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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拓展 海外客源市场 发展战略 旅游产业 金华
一、引言
金华市地处浙江中西部金衢盆地内,流淌了2300多年的历史。现辖婺城和金东两区、兰溪、义乌、东阳、永康四市、武义、浦江、磐安三县,面积1.09万km2,人口440万。金华自古以来就有“小邹鲁”之称。民营经济与专业化市场发达。2001年,已挤身“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行列。2006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浙江省政府把金华纳入省 “三个旅游副中心”之一来培育。然而,面对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金华的旅游如何上规模、上水平,创品牌、出精品,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是摆在金华人面前的难题。本文试图从金华旅游产业自身的发展条件、特点、发展的基础、现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等方面进行分析,探索具有区域针对性的旅游发展战略,并就金华在开发国内旅游市场的同时,如何拓展海外市场方面,从产品开发举措、市场营销举措和发展支撑举措等角度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旨在进一步提升金华旅游产业地位,提高金华旅游产业的整体水平。
二、金华旅游业发展条件
1.丰富而特殊的旅游资源
金华地处金衢盆地,地貌类型丰富多样,自然景观丰富多彩。有双龙4A级景区为代表的岩溶地貌、永康方岩国家级景区为代表的丹霞地貌、以浦江仙华山为代表的火成地貌,独特的山林石水景观达300多处。
金华历史悠久,文化积淀较为深厚,人文古迹众多。金华市区侍王府、东阳的卢宅、兰溪的诸葛八卦村、武义的俞源星象村、浦江的江南第一家等十个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和几十个省、市级文保单位。
金华民俗风情多姿多彩独具特色。有金华的斗牛、水康方岩的庙会、各县市都盛行的板灯舞、极具地方风韵的婺剧、道情等地方戏曲文化等等。金华还是“黄大仙”文化的发样地。
金华是闻名中外的“火腿之乡”、“佛手之乡”、“茶花之乡”、“兰花之乡”、“草莓之乡”、“香菇之乡”、“中药材之乡”、“木雕之乡”、“五金之乡”、“水晶之乡”、“挂锁之乡”、“书画之乡”等,物产丰饶。
横店影视城等人造景观和主题公园、义乌等专业化市场和博览会等地方品牌节庆的建设发展,极大丰富了金华区域特色旅游资源。
2.良好的交通区位
金华地处我国东南沿海铁路大动脉――浙赣线上,有金温铁路、金千铁路,杭金衢、金丽温、金甬、金椒、金干黄高速公路等交汇。形成金华到上海3小时,金华到杭州1.5小时便捷交通。
3.活跃的“市场”经济
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永康的五金市场、磐安的药材市场、浦江的水晶市场、东阳的木雕市场、服装市场等,推动了商务旅游、会展旅游的发展。
4.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
政府努力发挥主导功能,把旅游产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和支柱产业来抓。
三、旅游发展的现状
1.旅游经济总量较快增长,产业比重进一步加大
2006年旅游总收入143.03亿元,相当于全市GDP的8.93%。旅游业已经成为金华三产的重点行业、国民经济重要的增长点。
2.在全省的旅游地位开始凸现
旅游接待能力从“八五”期末的全省第七位跃居目前全省第三位。
3.民间投资已成主体
政府、企业和民间闲散资金“八仙过海”,各竞其强,形成多元投资体制。
4.旅游产业存在的问题
(1)旅游资源开发的数量多,种类丰,但水平低,缺乏拳头产品。
(2)旅游产品主要以观光为主,而休闲、度假的产品少,产品结构不尽合理。
(3)区内外旅游资源共享度差,分工协作体系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旅游辐射网络化水平低。
(4)缺乏区域旅游促销的系统性和整体联动性。
(5)金华旅游大环境建设滞后
金华的旅游大环境,包括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旅游规划、旅游发展的要求相比,距离太大,整个区域的环保不力,外来客人旅游购物场所缺乏。
(6)金华所辖各地的景点小而分散,内部景点之间的交通联系亟待改善。
(7)旅游业起步晚,从业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
四、金华旅游产业发展战略
1.实施区域合作联动战略
根据旅游活动自身的开放特征,金华市所处浙江腹地的中心地理位置,金华市所拥有的旅游资源的数量、特色和品位以及与周边地区的竞争关系,金华市目前已经形成的客源市场特点等,有效地建立起区域联合的基本框架。实施区域联动战略,应该成为金华旅游发展的基本战略。
(1)首先是在本区域内实现产业联合,使金华市旅游接待能力、旅游吸引力、旅游交通力、社会承载力融为一体,形成对外极具竞争力的旅游产品。
(2)在区域内实现区域联合,以形成金华市为核心,以其他市县为支点的产业布局架构,形成在区域范围内形象突出、特色突出的区域性较为完整的产品体系。
(3)实行跨区域联合,特别是与周边地区,如上海、苏南、皖南、江西、福建等地区,形成产品互补、市场互补,在更大的范围内完成金华旅游产品的市场辐射。
2.实施旅游产品的特色精品战略
实施旅游产品的特色精品战略,其根本目的是提高金华旅游产品的辐射能力和竞争能力。金华目前旅游产品的开发与建设仍处在一个起步的基础性、粗放型经营阶段。从长远来看,金华旅游产品存在着进一步提升品位的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因此,在旅游产品开发战略上,近期应着力挖掘现有产品的文化内涵,增加产品可持续经营的竞争能力。金华的旅游必须培育自己的拳头产品,打造名品、形成精品必将是金华旅游的战略出路。
3.实施旅游产品营销的差异定位和捆绑组合战略
确定主打产品,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可将金华旅游产品作为周边地区旅游产品的价值延伸予以捆绑组合;面对不同的产品特点和市场,选择的促销方式、传播媒介、促销渠道,采用捆绑组合的促销,注重区域联合促销。
4.借商促旅,商旅联动战略
利用义乌、永康等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知名度,精心构建具有自身区域特色的购物旅游产品,使之成为金华旅游宣传的窗口和闪亮点,借商促旅,商旅互动,整体带动一地经济的全面发展。
5.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实施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一定的机制,引导旅游开发的方向,尽可能避免重复性和低层次的旅游开发,加强旅游大环境的管理与营造,确保旅游发展良好的环境基础,这必须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在旅游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建立良好的旅游产业运行环境。
五、金华海外旅游客源市场的拓展
1.金华入境旅游状况
2006年接待入境旅游达35.57万多人次,居全省第四。旅游外汇收入1.92亿美元,仅决于杭、甬,居全省第三。
入境旅游占比不是很大,但入境旅游发展潜力大,势头好,金华作为浙江省旅游副中心的地位有所显现。购物是义乌吸引入境游客最主要的动机。节庆的举办是造成金华市入境旅游人次跃升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
2.海外客源市场拓展的举措
(1)产品开发举措
①重视并积极加盟“新江南秀丽山水线”的产品开发。
②充分利用义乌国际小商品市场的知名度,开发和经营“义乌休闲购物游”和“商务游”、“会展旅游”产品。
③继续打好“黄大仙”牌,做“仙乡觅踪朝圣”游的文章,扩大金华在港澳及东南亚国家及地区的知名度。
④积极主动接轨长三角,嫁接沪苏杭大华东线,做延伸服务。
(2)海外客源市场拓展的营销举措
①市场的定位。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南方市场应以港澳及东南亚国家为主体,北方市场以韩国为主体,其次是日本、俄罗斯等。欧洲和北美市场客源主要通过延伸杭州、上海以及长三角的其他城市来获得,近期对这些远程的市场主要是进行宣传,增进了解。
②进一步加强与杭州、上海等长三角主要旅游城市的国际旅行社合作。
③金华应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浙江游”各项旅游宣传与促销活动。
④金华作为“新江南”线上的“点”,应积极参与省局组织的海外形象宣传活动。通过大宣传,加深业者和消费者对浙江“新江南”旅游线的认知,利用海外媒体,联动当地旅游协会、航空公司等为线路做配套宣传,及时发送相关旅游咨询。
(3)建立和完善旅游业发展支撑体系的举措
①从文化品位、文明风尚、环保、市容、服务、管理等方面改善金华旅游的整体环境。加强旅行社、涉外饭店、旅游区(点)、定点商场、娱乐场所和导游人员的服务规范管理,用行业标准规范市场,增强自身竞争的能力。
