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范文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表现形式；中国式抽象；非实体性

论文摘要：(1)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设计与绘画艺术基础教学成长的最佳土壤。(2)现代设计与绘画教学中，我们不仅要努力求发展．求现代。更要溯源。(3)由西画表现形式出发，重启中国文化传统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经千载，魅力依然，在世界艺术之林永放灿烂夺目的光辉。其中中国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是祖先留给我们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它是我们艺术创作中最为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也为我们现代绘画艺术与设计教学及创作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尤其在“民族性”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表现内容与形式。现代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是现代设计与绘画的训练基础，是培养设计师美术家形象思维和表现能力的有效方法，是认识形态和创造新物象的重要基础学科。民族传统文化是这门设计与绘画艺术基础教学成长的最佳土壤。作为一门艺术，把民族传统文化融人其中，是其不断创新的动力源泉与实践基础，同时设计艺术与绘画艺术也可以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中不断得到滋养与有益的补充。在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中，文化的民族性是其内核与灵魂的最终展现，是以本民族文化为支撑的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的主流。随着当代科技的不断发展。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再次面临严峻的挑战。国外教学体系在中国年轻一代人心目中及生活中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是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然而纵观中国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的发展方向，20世纪60至80年代出现的当代绘画艺术及设计发展史上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以后，至今一片沉寂，再也找不到明确的发展方向。

现今传统中国画已渐行渐远，不知怎的，这些画让人想起赵无极。我们天天对“现代”的努力已倾向于将传统连根拔起。可若是失去了根，那就是再“现代”也不是中国的“现代化”，而是“同化’。在现代设计与绘画教学中我们不仅要努力求发展、求现代，更要溯源。否则，无根无源，便是毁灭，是用“现代”在消蚀我们的传统。中国画即“近”而“远”。很“近”的物体塑造却获得一种悠远沧桑的感受;“实”而没有放弃空灵、自由，同时又在超逸的味道中获得一种隽永的境界。我们不应为观念所迷惑，停留在形式层面，而是向纵深走去;这个“纵深’就是中国的“像”与“境界”。境:境界是中国文人曾在山水中遥望的“彼岸”，是中国文化的形而上之境。对于中国文化模式，她的手段是“象”，而“彼岸”是空灵的“境”。如果说确有“接近抽象式的表现”(或日“中国式抽象”)存在的话，那它的目的不是导向“绝对理念”，而是指向生气氰显的“境”。我们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宋元山水画不仅代表了“中国古典文艺繁荣”时代的“高峰体验”，更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形而上世界—-宇宙生命流变的空灵之境。象:为我们展现中国文化本真之源的只能是中国画的“象”，而不太可能是西式的“X X抽象主义”。作为传统的灵魂之所在，是中国艺术“现代化”的结点。“象”是一个世界，它代表宇宙与人的禅机，寓于境界之中的表征，不是实体的因素。因而不能太“写实”，也不能取消形象。以往“民族化”的经验让我们相信，只有实证化的探索才能确证，在现代绘画与设计中从内里真正建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与“当代”的沟通与跨越;这不仅指理论学术，也是指创作探索本身，更重要的是当代绘画与设计教学基础如何发展的走向。

我们传统的绘画根源实际上是从宋元山水人手打开古代文化的精神空间。借助西画表现的结构化的形式创新之所长，在个人绘画与设计的语言中找到了发展的空间维度。由此出发，或者我们可以重建某种主体意识重启中国文化传统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的境界: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方式、概念内涵不尽相同”，以心象静观字宙之气韵流变，以山水遥望体悟人格与自然一体的彼岸之境;这无疑在重视中国山水美学乃至古代文化精神的脉搏。而在深层意义上，它对我们当代艺术教学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与觉醒，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如前所述，作为“象”与“境”的世界，其意义不仅仅是激活我们民族原有的流变、生生不息的宇宙意识，激活一种求新求变的精神动力;更是在这种“宇宙之境”上与现代思维的同步与超越。如果说我们现代绘画与设计在基础教学中再不把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宝藏更好的发展起来，我们的现在艺术教学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当今国际上站在最前沿的现代物理学家们已识到了这种宇宙本质的“非实体性”，他们的论证已证明中国传统“象”的范畴所具的深远的世界意义，中国的文化将会引领世界文化。最后无论是从画家和设计师，还是从民族文化考量:这是一条摆脱世俗浮躁氛围，秉持超越信念，又发扬中国精神文脉的“当代”之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国情出发，把我们传统文化切切实实的融入到当代绘画与设计教学中。

