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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迪拜债务危机和雷曼兄弟公司危机不可同日而语，这不是发生在～个世界金融核心的具有系统影响力的金融危机事件，而是局部发生在金融系统之外的一个大型企业资不抵债的危机，所以它不会带来新一轮金融风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认为，迪拜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复苏的影响比较小。与冰岛当时发生的危机相比，迪拜此次危机发生的时间是世界经济止跌反弹，国际金融环境改善，全球流动性增加之际，由于当前外部环境比较好，融资渠道比较多，处于危机中的迪拜世界公司成功重组的可能性较大，因此预计迪拜不会陷入冰岛那样的危机。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陈炳才指出，迪拜危机是因为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下跌，资金链条断裂，工程项目太多而停工所造成，是实体经济的危机。这一危机本应与欧美由金融衍生品价值缩水导致的房地产价格暴跌同步反映，但由于金融危机期间债务没有到期，国际资本又大量流向迪拜，迪拜的债务问题在2008年才没有显现。因此，迪拜危机可以说是旧有危机的新反映，并非一场新的危机，不会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实质影响。 专家认为，债务危机与金融衍生产品导致的危机不同，前者杠杆率较低，传染性不强。目前，迪拜世界公司只是将偿债日期推迟了六个月，是资金链临时的断裂，而其自身拥有的地产项目和港口资源都是优质资产。即便迪拜世界破产，西方国家银行也会沿用处理墨西哥、韩国企业债务危机的方式，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政府提供救助资金，让困难企业债务转化为政府债务，避免企业破产，保障银行的安全。
此外，由于迪拜是中东地区的转口贸易中心，其非石油贸易占阿联酋国家的70％，依靠设立自由贸易区和免税吸引外商，旅游业发达进而带动了大量房地产投资。专家认为，迪拜的贸易，港口经济和休闲，旅游等非石油经济增长性比较稳定，债务危机有望在未来两三年内得以解决。
但不可否认的是，迪拜债务危机的出现，使得近期投资者信心遭受打击，美元，日元和各国国债成为资金避险的场所，新兴市场，股票和商品市场则遭遇了资金的流出。危机的间接影响还是应引起高度警惕。
短期内，热钱的流动速度可能会加快，全球资本对新兴市场投资也可能会受到>中击。长期研究迪拜经济模式的中国安邦咨询公司首席研究员陈功说，迪拜事件最大的问题是全球资本对新兴市场模式的信任是否可以持续，如果迪拜摧毁了全球资本的信任，那么毫无疑问将引发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巨大冲击。
首先，失当的经济政策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宏观因素。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美国的次贷危机。美国信息技术泡沫破灭后，美联储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在2002―2006年的4年里，美国的金融机构发放了大量次级贷款，刺激了房地产泡沫。再后来，随着美联储不断加息，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了巨额不良资产。究其原因，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负有主要责任。即低利率持续了过长的时间，是导致房地产泡沫和次贷危机的重要宏观因素。从财政政策上看，欧美等许多发达国家由于长期财政赤字积累了大量的国债余额，使得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均达到了不可持续的水平。所以，从整体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稳健和适度，是维持宏观经济良好运行的一个重要基础。
其次，监管不力或监管缺失是酿成金融危机的微观原因。对美国而言，监管不力或监管缺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商业银行发放了那么多次级贷款，并产生了大量以此为基础的衍生品，监管当局长期以来对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都没有进行风险提示，另一方面，投资者过度相信评级机构，以为它们买的有抵押债券具有很高的信用等级。由于对次贷产品的监管缺失，使得这种运营模式能够持续很长时间。而发放贷款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它们也没有压力进行认真的贷款审查，因为它们知道贷款发放以后，能够迅速而顺利地将其以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形式再卖出去，它们不再对这些贷款承担责任。数次的买卖，使得很多机构手里都拿着有问题的资产，次贷危机的巨大风险由此形成。更可怕的是，这些债券的持有者不知道这些资产的问题到底有多大。一旦风险暴露，市场恐慌性抛售就不可避免，系统性金融风暴骤然发生。
第三，决策迟缓是导致金融危机传导和蔓延的主观因素。危机爆发后，由于美国财政、央行和监管当局没有得到及时授权，降低了危机救助的有效性。一个重要的例证是，像雷曼这样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发生危机后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一般而言，对于存款类机构，监管当局或者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对它的救助是有法可依的。但对雷曼这样的非存款类机构，美国当局在救助的决策过程中产生了较大分歧，雷曼最终申请破产，造成市场的剧烈动荡，引起危机大规模蔓延。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英国的北岩银行，由于监管当局和最后贷款人的信息不对称，对这一银行的整顿救助过程缓慢迟钝，使危机向其他金融机构传导，最终导致了更严重的问题和更大的损失。
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再度恶化的“加速器”。在危机救助中，大量的债务从金融市场和私人部门转移到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引发了债务危机。为解救危机，主要危机国家的财政提供了对金融机构的注资和援助资金，中央银行也提供了巨额的流动性资金。因此，各主要发达国家都出现了财政赤字的大幅攀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快速上升。当这一比重过高时，市场对这些国家的债务偿还能力产生怀疑，必然引起相关国债的价格下跌，而价格的大幅下降，进一步造成政府偿债能力下降，融资更为艰难，债务的还本付息更不可持续，债务危机由此形成。在一定的条件下，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为了救市，政府和中央银行承担了大量的债务，帮助一些机构渡过了难关，稳定了市场。但是，如果政府承担大量债务导致了债务危机的话，实际上有可能诱发新一轮的金融市场动荡。背后的逻辑是：持有国债的主要机构是商业银行，如果国债价格大幅下跌，它的资产质量就会受到影响，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流动性出现问题。前不久的希腊债务危机的发生，就是最好的例证。
可以说，上述原因导致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和传导，并最终拖累了实体经济，在政府救助过程中又产生了债务危机，既有历次金融危机的共同特点，又反映出了当前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
这次危机也影响了中国金融经济。如何在应对危机冲击中维护中国的战略利益，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需要我们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吸取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谋求在抗御金融危机上形成共识，有效建立新的国家发展优势。
美欧两大经济体双双深陷债务危机，欧洲危机尤甚。救，还是不救？这个问题已经摆到了国际社会面前，外汇储备冠绝全球的中国更再度被期望“救资本主义”。
从历史上看，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爆发货币危机的概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救援贷款条件性较多地走到了后一种极端，以至于基金组织牵头的救援往往在受援国形成“IMF萧条”。在危机国家资产价格暴跌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强迫危机国加快自由化步伐，使得西方投资者得以用极为低廉的价格收购那些对方平时根本不愿意出售的资产，这种做法已经颇有趁火打劫之嫌。
美国对救援贷款索取高额收益，更令危机国家备感苦涩。1982年墨西哥爆发债务危机后，美国牵头组织了救援资金，其中美国购买墨西哥石油（作为美国国防部战略储备石油）的预付款10亿美元，中央银行贷款15亿美元，用于进口农产品的贷款10亿美元。美国购买墨西哥石油的10亿美元预付款一箭双雕：一方面迫使墨西哥放弃了多年来拒绝扩大对美国出口石油的政策，宣布将对美国出口石油占墨西哥石油出口总额比重从52%提高到72%；另一方面索取了高额折扣，使美国给予墨西哥的这笔贷款实际利率超过30%。
不可否认，一定的贷款条件是防止道德风险的必需工具，但是在危机状态下，速度往往是决定救援成败的关键所在，最后贷款人到位越晚，起初的流动性危机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清偿能力危机，所需借款数额也就越大。如果救援条件过分苛刻，如果“IMF萧条”持续时间过长，危机国家的公众和政治家就会得出结论：倒账风险并没有以前所想象的那么大，与其无望地忍受苛刻的经济调整计划和漫长的“IMF萧条”，不如干脆听凭危机发展或寻找其它出路。
