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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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哲学有着生死相随的紧密联系。哲学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确立了一般性原则。哲学，作为彻底的、实践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哲学，为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科学的一般性原则。

一、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理论基础――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认为，劳动实践是人的本质属性，也是社会的本质属性。人在劳动实践中与自然界和其他人发生相互联系，形成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必要因素。社会科学把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是研究人在劳动实践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可见，哲学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哲学的视野中，人的劳动实践，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和规律的，因而社会科学也存在一般性原则，并且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则一脉相承，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一般性原则体现在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科学立场。恩格斯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因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就是社会科学一般性原则的基本内容。

1.社会科学研究的唯物主义原则。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精神与物质的本源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精神是由物质所派生的。在现实社会中，人是以劳动实践区别于动物而显示其社会存在的，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从根本上说，都是人的劳动实践产生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这一观点：第一，生产力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基本状态；第二，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体。哲学的基本立场为社会科学树立了第一个科学的一般性原则，即唯物主义原则。

2.社会科学研究的辩证性原则。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存在状态以及用什么样的思维方法来把握世界。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和发展的，世界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可能是静止的，而是与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的，并且不断运动变化的。在哲学中，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是统一的。虽然物质是世界的本源，精神由物质派生，但是精神反过来也会影响物质，人们的社会意识也会对社会存在起着巨大的反作用。这一基本问题反映在在社会历史中就具体体现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就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反之，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为社会科学研究树立了第二条基本原则，即辩证性原则。

3.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性原则。实践是哲学的基础。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时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哲学发现，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生产实践既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又是人与人之间互换活动的过程，同时还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观念的变换过程。[3]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实践性。运用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要诀就是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哲学的实践特性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第三条一般性原则，即实践性原则。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性原则是唯物主义原则与辩证性原则统一的基础。社会科学研究的唯物主义原则强调物质对于人的意识的决定性作用、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辩证性原则强调社会各个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实践性原则贯穿于前两种原则之中，成为这两种原则融合统一的基础。物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人民群众与社会历史，都是因为人的劳动实践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为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就是劳动实践，没有人的社会存在就没有社会的存在，也就没有社会科学这个概念。因此，离开了劳动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性原则就都将不存在；有了劳动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性原则就具有统一性，统一于人的劳动实践。

二、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方法论基础――世界观、历史观、整体观、发展观

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是哲学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具体说来，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主要受到的世界观、整体观、历史观和发展观的指导。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即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根本看法，历史观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观不仅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社会科学进行研究的科学方法，而社会历史观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社会科学的研究只有以正确的世界观作为选择方法的指导思想，才能坚持唯物论、排除主观先验论；才能从特殊中把握普遍性、从复杂现象中把握本质规律；才能坚持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辩证统一。整体观是指从全局考虑问题的观念。作为整体的客观事物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的结构体系，包含着物质多样性、丰富性。因此，作为反映这一整体性的人的观念有整体与局部、整体与层次、整体与系统、整体与个别、全面与片面等哲学范畴。社会科学的研究只能以整体之中的某一局部、某个层次或系统中的某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但社会科学研究同时遵循着整体性原则。发展观是指物质世界的一切事物、现象及其在思维中的反映，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有规律的运动和变化过程。发展观是科学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它是世界观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的世界观，包括历史观、整体观和发展观，为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和运用这些原理时的基本规范，实际上就从方法论上为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一般性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的世界观、历史观、整体观和发展观，是坚持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基本前提和方法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223.

第2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范文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一书主要选自《自然论文集》，本书由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文化科学逻辑领域内的批判性研究、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三篇长文组成，它们分别阐述了韦伯方法论思想中的一些重要的内容，是韦伯方法论著作的代表作。本文主要通过深入的阅读研究韦伯的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一文，进行浅析。

在《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一文中，韦伯提出人们在大学授课时是否应当宣明他们所赞成的某种伦理的或者建立在文明理想以及其他世界观基础上的实际的价值判断这一问题。针对此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回答：其一是以可以从纯逻辑演绎而得到的事实和经验事实为一方与以实践的、伦理的或世界观的价值判断为另一方的区分是正确的；其二是尽可能在课堂上不讲实际的价值问题。对于上面两种回答，韦伯发表了自己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大学教师在一切具体情况下，甚至在面临使他的授课内容变得毫无吸引力的危险时，都会毫不犹豫地向听众，首先向自己宣明，哪些陈述是纯粹从逻辑推理演化而来的或者对纯粹经验事实的说明，哪些陈述是实际的价值判断，并且把这一点看作自己天经地义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的第一种回答才可以接受；而韦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赞同第二种回答，认为第二种回答只适于掩盖向听众发表的意见的实际影响，韦伯认为如果让教师放弃实际的价值判断，不能讲激情昂扬的话语，会使听众迷失于各种不同范围的彼此混淆之中。

在讲坛上一般是否应该进行实际的价值判断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政策的问题，因而它最终只能由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而对大学的任务所取的观点来决定。韦伯批评了种种不合时宜的德国教授们在大学课堂的言行，认为“如今的大学生在教室里应当向自己的教师学到的东西，首先是熟练地完成给定的任务的能力；其次，承认事实，即使是令人不堪的事实，然后把关于它们的规定和自己的价值态度区别开来；第三，使自己服从职责，因而首先抑制不必要地表示自己个人兴趣和其他感受的冲动。”提出在每一项职责任务中，承担任务者应当克制自己，排除那些不属于职责的东西，而最需要排除的是他自己的爱与恨。

韦伯认为经验科学只能告诉人们事实怎么样，它可能怎么样，但决不指导人们应当怎么样，因此关于实在的经验认识的科学必须拒绝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从而保持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和中立性。科学研究者在涉及社会事实时，应当克制对它公开发表个人见解，韦伯写道：“一个职业‘思想家’如果有什么职责的话，他所迫切要做的便是，面对时下盛行的理想，哪怕是倾人的理想，都要保持个人才智的清醒，倘有必要，就需‘逆潮流而动’。”韦伯深切地认识到研究者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和做学术报告时需要回避价值判断，不借科学研究来鼓吹自己的价值观；正是在这些因素之下，韦伯提出了“价值无涉”的概念。

韦伯写《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这篇论文的意图在于，批判德国的教授们利用自己不受攻击的权威在学术讲坛宣扬自己的价值观点，混淆了价值判断和关于经验事实的科学知识之间的界限。在韦伯看来大学教授不能任意的发表其价值判断。即应该做到价值无涉（价值中立）。所谓价值无涉是指要求研究主体按主观愿望选择了所要研究的问题之后，应该客观地描述关于所要研究问题的全面资料和对这些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而不管这些资料和结论是否与研究主体、社会或者他人的价值观念相冲突、相对立。

价值无涉这一原则首先是由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原则，今天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依然广为接受的标准。社会科学是否需要坚持“价值无涉”的原则，引起了学者的广泛争论。这两种立场在中国社会学界争论了十几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刊登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的郑杭生教授和李金教授之间的争辩。

李金教授对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价值无涉”的立场是持基本接受的态度。他在《为“价值中立”辩护》一文写道：“在中国社会学界正如在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一样，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即主张我们应当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坚决拒斥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

郑杭生教授对“价值无涉”立场是批判的接受。他在《究竟如何看待“价值中立”？――回应〈为“价值中立”辩护〉一文对我观点的批评》中写道：“‘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因此，对它极有必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把它夸大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全盘否定，将它说得一无是处，连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认了。”

郑杭生教授倾向于批判，他提出用“实事求是”的原则来代替“价值中立”。他在《关于我的社会学定义――序董驹翔主编的〈社会学〉・答我的一些批评者》一文中写道：“总之，我与那位批评者的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科学性，在坚持科学性上我丝毫也不亚于他；分歧在于科学性能否通过所谓‘价值中立’来达到。我认为通过所谓‘价值中立’不仅不能达到科学性，还会引起十分有害的后果；在我看来，科学性只有通过实事求是才能达到。”

在我看来，对“价值无涉”我们应该做到批判的保留，而不是简简单单地认为要完全接受或者是全面地、彻底地抛弃。“价值无涉”原则在韦伯那里是一种原则，而非方法。是以解决实际出现的问题为出发点的，这也是科学研究过程中所要求的基本态度。因此，我认为在大学教学的过程中大学教师可以适当地进行价值判断、发表其主观性的评论。以让学生能够更好的了解老师的思想，使大学课堂充满活力、学生更加愿意地加入课堂讨论，增加其知识，开阔其视野。

参考文献：

[1]李金.为“价值中立”辩护[J].社会科学研究，1994，（4）：58-63

第3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范文

【摘要】矛盾是普遍存在着的。人们思想中的矛盾都是现实世界中矛盾的反映。矛盾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经过实践证明的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我们应该正确使用这一理论武器。本文将从矛盾研究方法的内涵、什么是有价值的理论课题和如何正确运用矛盾的研究方法提炼具有价值的理论问题三个方面来阐明矛盾分析法对探索理论价值的意义。

【关键词】矛盾分析 理论问题 探索

一、矛盾分析法的涵义

我们常说科学研究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然而作为初级的研究者我们往往会只具有“意识”却不能够在生活中发现“矛盾”。假如我们只具有了“意识”却对我们生活中的“矛盾”视而不见那么我们的研究将错过很多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不同系统具有不同的矛盾，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社会这个大系统内诸不同系统以及各系统所包含的各要素单元呈现出复杂的矛盾关系，认为应该把矛盾对立统一规律运用在社会研究之中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社会研究的理论武器―社会矛盾的研究方法。不研究社会矛盾，也就没有社会科学。矛盾分析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社会矛盾的研究方法是指运用矛盾对立统一的规律运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原理，运用两分法、两点论，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理性看待我们所要研究的学科，将社会矛盾研究方法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理论武器贯彻运用在我们研究课题过程的始终来指导我们的理论研究，使得我们的研究课题能够更好的立足于社会矛盾分析的实际进而服务于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与大繁荣。

