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含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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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含义

第1篇：小农经济含义范文

【关键词】自给自足所有制经济基础

作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教学的难点，笔者从小农经济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入手，来全面认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所谓经济基础是在一定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从中不难发现，经济基础的核心是生产关系，而在生产关系的三要素中，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是主导。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它是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也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国有制，主要形式为屯田制和均田制；农民土地所有制，它不占主要地位，但却是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的重要补充。

中学历史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表述通常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到底又是怎样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关键在于如何全面理解什么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我们经常明确其特点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是一种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从字面含义来看是自己生产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是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生产者通过自己的生产满足了自己生活需要，因为无论漫长的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不是(或不能)自给自足。在此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可以理解为生产的极端封闭性，无论是产品的生产还是生产的分工几乎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这样的情况下，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实体，彼此孤立几乎不发生联系。如果说在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实体下的生产有极强的封闭性的话，那么从生产的目的及产品的分配上来看，自然经济亦体现为自给自足。因此在阶级社会，自然经济作为一个社会经济范畴，不能从单个家庭来解释，必须包括剥削者和劳动者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自然经济的存在时间范围，另一方面做为一种经济形态它是有阶级性的。从中可以看出自然经济的另外一个特点，即劳动者为自己和剥削者直接消费而进行生产。在这种经济中，劳动者是直接生产者，他们的劳动也是直接的社会劳动，或自然形式的社会劳动(即不需通过交换即为社会所承认的劳动)。

从生产的性质来看它不仅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还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在这里仅仅是生活资料的生产，还不是全部的生产活动，因而又得出自然经济的第三层含义。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几种社会形态中商品经济一直存在，虽然它与通常所说的自然经济有区别，但从根本上说它是自然经济的补充。可以说在这样的经济单位中它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自给自足，相对于其他的经济单位它是封闭。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中，这种“单一的经济单位”应当是大体相当于过去一个乡里或邑县，包括这一地区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还有小商人。否则很难做到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的基本自给。一家一户，包括手艺人，是一个生产单位，但不是一个经济单位；他们联合起来，才成为一个经济单位。每户生产的农产品不尽相同，他们是靠在地方小市场上进行品种调剂、余缺调剂，互相取得原料或成品完成再生产的。这种调剂往往也经过商人，但它是使用价值的交换，乃至劳动的直接交换，应当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

这样，我们可以把自然经济的概念再引申一层，得出它的第四层含义，或广义的含义即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自然经济，本来是与商品经济相对立而言。因此，广义地说，凡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或者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交换，都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从这个含义说，不仅包括农民家庭手工业，还包括独立的工场手工业。从这一点上来看不仅是作为副业的工场手工业，还可把某些城市手工业包括在内。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发展的很完善，有效的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建立大统一的国家，商业一向比较发达，但发展程度很低。资料表明前夕，国内商品的流通额约为3.88亿两，其中粮食占百分之四十二，棉布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四，盐占百分之十五，以下依次为茶、丝和丝织品、棉花等。以粮食为例，粮食是最重要的商品，差不多所有其他商品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和粮食相交换。粮食商品化的情况是观察自然经济的重要标志。当时，在城乡、地区间流通的粮食约有245亿斤，占产量的百分之十点五，商品率不过百分之九。粮食从来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无论农民或地主出卖余粮，都是为买而卖。其他占重要地位的物品也是如此。商品经济是自然经济的对立物，但是，单纯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尽管也会造成市场繁荣——却又常成为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其结果是：地主制的封建经济利用它巩固了自己。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

第2篇：小农经济含义范文

关键词：农户金融服务；非正式金融；减贫机制

中国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6-0010-06

贫困问题作为一项世界性研究难题，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及其他相关学科学者们的目光。小农家庭由于自身经济基础薄弱与高度脆弱性特征，往往长期处于贫困的边缘m或者陷入贫困者行列之中。从贫困的形成原因来看，低收入、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缺乏是最主要的因素，而在家庭经济中，三者往往又是相互联系、彼此强化的。无论是贫困者缓解贫困，还是减少贫困的发生率，资金(或信贷)的可获得性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因而，关注农户的金融服务状况是关注贫困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随着对农户金融服务实践的变化，相关研究也日益增多，国内外许多学者从对农户金融服务需求本质的理解、可供形式、减贫机制、正式与非正式金融的交互作用等多个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本文拟对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对农户(农民)经济行为的解读

英国学者弗兰克・艾利思把农户定义为“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主要从农业中获得生活资料、在农业生产中主要利用家庭成员劳动的一个基本生产、生活单位。他们部分地参与常常是不完全或不全面的投入与产出市场”。对农户研究的本质目的是对农户行为的解读，其中争论的焦点在于农户是否经济理性，这涉及到是否可以把农户看作一个现代生产基本单位，以便选择农户金融服务的基本框架。张杰(2005)认为，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富于理性的小农，那么，就没有必要单独为其设计一套农贷制度安排，而只需将现在已经存在并很好地服务于现代经济的金融体系直接延伸到农村经济，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即可。

现代欧美学者研究农户行为的经典文献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类：一类强调小农的理性动机，另一类则坚守小农的生存逻辑。舒尔茨把农户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单位，认为农民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毫不逊色，据此，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在于激励农民为追求利润而创新的行为(1964)。波普金更进一步认为，农场完全可以视作资本主义的公司，小农无论是在市场领域还是政治社会活动中，都更倾向于按理性的投资者的原则行事(1979)。由于以上两者的观点十分接近，人们将其概括为“舒尔茨一波普金命题”。这一命题实际上强调，对于农户或者小农，重要的是为其提供所谓的“现代市场要素”和创造外部市场条件，至于小农如何行事，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与“舒尔茨一波普金”命题的乐观倾向相比，小农经济的“生存命题”则显得有些悲观。他们从乡村社会关系与伦理角度出发，分析农户(农民)的生存方式与经济行为逻辑。其中，以察亚诺夫(Chay-anov，1925)、波兰尼(Polanyi，1957)为代表的“道义小农派”质疑古典经济学的严格理性分析范式，认为小农的行为明显偏离经济计算的路径，不同于资产拥有者，因为他不雇佣劳动，因此难以计算成本收益，其产品也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而不是追求利润。后来，美国经挤学家J・斯科特(Scott，1976)通过细致的案例考察进一步阐发和扩展了上述逻辑，并明确提出著名的“道义经济”命题。在斯科特看来，小农经济坚守的是“安全第一”的原则，具有强烈生存取向的农民宁可选择避免经济灾难，而不会冒险追求平均收益的最大化。实际上，斯科特所揭示的这一“生存伦理”构成前资本主义农业秩序中诸多技术、社会和道德安排的基础，农村信贷安排自然也不例外。

对于中国农户的解读，华裔学者黄宗智教授的贡献是难以逾越的。他基于华北小农经济的史料研究提出了小农经济“半无产化”以及著名的“拐杖逻辑”。在黄宗智之前，人们已经对中国小农经济的特征做过大量描述和确认，黄宗智自然也认同对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密化”刻画，但他对“过密化”的讨论旨在表明，由于“过密化”源自一个农户家庭不能解雇多余的劳动力，因而中国的小农经济不会产生大量原本可从小农家庭农场分离出来的“无产一雇佣”阶层。但他同时指出，在当时情境下，若剩余劳动力从家庭农场分离出来，他必然成为家族的最后一代，即作为雇佣阶层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只能是自我维生至消亡。如此，既然多余的农村劳动力无法独立成为一个新的阶层，那么，他们就必然会继续附着在小农经济之上，非农工作与收入只能成为生活的“拐杖”。这种状况长期决定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制度结构、演进走向以及总体绩效。可即便是富余大户，也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这与中国长期封建历史过程中的重农抑工的根本性制度安排有关。