②加快金华旅游信息系统的建设,并使之纳入全省旅游信息中心。充分利用浙江旅游网,通过网络把旅游主管部门、相关政府部门、旅游企业、旅游资源、旅游产品与海内外游客连接起来,为游客提供信息咨询与预订,为实现网上促销、网上统计、网上分析提供方便,实现信息资源高度共享。
③积极努力,争取在义乌机场增设更多的国际间和地区间的航线。利用近年来义乌小商品市场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市场带来的宣传效应、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加强义乌与港澳及东南亚国家的联系,进一步改善义乌与境外间的交通条件,政府应积极努力,争取在义乌机场增设更多的国际间和地区间的航线。
④积极出台政策,努力为旅游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必须充分发挥旅游管理部门在入境旅游工作中的宏观指导作用,在抓好入境游的必要性、工作目标和实施方针、工作举措上达成共识;旅游部门要尽自己所能,努力与各相关部门如铁路、民航、质检、卫生等加强合作,加强区域旅游合作的政府作用,为市场开发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⑤金华市作为整个区域的中心,在城市的建设中要更多地体现其文化内涵,营造旅游城市的氛围。在目前的城市设计中,金华作为地处浙江中西部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整体城市文化气息和城市风格不典型,没有自己的城市风格和城市外观上的文化外显,城市绿地与美化工程以及空间休闲场所设施等都极大地制约着作为旅游城市的发展。从长远看,要吸引外地游客来金华旅游,必须重视地方民族文化与民俗风情的表达。我们应该整合各县市的土特产品、工艺美术品和特色旅游商品.把购物休闲等设施搞上去,全面提升金华的旅游产业。
参考文献:
[1]《金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5
[2]金华市统计2006
关键词: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双边投资协定;国家行为;非市场能力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3)07-0092-10
一、导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最新的《2010-2012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表明,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额652亿美元,投资数量虽然比2011年有所下降,但投资额却增长54%。其中,涉及私营部门的对外并购交易额增长171%,显示出私营部门在中国对外投资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不同于传统的对外投资模式,海外直接投资的原因、规律等特殊现象为FDI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样本,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FDI制度效应理论,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垄断优势理论(龙云安,2013)。从制度视角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更加合理地解释当今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特殊现象。张宏、王健(2009)、陈丽丽、林花(2011)等人做出了开创性工作,他们利用投资国区位选择模型,研究投资国制度质量或者两国制度差异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对制度变量进行假设推演时,把制度效应作为理论基础。阎大颖等(2009)从制度质量探讨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宗芳宇等(2012)从双边经贸制度展开研究,但没有系统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国制度效应。为了揭示投资国制度效应,必须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过程和内部作用机制来研究。FDI的区位选择过程反映了母国与投资国互补或匹配的选择性互动,彼此提供信息,分析投资流向,了解该国海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区位条件的偏好;了解该国海外直接投资对区位条件更加偏好的因素。两方面信息的互动过程就是FDI非市场因素作用机制的过程。所以,普适性经济规律和国别特征内部作用机制,决定了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同时也决定了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偏好和特性。然而,从制度视角来看,投资国制度环境影响FDI的区位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与特性。
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的作用机制。把影响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状况作为研究基础,采用回归模型分析,从国家行为和特殊的优势资源出发,研究投资国制度、个人关系网络、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调节作用,并通过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验证调节效应的显著性。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理论假设与分析
邓宁(Dunning,1977)认为制度是人为设计、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约束机制,是一种博弈规则。制度理论就是研究个体对各种规则的反映。中国企业在“赶超”战略基础上,构建海外直接投资的全球化体系,并以此作为企业国际投资战略的依据(Buckley,et al 2008)。本研究从国家行为对投资的影响机制和特殊的优势资源出发,提出非市场因素对海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理论假设并加以分析。
(一)国家行为的作用机制
李飞跃、林毅夫(2011)认为通过国家行为完善和影响市场机制,直接改变经济发展速度,改变经济发展的自然时序,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战略构想,通过“走出去”。加速中国经济国际化步伐。然而,海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前提是企业必须拥有“垄断优势”,而此时中国企业尚不具备这种垄断优势和跨国运营经验。裴长洪、郑文(2011)认为,中国企业完全不具备全球性主导能力以及重构全球生产链条的主动性。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它们并不是利用自己的垄断优势向海外自然扩张。也不是源于内驱动力而展开国际化经营,它们一般都是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采取被动措施。所以,国家行为中的超前战略,促成了海外直接投资加速发展,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海外直接投资的原始动因,也与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基本规律相悖。同时,叶广宇、黄怡芳(2010)认为,制度环境会直接影响企业战略选择和能力构建。DiMaggio,et al(1983)则认为,任何企业的存在都必须从所处社会制度来取得合法性,所以,尽管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个性化特征,但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企业组织结构和行为都必须具有同构性和集体理性。这些学者都一致认为,制度环境影响企业行为,通常来讲,同一制度环境下,群体内部企业同质性强。群体之间的企业异质性明显。
国家行为与市场竞争法则交互作用。Granovetter,M.(1985)认为,市场竞争法则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起到筛选作用,然而,不同的国别制度作为企业运营重要的外部规则,仍然直接影响企业行为。市场竞争法则决定了企业成长方式、战略框架和资源结构,从根本上限制了企业行为。Tan,D,and Meyer,K.E(2010)认为,发达国家作为FDI的主要来源国,基于完全市场机制,政府一般不干预企业的经济行为。在健全的法律制度下,通过完善的产权保护机制和充分的市场竞争,企业完全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而且把战略重心始终放在积累竞争性资源和提高核心竞争力上。Peng et al(2000)认为,企业通过积累技术、管理知识与品牌等战略资源来获得生存与成长,在自由市场环境中公平竞争。这种制度环境较少受到国家行为的干预,能够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累积和培育自身企业优势,以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为内核,逐渐形成国际化扩张的企业所有权优势。