二、如何发现具有价值的理论课题

面对复杂性的挑战，根本出路在于坚持正确的方法论。莫兰说：“复杂性需要策略”。问题并不存在于对象之中，以客观的形式表现出来；矛盾的本身存在与主体意识到矛盾存在不可一概而论。问题存在于主体意识之中以主观形式表现出来，因此问题会随着主体不同而不同具有较大的主观性。所以作为研究课题的主体研究者应该对于存在的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再对矛盾进行把握。只有在经过理性思考的加工我们才能够迅速的找到研究课题的价值。除此之外还应重视整体的作用。辩证唯物主义这样一个哲学思想恰恰正是指导我们研究复杂问题所必需的。

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众多的矛盾，内容不一，然而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决定了它并不单纯是从观念出发去解释实践，却会从物质实践出发去解释观念的形成。社会科学研究如果要体现其科学性与实践性必须要从实践中提炼矛盾，从实践中存在的矛盾进行筛选。我们所要筛选的矛盾现象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时代价值要反映为时代立言、为民立命、为社会立法、为未来立向的学术正能量。

社会的发展进步与矛盾的与时俱进的变化发展，因此社会问题也会随之而更新，所以又会引起学术术语的更新发展，最终会推动着理论的更新发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要想始终保持新鲜感保持长远的生命力与持久力就必须直面社会生活，研究社会矛盾，围绕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导向。我们要切记在“貌似深奥的烟幕下，掩盖着连篇废话”。使得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导向成为学术研究的第一要务。

三、正确运用矛盾的研究方法提炼具有价值的理论问题

在《矛盾论》一书中说矛盾的普遍性是“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他从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严密的论证了矛盾的普遍性。除此之外同一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矛盾，不同矛盾具有不同矛盾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矛盾还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不仅存在于阶级社会即使是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着矛盾。无差别无矛盾的境界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幻想。因此在M行课题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以更好的凸显研究课题的科学价值。

由于“我国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影响存在，加上国外资产阶级的思想渗透，阶级斗争还在我国一定范围内存在，有时还会在一定条件下激化。”利益是思想的基础，利益决定思想”，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物质利益是上层建筑形成和发展的最终动因，是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的起点和归宿，而利益关系的变迁则是社会发展状况的标志。然而要充分利用利益分析法则应该把握以下几点：一是要具体的分析一定社会的利益关系格局之后要根据已经形成的利益关系格局决定我们与之对应的政策与策略的走向。

在我们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着相应的社会阶层结构，阶层分析方法作为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研究社会矛盾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想完整准确的将阶级分析方法运用恰当必须注意以下几点：准确把握好阶级关系格局；将思想分析、政治分析与经济分析相结合；著作阶级矛盾的变化情况；既要把握好国内阶级矛盾也要注意国际阶级矛盾；综观矛盾整体概况做出决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应该认真区分带阶级性和非带阶级性的社会现象与矛盾以免做出错误决策。

我们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将的理论武器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全过程以此来更好的凸显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性、科学性和创新性。我们在学习中要善于发现学习“发现学习就是以培养探究性思维的方法为目标，以基本教材为内容，使学生通过再发现的步骤来进行的学习”。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发现再发现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赫舍尔.人是谁[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3]杨春贵.与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4]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钱学森.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M].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

第4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网络；消费行为分析；社会科学研究

当今是网络信息的时代，网络将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及人类生活等的各个领域。国内外网络消费环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消费者网络消费已成为时尚。因此，网络消费行为分析，对于抓住市场机遇、捕捉市场机会、迎接网络时代挑战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行为分析的要义

行为分析方法发端于生物学、心理学等对人的行为规律的研究。行为分析认为，研究人的行为是理解社会现象的钥匙，而人的行为又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观察、描述、实验、分析而获得规律性的可靠认识。考究行为分析的利弊得失将有助于行为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上的应用和发展。尽管行为主义有着自身的内在缺陷，但我们只要坚持以辨证的眼光看待它，认真吸取其合理因素，去除其不科学成分，行为分析将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行为分析主要体现为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价值中立”论。对于行为分析来说，“价值中立”不仅是一种原则、一种理想，而且还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现实目标。为了做到完全“价值中立”，不仅研究者要自觉约束自己，克服个人主观好恶，而且还要对研究方法进行改革创新，改变既有的研究对象、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

第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这具体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强调科学研究的资料应当量化，才能发现规律及各种内在的关系；二是强调必须不断地探究人类行为的规律以及与此相关的变量，让其真正成为一门解释和预测的科学；三是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应当破除学科间的界限，效法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技巧、技术和概念，建立跨学科的方法联合。四是强调科学研究的基础是实际可观察的现象，借助现存的理论体系和学者们的思维加工，提出有关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假说或假设，用经验材料验证假说.

二、网络消费者的特征

第一、网络消费者的心理特征：

（一）、能理性分析. 但缺乏耐心。由于网络用户以大城市高学历的年轻人为主， 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喜好、见解和想法，对自己的判断能力也比较自信。不会轻易受舆论左右，对各种产品宣传有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但比较缺乏耐心，当他们搜索信息时，比较注重搜索所花费的时间，如果链接、传输的速度比较慢的话，他们一般会马上离开这个站点。

（二）、好奇心，并有强烈的求知欲。这些网络用户爱好广泛，无论是对新闻、股票市场还是网络娱乐都具有浓厚的兴趣，对未知领域抱以永不疲倦的好奇心。

第二、网络消费者的需求特征：

（一）、信息索取趋于多、捷、便。消费者几乎足不出户便可以最快捷、最便宜的方式，获得所需的大量资料，消费者更追求消费过程的方便和享受。今天，现实消费过程出现了两种追求趋势：以方便性购买为目标，人们追求的是时间和劳动成本的尽量节省。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自由支配时间增多，他们希望通过消费来寻找生活的乐趣。

（二）、个性化的出现。个性化已逐渐成为现代人性格的一大特征。目前，许多消费者已进入明显的个性化消费阶段，同时也使网络消费需求呈现出差异性。不同的网络消费者因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需求。从事网络营销的厂商，要从产品的构思、设计、制造、包装、运输、销售等方面认真思考这些差异性，并针对不同消费者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方法。

（三）、价格仍是影响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从消费的角度来说，价格不是决定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唯一因素，但却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网络消费之所以具有生命力，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网络销售的商品价格普遍低廉。尽管经营者都倾向于以各种差别化来减弱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避免恶性竞争，但价格始终会对消费者的心理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联合起来与厂商讨价还价，产品的定价逐步由企业定价转变为消费者引导定价。

（四）、消费的主动性增强。由于消费者能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和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他们不再被动地接受他人的观点和信息，不再消极地购买和消费，而要求积极掌握主动权，需要被关注、被倾听。消费者选择商品趋于理性化，他们会利用在网络得到的信息对商品进行反复比较，以决定是否购买.消费主动性的增强来源于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和人类追求心理稳定和平衡的欲望。

三、消费行为分析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首先， 消费行为分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依据.随着各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商业行为不断增多，消费者权益保护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消费者作为社会的一员，拥有自由选择产品与服务，获得安全的产品、获得正确的信息等一系列权利。消费者的这些权利，也是构成市场经济的基础。政府应当制定什么样的法律，采取何种手段保护消费者权益，政府法律和保护措施在实施过程中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可以借助于消费行为研究提供的信息来了解。例如，很多国家规定，食品供应商应在产品标签上披露各种成份和营养方面的数据，以便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选择。这类规定是否真正达到了目的，首先取决于消费者在选择时是否依赖这类信息。在网络信息化迅速发展的今天，网络为市场调研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其次，消费行为分析促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一、消费行为分析运用数学、统计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提供的最新方法和技术，如先进观察、资料收集、个案分析、统计分析等为分析提供量化根据，以量化资料去说明各种社会关系的规律，从而避免了主观臆断及浮于空泛的定性议论，也加深了分析研究的可靠性、科学性；二、社会科学的概念与自然科学的概念一样也要通过操作程序，不能进行操作的概念则被排除在科学之外。这种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运用增加了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可操作性、可重复性，克服了神秘性弊端，从而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化进程。

四、网络消费行为分析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

其一、社会科学研究要把事实与价值结合起来。一方面社会科学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学科科学化建设，不断探索社会科学的学科规律；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价值的追求，要重视规范研究。

其二、社会科学研究要有宏观视野和微观聚焦结合起合。一方面要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要有现实感、时代感，但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又要有宏观视野，要对国家、社会、民族的长远发展有战略思考。

其三、社会科学研究要把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社会科学既要进行基础理论研究，也要大力倡导实证研究。理论指导实证，实证发展理论，形成良性循环。

其四、社会科学研究要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社会科学一方面要充分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来充实、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第5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范文

经典实用主义以社会科学介入现实问题的解决，从而形成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实用主义真理观：为信仰服务。对一个命题的判断通常有真假两种结果，实用主义学者的评判标准不再是“符合论“”融贯论”或是“多余论”等，而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一致。这就意味着只需要谈话诸方在他们共同的信念下认为某一个理论或某一类思想可以达成一致就可以了。在那之后，实用主义被搁置了很久。但最近，甚至是在更早的时候，它又被恢复了它在美国的地位。其实，这是可想而知的。实用主义这次的回归不仅保持着经典实用主义的传统，还带来了新的内容。实用主义的包容性越来越强，可以使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这就不难解释它的生命力。新实用主义的思想主要是以罗蒂为主的后哲学思想。他的思想把许多学科都包容了进来，尤其是文学、政治和道德伦理。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学科有了可以冠以“科学”的合法地位。在很多时候，罗蒂认为文学、政治或是伦理道德比传统社会科学学科还值得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实用主义，不仅在美国站稳了脚跟，而且在美国的外交手段中，我们可以不断地看到他们的实用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仅是一种功利的、利己的，同时还是开拓的、探索的。二是实用主义研究方向：以人为本。实用主义的魅力是当你使用这种方法论时候，你会感到很轻松，很有效。它的研究永远是一种向上的力量，这应该与它的理论渊源有关。在实用主义哲学中我们永远都抹不掉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子。这样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或是其他物种都遵循优胜略汰、适者生存的原则，所以我们的研究就会越来越复杂同时也是向上的。在实用主义的思想中，我们同时还能清晰地看到以人为基础，尤其以人的兴趣和情感为出发点的唯意志论的影子。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在实用主义中可以找到。

