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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允价值;非活跃市场;估价技术
公允价值作为一种计量属性,因其潜在的相关性被会计界认为能够更好地满足信息使用者的要求,这一点在金融工具的计量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fasb、iasb等机构在不断地改进对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规范。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一个问题是,由于投资者的恐慌和信贷的萎缩,许多金融产品已经成为不具有活跃交易市场的产品。如何对非活跃市场条件下的金融工具进行计量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公允价值的界定
公允价值的概念界定主要来自于两个机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完善。
在2006年9月fasb的sfas 157号准则《公允价值计量》中,公允价值被定义为:“在报告主体交易的市场上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或转移一项负债时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支付的价格”。并进一步解释其计量目标是在“出售资产或转移负债这种假设交易(a hypothetical transaction)中确定其脱手价格( exit price)”,而有序交易是指信息在计量日前向市场公开,并按通常惯例允许涉及同类资产和负债的市场行为。强调了公允价值的公正性、不确定性(假定性)和时效性3个方面的特征。
(二)雷曼案例分析
次贷引发的信用危机蔓延到整个美国的债券及信用市场,而信用市场的混乱致使次级债、cdo、cds等衍生产品迅速贬值,大量持有这些金融头寸的投资银行、房贷公司乃至保险公司因此不断减计资产、大幅亏损,其结果是这些公司的评级被下调,又引发其他相关资产更进一步的贬值,其最终结果是部分金融企业或者资不抵债,或者现金流困难无法对其评级下降的债券提供抵押和担保,而不得不以破产告终。
事实上雷曼持有的直接的次贷证券并不是很多,约28亿美元,现在出问题让其倒下的并不仅仅是“次贷”类的证券。由于信用体系的崩塌和房价的下跌,使得更多信用好的人也选择违约,更多资产将陆续出现问题,次贷的窟窿也会越来越大。雷曼倒下了,众多持有雷曼债券的机构也不得不继续减计资产,原来“优”的债券变“次”了,很可能有其他公司因此而倒下。
(三)由雷曼案例引发的关于公允价值的思考
在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中,美国一些银行家、金融业人士和国会议员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第157号准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市场交易极不活跃的情况下,资产抵押类证券从157号准则适用的第一层直跌到第三层,而在第三层的估值世界中,没有什么价值能得到公认,在谨慎的会计师和审计师的坚持下,金融机构不得不对持有次贷资产的价值,计提了巨额的资产减值,这些天文数字般的“账面损失”扭曲了投资者心理,使市场出现恐慌性抛售持有次贷产品的金融机构股票的狂潮,使市场陷入恶性循环,对加重金融危机起到推波助澜作用。aig公司持有的信用违约互换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aig前总裁罗伯特·威勒姆斯塔德称,根据aig内部的估值模型,这类金融衍生产品的损失约9亿美元,但在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指出其对信用违约互换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后,aig不得不确认了110亿美元的损失。
在市场交易极不活跃时,次贷资产的损失只是暂时的,因为住房价格下跌的势头最终将会扭转,动荡市场下的市价并不能反映资产的内在价值,失灵的市场也意味着没有什么价格可以合理的衡量标准,这时,如果允许银行根据对这些债券的长期价格的内部估计来定价,就不会产生因依照动荡市场下的价格计价带来的信贷紧缩。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于2008年12月30日向国会提交了报告,正式提出反对废止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但也提出了改进现行惯例的建议。
四、我国非活跃市场条件下金融工具计量的缺陷及建议
从美国六大金融机构联手救市提供更长按揭宽限期,到巴菲特愿为8000亿美元市政债券提供再保险,再到美国总统布什2月13日签署一项为期两年、总额达168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方案,美国的救市频率和力度异常罕见。那么,一连串的美国式救市,到底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众所周知,“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经济不好,股市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因此,这次“救市”,美国政府首当其冲是先从经济救起。在签署完168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方案后,美国总统布什表示,这是对低迷的美国经济的“助推器”,他同时表示美国“完备的经济体系甚至可以抵御比目前更为严重的冲击”。美国政府的政策救市自然给金融市场带来了乐观情绪,也增强了股市投资者的信心,美股在强劲买盘推动下连续第三天高收。从美国一连串的救市动作中,人们可以发现,在所有救市之举中,政策救市是排在首位,也是最先启动的。早在次贷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政府就开始评估危机对美国经济可能造成的伤害和影响,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了将采取刺激经济成长方案的利好消息。此次大力度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不仅有助于美国经济应对短期面临的不确定性,也在缓解次贷危机给经济带来冲击的同时,使信心濒临崩溃的金融市场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尽管次贷危机的影响短期内难以消除,未来的影响尚待继续观察,但美国政府的政策救市,无疑会帮助美国经济尽早走出次贷危机泥潭。
反观我国,虽然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而且如果美国经济在政策救市下能尽快恢复增长,那么中国经济仍可以继续行走在快速增长的道路上。然而,不管未来怎样,次贷危机毕竟使美国及全球经济面临一定的衰退压力,美国金融危机也可能通过贸易渠道导致我国增长趋缓,因此,置身于全球的中国经济已无法独善其身,中国金融市场也不再是世外桃源。为了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当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后,中国也应当根据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调控力度和节奏,确保金融和经济的平稳运行。