第2篇：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北京文化；旗人；都市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017-01

地域文化对于文学有着重大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命题，古人早对此进行了阐释“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1}文学思想家泰纳曾提出文学创作与发展的“三要素（种族、环境、时代）论”。一部作品的好坏取决于一个作家的文学气质，而这种气质的培养又离不开影响其成长的环境与文化氛围，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总共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北京文化的文化构成

（一）文化。北京自元代忽必烈建都以来就一直是首都。“封建时期的北京文化包括宫廷、士绅与庶民三种文化，他们分属不同阶级或阶层，又受时代、自然、人文环境的制约，这是构成京味文化的基本因素。”{2}北京是一个有着博怀的辉煌古都，林语堂曾说“他容纳古代和近代，但不曾改变他自己的面目。”鲁迅在谈“京派”“海派”之争时说 “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3}作为封建社会最高统治阶级的所在地，北京拥有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深厚沉重的文化，这文化经过七百多年的洗礼，早已渗透到了北京的各个角落。当代作家苏叔阳说，“北京人接近麻木的表象,那只是地壳，而心里却翻腾着岩浆，总能在适当的时候喷涌而出他们不大愿意去白白地冒风险，但一到了非掉脑袋不可的时候，又个顶个地把生死置之度外。远的不说，单就本世纪初到粉碎“”这七、八十年间，1900年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直到1976年的“四・五”运动，每次都震惊全国，对中国革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二）多民族文化。从北京的周边地形来看，“北京是南方与中原农耕民族、西北游牧民族、东北渔猎民族乃至海边民族的混杂之地。北京地处华北、东北和蒙古高原二大地理单元交接地带，多民族在北京这个地方相邻、杂处，一方面是有多次民族冲突，另一方面又有多次民族融合，在民族冲突和融合中各民族优秀的文化互相吸收，不断集中，形成了丰富多样和博大精深的北京文化。”{4}北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城市，元朝的建立使许多蒙古人住进北京，明朝由南京迁都到北京，使得南北人员大融合，把中原和江南文化的精华带到北京，再后来清兵入关，满族正式入主中原，把旗人文化带入北京。再加上像前文所说的，北京每年会通过科举选拔许多读书人入京做官，这就使得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文化在北京这个地方相互碰撞。北京是个特别宽容的城市，不管哪的文化，他都能接受，再通过与该文化的磨合，形成一种特独属于北京的文化。

二、北京文化与老舍的性格

舒乙曾这样概括老舍，说老舍是旗人，是北京人，是穷人。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老舍的作品中反映着北京这个独特地域所孕育的灿烂文化，北京的文化也作为养料，给老舍及其作品供给者无穷无尽的营养，使他在时间的长河里永不退色。

老舍受到北京文化的影响，以“爱我们的国”为人生头一宗大事情，青年时代就表现出了忧国忧民，在抗战爆发后，毅然抛弃舒适宽裕的大学教授生活，舍下妻子女儿，以作家的身份投身于抗战文化工作，他曾说“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和她都属于国家。”{5}可以看出老舍早已做好为祖国奉献一切的准备。他晚年所居住的东城富强胡同“丹柿小院”，在横竖没有几步的小院里种满了花花草草，又是一个出了名好客的人。在《老舍选集》自序中，他谈到，“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我的职业虽使我老在知识分子的圈里转，可是我的朋友并不都是教授与学者。打拳的、卖唱的、洋车夫，也是我的朋友。在我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我并没有‘处心积虑’的要观察什么的念头，而只是要交朋友。”{6}

