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否定观的科学内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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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辩证否定观的科学内涵范文

关键词:创造;精神培养;科学意识;独立思考

中图分类号:G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8-0030-01

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但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发展智力,丰富学生知识容量,锻炼学生技能技巧,而且对学生的未来成长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学生创造精神的培养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一、学生科学意识的培养

学生的创造精神是指树立科学发展观,热爱科学,参与科学,献身科学的心理品质。一个人不热爱科学,没有创新意识,缺乏不畏艰苦,坚忍不拔的公关意识和高尚的情操,要在科学领域有所突破是不可能的,科学意识和创造意识是紧密联系的。要在科学领域有所作为离不开创造精神;而创造精神又依赖于科学发展观的具体指导。因此,既要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也要培养学生的科学意识。

教师培养学生的科学意识,一要积极启蒙和正确引导学生的科学潜能、开创科学途径。在知识传授中,要适当留有问题悬念,引发学生积极思维,使学生在质疑、思考、感悟、探究中体验科学内涵,萌发科学灵感和创新机遇。同时,还要辅助于科幻读物‘科技实践、科技制作等,增强科学意识,体验科学的成就感/二是启迪学生热爱科学的人文精神。在创新中发现科学现象、探索科学奥秘’转化科学成果,是现代学校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寓科学教育于各科教学之中,潜移默化的将科学家、杰出人物不畏艰险、不屈不挠、勇于拼搏、勇于创新的人文精神和高尚情操展现揭示,以启迪学生、感染学生,使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献身科学,增强学生的科学人文关。

二、 学生创造个性的培养

创造个性是在创造活动中个人心理品质特征的反映。它包括好奇心与求知欲。独立性与自主性、勇于怀疑与富于冒险精神等。

教师培养学生的个性品质就要做到:

1、营造创造心理氛围,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教师要创设宽松、和谐、民主、安全的课堂教学环境,鼓励学生敢于发散思维、质疑提问,敢于否定教学内容,敢于否定教师观点,敢于对复杂现象和奇怪的事物发表不同见解。要解除束缚学生好奇心的心理障碍和清规戒律,抛弃封闭学生多向思维的条条框框,让学生在宽松平和的空间里打开想象闸门,奔放思维激流,积极发言,阐述见解,增强求知欲望,开启创造心灵。

2、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必须重视学生思考能力的培养。教师要关心观念,变革模式。大胆摒弃旧的传统教育模式的陈规陋习,消除求异思维中挫伤学生能力的发展、压抑学生独立思考的种种因素,教育和引导学生自主参与、独立思考、标新立异。

3、培养学生冒险精神。实践证明,如何一项发明创造和科学成就都要经历艰难曲折的反复试验、反复失败直至成功的漫长历程,其中不少项目不乏险象环生。在学生创造个性的培养中,一方面教师要鼓励学生敢于实践,敢于冒险,敢于拼搏,另一方面,对学生的实验,教师要亲自指导、科学推理、规范程序、规范操作,避免险情发生。

三、学生创造思维培养

创造思维是指主动地,创造的发现新事物,提出新见解,解决新问题的一种科学思维方式。要创新,既要有创新精神和创造个性,还要创造思维能力。可以说,创造思维能力是创新能力的核心,是人类智慧的核心。很多脍炙人口的艺术创作,如维纳斯的雕像,二泉映月的琴声,蒙娜丽莎的油画等,都是源于作者的创造思维。所以,创造思维还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资源。教师在教学中,必须重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与训练。

一是引发学生多角度思考。教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方位敏锐快捷的思考问题,以培养学生思维的流畅性。

二是打破心理定势。教师要引导学生在思考问题时克服惯性思维形成的心理定势,通过触类旁通、随机应变,收集新信息、研究新事物,发展思维的变通性。

三是消除从众心理。人们的思维可分为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求同思维容易使人们注重演绎,忽视归纳,盲目从众,唯师唯上,对群体压力不假思索,盲目屈从。求异 思维则是多种假设和构想中探求答案的一种科学思维方式。教师在教学中要积极提供,大胆创设启发学生求异思维的若干问题,以利于学生通过独立思考从多层面解决现实问题,同时,还要指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培养学生思维的求异性。

