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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结直肠癌;KRAS基因;突变;静脉血
[中图分类号] R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6)02(a)-0051-03
Analysi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KRAS Mutations in the Colorectal Carcinoma and Venous Blood
WU Jie
Mudanjiang Second People's Hospital,157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KRAS mutations in the colorectal carcinoma and venous blood and discuss the significance of it to the clinical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Methods 129 cases of primary colorectal carcinoma specimen receiving the diagnostic opera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from January 2013 to December 2014 and 5ml elbow vein blood were collected and 60 cases of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were collected as controls, KRAS mutations were detected by PCR-DNA direct sequencing method. Results 1.The KRAS mutation rate was 39.53%(51/129) in the cancer tissues and 32.56 %(42/129) in the venous blood, the KRAS mutation rate in the venous blood was 6.97%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ancer tissue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Key words] Colorectal cancer; KRAS gene; Mutation; Venous blood
结肠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它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复杂多基因信号通路激活的过程,它的恶性进展机制尚未完全清楚。EGFR基因在60%~75%的结肠癌患者中高表达,随着抗EGFR靶向药物临床广泛应用,有效降低患者死亡率同时也提高生存质量。原癌基因KRAS是下游重要细胞内信号转导因子,相关临床试验证实KRAS突变型的患者不能从抗治疗中获益,KRAS基因状态可决定患者治疗方案、临床耐药及预后[1]。基因检测是个体化治疗的基础,由于肿瘤组织的获取是有创性操作,对不能耐受手术无法活检的患者来说,意味无法准确施制个体化治疗方案。随着药物治疗原发灶和转移灶基因状态也可能会发生改变,临床治疗需要既方便获取又能够实时反映机体状态的靶标[2]。该研究分析该院2013年1月―2014年12月129例结肠癌患者癌组织和静脉血的KRAS基因突变情况,探讨静脉血替代癌组织进行基因检测的可行性及其对临床治疗和预后的意义,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整群收集该院129例原发结肠癌经病理诊断手术切除的石蜡标本及60例癌旁正常组织对照,取患者术前空腹肘静脉血5 mL,离心后取上层血浆,-80 ℃冰箱保存备用。男性72例,女性57例;年龄21~76岁,平均(48.9±10.1)岁。入选患者术前均未行任何治疗。
1.2 实验方法
1.2.1 血浆DNA提取 DNA抽提试剂盒(纯化柱式)购自碧云天生物技术研究所。复温后向Ep管中加入PBS缓冲溶液涡旋摇散沉淀至絮状,加蛋白酶K、裂解液B涡旋混匀,置于70 ℃恒温箱中10 min后加无水乙醇混匀转入DNA纯化柱中置于废液收集管上离心。向纯化柱内先后加入洗涤液Ⅰ、Ⅱ及空离一次水浴后。将DNA纯化柱转入标记好的Ep管中放入-20 ℃冰箱保存待用。
1.2.2 组织DNA提取 采用碧云天生物技术公司的DNA提取试剂盒。对组织标本切8 μm厚10张,切取4 μm厚1张HE染色镜下观察肿瘤细胞集中区域,将切片对应归入EP管中脱蜡醇化,加入裂解液55 ℃水浴过夜,蛋白酶K消化,沉淀洗盐,-20 ℃冰箱保存备用,取样本行纯度测定稀释后行PCR检测。
1.2.3 PCR扩增纯化 由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利用软件Premier 5.0设计PCR引物序列如下:KRAS基因第2号外显子:上游引物5’-GTCGATATAGTTTGTAAATGAAGT-3’下游引物5’-CAGCTAAATTAAACATTTACTTC-3’扩增片段长度为178 bp。PCR反应体系50 μL,反应条件为:95 ℃预变性5 min;94 ℃变性30 s;60 ℃退火30 s,72 ℃延伸60 s,共35个循环;最后72 ℃延伸10 min;降至4℃结束反应。于美国BIO-RAD580BR PCR仪器上进行基因扩增。用纯化试剂盒将PCR产物纯化。取5 μL PCR产物2%琼脂糖凝胶电泳经溴化乙啶染色,紫外灯下照相存盘。紫外凝胶分析成像系统观察电泳结果并打印。
1.2.4 DNA分子直接测序 将检测有单一条带的样本送上海生物公司采用PCR-DNA直接测序法测序,经人工校对记录后用DNAMAN6.0软件与基因库BRAF基因序列比较结果。
1.3 统计方法
应用SPSS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采用χ2检验,应用Kapparel方法统计一致性。
2 结果
2.1 KRAS基因突变情况
癌组织中KRAS基因突变率为39.53%(51/129)。静脉血中突变率为32.56 %(42/129)。癌组织较静脉血的突变率高9例6.97%,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92,P=0.027,P
2.2 KRAS基因突变类型
突变类型有7种,主要为2号外显子突变。G12D、G13D常见。12密码子为主要突变占78.94%(40/51),其中G12D突变18例占35.29%最高。见表1。
表1 结直肠癌KRAS基因2号外显子突变类型
2.3 癌组织与静脉血基因检测结果比较
癌组织与静脉血的突变检测结果同时存在突变的有40例,以癌组织中检测的KRAS状态为准一致率78.43%(40/51),野生与突变整体的一致率为89.92%(116/129),一致性较高(Kappa=0.783)。见表2。
表2 癌组织与血浆KRAS基因突变分析
3 讨论
KRAS突变为肿瘤特异性的体细胞遗传改变,在正常细胞中无KRAS突变,肿瘤细胞的标志物也可能随着有效治疗发生改变,同时疾病进展肿瘤细胞的分化增殖是个动态的过程[3]。目前研究发现,肿瘤在发展过程中细胞从原发灶或转移灶脱落进入外周血,然后瘤细胞发生凋亡坏死并释放出遗传物质,导致血中存在游离肿瘤DNA,我们即可从血液中检测出基因突变[4]。
该研究发现KRAS基因突变为39.53%(51/129)。结果与文献[5-7]报道的30%~50%数据相符。外周血和肿瘤组织检测KRAS基因突变一致性达88.37%(114/129),马文华等人[6]检测48例CRC患者癌组织和血液KRAS基因突变一致率达73.7%,王建新等人[7]检测42例CRC患者癌组织和血浆KRAS基因突变一致率高达95.2%,为静脉血代替肿瘤组织检测KRAS突变提供了依据。有数据显示[5-8]KRAS基因突变率随着患者临床分期增高,KRAS基因突变率亦显著升高,提示有突变的患者更容易病情进展发生转移预后不良。密切观察患者病情进展情况,随访同时加强监测KRAS基因状态,为评价KRAS在预测转移及肿瘤进展的作用提供线索,并能基于血液检测基因突变情况开展靶向治疗研究,为有效干预结直肠癌的发病,降低患者死亡率提供理论依据。这也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 结直肠癌患者KRAS基因状态可以预测靶向药物疗效及预后,指导制定治疗方案,提高靶向治疗效果。结合文献该研究认为静脉血KRAS突变和癌组织突变检测率高度一致,标本容易获取,创伤较小适合临床治疗需求,患者在无法获取病理组织标本或样本量不足时能代替肿瘤组织实时监测KRAS基因突变情况,临床规范检测方法以提高结肠癌的早期诊断率及指导临床治疗,以实现患者的个体化治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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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建新,吕艳锋,丁克,等.结直肠癌患者血浆K-ras基因突变情况分析[J].山东医药,2008,48(30):76-77.