综合上述观点，可以发现，农民表面的非理性恰恰是现实环境下的理性；解释农户行为特征与贫困的原因应从社会制度安排、农产品市场结构与生产要素市场的高度分割的原因结合出发；考察与安排农村金融服务时，要综合考虑历史与现实的各种制约因素，将之作为动态的变迁背景，才可能实现农村金融制度供给与需求的良性耦合。

二、农户金融服务的需求与信贷特征

农户的金融服务需求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提供储蓄便利，积累资本以购买耐用消费品；第二，获取信贷以平滑消费，包括产出与投入时间上的不匹配、生命周期需要、紧急事件需要；第三，利用信贷资金投资。

对穷人储蓄能力的怀疑是补贴信贷与贫困者金融服务认识误区产生的主要原因。事实上，穷人不仅可以从收入(工资或其他收入)扣出一部分，也可以从支出(日常开支)中省出一些用于储蓄。即使是最穷的人也必须花钱购买如食物与衣服等最基本的物品，每一次他们的确存在储蓄的机会而且他们也确实这样做，无论金额多么微小。许多贫困家庭主妇在这样努力，尽管他们的丈夫不能从他们的收入中提供任何储蓄。她们的成功体现在她们每一次出借小额款项(也包括数量很少的米、煤油与盐)的习惯上。为农户提供储蓄便利可以增进农户储蓄，从而提高农户信贷能力。

在解决资金困境时，农户资金需求遵循特殊的差序格局，即其融资顺序依次为：增加非农收入进行的内源融资、利用亲缘关系进行的友情借贷、利用本社区其他非正式信贷形式、国家信贷或带有官方性质的正规信贷、其他商业性的信贷。在还贷特征上也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契约信用相背离，带有乡土社会信用特征，有着明显的圈层结构：其信用由家庭圈层、亲缘圈层、社区圈层至社区之外依次减弱甚至完全丧失。根据郭晓鸣(2004)在四川4个不

同类型的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随机抽取243户农户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2001～2003年的三年间，农户在信用社贷款的按时还本付息率仅为34.3％，私人借款的还款率则达到86.8％。农户资金需求遵循特殊的差序格局，是对还款能力不确定的理性选择，由于收入流的非稳定性特点导致的不确定性，当还款期来临而无法归还时，亲缘关系与社区内的融资易于达成谅解并顺延。事实上，贫困者对声誉可能也是很珍惜的，因为若更缺乏声誉资本，生存危机会更严重，对他们来说，一笔金额很小的融资可能是一笔救命钱。信用特征的圈层结构则与信息监控水平、重复博弈与违约惩罚力度有关。若是构建合理的制度安排，农户圈层结构的信用特征也是可以改变的。

三、农户金融服务的国际实践与困境

早期，政策制订者期望宣传高利贷的罪恶，试图通过发展正规金融来替代它(Adams and Fitchett，1992)。但是，以城镇为基础的信贷配置(Lipton，1976)与正式贷款人面临的利率限制(Vega，1981)二者相辅而形成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Edward s，Shaw，1973)；穷人缺乏合适的担保(Pischke，1983；Rudra，1982；Binswanger and Sillers，1983)，越是小额借款者，面临的交易成本越高(Aron，1981；Tim-berg andAiyar，1984)；最终保护、仲裁与腐败情形(Ladman and Tinnermeir，1981；Adams and Vogel，1985，Ghatak，1977)等原因造成乡村多数农户很难获得正常信贷。在工业化后期，许多国家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理论，于是优惠信贷(补贴信贷)成为许多国家为农业发展提供的一项重要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许多国家提供优惠信贷供给作为农村发展的中心策略。然而，由于优惠信贷通常遭遇极低的还款率与高涨的补贴成本，致使许多优惠信贷无法惠及真正的穷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和南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陆续开展一系列以非政府组织为主导的试验，设计和实施专门为穷人和小型经营活动提供贷款和储蓄服务的项目。试验成功的小额信贷机构主要有孟加拉国的Grameen银行、玻利维亚的Banco Soi银行和印度尼西亚的Unit Desa项目等。Global Resource Centrefor Microfinance 2004年的一份报告称，已探明从事小额信贷的商业银行和其他正规金融机构有225家(包括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等)，其中已经获得较高回报，甚至超出本国银行业的平均水平(Isern，2005)。在控制信贷风险、提高偿还率方面，小额信贷机构独树一帜，创造了不少为人熟知并广为复制的技术，如整贷零还、小组连保贷款、动态激励、灵活的抵押方式等，用来克服信息不对称障碍，提高偿还率。

然而，小额信贷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问题。首先，非市场化模式的小额信贷存在着可持续性与选择性剥离。的问题。其次，市场化的小额信贷利率过高，根据Micmfinance Bulletin 2003年7月号的调查，在向最穷的人发放贷款的49家小额信贷机构中，平均运营成本为其发放贷款数额的59％，而人力成本接近50％。尽管较高的利率可以扩展小额信贷的延伸性，但利率过高也会导致金融风险和政治风险的增大，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Woller andWoodworth，2001)。

在低收入国家，政府大都把农业信贷的名义利率定得很低，而贷给农村贫民的贷款利率则更低。德尔・W・亚当斯驳斥了用于论证低息农业贷款合理性的主要的八种观点：高利贷论、高收入国家的低利率政策、贷款者获得了廉价的资金、贷款者的生存力、农民的行为、收入转移机制、利率与通货膨胀、次佳论点。认为低息贷款政策是低收入国家的金融市场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它们挫伤了农户进行储蓄的积极性，并对贷款者分配贷款的方式极为不利。而且，与低息贷款相对应的低息揽储极不利于动员农村储蓄以扩大资金供给。

关于非正式金融与正式金融的利率差距，谢平、陆磊(2003)的研究认为，由于信贷配置中的腐败行为，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价格实际是均衡的，不能简单定义民间借贷是高利贷，如果如此定义，则正规金融也同样具备高利贷特征。巴甫洛(1979)指出低息借贷对一些借款者来讲并不便宜，利率偿还只是总借款费用的一部分，额外的费用包括表格填写、贿赂、拜见放贷者所需交通费用以及进行协商和偿还贷款所占用时间的机会成本，就一个新的小额借款者来说，他的贷款交易费用可能是应付利息的好几倍；卡仁・辛格考察了一个印度村庄消费性贷款的利率结构，发现其年利息率平均为143％，从利息的构成来看，机会成本约占50％以上，风险成本25％，分配成本15％，垄断利润则只占6％。

四、农户金融服务的减贫机制

关于农户金融服务的减贫机制，已有研究主要是遵循如下图所示思路进行的：

所谓可追加性研究是指农户获得贷款前后的境况改善与生活影响。在众多小额信贷制度影响分析的文献中，有关金融服务对家庭经济生活的影响被集中在六个方面：平滑消费；减低对高利贷的依赖程度；对家庭开办小型企业的影响；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对家庭成员职业选择的影响；对家庭收入的改善。其中，平滑消费与家庭资产选择是最明显的，而对高利贷依赖的影响是最不确定的(Kacoski andTownsend，2002)。