此次美国救市,在政策救市之外,市场的力量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一以巴菲特愿为8000亿美元市政债券提供再保险的救市案例显示,由于次贷危机带来的冲击,市场在过度恐慌中出现了非理性抛售,一些信用级别高的优质证券面临考验。为了防止债券保险公司的AAA的信用评级陷于风险,继而给市政债券市场带来一定程度的威胁,同时也源自资本的逐利冲动,巴菲特的大施援手,成了来自市场的重要救市力量。因为,如果这些保险公司接受巴菲特的建议,那么他们就可以解冻监管准备金,并不再担心他们的信用评级被调降,而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也将因此获得一大笔丰厚的收入。毕竟,巴菲特开出的救市条件是,“我们收取两倍的保费来提供再保险。”近些年来,随着资产价格上涨,财富在中国少数人群中得到了快速积聚,拥有数十上百亿资产的人士已不在少数。虽然他们当中尚无类似巴菲特这样富可敌国的人士,但他们已经越来越有力量借助市场来影响市场。因此,美国式救市中的市场救助经验,不仅值得具有战略投资眼光的投资者咀嚼,也值得有关方面在制定应急预案时通盘考虑。
一是贷后管理信息不对称。基层行贷后检查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客户所提供的数据资料和客户经理现场走访调查所获得的情况。由于信贷客户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等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而客户经理的走访调查受到专业知识、管理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样就形成了银行与客户信息不对称,给贷后管理增加了难度。二是重风险防范、轻做强客户的问题还相当突出。有些基层行认为贷后管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却不能创造经济效益,把贷后管理作为一种形式,仅当贷款出现事实风险时才开始采取措施。在这种思维下银行往往作为旁观者监测客户风险,或当客户出现风险时简单地采取收回信用的处置措施,而常常忽略了协助客户解决问题、提出渡过难关的建议。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报道,某企业因银行抽贷导致资金链断裂企业破产,当然其主要责任在于企业的过渡融资,但银行简单的退出,对企业、对银行本身都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事实上银行也未必能够全身而退。同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在企业的寒冬时期釜底抽薪的银行机构往往在企业危机化解后,希图再与企业重新建立合作关系就难上加难了。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客户营销上从受理、调查、用信、贷后管理的这一流程中,银行相对于企业而言只是一个旁观者,缺乏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有效沟通和建议话语权,不重视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企业有时也不能按照银行所期望的那样稳步发展,难以达到银行与企业共同成长。
二、企业成长中的歧途
从众多企业惨谈经营、最终导致寿命终结的案例中可以发现,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主营业务导向不明。跟风投资和盲目转型可谓是企业的致命伤,蜂拥而上的投资潮必然形成该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局面。此类案例比比皆是,大到全国性的钢铁、光伏等行业的危机,小到我们身边的小饭店,例如曾经一夜之间遍地开花的烧鸡公餐馆,一阵热潮过去却没有几家能够依然存在。一些企业追求高利润,盲目投资房地产等行业,却因没有相关投资管理经验,没有应对资金危机的预案和能力,导致房地产开发失败,往往还会牵扯到母公司和下游企业,这也是形成行业危机的重要因素。二是企业内部管理混乱。尤其在小微企业中表现较为明显,如股东与企业财产分割不明确;家族成员大量在企业中担任要职并对企业经营过度干涉;包括财务管理等规章制度不健全;企业管理者素质和能力有限,对形势把握不准确,经营决策不科学;企业延续性不足,企业平均寿命偏短。
三、时下企业发展的新趋势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新形势下企业发展和管理方式也呈现出新趋势:一是客户平台的价值显现。客户是企业生存之本、财富之源,谁拥有客户,谁就拥有未来。现在很多企业为了维护和拓展客户,高度重视客户平台的建设,甚至不惜砸重金聚集客户群,新兴电商企业如腾讯和阿里巴巴都是众所周知的成功案例,打造客户平台的意义和价值创造逐步被重视并日益凸显。二是职业经理人应运而生。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已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通过聘用专业的管理人才或管理团队来实现对企业的有效管理。可以预见,具备集体智慧的职业经理团队将是引领企业未来的大趋势,并将以团队派驻、企业托管以及资本租赁等形式呈现。
四、贷后管理新思维的探讨
为顺应企业发展的新趋势,商业银行的贷后管理必须与客户维护融为一体,银行不再是贷后管理中的监督者、旁观者,而是通过顾问或者直接参与者等多种形式,全面准确掌握企业信息,利用银行客户平台优势、资源优势和智力优势,全过程地参与企业经营管理,促进企业成长壮大,实现与企业共同发展。按照这一管理思维,银行客户管理参与到企业经营管理中应从三个层次加以推进。
(一)管理顾问。
充分利用银行的管理经验、智力资源以及专业的经济行业等分析数据,为企业客户提供战略咨询、管理咨询和财务顾问等服务,帮助解决企业内部管理问题,明确经营导向,防范经营决策、财务管理等风险。同时,银行在协助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取得准确的企业经营管理数据,又使信贷投放与管理方案更具合理性。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培养客户的忠诚度,也有利于银行降低信贷风险、增加经营效益,形成银行与企业双赢局面。
(二)银行客户平台。
较之新兴电商等企业,很多大型商业银行已经形成了更悠久、更广泛、更稳固、更具实力的客户群体和客户平台,但目前商业银行对客户平台的利用还远远不够。商业银行通过客户平台,可以批量开展融入贷后管理的客户管理工作,形成产业链管理、产品链管理以及资金流全面管理,推进金融创新,为客户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可以将法人信贷客户由银行或与银行合作的管理咨询机构牵头,形成信息共享机制、发展合作联盟、风险互助基金联合体等多种信贷客户群组形式,又可成为商业银行吸引更多优质客户、做大客户群、做强客户平台的优势因素,促进银行与客户群的共同发展。
(三)融合管理顾问与客户平台并融入其他创新思维。
在商业银行具备一定条件后,可与管理经理机构合作,在客户平台中做管理顾问服务,作为资本托管、资本租赁的发起人或中介人参与客户的经营。在平台客户群中融入商业银行所期望的经营思维,以求降低信用投放的风险,保持信贷投放收益的稳步增长。例如,在一个商业银行信贷客户平台中,建立起风险基金互助合作,广泛的客户行业来源,使其具备较强的抗行业风险的能力,客户群在商业银行或其合作机构的管理咨询服务下,各客户的管理基本规范、经营决策基本合理,广泛合作的客户平台也必将在市场中具备更强的竞争力,每个客户、整个客户平台都可能保持更快速稳定的发展。特殊情况下,个别客户出现风险,由于有风险基金互助的机制及上下游优势行业,客户平台可立即对该客户的股份进行收购,并承担债务,化解原本需银行承担的信用风险,或者由风险基金代偿风险客户信用、收购相关资产,由客户平台组成新的管理团队或委托职业经营团队接手或托管风险客户的资产,从而保持整个平台的平稳,保障商业银行信用安全。
五、新思维下银行所需做的准备
时隔不久,国务院出台支持小微企业的金融财税政策“国九条”。同时,温州市政府设立5亿专项资金;温州市组织25个联络协调小组派驻全市25家商业银行,“督查”银行对生产正常的企业不抽资、不压贷、不延贷;为救市,温州各大银行向各自上级总行申请追加信贷规模,力挺当地企业……
面对时局的扭转,作为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中的标志性人物,孙福财回来了,胡福林也露面了,众多“跑路”企业家纷纷返回温州等待救赎。
但是,温州信贷危机就此解决了吗?危机下面又掩盖着什么?