朱莉的做法并非没有科学依据。1990年代,科学家先后发现了两个与乳腺癌和卵巢癌相关的遗传基因变异,即BRCA1和BRCA2,而朱莉是BRCA1基因变异的携带者。
按照过去的统计,这两种基因变异携带者患上乳腺癌的概率是50%至87%,患卵巢癌的概率高达44%。在朱莉的家族中,包括她母亲在内的两位亲人都死于乳腺癌。结合这样的家族病史和检测结果,朱莉患上乳腺癌的概率高达87%。
最终朱莉在3个月的时间内做了乳腺切除以及填充重塑手术,这让朱莉患乳腺癌的概率降到了5%以下。严格地说,BRCA1、BRCA2只是少数被证明与乳腺癌和卵巢癌有关的变异基因,并且截至目前,也只是能够证明患上这两种癌症的几率更高,而不是“肯定会患上”,所以朱莉的手术只是一种预防手段。
这个手术迅速引发了一些争论,一些医学界人士对基因测试是否真的能够准确预测疾病,以及它可能导致的过度医疗问题也发出了质疑。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美国提供乳腺癌基因测试专利技术的上市公司Myriad Genetics,股价在几周内上升了20%。
基因测试最终成了问题的核心。这种技术手段让朱莉发现自己是BRCA1基因变异的携带者,她的医生也据此判断自己的这位客户有患上乳腺癌的极大风险。但这些依据还没有完全得到医学界的公认。医学界其实有一项统计:所有的基因变异中,只有5%至10%是先天遗传携带的,其余大部分都是后天因为辐射等环境因素导致 的。
“即便通过基因检测,确定了身体的某个基因变异,但因为和这个疾病相关的基因以及外界因素太多了,目前也只能告诉你,比起其他人你得某种疾病的概率会大一些。要弄清楚每个基因分别与一个疾病有多大的相关性,需要非常大量的数据、实验和分析,误差也会很大。”国际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中国区总协调人、华大基因生育健康临床诊断及咨询主管祁鸣,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这样解释。
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和教科文组织为了促进研究、避免资源的重复浪费,发起了国际人类基因变异组计划,建立一个基因变异的数据库。生物学家通过将病人的基因与标准的基因做对比,将发现的基因的变异方式做记录,并对其功能进行分析,确定每种基因变异是否对疾病产生影响。祁鸣透露的一个数字是,在过去10年里,几乎每一个星期都会有一个新的基因功能被发现,最近半年甚至每天都有一个新发 现。
与基因有关的一些技术,正在成为一个创新产业。7年前,一家名为23andMe的互联网基因测试公司在硅谷成立,客户只需要将自己的口水放到试管内,并寄到23andMe实验室,4至6周之后就可以通过在线的方式查看检测结果,看自己是否携带已被发现的与疾病相关的基因变异。当有新的疾病基因发现后,它还会自动更新基因报告。目前这个检测可以告诉你是否携带了已发现的40多种遗传病基因,以及100多种疾病的基因变异情况。
23andMe的创始人和CEO安妮・沃西基(Anne Wojcicki),是Google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的妻子,同时Google也是这家公司的投资方之一。在2012年12月获得5000万美元的投资后,沃西基将这笔投资用来降低测试的费用―降到了99美 元。
23andMe所做的,只是根据已知的数据库,将测试结果告诉使用者。今天这样的基因检测手段的迅速平价化,很大一个原因在于能够准确描绘出基因图谱的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
简单地说,除了红细胞之外,人体的所有细胞都含有同样的DNA,它记载了人体的所有功能信息。一个DNA分子都由5000万至2.5亿个叫碱基的东西组成。碱基只有四种,分别被命名为A、C、G、T,却可以有许多种排列组合方式,其中有些序列会传达特定信息,对应特定功能的蛋白质的生产。这些带有功能的DNA,就被称做“基因”,每个基因大概由几千至几十万个碱基组成。
在确定有“基因”这回事之后的前30年,发现一个基因,也就是利用基因测序得到一个基因图谱的时间,往往需要七八年。大多时候科学家只能凭运气,从无数个实验中试图找到和确定一个基因的位置和功能,而要研究基因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困难。在1990年代初,被确认和疾病相关的基因只有53个。
一家来自硅谷的生物技术公司Applied Biosystems(ABI),在1980年代初利用荧光成像技术,成功研发出DNA测序仪器,将DNA测序带入了自动化时代。美国能源部的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发起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第一个全球性的、对人类基因进行测序的项目,被称做是继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的又一项人类科学史上的伟大工程。它主要由6个国家的科学家用了13年时间,到2003年才最终完成,也推动了许多私营生物技术公司的研发。2013年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的10周年。截至5月底,在这个数据库的图谱中,已经有3008个基因的功能以及与之相关的疾病被确认。
1996年平均每一对碱基的测序需要90美分,在2003年这个成本降到了5美分以下。到今天,要进行完整基因测序只需1至2天的时间,费用只需要5000美元,如果只是对个别基因进行检测,成本会更低。基因测序的进步,为下一步的各种基因测试―即在获得基因排序图的基础上,研究其与各类疾病的关系和治疗方案,打下了基础。
随着对基因的更深了解,生物学家们发现许多疾病都是由于基因变异引起的。也就是说,那些变异基因呈现出来的碱基排列的图案,与正常基因有所不同。基因变异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可能是一个碱基错位了,也可能是数量多了或者少了一个。一些遗传疾病有关的基因总共有300多种变异,有些症状很明显,有些则没有任何症 状。
“如果只是随便从街上找一个人来做基因测试,这个测试能告诉你的,往往和医生告诉每个人最基本的健康意见是一样的,都是类似注意饮食、戒烟、多锻炼之类的。”曾获得诺贝尔奖的斯坦福大学的RNA生物学家Andy Fire这样评论基因测试。再换句话说,他并不认为基因测试能够成为“预测癌症”的权威依据。
不过因为价格越来越便宜、并且数据库也会越来越完善,23andMe这样的公司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它让基因技术首先成为个人健康护理、疾病预防的有效辅助手 段。
基因技术的另一个积极意义还在于,它已经开始在对已知患者的治疗中发挥作用。一些医生和生物学家,一直试图用基因测试为癌症患者制订治疗方案。目前研发出的针对癌症的特效药,往往只对一小部分人有效,病人只能抱着碰运气的心态去使用这些药,而大多数人等到的都是坏消息,还耽误了时间。
比如有一种针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特效药,试验证明它只对30%的人有效,价格也很高,需要6至8个疗程才能见效。但后来生物学家通过基因测试发现,只有在一个叫ETFR的基因的某个特定节段发生变异之后,这个药才有效,如果变异发生在其他节段,这个药就没有任何作用。
根据一些类似的研究成果,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在2008年建立了一套个性化医疗系统,它将癌症患者的基因测试信息输入系统内,并针对每一位癌症患者的突变基因采用药物治疗。
这些都代表着未来癌症治疗的一种趋势。“个性化的癌症治疗有很大的潜力,那些小部分能用药物治愈的人可以被识别出。癌症的本质就是基因错误。”约翰霍普金斯医学实验室的教授Ralph Hruban说。他曾牵头负责研究已故的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的癌症治疗方案,乔布斯的医生那时搜集了和乔布斯患有同样类型胰腺癌的68个患者的DNA,试图找到导致这种癌症的具体基因的位置和变异方式,然后研究治疗药物。
祁鸣还认为,未来基因信息可以作为病例档案的一部分,然后根据基因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这不仅限于癌症,还可以包括普通的处方药。“现在许多研究所花了好几亿元、的时间研制出来的药,因为副作用概率大无法上市,这对病人、研究所、投资人都是损失。”他说。如果在未来,医生可以通过基因测试成果迅速判断一种药是否有效、会对什么人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就可以加快药物投入使用的速度。