实用主义很注重的是研究某一问题的兴趣，以兴趣为出发点，便可以充分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利于达到有效的目的。同样来自于唯意志论的观点，即对人本身的考虑很重视。这点达成共识：“人类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进行思考的生物。当我们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那些把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大部分理论原则便不能使用。”因为，研究人类不能仅仅通过对某一个社会背景下的他们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推而广之。我们需要在特定的时期、背景、文化中判断他们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语言所表达的观点，而理解这些语言的重点便是语言的环境。因此，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实用主义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这个方法会让我们在了解我们自己和周围环境的同时，变得开心、有趣和更有上进心。实用主义方法论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三是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实际且多元。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学派，他们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有些观点属于实用主义的范畴，尤其体现在对社会科学研究中。许多哲学学派一直以来都信奉自然科学研究框架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其实他们赞同了价值中立原则，认为历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应该不带有个人感情和价值导向来研究社会现象。”

但无论是实用主义学家皮尔士的科学主义、还是詹姆斯的意识流、还是杜威的工具论都充分地证明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完全客观。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人类的生活习惯或是他们的信仰，都没有办法摆脱掉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能够影响他们的信仰。而生活环境和信仰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种观点在某种社会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另一种背景下则是无解的。比如，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男孩子在路上看到一个吸引他的女孩子，通常会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看着她的眼睛微笑。而对方也会为自己被关注而感到骄傲。如果换个场景，结果就会大相径庭。假如刚才的行为我们在美国的黑人区做一次，估计那个男孩子就难逃一劫。因为在那里的社会背景下认为盯着不认识的陌生女孩子看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轻微的犯行为。因此，我们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找到一种通用的社会行为准则。

在使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社会科学中，有两位学者起了重要作用。第一个人是库恩，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实用主义这个不能体现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的理论提供了成为科学理论的基础条件。因为库恩对那些“反常”的理论提供了自我修正的条件。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在不断地“前进”，但如果仅仅因为他们不符合某种严格的逻辑框架就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显然是不公平的。只有当他们的理论内核真正的“坏掉了”，我们才可以宣判这些理论的不可存在性。而在这里，我们认为的内核不能再使用的标准是：实用主义的理论无法让我们的问题变得更加容易解决。就像各大学派一直在争执的主观与客观的区别。第二个人是罗蒂，他的种族中心主义为我们研究社会科学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方法。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例子，这样的现象在社会实际中比比皆是，还有很多奇怪的、我们无法理解的、可能与某种有关的现象。当我们面对这样一群与我们生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相差很远的人并与之交往时，又该怎么办？罗蒂的办法是以自己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为出发点，与对方沟通。我认为，这个办法可能不是最快的沟通方式，但一定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我们的信仰和观念不一定要强加于对方，只需要找到可以达成共识的信仰和观点即可。找到共同点会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对方的行为和语言有帮助。

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框架更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实用主义在研究社会科学的问题上并不在意理论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而是否能有效地成为行动的向导、是否能有效地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是否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实用主义学家们不在意社会本身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更关注的是现在的生活环境是否是居住在这里的人类想要的，如果不是就听从内心的呼唤，向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努力改造。他们信奉的是这样的信仰，就像爱因斯坦说的“：有很多时候想象力比知识重要，想象力无限而知识有限。”按照实用主义的思想这句话是真的，因为他们还信奉另外一句话，就像皮尔士所说的：“每一个真值的句子都是为某一种信仰服务的。”而在这里，人类的兴趣就是他们的想象力的向导，他们在这样的想象力的条件下探索社会科学，就像经典实用主义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实用主义哲学剖析社会科学是需要我们以人类需求为本，以兴趣为出发点，以效率为落脚点。在这个问题上罗蒂———新实用主义的代表，延续了实用主义探索社会科学的精神，在新时期展现出他与前辈和同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哲学家不同的新特点。

二、新实用主义中的社会科学哲学：为社会科学哲学发展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似乎越来越不能很好地处理实际问题。一种继承并发扬经典实用主义的新实用主义油然而生。新实用主义继承了经典实用主义的主要精神，即以人类需求为出发点、以兴趣为研究起点、以信仰为真理的判断标准、以效果为检验理论的最终标准。在我们可以找到的参考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实用主义有它特有的理论观点。而新实用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罗蒂。罗蒂的实用主义思想与经典实用主义思想的联系和区别是清晰可见的，尤其他提出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他的后现代哲学思想不仅颠覆了我们对哲学基础地位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给了我们新的视野。所以我们选择对他的观点进行说明和解释，后现代哲学的思想可以基本代表新实用主义的理论特点。后现代哲学思想主要强调语言哲学的重要性。他不太重视经验对哲学的重要影响，而是注重我们的语言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正像他自己赞同哈贝马斯那样：“交谈理性代替了主体核心理性”。交谈、互动的研究方式，不仅表现出对杜威和詹姆斯的思想的继承，同时也看到罗蒂把研究重点放到了沟通的语言中来。罗蒂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个人主义与整体论的完美结合。研究社会科学哲学的学者对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并不陌生。尤其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的问题上多少都有分歧。社会学家涂尔干坚决支持方法论整体论。坚持整体论的哲学家必然会忽视个体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力；而很多经典实用主义哲学家都偏向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非常注重个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忽视整体的作用。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我们需要找到的是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规律或是较为普遍的特征。但鉴于社会环境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我们在此讨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或是整体论就十分不妥。罗蒂在他的后现代哲学中认为：“把个人的自我创造和社会的团结同等对待，是同等有效的。”[5](P47)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他把这个问题的界限弱化了，也可以说他把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分别做了限制性的解释，即社会的发展是由个人做的，但个人的才能和价值需要有社会的发展来体现，在不同范围讨论不同的内容。

二是实用主义真理观的进一步发展。在上文我们已经对实用主义真理观有所讨论。对于一个句子的真值的判断通常以是否符合某种信念作为标准。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会带来不同的信念，虽说这个会随着该地区的人类的不断认识的变化而变化，但信念还是有较强的稳定性。信念来自于我们对一个事物的习惯性认识或习惯。这种习惯性的行为有时候会带来一定的惰性，习惯于这样认识和行为的人不再会为更先进的发展而劳烦。罗蒂在这里指出了他的有所改进的真理观：真理便是可以指导我们成功的与世界打交道的那些句子所支持的信仰。“成功的”为我们的信仰提出了检验性的标准。较以往来说是不同的，按照他的思想我们需要与世界打交道，每个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人类是另一处人类需要打交道的对象。打交道时虽然要以自己的信念为出发点，但只有那些可以与对方达成共识的信念才能算是“成功的”。

三是大哲学的概念。实用主义在研究社会科学时候都很清楚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心理学等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学科。但其实这些学科都有较为严密的逻辑、严谨的思想和他们独有的名词及属性。他们同样是由被系统化了的、抽象化了的概念和定义组成。比如《社会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心理学原理》这类的书籍，它们包含了作为这一学科共同的、普遍的、较为一致的内容。因此，这些学科知识内容与研究方法不同，但它们同样来自于理性的总结和概括。它们的研究对象相对稳定。相比较而言文化、艺术、伦理和政治中人的主观意识参与的较多，对于文化、艺术、伦理和政治的研究理论性更为弱，但地域性和社会背景的限制会更多，这样的研究更加符合实用主义的精神。当然，罗蒂并不局限于对哲学认识论的扩充，还有对方法论的丰富。他更加欣赏用文学批判的方法来与世界和不同的人类打交道。他认为：“实用主义的复兴超过了哲学的界限，还涉及文学的批判、社会政治问题而较少地关注自然科学。”这个思想与罗蒂反基础主义的思想，在逐步瓦解哲学的基础地位，从而更加突出人类情感和交流的重要性，最终侧重于文化及政治的研究。

四是以语言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罗蒂所强烈支持的交流方式和沟通手段都是为了了解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人类生活，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发生在那里的社会矛盾，最终促使社会进步、生活幸福。因此，语言在他的研究中是关键性的研究对象。这个特点也是新实用主义与经典实用主义标志性的区别。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经典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最重要的是经验；后者最重要的是语言。”这与他的反本质主义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罗蒂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找出实际与应该的区别、本质与现象的区别，最终找到实际和本质，而是忽略此问题，找到对话中我们要表达的意思是否是我们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意思。

如果想了解对方语言中的真正含义，就要了解表达人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对于研究人员而言便是要了解这其中的差异，为我们的语言环境提供这种差异。找到了差异就找到了冲突，找到了冲突就找到了矛盾。当我们解决矛盾之时就是我们达到共识之日。这样我们即可顺理成章地找到对话中的共同点，进行有效的沟通。不难看出，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思想其实就是用文化的思想来丰富哲学的内涵。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一定会在保持中心思想不变的情况下丰富并蓬勃发展。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承载着历史使命比其他哲学学派对社会科学哲学的使命要丰富、多样并且有效。因为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基调就是为解决与人类生活有关的实际问题的。他的检验标准并不是理论的严谨性和思维的逻辑性，而是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可以采用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就像是一本生活百科，它是一种工具书，更是一本洗涤心灵的书籍，它会为我们带来阳光般的色彩。