郭沛(2001)通过对陕西、河南小额信贷的受惠农户进行调查，并进行收入影响计量检验，认为小额信贷为贫困农户的收入增长具有正面的影响力，有助于贫困农户收入增加和财产积累。江曙霞、严玉华(2006)运用静态灰关联和前移动态关联矩阵对中国农村民间信用缓解贫困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民间信用可以有效缓解中国农户的贫困状况。Binawnager和Rosenzweing(1990)发现一个相似的利润最大化投资组合穷人比富人所得回报会低30％，而改善信贷可得性则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

由于农户信贷资金可得性主要来自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国外学者就此进行了多样性的相关研究。首先是非正式金融是否可以在村庄内实现收入互保、平滑消费的检验。Morduch(1991)，Cater(1991)和Udry(1990)分别用印度南部、布基纳法索(非洲国家)与北尼日利亚(非洲中西部国家)乡村家庭面板数据对家庭收入特异风险在总风险中的重要性进行了实证检验，Mordueh发现家庭特异风险占家庭收入总风险的75％～96％，Cater和Udry也得到相近的结论。Alderman与Paxson(1992)以消费与保险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一个计量模型用以检验村庄

内部的相互借贷对家庭间实现收入保险、平滑消费的可能性。Deaton(1992a)对村庄内部是否比跨村之间有着更多的收入共变进行了检验，其F检验表明结论是否定的，这实质上反映的是相邻村庄之间的同质性。其次是对农村变异的金融形式的研究。Becker(1974)、Lueas and Stark(1985)、Cox(1987)对承受疾病灾害的家庭接受亲戚与邻里的馈赠现象进行了考察，认为这是类似于信贷、相互提供收入保险的一种形式。姜旭朝、蒋贞灿(2005)则认为，农村婚嫁费用及其中的民间资金流动也反映着社会保障因素，亦即一种民间互保形式。

在非正式金融形式研究中，RoSCA(轮会)的作用机制得到最为广泛与深入的研究。Rogier和Chavas(1997)提出了一个简洁的模型，很好地说明了参加RoSCA比通过自己积累资金平均可以提前一半的时间获得耐用品。Anderson与Baland则从男女主人在家庭资源配置偏好差异与决策权争夺角度出发，通过博弈模型说明妇女参加RoSCA有利于促进低收人家庭储蓄，提高家庭教育资本的积累与耐用消费品的投资能力。Besley和Levenson(1996)运用1977～1991年台湾地区212 046户家庭面板数据，对家庭是否参与轮会(RoSCA)与其消费耐用消费品金额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证明非正式金融在家庭资本积累与耐用消费品购置中起着积极作用。

五、农户金融服务中的正式与非正式金融的连接

政府优惠信贷容易产生指向偏误，小额信贷的高监控与收贷成本会内生过高的利率，因而，非正式金融作为农户信贷的补充形式是必要而且客观存在的。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分别采用不同的行为规则集合与激励结构去处理监控与激励问题，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借款者的需求。非正式金融在农村与城镇充满活力地运行，成为许多借款人主要的信贷资源。Tsai(2003)对中国江浙农村非正式金融的研究表明，在有的乡村地区，正规金融发展较好，非正式金融也同样或更加活跃。对其原因，他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出了解释：正式金融供给不足而产生的制度外需求；地方治理与市场互动的产物；地方政治经济因素导致的市场分割；非正式金融极低的交易成本与社区互保机制。

非正式金融的形式多样，并且在各国有一定的差别，总结起来大致共有10种类型：专职但不受管制的金融机构，如信用合作社、土著银行(aboriginalbank)、当铺等；职业放贷者(money lenders)；商人(traders)；典当商；银背；地主；亲友；金钱护卫(mon-ey guards)；小组储蓄(group saving)；轮流储蓄与信贷协会(RoSCAs：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聚会(ASCrAs：accumulating savings andcredit associations)等。

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金融结构与金融抑制，即使非正式金融市场广泛存在，也可能存在资金供给不足。因此，如何构建农户金融服务中的正式与非正式金融的连接是实践中已然产生也是具有典型研究意义的问题。当前存在的主要连接形式有：小额信贷中的小组联保贷款、放贷者与银行机构的连接、农业相关产业与农户的信贷。

不少学者对农户金融服务中的正式与非正式金融的连接进行了研究。Tsai(2004)在比较中印非正式金融与小额信贷时指出，自组织的目的是帮助成员有规律地小额储蓄，在成员间创立内部保险基金以便应付急需，通过集体决策增强成员权利，为集体成员扩展无担保贷款。Seibel(1985)则以西非农村金融自组织为例，分别就储贷协会与银行机构实行连接的原则做了详细阐述。以储贷协会特别是以农户小组、手工业小组、商人小组为基础的联保贷款可以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监控与还款激励问题，为储贷协会设置的会计账户也有利于资金的安全与管理的便利。Floro和Ray(1997)以菲律宾的情形为例，考察了放贷者与银行机构的连接在配置效率与小农福利的潜在影响。通过与农业密切相关的产业对难以获得信贷的小规模农户进行借款，增强了贫困农户的信贷能力。事实上，一些非正式贷款者起着银行资金的输送管道作用，如谷物收购者对谷物种植者，奶制品公司对奶牛放养农户，农用生产资料经营公司对农户等。政策的制订者们也会思考这个问题，即增加正式金融资金的供给是否能够增加放贷者的竞争数量，从而降低小农获取贷款的利率，改善贷款获得者的福利呢?Floro和Ray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说明，由于一个地方很难会产生几个同类的放贷者，而且由于压低产出价格或抬高投入品价格因素的存在，使显性利率无法显示实际利率水平，重复博弈下放贷者的共谋可能只是增加放贷者从中获取租金的能力。刘峰、许永辉、何田以黑龙江个案为例，对农户联保贷款制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黄良赳对社会信用合作组织在农户贷款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分别以政府、民间、企业信用资源为平台，以增加农户贷款资金可得性。