这一切都让生物学家和医生们感到兴奋,只是人类对所有基因的发现和定义,也就是那些有效的基因测试成果的累积,仍然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估计还需要8至10年时间,科学家才能完成大约2.5万个基因功能的定义,并且这个数字只占人类DNA数量的2%左右。
所以最终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人们可以多快、多便宜地检测出身上可能的致病基因。就像23andMe所做的那样,这件事只要有充足的数据库就行了。更重要的,是医学界定义出了多少致病基因,并设法在病人的治疗过程中发挥作用。更令人无助的还有基因测试与治疗方案之间的鸿沟,当病人被检测出阳性的基因变异,与此同时却并没有相应的预防和治疗办法时,这对病人来说往往只会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朱莉做出的那个勇敢的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鸿沟。
基因疗法:定点注射杀死癌细胞
从本质上来讲,癌症是一种基因病,其发生、发展与复发均与基因的变异、缺失、畸形相关。人体细胞携带着癌基因和抑癌基因。正常情况下,这两种基因相互拮抗,维持协调与平衡,对细胞的生长、增殖和衰亡进行精确的调控。在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免疫因素和精神因素等多种内因外因的作用之下,人体的这一基因平衡被打破,从而引起细胞增殖失控,导致肿瘤发生。人体中存在多种抗癌基因,其中P53基因则最引人注目,因为P53基因能敏锐地发现细胞水平的变异基因,对其进行修复,如无法修复则促其凋亡,将其清除,从而阻断癌症的发生与发展。
2004年,世界上第一个用于癌症基因治疗的药物“重组人P53腺病毒注射液”在中国诞生,该药商品名为“今又生”。这种药物进入癌变组织后可以发挥P53基因抑制肿瘤的作用,阻止肿瘤细胞的恶性生长,它给很多癌症患者,特别是那些传统方法难以治疗,或者已到晚期不易治疗的患者提供了新的希望。北京海淀医院肿瘤基因综合治疗中心在2004年5月开始应用这一高新生物技术新药并联合传统的手术、放化疗等治疗手段进行肿瘤综合治疗的最新探索。从2004年5月到2006年12月,接受肿瘤基因综合治疗的癌症患者已达200余例。其中,除头颈部肿瘤外,也对肺癌、胃癌、肝癌、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实体肿瘤进行了综合有效的治疗。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药物的治疗作用,他们根据每位患者的具体病情、肿瘤的具体部位、组合各类相关技术手段将“重组人P53腺病毒注射液”个性化地经多种路径注入,如:肿瘤局部多点注射,开腹、开胸等术中手术野多点注射,雾化吸入、气管内给药。B超引导下经皮腹腔内肿物穿刺注射,CT引导下经皮肺癌肿物内穿刺注射,腹腔、盆腔、胸腔内灌注,膀胱腔内灌注,肝动脉内置泵及导管介入给药,经胃镜、食道镜下肿物注射,经间接喉镜下肿物局部注射及静脉滴注全身给药等。
治癌理念:先设计后装修
北京海淀医院肿瘤基因综合治疗科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意识到综合治疗在肿瘤治疗中,特别是在中晚期肿瘤治疗中非常重要。目前可以使用的方法有很多,除了常规的手术、放化疗和前面提到的基因治疗之外,还有氩氦微创靶向治疗、高能超声聚焦刀,即“海扶刀”、微波热疗、CIK细胞免疫治疗、微创介入治疗和中医药治疗等,其中氩氦靶向微创肿瘤治疗系统,即氩氦刀与生物细胞免疫治疗等都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技术。这些方法各有千秋,只有全方位个性化地综合使用才能取得最佳效果,从而有效地治疗癌症的复发和远处转移。
李主任认为,二十一世纪的癌症治疗应该是针对每个不同病人而设计的个性化的治疗。就像现代的家居装修一样,应该根据每一家庭的个性需求先设计再装修,而不是先装修完一部分再考虑下一步。
个性化治疗方案一:
美国患者理查德先生患有舌底鳞癌伴合并颈部淋巴结转移。美国的医生说如果进行手术,需要切除舌、喉和食道上部等组织。患者拒绝进行手术和放疗。他通过互联网与海淀医院肿瘤基因治疗中心进行了远程会诊后专程来华治疗。经过P53基因局部注射治疗,结合化疗、免疫治疗和中药治疗一个疗程后,PET/CT复查证实原发舌底肿瘤病灶缩小了90%,颈部淋巴结转移灶消失。
【关键词】 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头孢他啶;不良反应;疗效
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由一定比例β-内酰胺酶与头孢哌酮配制而成, 此药物较头孢他啶治疗效果更为显著, 但其不良反应较多, 对治疗效果产生负面影响[1]。为分析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的临床应用效果, 本研究对147例需要抗感染患者分别予以不同用药方案的治疗效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4年9月~2015年9月147例需要抗感染患者, 根据治疗方案不同分为对照组(66例)与研究组(81例)。对照组男36例、女30例, 年龄21~58岁, 平均年龄(37.26±6.91)岁, 病程3~21 d, 平均病程(10.31±3.56)d。研究组男46例、女35例, 年龄20~57岁, 平均年龄(36.84±6.72)岁, 病程2~22 d, 平均病程(11.51±3.50)d。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两组患者于临床中首先根据病情予以针对性治疗;对照组予以100 ml生理盐水(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S10870001, 100 ml/瓶)+2 g头孢他啶(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准字H20063825, 2.0 g)静脉滴注治疗, 2次/d;研究组予以100 ml生理盐水+2 g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江西东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64351, 2 g)静脉滴注治疗, 2次/d。两组均以1周为1个疗程, 持续治疗2周。
1. 3 观察指标与疗效评定标准 观察对比两组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包括头晕、腹泻、呕吐等)。疗效判定标准采用《抗菌药物临床标准》, 参考细菌检测结果, 结合患者临床疗效进行综合判定[2, 3]。显效:患者炎症感染症状消失且白细胞指标正常;有效:患者临床症状相对改善且白细胞指标显著下降;无效:患者临床症状及白细胞指标均无变化。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1.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 1 两组疗效对比 研究组显效45例(55.56%), 有效33例(40.74%), 无效3例(3.70%), 总有效率为96.30%;对照组显效21例(31.82%), 有效26例(39.39%), 无效19例(28.79%), 总有效率为71.21%;研究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
2. 2 两组不良反应对比 研究组头晕8例(9.88%), 腹泻4例(4.94%), 呕吐6例(7.41%),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2.22%;对照组头晕2例(3.03%), 腹泻1例(1.52%), 呕吐1例(1.52%),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06%;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高于对照组(P
3 讨论