历史教训告诫我们，附有过多条件的流动性不可能是真正的流动性。20世纪20年代，国际联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国际最后贷款人之责，先后为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爱沙尼亚、但泽自由市（现波兰格但斯克市）、葡萄牙组织了融资和技术支持，但国际联盟的行动给人们造成了这种印象：国际联盟合适的服务对象是那些完全破产和丧失竞争力的国家，这些国家需要在一定时期内接受沉重的、屈辱的控制。因此，其它国家在从国际联盟的技术支持中获益时，宁愿与外国发行公司签订直接的协定安排和通过不损害国家责任的方式继续改革。
这次全球范围的金融海啸，无论就规模、性质与冲击而言，均堪与80年前上个世纪1930年代的大萧条作一对比，尤其是在后续发展的形式与规律上。
先回顾1930年代的大萧条。(1)道琼指数从1929年10月的最高381点，重挫到1932年7月的41点(谷底)；(2)历经33个月；(3)其间超过50％vX上的反弹与再挫达6次之多；(4)最终更让世界走上了战争、
经济学家总结那次教训，认为经济所以一蹶不起，一衰再衰，有三个原因：(1)贸易保护主义――这次也出现初步征兆；(2)工资向下调整的僵固性――这会导致劳动市场的调整机制失灵，出现大规模失业，这次也不例外；(3)宏调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过于紧缩，这是为什么这次金融海啸在发生之后，各国都毫不犹豫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缘故
以学院派的说法，各国采取的都是凯恩斯政策。而凯恩斯正是总结30年代经验提出针对性的革命性理论的伟大经济学家。
2009年初，当时全球经济陷入恐慌，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说绝不会重演大萧条，因为现在大家都懂得用凯恩斯政策了一
此言不虚，因为全球经济很快就稳住了跌势，但似乎又有点不对劲，因为都没料到爆发了欧债危机――财政政策一再扩张的结果，导致各国负债累累，纷纷出现债务危机。各国深怕被信用评级机构降级，演变成第二个希腊，这即是包括欧盟在内的许多国家开始重视财政纪律，明知痛苦，也要大幅减赤以平衡财政的缘故
但这对美国来讲却不是好消息美国当前首要目标是力图振兴出口，希望全球维持扩张政策的貊度，所以强烈反对欧盟等的做法。G20峰会中，固次就出现了扩张派与紧缩派的重大分歧。
各国都担心债务危机，何以美国不怕?它的债务(1与GDP之比)一点都不比别人少。因为美国永远可以开印刷机印钞票来买自己发行的国债它绝不愁它发的债卖不出去，当然也就不存在评朔机构降不降级的问题了。
中国呢?从扩张出口的角度看，(1)当然倾向于美国的主张，认为各国都仍须维持扩张财政政策的力度；(2)中国也不像欧盟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已出现了债务危机，中国的债务还算适度，有条件维持扩张。但另一方面，中国从稳定美元币值的角度看，却又不希望美国继续用印钞票的方式来维持它的扩张政策=简单地说，中国(1)不排除自己维持扩张政策；(2)不希望看到欧盟采取紧缩政策，因为欧盟是中国最大出口地区；(3)不愿见美国采取印钞式的扩张政策，因为担心美元加速贬值，既不利于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又不利于保持庞大外汇资产的价值
当全世界都认为经济危机即将探底或者已经探底时，2009年11月25日，阿联酋之迪拜酋长国政府宣布，将重组旗下最大的国有控股投资公司迪拜世界，公司所欠约600亿美元的债务将至少延期六个月偿还，其中包括迪拜世界下属地产巨头纳西勒公司即将于12月到期的35亿美元伊斯兰债券。房地产泡沫、过度的金融投机行为、缺乏约束的金融业引发的危机，导致美国经济泡沫破灭；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迪拜。而由于房地产业造成的迪拜债务危机又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迪拜经济的崛起
迪拜是7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面积第二大的酋长国，位于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湾的咽喉地带，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上世纪60年代末，石油的勘探开启了迪拜现代经济的发展历程，石油财富的积累自拜得以在20世纪70-80年代大力开展基础建设。但由于石油储量并不丰富，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迪拜开始致力于多样化发展。凭借其开放的经济政策、良好的地理位置，经过短短30年的发展，迪拜已经成为中东和非洲地区的交通中心、信息中心、展览中心和商品分拨中心。与此同时，迪拜还将出口所获得的石油美元存在国外进行房地产和证券投资。对冲基金、衍生产品市场等为石油美元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其财富基金积极参与跨国投资，曾获得丰厚的收益。 迪拜经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政府在1998年开始推出的房地产振兴计划。政府的刺激计划使得迪拜房价从2004年至今翻了4倍。通过投资房产和基础建设，迪拜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资，推动了旅游业、高端房地产业、金融业的发 展，也推动了迪拜经济的二次繁荣。
二、迪拜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剖析
1、政府政策导向性失误导致房地 产市场泡沫严重 由于迪拜的石油资源开采到2010后即告枯竭，迪拜当局意识到仅仅依靠有限的石油资源难以继续经济增长，因此，迪拜政府迅速进行了经济结构的调整，采取多元化的经济发展策略。迪拜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把自由贸易区与旅游业相结合。作为自由贸易免税区，它吸引了无数人来迪拜投资和消费。自2001年起，迪拜政府旗下的国有企业也开始在世界各地开展大型项目建设，涉及领域包括房地产开发、港口贸易等等。同时，迪拜政府还在国内大力推行发展房地产的经济政策，使得迪拜在短时间内成为拥有世界地标最多的国家。正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导向性作用，迪拜的国有企业纷纷投资房地产业。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迪拜以建设中东地区物流、休闲和金融枢纽为目标，推动了3000亿美元规模的建设项目。在此过程中，迪拜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债务不断增加，债务总量达到了近800亿美元。 这种急于求成的赶超心理、追求经济的超常规发展，造成迪拜政府政策导向出现失误。受政府政策导向的影响。迪拜经济发展过分依赖于房地产业、过分依赖于房地产市场房价地价的炒作，引起国际热钱大量涌入，导致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而最终破灭。
2、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结构失衡 根据调查显示，迪拜GDP的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业和旅游业，以虚拟经济为核心的发展模式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失衡。2001年以来，地产业年均发展速度达到了37.4％；2003年起，迪拜旅游业的收入已经超越了石油收入，占到GDP的10％以上。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代表实体经济的石油产业只占迪拜GDP的6％而代表虚拟经济的地产业则占20％。 为了进一步刺激经济繁荣，迪拜政府自2002年起允许外国人持有房地产。同时，迪拜以建设中东地区物流、奢侈旅游和中东金融枢纽为目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并积极推进3000亿美元规模的建设项目。 虽然虚拟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迪拜房地产的投机需求，但也为迪拜的债务危机埋下了不可避免的隐患。迪拜石油资源并不丰富，它无法像其他海湾地区的国家那样，通过出口石油来得到持续固定的收益。这个很小的经济体，却借用了大量资金来支撑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其负债规模与经济规模的比例之大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尽管银行通过信贷扩张、增加流动性来缓解借款者的压力，但这些措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损害，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迪拜在过去数年里所依赖的发展道路是不可持续的，它无法保证迪拜从这种发展模式中获得足够且持久的利润。因此，迪拜的发展模式从一开始就注定难以维系，而且必然崩溃。
