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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语言交际中的“间”意识表现
对于日本人而言,“间”是一种抽象的、感觉上的描述,可以理解为做某件事情的时机、条件、运气等。它在从整体上对事物的价值进行判断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样的价值判断标准,渗透在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影响着日本人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对于日本人来说,比起词句,非语言因素尤其是交际时的体态语更能真实传递说话者的意愿。因此,本文将主要围绕日本人交际过程中的体态语来观察其所具有的“间”意识表现。
1、身体距离
日本人是一个注重礼节的民族,尤其在于陌生人交往过程中,为了不给对方造成麻烦,都会有意或无意地保持一定的间距,以此在自己同他们之间创造出一个“间”。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即使在十分拥挤的电车或地铁上,日本人也会尽量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避免与他人有过多接触。当别人过于接近时,他们从内心深处也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和不悦情绪,这时会通过变换自己的位置来逃避这种不。
2、视线接触
日本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除了要保持一定的身体距离外,同时也会尽量避免与对方有视线的接触。自古以来,在上下等级分明的日本传统社会中,直视的目光被认为是权威的外在表现,因此他们会本能地避免长时间看对方或窥视对方。这一民族性也影响着现代日本人的交往模式,特别是男女之间的交往更是如此。在日本电影或电视剧上经常能够看到男女主人公并肩散步,一边欣赏着眼前的美景,一边向对方倾述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但鲜少有视线的接触。
3、面部表情
日本人面部表情的典型代表要数日本式微笑。日本人的微笑令人难以捉摸,或表示心情愉快,或表示友好,甚至可以用来隐藏负面情感,如不悦、愤怒、尴尬等。日本人的微笑具有复杂的社会功能,它可以用于日常的寒暄中,也有自我克制和自我防卫的作用,甚至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可以用微笑达到“以心传心”的目的。
4、寒暄时的体态语
日本自古为礼仪之邦,日本人注重礼节的表现渗透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其中最具代表的礼仪动作就是鞠躬(お辞x)和点头(会)。交际双方见面时通常会“先礼后语”,也就是说在开口同对方打招呼之前要先施礼。当然,在鞠躬、点头时就需要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身体的接触。这样就在交际过程中留有“间”,即可表明己方没有敌意,也可向对方表示敬意。
二、“间”意识产生的文化背景
由上可知,为了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日本人时刻保有“间意识”,注重并设置“间”。接下来本文将探讨促使该意识形成的主要文化背景因素。
1、日本人纤细的国民性
讨论日本人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间”意识首先要考虑它的国民性。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在狭长的岛链上所生活着的日本民族为了尽量避免与他们产生摩擦,以求民族整体的协调性,从而培养出了较强的观察能力,其纤细的国民性也得以形成。就是在这样一种大家协调互助,相互了解的社会生活中,日本人利用“体察”和“体谅”的交流方式,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设置“间”,以求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顺利进行。这种交际方式无须用语言明确地说出来或者使用什么说话技巧。
2、日本的“纵向”社会结构
日本社会中的“纵向”关系特征明显。在“纵向”的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根据双方的社会身份地位来进行交往,即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需要寻找与自己相符的位置。日本人认为自己的行为必须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们担心自己会做出不合时宜的举动。因此,即使是表达同一件事情,说话的对象不同,他们说话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打招呼时的鞠躬,仅仅知道不管对谁都要鞠躬是远远不够的,在此基础上,还要了解在面对不同的对象时鞠躬的程度也要有所区别。
3、日本人的内外意识
中根千枝在研究日本社会集团构成的要因时,提出了“场”与“资格”这两个概念。其中的“场”指的就是在一定的范畴内,人们如同地域的所属机构般结成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就是“场”。日本人在与他人交流时,通常首先会介绍自己的所属集团,也就是首先考虑到的是“场”。由“场”出发,人们结成不同的集团,在这强烈的集团一体感中就孕育了排外的意识,即“内”与“外”的差别意识越发明显。日本人这种“内”与“外”的民族心理在人际关系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间”意识的存在。
三、总结
综上可知,“间”意识作为日本独特的文化概念,对日本的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受其纤细的国民性、纵向的社会结构以及内外意识的影响,日本人在与他人交际时,通过身体的距离、视线的接触、面部的表情以及寒暄时的体态语等,在自己与他人之间设置“间”。这种“间”既是生理上的距离关系,也是心理上的意识选择,并以此来获得自我意识的空间。(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陈瑶华.《“间意识”与日本人的人际关系》.福建省外国语文学2010年年会论文集.12.2013
[2]李朝辉.《理解日本人的非言语交际》.开放时代.01.2007:123-133
[3]祝大鸣.《论日语中独特的非语言交际形式》.日语学习与研究.12.2000:26-29
[4]卢杭央.《日本人非语言交际中体态语的考察》.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04.2011:105-108
摘 要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原地区古老而鲜活的传统文化,是地域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气质、民族凝聚力的有机组成和重要表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大背景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大量蕴涵着独特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弱甚至悄悄消亡。因此,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关键词 体育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 研究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各族人民长期以来所创造积累的重要文化财富,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智慧力和劳动力的复合与统一的完美体现,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1]。
深挖本地域特色文化内涵,阐释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维护文化的多样性,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是新时期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的一项创新工程,符合河南省建立中原经济区的战略要求,是推动中原文化繁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打造鲜明地域特色、展现中原风貌、提高中原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1.研究目的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源远流长的中原历史留下的文化印迹,体现着中原的竞争力,同时河南省的非遗文化的开展仍存在着发展缓慢的态势,为促进体育非遗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本文欲着重分析河南省体育非遗文化研究的当代意义,以提升民众的文化认同,选定体育非遗文化的角色定位(奥运机制还是群体机制?),分析制衡河南省体育非遗文化发展的因素,试图通过对现代瑜伽项目的研究为河南省体育非遗文化提出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研究“谁来传承?传承什么?如何传承?”的问题。
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对中原生态体育文化信息进行抢救、集聚和整理,研究以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综合涉及传统的人类学,快速发展的传播学和亟待完善的体育学。通过这些学科理论知识的运用,不仅可以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提供一次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尝试,而且还有可能为丰富这些学科的理论成果添砖加瓦,为满足该领域的教育和研究需求起到积极的意义。
对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研究,可以扩大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社会影响,对于其文化传承起到了积极地助推作用,还可以详尽的了解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碍与问题;同时,对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与开发问题进行研究,可以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发掘,符合河南省现阶段积极推进的把河南省由文化资源大省建设为文化产业强省的战略决策和大力实施“中原文化崛起”的既定方针,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意义,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河南省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
(2)实践意义
研究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武术文化遗产,对深入认识和了解河南地域武术文化,全面地认知中国武术文化版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研究一方面对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体系进行整理与挖掘,探索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从而调动民众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引起人们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多的关注,不断加大对其保护力度;另一方面,通过借鉴瑜伽的发展理论和经验,探索如何在传统和现代、继承和发展之间找到对其进行保护的科学、合理、有效的措施,以确保其生命力,为河南省更好地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建议,以利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研究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具体对策,希望能够为相关部门具体实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政策实践的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2005年12月,国务院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根据国务院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形式及文化空间。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指在河南境内,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与体育相关的且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文化,是河南人们创造的体育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综合。