三、未来实用主义中的社会科学哲学：为社会科学哲学升华保障

基于对经典的和新的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特征及其哲学思想的概括总结，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其研究和发展趋势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内容极为丰富。实用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方法论，用它来研究社会科学不难想到它的范围会扩大。这里不仅仅体现在研究内容的扩大，还有研究方法的扩大。从研究的学科内容上来说，经典实用主义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局限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方面。但新实用主义的社会研究已经拓展到文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方面。可以说在以后的研究中还有可能拓展到其他领域。只要社会中存在行为和思想的地方，都会是实用主义方法论下所要研究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的发展趋势势必会向着更加注重人的情绪、欲望、梦想等人类特有的方向发展。这与所谈的中国梦是一脉相承的。“梦”就是实现民族复兴、增强民族自信的梦，这个梦是现实的，是可以实现的，推而广之，世界的“梦”也会实现的，关键要立足于“人”。在对这些学科的观点上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并行观点。这些观点可能是相互交织并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因为这是由社会科学的特点所决定的。我们可能会认定某种理论是正确的，因为它的确为我们的社会问题带来解决方案；但我们很难说哪个理论是错误的，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为那些在其他一些社会背景下无法解决问题的理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它存在，就有生存的权利。”从研究学科的方法论上来说，实用主义的理论渊源非常丰富，这就不难看出它的方法论是开放性的。用实用主义研究社会科学的哲学家们都兼有另外的“身份”，因此，其他的研究方法也为实用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注入了活力。不仅如此。同样是由于社会学科的特殊性，笔者不难看到研究各个学科的学者们同样具有研究他们那个学科领域的方法：比如，教育学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也有这一特点，但是社会学科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得几乎是淋漓尽致。

第二“，对话模式”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是灵活的、丰富的并且是包容性极强的哲学，所研究得出的理论也是开放的。一种“对话模式”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方法来源于詹姆斯意识流原理，发展于杜威的生物体间的互动理论，在罗蒂这里演变成为较为具有文化特色的“文学批判”模式。但无论是什么样的表现形式，什么样的载体，最终都呈现出一种“行为———反馈”的模式。与其说是一种对话，不如说是一种思想的碰撞，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思想碰撞。这种碰撞是明显的、最直接的交流。有了最直接的碰撞，才能有最深刻的解决方式，解决后我们在不同的情境下，就会达成最有效的共识。这种共识是有益于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当然，这样的对话不仅仅体现一种思想的碰撞，还显示出语言对我们研究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表达方式，我们要通过语言研究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但同样也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对于语言的研究还会有较大的困难。在苏格拉底时期，我们认为“：如果语词能够完全模仿事物的本性，我们就得到完善的语言，然而世界语言却总是由约定来加以补充。”

洛克对词语的认识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他认为“：一个词语的意义不是要表达这个事物本身，而是要表达说话人的观念”。这样的描述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对话交流的意义本身就在于要有效沟通，达到基本共识，在有限的范围内找到社会的基本规律和内在本质。而洛克这样的解释与新实用主义的“词语的意义仅限于对话范围内”的观点是一致的。很显然，这样的研究方法将会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社会科学的主要指导思想。“科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神秘的词语。很多非专业人士感觉它离人类生活和日常活动很远，因为，当我们一提到“科学”一词时，首先想到的都是难懂、生涩的专业名词，严谨的理论思维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那些只有为数极少的人才有天赋碰触到的神秘领域。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按照实用主义的思路分析，首先，很少有人对那些领域感兴趣；其次，那些领域的专有名词当下记得，因为不常用所以随后就忘记；再次，能够有严谨的逻辑一定不与繁杂的生活打交道。但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便不再让“科学”神秘，他们会使得“科学”亲民化。

“科学”知识本应该为人类生活服务，很多人认为“在大部分的时间里，科学家们通常会把精力放在理论的争辩中，至于可行性的问题，他们考虑的略微少。”实用主义则不同。他们并不对“现象是否反映本质”的问题争论、也不为“当一个人说话时候牵动了多少块肌肉”这样的问题而烦忧。当他们研究孩子的教育应该着手于他们感兴趣话题的时候，就奠定了这样的基础：要想使孩子们做出卓有成效的事情，兴趣是起点，当他们找到一个感兴趣的话题时，他们自然会为成功找到最有效的路径，而这个路径就是“对话”，对话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的方法论理念把“科学”带到了生活中，而随着实用主义方法论在研究社会科学的道路上广泛运用“，科学”就会俯下身子与他的“子民”亲密接触。综上所述，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是一个十分有活力的分支学科。它不仅为我们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最有效的“工具”，进而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同时也为我们的思想提供养分，让我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尽可能多地拓展视野。

四、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再也不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有声战争，而是以市场和国民生活水平为主的无声无息、无硝烟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所有的国家都在奋力保卫自己的经济领地并以此为依托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掠夺。这是经济实力的比拼，更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就算没有战火，也要知道战争其实已经悄然开始。这个现实让我们明白，在处理与别国之间关系时候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我国的经济基础，对他国的实力有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生活在本国的百姓对经济的发展体会最深。因为，经济的发展会给国民带来快乐。怎样能够使国民生活得快乐，同样也是实用主义解决社会问题的课题。在当今社会，国与国之间也需要“对话”，但首先我们要站在同一个对话的平台上。那么，平台的高低取决于我们的经济实力。具体而言，涉及到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两个方面。然而，怎样才能做到那只“看不见的手”对市场自身发展既有约束又有自由，也就是宏观调控怎样才能做到不对市场自行发展进行过多干预。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国民幸福和快乐。

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也应该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国富论》还是《经济学原理》都体现着这一研究目的。而我们的经济理论指导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实践来完善经济理论。无论怎样，经济理论是一种方法，它告诉我们要切实发展，以国民生活的幸福感为一切理论研究和政策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发展即开放，我们同样要抱以开放的态度来发展经济。例如，区域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大量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从来都是国家严控的范畴。但是我们很清楚，多种方法的比较才能为资源开发选择到价值最大化的方法。这就需要政府抱以开放的态度来接受私人或团体优秀的经营理念。与此同时，我们深知资源是有限的，重商主义不能完全流入资源领域，这就需要宏观调控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该行业进行调控。无论用怎样的方式，我们都要在科学的经济理论指导下努力发展经济，国家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保证经济体系健康快速的运行、其实我们都已经体会到这样的好处。在这种既有外界压力，又有内在需求的环境下，深入研究经济理论更加有必要。

第6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范文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论文载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英文版，第277页。[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

第7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图书情报学 研究方法 假设检验 实证研究 规范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50.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4-0039-05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规范的研究方法的支撑，图书情报学同样如此。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历程充满了坎坷和纷争，在研究方法等基础理论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很多研究者都对此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但大多都浅尝辄止，形成了相当热闹但也相当混乱的研究局面：一方面，研究者意识到方法论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甚至将有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另一方面，研究者对于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概括和表达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所形成的概念体系五花八门，不能很好地融入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体系。因此，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框架中，重新整合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1 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层次

1983年，乔好勤[1]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三层次说，即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1985年，随着吴慰慈、邵巍[2]在《图书馆学概论》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该论说，层次论逐渐得到学界的确认，并成为图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的主流观点。

遗憾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层次论的三个层次，错误地理解为三类方法，并且由此开始了对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孜孜不倦”的探索。其实，乔好勤[3]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已经明确提到，哲学方法是一切科学方法的基础，其他一般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都是哲学方法的具体体现，专门科学方法以哲学方法为指导，是一般方法论的具体化。金胜勇[4]也曾在《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之分析》一文中提到，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方法论都是由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专门研究方法三个层次所组成的。很多研究者致力于探求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其用以彰显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的美好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任何一门学科的专门研究方法都是来自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独立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层次之外的专门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王子舟[5]在《图书馆学研究法及相关概念辨析》中指出，近年流行的“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是一个伪学术概念，建议图书馆学界停止使用。虽然笔者不同意王子舟将工作方法与研究方法合二为一的观点（吴慰慈[6]曾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中，着重指出要分清研究方法与工作方法的区别），但是并不反对王子舟所持的没有专门研究方法的观点。陈慧鹏[7]在《嬗变与回归：论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研究》一文中虽误读了金胜勇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的态度，但是笔者却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专门方法的界定其实既无必要，也不可行。只有回归研究实践，结合具体问题探讨研究方法，才能将方法论研究重新拉回到原先设定的用以指导图书馆学研究实践的轨道” 。

2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科学哲学

如上所述，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是三个层次而非三类方法，准确地说，哲学方法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而是从哲学的高度对图书情报学具体研究方法所做的一种关照，它必须也必然要通过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来体现其方法论价值。很多研究者从辩证唯物主义[8]、历史唯物主义[9]、本体论[10]、价值论[11]、发展观[12]、历史观[13]、三个世界[14]、信息哲学[15-16]等不同角度对图书情报学的哲学方法进行研究。但是笔者认为，讨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哲学方法，首先要讨论的是图书情报学研究所涉及的科学哲学。

金胜勇曾在《论科学哲学对图书馆学科学性的观照》一文中提到，有三种对图书情报学研究起到重要指导意义的科学哲学[17]。其一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一切知识命题，只有能够被经验事实证伪才是科学的，否则就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基于这种思想，我们需要具有质疑和批判的精神，勇于寻找反面例证，挑战经典，怀疑权威。其二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科学的发展经历着“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常规科学”这样一个循环过程，该科学哲学指导图书情报学研究要勇于面对危机与挑战并接受新的研究范式。其三是拉卡托斯倡导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MSRP），MSRP解决了波普尔和库恩所未能解决的“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科学进步与知识退化区别标准”问题，并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科学哲学为科学的研究者提供如何理解、掌握和运用一切具体方法的理论，为科学提供思想基础，审视基本问题，检验基本假定[18]。图书情报学研究者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发乎于某一种科学哲学，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活动。科学哲学为图书情报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研究者只有依据一定的科学哲学才能寻找科学研究的精神动力和研究方向。

3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逻辑

逻辑是思维、思维形式的规律，是指导人们所有思维活动的准则。图书情报学研究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必然离不开逻辑，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研究能够脱离逻辑，也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可以不符合逻辑。某些研究者将逻辑概括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一种具体方法[19]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必然存在一些非逻辑的方法（即可以脱离逻辑的方法），这本身就不符合逻辑。