第2篇：辩证否定观的科学内涵范文

[关键词]藏传佛教哲学;心性论;缘起性空论;众生平等论;思想资源

当代中国哲学的丰富发展主要有两个根本性因素：一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社会实践，二是中外丰富的哲学思想。前者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活生生的经验材料，是取之不尽的源泉。但是，还需要吸取或借鉴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的哲学思想，其中藏传佛教哲学就是值得吸取的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弘扬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的原则和方法当代中国哲学弘扬藏传佛教哲学思想以发展自身，需要贯彻以下原则与方法。 （一）保持中国当代哲学的性质 所谓保持中国当代哲学的性质，是指中国当代哲学是在中国当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哲学形态，无论在其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不尽相同的特性。因此，弘扬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其中的一层含义就是吸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但是不要因为吸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就丢掉了中国当代哲学的自身的“当代性”。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中国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哲学思想，从而为丰富中华民族哲学思想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非常丰富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包括藏民族传统哲学思想。而藏民族传统哲学中，最为丰富的就是藏传佛教哲学思想。本文的主题就是弘扬藏传佛教哲学思想，以丰富发展当代中国哲学。 当代中国哲学与藏传佛教哲学有着种种差别，其差别主要表现在时代、形态和基本思想三个方面。所谓时代的差别，是指当代中国哲学是当代意义上对自然、社会和人生反思的哲学理论，而藏传佛教哲学主要是藏民族传统社会中的一种宗教哲学，二者在时代性上存在着重大差别。所谓形态方面的差别，是指当代中国哲学是一个以哲学为意识形态指导的一元和其他哲学多元发展的丰富多样性的哲学形态，包括元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道德哲学、历史哲学、军事哲学、科技哲学、生态哲学、哲学方法论，等等，且有着许多科学性的内涵。藏传佛教哲学虽然有着自身的理论体系，且有着不少合理的成分，但从理论形态上讲，较为单一，科学内涵亦较少。最后，就思想内涵而论，当代中国哲学有着不同于藏传佛教哲学的核心范畴和基本思想，有着许许多多的不同理论形态。在坚持当代中国哲学这些特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弘扬藏传佛教哲学有价值的成分，以丰富发展中国当代哲学。 （二）创造性转化 这里所述的创造性转化的内涵是指，将历史上形成和发展的藏传佛教哲学，通过一系列的加工制作功夫，使之不仅不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异质”，而且将其精华融入到当代中国哲学之中，使之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对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的弘扬，不能理解成范畴、思想理论的简单转移或直接嫁接。如不能把藏传佛教哲学中的“因缘”说成是当代中国哲学中的“矛盾”，不能将前者的“修行”看成是后者的“实践”，也不能将前者的因缘论、中道观直接变成后者的唯物辩证法，把前者的菩提心、大慈大悲思想变成后者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及把前者的众生平等变成后者的公平、正义，等等。那么我们如何吸取藏传佛教哲学思想“为我所用”呢？其首要前提是，只有藏传佛教哲学的精华才能被弘扬;其次是以当代中国哲学为理论主体和理论坐标，保持其自身理论的本质;再次是根据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需要，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要回答和解决的新的哲学问题，对藏传佛教哲学中的精华进行符合当代中国哲学思想本质的新的阐释和深入的分析论证，将其成为当代中国哲学血脉中的有机溶液。而且，应用现代哲学术语、范畴解释藏传佛教哲学思想，揭示其意义，还要同藏传佛教历史上的高僧大德进行心灵沟通，深切体悟其真谛，尤其要运用的辩证分析和历史主义的方法，对其进行全面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和评价。此外，根据加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理解过程就是解释者个人的“成见”和文本中保留的“传统”之间的辩证统一，解释者在理解中将自己产生的新见解置入传统，同时也分有传统中的基本“成见”，这种解释者与传统之间的“视界融合”便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因此，在吸取藏传佛教哲学思想过程中，我们应站在的立场，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对其有价值的成分进行精心提炼和改造，使其术语、思想观念得到符合当代中国哲学特征的现代性的阐释和转换。这样，藏传佛教哲学的合理成分便能有机地融铸于当代中国哲学之中，以凸显当代中国哲学的中国特色。 （三）当代中国哲学与藏传佛教哲学打通 这里所说的“打通”是指当代中国哲学与传统的藏传佛教哲学对接，只有对接才能实现二者之间的“对话”和视界融合，以此深入到藏传佛教哲学思想内部去探索其精微。所以，吸取藏传佛教哲学精华就要将当代中国哲学与藏传佛教哲学打通，这体现着当代中国哲学的兼容性，也体现藏传佛教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契合性。藏传佛教哲学是宗教哲学，它与当代中国哲学打通何以可能？与藏传佛教哲学打通，以吸取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精华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题中之义。这是因为：首先，当代中国哲学与藏传佛教哲学有打通的丰富内容，这是二者打通的前提条件。当代中国哲学既有丰富的内容，又有着向古今中外的各种哲学开放的通道，使其在开放状态中不断丰富发展自身，而藏传佛教哲学思想内容丰富，义理高深，而且又有着独特的思想理论，这为开放着的、需要发展的中国当代哲学提供难得的思想理论资源。当然，不能将其置之度外，吸取到当代中国哲学之中才是最为重要的。第二，藏传佛教哲学作为一种宗教哲学，具有神学特质，但是它所探讨的问题或抽象思辨的对象却是客观的宇宙、现实社会和现实的人生，因此我们可以透过其离世的神秘性去窥视在世的客观真实性的哲学内涵，从而成为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可资吸纳的因素。第三，当代中国哲学是民族性的。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哲学离不开民族性，而藏传佛教哲学是藏民族的哲学，而藏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所以吸取藏传佛教哲学的精华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民族属性使然。 （四）吸取藏传佛教哲学离不开正确的方法 黑格尔指出：“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够规范思想，指导思想去把握实质，并保持于实质中。”[1]（P.5）因此我们可以说，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为研究真正起到定向开路的作用，以此规范我们的研究思路，指导我们弘扬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的精华。这里所谓正确的方法最根本的就是扬弃，而所谓扬弃是指既克服又吸取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在创立一种新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时，就是运用扬弃的方法，吸取了人类一切哲学思想精华，主要是直接吸取了德国古代哲学中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及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剔除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思想和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神秘外壳，通过创造性转化创立了哲学。因此，在弘扬藏传佛教哲学时，需要克服以往那种错误地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切思想文化都是糟粕，统统都应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态度，而且特别要克服的是：认为藏传佛教是一种消极无为及危害社会的宗教神学，而对其丰富的哲学思想不屑一顾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所造成的后果不是对藏传佛教哲学精华的价值认同，而是价值分裂，从而完全将藏传佛教哲学思想拒斥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视野之外。因此，我们运用辩证否定的扬弃方法，在看到藏传佛教哲学中消极因素之时，充分弘扬其思想精华，以促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