中国企业成功应用国家行为和市场法则,找到了获取资源的特殊途径。阎大颖等(2009)认为,中国的制度环境和市场化程度都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市场规则的透明度差、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在这种差距下,中国企业逐渐形成了获取资源和能力的特殊途径,也就是中国企业特有的非市场能力,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市场能力的缺陷。在特殊的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彰显出非市场能力的优势,灵活应对制度的不透明和复杂的商业环境,并运用个人和制度的力量来处理好各种商业关系。叶广宇等(2010)认为,当中国企业在投资国遇到类似的制度环境,他们能够快速复制国内经验,非常自如地运用非市场能力成功应对。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尽管缺乏所有权优势,但在制度环境相近的国家。却有着自身特殊的资源和能力,所以中国目前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向一般属于制度环境与我国相近的国家和地区。如果以制度环境质量为标准,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聚类群,制度环境相对较差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它们一般经济水平较低,法律制度不健全;而制度环境相对较好的国家为发达国家,它们经济水平高,法律制度健全。全球范围来看,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在制度选择上缺乏连续性,然而,在聚类群内部,其连续性又表现简单。为此,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假设:
假设1:投资国的制度环境越差,中国越偏好于对这些国家直接投资。
(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机制
中国千年儒商文化和特殊制度环境,形成了非制度性约束机制,在商业运作中,中国企业通过“关系资源”等非正式机制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由于关系资源是以家庭为中心,通过逐渐培养和拓展家庭成员的外部社会关系,构建起独有的个人关系网络。建立在关系网络基础上的商业联系,基于情感互信,逐渐培育企业特有的商业环境。企业通过长期的商业交往和特殊的商业友情,形成类似家庭关系的人脉资源,以此获得高度互信,在此基础上开展商业活动(Granovetter,1985)。中国企业就是在这种非正式制度作用机制下运行和发展(Peng andLuo,2000),这种非正式制度作用机制影响着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在不确定性增加和资产专属性背景下,企业海外投资行为和交易行为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关系来完成(Zhou et al,2008)。
可以看出,依赖个人关系网络来实现商业运作,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商业习惯,因此,它们的海外直接投资也必然会流向自身关系资源丰富的国家。所以假设:
假设2:在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中国企业拥有丰富的海外关系资源。
除此之外,中国与投资国签订的双边协定,也会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为了解决企业内生能力的不足,政府通过国家行为,签订多边或双边投资协定,为中国企业提供外部支撑,协助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
显然,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具有明显的所有权优势。中国企业应用这种特殊的所有权优势,把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和地区作为海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当然,作为外资企业,在制度不健全的国家投资,必然会承担更大的风险(Johanson,J.,and Vahlne,J.2009)。为此,政府会与投资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宗芳宇等(2012)认为:一般来讲,投资国制度越差,就越需要BIT来提供保护;在制度不健全国家,对中国企业投资进行保护,为中国企业构筑一个良好的运营环境,使其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特有的所有权优势,进而将企业优势与政府支撑有机统一起来。因此假设:
假设3: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可以促进中国海外直接投资。
三、实证研究
(一)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取
为了深入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的作用机制,选择了《2011年度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近百个国家2004~2011年718个有效观测值为对象,其中发展中国家有效观测值512个,发达国家有效观测值206个。通过对各种观测值分类研究,在建立回归分析模型前,把其中的部分变量确定为解释变量,把其他部分确定为控制变量。
首先,将投资国制度环境、海外关系网络以及双边投资协定等非市场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投资国制度环境主要包括话语权与问责、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法律制度与遏制腐败等分类指标群,本次研究把法律制度作为测度投资国制度质量的指标;把海外华侨数量作为测度海外关系网络的指标;把中国政府同投资国政府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作为投资保护体系指标,意在鼓励、促进和保护两国投资。
其次,选择六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由投资国GDP测度市场规模;用人均国民收入测度生产要素成本;以自然资源丰裕程度测度自然资源禀赋度:用投资国高科技产品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测度投资国知识资源储备;用首都至首都的地理距离测度两国间的地理距离;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国别类型,与不同类型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可以促进海外直接投资。
(二)回归分析模型
通过研究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确定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分析模型:
OFDIu=α+Varuβ1+Con varuβ2+εu
式中OFDIu表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在第i个国家的年度流量,α为常数项,Varu为自变量,即解释变量,包括第t年在i国的制度质量、华裔人口数量、是否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向量Con varu为控制变量,包括在第t年i国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知识资源储备量和资源禀赋度等变量,同时还包括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和国别类型。εu为扰动项。
(三)分析与结论
1.数据处理和模型回归。