逻辑有两种基本思维进程，即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两者都存在着不能克服的局限性。归纳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或然性，即结论未必是可靠的；演绎逻辑虽然是一种必然的逻辑推理，却强烈依赖归纳逻辑为其提供前提。科学研究在规避两种逻辑局限性的基础上，衍生出一种独到的研究逻辑——假设检验。其基本步骤是：①通过研究初探，提出研究假设；②运用逻辑推演，从研究假设中推导出一组经验命题；③通过操作化过程将经验命题和概念具体化为测量指标；④搜集有关资料；⑤整理与分析资料；⑥检验与批判研究假设，形成研究结论。例如Ludo Waltman等人[20]在《A new methodology for constructing a publication-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cience》一文中，针对个人文献进行等级划分的分类系统进行了研究，其研究过程就遵循了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

根据假设检验这一研究逻辑的基本过程，科学研究工作一般可以具体分为准备阶段、搜集资料阶段、分析资料阶段和总结阶段四个阶段。其中搜集资料阶段和分析资料阶段是科学研究工作的核心阶段，下文所讨论的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和具体方法都是以这两个阶段的工作为依据的。

4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

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图书情报学研究也分为许多研究类型，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将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混为一谈[21]。在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过程中，只有准确定位研究类型，才能设计和采用更适当的研究方法。

4.1 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

如上所述，所有的研究过程都包括搜集资料（信息）这样一个核心阶段。根据资料发生（信息源）的情况，可以将所有的科学研究分为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两大类型。如果资料（信息）独立于研究工作而客观存在，无论存在于文献中（包括网络文献）、人的头脑中、还是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也无论是已经发生过的还是正在发生的，都属于调查研究；如果（信息）是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需要而“设计”或“制造”出来的，无论是在实验室“设计”、“制造”出来，还是在特定的社会现场“设计”、“制造”出来，则属于试验研究。

由此可见，调查和实验并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科学研究的两种类型。这其中，试验研究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比较普遍，而在包括图书情报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都是调查研究。因此，经常有研究者将调查法概括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对调查研究的片面的、狭义的理解[22]。

4.2 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

根据研究的目的和性质，社会科学研究分为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两种类型。描述性研究是指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加工，把研究对象的状态和情况真实地描绘、叙述出来，用以回答研究对象“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解释性研究是以一定的命题或假设为前提，运用假设检验的逻辑过程探讨事物内部的系统功能或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做出明确的阐释。解释性研究根据研究具体着力点的不同又分为因果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用以回答研究对象“为什么是这样”或“将怎么样”的问题。

对于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研究类型划分，往往被许多研究者所忽略，事实上这种研究类型定位对于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十分关键。如前所述，以解释性研究为代表的科学研究应遵循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但纯粹的描述性研究并不需要提出研究假设，因此在描述性研究的逻辑过程中，需将“提出研究假设”调整为“建立描述框架”，这将对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方法的采用产生重要影响，也因此决定着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研究过程。

目前单纯的描述性研究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图书情报学研究是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解释性研究。但由于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两类研究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例如，比较赵俊玲等人[23]在《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研究》一文中对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宛玲等人[24]在《试析中文搜索引擎的评价标准》一文中对中文搜索引擎的相关评价标准所做的解释性研究，杨文祥等人[25]在《对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一文中所做的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描述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两种研究类型对于研究过程的不同侧重便显而易见。

4.3 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类型，就不得不论及实证研究。当前，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实证研究让许多研究者爱恨交加。曾几何时，图书情报学的传统研究方式特别是关于基础理论的研究方式，一度被视为“闭门造车”式的研究。虽然有些专家学者也尝试用“思辨研究”的价值为传统的研究方式正名，但是当实证研究的浪潮袭来时，传统研究方式的海岸仍然有被这股清新与混浊并存的大潮吞没之势。实证研究，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分析来自实践的证据来获得研究结论。当前图书情报学界有些研究者对实证研究的推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单纯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26]，却置实证研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本质属性于不顾，简单地将实证研究等同于定量研究，认为有庞大的数据支持或者构建了某个所谓的数学模型就是实证研究了。事实上，个案研究、实地观察或访谈，这些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类型或方法，才是获得第一手资料的主要方式，才是实证研究的基础。

此外，当我们讨论实证研究时，经常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是什么，难道都笼统地称作“非实证研究”吗？偶有研究者将思辨研究同实证研究对应起来[19][26]，但这种观点却不能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中得到肯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实证研究的逻辑基础入手。实证研究通过搜集分析第一手资料从而得出关事物情况的普遍性结论，这是归纳逻辑在发挥作用。而同归纳逻辑“从特殊到一般”的思维进程恰好相反的是演绎逻辑，因此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规范研究应该是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规范研究中的规范有两种解释，一是这种研究的结论经常以规范命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得出“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的结论；二是规范研究是建立在演绎逻辑的基础之上，而演绎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必然性，所以其研究结论被视为可靠的（研究是规范的），这同建立在归纳逻辑这种或然性逻辑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是不同的，因此被称为规范研究。

可以确定的是，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也是科学研究中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两种研究类型，而非两种具体的方法。这两类研究对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同样重要，那种片面强调实证研究的经验性或片面强调规范研究的理论性的认识都是非常荒谬的。图书情报学界利用规范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不会磨灭，而实证研究的实证价值也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兰开斯特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无纸社会”的大胆预测[27]，并描述了图书馆与图书馆员的发展前景[28]，虽然有些预测并未如期实现，但他的研究被认为是“走在科学的道路上”[17]，而这样的预测性研究显然必须通过规范研究得以实现；而当前学界对于图书情报事业发展中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则必须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够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来。

4.4 普遍研究、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

随着以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所为代表的民调机构兴起以及大规模社会调查活动的开展，“抽样研究”结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调查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方式。但实际上，抽样是一种确定（调查）研究范围的方法，而并非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依据研究范围所划分出来的一种研究类型，与之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还有普遍研究、典型研究、个案研究。

普遍研究是指通过对研究总体所包含的每一个个体进行无一遗漏的考察和分析，从而得出关于研究对象的普遍性结论的研究类型。同其他几种研究类型相比，普遍研究的结论最为全面、准确，也最具有普遍意义。但由于普遍研究的研究范围往往涉及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需要投入很高的人力、经费和时间，因此这种研究类型很少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采用。

抽样研究是指按照一定方法从总体中抽取一定的个体形成样本，通过对样本调查分析来推断总体的情况，其本质是以样本的统计值来推断总体的参数值。根据是否遵循随机原则，抽样研究分为概率抽样（也称随机抽样）和非概率抽样。概率抽样的主要方法有简单随机抽样、等距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和多阶段抽样；而非概率抽样经常采用的抽样方法有偶遇抽样、立意抽样（主观判断抽样）、配额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等。图书情报学领域有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对随机原则有错误理解，往往把偶遇抽样等非主观判断抽样误解为随机抽样。其实概率抽样不同于非概率抽样的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在抽样过程中必须编制抽样框（也称抽样范畴），二是其抽样误差可控制、可测度，因此概率抽样是我们在从事图书情报学抽样研究时的第一选择。当然，有些情况下因为很难编制抽样框，所以研究者往往会被迫采用非概率抽样，这时应尽量采用配额抽样的抽样方法，通过对研究总体进行科学细致的类型划分，努力去降低非概率所带来的抽样误差。

典型研究是指从研究总体中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和共性的个体进行调查研究，从而认识同类研究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研究类型。典型研究过程中，对“典型”的确定主要依靠主观判断，并且典型研究的结论只能反映同类研究对象的情况，并不能对研究总体产生普遍性指导意义。由此可以得知，我们一些研究者经常把先进经验或突出案例作为典型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关于图书情报事业或图书情报学某方面普遍性结论的做法[29]，是违背典型研究的原理的，其结果往往会产生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个案研究是指针对某一特定对象，全方位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研究类型。上述几种研究类型，从普遍研究到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其研究广度呈递减趋势，而其研究深度则呈递增趋势。因此，进行个案研究必须放弃研究结论的普遍意义或外在效度，转而追求个案的内在机理和研究深度。那种以一个研究个体为例，就得出关于某类研究对象总体结论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30]。在当前研究都普遍注重实证研究的氛围中，个案研究由于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特点，理应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具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各种研究类型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用”与“不适用”的区别。在研究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确定研究类型，从而进一步选择最恰当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对待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正确态度，而不应该去追求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时尚性”或“传统性”，从而背离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正确道路。

5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当我们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中的研究层次、研究逻辑、研究类型等分支概念阐释清楚时，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终于要清晰简明地浮出水面了。根据研究过程中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两个核心的研究阶段，图书情报学的具体研究方法需要从搜集资料的方法和分析资料的方法两个方面来表述。

5.1 搜集资料的方法

任何科学研究都要经历搜集资料的过程，即使是有些学者提到的思辨研究也不例外，只不过思辨研究所需要的资料多是之前已经搜集好的。搜集资料有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和实验法等五种方法。这其中，问卷法是调查研究中经常被采用的方法，甚至有研究者直接把问卷法谬称为调查法。除一般问卷以外，量表法作为对主观社会指标进行测量的特殊问卷，也经常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被采用，例如对用户满意度的调查。问卷法和抽样、统计分析相结合，成为现代社会调查研究的主要特征。此外，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文献，文献法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定采用的方法。由于文献是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所以文献法的采用早已超出了传统纸质文献的范畴，而拓展至网络文献和数字资源。基于研究对象、研究特点等原因，文献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运用就更为广泛和直接，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者经常提到的引文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以及各种检索法，其实质都是文献法。

5.2 分析资料的方法

最后都要通过分析资料来得出研究结论。分析资料的方法有统计分析和理论分析两大类，即我们平时所称的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统计分析的方法又可以分为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推断性统计分析；而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经常采用的理论分析方法有采用因果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结构-功能分析法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并不能独立于理论分析而存在，任何统计分析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析方法做逻辑基础。例如，统计分析中经常采用的相关分析，实际上就是以理论分析中的共变法（一种因果分析法）为逻辑基础的。