3、过分依赖外资难以抵御外部冲击 迪拜以虚拟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大大降低了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加之迪拜国内基础货币储蓄并不多，为了大力发展房地产和旅游业，只能依赖外部贷款。在国际经济环境大好时，国际投资者看好迪拜，于是大量热钱纷纷涌入。目前该国债务总量为800亿美元，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其中，政府或政府担保的外债236亿美元，占其GDP的30％左右。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投资者信心下降，国际投资大幅减少，力口上全球信贷紧缩政策，导致迪拜资本流入急剧萎缩。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2008年由于商业银行收紧信贷，大量资本流出阿联酋，导致其资本账户出现550亿美元的赤字。同时，由于迪拜货币迪拉姆与美元实行固定汇率，美元贬值预期的增强进一步加剧了迪拜的资本外逃，资金链严重断裂。为了偿还到期债务，迪拜政府不得不多次增发债券。这种政府过度举债的风险极有可能引发财政危机，影响社会稳定，更无法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显然，迪拜危机爆发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旁地产的过度膨胀，但其本质原因是迪拜的发展模式出现问题。
三、迪拜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1、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抑制房地产泡沫 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2009年到现在，经济复苏的特征是包括股市、楼市这类虚拟经济先于实体经济复苏，而且房地产可以说是非理性的复苏，而在庞大的刺激经济计划中，对房地产的投资更为惊人。据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二季度)》显示，2009年上半年7.4万亿元天最信贷的具体流向为：基础设施行业中长期贷款新增1.6万亿元。同比多增1.1万亿元，占全部中长期贷款51.6％。在房地产救中国的论调下，2009年，中国房地产市翰匝来了自己最火爆的一年，二手房交易量是过去三年的总和，各地房价大幅飙升，差不多都创了历史新高。房地产业毫无疑问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但是地方财政对于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太高，单纯依赖卖地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无法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一旦土地使用资源匮乏，城市的发展将会陷入动力不足的局面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甚至社会危机。
著名经济学家泽尔腾先生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隐忧是房地产市场存在大量泡沫。无独有偶，根据相关机构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中国大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已经远远超过10％的国际警戒线。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这是一个不容回擗的事实，律续7年桌，中国的瞎价大幅上升，沅沅脱离了民众的购买水平。如果中国不从迪拜身上吸取教训，不能够充分认识到GDP过分依赖房地产业的弊端，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布局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那么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下+迪拜。
【关键词】 人民币； 国际化； 路径
近期，人民币“走出去”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引人关注。先是央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明确跨境人民币业务相关问题的通知》称，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人民币FDI）已进入试点阶段。继而国务院副总理出访香港时宣布，中央将支持香港发展成为离岸人民币中心，允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境内证券市场。随后不久，香港证监会署理行政总裁张灼华表示，香港的监管平台已准备就绪，目前已具备审批和管理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下零售基金产品的能力。尼日利亚央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签订谅解备忘录后宣布，尼日利亚计划将5%～10%的外汇储备转换成人民币。这些迹象表明，由中国政府主导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在提速。人民币国际化面临什么样的国际环境，在当前的国际金融背景下如何实施人民币的国际化，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国际背景
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外部环境，包括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停滞。欧美发达国家刚刚经历了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加剧了债务负担，在经济停滞的背景下形成了债务危机，进一步拖累经济增长。1.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其实更多是“发达”国家的危机。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高，危机爆发后的连锁效应波及到这些国家。与次贷相关的产品的投资人，也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投资机构。相对来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低、开放程度低，受到的影响也较小。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有一定的投资损失，但是相对来说不大。受出口下降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在2008年年底至2009年年初普遍经历了经济低迷或者短暂的萧条，但是危机过后，大约从2009年下半年，普遍经历了快速的反转。2.债务危机。2011年8月初爆发的美国债务危机，使得人们意识到债务问题已经渗透到发达经济体的每一个角落，包括美国。“债务危机”这个词，本来是和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前面似乎常常有“拉美”两个字。2009年9月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认为只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协调不当，财政纪律没有好好遵守导致。而2011年8月初美国爆发的债务危机，应该让人们意识到，债务危机不管国家大小，经济强弱都会发生。3.经济停滞。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金融危机使得居民的财富大幅缩水，因此消费动力不足，而消费在发达国家经济中占大约三分之二的比重，消费增长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缺乏明显的经济增长点。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以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产业，2000年代的增长靠的是房地产行业。而目前，新的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尚不明朗，经济增长也就缺乏突破口。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需要防范的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趋势是否会放缓。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形是发达国家继续开放资本自由流动，并竞相超发货币，发展中国家则关闭短期资本流动的大门，把资本的洪水拒于国门之外。实际上，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亚洲和拉美国家，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巴西、秘鲁，已经采取了一些限制短期资本流入的措施。
二、国外货币国际化的实践