(二)传承和发展的概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18号)中明确指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采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提出了保护与传承、发展并重的工作要求。在现代科学体系中,“传承”一词首见于民俗学中,以20世纪30年代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为标志,他提出要对普通人的日常民俗事象进行研究,从而阐释历史、文化、变迁的过程及发展特征。国际学术界形成了其他与传承相关的理论主要有传播论学说的维也纳学派、曼彻斯持学派与傅厄斯学派等[2]。《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湖南传统武术传承研究》中提出传统武术的传承就是由传人实施的,在代际之间进行的技艺、理论、习俗等传统武术文化内容的传递和传播。
研究认为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即承袭、创新并广为传播。承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历史价值、文化渊源、宗教仪式、风俗习惯等文化元素和生态环境。与时代要求相结合,在传承谱系比较明晰的武术基础上,创造理论和技术体系比较成熟的武术技艺和健身、养生功效突出的套路,使其具有生存、发展的特定空间和时间维度,植根于民间的活态的传统行为方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核心就体现在它的传承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变异与创新。同时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还会随着社会特征、竞技生活、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发生变化,会影响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思想,因此,完善的传播方式对扩大非遗文化的影响力有着积极的作用。
(三)国内关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现状
1.国内关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
国内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涉及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保护研究、立法研究、制度研究、现状调查等,但都侧重于本区域的研究,地域性研究体现了一定的区域特点,但从总体是显示出各地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并在保护的基础上提出了与当地文化、政治、经济相结合的传承方式。
2.国内关于体育类或武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观点
国内学者多以本地区的非物资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根据对本土文化的历史追溯,相应的提出传承和发展建议。
牛爱军从全民健身和民俗学的角度出发,提出融于当地生活风俗中传承,并结合当代新农村建设,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发挥体育的健身功效,根据项目特点进行开发,提出商业开发与创意产业相结合的发展方式。
白晋湘从法律角度出发,指出健全法律保护机制,建立管理和保护体系,建立体育博物馆,开展文化普查工作,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关注。
社会活动和社团的开展体育非遗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姚应祥对湖州船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加强立法、加大宣传、依托学校,建立体育社团,开发旅游的传承建议。董亮在对四川少数民族体育的研究中指出要将仍具有较强生命力的体育文化遗产发展成为大众健身娱乐项目,延长其生命周期。
张巧凤对非遗文化的软文化实力进行研究,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高我省文化软实力》中指出调动传承主体的积极性是对非遗文化的可持续性延伸,提升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是文化竞争力的优势所在,应打造河北特色的非遗文化品牌。
李荣芝、虞重干从传播学角度出发,指出可以通过学校教育传承途径、竞技化途径、社会教育途径、生活化途径。《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中也针对民众缺乏民族传统知识认知现状,提出加强政府管理、加大媒体宣传、维持文化“原生”的生存环境和发挥院校优势及赛事促进等建议。王林在《传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困境与对策》中指出应营造适宜传承的文化生态,加强传承人的名人效应,加强传承梯队的建设。徐旭对岭南醒狮文化的研究中,指出要推动武术与醒狮相结合的影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安剑群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人龙舞”的文化传承研究》提出要进行广泛地区的横向传承,和不断创新的纵向传承相结合,加强群体性传承和学校传承、社会传承的方式相结合;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陈关于发展的研究,从政治、经济、立法、教育学、传播学、民俗、社团、社会活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非遗文化的传承奠定了一定基础。
3.关于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在传承管理机构的研究中,王志高的硕士论文《嵩山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制度保障研究》强调法治机制的建立,建立有制度的组织运行方式,提出以发展武术文化产业的方式传承和发展。
在传承主体的研究中,王玉霞《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及挖掘保护对策》提出加强对传承人的培养,将非遗保护工程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本人在《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中提出通过对健身团队的管理和扶持,推广和传承非遗文化的技艺推广。
在传承内容的研究中,李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的民族传统-以河南少林武术、陈氏太极拳为例》指出要加速多种方式的宣传,挖掘民俗文化的体育娱乐审美价值;王伟红《河南省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提出开发非遗文化的器物层产品,做大做强非遗文化品牌活动,建立省及地市“非遗展示中心”。
在传承方式的研究中,任丽萍《传承・创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学校体育研究》中提出将其纳入学校体育课程体系;倪同《基于JSP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的研究与开发》硕士论文中提出建立数据库,有效提高非遗文化的管理水平和效率,提供可视化信息,用网络模式提供资源共享,数字化宣传和保护非遗文化;赖学鸿《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利用思考》提出政府政策导向与舆论宣传是推动其传播和发展的保证,形成主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科研之路,利用商业开发实现体育文化传承和弘扬,建设体育加旅游的产业机制,构建教育为中心的传承机制;王静的硕士论文《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版资源开发研究》中提出通过培养专业的出版人才,开发高质量的传统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相结合的方式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播;郭鹏飞《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强调要加大普及力度,调动民众文化自觉性,在政府主导下,依托学校教育资源,提出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加强非遗文化的长远规划和管理。
综上所述,对于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管理有了专题的研究,但为数不多,对传承主体还仅限与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关注,对传承团队建设的研究基本没有,传承内容上提出了对体育健身价值的延伸和器物层面的开发,传承方式聚集了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晶,大多数认为多种形式及层次的广泛传播有利于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 “非遗”文化 微博环境 推广路径
一、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徐州市作为华夏九州之一,两汉文化发源地,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孕育与成长,源远流长。相比其他地区的“非遗”,徐州市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以下特点。
(一)种类繁多,覆盖面广。
徐州市非遗资源丰富,项目众多,属于保护范围的语言文字、口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美术、传统戏剧、民间曲艺、传统手工技艺、民俗活动等十余大类,共计101项,其中国家级9项,省级43项。从数量与种类讲,在江苏各地区中名列前茅。
(二)植根乡土,深入人心。
我市申报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无论在价值观还是呈现形态上都与大众有密切联系。它蕴含着深刻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理念,呈现出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特征。如在经济相对发达的邳州等地,“非遗”项目数量众多,并多以传统手工技艺的形式存在,而在某些偏远的山村,“非遗”多以民俗文化、民间音乐等为主。
(三)知名度高,特色鲜明。
经过长期的传承与发展,徐州已经形成了一批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的特色“非遗”项目,如徐州剪纸、徐州柳琴戏、徐州香包、沛县鼋汁狗肉制作技艺等。徐州市的非遗文化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徐州古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列入史书记载的大大小小的战役有几百次,这种地理环境形成本地独有的尚武、粗犷、豪迈又重情重义的徐州地方文化形象。这一切在徐州市的“非遗”资源上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徐州市的“非遗”文化与其他地区相比,多表现出本地特有的热情奔放、不拘小节,如邳州跑竹马,表现金人在受到宋军追击时,迷惑宋军,布阵逃跑的情形,属于战争文化融入百姓自娱自乐的舞蹈活动,它节奏欢快,明亮高亢,队形变换多样,动作夸张,这在江苏的其他地区是不多见的。
徐州市“非遗”资源在新时期的传承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主要表现为“非遗”资源的推广度不够,人们的认同度不高,对于本地的“非遗”文化不感兴趣。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主要原因有三个。