由于网络环境的影响，科学研究的“跨时空”模式逐渐盛行，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的时空界限、各研究环节之间的阶段性界限逐渐模糊。许多研究工作已经将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阶段合二为一，也产生了诸如“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这样兼具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性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图书情报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往往就是这类综合性研究方法，如引文分析法、文献计量法等等。

但是，这类综合性方法的产生需经研究实践的长期积淀，也必须符合研究方法概念体系的逻辑要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但追求研究内容的创新，还非常热衷于进行研究方法（名称）的推陈出新，经常“创造”出一些“新颖”、“时尚”、“前沿”的研究方法。这些急功近利甚至是哗众取宠的做法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根据研究客体“创造”研究方法，例如社会网络分析、内容分析法等各种冠以“分析”二字的方法，这些所谓的分析方法只是反映了分析的对象或途径，并没有反映出分析方法的本质，即到底是怎样分析的。第二，根据研究方式“创造”研究方法，例如检索是文献法实施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但图书情报学的很多研究者竟然“创造”出数据检索法、事实检索法等众多的研究方法。此外，国外有些研究活动中采用的某种研究方式如“名义群体”、“互动小组”等，经由国内研究者的翻译和理解，往往就变成了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并且得到追捧。第三，根据工作内容来“创造”研究方法。王子舟[5]先生坚持认为工作方法应该属于研究方法，并且举例说明索引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在图书馆工作中编制《经济学论文索引》，那应该属于图书馆学研究法经济学研究法呢？第四，通过望文生义“创造”研究方法。有些研究者在研究方案中同时采用了历史法和文献法，岂不知历史法就是文献法。类似的情况还有调查法（往往是问卷法）、逻辑法（任何一种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等等。

6 结语

1957年，刘国钧[31]先生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明确指出，独特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存在的条件之一。这一重要论断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图书情报学研究者走上探寻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之路，也使笔者在对本学科的方法论研究现状不无微词的同时，对这些研究者充满了真诚的敬意。但是相比总结和升华图书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如何使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更规范、表达更准确，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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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研究方法；质性研究方法；研究特点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3-4289（2013）04-0029-03

一、质的研究方法简述

（一）概念界定

质的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范式之一，是一种定性研究。质性研究从质的规定性方面来认识具体事物的一种研究方法。它表明该事物是什么，以什么方式存在着。学者陈向明对质的研究方法定义如下：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真实的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的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的探究，通过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进行建构从而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1]。一般而言，构成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有三：研究主体、研究环境和研究手段。根据陈向明对质性研究方法的定义，我们可以观察到定性研究的研究主体是研究者本人，研究者本人是研究的认识主体；研究环境是没有控制变量的客观真实自然情境，是对现实中鲜活生动的田野对象的自然研究；研究手段包括观察法、调查法和访谈法等。

（二）两种研究范式的比较

定量研究认为教育研究对象是可以用数据测量，其理论基础是孔德倡导的实证主义，体现在哲学上是还原论的哲学思想。定量研究认为运用观察、分类的方法去探求事物彼此的关系获得的结果，才是正确可信的，并且认为复杂的事物和现象可以通过将其化解为各部分的方法，加以理解和描述。通过对各个部分的还原达到对整体的认识。实证主义认为客观世界是以物质方式存在的，研究主体具有可以认识物质存在形式的能力。孔德倡导下的实证主义的确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和自然科学一样进行缜密的推理研究从而让研究真实而非虚幻、精确而非模糊。但是他们忽略了在教育领域中对教育对象的定量化研究有着其天然的弊端：教育研究中研究对象为活生生的和大写的人。人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统一体。问题就产生了：人的精神世界如何运用实验去精准而缜密的测量呢？

另外，教育的定量化研究本身还存在着一个评价标准的问题，即在不同教育情境下进行的数据采集可能是不同的，显然会产生评价的信度和效度问题。教育的定量化研究也不能人为地通过操纵控制变量的方法去探索教育与人的发展关系[2]，毕竟在管理学中曾经产生霍桑实验的困境。与定量研究的理论基础不同，质的研究是建立在后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定性研究注重关注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探究，这也恰恰是定量研究分析的短板。即展现出对信度和效度的追求。定性研究吸收了解释学中交互主体性这一理论，于是在研究中注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定量研究的哲学思想不同的是，质的研究遵循的是整体论的认识路线。它认为：系统不能被人为简单地任意割裂为不同的组织部分，脱离其整体环境去分析某一部分是片面狭隘和受限制的。对于高度复杂的系统，这种做法就行不通，因此我们应该以整体的系统论观点来考察事物，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其存在的环境，尽管会表现为各种具体性，但是却不能脱离其整体探讨具体性。如若离开了整体去讨论部分，容易走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常识错误。

在教育领域中质性研究把研究对象（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看成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由于社会生活是复杂多面的，即使某些数据或者是经验有一定的价值，但当时的条件脱离了特定的背景，并不一定会产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教育领域中更是这样。由于人行为活动的复杂性，解释变量数据的变异性会更大，这样对于被解释变量，研究产生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教育对象进行研究时要运用辩证的方法论进行，即全面的整体的观点去考察研究对象的本质问题，质性研究力求从整体上还原事物的本真面目，反对定量研究的断章取义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二、质的研究方法特点

（一）主体程度深，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互动

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对淡化或者是分离的。由于定性研究的哲学思想吸收了解释学中主体间性的理念，认为活动中的人与世界的同一性，它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关系。在质的研究方法中，研究者本身是教育研究中最活跃的因素，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的工具，为了深入客观地了解教育研究对象的真实世界，自然就突出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与沟通。在此沟通过程中教育研究对象的活跃程度由此也提高了，也更有利于研究的深入进展。因为在质的研究方法中，研究对象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研究受力者和被动者，而是和研究主体一样主动参与教育研究中，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平等的沟通与互动真实地敞现了教育对象的真实生活世界，从而相对于定量研究通过控制变量获取稳定性较差的数据而言提高了研究的效度。

（二）过程开放、灵活、弹性大

定量研究具有程序固定化和刚性化特点，其研究逻辑与程序一般分为以下几个步骤：一是确立研究问题。二是根据已有理论提出假设。三是根据研究假设提出可以测量的解释变量，预先估计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四是收集资料。五是分析整理资料，检验假设。但是在质性研究中，没有预先规划好的研究假设，在教育研究中是根据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互动的情况及时调整研究思路和研究策略，集中表现为了“因时而异”和“因地而异”。在自然情境下的质性研究中对研究者的水平能力要求是相当高的，一方面要求研究者能够及时有效的控制住研究场面，要研究者“相时而动”。另一方面要求研究者运用自己已有的各方面的知识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去探索教育研究对象的真实世界。

（三）人文关怀浓厚，凸显对个体生命的关怀

这一点正好与中国教育改革的理念不谋而合：关注生命历程，注重个体全面发展。由于研究者本身作为一种研究工具，所以，质的研究能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下能够观察教育对象的日常行为并且与教育对象成为密切的合作伙伴。只有深入走进教育对象的真实心灵中才能够得到最真实和最原始的研究对象信息，为进一步采取适当策略得到依据。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沟通互动中，研究主体通常运用换位思维帮助自己摒弃原先主观形成的偏见并且改善心智模式，为形成正确的策略找到依据。当然质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充分重视伦理道德，例如要对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进行保密，这从另一方面也彰显了研究工作的人文关怀。

三、质的研究的优点及局限

（一）质的研究的优点

质的研究强调对研究对象的全方位整体性的考察。质的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逻辑认为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现象是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研究对象的。在教育领域最明显不过的是，人是有思想有意志的，并且人的行为也是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总和。质性研究反对定量研究方法适用于社会和人的研究。因此质的研究方法为教育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多种可能，适用于比较微观层面对教育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和分析，是一种深度描述，因此比较适合于对小样本进行个案调查，毕竟小样本容量小，可以为细致和深入的研究节省时间、物力和财力。

质性研究中研究者为研究过程的主角，亲自参与和经历研究过程，能够及时地了解研究的进展与过程。减少了定量研究中研究者孤立在研究过程之外而造成的信息失真，从而提高了研究的效度。研究主体在研究过程中方便把握研究对象的思想感情和价值标准，不会忽略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和小概率事件，从而进一步避免了在定量研究中用简单的变量与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来描述复杂现象，造成信息失真的可能性。

由于质性研究没有事先预备好研究假设，也不会准备问卷和调查量表。只是一种情境式的研究，在真实情境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随时对问题进行修正和完善，这样质性研究就大大丰富了研究的弹性和深度，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由定量研究中造成的小概率事件的干扰。

（二）质的研究的局限性

质的研究中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研究成果受个人影响因素大。众所周知研究者是开展各项研究的最为活跃的因素，在真实的自然情境下研究者自身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显得特别重要，这就对研究者本身的知识结构、心理素质和价值取向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是对研究者的挑战之一。另外在研究中也容易受到研究者主观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左右，尽管研究者力求客观公正保持价值中立，但实际上教育工作者在进行研究实践时或多或少的受到自身情感认知水平的制约，正如“人的任何思想和见解都包含着一种任意和偶然的因素，这种因素依赖于个人能力、爱好和个人设置的界限”[3]。

质性研究小样本在微观层面进行研究，这样就很难运用于大规模大样本的宏观层面。在微观层面得到的研究成果在真实性和详尽性方面要优于定量研究，但是研究结果毕竟是小规模的适用，不具有普遍性的推广价值。

四、质的研究方法发展前瞻

综上所述，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各有优劣，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本质上就是一种“工具理性”。在各种教育实践中，要综合发挥两种研究方法的“长板”，竭力避免其“短板”，达到研究效用的最大化。在实践应用中不可偏执一端，造成研究结果的偏颇。教育研究方法的范式不是终极的。因此任何一种方法强调到极致而完全排斥另一种方法都是推行方法论上的“霸权主义”[4]。本文观点认为：人类在认知复杂的教育世界时是“有限理性”的个体，而非“完全理性”。在教育研究中研究方法是一种工具，但是工具本身也是我们要在教育实践中探索和思考的问题，其实包含着一种元认证的含义。一种方法论与另一种方法论相比在某一领域或者层次上或许有一定优越性，但也并不具有能够全面推广的“普适性”。

我们在教育实践中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可以以个人的知识结构、偏好和学术研究兴趣进行选择。本文认为，只有打破封闭的研究范式允许和鼓励多元化的研究工具才能使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呈现出信度和效度的统一。这也是任何研究所极力期冀的。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是在实践中形成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改进，而研究方法本身也不是静止的绝对的真理，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建构的。方法论前进一小步，都可能会带来教育研究前进一大步。

参考文献：

[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5.