二、对心性论的弘扬及其内在根据在藏传佛教哲学之中，心性论是值得当代中国哲学吸取的一个重要思想理论。 藏传佛教各派均对心性论进行了长期探讨，并且各派形成了自己的心性论思想特色，使之各领，大放异彩，尤其是宁玛派的心性论，更是以体、相、用为多元一体的理论特征显示其异常丰富性。藏传佛教心性论认为心性是众生的无任何执著的自心清净之本性，即佛心。心性不同于心识，因为后者是染净并存，而心性是清净无染的。心性杂染就是妄心，而妄心执外境为实有，这是生死轮回的根源。因此，需要通过“转依”的方式将心之杂染转化为心之清净，从而由轮回转化为涅。 藏传佛教主张在修行实践中对心性进行修养，其本质就是对心之调伏，以自正其心和自净其心，恢复本来清净的心性而涅成佛。自正其心和自净其心的根据在于，人心是人的眼、耳、鼻、舌、身五根之主，如果人心不正而散乱就使本心遮蔽污染，其危害犹如毒蛇猛兽。为此，就要“当自端心，正念求度”[2]（NO.0389），这就是要祛除贪欲、嗔恚等心理，以此解脱生死轮回之苦。人之欲望有善和不善（恶）两种，但众生执著于贪欲，并且是欲壑难填，由此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恶行。在自正其心、自净其心的修养过程中，运用缘生之法而体悟人无我和法无我之自性空，以此消除炽热的贪欲，凸显原本的心性而发大慈大悲的度众之善心，这就是菩提心，它是一种崇高的忘我利众的道德境界。 在经济主义盛行，人被物化的当代社会，出现了物欲膨胀，道德底线被突破，法律尊严被践踏，肆无忌惮地攫取自己的私利，严重危害国家和他人的利益的严重现象。而对治此种“恶德”之根本途径就是解决其隐藏于背后的深刻根源的心性，即破除贪之“恶心”，克服过分地名利追求，回归于善良的心灵。那种法律上的惩治，经济上的制裁是绝对必要的，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之恶行的人，被撤职、开出党籍、判刑，乃至处以死刑者有之，但是此类恶行屡禁不止，所以善良的心性的提倡和自身的修养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恶行的根治之本。因此，藏传佛教心性论不仅在思想理论上，而且在社会实践的层面上有着值得吸取的合理价值。 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心性问题。人类中心主义无视自然的生存权利的内在价值，肆意掠夺和破坏自然，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这种没有对自然担负起人类道德责任的行为，其深刻的根源仍在心性，这就是对自然物质性事物的贪心。所以，为了尽自己的“应当”的保护自然的道德责任，最深刻而终极的根源就是善良之爱心。这样，道德论也同样被追溯到深层次的、本原性的心性论，并且同社会、自然紧密联系起来，这样心性问题就是形上的本体论。其实，藏传佛教的佛性、心性就是博爱天下众生（人与动物，乃至自然环境）的善心。藏传佛教所说的自然万物都是心性的显现，这除了有着心性能认知万物的含义之外，又有着人们要对自然万物葆有自己的善心，使善心在万物中显现的思想。 因此，为了对治当代社会出现丢失善良心性的状况，回归和扩充善心，亟待加强当代中国哲学的心性理论的建设，这就充分说明当代中国哲学吸纳藏传佛教心性论思想精华有着重要的价值，而且还有使人们自正其心，行善去恶的重要实践意义。