其一,保护过程中的错误观念,如功利主义倾向,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冲击,市场需求严重不足,政府缺乏保护热情,等等。我们调查发现,尽管我市在徐州市民俗博物馆集中设置了非物质文化展示专厅,但是,展示内容较单一,局限为剪纸、风筝、纸塑狮子头等几个品种;而几次以推广民俗文化为目的的“非遗”项目的集中展示,到最后往往演变为纯粹的商业贸易,如徐州香包变身为批量生产的流水线制品,剪纸技艺完全为各种简单而廉价的剪纸产品所取代,而徐州剪纸与其他地区剪纸技艺的区别之处被完全忽略。这种“非遗”资源推广过程中的功利主义倾向,非但无益于“非遗”文化的保护,反而会泯灭“非遗”文化本身的特点,导致其日趋衰落。
其二,表现形式已日趋落伍,文化内蕴挖掘严重不足。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丰县糖人贡为例。丰县糖人贡是以白糖为原料,用模具注塑的糖塑艺术品,是传统丧葬祭祀礼仪的重要载体。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过去延续下来的丧葬习俗也慢慢开始变化,程序越来越简单。再加上制作工序复杂,技术要求高,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较低,而且手艺往往不传外人,高门槛、低收入,造成糖人贡从业人员锐减,现在糖人贡艺人已为数不多,目前从艺者仅有10余人,糖人贡也几乎成了一种象征,面临濒危和湮灭。出现这种濒危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得不指出,丰县糖人贡能被列为国家级非遗名录,绝不仅因为其独特的制作技艺,而是由于它反映出四省交界地区在祭祀方面的独特风俗,而这种非常独特的祭祀风俗正是儒家孝道的民间表现形式,同时融合了佛教与道教的相关思想,其中的“抢贡”风俗体现了人们对生命传承的看重,我们甚至可
挖掘出其内蕴深厚的人文关怀的思想。遗憾的是,近年来虽然市政府对糖人贡进行了抢救性的保护,但是其相应的文化底蕴还发掘得不够,如果我们将眼光完全停驻在其制作技艺与民风民俗的表象上,则随着新时期丧葬礼仪的日益简化,丰县糖人贡也将彻底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其三,不能适应新时期的新网络载体的传播模式。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平台与活态性传承的非遗文化似乎是毫不相关的两种事物,非遗的延续手段被称为“动态传承”。它首先需要传承者从主观上学习相应的技艺,通过主体的演化,成为自身技能的一部分,然后才谈得上传承和延续。但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在不断变迁,作为历史和社会的人,其身上所承载的文化因素也在不停变化。当一个社会的大背景发生变化的时候,“非遗”是无法置身事外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非遗”是一种受制于人的主观倾向的文化模式,这种独特的传承方式跟网络的确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彻底转变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模式,那么它在网络化全球化为生的今天只会日益没落。
二、挑战与机遇:微博为“非遗”的推广提供新思路
微博时代的来临,深刻影响社会生活,非遗文化身处其中,也难免受其影响,我们认为,尽管微博与非遗文化之间存在某种隔阂,但它仍然为非遗文化的推广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负面影响:“微”文化对非遗文化的解构。
微博所传播的大众文化形式对于包含传统文化在内的社会主流文化存在解构现象。传统的媒介文化,由于传播者和受传者彼此的局限性,很难实现公众之间信息探讨的互动性。微博则为大众的参与提供了平等性和开放性,社会公众在共建主题过程中实现言语的狂欢。全部的发言者从“文化批判的大众”转化成了“文化消费的大众”,广大公众以参与的姿态对个人利益进行大胆表达,实现言语的狂欢。正是由于微博在根本上扭转了我国长期存在的话语体系的单向化、正统化倾向,所以微博在诞生之后短短几年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覆盖。但是与此同时,微博所传播的大众文化也在不经意中流露出媚俗主义的倾向,一些恶俗的网络语言充斥其间,这种话语体系的庸俗化潮流对于社会主流的话语体系存在严重的解构主义可能。而非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文化正是社会主流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微博在不经意间对于“非遗”文化构成了某种不利的因素。 另外,微博乐于传播新鲜社会现象,这就与反映传统民风民俗内容的“非遗”文化存在隔阂。“非遗”资源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不能以物质形式固化,只能依靠口传心授,因此“非遗”的传统制作技艺都是靠师徒之间的教授完成传承的,而微博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它所承载的样式通常表现为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可固化的信息,要让非遗文化依托微博得以推广,在技术上存在较大困难。
(二)正面效应:利用微博载体推广非遗文化。
微博传播形成微博事件的放大效应,具有以小博大的能量,为“非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机遇。微博的影响力惊人,而徐州市作为一个公认的慢热型城市,群众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敏感性不够,在这种境遇中,微博的小中见大即迅速放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度的功能,使得它在最短的时间内对社会新闻进行广泛传播,甚至可以影响大众心理,引导社会舆论。在徐州市非遗文化的推广与普及情况调查中,我们发现,各年龄层次的群众使用微博的情况都非常常见,在“您多久登陆微博一次”的问题中,有92%的人回答:每天登陆。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每天24小时登陆其微博账号。微博的广泛使用及其形成热点聚集效应的特点,为我们利用微博来宣传和推广“非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注意到:在“若微博等一些媒体方面对‘非遗’进行宣传,你是否会去关注”的问题中,有接近79%的人给予了肯定回答。联系到每年的“非遗”保护日,政府进行的宣传工作不可谓不多,然而,由于他们选择的载体多为报纸、期刊等传统媒介,而这种传统平媒阅读的受众是远远无法与微博相比的,政府忽略的恰恰是微博这一载体,以至于市民缺乏关注度。如果我们在政府的官方政务微博或是“非遗”宣传专项微博推介各种非遗资源,那么其受众必然是呈几何状上升的。
三、微博环境中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的实践路径
(一)借鉴微博影响社会生活的方式,适应“微”时代,创新“非遗”文化本身的话语体系。
微博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其“微”,新浪微博只允许不超过140字的内容,迫使微博的传播者只能将全部思想凝练在100多字中,这就直接形成了微博内容的微型化与简明性特点,它不适合过于深刻的思想表达,而这种语录体式、碎片化的即时表达形式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同时,微博表达形式的简单明了符合百姓的“草根文化”的价值认同,微博的草根性必然带来大众性文化传播,而这些文化的表达方式更贴近人性表达与人文关怀。因此,老百姓热爱微博,热爱的正是微博所适合传播的那部分大众性流行文化。
非遗文化所凝聚的是历史上劳动人民的智慧,这种文化本身的内容与外在表现形式是相对确定的,不适宜过多调整,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微博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简洁化与草根性的话语表达方式,创新非遗文化本身的话语表达体系,以符合社会要求,适应时代变化。在话语表述上,要更加简洁明了,摒弃那些琐碎的、长篇大论式的话语模式,而关注最能体现其精髓的那部分内容;在内容上,要展现出其大众化、草根性的一面。“非遗”是来自民间的智慧,很难进入“庙堂之高”,它本身是完全贴近生活、贴近草根的,但是在长期的流转过程中,为了对“非遗”资源进行保护与推广,总是需要先进行整理与归纳,在这一过程中,关注的重点在于其学术性的一面,在话语体系的创建上,也偏学术性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认为,要在微博上推广“非遗”资源,应完成学术语言到生活语言的转换,因为生活语言更符合大众认知水平,更多地遴选那些能体现“智”、“意”、“情感”类的话语。
(二)挖掘徐州市“非遗”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剖析其内蕴的合理精神,并适当地赋予其新的涵义。
“非遗”文化能传承至今,除因为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蕴之外,还在于它凝结了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智慧,这种智慧在很多情形中表现为一种朴素但合理的价值观与伦理观,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某些表现形式已逐渐落伍,其适用范围慢慢缩小,然而其内蕴的合理的价值观念与浓厚的人文关怀却使得它能够历久弥新。诸如民间口头文学、曲艺、音乐等传统表演艺术及大量的民间礼俗、庙会、节日活动等仪式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朴素的人生道理,无论时展到何种地步,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永远不会消失,而这也就是非遗文化能够一直传承的最根本原因。在全球化、网络化的今天,也许包括非遗在内的某些传统文化样式已经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但是如果我们能揭示其最本源的涵义,则很可能会被其蕴含的朴素而科学的价值观念感动,因此,要赋予非遗文化新时期的特征,就必须保持其本源内容的确定性,同时要挖掘出其最能反映劳动人民美好、善良、智慧的一面,这就是韩国的泡菜制作技艺及中国的珠算技艺可以成功申遗的秘诀所在。
“非遗”文化在产生和发展之初,往往与人们的民间信仰、祭祀占卜、祈福避灾相关,而在之后的流转过程中又往往会发展出一套相对固定的模式,并且不同的地区和民族,操作仪式的流程也有较大区别,发展到现代社会,可能其原初的意义已经少有人知晓,而人们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于仪式本身。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家级“非遗”——端午节,多年来人们对于端午的记忆仅限于吃粽子、赛龙舟和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事实上端午最初是以祛病消灾、祝福祝寿、企盼吉祥的美好节日形象出现的,吃粽子主要是时令需要,而赛龙舟的竞技意义已经超越端午本身的纪念意义,至于纪念屈原大夫只是湖南部分地区的局部风俗,从整体上讲,端午的祈福祝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初意义已经荡然无存,端午整体的文化形象遭到损害。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探寻隐藏于种种繁琐仪式后的非遗原初的意义,并以此为契机,赋予传统的文化内蕴新的涵义,进行全新的诠释,文化的表现形式可能会过时,而其内蕴的合理精神却可以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价值。因此,我们对端午节的节庆意义重新进行诠释,就应强调其祈求健康长寿、防病祛病、顺应时令的一面,并且可以结合近年来世界各国防治非典、禽流感等大规模的防疫活动,赋予其崭新的时代涵义。
徐州市的非遗文化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文化内蕴的开发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微博固然不可能对非遗文化进行全景式展现,但是如果发掘出其合理的人文价值,则可以利用自己的特点展现精髓,让其焕发生机。 (三)结合时代特征,赋予其适合新时期的表现形式。
工业化时代
人们对于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品反而产生了厌恶情绪,出现返璞归真的心理倾向,这为我们推广非遗文化提供了契机。我们注意到,窑湾古镇的绿豆烧、甜油制作工坊总能吸引大量游客,人们对于纯手工制作的绿豆烧酒与甜油有特殊的好感,设想如若我们抛弃绿豆烧的核心竞争力“纯手工制作、传统技艺打造”,那么游客对其新鲜感将荡然无存。因此,针对传统的手工技艺、民风民俗、节庆活动等传统文化,我们绝不能擅自更改,而应保留其流传下来的最原生态的那一部分。
