解释。在相关临床研究中,已证实CD25对AML患者的预后存在潜在不良影响,因此明确CD25与AML的相关性有一定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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