信贷危机表象下的地产泡沫
“温州问题表面上看是信贷危机问题,实际上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告诉记者,如果救温州就得救房地产市场,只要救房地产,就会造成更加疯狂的炒房。如果不救温州,这个泡沫将会波及更多的城市,信贷危机就会向其他城市蔓延,整不好将会造成全国性的爆炸。
温州问题,救与不救都是错!
温州人向来有“冒险”、“抱团”的传统,曾几何时,温州购房团成了地产商的救世主,温州购房团走到哪儿,哪儿的房价就会出现瞬间高涨。据记者了解,2001年前后,“温州购房团”一夜间名声鹊起,胃口之大,以至于将整个楼盘,乃至整个社区买下。此后,2004年和2009年,温州相继爆发两轮房产投资热潮。房产投资热点从上海、北京转移到海南、东南亚和中东。一个温州老板在越南芒街建成中国轻工城,温州同乡买走所有商铺;柬埔寨,十个温州人中至少有六个从事地产投资;2004年,叫价960万的迪拜“耶稣岛”别墅,温州人是最大的主顾。2009年,温州人又成为“海南岛开发热”的主力军。
温州人在地产中尝到了甜头,“制造业基地”这一美称离温州似乎越来越远。
此后经年,温州制造业日渐萎缩。2009年,金融危机之下,温州打火机企业锐减至100多家,上百家鞋企破产,“鞋王”霸力集团颓然倒闭,幸存鞋厂停工歇业,鞋企遍布的龙湾区俨然空城,实业已不足以承载新富阶层日益膨胀的财富渴求,而信奉“钱生钱”的温州人并不喜欢炒股,买国债,只觉得“房子实在”,现金纷纷流入房市。
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而来自温州官方的文件也首次证实,当地民间借贷规模占民间资本总量六分之一左右,且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五分之一。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民营企业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这些钱当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其中大部分用于房地产市场。
“温州的高利贷市场这么厉害,涉及范围这么广,显然后面是有产业和利润支撑的,谁能支撑这么高的高利贷?只有房地产。”对于这一点,袁钢明毋庸置疑,“任何制造业企业,再有暴利也不可能用得起高利贷,能用得起高利贷的,只有搞投机的人,只有搞房地产的人才能那么快回笼资金。全国到处都是温州炒房团,甚至各地政府都向温州炒房团招商,从而助推当地房价的上涨,开发商把他们都当成救命恩人。”
换位思考,放高利贷的人也要考虑对方拿这个钱干什么,如果贷款方是用高利贷去搞小商品生产,鬼才会相信。
“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这一场表面上的高利贷危机其实就是房地产高息借贷暴露出的冰山一角,继而会全面爆炸。”袁钢明补充说,“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货币政策紧缩造成的温州信贷危机。”
记者回忆,近一年来,尤其是近几个月,各大媒体纷纷爆出温州炒房团相继退出上海、北京、重庆等地房地产市场的消息,而且不是一般的退出,大都是用“溃败”或者“惨败”来形容。温州炒房团大手笔甩盘,紧跟着就爆发了温州老板“跑路”事件。在涉及老板“跑路”的企业中,均涉及房地产领域。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近日的数据获悉,新建商品住宅方面,70个大中城市中有46个城市价格环比下降或持平,与去年9月相比,涨幅回落的城市达59个,其中,温州房价环比下降1.3%,成为70个大中城市中房价降幅最大的一个。而与去年同期相比,温州也成为唯一房价下降的城市。
从“热炒”到“退出”,由“溃败”至“溃逃”,这似乎原本就是一个苗头。
救温州先严控地产市场
温州问题如果不是信贷危机而是房地产泡沫问题,那影响的将不是温州一个地区,危机将会波及全国。
据记者了解,就在温州信贷危机不久,就有消息爆出:因涉民间借贷,鄂尔多斯一房地产老板自杀,其商业伙伴遭追捕,此前三起亿元非法集资案正在侦办。一时间,鄂尔多斯也处于疯狂民间借贷的整顿气氛中,至此,鄂尔多斯政府相关部门已将抗风险能力一般的融资大户列入重点监控,以防事态进一步恶化。
“鄂尔多斯是典型的用高利贷进行房地产投资,结果因房子卖不出去而无法回笼资金的案例。”温州大学民营企业家成长研究中心一研究员告诉记者,高利贷开发地产的周期一般为两到三年,如果约定的时间到了还没有还钱,就会出现兑现危机,鄂尔多斯目前仅是到了房子卖不出去的时候,下一步将是资金无法回笼的高峰期。
据记者了解,除了温州和鄂尔多斯之外,民间借贷在中国众多城市均有涉及。
“我想说的不是救温州的高利贷,而是要更加注意调控房地产。”袁钢明明确表示,现在这些针对房地产的调控措施都是虚假的,都是不到位的,包括限购措施,应该采取比限购措施更有效的措施,比如房产税。
在袁钢明看来,无论是推出房产税还是提高贷款利息,均是一项不错的调控措施。“这些措施一旦推出,房地产的上涨势头马上就会得到遏制,房地产泡沫就会爆破得更早,这就意味着提前主动调控,提前刺破比暴涨到一定程度之后崩溃的结果要好得多。”
“对于温州这件事情的处理,应该是对房地产泡沫处理的开始,不能让温州老板再去走炒房这条路了。我认为这次刺破房地产泡沫的好处就是让老百姓不敢再去搞高利贷了,老板们也不敢再去用这些钱搞房地产了,这就使房地产高涨的势头得到遏制。”袁钢明认为,温州此次高利贷破产是一件好事。
但是,也有开发商恰恰持相反的态度,“如果温州危机的根源是房地产,那么,恰恰说明是限购造成了当前的房地产危机,资金不能回笼,最终造成温州企业资金链断裂。按照这样的逻辑,要救温州,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松银根,放弃房地产限购,让房地产市场勇往直前地上涨。这样,温州炒房团才能解套,资金才会回笼,温州老板就自然不会‘跑路’了。”
持此等观点的不乏任志强这样的大开发商,在他们看来,放松对房地产的调控,让房地产重新起来,才能避免出现温州老板“跑路”潮,这才是硬道理。
它渠道隐秘,规模难以统计,其单体规模变大后,资金渠道变得复杂,背后往往连接着金字塔式多层次集资关系,因此,连锁反应、传染性也就难以控制,高风险、不可控性突出。
利率畸高,任何回报都难以承受;无期限、契约约束,随时会抽贷,使企业资金链断裂具有突然性、爆发性。因此,用高利贷维持企业资金供应不具有可持续性,企业资金链断裂是势所必然的。
本次温州民间信用风波主要就是民间借贷自身隐含风险恶变后破坏性大暴露的结果。
四大恶变路径
经过多年的酝酿,前期崩盘的温州高利贷呈现出以下特点:
阶层化,全社会形成了一个食利阶层,主要是由一些市民、小业主、各类融资、垫资、配资中介,所谓基金等群体参与;规模化,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2011年中,温州民间借贷规模达1100亿元以上,其中相当部分为高利贷;职业中介化,主要由投资公司、投资咨询公司、担保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旧货调剂行及个人掮客构成;常态化,一些人将放高利贷作为投资赚钱职业和富有诱惑力的投资方式,并且有相当部分涉众、涉公(如部分公务员和少数金融从业人员)、涉黑(利用黑社会力量与手段催债、逼债)。