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因为微博受众的年龄层次偏低,年轻人容易对新鲜事物感兴趣,而类似徐州柳琴戏、徐州梆子、徐州琴书等这些多以方言表述的民间艺术及多展现喜字、窗花、古典传说的徐州剪纸,如果通过微博传播的仅仅是这些内容,就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解决的办法在于让传统技艺制作出新产品,让民间声乐艺术展现新生活。近年来,全国各地非遗传承人对于非遗表现形式的创新进行了各种尝试,也取得理想的效果,如三名大学生以珠江三角洲沙门地区的国家级非遗沙门民歌搭配街舞,让民俗专家都拍手叫绝;荆楚文化的代表之一,楚式漆器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精美的纹饰闻名于世,楚式漆器的传人们把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创新制作了灯具、名片夹、笔筒等文化用品,受到了市场欢迎,在传承、推广非遗的同时还增加了收入。徐州市的非遗资源在创新形式方面还有多种可努力的方向,以徐州剪纸为例,表现内容不能仅限于喜鹊登枝、双喜字等题材,可以从水乡风情到壁画、从静物到人物,将画所题材大大拓宽。又如徐州香包,它之所以能从全国种类繁多的香包制作技艺中脱颖而出,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本身就是创新的结果:将刺绣文化、养生中药、中国十字结文化融为一体,具有相当的独创性,目前在表达形式上既可以从香包的刺绣题材入手,展现现代生活,又可以从香包的实际用途出发,将香包用于钥匙链、汽车挂件、钱包、项链、摆件等物品上。一方面把传统技艺完整地保护下来,延续民族的血脉,另一方面紧跟时代步伐进行创新,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形式、载体的创新,使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更适合微博受众的心理需求。
(四)整合多种传播载体资源,构建以微博为平台的新兴媒介与传统媒介相结合的立体化的徐州市“非遗”文化推广新模式。
关键词:插画设计;文创产品;课程改革
一、中国文创产业的发展
文创产业是一种以创造力为核心,通过对创意、技能、个人才能与知识产权的开发,从而产生经济效益的新兴产业。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转型进入新常态,人民对物质生活品质与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不断增强,国家提出了文化强国战略,并在十报告中提出要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在一系列鼓励性政策的扶持和推动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使得众多优秀文创产品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其种类涵盖了旅游纪念品、生活用品、影视动画作品、书籍刊物、软件与游戏等多个方面,深受大众的喜爱。插画以其优美的构图,绚丽的色彩一直以来在视觉传达艺术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文创产业快速发展的当下,插画作为沟通产品与消费者的最直接有效途径之一,被广泛的应用于各类型的文创产品设计之中。
二、插画设计在文创产品的价值体现
1.生动展示产品信息
插画作为一种极富感染力的图像表现艺术形式,可以更有效的传达产品的信息与属性。相较于单一的文字描述,插画设计可以通过色彩、图案、布局等多种类的视觉元素,更生动直观的对产品进行展示,更准确的对消费者加以引导。如故宫文创产品《天然多福》系列红包,该系列红包主题分别取意自“事事如意”“多福多寿”以及“福禄连绵”等传统吉祥寓意词语。红包巧妙的从古代画作与宫廷用具中提取柿子、灵芝、寿桃、石榴、莲藕与葫芦等与主题寓意相关元素,通过大胆时尚的撞色运用与活泼可爱的手绘图形对主题进行了生动的诠释,将抽象的文字语言转换为直观的视觉图形,营造出喜庆热烈的气氛,强烈的刺激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取得了不俗的销量。
2.增强产品的情感性
文创产品要打动消费者不光需要美观的外型与实用的功能,还要能以情动人,用产品背后故事及文化内涵形成与消费者内心的共鸣,达成情感上的共识从而提升对产品的认可度。插画设计便是连接消费者内心情感与产品的桥梁。由国内插画师设计的这本《妙手回春之手撕老黄历》,便是运用充满乡土气息的插画,通过中国农村常见的花布、代表百姓生计的铜钱等元素勾起消费者对过去农村质朴生活的回忆,打动了无数消费者。消费者通过日历上感受到的是对一去不复返的美好时光的珍惜,从而在情感形成了对农历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认可,完美契合了产品以时间去纪念时间的主题。
3.促进非遗文化传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乃至国家传统文化的精髓。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样式面临着文化传统遭受冲击、加速消失的现实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创产品设计需要在保持非遗文化历史传统的同时,越来越多地融入现代生活的内容,从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非遗文化以插画的形式应用于文创产品之中可以让大众以更为直观、更为亲切的方式对非遗文化重新审视。也为非物质的文化以实体的形式进行保存提供了可能,这不仅能让相关的人群体验到共同秉承的传统,同时也能够让人们持续地感受到文化多样性仍在丰富。例如,黄河鼓乐是一种流传于山西临汾的独特民族文化艺术,四千年来常被用于庆典,祭祀,战事等各种场合,表演时场面壮观,气势非凡。如今除了现场观摩领略外,游客也可以通过一系列以插画为表现形式的文创产品感受其独特魅力。
三、插画设计课程改革
高校作为孕育高素质创意人才的摇篮,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创产业发展的方向。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将文创产品设计融入到插画设计课程教学之中,这样不仅可以促进高校产教结合发展,还可以增进学生对中国文化内涵的理解,并提前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为就业打好基础。
1.项目式教学
文创产品作为一种特定的商品形式,其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商业。与传统插画教学不同,教师不能仅偏向于技能与理论知识的传授,还需要着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与商业思维,避免造成文化创意知识在社会和高校之间的脱节。在插画设计的教学实践中应加强校企合作,将社会中的文创设计需求以项目案列的方式引入到课程之中。由教师带领组建项目团队,根据团队中每一位学生的特点指定相应的设计任务,增强学生的积极性与团队合作意识。通过让学生参与企业对接、实地调研、项目分析、绘画制作等环节,让学生真正融入到社会性的商业活动之中。
2.跨学科合作教学
文创产品的形式丰富多彩,品类繁多,因此插画设计的应用也并不局限于传统平面印刷制品。居家用品,茶具瓷器,服装饰品等都是市场上常见的文创插画载体。近年来随着文创IP热潮来袭,多媒体及影视动画作品中也能见到各类插画作品的身影。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插画设计的教学不能局限于本专业之内,应当充分考虑行业特点打破专业界限,与产品设计、服装设计、数字媒体设计、动画等专业相结合。以实际商业项目为依托组成跨专业教学团队,通过联合项目小组形式,合作探索社会需求与各专业学科的交汇点,形成跨学科合作教学,共同搭建教学平台。
3.培养创新能力
高校在教授学生传统手绘插画技巧之余,应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与独特的创作技巧,以增进插画设计的创作空间。考虑到文创产品市场的社会需求,教师应鼓励学生使用多种材料进行创新设计。除了丙烯、水粉、水彩等传统绘画颜料的综合运用,还可以将盐、沙、布料、植物等材料通过手工制作的方式与绘画相结合。并将社会上相关行业的非遗继承人请入课堂,指导传授学生专业知识技能,如雕版印刷、金箔画、剪纸、刺绣等。将传统非遗文化的制作工艺融入到插画设计之中,以现代的商业眼光对传统艺术进行创作,制造出独特的视觉艺术效果。
4.应用互联网技术
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今天,插画课程从内容到教学方法都必须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步伐。随着网站、手机app的新兴插画载体的不断涌现,以传统手绘线稿结合电脑软件上色,或完全以数字手绘板进行创作的插画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因此在教学内容上需要对数字插画内容进行补充,增强学生的软件及手绘板的应用能力。从教学方法来看,传统的插画课程教学缺乏资源共享及交流的途径。如今由于手机的普及及信息技术的发展,教师可以利用qq、微信等app作为平台搭建微学习空间。将绘画技法、优秀作品以及资源素材等与学生进行共享,也可以将学生的作品数字化进行展示,为插画的商业性推广需找空间。
5.完善评价机制
结合项目式教学法,对现有的课程评分机制进行补充完善。首先由学生团队互评的方式,让学生以消费者的角度的对完成作品进行分析,加强对作品的切身体验感受。再由教师对项目进行点评,分析指出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方向,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做好准备。教师可以根据项目的实践性商业成果以及设计过程中学生的表现进行考核评价,并将来自企业的实践评价与社会竞赛获奖状况纳入考核标准作为补充,让学生作品接受到来自商业市场与社会大众的综合评价。最终通过不断调整分析,形成一套更为全面合理的评价标准与考核体系。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模式;四川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5-0036-02
前言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们习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是人类长期物质文化生活的集体智慧结晶,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然而,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慢慢消失。鉴于这种情况,当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然成为第一要务,那么如何才能较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或许是一条有效途径。因此,非常有必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模式进行探讨。
一、相关研究进展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于以下六个方面: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理论的研究。二是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借鉴。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关系的宏观研究。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研究,认为民俗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省市发展相结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遗存厚重的省市。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化的个案分析研究。马木兰、汪宇明[1]介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化的三种主要模式,并从开发特点、开发形式、开发形态、载体化程度等方面进行了优劣势比较。陈炜、高艳玲[2]以壮剧为例,进行了西南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行性旅游开发研究。吕妍沁[3]以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公园为例,探索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公园开发模式。吕屏[4]从旧州绣球产业发展的角度,论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本的关联。辛儒、张淑芬[5]以河北曲阳石雕为例,论述了产业化与产业化升级是开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思路。苑利、顾军[6]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行产业化开发和商业化经营关键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自身。闫新新[7]以蒙古族为例,指出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产业化道路能确保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产业化或许是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途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产业化研究则大有可为。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模式探讨将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目前学术文献关于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模式讨论尚且不足,因此值得人们思考。