日元国际化的过程为中国提供了经验教训。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异军突起，成为国际货币积极组织的第八条款国，从而开始了日元的国际化进程之路（陈卫东和李建军，2010）。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从日元的可自由兑换，到开放资本项目，日元国际化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1980年12月，日本大藏省颁布了新的《外汇法》，实现了日元的可自由兑换。紧随其后，日本加速了金融自由化改革。1984年对外汇交易的两个规则作了修订，第一个是外币期货交易中的“实际需求原则”，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外汇期货交易，而不受任何实体贸易的限制。第二个是“外币换为日元原则”，企业可以自由将外币换成日元，也可以将在欧洲日元市场上筹集的资本全部带回日本。此后，日本政府又在东京创设离岸金融市场，开放境外金融市场这些改革举措为日元在国际市场上的自由流通创造了条件，有力推动了日元的国际化。这一进程一直发展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欧元的诞生给日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大大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实力，日本转而追寻以区域金融合作为基础的日元国际化新战略。2000年5月，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合作（10+3）就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达成了共识。至此，“日元亚洲化战略”正式形成。尽管日元的国际化已经推行了30多年，但是在全球范围内，日元并没有能够实现其结算货币、储备货币、交易货币的国际化功能。日本过去30多年一直持续进行的日元国际化之所以成效不显著，在目前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比非常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是贸易顺差国，无法通过贸易赤字的形式对外输出货币，而只能通过金融资本渠道进行货币输出。因此，日本在对外贸易中显著的特点便是“单向的国际化”。另外日本推行日元国际化，主要建立在其出口优势的基础上，但是本地金融市场并未得到发展。在资本项目迅速开放的过程中，日本国内的金融改革滞后，如日本对债券市场的管制直到1995年前后才放松，这使得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没有改变，从而未能给国际化的货币提供一个价值储藏的渠道。日元的国际化进程直接导致了两个空心化――企业资金流出，居民投资国际化。对于本地市场来说，造成了消费和就业的低迷，影响了本地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日本经济实力，并对日元的国际地位产生了影响（孙海霞和斯琴图雅，2010）。
日本采用的也是贸易结算加上离岸市场（资本项目开放）的模式，结果是日元在外汇储备和贸易结算中的份额都很少，日元成了投机日元升值的工具。在日本资产泡沫破灭，日本实行低息政策以后，日元又成为“套息交易”的载体，在实体贸易结算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很少，且进入新世纪以来呈下降趋势。日元国际化的努力，应该说是不成功的。日本的教训，至少说明开放未必可以促进改革。
回顾历史，只有英镑和美元曾经在黄金的帮助下成为基础性的国际货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美元的基础地位没有改变，马克、英镑、欧元、日元等重要货币都仅仅是对美元的有限补充，加元、澳元、瑞士法郎等小国货币虽然能自由兑换但不占国际货币的主角。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应该也定位于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定份额。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
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质，是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被广泛使用，倘若实现，则对我国有两大好处。一是降低交易成本，自然规避贸易中的汇率风险，促进对外贸易；二是成为国际间投资和外汇储备的标的，取得铸币收入。因此，积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中国的长远目标，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需要在以下方面努力：
（一）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
人民币国际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促进贸易和投资活动的手段。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取决于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带来的贸易和投资便利，而币值稳定，是实现这些便利的基础。币值稳定是交易媒介的首要要求，币值不稳定，就难以完成价值尺度、支付手段、交易媒介的功能。币值稳定同样是投资职能的基础。一种观点认为投资不一定要求币值稳定。比如，现在一些国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就是为了在人民币升值后卖出获利。这也是一种投资，国际货币投资包括利用不同货币之间币值的变化获利。但是这里面隐含的问题是，人民币不能总是保持一个升值预期，这样意味着人民币总是低估，代价太大，那么升值预期消退以后，人家还会不会持有人民币？会不会抛售获利了结？人民币重新回流国内？若继续以人民币为投资介质，那么一定是人民币资产（如债券，股票，直接投资等）可以提供稳定的收益，而不单单是币值的上升。在长期内，币值单边上升是不可能的，保持相对稳定才是基础性国际货币的首要特征。
币值稳定的含义有两个，一是对外币值稳定，即汇率稳定；二是对内币值稳定，即稳定且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对外与对内这两方面的币值稳定是联系在一起的，会互相影响。夯实币值稳定的基础，一方面要实现人民币的对外币值稳定，人民币汇率不能有显著的升值或者贬值趋势；另一方面要实现对内币值稳定，寻找长期稳定通货膨胀的政策机制，把通货膨胀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不能有大起大落（戴金平，2011）。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1美元兑8.27人民币元上升到1美元兑6.35人民币元，升值约30%，且依然存在强烈的升值预期。人民币升值的根源在于，199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特别是贸易部门的技术进步，这一技术进步是人民币升值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直到2005年7月21日汇率改革启动，人民币汇率一直盯住美元没有调整，累积了升值压力。而且，2002年以来没有处于贬值的趋势当中，导致盯住美元的人民币跟随贬值，进一步增加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这一压力在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后才开始慢慢释放，而且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还停止了一段时间。剩下的就是通货膨胀目标制。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中，一直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也已经具备了一些“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特征。在通货膨胀率升高以后，我们往往采取紧缩性政策，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存贷款利率，对抗通胀。但是，严格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远非如此简单，还要包括：1.保障物价稳定的制度性承诺和安排；2.公开透明的货币政策策略，包括在政策计划与目标方面加强与公众和市场的交流；3.央行达成通胀目标的可置信性。在这些方面，改进的空间依然很大。2011年7月，通货膨胀又上升到6.5%的水平，8月虽然降低了0.3%，但还是远超过能够容忍的温和通胀的程度。短短两年间通胀出现大起大落，说明现行的货币政策机制无法保障稳定的低通货膨胀。
（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企业的成长、金融市场的发育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并行的进程。这个进程中，需要宏观经济管理当局放松人民币流出和流入的管制，允许企业在贸易和投资当中使用人民币，不要妨碍自发的、合理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所以，允许企业在贸易结算当中使用人民币的政策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汇率政策改革严重滞后，贸易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的政策试验发生了扭曲。因为货币当局还在不断大规模地干预外汇市场，人民币一直保持单边升值预期，人民币贸易结算不仅给货币当局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而且促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虚假繁荣。
应该尽快结束基于套利动机的人民币外流。为此，要么加快人民币汇改，形成有弹性的、双边波动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要么放缓或者停止人民币进口贸易结算。比较而言，前者是进步，更加可取。
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消除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我们将会看到：1.中国企业打消了对外投资中的汇率损失顾虑，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人民币也将跟着中国企业一道走出国境；2.投机资本减少，宏观经济管理当局面临更有利的政策环境，宏观经济稳定和人民币币值稳定得到更大保障，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中长期价值更有信心；3.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进一步的资本项目开放松绑，国际社会对人民币资产的投资需求得到满足；4.套利动机驱动下的人民币外流下降，但是出口贸易结算中更多使用人民币。如此，才是可持续的、能带来长远利益的人民币国际化。