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作为一种复合制剂, 于临床中多运用于泌尿、生殖及呼吸系统等疾病治疗中, 其疗效显著[4]。但临床中部分患者对β类药物过敏, 因此于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治疗过后易产生较大不良反应, 本研究分析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于临床中的应用效果, 为日后临床提供循证依据。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96.30%)高于对照组(71.21%) (P
反馈并解决, 从而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 充分发挥药效。受时间、环境及样本因素制约, 本研究未对两组患者远期生活质量进行分析, 尚存在不足之处, 有待临床进一步研究予以验证。
综上所述, 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的临床应用效果显著, 可改善患者临床症状, 降低其白细胞水平, 但是其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 于临床使用过程中应对患者各项生命指标进行实时监测。
参考文献
[1]刘宪军, 付娜. 109例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不良反应报告分析.中国药物警戒, 2014, 11(6):35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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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重症肌无力;白细胞介素-18;糖皮质激素
[中图分类号]R74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7210(2007)07(a)-130-02
重症肌无力(MG)是由乙酰胆碱能受体(AchR-Ab)介导的、细胞免疫依赖的、补体参与的累及神经-肌肉接头处的自身免疫性疾病[1]。细胞因子网络失衡在MG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2]。相关因子的增加和减少都会对MG的发病产生特异性的影响。IL-18是由单核巨噬细胞产生的一种前炎症因子[3],具有抗感染、抗肿瘤、免疫调节的作用,并参与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如重症肌无力。本文通过检测MG患者血清IL-18水平,研究其与MG发病之间的关系。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收集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2001年1月~2005年9月间住院和门诊诊治的MG患者55例作为患者组(MG组),其中男30例,女25例,发病年龄14~69岁,平均年龄(46.32±3.28)岁。依据典型临床表现、新斯的明试验、神经重频刺激而确诊。排除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其他影响免疫功能的疾病。所有患者均接受糖皮质激素(GC)治疗。
收集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医务工作人员及健康体检者50例作为正常对照组(NC组),其中男28例,女22例,年龄18~72岁,平均年龄(43.56±5.74)岁。排除严重躯体疾病及神经、精神障碍者。
MG组及NC组的年龄构成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 标本采集和检测
标本采集:NC组及MG组分别于清晨抽取肘静脉血2 ml,离心后分离血清置于-60℃冰箱中保存。
血清IL-18水平测定:用双抗体夹心ELISA法,IL-18检测试剂盒由北京中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并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
1.3 GC治疗方法
采用激素递减法[4],患者在第一次采血开始服用强的松40~50 mg/d,症状改善后即可减量,每1个月强的松减量5 mg,一般经2个月左右减至维持量10~15 mg/d。
1.4 疗效判定
根据MG的绝对评分法[5],对MG患者进行治疗前后判定。
1.5 统计学处理
检验结果以x±s表示,采用SPSS11.0软件进行配对资料t检验。
2 结果
MG组GC治疗前后血清IL-18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MG患者GC治疗前血清IL-18滴度显著高于GC治疗3个月及6个月后,有显著性差异(P
MG组GC治疗前后的绝对评分分别为19.43±3.56、11.68±5.32、7.56±1.59,有显著性差异(P
3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MG患者血清IL-18水平明显增高,经激素治疗症状改善后,IL-18水平显著下降,但仍高于正常对照组,提示IL-18与MG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MG患者的病情,此与Jander等[6]的研究结果相符合。
实验性自身免疫性重症肌无力动物模型(EAMG)与人的MG有相同的临床和免疫病理表现,是研究MG的可靠模型。细胞因子网络失衡在MG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2],研究发现抗IL-18药物在EAMG不同阶段均可阻滞IL-18活性,对EAMG有抑制作用,抑制的基本机制包括Th1型细胞因子的下调和Th3细胞因子TGF-β等的上调[7]。此外,IL-18能够加强Fas配体(FasL)介导的小鼠Th1型细胞的细胞毒性、活化T细胞上表达的FasL,通过与其相应配体结合,激活淋巴细胞诱导凋亡,在细胞免疫反应中占有重要地位。IL-18对Th0和Th2型细胞无作用,提示IL-18通过加强FasL在Th1细胞上的表达,在炎症性免疫调节中起重要作用[8]。
IL-18可能参与MG的发病,并在其病程中起重要作用,IL-18的作用可被IL-18结合蛋白(IL-18 BP)抵消,因此依赖于IL-18的免疫机制可被IL-18拮抗剂抑制,应用IL-18拮抗剂可能成为MG有前景的治疗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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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高血压患病率逐渐增高,60岁以上老年人中40%~45%患有高血压,其中50%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ISH)。在治疗此类高血压病时既要降低收缩压,又要避免使舒张压过低。笔者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ISH 64例,收到较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2004年5月-2006年5月的门诊患者为观察对象,参照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高血压联盟关于高血压诊断及分级标准[1],确诊为ISH患者64例。观察组40例,男24例,女16例;年龄平均(60.25±7.21)岁;病程平均(21.37±12.64)年;收缩压(167±20)mm Hg,舒张压(76±11)mm Hg;1级高血压11例,2级高血压20例,3级高血压9例。对照组24例,男15例,女9例;年龄平均(61.83±9.14)岁;病程平均(20.74±13.91)年;收缩压(164±23)mm Hg,舒张压(77±12)mm Hg;1级高血压7例,2级高血压12例,3级高血压5例。2组患者性别、年龄、血压值、血压分级等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西医治疗方案采用联合用药:氯沙坦(科素亚,默沙东公司生产,批号030712)50 mg/d,氢氯噻嗪12.5 mg/d。观察组在西医治疗方案基础上,依据中医的证型,予中药汤剂治疗。①肝阳上亢型:药用龙胆草、夏枯草、生地黄、猪苓、泽泻、当归、车前子等;②阴虚阳亢型:药用钩藤、枸杞子、女贞子、生龙骨、白芍、夜交藤、牡丹皮、葛根等;③阴阳两虚型:药用熟地黄、山茱萸、石斛、五味子、制附子、肉桂、杜仲等;④痰湿壅盛型:药用半夏、白术、天麻、桃仁、红花、枳壳、赤芍、茯苓、瓜蒌。对照组单纯采用西医治疗方案。2组疗程均为8周。