尽管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明显不同于发达国家,在数据处理和模型回归的具体过程中,通过对变量固定效应回归检验,结果均通过了F检验。但应用LSDV方法作进一步验证时,结果大多数个体虚拟变量均不显著,样本国家中,仅有17个国家显著。鉴于此,使用混合回归模型分析,“所有个体虚拟变量都为0”这一假设符合逻辑。然而。固定效应模型却无法验证第二个假设,因为自变量“海外华侨人口数量”作为“关系网络”的测度值,以及空间距离上的时间维度变化为零,而且在进行固定效应回归时,STATA却自动删除了这两个变量,因而无法反映关系网络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效应,因此,采用混合回归模型来验证核心自变量“关系网络”。同时,把分析样本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聚类群,分别进行回归,这样可以对上述全样本混合回归的缺陷进行完善。由于制度环境在两个聚类群内部差异并不明显,所以,可以不考虑对子样本进行固定效应回归,而直接选择混合回归方法。
在实证过程中,应用了“OLS+聚类稳健标准差’’估计方法,以确保回归系数和标准差估计不出现偏差,保持一致性,而且确保估计结果更加稳健。通过回归,各变量的VIF值均不超过10,因此,模型中没有出现多种共线性问题。而且,中国向各投资国直接投资的数量不大、时间较短,对投资国经济发展没有太大的推动作用,也不足以改变投资国制度,所以回归模型尚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基于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以及具体情况,在样本年份加入投资国通货膨胀率、中国外汇汇率、进出口总额等变量,再进行分析,结果通胀率和外汇汇率并不显著。然而,变量进出口总额较为显著,与投资国GDP高度相关,偏相关系数为0.8447。可能导致多重共线性。但是在模型中加入变量进出口总额后,即使VIF值在10以下,但其他变量以及模型的VIF均值都明显增大,而且核心控制变量GDP在模型中变得不显著,甚至完全相反,所以在研究中不再考虑这一变量。
2.相关性检验与分析。
通过矩阵分析各变量的相关系数(见表1),除少数变量外,多数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显著。而且,从相关系数矩阵发现,制度变量与预期存在差异,海外关系网络和双边关系与预期基本一致。
应用回归模型分析发展中国家聚类群的子样本(见表2),结果发现,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为负相关,投资国制度环境的显著性水平小于10%,表明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越差,对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吸引力越大,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1的正确性。然而,在回归分析发达国家子样本时,尽管投资国制度环境的显著性水平也小于10%,但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则也呈负相关,表明即使发达国家制度环境好,但对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并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这也正好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应用同归模型分析全样本,结果发现投资国的制度优劣系数与预期一致,这一结果表明与假设1基本相同。而且还意味着,中国企业并没有遵循投资国制度质量的优劣,保证海外直接投资的连续性。不过,通过考察其他变量后,发现发达国家自然资源子样本的显著性十分明显,满足了显著性检验1%的水平。然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子样本中,显著性检验值虽然大于零,但并没满足显著性检验要求。这表明,很多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是寻求自然资源,因此,这一现象严重影响了连续性检验的测度,使投资国制度质量在全样本的回归验证中表现为负相关。其实从客观现实来看,在样本年问,中国国内宏观经济严重依赖外部资源,确实急需构建稳定的外部资源供应体系。然而,中国企业为获取更多的自然资源,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可由于缺乏规模效应,投产严重滞后于投资时限,没有能够快速获得国内急需的自然资源。为此,中国企业,尤其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改变海外投资战略,选择了市场供给充分、技术成熟的工业化国家直接投资,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国家以及欧洲国家。实际上,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4%,其中西欧市场是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并购的最主要目的国市场,欧洲许多成熟的原材料企业,矿企成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选择,中国国有企业占绝大多数比例,不过私营企业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不过,在回归分析中,分别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内部,都明显存在负向线性关系,表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制度质量的优劣,没有连续性负向关系,证明中国企业目前还是较多地偏好于制度质量较差的发展中国家。这也相悖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然而,对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这一特殊现象,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证明。张建红、海柯·艾伯斯等(2010)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流量分析后发现,投资国制度环境对外资具有负向影响效应,尤其是海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五个指标显著性十分明显;Luo,Y.D.,&Tung,R.L.(2007)也认为,一般来讲,投资国制度质量越差,该国资源就越丰富,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越具有吸引力。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发达国家是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因为,他们具有发展中国家缺失的经济实力和先进技术,也就是他们的垄断优势,按此逻辑,海外直接投资就遵循着一种自然、顺向的投资轨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作为中等发达国家。海外直接投资既有顺向流动,即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也有逆向流动,即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从资本流动基本规律来看,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更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与逆向资本流动相比,更具有正向优势势能差。一般来讲,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的国家,也就是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可以获得更大的优势势能差。
在回归模型分析中,变量“海外关系网络”检验值为正,而且在发达国家模型与全样本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达到5%。表明中国企业还是倾向于海外关系网络最好的国家投资。从世界范围来看,变量“海外关系网络”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假设2一致。其实,模型检验出变量“海外关系网络”在空间距离上不显著,符合Johanson and Vahlne(2009)的研究成果,他认为随着交通通信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际化运营经验日益丰富、全球化进程对各国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不断推动,缺乏“海外关系网络”所导致的“外部者劣势”(Liability of Outsidership)已经严重阻碍了企业全球化进程,并不是文化距离所形成的“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他的结论同时也证明了“海外关系网络”在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意义,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商业文明的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也显示出经济全球化对企业国际化影响的新特征。