（三）发展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市场或影子市场的地位
就像当年美国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欧洲美元和石油美元，应把香港作为海外人民币市场的一个目标来做。相应地，在香港除了制造人民币资产外，还可以允许亚洲地区乃至全球人民币在香港市场回流，比如香港可以发行人民币债券，组建一个人民币股票市场，允许大陆企业到香港直接用人民币发行股票。影子市场的好处，一是形成人民币国际市场标杆，二是成为内地人民币管理市场化发展的引导方向和参照系统。
（四）国内金融机构的改革
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是滞后于经济改革的，有很多例证，如金融市场化程度、“走出去”战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等，在金融领域里还存在相当多的管制。很多时候我们假设市场失灵所以进行市场干预，但有时候该相信市场的时候却没有相信，所以某种程度上管制还是偏多。金融改革滞后当然有其原因，改革前期，如1994年以前，国务院出台金融体制改革决定之前是把金融业当作实体经济改革的支撑、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当时国有银行背了很多国企改革的包袱，这些包袱其实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本和代价，由金融部门来承担，最后由国家消化。改革后期，中国政府对风险看得比较重，从监管角度来说，除了比较担心系统性风险，对于微观的小机构风险也看得比较重，经常把个别机构的风险夸大，总担心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所以要加快金融机构的改革。
【参考文献】
［1］ 陈卫东，李建军.日元国际化过程中值得关注的若干问题［J］.国际金融研究，2010（6）：4-14.
记者：岁末年初，南美洲的阿根廷备受关注。连续三年的经济衰退导致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终于引发社会骚乱，政局剧烈动荡，仅总统就换了五位，这在阿根廷历史上绝无仅有。请问，阿根廷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是什么?
陶湘：我认为，阿根廷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这么几个方面：第一，阿根廷十多年来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远远超过了它经济的增长率，中国的老话叫“坐吃山空”。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太快，生产跟不上，必然发生问题。第二，阿根廷把比索与美元挂钩，这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美元疲软的时候，比索也是相应地疲软，对阿根廷的商品出口有利。相反，假如美元坚挺，那么比索也相应地坚挺。近年来，美国奉行强势美元政策，这对阿根廷出口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当欧洲、日本牛肉都在出问题的时候，阿根廷是牛肉出口大国，照理说应该出口形势很好，但由于比索随着美元坚挺，使得阿根廷牛肉出口价格太高而难于销售。所以，阿根适实行的汇率政策，完全由挂靠的货币来掌握，没有调整余地，结果受制于人，丧失了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余地。第三，就是阿根廷政府官员的腐败。在2001年12月份以前，有260亿美元从阿根廷逃走。这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最终由经济问题引发了社会、政治问题。
江时学：90年代末阿根廷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由于美国奉行强势美元政策，而阿根廷的货币局汇率制度(比索与美元挂钩，1比索=1美元)却又十分僵硬，因此，比索的币值被大大高估，从而打击了阿根廷的国际竞争力。第二，庞大的财政赤字和沉重的债务负担削弱了阿根廷经济的活力。第三，1999年初爆发的巴西金融动荡使阿根廷经济受到了很大的不良影响。第四，国际市场上一些初级产品价格的疲软使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收入得不到大幅度的增长。
一般情况下，在国民经济陷入衰退时，政府可以利用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但在阿根廷，货币局汇率制度仿佛“砍掉了阿根廷的货币政策这一条胳膊”，政府无法有效地运用降低利率或放松银根等手段来调控经济。正如许多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样，货币局汇率制度犹如一件“紧身衣”，使阿根廷不能对东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动荡产生的“冲击波”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还应该指出的是，如果一个国家能继续吸引大量外资，那么巨额财政赤字和庞大的债务负担还不至于诱发危机。然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1999年初的巴西金融动荡，使阿根廷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非常不利的变化，吸引外资的成本越来越高。
记者：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国民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汇率是这一联系的“纽带”，因此，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实施恰当的汇率政策，已成为经济开放条件下决策者必须要考虑的重要课题。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由汇率变动诱发的。阿根廷危机的原因之一也与它所实行的汇率制度有关。那么，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制度，才能既规避风险、又促进经济发展?
陶湘：汇率政策的制定应该根据本身的条件与国际国内的形势而定，采取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不能一棍子打死。比如，港币也是与美元挂钩，港币与美元的比价是1美元=7.8港币。但无论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动荡的时候还是现在，香港都没有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些调节机制以及其他配套措施都跟得上。
债务负担超过偿付能力
记者：举借外债是利用外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时代，积极地举借外债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外债的规模必须与本国的偿付能力相适应。阿根廷这次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债务危机。在这个方面，阿根廷危机给我们提供了哪些教训?
江时学：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和其他一些拉美国家因外债规模超过本国支付能力而终于在80年代初陷入了债务危机。遗憾的是，阿根廷没有从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吸取教训，而是在90年代初实现经济复苏后再次举借了大量外债。更为重要的是，相当多的一部分外债不是投入生产部门，而是被公共部门用于非生产性目的。
阿根廷公共债务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50％。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这一比重似乎并不高。但公共债务相当于出口的比重却高达五倍。此其一。其二，阿根廷的债务结构不合理。一是还本付息集中在2001年～2004年，二是大多数债务采用固定利率，一般都在10％以上，从而使还本付息负担进一步加重。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的那样，除非一个国家的经济飞速增长，金融市场非常发达，否则不应该使债务负担达到如此重的地步。此外，阿根廷的教训还表明，在外资流入源源不断的时候，阿根廷早就应该努力提高国内储蓄率，并在经济改革之初，就应该把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改革的重点。
阿根廷对外债的依赖无疑与储蓄率低有关。以1998年为例，阿根廷的储蓄率为17.4％，不仅低于拉美的平均水平（19％），而且还低于巴西（18.6％）、墨西哥（22.4％）和智利（25.2％），更是低于韩国（33.8％）。事实上，阿根廷的人均GDP不及韩国，1998年分别为8030美元和8600美元，但同年阿根廷的私人人均消费为7818美元，而韩国仅为6695美元。
财政收支严重失衡
记者：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都与金融部门中的各种问题有关，因此，人们在谈论经济安全时，常常把注意力放在金融问题上，但阿根廷危机则表明，庞大的财政赤字同样具有很大的危害性。阿根廷财政赤字急剧增加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教训?