三、对缘起性空论的弘扬及其学理分析藏传佛教缘起论揭示了宇宙万物的产生和变化是因缘的作用。因缘和合，即缘生，因缘分离，即缘灭，缘生缘灭就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生灭变化。当代中国所坚持的唯物辩证法理论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必然产生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从而使事物得以产生和变化发展。这样，当代中国哲学吸取藏传佛教缘起论的合理因素就有了理论上的契合点。 藏传佛教缘起论从内在和外在的视角对“因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因”是指构成事物的内在要素，即通常所说的内因，“缘”是指外在条件，即外因。当代中国所坚持的的唯物辩证法的内因和外因论是从“矛盾”意义上来分析阐释的，也就是说，内因就是内部矛盾，外因是外部矛盾。同时，藏传佛教把缘起和性空（空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探讨：缘起必然性空，性空即是缘起。这种缘起和性空同一观强调的是事物产生的原因和事物的构成都不是独立的、单一的要素，而是由彼此联系的多种原因和诸多要素所形成的一个复合体，而且任何事物都不是永恒存在的，而是有着生灭变化的，这就是宇宙万有（万物）的本质――性空，从而把事物的缘起理论同宇宙万有的本质有机统一起来。这与当代中国坚持的辩证法的实质就是联系和发展的理论不谋而合。 但是，藏传佛教将缘起的种类概括为十二因缘、四缘、六大缘起、四谛缘起和四重缘起等，从中一一揭示了各种事物生灭变化，从而使世界显现出多姿多彩、纷繁复杂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为了证明和使人们坚信缘起理论的真理性，藏传佛教论师们接过龙树大师的批判旗帜，深入地破除了自生、他生、自他合生、无因生等理论错误，对这些理论的探索和学理的批判凸显了缘起性空论的独特价值。 与缘起性空密切联系的是事物的性空之本质与生存之现象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藏传佛教哲学所着力揭示的。它认为既然性空是本质，那必然就有与此对立的现象。由此藏传佛教以中道观来解决这个极为重要的哲学问题。对此，格鲁派创立者宗喀巴大师提出了事物在本质上无自性而空，在现象上假立为有的著名命题。他还具体指出：“这里所说的过去事等既不是绝对没有，也不是有自性。其颠倒或虚妄之义即是缘起之义，而不是绝对无事之义。因此，如果承认诸法有自性者，即是说实事者或堕于有边。说诸法稍有者，就不是说实事者或者说有边者。同样的道理，如果说内外一切法，以作用一切使空无无事者，即是说无事或堕于无边。对于诸法说无自性者，就不是堕无边者。”[3]（P.586）这就深刻地揭示了事物是本质无（即空）和现象有（即假有）的有机统一。与此同时，这也是对本质无和现象有割裂开来的断见论的批评和破除。 本质是从胜义的视角判定的，即宇宙万有都无独立的自性，但从世俗的视角看，万事万物都是存在的，而不是虚无的，即它们是由各种要素构成之有，这就是现象有，而不是本质的有，因为作为事物的现象之有不是孤立的、单独存在的、永恒不变的，而是多种要素所构成的，又是暂时的，处在生灭变化之中，因而是名言安立的假有。宇宙万物就是现象“有”和本质“无”的辩证统一，这就是中道观。这与唯物辩证法所说的本质与现象是有区别的，因为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现象是指事物的外部联系和外在表现，而藏传佛教对本质和现象的论说是从胜义之无自性和世俗的现象有的视角进行理论论证的。 总之，藏传佛教缘起性空论与当代中国矛盾辩证法的理论有着家族的相似性，这为当代中国哲学吸纳缘起性空论提供了通途。而藏传佛教缘起性空论又有着与当代矛盾辩证法不同的理论内涵、论证形式和思维路径等，由此形成了自身的理论系统、深刻的阐释论证，这是发展当代中国哲学需要弘扬的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