1.3 观察指标与方法
①治疗前后血压、心率变化:所有患者治疗前血压以前3 d的非同日血压3次的平均值为治疗前血压值;治疗后血压均以治疗结束前3日非同日3次血压平均值为准。②总有效率。③血管内皮功能检测:给药前后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5 mL,分离血浆,检测血浆血管紧张素Ⅱ(AngⅡ)、内皮素(ET),放射免疫法测定,试剂盒购自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具体方法参照说明书进行。
1.4 疗效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发的《新药(西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疗效标准。显效:收缩压降至正常范围(
1.5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采用Ridit分析。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
经过8周治疗后,观察组显效33例,有效5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95.0%;对照组显效12例,有效8例,无效4例,总有效率83.3%。经统计学处理,2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χ2=4.92,P
2.2 2组治疗前后动态血压及心率变化
(见表1)表1 2组患者治疗前后动态血压、心率变化(略)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
2.3 2组治疗前后内皮功能变化
(见表2)表2 2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浆AngⅡ、ET水平比较(略)
3 讨论
高血压病患者随着年龄的增长,收缩压持续升高,舒张压有下降的趋势。60岁以上收缩压和脉压是心血管病死率和并发症发生率的最重要预测因素[2]。ISH的大型临床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当收缩压恒定,舒张压低的比舒张压高的患者2年间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增高[3-4]。目前,收缩压及脉压控制的血压控制模式已逐渐为业界所重视[5]。对于ISH患者,联合用药是治疗的最佳选择。近年来国内外报道,血管紧张素受体抑制剂(ARB)作为抗高血压的一线药物,对ISH具有良好的血压控制效果,尤其ARB具有逆转动脉重塑、改善高血压患者阻力动脉僵硬度、降低血管平滑肌增殖、抗氧化等作用,可显著降低心脏事件及脑卒中发生率。利尿剂与ARB的联用是目前治疗ISH较佳的联合用药方案之一。但临床研究资料显示,尽管采用联合用药,对老年人ISH控制率仍不理想[6],尤其很多老年ISH患者常合并有心衰、糖尿病、心肌梗死、慢性肾功能不全等疾病,单纯以降压为目标难以改善老年ISH的病情与生活质量。
老年ISH属中医学“眩晕”、“头痛”、“心悸”、“中风”等范畴,阴阳失调、气血逆乱是其发病的主要病理基础。中医药治疗高血压,尤其对于改善临床症状、体征等方面具有优势,以调整脏腑功能、平衡阴阳为根本,从而弥补西药单纯降压的不足。笔者采用辨证论治的方法,在西药利尿剂与ARB联合用药的基础上,配合中医药分证型治疗ISH,临床显效率与总有效率要高于单纯西药联用,在维持舒张压、心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中西医结合治疗可显著地降低收缩压与脉压。
研究表明,内皮细胞损伤是导致高血压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ET是迄今所知由血管内皮细胞分泌的最强的缩血管活性多肽,作用持续时间较长,可引起心、脑、肾及全身小动脉收缩和痉挛,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荷,减少冠脉供血,加重器官损害[7]。AngⅡ的缩血管作用强度仅次于内皮素,具有强烈的促肾上腺皮质分泌醛固酮及中枢分泌促皮质激素和血管加压素等作用[8],ET、AngⅡ在高血压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探讨中医药治疗ISH的机制,本研究检测了2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浆AngⅡ、ET的水平。结果显示,在应用ARB治疗后,伴随血压下降的同时ET水平亦明显下降,而作为AngⅡ受体拮抗剂,血浆AngⅡ水平未明显下降。配合中医药治疗后,血浆ET、AngⅡ水平均下降,且降低水平要大于单纯西药治疗对照组。因此,通过降低AngⅡ、ET水平,调节血管内皮功能可能是中医药辨证论治调节血压的机制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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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万古霉素;蒲公英;治疗方案;药物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R956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3-7210(2010)01(c)-148-03
Pharmacoeconomics analysis of two pharmacotherapeutic schemes for methicillin-resistant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infection
ZHOU Weiran, FU Ping ,CHEN Yuefu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hua University, Hengyang 4219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harmacoeconomics effect of Vancomycin alone and combined with treatment with Dandelion for methicillin-resistant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MRCNS) infection. Methods: Randomized controlled parallel method MRCNS infection 60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A, B Group respectively, and the same period in intravenous Vancomycin used Dandelion soup, only intravenous Vancomycin treatment, the efficacy and pharmacoeconomics effect of the drug treatment programs in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ffective rate, efficient bacterial clearance rate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two groups (P>0.05); the number of days of actual use A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e B group (P