二、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
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为丰富,绵竹木版年画、大禹传说、川江号子、藏族唐卡、薅草锣鼓、都江堰放水节、火龙灯舞、川剧、竹编、格萨尔、四川皮影戏、木偶戏、蜀绣、泥塑、火把节、羌年等均已列入国家级遗产名录;四川省行政区划内几乎所有具有重要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均已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除此之外,四川各地也在积极建设具有四川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园区,如四川自贡中国彩灯文化发展园区、成都武侯祠锦里旅游文化经营管理公司、四川建川实业集团、四川广元市女皇文化园、成都市三圣花乡景,成都市兴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九寨沟演艺产业群、三星堆文化产业园等等。基于这一背景,我们对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有几点思考。
(一)企业化
企业化指以盈利为主要导向,将企业内部划分为成本中心、利润中心或投资中心,对可控费用进行预算与考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经济手段为杠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逐渐成为一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市场化、规模化和深度开发化的渐次高度化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产品,通过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工企业,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加工增值、规模化发展,以满足市场文化需求,通过市场需求这一自然动力达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标。在选择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应该选择适合产品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选择凸显四川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形成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差异化竞争力。
(二)标准化
标准化指在经济、技术、科学和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制定、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企业标准化即以获得企业的最佳生产经营秩序和经济效益为目标,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范围内的重复性事物和概念,以制定和实施企业标准,贯彻实施相关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等为主要内容的过程。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化主要指凭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特色,按照一定标准进行生产,对于其文化产品的规格、质量进行统一,采用质量控制的加工环节,以满足消费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费需求。
(三)品牌化
品牌化是赋予产品和服务一种品牌所具有的能力,品牌化的本质是创造差别使自身与众不同。企业通过给自己的产品规定商业名称,形成品牌识别点完成品牌化过程。品牌点一般由文字、标记、符号、图案和颜色等要素或要素组合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化也是通过非遗文化产品,赋予这一文化产品与众不同的竞争优势,利用文化特色拥有自身的品牌识别点,统一注册品牌商标,开展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营销,实现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化。
(四)层次化
层次化是从资料收集、生产、加工、包装等一系列过程进行分级管理,在全部按照产品标准进行生产的同时,通过分级收购、包装、定价和销售,针对不同消费者和国内外市场实现优质优价。四川非遗文化产品可以利用产品生产的简单性与复杂性,将文化产品分为简单制作型和技艺烦琐型等级进行分级生产、包装、定价和销售,为消费者市场提供灵活可选的文化产品。
(五)科技化
科技化是通过利用先进科学设备和技术,创造出新功能、新视角的产品过程。四川非遗文化产品的科技化主要通过最新科学设备和科学技术,超越先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引进新思维,生产更加具有科学含量,更加能够展现非遗文化精髓的文化产品,无论从非遗文化的体现形式还是再现质量,都能够更好地契合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同时也使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形式呈现多样化特点,有利于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
结语
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离不开产业化发展,企业化、标准化、品牌化、层次化和科技化是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模式的重要指标。科学合理地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模式,一定能够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 马木兰,汪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化的转型模式[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
[2] 陈炜,高艳玲.西南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研究――以壮剧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3] 吕妍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视野中的产业化开发方式探索――以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公园创设为例[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
[4] 吕屏,彭家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本的转换――以旧州绣球的产业化发展为例[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3).
[5] 辛儒,张淑芬.产业化与产业升级是开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思路――以河北曲阳石雕与旅游开发为例[J].生产力研究,2010,(5).
[6] 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开发与商业化经营[J].河南社会科学,2009,(4).
[7] 闫新新.论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产业化发展道路[J].前沿,2011,(1).
【关键词】冀东音乐;文化传承;基地建设
冀东地区历史文化悠久,音乐戏曲文化底蕴深厚,民间艺术形式也非常的丰富多彩。冀东音乐戏曲文化是河北省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冀东地区深厚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结晶,是我国音乐戏曲文化的精髓。然而,随着现代文明社会的不断发展,异域文化和多元文化的冲击日益加深,传统的音乐戏曲形式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受众也越来越少,使得这种传统音乐戏曲艺术的传承延续面临严重的危机。冀东音乐戏曲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性发展是延续冀东民俗文化、丰富冀东民间艺术形式的必然要求。加强冀东音乐戏曲非遗传承基地的建设是增强冀东音乐戏曲文化活力与传承发展动力的重要途径。
一、冀东音乐戏曲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冀东音乐戏曲形式多样,由来已久。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冀东音乐戏曲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与冀东地区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息息相关,饱含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情感。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语言风格,彰显出了冀东地区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特有的风土人情。经过了千百年口口相传的延续发展,冀东音乐戏曲的内容、曲调、风格以及题材等日益丰富,其分布和流传的范围也日益广泛。冀东音乐戏曲艺术的起源目前已无法准确地进行考证,综合分析冀东地区的社会发展历史,可知早在约四万年前的原始社会,冀东平原上就已经有了人类居住并进行生产劳作的痕迹。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收录冀东地区的一些民歌作品。音乐戏曲作品的出现和发展则主要是伴随着音乐戏曲艺术的完善,逐渐演变成为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时至今日,冀东音乐戏曲艺术已经包括冀东民歌、唐剧、评剧、皮影和乐亭大鼓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中,评剧、皮影、乐亭大鼓更被誉为“冀东三支花”,是冀东音乐戏曲的典型代表。吹歌是流行于冀东地区的传统吹打乐,历史较为悠久,其演奏曲目多来源于传统民歌和戏曲。冀东吹歌主要盛行于唐山和抚宁地区,具有甜美的音色,演奏时两只唢呐交替配合,再辅以鼓、钹等打击乐器,音乐格调清新刚健,音色高亢明亮,在民间具有极高的声誉和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此外,冀东大秧歌也是冀东地区广为流传的一种极具群众性的民间艺术。冀东地区的大秧歌主要分布于昌黎、卢龙、抚宁、乐亭和滦县等地区,是冀东地区极具代表性的民间舞种。其中以昌黎地区的秧歌最为有名,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表现形式灵活,内容丰富,凸显了鲜明的人物性格和情感。冀东地区自古就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境内各种音乐戏曲文化资源较为丰富且表现形式多样,凸显了较强的地域性和整体分布不均的本土特色。冀东地区丰富的民间艺术形式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和健全的文化体系,彰显了冀东地域文化的鲜明特征。从音乐风格上来说,冀东音乐戏曲融合了多种音乐戏曲的艺术精髓和内核,将音乐戏曲艺术与冀东地域文化特色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冀东音乐戏曲风格,可见其是集乡土性、集体性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随着学术研究的逐步深入和音乐戏曲文化理论的不断完善,目前有关冀东音乐戏曲艺术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对音乐戏曲艺术的发展历史、艺术特点以及传承保护措施等各方面的研究。在当下新媒体时代,音乐戏曲非遗传承与发展、音乐戏曲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较多,涉及非遗、产业化、文化生态等时代概念的时新性研究逐渐涌现。