四、对众生平等论和因果论的弘扬和改造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时着力探索和解决的是公平正义问题。那么他们探索和解决的是何种公平正义呢？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此时已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非正义的现象，这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造成的无产阶级受生产资料占者――资产阶级的残酷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并且无产阶级在被资本家占有的剩余劳动中产生了劳动本身、人与人、劳动产品、劳动者等四重关系上的异化，即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调整，资本家剥削程度和资产阶级统治方式均发生了变化，但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变，劳动阶级被剥削、被统治的地位没有变，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种族等各方面的非公平正义，所以仍然存在着需要解决的公平正义问题。除此之外，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然环境出现恶化，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只是一味地向自然索取和掠夺，而不担负起保护或回赠的道德责任，其实质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公平。中国目前也存在着一些不公正的现象（当然，这种不公平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平是有本质区别的），出现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在客观上存在着如何认识和解决社会不公平正义以及人与自然的不公平关系，其中要阐释和解决的具体问题很多，尤其是需要阐释人与自然之间是否存在公平问题，如果有一个公平问题，那么公平的涵义和实质是什么，它与社会公平有什么异同，此种公平是否有着必然性和可能性，等等。藏传佛教众生平等理论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因为藏传佛教把世界上的一切有情识的芸芸众生均视为有佛性，都有平等的生存价值和权利，他（它）们在轮回中受苦，他（它）都应该被拯救，而且把拔出其轮回之苦，使其享受幸福快乐视为自身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这些思想理论只要剥离其神学外壳便可见到其可资吸取的、有价值的合理因素。 但是，藏传佛教众生平等论又不是直接拿来了事，而是还要通过创造性转化。众生平等的本质涵义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的平等，这可以创造性地转化为：在人与人之间，人人都有享受自己的生存权、政治权、经济权、文化权、教育权等，在人与自然之间，人与自然生命物的生存权利和价值属性是平等的，以此丰富发展当代中国的公平正义观。这不仅在实践中解决社会公平正义有着一定的价值，而且对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重要的意义，即人们不能肆无忌惮地残杀动物，甚至以非常残忍的手段去灭绝动物种类，毁掉一片又一片的森林，造成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同时，人类也不会认为唯有自身才有价值，而世界中的动物和植物等只在供人使用的意义上才有价值（即否定了自然生命物在构成世界整体性存在的价值属性），而是把动物和植物看作在世界生物多样性中的重要种类，其自身也有价值属性。否则，世界就失去多样性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传统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都没有专门对因果问题进行探索。在当代中国通行的哲学教科书中有对原因与结果的专题论述，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因果观的继承，而马恩因果观又主要是对西方传统因果论的吸取和改造的产物。因果论主要揭示了原因与结果的深刻内涵及原因与结果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与必然性，以及因果关系的复杂多样性。休谟对因果的客观性与必然性提出了质疑，提出了因果关系是主观性的习惯联想，并且原因与结果之间无法确立必然的逻辑关联。的因果联系的客观性与必然性可以说是对休谟问题的一种较为合理的解答。 藏传佛教因果观与因果观有着相似之处。如主张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及复杂多样性。但是，藏传佛教因果观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具体说来，第一，它具有独特的观察视野，因而对因果进行了独到的理论分析，包括对本体之因果、人生之因果、认识之因果、逻辑之因果等方面的阐释论证，与此相对应，揭示了缘起与因果、轮回与因果、人生与因果、因明与因果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第二，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因果的复杂多样性。如在关于原因的理论方面就揭示了近取因、俱有因、正因、似因、亲因、疏因、能作因、同类因、相应因、遍行因等。又如，在结果的理论方面就有异熟果、增上果、等流果、士用果、离系果等的论述。第三，它不仅不怀疑因果联系的必然性，而且将这种必然联系规定为因果关系的不一不异、因果之间的前后不断、因果延续的不即不离等。第四，从因果关系论说了具有宗教特性的因果报应学说，并将其剖析为因果报应的业力决定、业力必报、善恶业各有所报、自作自受、业力果报不坏、小业能生大的果报，等等。总之，藏传佛教因果观以缘起为形上根据，以业力为轴心，从主观与客观、纵向与横向、平面与立体等视角，独特性地、多维度地揭示了复杂多样的因果关系，并且进行了严密逻辑论证和深入的理论分析，从而异常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自然、社会、宗教等方面的多重因果关系。当代中国哲学的因果理论可以弘扬藏传佛教上述多角度的因果探索的视野，多维度发掘原因与结果的内涵，以比较学的方法分析当代中国哲学的因果论中有待于丰富的内容是什么，再从藏传佛教因果论中吸纳它所揭示的客观因果关系与主观因果关系、以及主客因果之间关系的丰富内容。当然，这要根据当代中国哲学，特别是哲学关于因果是客观的，以及主观的因果关系归根到底是对客观的因果关系的反映的原则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第3篇：辩证否定观的科学内涵范文