[Key words] Methicillin-resistant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Vancomycin; Dandelion; Treatment; Pharmacoeconomics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CNS)是人体正常菌群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抗生素的大量使用,插入诊疗操作的增多,CNS所致感染,特别是院内感染日益增多,且随着大量头孢类尤其是第三代头孢菌素等高效广谱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其耐药性日益严重,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RCNS)的检出率逐年增加,已成为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之一[1-2]。对于MRCNS所致的感染可选抗生素只有替考拉宁和万古霉素等不多的品种[3],且存在使用不便、副作用多、价格较贵等缺点。研究报道与化学药物抗生素作用机制完全不同的传统清热解毒药蒲公英水煎液对CNS有极强大体外抑菌力[4]。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卫生资源有限,本研究用药物经济学原理对万古霉素配合蒲公英与单用万古霉素治疗MRCNS 感染的两种药物治疗方案进行药物经济学分析,以期为临床合理用药和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6年5月~2008年10月我院经临床和实验室检查符合《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5]确诊为细菌性感染入住我院呼吸内科、泌尿外科、胸外科、ICU病房等临床科室患者,并从其血液、尿液、脓汁、痰等标本经病原学确诊为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RCNS)感染,于48 h内未接受任何抗菌药物治疗,无严重心肝肾合并症及听神经损害者作入选病例,同时排除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用药过程中药物过敏换用药物者。将患者随机分为A、B组,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重、感染等一般情况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1。
1.2用药方法
B组成人患者用万古霉素1.0 g于0.9%氯化钠注射液250 ml缓慢静滴,q12 h;A组在B组基础上加服蒲公英汤(每日相当于干蒲公英90 g)。疗程均为7~14 d。
1.3 观察方法
治疗过程中密切观察并记录每例患者临床症状、体征变化,以及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各种反应,于治疗前、治疗结束时给每例患者检查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细菌培养,下呼吸道感染者加作胸片检查,并记录每例患者实际用药天数。
1.4 疗效判断
1.4.1临床疗效判断根据临床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进行综合评价,依据卫生部颁发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分为痊愈、显效、进步、无效。有效率=(痊愈例数+显效例数)/本组总例数×100%。
1.4.2细菌学评定经细菌学检测,按病原菌清除、部分清除、未清除、再感染评定,以清除例数计算清除率。清除率=清除例数/本组总例数×100%。
1.4.3用药天数记录每例患者实际用药天数。
1.4.4安全性评价记录观察到的和主诉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各种反应,分别以各组出现的不良反应例数占各组病例百分率进行比较。
1.5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或校正χ2检验。P
2 结果
2.1 疗效
效果(E)是指某一药物治疗方案的临床结果用临床指标来表示。此分别以临床有效率、细菌清除率、实际用药天数、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率表示。
2.1.1 临床疗效A组的临床有效率略高于B组,但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2。
表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Tab.2 Comparison of curative effects between two groups(n)
2.1.2 细菌学疗效A组的细菌清除率略高于B组,但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3。
表3两组细菌学疗效比较(n)
Tab.3 Comparison of bacterial eradication rates between two groups(n)
2.1.3 两组实际用药天数与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两组各发生1例不良反应,A组1例皮肤过敏,B组1例静脉炎,均不严重,未影响治疗。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 A组实际用药天数明显少于B组(P
表4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及实际用药天数比较(x±s)
Tab.4Comparison ofthe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
and the actual medication time between two groups
与B组比较,P
Compared with B group,P
2.2 成本(C)的确定
成本(C)是指人们所关注的某一方法或药物治疗所消耗财力、物力、人力资源的全部价值之和,用货币单位“元”表示[6],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等几部分。本研究的治疗成本指从诊断到结束使用特效治疗药及其后2 d内的总计成本。直接成本=治疗成本+治疗不良反应成本,治疗成本=床位费(C床)+护理费(C护)+各项检验检查费(C检)+诊疗成本(C治)+药品成本(C药)+给药成本(C给),其中C床为日床位费×住院天数,各项检查、治疗成本按实际支出计,与本治疗无关的检查除外,C药按当地招标最高零售限价×实际用药总量计成本,万古霉素159.00元/0.5 g (日本礼来),生理盐水3.6元/250 ml,,蒲公英0.21元/10 g,除万古霉素及其配药用生理盐水、蒲公英等以外的非抗菌治疗用药因没有比较意义故相应药费及治疗费不计入成本,给药成本只考虑吃中药煎药费,每付2元。据湖南省物价局医疗单位收费标准,床位费统一按20元/d计,治疗药应用期间一级护理按15元/d,停用治疗药后2 d二级护理,8元/d,诊断时及治疗用药结束时各做血常规和细菌培养1次,费用分别为14.00、103.00元/次,用药前及用药中每位患者各做心电图、尿常规各1次,费用分别为24.00、9.00元/次,注射静滴6元/次,照片等个别病例所作检查因无比较意义成本不列入研究。不良反应成本=因不良反应所产生的医疗总费用及因此造成的误工费等,由于治疗中不良反应相对来说轻微且未另作治疗,故此部分忽略不计。间接成本=患者误工费(C误)+家属帮助费(C帮)+无形成本(生命质量),此主要考虑患者误工费,按当地人均日工资60元/d计,日数为实际住院天数即实际用药天数+2 d。隐性成本主要考虑如患者生命质量等,此不作研究。因此,C总=C床+C护+C检+C治+C药+C给+C误。B组成本(CB)-A组成本(CA)=1533.4元,CB/CA=1.18,两种方案的具体成本比较见表5。
2.3 最小成本分析
采用最小成本分析法[7],由表5成本比较可见,A组平均成本为8 620.17元,B组平均成本为10 153.58元,表2、3可见,两组疗效无显著性差异,在疗效相同的情况下,A组比B组平均每位患者可节约费用1 533.41元。可见从治疗的经济学成本与效果来看,A组优于B组。
2.4 成本-效果分析
成本-效果分析[8]采用成本(C)与效果(E)比值来表示获取1份效果所需花费的成本,目的在于通过分析选择达到某一治疗效果时成本最低的治疗方案。本文分别用临床有效率(E1)、细菌清除率(E2)2个指标加以分析,从2个指标的成本-效果比来看,A组分别比B组少22.63元、23.68元,实际用药天数因在成本中考虑不再重复。见表6。
表6 成本-效果分析
Tab.6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two schemes
2.5 敏感度分析