二、冀东音乐戏曲文化传承中的问题
随着全球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多元异质文化的大量涌入和相互碰撞,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冀东音乐戏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面临严峻的形势。满载传统民族记忆和极具地方特色的古老音乐戏曲文化,在与先进的时代文化相互交融和碰撞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市场低迷、观众群体断层以及艺术人才匮乏等传承瓶颈和发展危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方式、生活节奏的改变以及农村地区娱乐方式的多样化,传统的民间音乐戏曲艺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些颇具造诣的民间艺人相继离世,而年轻一代的艺人又尚未成熟,难以独树一帜,使得很多传统的民间音乐戏曲作品出现了断代危机。冀东地区传统音乐戏曲的传承陷入困境。第一,文化的多元化冲击和城镇化的推进,加速了传统民间文化的萎缩。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地区的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很多年轻人开始涌入城镇,使得地方音乐戏曲在农村地区的推广缺乏后备力量,仅靠留守的老人、儿童、妇女等很明显难以挑起传承和演出民间艺术的重担,最终导致很多民间传统音乐戏曲艺术团体因人才供给不足而解散。随着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和异质文化的冲击,年轻人在接受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思想以后,逐渐形成了新的娱乐文化观,对传统的民间音乐戏曲文化和乡土艺术逐渐失去了热情和兴趣,传统音乐戏曲艺术的观众群体出现了断代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冀东音乐戏曲在民间的传播和推广。相比之下,电影院、KTV、游戏厅等娱乐场所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更大。第二,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本土文化自信心不足,导致传统音乐戏曲文化的受众群体不断流失。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已经无法逆转,随之而来的是文化全球化,外来文化的冲击融合,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传统艺术在国内获得了较高的认可,甚至被奉为标准。这对很多国内人的艺术观念和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很多年轻人逐渐认为只有西方的艺术形式才是“进步”的、“流行”的、“时尚”的。另一方面,国内在一些传统艺术形式的宣传推广工作上存在缺失,未能形成对当前年轻一代文化观、艺术观的正确引导,导致他们将西方文化视为圭臬,并以西方文化的审美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一味地贬低本土文化。这最终使得冀东地区传统民间音乐戏曲艺术的市场越来越小,观众也越来越少。第三,从体制层面来看,我国传统艺术的体制也是制约冀东音乐戏曲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音乐戏曲是融合语言、动作等多种艺术表演形式的综合性艺术。这种综合性的特点能够满足不同受众群体对于艺术不同方面的审美需求。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观众能体验到音乐戏曲艺术所蕴含的民情风俗和地域特色。冀东音乐戏曲丰富的艺术元素以及多样化的表演风格使得这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得以代代相传。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有一些体制特征的束缚,比如传统戏曲艺术独特的程式思维和行当表演,正是制约戏曲艺术持久传承的因素所在。在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年轻人很难接受传统的戏曲程式,无法把握传统戏曲的审美理念。民间草台班子式的演出往往缺乏稳定性,而专业剧团又面临生存困难的窘境,都导致地方戏曲艺术的发展受到制约。
三、冀东音乐戏曲非遗传承基地建设的现实路径
冀东音乐戏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其中,音乐戏曲传承基地的建设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也是增强冀东音乐戏曲文化活力与传承发展动力的重要途径。综合当前冀东音乐戏曲文化的发展现状以及在传承发展中的问题来看,音乐戏曲这类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消亡的速度远大于保护工作开展的速度。因此,冀东音乐戏曲非遗的传承和保护工作已经迫在眉睫。冀东音乐戏曲非遗传承基地的建设应遵循“顶层设计、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分步实施、合力共举”的工作原则,从完善政策与制度引导、强化人才供给、加强部门间协同联动与深化音乐戏曲非遗研究等多个方面全面推进。一是进一步完善非遗文化的政策引导和制度建设工作。冀东音乐戏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发展,需要建立在有效的组织和政策保障的前提下,有效的组织和政策保障能够为冀东音乐戏曲非遗传承基地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音乐戏曲非遗的传承,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推广,需要进一步加强政策的引导和宣传,通过音乐戏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建设,为音乐戏曲的全面推广和保护性创新发展提供有力的平台。二是不断强化音乐戏曲专业人才的培养和挖掘,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人才供给。音乐戏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创新发展,工作环节多,业务性较强,对于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业务能力要求都比较高。针对冀东地区音乐戏曲艺术专业人才匮乏、传承断代的现实问题,应集中组织对各村、镇、乡各级文化站站长、业务骨干的业务培训工作,不断提升各层级非遗保护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三是不断加强冀东地区各部门之间的联动协同,形成合力,打造有效的非遗保护工作链条。为了能够有效地保护和传承冀东音乐戏曲非物质文化遗产,各层级主管政府机构必须密切配合,各司其职,相互衔接,为冀东音乐戏曲艺术的保护和传承奠定牢固的基础,保证音乐戏曲保护工作的连续性以及人员的稳定性和业务熟练性,提升冀东音乐戏曲艺术的传承和保护效果。四是持续深化冀东音乐戏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不断提升音乐戏曲非遗品位,积极探究冀东地区音乐戏曲非遗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历史研究价值。通过科学论证,充分利用文字创作、录音、摄影等现代媒体形式和技术手段,逐步建立和完善音乐戏曲非遗文化的资料库、数据库,打造全方位的音乐戏曲非遗文化网络服务平台,有效推进冀东音乐戏曲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非遗;传播;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2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在文化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对其宣传报道正是对民族文化传播的有力补充和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人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是一种动态的、活态的传播,主要以人为载体,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代际传承。现代的社会变革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使其难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传承人老龄化、后继乏人、经济压力大、文化心理自卑等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巨大传承危机。我国非物质文化的抢救,到了十分紧迫的关头,原因有三:
第一,受现代科技的冲击,一些富有特色的民俗礼仪不断简化蜕变,以至萎缩或消失,民间民俗文化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第二,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经费得不到有力保障,更没有形成科学的抢救保护体系,导致保护和抢救工作处于一种无序状态;
第三,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文化产业运作机制,长期以来民间民俗老艺人收入低,生活难以维持,有的转行,以至民间民俗艺人出现断层、断代的严峻局势。在此背景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应运而生。要使非物质文化得到更好抢救和保护,必须以非遗文化为依托,把民间民俗文化资源转化成发展文化产业的文化竞争力,才能使民间民俗文化保护与发展形成“源头活水”的良性循环。任何文化资源,必须通过整合、加工、提炼,使其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所需要的文化产品。所以,民间民俗文化抢救保护下来后,想要继续发挥作用,必须经历现代文化产业的转换,即便有阵痛也决不能有丝毫犹豫。只有通过产业化形式再创造,才能使抢救和保护的民间民俗文化生存下来,并不断地发展和壮大。
一、大众传媒策略
2006年国家设立了“文化遗产日”,此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被更多的民众了解,关注度日益提高,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对于非遗认知和宣传的热潮。著名学者拉斯韦尔提出了传播的“文化享受,丰富精神世界,社会遗产传承”的三功能说,他认为“传播是保证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重要机制”。 大众媒介传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了留存时间,并扩展了其分布空间。文化与传播两者是互动一体的,所有的传播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特定文化的传播。文化不进行交流与传播,便失去了生机和活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需要代代传承的民族文化,其传承本身就具有传播的特性。而文化的传播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并在这个过程中达成一种普遍的认同,因而特别需要大众媒介的广泛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体现着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是一笔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人们交际范围无限扩大和交流方式多样化,非遗也需要有更具宣传力和影响力的传播渠道,而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就是对其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信息量的不断上升和增加,一个属于非遗自身的“媒介语境”已经形成并逐渐完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植入媒介语境之中,并借助现代传媒的各种优势,能使其获得更好的传承和延续。大众传媒作为一种现代文化设施和传播载体,在传承文化等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作为一种综合性文化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中的传承与变迁深受大众传媒的影响.