在回归模型分析中,变量“双边投资协定”的检验值为正,与预期一致,而且只在发展中国家聚类群的子样本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尚不能确定双边投资协定是否促进了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但是,在回归分析中,选择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回归检验,得出变量“双边投资协定”的显著性水平为5%,呈现正相关关系,表明与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可以促进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与假设3一致。
现实来看,选择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发达国家在海外直接投资时,也是采用同样的方式。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海外直接投资的制度环境要求上,都需要法律透明、制度稳定,这完全符合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
四、结论与对策
通过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机制,使中国企业逐渐形成了自身独有的非市场能力和非市场战略,因此,与传统的对外投资路径比较,很多中国企业通常并不完全是首先培养所有权优势和垄断优势,而是充分发挥非市场能力,选择中国企业特有的海外直接投资路径,较多地倾向于直接投资到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为此,中国政府应当加大“走出去”战略的政策支持,充分发挥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正向效应,积极推动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
其次,考虑个人关系网络的重要意义,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一般都选择海外华人密集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构建互信关系网络,减少市场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为此,政府必须积极营造稳定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环境,与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互信的国际氛围,建立完善的投资保障体系,帮助中国企业减少对个人关系网络的过分依赖,从而降低风险。
[论文摘要] 面对海外零售企业的进入,国内零售市场的竞争将日益加剧,国内零售企业在坚守本土市场的同时,走出国门以求更宽松的生存空间是迟早的事。本文对零售企业在海外扩张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随着加入WTO,国内有关分销领域限制逐步取消,海外实力强大的零售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面对海外零售企业的进入,国内零售市场的竞争将日益加剧,国内零售企业在坚守本土市场的同时,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扩张以求更宽松的生存空间是迟早的事。近些年,国内少数零售企业也开始进行海外扩张,但由于种种原因,致使海外拓展之路付出了巨大代价。那么零售企业在海外扩张中,究竟应注意哪些问题呢?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一、充分认识海外市场,选准东道国
零售业的跨国经营往往比制造业的跨国经营更复杂、更困难,因此,在决定是否进入海外市场时,必须进行充分的分析与论证。这是进行海外扩张的第一步。世界零售巨头都特别重视海外市场调研工作。如沃尔玛每进入一个外国市场,都要对该国各个方面的情况进行全面了解,以确定是否适合自己的发展。为进入中国市场,沃尔玛曾经进行了长达6年的准备工作,1992年7月,沃尔玛获得进入中国的许可证后,没有立即全面扩张,而是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专门从事中国市场的调查工作,这些都为沃尔玛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反,那些进入海外市场后出现失利局面的企业,往往都是事先对国际市场研究不足所致。如,我国第一个开拓海外市场(俄罗斯市场)的零售企业天客隆,在走出国门之前,虽然有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但天客隆集团在投资俄罗斯之前并没有认真研究当地的投资环境、市场行情、风俗习惯、消费心理和政策法规等。导致天客隆海外拓展之路付出了巨大代价。显然,对于国际化经验不多的中国零售企业而言,在海外扩张前,应进行长期周密的全方位投资环境的调研分析,将拟投资国的社会环境因素(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地理气候、基础设施等)、人口因素、竞争因素等研究清楚,方可开始投资行动,以免重蹈天客隆覆辙。
在对海外市场作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零售企业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可以介入的目标市场,即选准东道国。零售企业海外扩张可以看成是零售企业市场范围的地理扩大,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进入东道国的投资风险,大大降低海外扩张的成本,零售企业市场范围的地理扩大过程一般经历国内市场——国外邻近市场——国外其它市场这样几个发展阶段,许多跨国零售企业在海外扩张的地理路径选择过程中都遵循这样的规律。如在国际化初期,家乐福主要选取地理、文化、习俗与法国比较接近的海外市场(诸如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进行扩张,随后扩展到全欧洲、中南美洲和亚洲;美国沃尔玛首选墨西哥与加拿大;法国家乐福首选比利时、瑞士、意大利、西班牙;日本零售企业以亚洲沿海地区为主。这种优先开拓海外邻近市场的扩张战略在零售企业国际化的初期尤为明显。我国零售企业在东道国的选择上,可以选择地理、文化等因素与我国相近的国家和地区作为投资首选点,如亚洲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海外华人基础较好的地区。
二、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情况,确定恰当的进入方式
确定恰当的进入方式对于整体实力尚不强大的中国零售企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中国零售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是无法和沃尔玛这样的公司相比的,如同德国的投资失败,沃尔玛可以承受,对中国零售企业却可能是致命的打击。因此,在选择投资方式时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通常,零售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有机体式的扩展,即运用自己的资源从其他零售商处购买现有场地,或从零开始;二是收购,即通过出资加入一个已在正常经营的企业体系;三是合资经营,即寻找一个当地的合作伙伴共同投资建立一个合资企业;四是特许经营,即授予某个国家和地区特许经营权人经营权,签订协议。
由于各种海外扩张方式各有利弊,所以,零售企业应对所有可能的市场进入方式进行多项分析比较,即对控制力度、资源投入、所承担风险等方面进行分析,最终选择一种能使企业长期利益最大化的国际市场进入方式。这方面国际零售商的做法值得借鉴。沃尔玛在墨西哥和中国的投资,采用了合资方式;在加拿大、德国、韩国、英国采用的是收购方式;在阿根廷选择有机体式的扩展方式。瑞典宜家家居公司在邻近的欧洲国家,采取并购和有机增长方式;但为扩展亚洲市场,宜家在1975年首先以特许经销的方式进入香港市场;进入90年代以后,东欧市场成为宜家扩张的重点地区,在东欧就采取了并购方式进入。在当前情况下,中国零售企业由于资本和技术处于相对有限状态,因此,在确定具体扩张方式时,就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选择。初期可考虑以合资、特许经营和收购为主,当对东道国市场的适应性增强之后,再寻找时机过渡为独资经营。但无论选择哪种方式,都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扬长避短。
三、针对多变的海外市场环境,适时调整经营策略