药物经济学研究中所用的变量较难准确地测量出来,经济研究中应用的数据具有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偏离[8],敏感度分析就是为了验证不同假设或估算对分析结果的影响程度[9]。随着生产力发展,劳动和时间的价值必然提高,生活水平提高,住院条件也进一步改进,加之随着药品流通体制的完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及相关配套政策的实施,卫生部“四降一升”改革(降低药品价格,医院药品批零差价率,大型设备检查治疗费、高值医用消耗材料费用,提高治疗费)的全面展开,药品大幅降价仍是必然趋势,诊疗费呈上升趋势,误工费成本也将大大提高,并可以考虑无形成本,现假设C药中万古霉素改为国产品,西药下降30%,而中草药随着成本增加价格上涨50%,C住、C护、C检、C给、C误分别上升10%,进行敏感度分析,见表7。
表7 敏感度分析
Tab.7 Analysis of sensitivity
由表7可见,B组成本(CB)-A组成本(CA)=1138.3元,CB/CA=1.17,临床有效率(E1)、细菌清除率(E2)2个指标加以分析,从2个指标的成本-效果比来看,A组分别比B组分别少17.02元、17.81元。可见其最小成本分析结果及成本-效果分析结果基本不变。
3 讨论
CNS广泛存在于人体及环境中,由于抗菌药物广泛使用,特别是不合理使用,破坏了人体微生态平衡及其多重耐药,造成MRCNS的产生并治疗困难,常引起呼吸道、泌尿道感染及心内膜炎等严重疾病,目前万古霉素是对MRCNS不多的有效药物之一。学者研究发现祖国医学解热凉血要药蒲公英的水煎液对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CNS)有极强大体外抑菌力[4],并且有研究证实蒲公英有显著增强小鼠脾淋巴细胞增殖能力、细胞活性及巨噬细胞吞噬指数水平与吞噬率、抗体细胞水平,显著增强动物免疫功能[10],其所含黄酮类具类SOD的作用[11],能有效清除超氧阴离子羟自由基,并抑制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发挥保护正常组织的作用。因此,蒲公英配合万古霉素治疗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感染有协同作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支持,与单用万古霉素比较能缩短患者用药疗程,降低患者医疗费用。万古霉素单用或与蒲公英合用治疗MRCNS感染虽然都是有效的方法,但从药物经济学角度分析,万古霉素与蒲公英伍用治疗MRCNS感染可有效缩短患者疗程,降低患者医疗费用,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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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性
[中图分类号]R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210(2007)06(a)-025-02
结核病是人类传染病中的主要疾病之一,由于不合理的用药,使得结核分枝杆菌耐药问题十分严重,给结核病的治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而分析临床分离株耐药特点,对了解结核病流行情况,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控制结核病传播及开发新的抗结核药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收集了十堰地区近3年来临床分离的分枝杆菌84株,进行耐药性测定,现将结果分析报道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菌株来源
77株结核分枝杆菌和7株非结核分枝杆菌均来自我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3年9月~2006年5月门诊痰菌阳性患者。患者年龄在17~80岁之间,平均37岁。
1.2 试验材料
酸性罗氏培养基、药敏培养基、PNB 及TCH鉴别培养基均由病原学实验室按《结核病诊断细菌学检验规程》[1]自制;RFP、INH、SM、EMB药物纯品购自国内制药厂;TCH、PNB纯品购自武汉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3 药物敏感试验
采用绝对浓度法的间接法测定4种抗结核药物耐药情况。每份标本接种于培养基上生长约3周后,取新鲜菌落以0.5%Tween-80生理盐水磨菌配制成湿重1 mg/ml的菌悬液。将制备好的1 mg/ml菌悬液用无菌蒸馏水稀释至10-2 mg/ml,以无菌吸管取菌液0.1 ml分别接种于含药培养基、对照培养基、PNB及TCH鉴别培养基斜面上,置37℃培养,4周观察结果,H37Rv药物敏感株作对照和质控。4种抗结核药物分别采用高低两个浓度,使各药浓度分别为:RFP 50、250 μg/ml,INH 1、10 μg/ml,SM 10、100 μg/ml,EMB 5、50 μg/ml。
1.4结果判断
对照管上有细菌生长为有效结果,药敏培养基上全无细菌生长或菌落数少于20个视为敏感,低浓度培养基上生长菌落数约占斜面面积1/4以上者为耐药,质控菌株应无细菌生长。
2 结果
2.1 84例患者药敏试验结果
从涂痰阳性患者中分离出84株分枝杆菌,药敏试验结果显示敏感株33株,占39.3%。耐药株51株,总耐药率60.7%。其中耐单药15株,耐多药34株,其他耐两种或两种以上药物的2株(表1)。
2.1 分枝杆菌菌型分布及耐药情况
51株耐药菌对4种药物的耐受情况为RFP>INH>SM>EMB,其中RFP 43株,INH 40株,SM 22株,EMB 16株,耐药率分别为51.2%、47.6%、26.2%、19.0%。84株分枝杆菌中结核分枝杆菌77株,耐药株44株,耐药率57.1%,非结核分枝杆菌7株(8.3% ),均具有耐药性,耐药率为100%,且大多都耐药(表2)。
3 讨论
结核病是人类主要传染病,全球人口中有近1/3的人曾感染结核分枝杆菌。据WHO报道每年约有8 000 000新病例的发生,至少3 000 000死于该病,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流行更为严重。全球五大洲35个国家或地区报告的原发耐药率中位值为:异烟肼(7.3%),链霉素(6.5%),利福平(1.8%),乙胺丁醇(1.0%),获得性耐药率远高于这一数值。亚洲地区,由于受HIV感染和经济衰退的影响,其耐药情况更为严重和复杂。
本试验结果表明,我市结核菌总耐药率达62.5%,远远高于全国(27.8%)和湖北省(23.3%)[2]结核菌耐药水平,可能原因是本地区地处鄂西北,经济相对较落后,很多病人没得到彻底治愈,使得耐药菌株感染流行。近年来,尽管当地政府非常重视结核病的防治,但由于条件限制,短程治疗(DOTS)仍较局限,免费药物种类有限,这对于已有较高耐药菌株流行的地区来说,结核病控制效果仍不显著,因此进一步加大结核病防治的投入,改善医疗环境,全面推行合理化疗方案和贯彻全程督导治疗原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本研究测定的四种抗结核药物中,其耐药顺序为:RFP>INH>SM>EMB,主要以耐利福平、异烟肼为主,耐多药率达40.5%,这可能与用含RFP、INH的多药联合治疗方案治疗初、复治病人有关。由于H和R仍然是当地的主要抗结核病药物,而这两种药均易产生耐药性,结核菌与之长期接触,随之适应,继而形成耐受性,因此在抗结核治疗中,应加强H和R药物药敏试验监测,尽量减少和避免耐药率的进一步增加。
本试验分析的84例涂痰阳性标本中,有7例经鉴定为非结核分枝杆菌(NTM),其分离率为8.3%。在7例NTM中,耐药率达100%,其中耐多药率达71.4%,均高于结核分枝杆菌(分别为57.1%、37.7%)。非结核分枝杆菌和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临床表现、X线特征极其相似,两者形态学上难以鉴别,但临床治疗差别大,许多非结核分枝杆菌对抗结核药物天然耐药,常规化疗效果不佳。因此,对于病情反复、长期培养或涂阳的肺结核患者,应考虑NTM 感染的可能,并及时给予菌种鉴定和耐药性测定,根据结果采用合理的治疗方案。
综上所述,耐药结核分枝杆菌在本地区发病率很高,可能与该地区地理环境、经济状况、治疗不合理等情况有关。各级政府应加大结核病控制的投入,特别是贫困边远地区,改善治疗环境及用药方案,对多耐药患者免费用二线药进行治疗,应加强实验室培养和药敏性监测,将培养鉴定及耐药性监测纳入常规检查范畴,根据药敏范围及时调整用药方法,控制结核流行。
[参考文献]
[1]中国防痨协会.结核病诊断细菌学检验规程[J].中国防痨杂志,1996,18(1):28-31.