第3篇：小农经济含义范文

服饰图案是工艺美术的重要语言之一，可以反映出人类的智慧与技巧，融合了人们的内心情感与思想观念，表现出人们的崇高理想与愿望，体现出人们的追求与向往。服饰图案所折射出来的不同时代背景、社会群众心理、民族精神与审美情趣等，远远地超出了服饰图案自身的审美价值与意义，让人们可以感受到丰富的文化底蕴。少数民族服饰图案的设计者多数都是深入生活，他们热爱生活与艺术，但是又不会将艺术设计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他们设计服饰图案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起自身的理想世界，是为了创造美好生活而塑造的形象，虽然他们的生活会遭遇艰辛坎坷，但是它他们依然对人生充满了希望。因此，少数民族服饰图案多数会运用美丽、充满诗情画意、吉祥的题材，或者象征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或者是有着纳福招财的含义，其情感内涵反映出人类积极向上的情感因素；热爱生活、故乡、讴歌正义等始终是其主题，很少会出现眼泪与伤痕，这充分体现出少数民族群众对生活的向往与坚定积极的信念。而这种积极乐观的信念，是与他们富足的小农经济水平所带来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稳定性决定的。与现代工业经济比较，民族地区小农经济虽然处于一种滞后的经济形态，但是它始终是少数民族人民一直以来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形态。而在这种经济形态背景下，只要风调雨顺，人民都可以保证自给自足，并不需要过多的社会交换也可以生活下去。由于在这种生产力水平的约束下，少数民族群众很容易满足于生活现状，只要捕到一只动物就有极大的愉悦感，可以饱餐一顿就是人们最大的幸福，每户家庭的最终追求就是“人丁兴旺”“五谷丰登”。虽然人们的生活艰苦，但是他们内心渴望幸福的理想并不是虚无的，而是现实直观的，渴望实现的。因此，即使人们在艰苦的岁月中，也没有失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一直洋溢着积极向上的希望，丢掉悲伤与绝望，用乐观的心态来面对美好未来。虽然人们的生活十分贫乏单调，但是他们始终将自己的生活设定在理想化的氛围之中，创造出的这种精神生活内容十分丰富。他们托物言情，将主观思想与理想倾注到服饰图案中，将这种物化了的人们美好理想的吉祥图案设定成民族服饰的图案纹样的主题，并且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各民族普遍流行的题材。就像我们所说的“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这些吉祥的寓意融入服饰图案之中，将抽象化作具体，将少数民族追求幸福、爱情、和谐等抽象的含义，利用人们所喜爱的具象题材表现出来，有着巧妙的构思，吉祥的图案寓意，流露出本土文化的质朴之美，体现出浓郁的民族色彩与个性。少数民族服饰图案涉及到各方面，花鸟鱼虫等内容十分广泛，有些象征着自由、爱情、家庭，有些寓意长寿、吉祥。这些图案表达出少数民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观者产生美的享受。一些服饰图案以谐音来表现出吉祥的内涵，例如“三羊开泰”，是用三只羊围着太阳构成的服饰图案，羊与阳谐音，开泰表示交好运，这幅图案寓意着幸运。图案“五福捧寿”是五只大蝙蝠围着一个寿字，因为蝠与福同音，所以寓意着人们富贵长寿。图案“连年有余”是描绘了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鲤鱼，旁边有一朵莲花，连与莲同音，鱼与余同音，代表了人们渴望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望。另外，一些民族服饰图案会暗喻美好的事物，例如石榴、葫芦等果实寓意着多子多孙；龟、松树等寓意着长寿多福等。壮族服饰图案“鱼仔多多”是一条大鱼腹中有许多小鱼似的斑点，象征了子孙就像鱼肚子里的鱼仔一样多。因为鱼类繁殖能力很强，产子数量多，被人们视为生命力顽强的象征，所以“鱼仔多多”象征了家庭人口繁荣，其他民族服饰中类似的象征图案还有“花好月圆”“麒麟送子”等。

服饰图案中的自我抒写

少数民族服饰图案的自我抒写是其一大特征，我们可以在许多民族服饰图案中，看到“人形”的纹样，并且以黎族服饰图案体现这一特征最为明显。“服装图案的主题是以人类、动物、自然还原剂与人们心中定型的物体居多。女性群体穿的裙子上的纹样主要以人纹为主，据说是象征了人丁繁衍，并且用深色的线用夹牵法来展现出反差较为明显的明暗感。”民族服饰中会出现简单的线条来表现出人的形状，具有极高的抽象特征。与其他图案纹样相比较，人形图案往往更具有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与意义。我们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关注经常先于对自身的了解与认识，当一个民族的艺术中开始出现了展现人们自身的样式时，就表示这个民族对于世界开始深入思考了。民族服饰中人形图案的出现反映出民族艺术逐渐从单纯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转变为对自我的抒写，这种内涵在黎族服饰图案中表现更加明显。黎族服饰中人形图案除了具有象征人丁繁衍的含义，还有更深入的民族精神的内在诉求。在黎族一些典籍中记载，这种人形纹饰代表着从事巫术的祖先，有些人却认为这是祖先留下的影像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民族服饰图案中除了具有人文内涵，还包含了其他文化内涵。

服饰图案中的社会性

我国少数民族服饰图案表现的审美艺术，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演变的，服饰图案自身记录了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不同民族的服饰，不管是瑶族的贯首衣还是傣族的筒裙，亦或是苗族的蜡染，都会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受到本民族文化、宗教崇拜、民族心理等方面的支配。我们可以认为不同民族是用不同的形式创造了文化，其中包括自身的服饰、图案，而不同的文化也会用不同形式创造着民族。例如苗族的纺织刺绣图案十分丰富，主要的图案有一百余种，是经过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而民族服饰图案纹样可以传承与发展，自身就展现出这个民族奋勇抗争的民族精神。例如瑶族的白裤瑶的男子到现在依然穿着绣有象征着血迹的五条红色条纹图案，女性穿着有蜡染与刺绣而成的印章图案的贯首衣，这些图案代表了自己祖先奋勇抗争的精神。

服饰图案中的色彩运用

第4篇：小农经济含义范文

关键词：高中历史;小组合作学习;立足成才

与其他人文类学科相似，历史学科受到传统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的负面影响非常大。例如历史教学过分依赖教师的讲解、过分强调学生的背诵，教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学习过程缺乏应有的合作、互动、主动与激情等，严重影响教学的有效性和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越来越多的历史教师开始尝试着新的教学组织形式，以期通过形式上的变化突破传统讲授式教学模式的限制，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更好地实现新课改目标。其中，以学生为主体的小组合作学习就是很多教师尝试的方向。与传统讲授式教学相比，小组合作学习更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这就使得小组合作活动增加了更多地不可控性，给课堂教学的操作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为了保证小组合作学习模式能切实提高高中历史教学的有效性，作为教师，需要关注哪些问题呢？

一、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

充分的准备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在开始实施小组合作学习之前，很多前期准备工作需要认真做好。一方面，要进行科学合理地分组，这是小组合作学习之前最关键的一步准备工作。大量的教学实践证明，小组合作学习以四人为一组的效果最佳，而在小组成员构成上，秉持着“组间同质，组内异质”的原则也是十分必要的。“组间同质”是为了让各个小组之间的实力相对均衡，为学习小组之间进行良性的竞争打下公平的基础，而“组内异质”则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学生的潜能，实现优化组合、优势互补。例如，在一个四人小组中，为了顺利地实施合作学习，学生之间要进行明确的分工，这时候，就可以根据学生自身的特长设置组长、发言人、记录人员、资料收集员等角色，这样可以更好地开展合作学习，有利于提高合作的效率和效果。另一方面，要加强合作前的实践训练。合作小组的建立并不难，难的是在小组合作的过程中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如何让每个学生发挥所长，有效实现小组合作的学习目标。因此，在实施小组合作之前，要加强合作前的实践训练，提升学生的小组合作意识与能力，健全对小组合作的评价机制，这样才能有效保障学生在接下来的合作学习中更好地进行自我发挥。