[2]王坤庆.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探讨[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5，（10）：72.

[3][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91.

第9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　社会科学范式　知识连续体　学术品格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2-0174-07

社会科学范式呈现的是一种学术研究的集群现象，涉及的是为某个社会科学家共同体所遵循的一组由价值取向、方法论原则、范例与理论硬核、研究视角等结构性要素组成的环环相扣的知识连续体。这些结构性要素相互链接，共同制约着一群社会科学家观察和认识人类经验世界的基本视角和立场。在同一范式主导下从事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研究的人，必将分享着共有的价值信念、理论命题和概念系统，遵循着相同的方法论假设。具体说，作为一个知识连续体的社会科学范式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客观性与自主性、群体性与公共性等学术品格。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科学范式是各种社会理论生成的前提，更是不同理论论战的基础。任何理论论战都必将以范式论战为前提，并最终上升至范式论战层面。各种理论的论战不仅涉及学术观点和命题的争论，而且其中还隐藏着不同范式在方法论和价值论等方面的分歧。

当前学界在对待社会科学范式问题时，将其作为一个不加分析的概念运用，将社会科学范式论战等同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等同于某种理论观点的争论，这显然无从彰显社会科学范式作为一种知识连续体的学术品格。本文将社会科学范式论战视为知识连续体的整体性联动，从价值信念、方法论原则和理论硬核等层面对社会科学范式进行系统研究，这必将克服当前学界对社会科学范式认知的碎片化和片面化现象，呈现社会科学范式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知识连续体的学术品格。同时，对社会科学范式的学术品格的认识，不仅能使人们理解理论之间的亲缘关系和新旧知识的交替过程，把握社会科学的理论逻辑和理论之树的脉络，重要的是让人们明了不同理论观点论战背后所隐藏的价值论和方法论语境，为新的知识和理论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

一、库恩关于范式问题的开创性研究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是第一位对范式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在库恩看来，公共性是科学知识的基本属性。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创造是一种集体行为，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在一定的理论范式主导下的解谜活动，它“像语言一样，本质上是一个团体的共同财产。”而作为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信守某种范式就是要信守某种承诺，这些承诺包括概念、理论、工具和方法论。它们构成了一张牢固的网络，成为了把常规科学与解谜联系起来的隐喻的主要源泉。”因此，范式是科学共同体的信念，“抛弃了范式，就等于终止了范式所规定的科学实践活动。”对一个科学共同体来说，范式将科学研究的范围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为该群体提供世界观及方法论的指导。而一个科学共同体就是分享着共同的信念、具有相似的学术研究旨趣、关注着共同的学术研究假设的人，它是“连接个别科学家与整个社会结构的桥梁。”个别科学家的发现，必须经过科学共同体才能与其他社会团体产生互动。因此，科学活动是一种集体性的活动，离开了群体，个人的认识无法进行，这正是科学知识公共性的体现。

库恩从两个层面界定范式的内涵。一方面，范式“指谓着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一个范式支配的首先是一群研究者。另一方面，“范式是共有的范例”，亦即，作为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他们分享着共有的理论和知识规则。其中，一个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和研究共识是形成某种理论范式的基础。这些知识源于科学实践，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一种默会知识，“一套科学习惯。”这些习惯可以是知识的、语言的、行为的，或技术层面的。由一群学者信守的理论范式犹如“一株演化树……一条线自树干直至树梢尖端，沿树向上决不折转回头，循此可找出一连串有亲缘关系的理论。”范式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密切相关，囊括了共同体成员围绕特定学科或研究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

库恩将各种理论范式之间的转换称为科学革命，这场革命改变了科学的思维方式，意味着“科学家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这种范式转换始于科学实践中的意外发现和反常现象，这种现象无法被已有范式所解释，并使之陷入了危机中，引发科学革命。意外发现、反常和危机，成为了指向非常规科学、建立新范式的路标。在不同范式主导下的科学共同体之间展开了辩论和竞争，双方都试图取代对方，让对方接受自己的理论原则和价值信念。相继范式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们对宇宙的构成要素及其行为有着不同的看法。当范式发生变化后，解答问题的方式和正当性标准都将会发生重大变化。科学家将采用不同的视角，怀着不同的期望和信念来面对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范式之间是一种竞争与选择的关系，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它们之间的裂痕是难以弥合的。库恩所描述的理论范式的转化可以用下述图式加以表述：

依据库恩观点，范式是属于某一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共同体的公共活动，具有公共性的品格。它为该群体提供了基本的问题假设、方法论原则和价值信念。库恩的范式理论包含了如下要点：其一，范式具有群体性特征，是由一群学术研究共同体共同遵守的约定；其二，范式具有一种科学直觉的特征，是隐藏在一群科学团体心灵深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是科学思维逻辑中的无形之手，科学革命的本质在于科学直觉和科学思维的转换，是一种信念的变化；其三，范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竞争与选择、相互取代的关系，故而多种范式之间是不可并存的；第四，科学进步没有统一标准，科学不是追求客观性与真理的活动，科学知识是相对的，科学的发展不受客观知识的支配，而取决于科学家的心理转换。

二、拉卡托斯对库恩的批判及关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阐述

在库恩笔下，社会科学由一种追求客观性、追求真理的实践活动变为了追求主观性、相对性、突出科学直觉的群体心理活动。因此，库恩的范式成为了“科学家的一组信念，一种信仰，一种成功的形而上学思辨。”他的这一观点，受到了一些著名科学史学家的质疑，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拉卡托斯。拉卡托斯一方面承认科学家的主观心理和思维方式对科学理论的重要性，但同时强调，科学理论的发展涉及到科学理性问题，涉及到科学进步的客观标准。他指出，在库恩笔下，科学革命只是一种信念的非理性变化，这种变化完全不受理性规则的支配。科学进步与知识退化没有区别，科学进步缺乏诚实性标准，库恩陷入了一种相对主义的思维逻辑之中，“认为科学革命是突发的、非理性的视觉变化，这是错误的”。

拉卡托斯指出，描述重大科学成就的单位不是某个孤立的理论假说，而是相互连续的理论系列即研究纲领。每个研究纲领都由一组被科学家群体所接受的“硬核”、保护该硬核不遭受反驳的巨大的辅助假说

“保护带”、方法论原则即“正面启发法”与“反面启发法”等结构性要素所构成。硬核是研究纲领的基础，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知识，因此，它不会被轻易改变。一旦硬核遭到反驳和否定，整个研究纲领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保护带是建立在经验事实之上的假说和命题的集合，它由很多辅助假说所构成，其功能是保护硬核，将经验反驳的矛头从硬核引向自身。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导致了进步的问题转换，发现了新颖的事实并预见了经验增长，且反常只在内核的即保护带上发生变化，内核并未受到任何反驳和动摇，那么这个纲领就是进步的；反之，如果未预见新颖的事实，理论增长落后于经验增长，则其硬核将被放弃，该纲领也必将崩溃。反面启示法又称为消极性诱导，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禁止性规定，它禁止我们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硬核。正面启示法又被称为积极性诱导，它限定问题，草拟辅助假说保护带的建立，预见反常并成功地将其转化为例证。它由提示及暗示构成。这些提示和暗示是科学家事先想好的研究方向、问题、方针和步骤，本质上是一种积极性的规定，能使科学家建立复杂的模型或结构来形塑和模拟现实，而不被大量反常和实际的反例所困惑，因为“在有力的研究纲领内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合理地选择哪些问题，是由纲领的正面启发法决定的，而不是由心理上使人发愁的反常决定的。”正面启示法允许新的变体存在，并由此产生了理论科学的相对自主性。

拉卡托斯指出，如果一个研究纲领比它的竞争对手包含更多的真理内容，即不仅进步地预测了其竞争对手真实地预测到的东西，而且还能预测其竞争对手未能预测到的某些东西，这个纲领就取代了其竞争纲领。科学研究纲领之间不是库恩所说的竞争和取代的关系，各种范式是可以共融和并存的，理论范式之间的关系是多元而开放的，“永远也不要让一个纲领成为一种世界观，或一种科学的清规戒律……理论多元论要优于理论一元论。”因此，不能因为一个年轻的纲领没有超过其强大的对手便抛弃它，理论范式之间应当具有相互包容的胸怀。只要该研究纲领能够产生新的事实，带来新的问题转换，就应当对其加以保护。

总之，在拉卡托斯看来，应当将科学理解为研究纲领的战场而不是单个理论的战场，只有这样才能说明科学的连续性、理论的坚韧性，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独断的合理性，“如果我们大部分科学知识的范例都是像‘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样的孤立理论，互无联系，不是置身于重大的研究纲领中，那么我们对科学增长的理解便寥寥无几。”成熟的科学是由研究纲领构成的，在研究纲领内，不仅预见了新颖事实，而且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还预测了新颖的辅助理论。

三、社会科学范式的学术品格

如何评价拉卡托斯对库恩的批判和超越，如何看待范式理论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呢?这两位学者的理论立场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天体物理学的分析之上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思维中是否也存在他们所说的理论范式和科学纲领呢?答案是肯定的。社会科学理论知识是长期以来对真实的人类社会经验进行研究和积累的结果。人类社会之间的联系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多态性使得社会科学所形成的理论范式同自然科学的理论范式相比，其表现形态更为复杂。在从自然科学所形成的范式或研究纲领向社会科学范式的转化中，应当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合理借鉴、修正和整合，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命题。具体说，社会科学范式的学术品格体现在：