零售企业在进行海外扩张时,即使是进行了周密的海外市场调研,进行了科学的海外市场选择、进入方式选择以及业态决策等,但进入海外市场以后依然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新情况,尤其是零售企业直接面临的消费者市场的流动性和变动性更大,这就要求零售企业对原有的策略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这是企业在海外市场长期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尽管不同的国际零售商有着不同的经营策略,但他们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都特别注意根据市场变化及时做出反应,以获得成功或尽可能减少失败的损失。沃尔玛在1994年进入巴西市场时,采取率先降价的方法与对手竞争,而家乐福与其他当地竞争者也相继降价,结果引起一场价格大战。沃尔玛出师不利,出现了亏损。在分析市场形势,看清市场需求之后,沃尔玛改变方针,从降价转向提高服务质量,加深销售产品的广度和深度。最终成功压倒了家乐福与当地的众多小竞争对手,巩固了在巴西市场中的地位。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沃尔玛最早把华东地区的上海作为主要目标市场,但与其合作者谈判失败。沃尔玛保持了高度的灵活性,很快与深圳国际投资公司合作,在深圳开设出中国的第一家店,自此沃尔玛以深圳为中心开始布局中国市场。
由此可见,中国零售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后,不应固守进入前计划好的策略,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经营决策,如地址选择、商品的组合策略、价格策略、服务策略、促销策略等。只有不断在新市场学习,不断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做好策略调整,才有可能在海外新市场获得持续性发展。当然,如果在东道国的零售网络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企业也可以从战略上考虑主动退出该市场,以便把有限的资源投入于其他更有利的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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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一个几千年来一向自视为天下之中央、拒国外商贾于千里之外的民族,已经走向世界,通过贸易与全球企业建立全新的关系。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将是一个意义无比重大但也非常痛苦的过程:从恢复自信开始,经过潜心学习,逐渐学会以世界公认的市场规则以及现代营销与沟通技巧与世界各地的消费者交往,在失败中获得真正的自信,直到赢得世人的尊重。
但从全球营销和品牌成长的角度看,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企业至少要回答三个问题:如何了解各地顾客的需要?以什么产品通过什么渠道满足他们的需要?如何在满足顾客需要的过程中动态地改善自身的资源能力以及与各地社会的融合度?与日韩企业不同,中国这一代企业的成长环境不是一个足够成熟的市场环境,而是一个政府强势主导的多级政府政策机会导向极为重要的博弈环境。在此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部分企业,其实在经营管理心智和经验方面,并没有足够的准备,以市场语言和相关操作手段,在海外市场上与顾客以及相关的产业链合作者进行有效的沟通。同时,非常遗憾的是,在过去的30年间,能够为中国企业提供营销品牌管理和运作支持的中国本土专业服务机构并未得到很好的发展,中国企业到现在还无法找到理想的能够进行长期战略合作的咨询与传播服务机构,为它们提供伙伴式的服务(或者说中国企业还没有学会与此类机构共存共荣)。因此,很多企业在走向海外市场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诸多挑战。
如何把顾客需要作为一切营销
乃至经营活动的核心
中国企业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将挖掘和理解顾客的需要作为所有营销活动的出发点?这原本是营销管理的基本出发点,但是坦率地说,在广告手段花样百出的中国市场,企业对于这个营销基础概念的理解和实践仍处在初级阶段。在每年30多万亿的GDP中,在理解顾客需求方面的市场研究费用支出,仅为区区的100亿,而且其中大部分由国际公司支出。很多企业在广告促销上大把花钱,却不愿意花钱了解顾客的需要是什么,顾客是否理解并喜欢它们的广告。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企业管理人员的很多假设,例如,“我自己就是顾客,我懂得他们想要什么”;或者,“最重要的是抓住政策机会,赶上了这样的机会,顾客需要总是可以满足的”。他们不相信营销学阐述的基本规律:理解客户是掌握市场的首要基础;也不知道顾客使用相同的产品有时完全出于不同的理由,包括超越功能的理由,比起功能性需要,消费者更看重情感和文化方面的需要。在错误观念的指导下,很多企业在走向海外市场时,可能在宏观层面上对市场机会做过评估,但是在产品和传播促销层面,多半是凭直觉运作。所以,中国企业需要在这一方面彻底转换自己的心智,真正以敬畏顾客、敬畏市场的方式,扎扎实实地研究各地的市场和顾客,并根据他们的需要恰当地调整市场营销策略。
在理解顾客需要的方法论层面,中国企业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在整体逻辑下的资料积累和分析的系统性和持续性,学会应用程序化的研究方法,探测各地消费者的内心世界。这也是很多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表现得比较弱的一个方面。但是国内市场资料的不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靠经营者个人的经验来弥补,但在国际市场上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很少听说中国的个人或者家庭消费品品牌在海外市场做得很好,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品牌难以了解海外个人消费者的深层次需要,尤其是一些与各地特殊的文化缠绕较紧密的消费观念。上海家化佰草集化妆品是一个例外,2008年在法国上市后,很快成为法国女性消费者的新宠,一些消费者在柜台无货可售的情况下居然愿意预付定金购买佰草集化妆品。事实上,上海家化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全面应用系统的市场研究方法。佰草集在法国取得成功,恰恰是上海家化前期做足了基本功,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消费者研究,最终找到了向法国女性解释中国传统植物养生概念的沟通方法,而不是简单地贴上中医药标签,生硬地兜售。
如何运用国际资源进行
产品创新和营销创新
产品的不断改进和创新是营销工作的一个中心环节。一些中国企业并购海外企业,其动机就是获得它们的产品研发和创新能力。这种带着明确的战略目标通过并购进行扩张的想法非常高明。的确,很多在不规则而快速变化的中国市场上成长起来的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很难为了建立长久的、可持续的竞争力进行研发,以至于它们完全无法从战略高度进行系统的技术开发,进而构筑重磅产品品牌。但是,当中国企业投入巨资购买了国外的研发团队,却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如何管理国外的研发人员。一位中国企业的老总诉苦说:“这些工程师,拿了那么高的薪水,就是没有责任心。他们从来不愿意加班,平时的工作我们也问不明白,效率太低了。”
这种由于文化观念的不同以及异地管理或语言沟通不畅而引发的整合协调问题同样出现在营销工作的其他环节。例如,在如何制定既符合总部品牌整体策略又能够照顾各个市场特殊需要的营销策略的问题上,在为各个市场的销售人员确定营销目标和相应的激励机制的问题上,都容易出现摩擦。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一些企业是受到鼓励的。但是,中国企业是否能够予以包容,并有能力动员各种资源并领导相关力量实现最终的目标呢?为了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中国企业让国外员工到中国总部参加培训。但是,除了培训之外,中国企业的员工如何理解并尊重外国员工的价值观,在此基础上与他们对话,增强互信,帮助他们理解中国企业的价值观和中国企业成功的经验,将有助于双方形成一种全新的中国跨国企业文化。唯有如此,中国企业才能恰当地使用国际化过程中获得的国际资源和营销力量。
如何融入当地社会成为优秀的企业公民