二、大胆把课堂放给学生

很多教师由于担心学生失去方向，在实施小组合作的过程中总是不敢放手，对学生的学习活动干预太多，从而导致小组合作学习流于形式。事实上，小组合作学习模式的精髓就在于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让学生在小组合作的过程中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如果教师管得太宽，就会让小组合作学习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因此，教师在实施小组合作的过程中要敢于把课堂放给学生，让学生拥有更大的自我发挥空间。在合作的过程中，要鼓励每个学生大胆发言，允许学生持有不同的观点，引导学生在观念和方式上进行激烈地碰撞。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尤其要重视对一些“弱势”学生的鼓励，避免出现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对“弱势”学生的压制，以防小组合作学习变成少数学生展示的平台。

三、教师发挥恰当的引导作用

相较于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在小组合作过程中，教师的角色看似被弱化了，但教师的作用却依然重要。学生由于知识经验等多方面的限制，在实施小组合作的过程中必然少不了教师的引导。因此，为了保证小组合作学习的顺利实施，教师一定要积极发挥好引导者的作用。在实践中，教师往往只注重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引导，其实，为保证小组合作学习目标的最终实现，课前的预习指导也很重要。例如，“发达的古代农业”这一课，知识面广，时间跨度大，涉及到生产工具、耕作方式、土地制度等很多方面的内容，既分散又繁多，学生很难理清头绪把握重点，会直接影响学习的效果。为了让小组合作学习顺利实施，在开课之前，笔者就给学生提出了几点预习纲要。①识记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生产工具进步的表现。②概括古代中国基本的土地制度与特征。③分析小农经济的基本含义与影响其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思考封建政权与小农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些预习纲要的提出，可以帮助学生明确小组合作学习的基本目标，在探究合作之前掌握基本的学习资料，从而使得学生的小组合作能够紧紧地围绕着主体进行深入探究，这对于保证小组合作的质量、提高学习的针对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小组合作学习的有效开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不断学习、提升自我，更要敢于不断创新、挑战自我，将小组合作学习模式与自己个性教学风格有效结合，并稳步推向常规的历史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在课堂上不再是单纯的被动学习者，而成为主动的知识建构者。

参考文献：

[1]郑清海，郑德友.提高高中历史课堂小组合作学习时效性的几点措施[J].新课程，2010（9）.

第5篇：小农经济含义范文

【关键词】商务英语英语翻译文化差异影响因素

引言

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同时还包含也语言交流中深厚的文化底蕴。随着世界经济水平不断发展，世界各过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逐渐频繁起来，英语作为世界交流运用最管饭的语言形式之一，形成精湛的英语翻译是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对商务英语翻译的文化因素深入研究为商务英语翻译的准确度提供重要保障。

一、中西方物质生活条件造成商务英语翻译的文化差异

中西方物质生活条件不同造成商务英语翻译的文化差异，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以“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作为主要生产模式，农耕文明思想根深蒂固，因此中国文化对农耕中“牛”、“马”等动物拥有特殊的喜爱，语言使用中表现为“龙马精神”“马到成功”等成语的应用多有喜悦、喜爱之意的蕴含；西方的经济发展主要以工业发展为主，更加注重生产的方式和生产效率。因此语言的使用中对于动物名称的使用则不会像中国人使用的那么频繁。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形成商务英语翻译中文化翻译的侧重点不同，形成文化差异。

二、中西方自然生活环境不同造成商务英语翻译的文化差异

中西方的自然生活环境不同也是造成商务英语中英文翻译中存在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所在。例如：英国单词“zephyr（西风）”。由于英国西邻大西洋，东面面对欧洲大陆，西风从大西洋吹来，形成英国和煦的气候条件，因此在英国人的语言使用中“zephyr”形成独特的文化含义，具有“和煦、温暖”的意思。而中国地大物博，与英国的大西洋气候不同，中国大部分处于温带季风气候，汉语语言中“东风”表示“和煦、温暖”的意思。因此在进行中英两国语言翻译时应当注重商务英语翻译由于自然生活环境不同造成的文化差异性。

三、中西方思维方式不同造成商务英语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其三，中西人们思维方式的不同也是造成商务英语翻译中重要的文化差异因素。中国以农耕经济为主，思想经济发展中拥有深厚的“小农意识”，因此在思维方式上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思维方式，例如在颜色运用中，中国人认为“红色”“黄色”都是农业收获的颜色，汉语中通常用“红色”“黄色”表示喜庆的颜色，常见的汉语形式“红白喜事”，“红色”表示喜庆，喜悦，中国人举行婚礼时通常在婚礼中使用大量的红色表达喜悦之意；汉语中“白色”表示“悲伤、死亡”，因此中国人通常会把“白色”与悲伤联系在一起。而西方文明中以人文自由为主，注重对自然的追求与向往，在西方的语言运用中，“白色”是纯净的、神圣的，西方人举行婚礼时，新娘通常身着洁白的婚纱，表示对婚姻崇高的尊重和生活美好的向往。西方人认为“白色”代表“喜事”，当英语中出现“红白喜事”这样的情况即“weddings and funerals”时，通常会引起西方人的反感。类似“白色”这样的词语应用在中英语言使用中的意义截然相反，因此商务英语在翻译过程中应当注重对中西方文化应用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形成准确的翻译，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误会产生，影响中西方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四、中西方民俗信仰不同造成商务英语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中国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国家，人们对崇拜物也有众多禁忌。比如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龙（dragon）”是神圣的象征，也是皇权的象征，“龙（dragon）”在中国封建文化中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龙”象征着高贵，是雍容华贵的代名词。因此在平民百姓的人常生活中一方面“龙”字的使用是避讳的，同时也被赋予“吉祥富贵”的含义。西方以上帝作为主要的精神信仰，西方人认为“龙”狰狞恐怖，在西方的文化发展中，龙是邪恶的代表，因此西方人对于“龙”的喜爱程度与中国则正好相反。此外，中西方民的文化差异还体现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要求人们应该“长幼有序”，为表示对长辈的尊重，避免对长辈直呼姓名，而是以不同的“称呼”代替，而西方人经常以长者的名字作为自己孩子的名字以表达对长辈的尊敬和怀念之意。

结论：对商务英语翻译中文化影响因素的深度研究，有助于促进商务英语在实际应用中对中西方语言进行翻译时的准确度的提升，保障了语言翻译过程中的准确程度，为双方的贸易交流形成更加完备的语言交流途径，促进双方经济交流向着更加广阔的方向发展，同时注重对商务英语翻译文化影响因素的研究能够形成良好的文化交流环境，促进中西方文化的深度交流与发展。

参考文献；

[1]章爱民.商务英语中的文化因素及其翻译策略[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v.8；No.3301：106-110.

[2]王茜.试论文化差异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影响[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v.11；No.10308：84-86.

[3]罗健京，刘也玲，邓云华.中西文化差异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影响（英文）[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3，No.44410：64-67.