中医学是西医院校医学教育中的一门必修课，但课时非常有限。学生也普遍认为：中医抽象、深奥，难以理解,学习上无从下手，故而兴趣骤减，学习处于被动状态。笔者认为，授课过程中结合中医史进行教学，能提高学生自主性学习的积极性，帮助学生最大限度地理解和掌握中医理论，并能彰显出中医人文精神的特色。

1结合医学故事讲课,提高学生兴趣

兴趣与信念是学习的原动力。教学实践表明，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学，关键在于激发学生对中医的兴趣与信念。由于中医理论深奥抽象,学生对中医学的学习兴趣不高，处于被动状态，即使对中医有兴趣的学生也会因其深奥难懂而失去学习的动力。笔者体会到，在授课过程中适宜引入中医史上的故事有利于激发学生对中医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对学生认识中医学的辉煌历史及中医学这一伟大宝库的博大精深,大有裨益。

中医史上医学家研究与实践的故事，对中医教育和中医学习具有深刻启发和教育意义。陈健安队为，在讲授一些基础理论时，可借用一些典故，插入一些有关的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以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认识。实际上，中医史上医学家成功时的收获和喜悦、失败后的教训和反思、追求中的艰辛和乐趣、往往具有使人向往的传奇色彩,在教学中运用这些故事,既能活跃课堂气氛，又能使学生品味到医学研究的人生价值和情趣，例如，在第一章导论部分，向学生介绍神农尝百草、华佗刮骨疗毒、孙思邈开棺救妇、脉络宁与脑梗死、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等有趣的故事，活跃课堂气氛。授课中要注意穿插一些实例，如中医药在“非典”治疗中所取得的令世界认可的重要作用，让学生认识到多一种治疗方法，患者的疾病就多一分希望，从而激发学习中医的兴趣与热情。