当今世界,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担当对于企业的品牌建设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回忆一下跨国公司的负面新闻在中国受到公众的关注程度,就不得不提醒正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务必要尊重各个市场的游戏规则,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责任担当活动,这对于一个企业在当地树立强有力的公众形象大有裨益。事实上,作为一个客人,在别人家里做一个好公民是很困难的。
例如,在目前国外市场上如何恰当地诠释自己的中国血统就需要精心考虑。最近商务部推出“中国制造,全球合作”的广告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思路。它以合作的语气告诉国际公众,中国企业只是全球产业链的一环,中国企业乐于并善于合作,并为全球消费者能够分享中国企业创造的价值而喜悦。根据我的经验,在初到别人家门口的时候,和平地释放善意,要比充满张力地单向陈述自己的主张(比如,“我们是诚信的”,“我们的产品质量一流”等)要好得多。
据海关统计,2015年一季度我国共出口手机2.74亿部,同比微增0.1%;出口额为270亿美元,同比增长22.9%。一季度,我国手机出口总体呈现量减价增的趋势,除2月出口量价齐升之外,其余两个月出口数量均下降超10个百分点,但出口额却同比增长。这表明一季度我国手机出口价格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对除北美外的重点市场出口表现不佳
一季度,我国手机对北美地区的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市场出口增长较为突出。对美国出口手机2918.75万部,同比增长31.6%,出口额为61.16亿美元,同比增长56.1%;对加拿大出口手机176.09万部,同比增长62.1%,出口额为4.13亿美元,同比增长102.5%。美元汇率的持续攀升和加拿大元的升值,应是我国对这两大市场出口增长明显的重要原因。
除北美市场之外,我国手机对其余重点市场出口均表现不佳。欧元汇率下跌,部分影响了我国手机对欧洲市场的出口。一季度,我国对欧洲出口手机2275.76万部,同比下降14.6%;出口额为35.73亿美元,同比仅增长1.8%。
在出口前5位国别市场中,我国对日本和韩国出口下降明显。一季度,我国对第3大国别市场韩国出口2400.38万部,同比下降44.8%,出口额为24.42亿美元,同比下降26.3%;对第5大市场日本出口562.22万部,同比下降24.4%,出口额为13.79亿美元,同比下降24.3%。
同时,美元汇率升值导致大多数新兴国家的货币相对贬值,加之这些新兴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削弱了我国手机对其出口的动力。一季度,我国手机对金砖国家及其他非洲、东盟等新兴国家市场的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对俄罗斯出口202.47万部,同比下降52%,出口额为1.65亿美元,同比下降60%;对印度出口630.6万部,同比下降18.7%,出口额为5.07亿美元,同比增长23.6%。
过去一年表现抢眼的非洲市场一季度也略显疲态:出口量为464.34万部,同比下降14.2%,比上年同期下降169.3个百分点;出口额为3.33亿美元,同比增长31.7%,比上年同期下降72.9个百分点。
一般贸易出口量近年来首次超过加工贸易
一季度,我国通过一般贸易方式出口手机量值为1.4亿部和60.06亿美元,分别增长19.9%和33.8%,远超手机出口量值平均增幅,且比2014年同期分别增长了3.5个百分点和5.6个百分点;占比分别达到51%和22.2%,相比2014年同期提升了8.4个百分点和1.8个百分点。手机一般贸易出口价格继续提升,一季度为每部43.03美元,同比增长11.6%。
通过加工贸易出口手机近年来首次低于一般贸易的出口数量,为1.31亿部,同比下降15.2%,占比为47.9%;出口额为207.71亿美元,同比增长21.2%,占比为76.9%。但加工贸易出口手机的单价同比有较大幅度增长,一季度为每部158.54美元,同比增长42.84%。加工贸易出口手机单价的提升,主要缘于美元的升值及苹果的新款手机在全球范围持续热销。这也是一季度我国手机出口呈现量减价增趋势的主要原因。
广东省手机出口仍排在第1位
广东仍是我国出口手机最多的省份,一季度出口量为1.59亿部,同比下降6.3%,占比为58.2%;出口额为101.49亿美元,同比增长7.8%,占比37.6%。排名第2位的河南省,一季度出口手机1946.74万部,同比增长20%,占比7.1%;出口额58.72亿美元,同比增长27.1%,占比21.8%。接着依次是上海、天津和山东。一季度北京出口手机量值继续下降,降幅分别达到75.6%和54.1%,已经跌出前5名。一季度重庆和陕西两省市出口增长异常迅猛,重庆出口手机量值增长均超过12倍,陕西出口手机量值增长均超过50倍。
企业集中度继续降低
一季度,我国共有715家企业出口手机,比上年同期增加72家,增幅为11.2%。出口额排名前10的企业占手机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6.7%,比2014年同期下降2.9个百分点。在所有715家手机出口企业中,民营企业519家,占比72.6%;外资企业142家,占比19.86%;国有企业54家,占比7.55%。
在出口额排名前15位的企业中,有5家是富士康代工企业。一季度,这5家企业的出口额占手机出口总额的34.5%,比2014年同期上升了3.6个百分点。两家三星的企业出口排名都进入了前5位,其出口额占手机出口总额的13%,比2014年同期下降了4个百分点。这也部分反映了全球最大的两家手机企业目前的市场现状。苹果新款手机热销导致其市场份额逐步增大,而三星正处于一个发展的调整期,其市场份额正受到苹果手机和来自中国的手机品牌的蚕食。
一季度,有2家自主品牌手机厂商出口排名进入前10,分别是排名第9的TCL和排名第10的中兴。一季度,中兴、华为、宇龙酷派、联想、TCL和小米手机的出口额累计占我国手机出口总额的7%,2014年同期几乎持平。一季度,我国自主品牌手机出口表现并不突出。
内需疲软倒逼中国企业争夺海外市场
市场研究机构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总体经济成长趋缓、电信营运商手机补贴政策未见明显提升,以及苹果新款手机持续热销,共同导致我国自主品牌手机在国内市场的需求疲软。
2015年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2.91亿部,同比下降9.2%。其中,自主品牌手机一季度出货量仅为1.06亿部,同比下降12.7%。此外,一季度国内市场智能手机销量达到9900万台,较上一季度下跌了5.6%。据工信部的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1月底,中国手机用户已经达到12.35亿,接近中国的人口总数,国内手机用户量的发展已经达到天花板。我国手机市场日渐饱和,用户增速的放缓开始倒逼各大厂商越来越注重海外市场的争夺。
华为公司有关负责人透露,华为荣耀手机已进入全球74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华为海外市场进展有些快,未来海外市场布局会进一步聚焦。小米也刚刚完成在印度的首场全球会,推出在海外的首款手机Mi4i手机。据了解,接下来还将在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开售小米本地化版本。TCL更是国产手机出海的缩影之一。TCL刚刚的2015年一季度业绩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其海外市场销量达1350万台,中国市场销量约为230万台。而最初便定位“放眼全球市场”的一加手机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一加手机销量突破了100万台,海外销量超过一半。
纵观各大手机厂商的出海版图,除了华为和TCL在欧洲市场、中兴在美国市场取得一定的市场份额外,大多数手机企业都是在欧美以外的亚非拉市场获得了较好的发展,尤其是在印度和东南亚市场。
自主品牌发展迅速,品牌鸿沟依然存在
我国自主品牌手机近几年发展迅速,成本优势使得自主品牌手机在价格战中比国际品牌更接地气。特别是国产手机凭借出色的性价比,正在向苹果、三星发起猛烈的攻势。但是,且不论销售额、利润率和全球化这几个国产手机较为弱势的指标,单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自主品牌手机与国际品牌手机的鸿沟也依然存在。
三星在屏幕、处理器、内存和电池等方面有着影响整个市场行业的供应链条,芯片方面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强。相比之下,国内手机商只能充当“装配工厂”的角色。而在国际化拓展上,除了专利上的匮乏之外,对国际市场水土不服、品牌议价能力不足等因素,都制约了国产手机“出海”。
据苹果公司最新财报显示,一季度苹果手机在中国市场的销量首次超过在美国市场的销量,中国成为苹果手机全球最大的市场。这进一步说明苹果在中国市场仍然拥有非常高的品牌价值。
但是,自在美国本土市场获取立足之地的那一天起,百事可乐一直没有放松对国际市场的争夺。百事可乐的国际化进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