高利贷的上述特征容易滋生社会金融双重稳定问题,引发社会金融风险,其风险恶变路径主要可划分为四条:
(一)单体规模变巨大
从温州本次民间信用风波来看,已出险的企业或个人大部分涉及巨额高利贷,如从事眼镜、太阳能企业信泰集团民间高息借贷多达12亿元,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民间集资多达23亿元,永嘉施晓洁以共同投资放高利贷8.55亿元,瑞安星宝集团民间借贷也多达十几亿元。
这些高利贷单体规模变大后,无论涉足的是企业集团还是个人,其财务状况迅速恶化,通常是资不抵债,偿债能力欠缺,完全无法负担高额利息。即使政府出面协调处置,也往往因资金窟窿过大而难以化解。
(二)连锁性变强,涉众突出
从本次温州民间信用风波诸多案例来分析,高利贷案多涉众,群体影响面广泛。温州立人教育集团债权人多达一万多人,施晓洁、王晓东等案涉及前、后手也多达几百人。这容易导致聚众闹事、上访、非法拘禁等。
风波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企业资金链断裂、企业主出走为主,扩散为民间借贷链条断裂、中介倒闭、债务纠纷较多。截至2011年底,全市原有48家融资性担保公司中,6家出险。法院的民间借贷案件受理数量(不含银行借贷),9月为1207件,10月为1126件,11月为1241件。
(三)资金渠道隐秘而混乱
高利贷风险恶化还表现于资金渠道上的混乱,不再是以往自有闲散资金,而是由社会集资,银行个人贷款或房产抵押贷款转化而来。
无论是温州立人教育集团、瑞安星宝集团还是永嘉施晓洁案,背后多涉及金字塔式非法集资或涉嫌集资诈骗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资金来源渠道十分混乱,开始时的清晰债务链已变得十分模糊,转手环节多,债务关系趋于交错复杂。连环债、多重债、多层债、多人债形同乱麻。
(四)利率畸高,以超高收益引诱社会公众
部分高利贷最终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典型的庞氏骗局。如永嘉施晓洁于2006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向胡某某等20余人以共同投资放高利贷,以月息3分-7分为诱饵非法社会集资。泰顺的温州立人教育集团则以月息3分至5分向全县教师与部分公务员集资,金额多达20多亿元。
由于利息畸高,放高利贷者往往是连本带利重新投放再次周转,连续滚动循环,因此,一旦集资者卷逃,则血本无归,原先赚的高息也可能打了水漂。由于是利滚利,借方最终不堪重负,集资者往往是利用后手集资还前手的集资利息,最终无法维持资金链,直至崩盘。
分步防控
高利贷风险的显现可分为五阶段:无风险——风险积聚——风险苗头——风险爆发——酿成危机。为此,监管者要做好风险监测——风险提示——风险报告——风险预警——风险处置等工作。但由于在第一、二阶段,风险十分隐蔽,或只是处于隐患阶段,因此,要监测或评估其风险程度往往十分困难。
在高利贷风险形成的第一、第二两个阶段,只要加强防范,适当提高风险警示即可有效遏制。但越到后期阶段,其发生具有很强突发性,危机酿成往往不可预测,危机爆发破坏力又比一般初期阶段预估要大得多。而且,在苗头阶段对高利贷风险的评估往往缺乏技术性支持,评估失准频率很高,往往轻视了其杀伤力。
尽管高利贷风险的表现形式各异,但仍有迹可寻,常常表现为:“炒”钱乱象——标志性事件——资金大窟窿——信用环境破坏——信心丧失。引发风险大爆发的导火索则常在于:一是整个资金链条中某一环节脆弱崩断,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二是金字塔中某层次高利贷传销会员无力承担资金筹集,导致整体崩塌;三是某一突发事件引发,如立人教育集团“重组”,突然宣布停止一切本息兑付引发;四是被借贷关系人举报,公安部门立案侦查;五是债主蒸发,引发群体恐慌。
温州多件高利贷案例最终都形成几千万或几亿元、十几亿的资金大窟窿,最终导致民企之间、社会个人之间、银企之间互不信任,对企业形成民间信用断流或冻结。
目前,债务风险扩散有三个途径:
一是民间借贷市场融资萎缩,如果未来一段时间内社会公众继续向融资中介抽资,融资中介进而向企业强收借款,容易导致一些企业资金链断裂。
就此事,《投资者报》记者向金粮宝方面发送采访提纲,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收到任何只言片语的回复。无奈之下,记者通过其官方VIP客服热线了解情况。第一次,记者以投资者的身份咨询,接听电话的为一名男性客服,在听到记者想了解该平台时,该名客服表示,“如果你还没有投资金粮宝,就请你忽略我们平台吧,我们暂时没有任何投资项目,目前都是在处理回款。”当记者询问逾期款共有多少时,该客服匆匆挂断电话。
第二次、第三次再打电话,记者直接表明来意,要求联系负责人进行采访,一位操着四川口音的女性客服人员表示,“他们爆料是他们的事,我们不接受采访。”最后一次时,一位男性客服直接表示“我们不接受采访”,然后“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其实,就在打电话之前,记者还曾试图进入其QQ服务群“卧底”,搜索之下,官方提供的号码并未有任何QQ群的显示结果。
国资平台项目逾期
据公开资料显示,金粮宝成立于2014年5月,到12月8日平台注册用户达15109人,累计成交量14.9亿元,是由重庆粮食集团直接出资成立的国有控股企业。该集团在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吉林、黑龙江、辽宁等地有10家分公司、100家办事处。
据投资人收到的短信显示,于2016年11月30日到期的交易名为“【金粮贷】公司流动需求资金100万元”的项目以及于2016年11月26日到期的交易名为“【金粮贷】公司流动需求资金200万元”的项目,由于借款人确认无法到期还款,已经发生逾期。
有媒体报道称,金粮宝逾期涉及金额可能逼近上亿元。《投资者报》记者还注意到,有的投资人在爆料时指出,“逾期就逾期了,金粮宝竟然把官方QQ群、微信群都解散了。”难怪记者搜索QQ群无结果。
由于吃了“闭门羹”,记者目前仍无法确认金粮宝的逾期金额,以及平台后续的处理方法。但据相关媒体报道,金粮宝称,“公司正在采取法律手段积极追究借款人和担保人的违约责任”,“现已落实第三方资产公司收购该项目的债权,目前正在抓紧完善相关手续”。这也和客服所说的现状比较契合。当然,由哪家第三方资产公司收购也未可知。
记者还发现,有的投资者致电金粮宝得到回复称,重庆粮食集团是国有的,一定会兑付的,具体时间未定,定了会一一打电话给投资人的。记者查阅工商信息了解到,作为国有独资公司,重庆粮食集团持股该平台60%的股份。但事实到底是怎样的,恐怕只有金粮宝方面心知肚明。
借款信息不甚明了
《投资者报》记者浏览金粮宝平台官网,确实如前文客服所说,目前已经没有可以投资的项目标的。但在其首页十条标记信息显示,“投资已满”的标的多为1个月或者3个月的短期标的,借款额度或为100万元或为200万元,预期年化收益只有两种:1个月期限为7%,3个月期限为7.5%,借款用途为公司流动需求资金。跟记者所了解的其他P2P平台项目相比,金粮宝平台项目列表过于规整,有处女座的迹象。