江时学：不容否认，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阿根廷的财政状况还是比较好的。1993年的财政收支甚至出现了盈余，其他年份虽然是赤字，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然而，从1996年起，一方面，90年代前期急风暴雨式的私有化结束后，私有化收入大幅度减少，而政府开支却未得到控制。另一方面，由于前总统梅内姆为了谋求第三次连任总统，不惜大幅度增加财政开支，对地方政府财政开支的增加也听之任之。
阿根廷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的教训是：（1）提高征税体系的效率十分重要。由于偷税漏税司空见惯，政府只能获得应纳税收入的60％。（2）政府部门应该提高工作效率，控制公务员队伍的规模。阿根廷的总人口为3600万，而公务员人数则多达200万。这一比率不仅在拉美，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比较高的。这些公务员不仅领取高薪，而且还可享受非常优厚的福利。（3）必须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在90年代后期开展的财政改革中，中央政府的财政权有所缩小，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则显著强化，财政开支也大幅度增加。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90年代的财政赤字增长了10倍，并不断地向银行举债。对此，中央政府几乎是束手无策。
总之，不当的财政政策、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僵硬的汇率制度它们三者结合在一起，就必然会导致危机。
私有化不是抵御危机的“防火墙”
记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阿根廷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举起了“自由化、私有化”的大旗，对经济体制实行改革。然而，有学者认为，阿根廷经济危机的爆发，为“新自由主义”模式失败提供了一个例证。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江时学：私有化不是抵御经济危机的“防火墙”。70年代末，国有企业在阿根廷国内总投资中的比重高达20％。国有企业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进入90年代后，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私有化，以至于许多阿根廷人说，“整个国家都被卖了。”
不容否认，大规模的私有化一度刺激了经济发展，使阿根廷与墨西哥“肩并肩”走在90年代拉美经济改革的前列，私有化使政府获得了大量收入。然而，90年代后期，即在轰轰烈烈的私有化过去之后，私有化收入不断减少，而政府开支并没有得到控制。可见，私有化不仅没有使阿根廷幸免于难，而且还给其财政状况留下了“后遗症”。
阿根廷为我们提供的教训是，必须通过强化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提升产业结构来扩大出口。阿根廷的出口收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10％。这一比重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中是比较低的。这既与实施了十年的货币局汇率制度有关，也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1）虽然90年代以来阿根廷大幅度地降低了贸易壁垒，但二战后长期形成的那种内向发展模式，导致资源配置严重扭曲，而这种扭曲是很难在短时间内纠正的。（2）虽然20世纪下半叶阿根廷在工业化道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它的产业结构还是基本上以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为主。如在90年代末，制成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仅为1/3，其余均为初级产品。（3）美国和欧盟国家一直奉行保护主义政策，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加以多方面的限制，影响了阿根廷的出口。
IMF药方：一剂良药
记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帮助受灾国家缓解危机、摆脱危机方面一直发挥着作用，但这种帮助通常都是有“条件”的，国际社会把这种“条件”称作IMF的“药方”。从受援国来看，各个国家在执行IMF的“药方”上态度不一，如最近IMF的“药方”在阿根廷遭到了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的强烈抵制；从实施的效果来看，也不尽相同。请问，对于IMF的“药方”，应当如何看待?
美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仍然难以预测，但不可避免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将维持较低的增长率，甚至可能经历产出以及就业方面的衰退。
财政方面，高企的赤字降低了美国政府在财政政策方面操作的弹性与空间。近年人们目睹了赤字不断增长，美政府在财政方面已无过多扩张空间，只能设置议程来稳定债务与GDP之间的比例，
由于美财政政策丧失了扩张空间，货币政策将承担复苏美国经济的重担。
美国联邦储备局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已经做出决定，将很有可能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并在接下来两年内维持接近于0的利率，这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量化宽松（QE）。因此，可以说美国央行已经积极介入，便于投资者购买风险资本，并稳定市场预期。
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主要目的是防止通缩，这与上一轮量化宽松相同。即便没有带来一些人预期中的经济复苏，QE2仍有效降低了通缩的可能性。如果当前脆弱的经济前景不能得到改观，通缩的预期依旧会加大。因此，量化宽松政策仍是有限的重要手段。
美国本轮刺激政策的出台，可能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两个影响。
一是将导致更多的资本流入其他经济体――正如上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后出现的那样。这也使这些经济体，尤其是那些较为开放的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制定者，面临控制通胀、稳定汇率等方面的难题。
二是美元作为长期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可行性会不可避免地遭到质疑。以一国货币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意味着以美元计价资产的持有者将不可避免受到储备货币发行国政策的影响。但是，短期看来，仍没有能够其他货币能够取代美元，美元资产依然是投资者以及外国政府最佳的投资对象。中长期来看，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将会增强，如果不能完全替代美元，也会成为亚洲重要的货币之一。此外，SDR作为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也再一次加强。这也暗示SDR会成为某种程度上美元的替代品。
欧洲各国面临更加长期和艰难的改革。毫无疑问，很多欧洲国家需要重新调整他们的社会福利系统，需要更加可持续的公共财政模式。欧洲各国不得不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福利系统大都是在经济增长较快时期所构建的，而眼下，他们却面对巨额的债务负担。陷入债务危机的各国，尤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应当开始一系列的结构性改革，以保证长期的经济增长。毕竟，提高经济增长速率才是解决债务危机的根本所在。
此次债务危机，使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将成为全球经济转折点。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发达经济体实力将会减弱，新兴经济体将仍然保持高速增长，亚洲也将进一步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将进一步巩固其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地位。全球经济的重心也将进一步向被称为新兴经济体的国家转移。
债务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波动，不可避免地加大了中国在抗击通胀和结构转型两方面的压力。
过去两年里，中国通胀压力增大。一方面反映在食品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另一方面也反映中国经济在全速发展。中国的通胀主要由国内的因素造成，政府也一直致力于控制通胀。此次危机，可能将使政府推迟原先的紧缩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胀的计划，转为持一种观望态度，并延缓做出紧缩的决策判断。
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压力，来自于维持经济增长的要求。中国每年10%的速率增长，是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推动。尽管这种增长仍然比较脆弱，但一旦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减慢增长速度，世界经济的情况会更糟。因此，维持这种稳定的增长速率就是对全球经济最大的贡献。要达成这个目的，中国需要逐渐将经济增长点转向广阔的国内市场。