1.起步期(1934-1949),就近拓展美洲市场。以1934年5月百事可乐加拿大公司成立为先导,先后拓展了古巴、墨西哥、玻多里哥等,至1943年基本完成在拉美国家的布局,并开始开拓英国、中东市场。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为1937年百事可乐国际公司成立, 自始,百事开始将国际业务独立出来,为国际化作好了组织准备。但是这一阶段仅具尝试性布点的意义,海外市场的规模对于公司微不足道。
2.快速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抢占“真空地带”。在完成初期布点后,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占领市场,在美国本土靠低价策略成为紧逼可口可乐的全美第二大饮料公司的同时,百事可乐以可口可乐暂时无暇顾及的“真空地带”为主战场,在苏联、东欧、中东、非洲等快速低成本扩张,产品迅速遍及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建立了200余家罐装厂,国际市场的销量增长了5倍,并在前苏联、委内瑞拉、中东部分国家获得优势地位。这一阶段的标志事件是1959年前苏联市场的成功开拓,从此百事可乐一直在前苏联市场垄断了26年。
3.全面扩张期(20世纪60-90年代初),在全球所有市场向可口可乐发动全面进攻。50年代的初步成功使百事可乐国际化的信心十足,开始追随可口可乐全面进入国际市场,并顺利进军印度、日本、中国等战略市场,产品遍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然而,这一时期,由于国际化经验相对不足,在各市场平均分配力量,且对营销的本土化重视不够,不但没有缩小与对手在国际化方面的差距,反而在前苏联、德国等重要市场获得惨败。这一阶段的标志事件是1985年前苏联市场的失手,至今在前苏联市场仍落后于可口可乐。
电商平台加快“出海”
近日,中国最大的网络零售商之一―京东商城宣布进军俄罗斯市场。而与京东商城一样,阿里巴巴、大龙网等诸多国内电商巨头也都纷纷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以求拓展新市场,进一步完善产业链。
以京东为首,京东商城在进军俄罗斯市场的第一步是开放俄语网页。同时,京东商城在俄与物流运营商SPSRExpress签署了合作协议,并准备与其他快递公司合作,发展自己的送货基地。根据京东商城的评估,在俄罗斯,网购仅占零售额的2%-3%,而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70%,市场潜力巨大。据预测,到2016年,俄罗斯网上销售额将超过160亿美元。
另一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不仅已在俄罗斯布局完毕,还瞄准了美国市场。不久前,阿里巴巴集团宣布斥资5600万美元购买美国母婴用品类电商Zulily的480万股A类股。至此,阿里巴巴已成为该企业最大的外国股东。在业界看来,阿里巴巴与Zulily联姻将带来双赢局面:一方面帮助阿里巴巴加快进军美国市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Zulily进入亚洲市场。
另一家中国电子商务公司大龙网也已在俄罗斯成立分公司,采取“仓储就近原则”建立中转站,让俄罗斯客户能够更加便捷地拿到货物。5月底,大龙网在莫斯科开设了第一家中国精品互动体验馆,开幕当天就有100多家国内数码电子商品制造商携产品来俄寻找买家,而大龙网每月也将组织两次中国品牌与当地零售商的见面会。
一份来自第三方市场研究机构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内147家电商平台中,有46%的商家已经开展了海外业务,34%的商家正在计划向海外市场进军,国内电商向海外开拓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
多重利好护航“出海”
艾媒咨询CEO张毅说,电商在国内的竞争已成“红海”,而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正成为中国电商着力开拓的“蓝海”。例如,2014年俄罗斯网购市场增长31%,交易额达7130亿卢布,但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不到2%,而在中国,网购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占比已突破10%,这无疑是海外电商平台进入俄罗斯市场的最佳机会。
不仅国外有市场,政策层面也有支持。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国内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开展对外贸易,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做大做强,从优化海关监管到提供财政金融支持,都给出了支持政策。
此外,本次出台的意见,还就规范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行为,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和加强多双边国际合作等方面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有利于解决目前一系列“灰色地带”问题,帮助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为跨境电商企业免除后顾之忧。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莫岱青指出,在中国外贸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国内电商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将形成新的外贸增长点,中小微企业借助电商平台参与全球贸易,有助于他们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中高端攀升,这与“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大方向完全契合。
支付与配送成关键
虽然国外有市场,政策有支持,中国电商在海外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想要在海外做大做强,也并非一帆风顺。
在美国市场,亚马逊和易贝仍然是电商行业的主导者,沃尔玛、百思买等大型零售商也已经在细分市场里占有一片天地。尽管网上交易额仅占美国消费总额的10%左右,但美国的电商市场已相当拥挤,中国电商虽然通过并购等形式进入,但要想拥有竞争力,体现差异化优势,并非易事。
此外,语言沟通、文化差异等也是问题。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莫岱青说,经营俄语版速卖通网站的工作人员大部分在杭州。这个仅20多人的团队不仅要负责网站维护,还要根据俄罗斯国情策划各种促销活动。目前,速卖通网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自动翻译的商品信息不够准确,因为大部分卖家不懂外语。无独有偶,进军巴西的中国电商也遇到了类似问题。中国电商的卖家大多只会英文交流,而不少巴西买家则只会葡萄牙语,不少巴西买家想通过中国电商购物,但因为语言不通只能放弃。
同时,业内人士坦言,中国电商要拓展海外业务,支付、配送等支撑体系是事关成败的关键。跨境购物流速度慢,无论对买家还是卖家都是痛。“以前这种跨境物流时间一般在45天左右,长一点的甚至需要90天。比如冬天买的衣服可能到春天甚至是夏天才能送到。”俄速通CEO于航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说。运送时间普遍较长的确是中国电商在拓展海外业务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充分听取参会代表的建议后,本届评选规则再次进行了合理微调,包括进一步细化保险公司、银行资产管理部、证券公司资产管理部、私募基金的票数、权重及可投票范围;其中,对私募基金获得投票权的门槛进行了合理微调。此外,“最佳海外市场”、“最佳新三板研究”奖项进一步明确了投票人范围;“最具潜力研究机构”规则调整为“机构中无分析师进入当年各研究领域的前五名,将这些机构的分析师所获得分加总后进行排名,总分最高者当选”。
7月下旬,本届评选投票人征集启动,在随后为期1个月的征集期内,新财富共收到近2200家机构1万多位机构投资者的申请信息,基本全面覆盖目前A股市场中上规模的主流投资机构。
按照已的《第十四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办法》,经券商研究机构推荐、机构投资者自荐和资格审核后,共有来自1100余家机构的4000多位机构投资者获得本届评选投票权,投票人数较2015年增长17%,增量主要来自于公募基金、保险资管、银行等主流投资机构。1100余家机构中,包括104家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42家银行、全部24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103家保险、88家证券公司、511家私募基金、37家信托公司、54家财务公司/大型集团资产管理公司、182家QFII/海外投资机构等,投票机构管理的资产规模合计超35万亿元(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