二、网络平台数字化传播策略
信息时代的到来,以数字化的方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对话优势,从传播学的现实意义出发,可以使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从理论上的可能变为现实中的实践。我们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整体的人类文化行为来研究,深入探索网络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模式,充分利用多媒体和数字化手段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传播的手段和方法,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网络传播平台,有效地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传播规律和大众传播规律。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牵手非物质文化遗产,试图探讨虚拟旅游产品开发的可行性。
三、非遗旅游开发策略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既要通过旅游开发,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和游客体验的层次性,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价值,更要通过旅游开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价值的传播拓宽途径,要实现这一目标,对旅游和文化两方面因素都必须认真审查,之后才能确定如何对其进行开发和管理。对“非遗”进行适当的旅游开发,一是增加民众对“非遗”认知的机会。由于“非遗”自身特性,所知者、所深知者很少。如果只在大众媒体上呼吁对它的保护,而大众却又对其“不甚了解”,那么这种宣传效果会大打折扣。二是有益于“非遗”传承。如向云驹所说,当文化遗产的价值经过专门学科和专门家的研究,得到充分揭示的时候;当文化遗产在大自然的霜刀雪剑、日晒雨淋、风吹雾蚀下面目全非的时候;当文化遗产在人类新生活、社会新发展中不相适应、淡出历史舞台之际,保护保存这些文化遗产的课题就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旅游,就有益于保护和传承。各地以民间文化特色形式开发开放旅游市场也一地热过一地。如民间工艺、民间艺术品就极具市场潜力。三是丰富文化旅游资源。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相结合,发挥旅游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旅游资源的种类很多,而高品位的文化旅游资源尤其值得高度关注。“非遗”的众多项目,无疑丰富了各地文化类的旅游资源。四是对于以保护为前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进行旅游开发既需要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文化内涵、存在形态,也需要考虑遗产地的物质与非物质资源组合状况、遗产地的地理区位、可进入性、遗产的市场吸引力等开发条件,更需要在保护的前提下分析遗产-资源-产品的适宜性转化,分析旅游开发对遗产造成负面影响的程度和遗产的承载力,慎对“产业化”。 近年来,随着文化旅游的发展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商品化和市场化。
参考文献:
[1]杨艳丽;旅游业与非遗文化产业融合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11年第33期
[2]拉斯韦尔;《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1948
现如今,基于网络通信技术与旅游业的结合,全球掀起了建设“智慧城市”的热潮,智慧旅游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受到旅游企业和旅游者的欢迎,很多旅游目的地已开始智慧旅游的规划与建设,旅游业的发展进入智慧旅游时代。智慧旅游是一种全新的旅游形态,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它以互联网为载体,高度整合和激活旅游资源和信息资源,是一种全新的旅游模式。
2011年,南京“智慧旅游”建设仪式的正式启动,标志着南京智慧旅游应用的开始。南京民俗博物馆是南京老城文化的见证和缩影,是南京民俗文化和非遗文化的重要展示地,在智慧旅游建设的背景下,南京民俗博物馆应如何展示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发挥城市博物馆的社会教育作用,如何充分利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从营销角度出发,提出智慧旅游背景下南京民俗博物馆营销的一些具体策略,旨在为博物馆的智慧旅游发展提供参考。
一、南京民俗博物馆概况
南京民俗博物馆,又称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是研究、展示和保护南京民俗文化及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性博物馆,其馆址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甘熙宅第。甘熙宅第是清代著名文人、方志学家甘熙的故居,始建于清嘉庆年间,俗称“九十九间半”,是中国最大的私人民宅,与明孝陵、明城墙并称为南京明清三大景观,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旅游价值,是南京现有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私人民宅。南京民俗博物馆在展陈上主要有《一脉文心、千古流传――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展示》《金陵工巧――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展演》《南邦巨族、江南甲姓――金陵甘氏家庭历史陈列》《榴开百子、百年好合――南京育儿、婚嫁习俗展示》《梨园雅韵》《金陵十八坊》等六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
在南京民俗博物馆游客可以领略传统民居建筑的优雅精致;阅读一个千年家族的兴衰历史;感受南京民俗文化的深厚底蕴;了解南京一百多项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基本情况;还能近距离观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精彩表演,在动静结合中感受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南京民俗博物馆营销现状及智慧旅游营销的要求
南京民俗博物馆的旅游资源价值高,发展前景被大众看好,但目前在营销策略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知名度不高、客源不足,旅游产品缺乏吸引力,门票价格缺乏弹性等问题。知名度不高和产品缺乏吸引力导致很多游客将其作为旅游的副线而非主要线路,这也是造成其客源不足的主要原因。此外,博物馆在节假日和平时客流量差异较大,游客大多集中在节假日,这也对博物馆的发展形成了阻碍。
随着智慧旅游应用的不断深入,也对南京民俗博物馆提出了新的要求。南京民俗博物馆的智慧旅游营销建设主要分为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宏观方面,一是要建设统一的旅游目的地营销或服务系统,这个涉及到应用系统、基础数据及集成标准问题;二是在全国推行统一应用系统的建设,这些应用系统涉及行业管理与公共服务两大类;三是标准规范制定及推动工作;四是与标准规范制定及推动相关的智慧旅游试点工作。微观层面主要是指博物馆在智慧旅游发展的宏观环境下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本企业营销的行为。不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的智慧旅游营销,都应以信息化、智能化为目标,以顺应游客消费需求,带给游客全新体验为宗旨,本文主要对其微观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三、智慧旅游背景下南京民俗博物馆的营销策略分析
(一)充分利用互联网营销
目前,国内用户量较多的网络互动论坛,主要有人人网、天涯和西祠等。南京民俗博物馆可以利用网络论坛强大的互动性,针对不同的用户设定不同的旅游方案和攻略,图文说明,对此赋予不同的意义。也可以听取不同用户互动的意见,不断改进。另外,网络上会有游客发表点评、写游记、晒照片等,这些行为也给其他即将出游的潜在游客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南京民俗博物馆也可以通过专业旅游网站,如携程旅行网、途牛旅游网等开展互动宣传,也可以选则在这类旅游网站上出售景区门票,这是一条很有效的途径。网上预订门票不但可以享受价格的优势,也避免因排队浪费时间。在网站上,游客也可以看到其他游客的点评及网站提供的参考交通信息。