摘要：万解秋教授认为，欧债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延续，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和结构的失衡，低效率的经济运行和增长动力的衰退，难以用国家债务来填补，当然也不可能用发行货币来解决，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债务危机是这种经济衰退危机的必然表现，而仅仅想通过债务发行和货币投放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它有可能招致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危机，这也是我们现在所应该引以为戒的。白永秀教授认为，欧债危机从深层原因来看，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效率与公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责任与权利之间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钱津研究员认为欧洲债务危机不是市场化的信用危机，而是政府信用的危机。传统的陈旧的货币理论直接导致了经济相对脆弱的一些欧洲国家在遭遇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自家政府财务的危机。从本质上看，欧洲债务危机是一个货币理论亟需转换和推进的问题。余斌研究员则认为，欧债危机不同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危机，它更多地是一场人为的危机。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中国大量持有欧债，那么欧盟和德法金融寡头必然会以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如设置人权话题等手段在合适的时机迫使中国同样贬值所持有的欧债，借机掠夺中国人民。
关键词：债务危机；金融危机；欧洲联盟；实体经济；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10-12
一、债务危机起因金融危机
欧债危机的爆发看起来是一场国家的债务危机，从希腊、意大利等国的债务曝险，到欧盟主要成员国的债务比重超越警戒线引发债务评级下调，显示的是一场可能的债务违约和债务危机。现在这场危机还在继续延宕过程中，影响波及可能进一步扩大，这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什么在全球经济最核心的欧元区国家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
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欧洲经济和金融市场时，货币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看起来是关键因素，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产生的冲击波杀伤了融资过度、金融体系脆弱的国家，出现了像冰岛、爱尔兰这样的陷入危机的经济体。因为金融市场的扩张过度和过分的杠杆融资而导致金融体系脆弱部分曝险，一部分金融机构受到了影响，这显然与债务性质结构无关。
金融危机的冲击首先体现为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是否稳健的影响，当时主要的观察认识认为金融市场衍生品的杠杆化交易失控和银行类机构资产的过度市场交易是主要原因，其他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资产受到了影响，货币体系和货币政策并没有陷入危机，主要国家的货币体系和政策是健康稳定的。这些国家的财政体系也是健康安全的。在应对金融市场动荡时，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充分发挥了财政的最大能力对金融机构实施救援，主要国家的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规模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当然也是应该的，一些国家的财政甚至超越了自身的承载能力实施扩张和经济拉动，甚至还带动或强制其他金融机构实施扩张和提高支出水平，以应对经济下滑。这在学术界不同流派看来，是对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或自由市场经济机制的一次彻底批判和否定。
那么，在一个健康稳定的财政体制和货币体制下，金融体系的危机爆发可能吗？它仅仅可能是局部性的吗？这个问题似乎有点难以理解，金融市场的交易和融资活动与一国的财政体系活动和货币体系的活动可以完全地切割分离吗？这样的问题看起来并不清楚，在学术和政策实际运作层面并没有很多关注。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美国的财政体系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危机，货币政策体系也显得稳健安全，利率、汇率和通货膨胀水平都是在稳定水平状态下运行，金融危机在当时显得像是个别银行和证券机构的信用危机。在应对流动性收缩和金融机构稳健时，美国政府冲在最前面，其采用了特种预算工具筹集资金，并给予了危机金融机构大幅度的资本输入，而美联储并未作出过多反应，维持了基本的货币供应和利率水平，只是在2009年以后当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和就业率下降以后，才推出了扩张性的货币供应政策，即QE1和QE2。
欧洲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金融危机冲击的初期，也体现出了一种有限的金融机构信用或支付危机，对于经济财政支出最多是一种间接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并未影响到货币体系的稳定，欧元体系的货币政策是稳定健康的。它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今天的欧债危机来说，它似乎与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某种联系，但作为财政工具的债务危机又似乎与货币政策体系没有直接的联系。
这种假设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被多数人所接受，也就是欧债危机是债务问题，是欧盟内部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水平失调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债务危机也就是一国的财政信用危机，与欧元货币政策体系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必须要问，这样的假设合理吗？金融危机条件下出现的债务危机与欧元货币政策体系究竟有何关系。
当我们深入地看一下欧元货币政策体系的结构影响，才能发现欧元体系内部财政体系的功能，它们二者其实是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财政支出体系与统一的非的货币政策体系被结合到一起时，它们的运作就已经潜伏了财政扩张和债务失控的危机，而国际金融危机就是此次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因此，欧债危机，看似并非货币体系的危机，实际上真正是货币政策体系矛盾危机的集中爆发。我们这种分析假设的基本前提就是欧元货币体系隐含着内在的矛盾，财政体系的矛盾是一种突破口，债务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中已经是无可避免的结局。
二、货币政策体系矛盾的财政表现
欧元作为欧盟统一货币始于1999年，它的产生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与职能。它既是欧洲统一经济体的流通货币和支付工具，也成为欧元区的储备货币和外汇支付工具。欧元一诞生，就取代了欧洲各国原有流通的货币，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与美元、日元、英镑在国际结算中竞争，而且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的流通也形成了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于欧盟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体系运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欧元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与美元竞争国际储备货币中获得了较高的市场份额，使欧洲央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同时，在欧元区内部，统一的货币也带来了积极的作用和利益，对于资本流通、货物贸易和劳动力就业等带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欧元体系从诞生起就带来了它的不稳定性，它隐含的矛盾冲突在市场条件形成时就必然爆发出来。
第一，欧元作为一种区域性的货币是欧元区国家的货币，它的出现是建立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统一开放条件下的，17个国家形成的货币区大约有3.3亿人口，12万亿美元的GDP总量，人口规模已超过美国，GDP总量为美国的80％。欧元一出现就被认为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市场条件，欧洲各国经济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高度接近，经济市场化发展的水平差异较小，对于经济合作和联合市场化竞争的意愿十分强烈，因而在政治上的阻力也较小，大多数西欧国家都积极加入了欧元区，一些东欧国家也积极要求加入欧元体系，这也使欧元一度被多数人看好，甚至认为在未来10多年以后极有可能取代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作为货币体系涉及到了诸多国家的权利和利益，在其中如果出现严重的利益冲突，货币体系的运行就会出现危机，尤其是在各国的经济利益诉求难以达成一致而又没有一种强制性的行政力量加以控制时，矛盾就会爆发，货币政策体系就难以去左右国家的财政行动，更不可能去控制各国的政治决策。而欧元被大多数人看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联合行动，没有被看出其中可能存在的严重分裂隐患，也就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治结构和权力分配控制的不同，它们所获得的来自欧元体系的利益可能是不同的。而当面临市场冲击时他们所受到的冲击程度也是不同的，极有可能出现人们不愿看到的组合：最小的获益者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最大的受益者则成为最小的受害者。而十分不幸的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出现的欧债危机，正是这种结果。