更加一致的是,金粮宝平台首页所有项目的承诺机构均是一家名为湖北京山恒达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京山恒达”)。资料显示,京山恒达始建于1997年4月,是集粮食加工、商品贸易于一体的私营企业。
在项目信息中,借款人为个人,项目借款信息则为企业的介绍,而重要的企业名称则被隐去,且多笔款项借款用途为“本次贷款资金用于收购粮食”。也就是说,从目前首页的信息来看,京山恒达与借款企业关系密切。
事实上,京山恒达并未实现自己的承诺。该公司在《承诺函》中承诺“在借款人无法按期偿还借款本息时,本公司于1个工作日内将代偿款足额划入借款人,在金粮宝平台关联的富友账户绑定的银行账户,或者重庆粮食集团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账户中或者借款人指定的账户中,并完成全部代偿相关手续”。
记者向前翻阅,此前还有重庆摩围山欣宜酒店有限公司担任部分项目的承诺机构。所以目前是由哪些借款人和担保人违约,由于金粮宝方面的信息不透明,记者与投资者一样迫切需要了解更多的细节。
被疑风控管理不当
反思兑付危机之外,投资者对金粮宝的风控产生怀疑,担心平台本身风控缺失,项目均由合作机构提供,贷中和贷后的管理也不到位。由于金粮宝方面“不接受采访”,就@一怀疑,记者尚未能帮助投资者解惑。
对此,有观点指出,金粮宝陷入此次兑付危机,主要是由于该平台的债权来自于外部合作机构,比如担保公司、小贷公司等等,是一种类P2N模式,债权关系复杂,有早已被合作机构“连累”的嫌疑。
上述观点人士进一步分析,“如果每一笔成交,平台可以从中获得5%的提成,而成交量越高,平台越赚钱。所以,对于平台的高管,他们当然希望多上项目。那么,对于合作机构的审核也好,风控也罢,自然大打折扣。”
雷曼的发迹与困境
雷曼的发迹和破产轨迹既是一个成功实现的美国梦,也见证了美国投资银行业由盛而衰的发展历程。
雷曼兄弟公司的前身仅仅是一对移民兄弟开办的小杂货店。经济大萧条时期,雷曼兄弟公司是大力推广新型融资方式的先行者之一,曾帮助大量急需资金的公司成功融资。20世纪60、70年代,雷曼兄弟公司开始拓展其在全球的业务。截至2008年5月,雷曼兄弟公司拥有资产达6390亿美元,其中有1105亿美元高级无担保票据、1260亿美元次级无担保票据和50亿美元初级票据。大量的无担保票据和初级票据使雷曼在次贷危机的风波中不堪一击。2007年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雷曼兄弟公司因持有大量抵押贷款证券,资产大幅缩水,公司股价在次贷危机后的一年之内大幅下跌近95%。该公司财报显示,截至2008年第三季度末,总股东权益仅为284亿美元。为筹集资金渡过难关,雷曼兄弟公司被迫寻找收购方。但与韩国开发银行的收购谈判无果而终,而美国银行和英国第三大银行巴克莱银行也在美国政府拒绝为收购行动提供担保后宣布放弃收购。种种努力失败后,雷曼兄弟公司无奈之下宣布破产。根据破产申请的法律规定,提请破产保护的主体是雷曼兄弟控股公司,不包括公司旗下从事经纪业务的各分支机构,如雷曼兄弟资产管理公司和纽伯格・伯曼咨询公司等。
美国财长保尔森认为次贷危机的本质是“资金流动性不足”,实际上根本原因在于支付源头出了问题。为了扩展业务,雷曼发放了大量无担保的贷款,这一金融创新使很多低收入者也能够住上房子,从某种意义上为实现社会公正作了很大贡献。但这一思维是建立在假定贷款客户都能够如约还贷,一旦客户还不上贷款危机不可避免。
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结构性危机
100多年前,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曾说过,“我有两个主要的敌人:一个是我面前的南方军队,还有一个就是我后面的金融机构。在这两者之中,后者才是最大的威胁。我看见未来的一场令我颤抖的危机正在向我们靠近,让我对我们国家的安危战栗不已。金钱的力量将继续统治并伤害着人民,直到财富最终积聚到少数人手里,我们的国家将被摧毁。我现在对这个国家安危的焦虑胜过以往任何时候,甚至比在战争中更为焦虑。”100多年前的林肯的忧虑正在袭击着美国社会。从低收入者因为没有还贷能力被迫失去房子命运到一路走低的不良房产拍卖,从银行的挤兑到政府的接管,美国的投资银行和房贷机构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局。次贷危机和投资银行危机拉响了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警钟。一系列金融领域危机的此起彼伏证明大萧条以来的金融监管制度在金融全球化以及金融发展新思路中已经基本失效,实际上美国财政部和新任财长保尔森已有所准备,早在2007年在保尔森的倡议下,美财政部已经在运筹调整金融监管体系,2007年3月爆发的次贷危机成了金融改革新蓝图迅速出台的催化剂。
当前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沿袭自金融业分业经营时期。在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美国国会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奠定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基调。在该法案下,美联储与货币监管局负责商业银行的监管、储蓄机构监管局负责储贷协会的监管、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的监管,这一格局延续至今。然而,美国1999年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象征着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复归,美国金融机构的跨界并购整合与交叉经营销售成为新趋势。然而,尽管重开混业经营已10年之久,但分业监管的格局仍未被打破。这就为金融机构钻空子留下了机制性漏洞。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金融机构利用实质性的混业经营手法来规避分业监管体系的手段越来越丰富、动机越来越强烈。例如,商业银行通过实施证券化,就可以将风险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转出,从而规避美联储对资本充足率的管制。与此同时,由于相关ABS和MBS的发起人是商业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未全力介入对此类资产支持证券的监管。证券化将信贷风险由信贷市场转移到资本市场,但由于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监管体系是彼此分割的,从而不能充分识别和控制证券化的风险,最终酿成了次贷危机。