第6篇：小农经济含义范文

崇明蟹通常个头较小，可肉质紧致结实，档次和价位虽比不上太湖流域的大闸蟹，也不大能上台面，但自有一番朴实家居的鲜美味道。其貌不扬，却暗藏玄机，上海人是蛮喜欢吃的。

上海的哥清一色全是上海人。除了城里的，这些出租车司机大多来自崇明。刚到上海的崇明司机，时常态度谦虚地请乘客指路，用口音浓重的崇明话说，“我刚刚开始开，路不太熟，麻烦侬帮我指指路好伐，谢谢。”话虽客气，笑容也略带谄媚神态，可即使已经到了目的地的前一米，崇明司机还是不会翻起计价器，一分钱不会少收。

这就是上海人对崇明的基本概念。

有个崇明男人曾无限感慨地说，外地人把我们崇明人当上海人，而上海人把崇明人当江北人或“半江”，跟启东人，海门人差不多。

其实在崇明人从小长大的环境中，所谓“上海人”一词仅指上海市区的人，并不包括郊县如崇明，一如科西嘉以“大陆人”概括指本岛以外的本国人。

当然这种含义的差别在上海各郊县都多少存在，比如青浦区的土著爱把自己称作“青浦人”，方言也与上海话有细微差别，只是在程度上远不如崇明人那么深。究其原因，盖因崇明在交通和经济上被纳入上海的程度最低。

尽管行政归属上海，不过从文化和地理单元来说，崇明却与江北的海门、启东是一整体，彼此更亲切，方言和习俗都基本相同。据说上世纪80年代在长江退潮时，从崇明挽起裤腿是可以直接走到对面海门的。

不少崇明人对“上海人”这个客观身份是感到陌生而怪异的，崇明对上海所代表的一切，感到疏远甚至恐惧，与它和解需要一个过程。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区的人，在整体上，都有十分相似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并且在繁衍的过程当中，有性格遗传惯性。

整体上，崇明人给人的最初感觉通常是为人处事老实本分，可时间一长就辨出了一些别样的滋味，其中突出的一点是比较擅长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崇明人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族群，在上海人中显得有点特殊。他们很自恋，同时也有点自卑。

崇明菜农在推介他的菜时很喜欢强调他的菜是本地的，也许本地的意味着新鲜和品种纯正。崇明人喜欢把许多平常的东西都当特产：玉米、扁豆、花菜、芋艿、白山羊，甚至还有甜芦粟等等。崇明金瓜，这对上海来说是个新鲜的品种，却也不是崇明独有，多少年来，崇明人始终为之骄傲。

即使一个当上上海白领的崇明男人，他有时还是会流露出一些独特的“崇明性”，比如说爱问外地籍的同事，我这个东东你们家乡有没有，那个西西你们那里有没有。一开始外地籍同事还会恭维一番，后来就烦了，跟崇明人说，崇明的花菜是个好东西，但在我们那里不值钱，很多都烂在地里。说得崇明人有点悻悻。

很多崇明人自豪地说，崇明这地方多好呀，种什么长什么；在对比了上海城里和外地的菜肴后说，还是崇明菜最好吃。

外地人对此不理解，上海人会站出来为崇明人在家乡物产方面的自矜作一番合理的解释：“崇明是个一千四百年的岛，土地较为贫瘠，生长出来的作物不多，大多还是要靠外地调运过来，本土的东西份额下降了也就值钱了。”

外地人点点头，觉得言之有理。毕竟他们中去过崇明的人不多，崇明对于他们有点神秘。上海人中，去过新马泰而没去过崇明岛的人也不在少数。除了崇明蟹和司机外，知道崇明有个森林公园和根宝足球基地的，算是对崇明颇有了解的上海人了。

实在是因为去趟崇明太麻烦了！

从上海到崇明有四个摆渡码头，从市中心出发到抵达崇明，从乘车或驾车到轮渡码头、等渡轮、摆渡、上岸，单程用去三个小时很正常，所耗时间、精力比走沪宁高速去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

崇明人有些自卑，这主要是经济层面的，体现在崇明经济与上海经济上的强烈落差。崇明经济状况已落后于对面的江北诸县，崇明人有些心里不平，对“上海人”这一身份也有着难以言表的疏离感。

对家乡现状，有点想法的崇明人总有些着急和不满，有一种希望快速发展改变面貌的紧迫感。所以很多崇明人对家乡的“生态型岛屿”的定位比较淡漠，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尽早造好与上海连通的大桥，那时去上海就便当了。

也有没什么想法的崇明人，他们太过安于现状，不少人靠着一点不多的救济金，也能整日心安理得地搓麻将。这是骨子里的劣根性在做祟，与岛屿的环境无关。.

很了解崇明的上海人，基本上都是如今已五六十岁的当年的知青。

上海周围郊县，除了奉贤、南汇有几个农场外，其余三分之二的农场都集中于崇明。这些农场屏障于崇明北部新围垦出来的土地上，形成一个连绵的地带，其行政关系隶属上海市农场局，而非崇明县。农场的运作和在西双版纳、黑龙江等地一样，大多与本地人截然分开。

崇明当时是上海的北大荒，长江中的长兴、横沙二岛也同样荒凉。知青对崇明的回忆多数都记得那片土地“荒凉得无法置信”，他们伤感而美好的青春期在岛上度过。大多数上海人在岛上呆了数十年后仍不会说崇明话，只是其子女多半已熟练了两种方言。大部分知青，到上世纪80年代后都陆续返城。如今崇明的上海知青已经基本走光，当时造的知青宿舍早已人去楼空。如今，从农场到东滩的这条路上，几乎已经看不到什么人，只是看到有无数鸟儿从那里飞过。

崇明是如今上海唯一的县，其他的县早已改成了区。

作为长江泥沙冲积形成的一个岛屿，崇明人追溯起来当然无一例外都是移民。其最初据说来自江南句容县。

崇明的行政归属一直都比较复杂，这个岛横在长江中央，似乎划给哪边都无不宜，因此从明朝到解放后曾眼花缭乱地不断变换隶属关系，它曾被划入过苏州府，太仓州，上海特别市，南通，松江，再南通，直到1958年最终划给上海直辖市……这也使得崇明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长江口岛屿呈现出一种尴尬局面。其孤悬江海的地理位置，也妨碍其对外认同：崇明人自认为“上海人”的已不多，对南通、苏州、太仓的认同感更浅。这种含混不清的对外身份识别之上，唯一清晰的是“崇明人”。

崇明话不太好听，是上海独脚戏里一个长期被讽刺对象，虽与上海话苏州话同属吴语，但差别较大。上海人有些听不懂崇明话，但崇明人一般都听得懂上海话，经济强势决定语言强势由此可见一斑。

有些人说，如今的崇明人已经走出了小农经济这个小圈子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崇明人现在所从事的职业基本上是三类：劳务输出、开出租车和养蟹。其实这些职业依然没有摆脱小农经济这个包围圈。基本上仍处于单打独干、小打小闹的状态和局面，有小富即安的思想。

比如开出租车这个行业，崇明司机吃苦耐劳，却很少会想到要团结起来，把蛋糕做大做强，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出租车公司，把出租汽车行业的崇明牌打响。据分析，崇明人之所以从事这个职业，那是因为他们不善于集体合作，性格里有孤僻的成分。

崇明人的思维产生根源和所处岛屿有关。其所处岛屿，决定了和外界的隔绝，不能随时和岛外进行交流与合作，信息比较封闭。崇明人的老宅都是四面挖河，这就是岛屿思维在影响着他们。他们善于和外界隔绝。当然，今天崇明人已经打破了这种住宅格局，更打破了一种思维格局。

某文化大师说，“大家都知道上海的外面有个崇明岛，岛上有许多老人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岛，但他们自以为很了解崇明。其实不然。只有走出去了以后才能够了解崇明。”

崇明中学是崇明人“走出去”的梦实现的地方。它承载着太多的理想，充满着古希腊式的悲剧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彩，它的地位在岛上是崇高和神圣的。每次崇明人路过崇明中学的校门时，不由得会对它肃然起敬。