在介绍医学人物和事件时，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结合教学内容，展示相关图像或影视作品节选等，提高课堂上的教学效果。如在介绍阴阳五行学说时，从电视系列片《黄帝内经》中播放应用阴阳五行学说治疗疾病的一组病案。

中医史上的许多故事具有传奇色彩，存在一些不科学的观点和内容。在运用时,教师要有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勇于批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弘扬科学、破除迷信。否则，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只有实事求是，科学地对待中医学理论,才会弱化学生的否定心理，消除中西医两种不同理论在学生认知过程中所产生的对抗，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2结合医史知识讲解,提升学生领悟能力

有效运用中医史知识，有利于启发学生思维，促进学生学会用中医思维方法学习中医和分析解决医学问题。

西医思维重分析、还原，中医思维重宏观、整体。如对SARS的认识，西医从传染性致病菌入手，夜以继日在实验室寻找，在找到之前，只能对症处理,存在着严重的后遗症。中医则从瘟疫入手，认为SARS乃天地间一种异气，导致人体产生的发热性传染性疾病，治以清瘟解毒，效如桴鼓，彰显中西医之间思维方法之迥异I西医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实验和观察，中医研究的基本方法是生命体验和思维领悟。中西医学思维方法差异带来的中医学教学问题,需在教学中注意中医思维方法的培养。也就是说，要想尽办法帮助学生跨越学科障碍与思维障碍，引领学生进行生命体验，以提升学生的领悟力。其有效方法之一，就是要让学生从中医史上医学家的发明发现之中吸取智慧。

提升学生领悟力的方法，主要是让学生领会中医学家的思维方法。在教学中要充分认识到中西医学思维方法差异带来的中医学教学问题，需在教学中注意中医思维方法的培养，并遵循中医哲学思维方法。也就是说，要引导学生学会用中医学的思维方法来学习中医和分析解决医学问题。例如，在讲解中医学的人体观时，可以讲解中医学家是如何将大自然的气候变化、地理环境和人体各组织器官之间病理生理密切联系起来的，让学生在案例学习中把握取象比类思维方法；在讲解辨证论治，可以讲解中医学家如何以辨证为根本进行诊疗的’让学生把握辨证思维方法。

中医学尊重个体生命体验与思维领悟，强调“独见”、“独悟”、“独明”。在中医临床教学中，除了注重学生操作和个体体验之外，可适当地讲述一些中医史上的典型病例，让学生在实践体验中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系统，让学生从西医思维方式转换成中医诊疗的思维方法。如在介绍常用方剂中六味地黄丸的功效、主治及应用时,简介钱乙如何把八味地黄丸里面的附子和桂枝(温补药物)去掉而变成六味地黄丸，并用它来治疗小儿先天不足，发育迟缓等病症。

3结合医学人文讲述,培养学生人文精神

结合中医史来讲授中医学，不仅是让学生在了解中国医学的发生、演变及各历史事件之中，提高学习中医的兴趣和树立对中医的信念，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使学生从中汲取有益的人生智慧和提高人文素质的修养。

相对而论，作为生物医学的西医很少具有人文色彩，而中医的特色就在于它是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综合，具有深厚的人文气息。因此，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教学，依然要保持中医人文精神的特色，不能像西医教学那样，只讲医学科学而不讲医学人文。其有效教学模式，就是在中医理论与临床教学中渗透医学人文教育，注重医文互融，培养综合素养。反之，在教学中脱离了医学人文精神，也就肢解了中医学，而碎片化的中医自然也就不是科学，学生会因此而失去对中医的信任、失去学习的兴趣。

中医史上的经典名著中蕴含了丰富的人文学科内涵，历代名医对医学人文精神有着深邃的见解，而且具有高尚的道德风范，他们的睿智思想和人文精神可作为学生医学人文教育的生动素材。例如，《黄帝内经》具有丰富的人道思想，它以形神兼备的观点看待人，并以此作为指导疾病诊断和治疗的基础。又如，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就要求，学医者要树立“普救含灵之苦”的志向，诊治时要一心赴救等，就是医学人文教育的生动范例。讲解中医名家治病的案例，有助于学生了解和体验医生应如何与患者进行有效交流，掌握基本的技巧与策略，培养学生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精神。