第二，在各国纷纷放弃而加入欧元货币体系时，并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的结果，显然也低估了这种可能性，也可能是在短期利益驱使下去搭便车，获得一些免费的经济利益。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一些南欧和东欧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会极尽努力直至修改财政数据力图加入这一体系。这种利益是什么，我们简而言之，就是在货币体系层面有可能的储备货币利益，竞争型的储备货币份额可能是发行和货币国际化流通获得实际的铸币税收入，而且统一的欧元变得更有竞争性，对于那些经济地位较为弱小的国家来说，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对于美元的储备性依赖也会大大降低。而从经济层面上说，区域性货币减少了汇率波动带来的贸易摩擦，对于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会产生积极的效应，这在理论上也被归结为存在着一种最优的“区域货币配置效应”。
现在我们从实际状况看，金融危机的冲击粉碎了这种美丽的梦想，欧元区不得不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来。这个现实就是，欧元区货币的运作需要付出极高的运行成本，利益矛盾冲突积累又可能使得区域货币体系分崩离析，财政和债务危机的爆发是货币体系矛盾的直接体现。
第三，已有研究已经揭示了大量的问题和原因，指出了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是一国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区域货币体系的形成已经统一了货币政策，各国也就只有财政政策可以作为调节支出的工具了，欧元区成立时已经意识到财政支出规模和预算赤字有可能危及欧元体系的稳定，已经对各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规定了上限，但财政支出具有更高的含义，这一要求的提出没有强制的法律或行政约束，这为金融危机后的财政扩张和失控留下了隐患。
财政支出失控和债务危机爆发的诱发原因可以分为下列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结构差异和政治决策冲突方面看，财政支出功能失控必然引发债务危机。欧元体系的17国在进入统一货币政策以后，各自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竞争能力以及市场产品的发展前景差异极大，它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阵营。第一阵营即欧盟的领头羊德国和法国，其具有极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品竞争力，劳动生产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人均GDP在35 000美元以上；第二阵营为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家，经济结构较为优势，有较高的竞争力，人均GDP为25 000~45 000美元；第三阵营为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冰岛等国，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人均GDP大致为20 000~30 000美元，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低。这样的结构差异导致经济政策协调的困难。统一的利率、汇率和货币供应政策必然导致不同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企业在市场上具有不同的竞争力，并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财政收入和预算支出能力会受到更大的制约，赤字政策和财政状况的恶化形成恶性循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欧猪五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比重已经达到了危机临界状态，而且背负的债务包袱越来越重。二是从危机应对决策过程看，财政政策失控导致的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的扩展爆发，金融危机引发了债务危机的爆发，其中具有内在的联系。
欧元区国家具有较为近似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但其国内的政治结构、治理方法、社会文化影响还是有着较大差异，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创新能力较低的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包袱，福利主义盛行，出于政党利益要求而对于财政约束松弛，导致债台高筑。其中欧猪五国的当年赤字占GDP比重在2006年为1％左右，到2011年已经达到13％以上；累计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70％上升到120％以上，其中希腊已经达到180％以上，其他国家也达到了100％以上，大幅度超出了欧盟规定的安全警戒线。
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时，出现了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对于用国家干预来影响市场的凯恩斯主义抱有幻想，学术上也出现了否定市场机制推崇国家干预的思潮，这正好迎合了激进主义思潮的国家干预控制的理念，在欧债危机爆发过程中，这种思潮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和信用收缩的主要政策，这些国家的财政纷纷采取了空前的扩张和救援行动，对于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亏损进行补贴，增加公共项目的支出，甚至直接补贴消费者以拉动市场，应对危机事实上是在扩张支出刺激经济，这完全符合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原则，新凯恩斯主义者也主张财政扩张。
但随后我们看到的是狂热扩张后的严峻局面，欧元区各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比重迅速上升，欧猪五国的财政赤字比重已经上升到15％左右，累计债务比重超过了GDP的1倍以上，更为严重的是债务在2009年以后，已经进入偿还期而财政已经失去了偿还能力，债务危机已经是一触即发。巨额的财政支出并没有带来就业和经济的增长，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国内通货膨胀和失业增长，局面已经恶化到经济的负增长和高达20％左右的失业率，青年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50％以上，应对失业经济衰退和面对债务危机已是欧元区国家的两难处境。很明显，在财政扩张和收缩这条道路上根本就找不到出路。破产清算也许是唯一结局，这也意味着财政扩张主义的破产，连带着欧元货币体系的破产。
三、欧债危机的不同解读与启示
欧债危机的爆发已是事实，但如何看待其爆发却出现了不同的解读。这对于分析其影响冲击和经验借鉴也存在分歧。一种分析结论认为欧债危机就是一国的债务危机，是一国财政扩张和赤字预算导致收支失衡而引起的债务清偿危机，按此结论，可以认为是一种财政危机解读，这与货币金融危机没有直接关系，应对危机的方法就是收缩支出，恢复财政平衡，包括实施国际救援和债务重组。这一解读单纯化看待债务危机的爆发，无法解答为何在欧元体系国家中同时爆发债务危机，也不能解释为何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财政扩张行动后会爆发债务危机。另一种解读是将欧债危机看成是一种欧元区的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在欧元区的爆发冲击转化为了债务危机。在欧元货币政策体系内，各国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调整的措施，也就是失去了货币贬值避免经济衰退的手段，转而只能使用财政杠杆扩大预算支出来避免经济的过分收缩，财政支出的失衡引发了一部分经济弱势国家的债务危机。按此解读，金融危机引发的信用收缩和经济衰退只要应用货币贬值就可能解决，这是自欺欺人的观点，因为那些经历债务危机折磨的国家，岂不是轻轻松松就可以渡过难关了吗？从实际看，一个国家用自贬货币的方法是嫁祸于人，也不能自救，因为这必然会引发其他国家的货币报复性贬值，这样的货币汇率战根本不能解救一国经济的衰退危机，而且混乱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必定会阻碍经济的复苏。
欧债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延续，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和结构的失衡，低效率的经济运行和增长动力的衰退，难以用国家债务来填补，当然也不可能用发行货币来解决，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债务危机是这种经济衰退危机的必然表现，而仅仅想通过债务发行和货币投放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它有可能招致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危机，这也是我们现在所应该引以为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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