[2]李国明,吴兴荣,张缇,等.湖北省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性监测研究[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02,25(12):723-726.
【关键词】 肝炎病毒;乙型;肝硬化失代偿期;治疗;核苷类似物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3.11.067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1-6192-02
据估计每年约有50万中国人死于乙型肝炎及其并发症,死亡的原因为肝硬化、肝衰竭、和肝癌[1]。失代偿期肝硬化5年生存率为14%-35%,其中病毒活跃复制者发生肝功能衰竭,病死率更高[2],核苷类药物治疗慢生乙型肝炎的疗效已得到公认,但对治疗肝硬化尚在探索之中,而此类病例极为多见,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措施,如能采取措施阻止病毒复制,对阻止病情进展,提高病人生存质量极为重要。我们用核苷类药物对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做了抗病毒治疗的对比观察,探讨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的治疗策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设计 采用开放式研究,HBsAg阳性的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所有患者均向其介绍拉米夫定、阿德福韦酯、恩替卡韦单用或联合应用抗病毒治疗的优缺点及经济负担;HBV DNA>5 log10拷贝/ml、病毒持续不降或反弹者建议拉米夫定联用阿德福韦酯,要求以上患者长期抗病毒治疗,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未能坚持研究结束包括死亡者不列入研究范围。
1.2 病例选择 入选病例为我院2006年1月――2008年12月治疗的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96例,诊断符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3]其中男性71例,女性25例,年龄29-68岁,平均(46±5.8)岁。56例患者血清HBV DNA>5 log10拷贝/ml,40例血清HBV DNA
1.3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根据病情给予复方甘草酸制剂、阿拓莫兰、利尿剂、人血白蛋白等对症、支持治疗和防治并发症等基础治疗。同时分别给予拉米夫定100mg/d、阿德福韦酯10mg/d、恩替卡韦0.5mg/d及拉米夫定100mg/d与阿德福韦酯10mg/d联合治疗,治疗6个月病毒应答不理想或病毒学突破,给予拉米夫定和阿德福韦酯联合,经济困难者拉米夫定与阿德韦酯换用,但不能停药。
1.4 观察指标及项目 治疗前3个月每月定期复查肝肾功能(美国Beckman全自动生化仪),HBVM采用anths2010,试剂均由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HBVDNA定量采用核酸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试剂由深圳匹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病情明显改善后每3个月检测1次。同时观察临床症状体征、彩超及药物不良反应。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同一患者前期结果(治疗前3个月内的化验平均结果)作为对照,数据作t、x2检验或方差分析。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96例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服用药物前肝功能、HBV DNA、HBVM及Child-Pugh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96例患者中64例生存至研究结束(生存率66.4%);32例死亡,其中6、12、24、36个月死亡人数(累计)分别为16、25、29,32其对应死亡率为16.7%、26.0%、30.0%、33.3%。32例死亡患者中18例因慢性肝功能衰竭死亡,8例因上消化道大出血、严重感染、肝肾综合征抢救无效死亡;6例因肝癌、肝功能衰竭死亡。治疗开始单用拉米夫定、阿德福韦酯、恩替卡韦分别为33例、31例、24例,至研究结束仍单用的患者分别为14例、17例、19例,初始联用患者8例,结束时联用者为14例,各组治疗前及治疗结束时肝功能、HBVDNA、HBVM及Child-Pugh评分比较见表1和表2。单用拉米夫定患者中有11例分别于1年后(研究结束前)出现YMDD变异,6例加用阿德福韦酯至研究结束,5例因经济困难,无法加用药物(其中4例研究结束前因慢性肝功能衰竭死亡,1例死于感染、肝肾综合征)。单用阿德福韦酯患者中有6例分别于1年后(研究结束前)出现HBVDNA反弹,3例加用拉米夫定至研究结束,3例因经济困难无法加用药物,研究结束前因慢性肝功能衰竭死亡)。单用恩替卡韦患者中有1例分别于2年后(研究结束前)出现HBVDNA反弹,加用阿德福韦酯至研究结束,8例初始联合患者4例坚持到研究结束,2例死于肝癌,2例死于上消化道路出血。
2.2 治疗前后临床表现、肝功能、血清病毒学指标及Child-Pugh评分的变化 各组抗病毒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64例患者在经过拉米夫定、阿德福韦酯及恩替卡韦治疗后,49例病情得到控制(P
2.3 不良反应及基因型耐药率 治疗期间未发现与使用拉米夫定、阿德福韦酯、恩替卡韦相关的肾功能损害,1例病人出现头痛,改用剂型后症状消失,3例病人出现肌酸肌酶轻度、一过性增高,无其他表现,未给予特殊处置。患者耐受性均良好。4组患者治疗三年时,A、B、C、D组患者的基因型耐药率分别为33.3%(11/33)、19%(6/31)、4.2%(1/24)、0(P
3 讨 论
在中国HBV感染是导致肝硬化的主要原因,失代偿期肝硬化5年病死率在达70-86%,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措施,抗病毒治疗慢乙肝的成功给其带来希望,核苷类药物的出现,更使其成为可能。多项研究已证实拉米夫定抗病毒治疗可以延缓肝硬化患者病情进展,改善肝功能,纠正失代偿,提高生存率[4];而长期治疗易发生YMDD变异,建议采用阿德福韦酯和拉米夫定联合治疗或恩替卡韦或替诺福韦单一治疗,理论上可以通过减低耐药性提高疗效。目前核苷类抗病毒药物中拉米夫定和阿德福韦酯相对便宜,是中国多数人群尤其是广在农村地区患者最常见的、无奈的选择。本组96例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3年生存率为66.4%。存活组患者临床症状、体征、肝功能指标、HBVDNA、彩超检查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
失代偿期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针对病因的抗病毒治疗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效的,越早进行效果越好,能阻止病情的进展,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及生存率。
HBV DNA>5 log10拷贝/ml、病毒持续不降或反弹者应用拉米夫定联用阿德福韦酯联合治疗方案是有效、安全可行的。
抗病毒治疗药物要选择患者相对可以承受的有效药物,否则对于很多患者的病情及经济状况会造成恶性循环,良好的依从性是治疗成功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Yao Fy,Terrault NA,Freise C,et al.Lamivudine treatment is beneficial in patients with severely decompensated cirrhosis and actively replicating hepatitis B infection awaiting liver transplantation:acomparative study using a matched cohort[J].Hepatology,2001,34:411-416.
[2] Yao FY,Bass NM,Lamivudine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severely decompensated cirrhosis due to replicating hepatitis B infecting[J].J Hepatol,2000,33:3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