在那里，集聚着岛上最优秀的孩子。很多人从这里走出去，然后一辈子告别这片土地，完成一次人生的飞跃和转型，整个家族也为此自豪，那里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的场所，更是寄托了崇明人梦想的所在。从那里开始，很多敏感的崇明人认为自己离成为“上海人”已经不远了，而在此之前，他们中很多人向来只认为自己只是崇明人。

第7篇：小农经济含义范文

关键词：农产品；市场化；发展；评价

中图分类号：F724.5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农村的经济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农业产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农村生活水平正在不断提升，但是其生产力还是相对落后，与城市的发展不能达到均衡，其经济水平和素养还无法达到城市居民的标准，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由此产生，给我国农业改革的进程造成了一定的阻碍。积极有效的促进农产品市场化进程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矛盾。所以，需要对农产品的市场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1 农产品市场化的含义

1.1 基本内涵

农业市场化有2层含义，狭义的部分，即农产品的市场化，根据社会和市场的需求，进行针对性的生产和经营；广义的部分，即生产资料形成商业化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农业市场化就是将生存农业转化为商业农业。在制度经济学中，农产品的市场化是资源的配置方式发生变化，由政府分配转化为市场的调节。市场化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日益增大，经济活动对其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深，市场机制逐渐走向成熟。

1.2 农产品市场化的构成

随着我国的不断实践和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农产品市场化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展。市场经济制度在农业的各环节经营活动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促进其经济效益的不断增长。农产品市场化同样也是制度的创新、效益的提高及经济增长的过程。农产品的市场化，包括2个方面：农业投入市场化，它是农业生产的关键要素，是劳动力、信息、技术等方面在市场的调节下实现自由流动的方式，从而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产出市场化，就是农产品走向商品化、商业化以及专业化的发展模式。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由于行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促使生产者利用最节约的方式进行生产，专业化的生产能够很大程度上减小生产者的成本以及风险。其生产环节就能够逐渐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不仅将剩余劳动力进行了良好的转移，同时还能够提高其生产力水平。毋庸置疑，农产品的市场化是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只有不断推进其市场化进程，才能够使农业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使其生产力不断的提高，实现最大化的经济利益。但是，该过程需要循序渐进的进行，不能一蹴而就，是依靠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这就使农业的市场化各个发展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和内涵，并且评价的标准也不是同一的，而是跟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丰富的。

2 市场化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

农产品市场化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传统的经济体制的突破和全面解决计划经济的弊端，使农业的技术得到更广泛的推广，从而直接增加农业的经济效益，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其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实现计划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

实现农产品的市场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实现计划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这需要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对信息进行传递，在传递的过程中，由于信息量的巨大，导致信息会出现失真的现象，对中央部门的决策有直接的影响，同时还会产生巨大的管理成本，让农民身上的负担更加沉重。农产品走向市场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政府的管理机构，从而减低了农民的负担，提高其作业的积极性，给农业经济带来更多的活力。

2.2 农产品的生产活动对农民的经济收益有直接影响

根据价格均等化的原理，让2个具备各自优势的经济区域进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逐渐打开农业市场并将其扩大，优秀的劳动力将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农业部门所需的资本、土地以及价格也会向良性的趋势发展。

2.3 农资企业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稳固

农产品的市场化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资料发展和进步，逐渐实现国际化、科技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要求，使农资企业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稳固。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人力的劳作方式逐渐被机器取代，传统的标准化生产模式逐渐向规模化转变，市场化是以市场为主要导向，农产品的生产更具有目的性。

2.4 市场化对我国的农业政策有一定的影响

国家对行业进行调控，必须具备市场和政策因素，这2者必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全球农业的市场化发展促进我国在农业的政策上也做出了相应的改革，国家对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加快土地流转的速度，使农产品的种植逐渐走向规模化，最终建设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新型农业，并朝着现代化的方向高效发展。

2.5 带动先进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应用

市场化的深入将带动先进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农民的工作效率得以提高，经济收益也相应的有所提升。市场化的深入促使农民封闭性的自我生产走向市场化道路，规模经营和生产的逐步形成让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运用成为可能，种植技术的更新在一定程度上对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经济效益的增长有着推动作用。

2.6 我国农业的发展主体得到巩固

由市场化带来的经济增收让农民逐渐从城区中返回土地，我国农业的发展主体得到巩固，农民群体的流失现象得以遏制。我国在进行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城乡差别逐渐凸显，农村劳动力向城区转移成为国民迁移的主线，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市场化在农村地区的推行，能够有效的提高农民对农业的重视，进而推动农业的发展和土地的充分利用。因此，农产品市场化对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 结语

农产品的市场化将直接促进农业生产领域的发展，由于受到传统小农经济的影响，农业生产活动通常具有封闭性和狭窄性，其销售规模与生产规模一直受到束缚。市场化打破了该局面，让农产品不再作为一种消耗品，而是实现低成本高利润的生产规模，使得农业技术得到更广泛的普及，从而促进农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孙燕，曾明，伍加勇.重庆有机农产品市场化研究[J].南方农业（园林花卉版），2011（02）.

[2] 庞嘉萍.农产品批发市场竞争力评价研究——以山东省为例[D].济南：山东财经大学（企业管理），2012.

第8篇：小农经济含义范文

【关键词】景观；地域文化；传统园林；差异

1什么是地域

作为某一特定空间的地域，除了空间尺度作为其主要特征，时间也是不可以忽略的元素。而其主要的特征是以自然与文化的表现形式被感知，包括在这片土地上起源的自然景观，以及通过人类活动而产生的景观。

2什么是文化

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与社会生产并行发展。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古代中国的“重农抑商”，儒家思想认为，农业是社会的根本，而工商业会造成人的趋利轻浮，所以政府在工商业的课税征税和鼓励农业水利的兴修造成了小农经济的稳固发展而工商业的缓慢前行。这一思想一直延续到近代，成为了一种民族特征与传统。由此看出，连续性和历史性促成了文化的长足发展。

3什么是地域文化

如果把上述两个概念放在一起，其含义可以概括为：因为特定的地理环境中的因素（例如气候，地形地貌，植被等），经过时间的经营、改造、发展所产生的结果，例如：徽州建筑的白墙黛瓦；藏区装饰的浓重对比；以及东南沿海土楼的规模宏大。这些都是其特殊的地域文化的物化表现。在这些物质结晶中，原住民想通过他们的生产能力和智慧来表现在时间的积累下，他们形成的主流价值，如艺术审美、社会习俗、、行为准则等等。

4景观设计与地域文化

景观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其功能和形式都伴随着地域文化的演变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特点。从宏观的地理范围来看，世界三大园林体系因为客观条件的不同而各自为营：尊崇自然的东方园林；规整有序的欧洲园林；宗教表现的西亚园林，三者都因为时空的不同不断发展，虽然在内部的分之中表现形式上有所重叠，例如东方园林中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园林和欧洲园林的英式自然园林同样讲究人与自然的融合。但是究其原因，前者是因为“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引导的非规则式园林，追求的是情感的感受和精神的领悟；但后者却是受经验主义的影响，对欧洲主流的古典主义造园手法的怀疑，开始通过模仿有名的风景画来造园，到18世纪后半叶，因浪漫主义的蓬勃，英国造园师开始使用更曲折的道路、更多层次来弥补先前平淡的园林表现与感受。