美国财政部早在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前的2007年3月就开始酝酿这一改革方案。这说明美国政府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并非全然由危机驱动,如果说全球投资者曾经对美国金融市场和监管体系充满信心的话,那么次贷危机的爆发则摧毁了市场信心。即使在如此发达的美国金融市场上,依然充斥着结构性金融漏洞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牟利动机下的过度放贷与欺诈、利益冲突下客观性的丧失等等。而零散分割的金融监管体系,未能及时觉察、甄别、防范和化解危机,保尔森及财政部酝酿的改革计划势在必行。
保尔森计划面临的瓶颈
为了减轻次贷危机以及消除金融监管的盲区,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向国会提交了一项长达218页的金融改革方案《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蓝图》。这一改革蓝图是自美国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改革计划。该计划分别为短期、中期、长期三个阶段提出详尽的解困方案。
短期方案具有典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特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一向具有“危机指向”的历史特征,它总是因应各类金融市场动荡或危机而做出相应调整,成立于1987年10月股票市场“黑色星期一”之后的协调机构――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此次成为短期方案的媒介。《蓝图》的短期建议就是在该小组中加入银行监管者,同时将该小组关注的领域从金融市场扩展到整个金融系统,以增进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为解决迫在眉睫的次贷危机,新成立抵押贷款创始委员会,通过设置执照标准、为州级监管机构评级打分的方式,来监督各州对按揭贷款的管理,以改变目前许多此类经纪人脱离联邦监管的现状。《蓝图》建议给美联储扩权,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美国对商业银行、储蓄和贷款机构以及非银行次贷机构不同、有时甚至相互冲突的监管规定存在已久,既有监管空白,也有重叠。为了将其理顺,财政部认为应让美联储发挥核心作用。美联储官员应获得检查经纪公司、对冲基金、商品交易所和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机构商业行为的权力,甚至希望赋予美联储检查上述机构内部账目的权力。
就中期方案来说,其一,发放联邦储蓄牌照的初衷在于持牌机构为居民住房抵押贷款提供充足的资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联邦储蓄机构业务范围已经扩展到居民住房抵押贷款之外,近年来,该类机构在居民住房抵押贷款中的比例大幅度缩减。因此,《蓝图》建议取消联邦储蓄机构牌照,将其纳入国民银行牌照体系。同时撤销20世纪80年代末成立的用于监管储蓄和贷款的联邦机构――储蓄管理局,将其职责合并给具有全国银行监管权的货币审计局,并可能将州级银行交给美联储或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来监管。其二,长期以来,支付清算体系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监管体系,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美联储应当承担支付清算系统的主要监督责任,有权设计对于金融系统非常重要的支付清算系统,全权负责制定监管标准,即美联储可能得到支付和转移证券的监管权。其三,在保险领域,过去135年都是由州保险监管当局进行监管,而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对这种分散管理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蓝图》建议在财政部下设立国民保险办公室,负责监管按照联邦保险章程从事保险业的公司,专注于国际性问题和顾问服务事宜,以逐步实行由联邦政府负责监管保险业。其四,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期货与证券市场的差异不断缩小,二者分业监管存在潜在的损害,且影响效率,因此《蓝图》建议合并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期货和证券行业提供统一的监管。
金融危机传染从国界上可以分为国内与国际传染两种类型。国内金融危机传染指的是在国内金融泡沫化的前提下,货币危机逐步转变为资本市场与银行业的危机,并且演变为全面化的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指的是金融危机通过某个渠道或者机制来将本国的金融危机传播到其他国家与地区当中。当前多数金融危机机制研究中所指的金融危机传染都是专门指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本文中所使用的金融危机传染也是指国际金融危机传染这一类型。
2亚洲金融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传染
2.1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传染
亚洲金融危机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传染主要体现在价格效应上,而在收入效应上不是特别明显。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各国和我国的贸易结构比较相近,都是以劳动力密集型的初级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这也就使得我国和东南亚在出口上存在着很大的市场竞争。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东南亚各国货币不断贬值,而我国政府则始终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直接造成我国出口产品丧失了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因而其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价格效应比较明显。在收入效应上主要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当中,我国的三大出口贸易合作国家中的日本经济开始出现快速下滑,而美国与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也十分缓慢,从而使得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各国的经济总体呈现下滑趋势,使得各国收入下降,进而对我国出口产品需求不断减少,无法体现出其明显的收入效应。