南京民俗博物馆在制定营销策略时,要善于利用互联网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这对营销起有重要意义。例如,澳门地区在2012年共接待内地游客1 000多万,它的信息平台能够体现各省的具体人数及排名。而在国内许多其他的旅游城市,虽然每年接待的游客数量远高于澳门旅客人数,可他们分别都来自哪里,各有多少人并不清楚;客源地构成情况、游客指向及发展趋势不明朗,这样就很难制定出旅游业发展的目标和具有针对性适销对路的旅游产品。
(二)改善电子信息服务,增强游客体验
随着智慧旅游的不断应用,南京民俗博物馆要想在这种大环境下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就一定要有良好的宣传营销策略。在宣传营销中要注意重视自己清晰的品牌定位和特色品牌形象。一个优秀的品牌能为消费者带来独特而又丰富的品牌联想,这种联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消费者心中的定位和购买决策。例如,南京民俗博物馆中的文人书斋展室就是按照原甘熙书斋的格局,布置陈列甘熙的主要著作、画像、书斋家俱及文房四宝等,介绍甘熙的身世和故居的格局、使用情况;而食俗展厅则是主要展示南京历史上的各种土特产及风味小吃;最具有南京地方特色的民间工艺品和民俗物品的展品内容丰富,有云锦、剪纸、彩灯、风筝,各种砖雕、石雕、竹编、木刻,还有民间刺绣、染织、瓷器等,并在节假日专门组织各种工艺匠师,现场进行各种工艺品制作表演。文史资料馆为复建后的津逮楼和书舍,陈列各时期南京及外地名人描写南京的书籍、刊物和历史文献,将其作为研究南京地方史志和风土民情的主要场所。此外还设有婚俗展室、金陵名胜展室、音乐茶座、南京风光、南京民俗专题电视录像室等。对此,南京民俗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可有序、有效整合本馆的各类旅游信息资源,为游客提供全面、权威、及时、准确的“一站式”旅游公共信息服务,有效突出清晰的品牌定位和特色品牌形象,从而全面提升游客人性化的旅游体验。
(三)重视移动终端开发和推广
南京民俗博物馆可以开发属于自己的应用程序,普及、推广南京民俗博物馆自身的产品和文化。南京民俗博物馆的客户端对景区的历史、概况、展厅分布、民俗艺术等有一个详细的设置,将若大的景区的装在小小的手机中,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旅游资讯服务,包括电子导游、天气预报、导游信息查询、在线预订、在线投诉、一键报警等功能。游客抵达南京民俗博物馆后,可以借助馆区的无线网络,充实本软件的信息,根据软件提供的各项功能,自助享受一次完美的民俗文化之旅。
(四)智慧旅游产品创新
智慧旅游背景下,南京民俗博物馆要善于利用信息化的技术,把一些旅游资源进行整合,然后为广大游客量身定做,提供适需对路的旅游产品。智慧旅游以融合的通信与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游客互动体验为中心,以一体化的行业信息管理为保障,以激励产业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目标。
民俗旅游资源比其他人文旅游资源更适合利用数字化、信息化的手段,南京民俗博物馆需梳理可以信息化的旅游资源,然后进行信息化处理,如再现和模拟甘熙故居的建筑过程和民居发展史,制作剪纸、提线木偶表演、南京小吃制作工艺等专题片,借助多媒体等手段循环播放,配合民间艺术家、非遗传承人的现场绝活表演,通过这种互动式的参观体验,可让观众收获亲身参与的乐趣,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民俗、非遗文化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此外,在解说服务方面,除了讲解员的讲解外,智慧旅游可以提供多种语言的电子讲解装置,满足不同类型游客的需求。总之,需充分了解游客的个性化需求,利用信息技术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智慧旅游产品,以带给游客全新的旅游体验。
(五)积极开展微营销
以开放和共同发展的方式与更多旅游供应商、旅游产品分销商建立“旅行联盟”,进行合作发展。建立、发展、经营在线旅游电子商务分销体系,进而发展成国际GDS(全球分销系统),在统一数据中心的基础上,采用“云”模式,快速搭建微营销平台,实现微信、微网站、APP有机整合,希望借此引入更多与旅游相关的产品、分销商在该平台经营,以满足用户不同的需求,共同打造一个共荣的旅游电子商务生态链。
四、结语
面对越来越大的体量和越来越多的旅游产品,越来越高的需求水准和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想把旅游产业做强,使旅游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就必须依靠现代科技的力量,采用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联合服务模式,用网络把涉及旅游的各个要素联系起来,从而为游客提供智慧化的旅游服务;为管理部门提供智能化的管理手段;为旅游企业提供更高效的营销平台和广阔的客源市场。
【关键词】遗产区;缓冲区;界桩;定位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章标识码】D 【文章编号】1326-3587(2013)08-0115-01
一、引言
京杭运河嘉兴段是中国人工建造最早的运河之一,隋代江南运河的开凿,是连接太湖水系与钱塘江水系的河段,让京杭运河嘉兴段成为京杭京杭运河的重要河段。今年1月,国家文物局将嘉兴110公里运河河道列入中国京杭运河申遗文本,占申遗河道总长的十分之一以上。苏州塘、嘉兴环城河、杭州塘、崇长塘、上塘河、桐乡崇福至杭州坝子桥6段河道,生动展现着京杭运河自春秋至现代的完整演绎历程。长虹桥、长安闸作为运河水工遗存的杰出代表被列入申遗名单,表现了中国古代高超的水工设计、施工、管理技术成就。
申遗工程需在京杭运河遗产区和缓冲区界线上按照《中国京杭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界桩指导意见》布置界桩,界桩点的位置选取和实地定位方法尤其重要。
二、界桩点位置的选取与编号
2.1 界桩点位置的选取。
市文化局提供了大运河缓冲区和遗产区边线的图纸数据。图纸数据上的坐标系统非当地坐标系,通过计算,将该数据转换为嘉兴本地坐标系数据,便于选点和实地放样。
本次选点主要利用了市本级1:2000矢量和影像数据、嘉兴市五县两区2011年影像数据、市本级主干道路、嘉兴市文保点数据、京杭大运河嘉兴段数据、嘉兴市主干路网水网数据。选点的背景地形主要基于影像数据,辅助主干路网水系数据。一些重要的文物保护点需要参照嘉兴市文保点数据。
界桩通常位于遗产区与缓冲区边界线的重要拐点、重要地理位置(例如沿线海拔最高/最低点、申报河道起点与终点位置等),或与临近重要地物的交接位置处(例如桥梁、国道、高速公路、河道交汇处等)。选点时需遵循以下原则:
1)遗产区按照1000-2000米一个界桩,缓冲区按照2000-3000米一个界桩;
2)重要拐点一个界桩;
3)沿线重要文物点应埋标准桩;
4)起止点,境界线一个界桩,界桩落在境界内;
5)与主要河流、主干道路交叉位置一个界桩;
6)基于施工考虑,不宜选在全封闭高速公路上;
7)选点落在遗产区、缓冲区线上或附近;
8)郊区标准桩均匀分布,10公里范围内应至少设置一个标准桩;
9)河流两边界桩左右基本对称出现,且编号相同;
10)修正少量实地与规划遗产区、缓冲区不符合的点(遗产区落在水里);
11)减少征地纠纷,可适当移动到路边;
12)界桩置于显眼易于看见处;
13)选择点位不容易被破坏;
14)小型界桩主要埋设在硬化路面,如果选点处是非硬化,需浇筑水泥墩。
2.2 界桩编号。
遗产区编号330400-A***,缓冲区编号330400-B***,330400是嘉兴市行政区划码。均从1开始沿河由北向南顺序编流水号,遇分叉处以河流主要走向先编号。缓冲区和遗产区界桩一般成对设立,且编号一致。河流两侧的缓冲区或遗产区不对称时,可不成对设置。
三、实地定点与施工后的坐标采集
3.1 实地定点。
将图上选点结果叠加影像数据打印出来,携带至野外实地踏勘选点,将图上选点的点号、坐标和遗产区、缓冲区界线导入RTK手薄,采用JXCORS (卫星定位连续运行跟踪站系统)技术实地放样。
实地放样点位,点位在实地不合理时,可根据实地情况作适当调整,实地采集调整后坐标和遗产区、缓冲区现场叠加比较。
中国大运河(嘉兴段)遗产区、缓冲区各点位按要求实地定点完成后,现场标记位置和桩的类型,绘制简要路径,便于施工时找到该位置。把采集的坐标展绘到选点图上,综合确定微调后的点位是否合理。
3.2施工后的坐标采集。
界桩基础施工完成后,经过混凝土保养,即可进行界桩埋设,埋设界桩时注意避免界桩破损。埋设界桩完成后,应对采集其坐标,并拍摄三张照片,一张远景照片,一张正面近景照片,一张附近重要参照物的照片。
以JXCORS(嘉兴市连续运行卫星定位综合服务系统)技术进行施测,数据采集时宜参照一级控制点的观测要求:
(1)实施测时,必须采用脚架对中的方式进行数据采集,所有的观测均应在RTK固定解稳定收敛后进行。
(2)天线高的量测应精确到毫米,开始作业前天线高应重复量测两次,两次较差小于3mm取其平均值,否则重新对中整平仪器。
(3)若以RTK控制点模式,则每点需观测两个时段,每时段应观测一次。两时段坐标成果差值平面应小于3cm,高程应小于5cm。
(4)若以RTK连续地形模式,则每点需观测两个时段,每时段应观测两次,每次需重新初始化,每次至少采集数据30个历元以上。两时段坐标成果差值平面应小于3cm,高程应小于5cm。
(5)所测点位最终成果为各时段平均值。
四、结语
建立界桩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认识京杭运河的悠久历史,提醒大家共同保护大运河。界桩定位和坐标采集过程中难度较大的是找寻路线,可以结合当地影像图数据和谷歌地球来规划到达界桩点位置的路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