5传统造园艺术中的地域文化

与受儒家思想影响形成的规整布局、中轴线所表现出的中国传统建筑和城市规划不同，中国古典园林中在平面上的非对称、不规则的曲线和立面中起伏曲折的边界，充分体现了掌权者、贵族和文人所追求的怡然自得的山水情趣。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古典园林种所提倡的却是道家的思想观念：对神秘自然本质的深远感受。在古典园林中，哲学性首先通过人对自然的理解，以及由此而创造的形式而表现；而后再加上“师法自然”的审美情趣，通过模仿和创新表达每个造园者心中的“微观天地”来表现、宣扬的共融的景观。然而，虽然整体哲学思想相同，但因地域的不同，中国古典园林同样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例如，从南北园林来看，首先的差异是园林规模的差异，受限于场地的客观条件，南方的私家园林多数处于市井，大多采用内向型的布局手法，由此造成了景观视野的受限和借景手法的不断发展；而北方位于开阔的自然环境中的园囿则不同，视线的开阔性使得其可以采用外向型布局或者内外结合的“园中园”手法来造景。这样客观条件的差异在一开始就限定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景观模式的发展。另外以此产生差异的是建筑外观和立面手法，北方园林因为场地较大，所以表现的更为补拙，不像苏州私家园林所表现的灵动、轻巧。当然南北气候差异的影响在这里也是不能忽视的。从自然元素的模拟上来看，水作为造园元素之一。在苏州的私家园林中，造园家同时会运用几种不同的形态的水来表现景观的多样性。例如在留园中除了中心静态水池之外，它还有西部的之字形小河，同时也在木樨香轩的一侧设置了溪涧加上其上设置的小岛来丰富层次和景观深度。而在北方的私家园林中造园家更多的想表现是水体的静谧、庄重。这样就和苏州动态、轻松、活泼的水景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种差异，除了自然条件的影响外，还被思想上的差异所引导，特别是北方明清私家园林受皇家园林的影响较大，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皇室和贵族，自然在园林里要表现的就是稳固的权力，而江南地区则自南北朝以来受文人园林思想的影响，更关注精神和审美的感受层面。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园林发展的后期，清代皇家园林在造园中模仿了江南私家园林，但是，决不存在抄袭或移植。如小金山、颐和园西堤、谐趣园等虽和南方在格局上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是在尺度、比例、材料和色彩、装饰等方面还是大相径庭的。总之，中国传统的古典园林，因为地域文化的差异形成的从造园手法、植物配置、细节表现到目的的差异，不可避免地被分为不同的流派和种类。究其缘由，则与政治、经济、民俗、价值观点、思想潮流等均有关联。地域文化对于景观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字面上的简单含义，特别要注意地就是时间这一因素，使得地域文化的含义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而景观设计要做的是在尊重场地客观的自然条件、人文、历史、政治和相匹配的财力下达到一个天、地、人、时和谐的作品。

参考文献

[1]诺伯格•舒尔茨著.《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施植明译.［M］台北: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

[2]吴家骅.《环境设计史纲》.［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2

[3]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4]朱建宁.《西方园林史——19世纪之前》.［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8

[5]王晓峻．西方现代园林设计［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第9篇：小农经济含义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日本；继承和发展。

儒家，又称儒学思想，是以奉信以孔子为先师，以“儒”为共同认可符号，各种与此相关、或声称与此相关的思想道德准则，是中华文明最广泛的信仰构成。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鲁国讲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为经典，奠定儒家的最早起源。纵观儒学文化，体系非常庞大，包括了道德、修生、养性、治国、治家、哲学、艺术、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

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重新重视实际上始于日本的经济起飞。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给儒家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新领域。正是从日本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子。

一、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继承。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道文化业日益兴盛，虽然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是也受到了佛、道文化的极大挑战。这个时候，非儒家文化表现出极大地包容性与生命力，在儒学文化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成熟的同时，日本的本土文化也在进行不断地演化。

（一）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理想化。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充分冶炼后形成的理想是相当明确的，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天下。是指当时的中国，即整个华夏民族的社会整体。“平天下”的主张带有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含义，是儒家社会理想的一种体现。日本也继承了儒家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在无法达到“大同”的现实中，日本则是用组织人本来统一思想，形成以组织为第一位，一切服从组织的基本理念。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是日本经济腾飞时期，儒家文化在日本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中国儒家文化的在日本的应用。

古代日本经济以农业为主，分散的小农经济并不要求强化集中的生产管理，多样性反而更适合。在这种请款下，“恭己正南面”、“无为而治”、等成为非常有效的管理手段。日本的农民只要有宽松的经济环境，上交的产品少些，能维持再生产，就能迅速的发展农业生产。

另一方面，在行政权利的平衡方面，中过儒家思想却又有着非常精致的设计。这中设计并非儒家的专利，还包括有韩非子集其达成的法家思想等，尤其是法、术、势的思想。法家思想的主流又不同于西方的法律思想，基本上是为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而设计的，所以这些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古代帝王之术又很容易被日本的封建统治者所应用。

二、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一）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影响。

日本人自称自己为“大和民族”，其他们的民族精神“大和魂”在日本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这一民族精神是日本成为一个非常团且和具有向心力的国家，这就是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和”文化的影响。并且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博怀、海纳百川的文化观念使得日本有着兼收并蓄的宽容精神，让日本有着善于学习的精神。

（二）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在日本社会，被融入企业管理之中。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即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日本的众多企业家。日本的长期雇佣制和年工资制实际上取消了雇佣制的作用，而企业内工会又把劳资双方的关系确定在企业内部，不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力量参与。在这种情况下，调节组织与参与组织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依靠儒家文化中的组织伦理、组织文化和管理哲学来实现。

中国儒家思想中“和为贵”思想也被日本企业所吸取并且加以改造，把“和谐高于一切”作为自己企业的目标，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和谐关系。日本很多的企业不把管理人员与雇员之间、同事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单纯的利益关系，而更重要的是互相之间的扶持和帮助。

（三）对日本法制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对日本的法制建设有着极大地影响。在日本进入七世纪以后，当时的圣德太子对日本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十七条宪法》的制定，虽然从现在的角度去看并非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宪法，但是在当时它却是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它第一条内容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这完全体现出了当时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法制极其深的影响。其第四条“群卿百寮、以礼为本。”也是儒家礼制的在法制文化中的应用发展。其第九条“信是义本、事有信”也是源于孔子的“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中国儒家文化思想。

三、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扬弃。

中国儒家文化的追求稳定性的目标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政治上的保守性。事实上，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无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每有太大的创新，生产力也没有显著的进度。在技术、管理组织等方面，严格来说，进度也不大。甚至进入明治维新时期，还在沿用之前的组织管理措施。

在现代日本仍然重视组织与个人的关系，中国儒家文化中的组织人本主义依然受关注。在现代社会，过度迅速的组织接替，尤其是巨大组织的解体，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所以日本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大型金融集团、大型企业，维持稳定。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日本为了保护部分特权阶层及维持自身的道德优先地位，日本有用道德约束来代替法律约束，所谓“刑不上大夫”。由此，特权阶层的过渡膨胀反过来又侵蚀了组织，这是日本历史上的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