2.2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传染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期间,人民币汇率开始大幅度升值,从而造成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越来越困难。而从2005年人民币汇率变动以来,人民币一直保持升值的状态。但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尚未爆发之前,我国在进出口贸易上持续保持增长势头,并且人民币升值对于进出口贸易的消极影响也不是很明显,这主要是由于美国次贷危机之前,全球经济发展迅速,且与我国开展贸易合作的各国的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从而使得外需不断增长,就相应地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对进出口贸易的消极影响。但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后,全球经济迅速下降,并且与我国开展贸易合作的国家的收入也开始下降,从而使得其对我国的出口产品的需求也相应下降,同时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货币危机直接导致人民币的大幅度的快速升值,使得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逐渐减弱,最终使我国进出口贸易在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上受到双重消极影响。另外,美国次贷危机还造成我国国内经济出现深层次的矛盾。当前我国一般贸易方式在出口总额上只存在收入效应,而在加工贸易方式的出口总额上只存在价格效应。也就是说,我国的一般贸易方式在对外需求变化上非常敏感,而加工贸易方式对于货币汇率的变化则非常敏感,这也体现出我国贸易方式在美国次贷金融危机期间所受到感染的抗风险能力水平比较低。由于当前我国加工贸易方式总体上在国际分工上还处于比较低的位置,且其附加值也比较低,这主要由于我国加工贸易的竞争优势主要就是生产成本低、价格低。因此,美国次贷金融危机中造成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就直接导致我国加工贸易方式的发展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美国次贷金融危机还造成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外部环境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3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传染的策略
3.1加快进出口贸易方式的转变
首先要加快出口贸易的导向发展策略的改变,注重出口贸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达国家承受着高额的债务以及高失业率的困扰,而我国在进出口贸易上的外需不断萎缩也使得其长期处于低迷发展状态。因此,我国应当将出口贸易为主要导向的贸易方式进行改变,注重进出口双向同步发展,从而实现进口贸易方式也能够有效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其次是要鼓励对外贸易企业不断加大技术投入,以此来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附加值。尽管近些年来我国在出口贸易上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且在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缓解就业压力上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依然比较低,再加上我国依然采用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从而造成我国出口贸易在金融危机期间的抗风险能力较低。所以,我国应当加快将资源、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改变为技术密集型以及资本密集型出口产品,从而鼓励对外贸易企业不断加大对出口产品的技术投入,以此来全面提升产品的技术附加值。
3.2增强进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升级
在金融危机爆发期间,我国应当对美、日以及欧盟等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出口依赖进行削弱,从而将这种出口上的依赖尽快转变为依赖国内需求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因此,我国必须不断加大国内需求,这也就需要进行国内消费的不断扩大,在出口产品的生产上要注重国内需求消费品的生产,并且对分配结构进行调整,加强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以此来更好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居民收支上的平衡和消费能力。
3.3调整进出口贸易政策
首先要合理选取和吸收外商投资,对于高能耗产业要限制其进入我国,引导高技术附加产业的投资;同时还要引导国内加工贸易产业逐步向落后国家进行转移,并且还要努力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拓展产业链。其次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从而为国内加工贸易产业优化升级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一方面要进一步增强东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合作与交流,从而使得中西部地区在东部地区发展模式中创建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地带;同时还要增强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对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进行人力、物力以及财力上的支持,从而创建出符合中西部发展特色的新型加工贸易产业区域,以此来进一步提升我国加工贸易方式的附加值。