结合中医史进行教学，并非让学生记诵一些历史事件、人物和病例，而是要促使学生去思考围绕这些事件、人物和病例的医学思想，了解中医的人文理念，使学生能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辩证统一起来，有助于学生全面地理解中医学的科学内涵和人文精神,培养学生对中医学的兴趣和医学专业的感情。

4结语

第4篇：辩证否定观的科学内涵范文

一是方向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治理念，它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法治理念。现实中，确有人受西方国家价值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影响，鼓吹“三权分立”，质疑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主张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我们认为，人类法治文明的成果是没有国界或地域的，有其自身的共性，如民主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以宪法和其他法律形式加以确认的民主制度；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机制；公民的民利制度等等。这些共性是人类法治进步的共同成果，可以借鉴和吸取，不能妄加否认或批判。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国法治理念的树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紧密联系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法治理念之树在中国土地扎根、发育、开花、结果的内在要求，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东方大国和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包括法治理念建设）是无法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模式的，例如“三权分立”、“大陪审团制度”等等，而只能根据本国的国情和经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模式和途径。当前要注意那些以西方标准来改造我们的审判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思潮，要注意一些不顾实际的进行一些诉讼制度改革和宣扬西方诉讼观念的倾向，防止审判工作和司法改革迷失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命题的提出，使我们在司法意识领域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它我们能深刻认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以及审判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能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审判工作的绝对领导，推动社会主义审判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二是阶段性。版权所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来的重要命题，它与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法治的模式、法制观念、司法改革、农村法治建设等相互联系，尤其与我党依法治国方略交相辉映，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对司法意识形态的高度概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应该看到，正因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法治建设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尚比较落后，且发展很不平衡，公民的法律意识还普遍不高，特别是传统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仍具有强大的运行惯性，这一切都决定了法治理念建设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努力、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这就决定着我国的法治之路漫长而艰难。此外，对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来说，社会政治的稳定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外部条件，这也要求社会主义法治之路应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前进，不能超越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提出不切实际的任务和要求，包括法治文化建设、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理念建设都应与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克服现行司法体制中不利因素，又要培育与现行司法体制相适应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制度和法治文化两者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发展有助于法治文化的逐步培养和发育，而法治文化又为法律制度的有效运作提供相应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必须妥善处理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理念建设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从法律制度入手，真正建立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法律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高度重视法治文化尤其是法治理念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对人们的法治思想观念进行一次深刻的革命，大力弘扬法律至上的思想、公平与正义的理念等等，消除各种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相违背的观念意识。为此，一要肃清传统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二要铸造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一致的法治文化体系；三要培养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信仰、法律情感，建构优化的法治心理。

三是大局性。

服务大局既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又是人民法院的政治责任。法院工作服务和服从于党和国家大局，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广大法官必须担负的神圣职责，也是有效履行职责的必然要求。就当前而言，审判工作服务大局，就是要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基层法院在服务大局中，一要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紧扣中心工作，立足审判实际，找准保障大局的结合点、服务大局的着力点，充分发挥司法保障作用；二要切实提高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通过依法惩处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平等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市场行为，促进有序竞争和公平交易，依法快审快结快执与经济发展大局密切相关的案件，积极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服务；三要提高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能力。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到工作前移、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强化职能，力保平安，对农村的各类纠纷要及时平息，各种矛盾要有效化解，使人民群众权利受到尊重、利益有所保障、纠纷可以诉求。四要提高保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弘扬和谐本位的法律文化，更新司法理念，提高公正司法能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提高化解社会矛盾和风险的能力，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畅通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司法渠道，善于运用法律和司法手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四是宗旨性。

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建设中，“一心为民”是根本。“公正司法，一心为民”决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揭示了新时期人民法院的工作宗旨，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本质要求，它与“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一心为民”是检验审判工作法律和社会效果的新尺度，是人民法院密切联系群众的时代要求，是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焦点、热点问题具体实践。因此，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中，我们不应脱离这一宗旨，要始终不渝地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司法工作永恒的价值追求，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法院工作的根本标准。

五是廉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