首先，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间不是竞争和取代的关系，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范式之间是可以包容和共存的。各种理论范式正是在差异中相互借鉴、修正和争论，才带来了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对人类社会的深刻理解。社会科学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理论之间的争论本身就是推动经验研究最强有力的动力之一。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间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带来了知识的繁荣，逐渐积累了宝贵的知识财富，为人们理解人类经验世界提供了多维视角。

其次，社会科学知识既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又具有一定的相对自主性。这些理论知识既来自于现实的经验世界和社会实践，又深深地打上了社会科学家的烙印。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各种社会建构。”如果说自然科学知识是一元的，那么社会科学知识则具有二元性，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因此，库恩所说的科学直觉、科学家的默会知识与拉卡托斯所说的客观知识、科学的客观标准即新颖事实是一致的。社会科学之所以被称为科学而非神学或宗教，根本原因在于它直接面向经验世界，立足经验事实。但同时，在研究过程中，社会科学家总是带着一定的理论预设、一定的价值判断和想象力去观察世界，“分析者的价值取向、偏好、假设等不可避免地进入分析过程中”，从而使所形成的理论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主观与客观、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的特征。同时，人类社会经验世界具有感性与理性、情感与价值、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属性，具有多样性，以此为研究基础的社会科学知识必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库恩强调科学直觉与科学思维、强调科学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拉卡托斯强调科学知识的社会基础、强调新颖的经验事实和客观知识对科学知识增长的意义，两者之间是相容的，反映了社会科学知识的双重特性。可以说，拉卡托斯赋予了库恩的理论范式某种社会基础，而库恩则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赋予了价值原则。而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相对性都是社会科学范式必不可少的两个基本元素。

第三，社会科学家的行为是一种集体行为，具有公共性的品质。社会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一群社会科学家共同体成员对人类社会经验进行长期积累的过程，它“不是孤立的对社会的思考，它是人类集体的创造，在明确的结构之内以期达到明确的目的。”库恩将在某个领域中分享一定的研究假设、信守一定的科学信念、具有相同的科学直觉、坚持相同的方法论原则的群体视为科学共同体，将在某种范式主导下形成的知识和理论体系比喻为“一株演化树”。当我们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转向社会科学的范式问题时，应当看到在某种范式主导下各种理论视角、社会科学家之间知识与思想的连续性，应当将这些理论知识和方法论原则视为一个连续体，探寻该范式共同体成员之间知识发现的逻辑和内在联系。因此，将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视为一种群体而非个人行为，必将引导我们去探究科学知识的发现逻辑及理论思想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第四，社会科学范式中，同一范式的成员必将分享着一组基本的理论原则、方法论假设、价值信念。正是这些共同的东西使其区别于其他范式，并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与其他范式展开论辩，促进社会科学知识的繁荣。库恩将一个范式中科学家所信守的共识、科学直觉、方法论原则和科学信念视为理论范式的基本元素。拉卡托斯则将共同体成员发现的新颖事实、信守的理论硬核和辅助假说即保护带、坚持的方法论原则视为一个科学研究纲领的基本要素。这说明，无论是从方法论层面、研究问题倾向、还是从价值信念与研究共识层面，社会科学的范式本身是由一组基本要素所构成的思维连续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瑞泽尔指出：“范式是存在于某一研究共同体中关于研究问题的基本意向。它限定了什么问题应当研究，在研究中应当提出什么问题，如何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质疑。它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规

则来解释我们所获得的经验材料。范式是某一研究领域中一个群体所获得的最广泛共识的基本单位，我们可以用它来对不同的研究共同体进行区分。它能够将存在于某一学科领域中的范例、理论、方法和工具进行归纳、定义，并将这些要素联系起来。”

四、作为知识连续体的社会科学范式及结构要素

为更好地体现社会科学范式的特征和学术品格，我们可以用下述图式来表述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结构、理论要素和内在逻辑。

这一图式首先表明，社会科学本身是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充满价值争论的知识形式。每个社会科学家就经验世界和社会现象所提出的问题取决于其兴趣的指向，并最终取决于其价值信念，“正是价值观念和兴趣指向决定了社会科学的全部概念框架。”在进入经验世界的研究领域中，社会科学家必然会将自己的价值信念隐藏于其理论表述与经验描述中，带着有色的眼镜来看待这个世界。因此，在看待社会科学的范式问题时，社会科学家群体的价值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元素。而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成为了社会科学中两种主要的价值取向，它们构成了社会科学理论的思想基础。亚历山大分别称其为形式意志论与实质意志论。持个人主义的学者主张社会行动是基于个人相互关系基础上造成的，社会运作依赖于个体仃为，个体司以自由地追逐自己设定的旨趣，个体的自由和自主成为了理论分析的起点。因此，个人主义者强调将“个人看作目的”，指出“人不仅仅是一块肉――一个肉体。人还有更多的东西，有神圣的闪光和理性；以及对真理、仁慈、人道的热爱，对美和善的热爱。这就是使人生活有价值之所在。”在研究路径上，这些社会科学家的出发点是个体行为。并从个体出发逐步推演到集体行动乃至宏观的社会体系。集体主义者则强调社会群体、社会规范与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主张个体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必然受制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的制约，他们往往从群体与社会层面来理解个体行为，强调个体行为是一种社会化与制度化的过程。

学理上，社会科学家所持有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信念同现实政治生活中人们追求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价值信仰是两种具有明确区别的概念。前者系指研究者观察和认识经验世界的基本立场和认知态度。学术研究中，个人主义中的“个人”往往是系统化、抽象化和形式化的“理性个体”，是社会科学家按照一定的理论模式建构起来的“理念人”。这些个体不是经验世界中的真实个人，而是社会科学家所建构、并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人”。同样，集体主义中的“集体”也是研究者抽象化和系统化的产物，他们所表述的“社群”、“社会”、“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同真实的人类社会现实本身也存在着巨大差异，是后者理想化、抽象化的产物。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强调的是人们所信仰的一种价值追求，并由此决定他们的行为选择和生活方式。因此，从学术上说，学者所持有的价值信念与国家及其社会生活中人们信守的价值观念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不能将两者混为一团。

其次，社会科学范式中，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理论要素，它直接决定了社会科学家思考和看待问题的方式。信守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研究者往往从理性个体出发，并依据个体行动的目的、意义和主观心理来解释个体行为及群体、社会的关系，主张“一切社会关系，尤其是社会制度的运行，应当永远被理解为产生于人类个体的决策、行动和态度等。”亦即，“每个人以及他们的态度、期望、关系等情况来建立和分析我们的社会学模式――这个设定可以称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从这种个人主义立场看，个体成为了社会的真正实体，成为了社会科学分析的基本单元。社会不能脱离个人而存在。社会现象被还原为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的互动。在个人主义眼里，个人成为了一个超越历史的、不变的、离散的、自主的个人，社会是这种个人的自由的组合体，社会现象只能通过个人行动来解释，而个体行动则无须通过社会来解释。而信守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社会科学家群体往往会从群体、组织、社会与制度的层面，来思考和认识个体行为。它认为，社会整体不仅是其构成元素即个体的总和，更重要的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比这个总和具有更多的属性，即社会的结构属性。这种结构属性既不是来源于个体本身，也不是个体的属性所能解释的。社会整体、社会制度或宏观社会现象具有一种超越于个体的属性。方法论整体观强调，社会整体是不同于个体集合的真实存在，虽然社会不能脱离个体而存在，但社会也不能还原为个体。社会不但不能还原为个体，相反，这种社会结构成为决定和制约个体行为的重要力量。研究社会现象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应该是个人，而应该是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等宏观的社会现象。亦即，个人现象只能在社会结构中才能得到理解，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是个体行为的决定性力量。

尤为重要的是，一定的价值信念是方法论存在的思想前提和哲学基础。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价值信念，就会有什么的方法论假设。方法论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论战，实际上隐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争论，因此，方法论和价值观本身具有很强的亲和性。故而，在社会科学范式的连续体中，我们将方法论放置在范例与理论硬核之前，以便更好地彰显方法论和价值信念之间的情缘关系。

第四，范例与理论硬核是构成某种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要素。这一基本要素是一群社会科学家进行长期思考和凝炼的结果，是区别于其他范式的关键要素。在范式系统中，理论原则与概念体系则是理论硬核的表述方式。不同范式之间的论战，往往针对不同的理论原则和命题展开。正是在这种思想交锋中，社会科学的知识得以积淀，同一范式主导下的理论之树得以成长。因此，在认识社会科学的范式时，范例与理论硬核是极为关键的要素，它们成为了学术思想与理论汇聚的焦点，成为了学术争论的中心。

第五，在不同的知识形态、价值信念和方法论原则下，往往会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对经验事实展开研究。信守个体主义方法论的社会科学家，更习惯于对人的行为建立某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模型，强调理性计算和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而信守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学者，往往习惯于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典型个案与拓展个案研究方法、历史与区域比较等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强调定性研究的重要性。当然，这种比较只是相对的，在社会科学研究经验中，研究方法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和交叉性，这正是社会科学范式相对开放和包容的体现。

最终，社会科学将面对经验事实，并对人类社会关系与行为作出解释。从现实的社会经验世界中发现新颖的社会事实并对其作出解释，成为了社会科学的理论着落点。社会科学范式之间的争论必须立足于人类真实的社会生活经验，面向新颖的经验事实。若是缺失了经验事实的支撑，不同范式的论战往往会蜕变为一种抽象的逻辑思辨，很难真正增进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对人类社会经验的理解。因此，面向真实的经验世界，成为了社会科学范式论战的知识之本，成为了社会科学知识增长的理论之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指出，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类生活的知识，它“必须建立在对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经验到的或‘常识’所了解的社会实在的分析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