3.4创建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求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在美国爆发次贷金融危机时,我国人民币的单方面的升值体现出我国当前人民币汇率机制还不健全,从而使得其对国内的进出口贸易的保护能力不能够进行充分的体现。因此,我国应当创建出更为合理、灵活以及具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以此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另外,随着国际贸易格局的不断调整,我国应当将人民币推向国际化发展,以此来提升我国进出口贸易在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抗风险能力。除此之外,我国还应当积极学习和研究全球各类因货币升值所造成的金融危机的案例,从而为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创建提供参考,从而尽快确立我国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强国位置,进而保障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
4结论
一、案情简述
国内某生产性出口企业甲公司同某国大型销售商乙公司有长达十多年的合作历史,甲公司长期由乙公司授权,贴牌生产向其供应系列轻工产品,每年贸易金额在200万美元左右,该营业额占A公司所生产总额的2/3,尽管利润率低,但A公司仍能维持自身的正常运转。由于双方数年的合作,彼此互相非常信任,付款条件由当初的信用证发展到后来的D/P,一直到前几年的后40天T/T(即提单日期后40天T/T付款,一般货物从中国启运港到乙公司所在目的港所需要的时间为40天左右)。虽然付款条件的放松会对甲公司带来越来越多的风险,但是由于乙公司的良好经营和信誉,并未给甲公司带来许多应收账款或坏帐,双方的合作非常顺利。
然而,从2007年下半年的次贷危机到2008年的金融海啸的爆发以来,由于乙公司所在国消费意愿的持续下降,乙公司的销售能力呈逐步下滑的趋势,资金回笼也越来越慢,拖欠货款的现象已经日益显现,而甲公司的供货仍按照当初既有的合同进行生产发运。 刚开始的时候,乙公司还能照常清关提货,后来由于资金问题接连把货物压在港口没能清关接货。等到甲公司后来停止供应货物进行盘点应收帐款时,发现乙公司已拖欠甲公司近100万美元的货款,资金的断链很快使甲公司陷入财务危机中。
甲公司曾经想把部分滞港货物转卖给其他小型零售商和经销商来舒缓困境,这些客商由于诱人的价格也有购买的需求,可是当得知产品是乙公司的定牌时,却因知识产权问题未敢转接货物。甲公司想把货物运回来改定牌,合计下来由于高额的来回运输成本、滞港费用和改牌的费用(主要改换客户定牌和去掉产品上乙公司的定牌和LOGO的费用)而告吹。虽然甲公司也投保了一部分信用保险,然而受制于小的信保限额和追偿欠款时间较长的缘故,而且所能解决的资金也只有较小的一部分,不能从根本解决甲公司的财务危机。
二、案例分析
1. 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恶化的大环境是诱发本案的主要原因
从甲公司和乙公司十多年的贸易交往来看,付款条件一直对乙公司越来越有利。乙公司的资信好,没有主观恶意拖延付款的现象是建立在甲公司好的产品、乙公司好的营销能力和良性的消费市场三者基础之上。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直接后果是使大批消费市场不景气,破坏了既有的基础, 从而影响乙公司的销售能力、库存增加、资金回收困难,进而造成乙公司的资金断链,对外支付能力降低。随着时间推移,甲公司的多批应收帐款未收,严重影响了其收支状况,促使其陷入财务困境之中。
2.不利的付款条件直接促使甲公司陷入财务困境之中
后40天T/T(即提单日期后40天T/T付款)的付款条件属于乙公司的商业信用,对甲公司非常不利,虽然在次贷前未出现大的问题,但是一旦市场萧条或贸易环节出问题,甲公司将面临严峻的风险。乙公司主观上固然没有对甲公司实施任何的商业欺诈,但受制于大环境和自身的财务困境,不可避免要连累到甲公司。如果在本案例中,实施的付款条件是具有银行信用的L/C,也许甲公司受到的财务危机的冲击将大大降低。对于这种长期合作的业务,循环信用证的付款将是比较好的风险防范措施。
3. 贴牌的货物不能转卖套现加剧了甲公司处理财务危机的难度
货物的贴牌对甲公司处理滞港货物陷入极为被动的状态, 因为货物的销售对象只能是乙公司一家, 在知识产权问题的困扰下,任何的转卖套现都难于实现,这样就加剧了甲公司化解财务危机的难度。即使实施退运改牌也必须征得乙公司的同意,高额的来回运输成本、滞港费用和改牌的费用,这在实际的业务中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如果当初出运的甲公司的自主品牌或中性包装,也许这个棘手问题就较为容易解决。
4. 甲公司不规范的操作以及风险防范意识淡薄
甲公司在大环境持续变差,乙公司销售能力持续下滑以及拖欠货款的情况下,仍按照当初既有的合同进行生产发运,把更多的资金套在具有风险的市场,属于操作上的不规范,具有很大的风险。在实际操作中,一旦销售下滑,资金回笼慢的情况下,必须与客户尽早协商,建议暂缓或暂停,甚至取消既有的合同,等市场明显恢复后,再来协商供货。这样,对贸易的双方都能减少风险。
三、几点思考
1. 出口商在当前金融危机下慎重采用贴牌出口
贴牌生产出口在中小企业生产型企业较为普遍,并占了较大的比例,在大环境好的情况下,虽然能较好的维持这些企业的生存,但也有相当的不利,首先,中小企业从贴牌生产中获利较低,对自身长久的发展难于持续;其次,贴牌出口容易造成一些知识产权的问题和争议,经常被出口国和进口国进行种种的查验,甚至带来官司;再次,当贴牌出口的货物遭到进口商拒付时,出口商无法转卖,实际上大大降低了出口商处置货物的能力。最后,在当前许多不确定的情况下,如果未收到或确保全部的货款,出口商应尽量避免贴牌生产出口,如果采纳贴牌生产出口,出口商应采取比较保守而且有利于自己的付款方式(策略详看第2条)。另外,在长期的出口贸易中,出口商在接受贴牌生产出口订单的同时,也应根据自身所掌握的产品核心技术和经济实力等特点,逐步培育自主品牌,因为自主品牌能够改变企业发展的方式。即使没有自主品牌,也尽量采取中性无牌的策略,这样,在当前不利的形势下能够处于比较主动的地位来避免各种风险和纷争。
2.出口商在金融危机下应采取较为保守的付款方式
出口商应尽量选择有利于自己保守的付款方式。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尽量多了解和试探客户的对外支付能力,对于信用证,同时也要相应了解开证行的资信情况,采取较为保守的付款方式来防范风险。金额较小的订单,宜采取费用较少,操作简单T/T预付的方式;金额较大订单,由于客户的资金问题无法实施T/T的,宜采取信用证的方式,这样有利于确保买卖双方都能够避免风险。后T/T,D/P和D/A等不利付款方式尽量不宜采用,因为在金融危机下,商业信用风险是非常难于控制的,虽然有些合作伙伴或客户没有主动进行商业欺诈的意图,但受制于大环境的影响,难免碰到所料不及的商业风险,甚至连银行信用也存在风险,出口商也要持谨慎的防范策略去应对它。
3. 出口商在金融危机下应采取稳妥的业务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