三、北京文化与老舍创作

（一）老舍创作的贵族气

老舍出身于较低等级的旗人家庭中就注定了他的作品中以写北京下层市民生活为主，但表现得市民生活又与其他地域的作家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透着一股贵族气。这贵族气与北京的文化有关，也与老舍旗人身份有关。老舍的父亲属于正红旗，母亲舒马氏娘家隶属于正红旗，旗人在老北京应属于贵族，虽然父母亲在旗人中地位并不高，但也应属于老北京贵族阶层，老舍的作品又是以写旗人为主，清王朝覆灭后，旗人们为了生计只得工作，有的做了警察、有的沦为、有的拉洋车、卖艺等等，在老舍的小说中都可以找到这些人物的身影，旗人最讲求体面，满人们特别“讲礼儿”，时刻把“体面”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上。老舍在《离婚》中就表现出了这种散发着贵族气的普遍意识“据张大哥看，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佬。”老舍在塑造这些下层旗人生活时总是会有着旗人的贵族气。

（二）北京文化与老舍的幽默

老舍是一个天生的幽默家，他说：“当说起笑话来，我的想象便能充分的活动，随笔所至自自然然的就有趣味。叫我哭丧着脸讲严重的问题与事件，我的心沉下去，我的话也不来了!

老舍的幽默来自于旗人文化，这并不是说满人天生爱说笑，而是善于用幽默来自嘲。作为占据统治阶层的民族，他们似乎高人一等，但作为被处处压制、约束的旗人，又显得低人几分。满人式的幽默，是向悲枪命运作挣扎作抗争的情绪外化和精神结晶。”{7}老舍将满人们这聊以的幽默发展成为讽刺批判市民社会现实的手段，向现实中各样带有本质性的事件、矛盾放眼，发掘喜剧因素。但幽默和讽刺终归是两个概念，孔特?斯彭维尔曾说过：“讽刺伤害人，幽默治愈人。讽刺可以杀人，幽默帮助人活下去。讽刺意在控制，幽默则要解放。讽刺是冷酷无情，幽默是宽大为怀。讽刺使人屈辱，幽默则是谦虚的。”如《离婚》这部小说中对赵科员的嘲笑，就与讽刺有了距离他的嘲笑只能看做是自我炫耀的调侃。

注释:

{1}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 三联书店1998年,400页.

{2}李淑兰.试析构成京味文化的三种因素.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1997年.

{3}鲁迅.“京派”与“海派”.

{4}韩经太等著.老舍与京味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0页.

{5}舒乙.再谈老舍之死.

{6}老舍.老舍论创作.

{7}关纪新.老舍幽默的满族文化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参考文献:

[1]傅光明主编.老舍的文学地图. 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10月.

[2]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3]中国现代文学百家・老舍卷. 华夏出版社2008年.

[4]舒乙著.散记老舍.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

[5]老舍著.老舍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6]老舍.三年写作自述.载1941年《抗战文艺》第七卷.

第3篇：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伊斯兰文化；伊斯兰作家；伊斯兰情节；西部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2-0007-01

“中国西部文学”的提出和倡导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而其成熟的标志性创作室80年代中期“新边塞诗”的崛起，90年代以来，西部作家们以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引起了应有的关注。所以说，中国西部文学是一种与新时期文学发展同步、又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独特的艺术风貌和美学品行的文学思潮现象和创作形态。

一

伊斯兰教大约与唐高宗永徽二年左右从陆地和海路传入中国。在此之前，就有圣训曰：“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徒传播，也不与其他宗教争高下，尤其不攻击中国的儒家思想，所以收到了中国统治者的倡导，得以平稳传播。

而“西部文学”这一概念始于钟惦菜先生1984年在一次“电影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面向大西北，开拓新型西部片》。随后文艺理论家萧云儒先生在《陕西日报》发表了以“开拓新型的中国西部片”为主题的报道，又对钟先生进行了专题采访。在《要打自己的牌》的专题采访中，钟先生指出：“要有一批人立下志向，在开发大西北的生活中，开发大西北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堆积，传达大西北的雄风壮美，为大西北人造影立传。”接着萧云儒先生又连续发表了《美哉，西部》、《西部电影五题议》等文章。由此，“西部文艺”说进入了文艺领域。钟惦荣先生的“西部电影”的概念之所以能氤氲开来，除了萧云儒先生为“西部文学”理论的发展所做出重要贡献外，其实也有一种文学发展的必然性在起作用。

穆斯林民族都极力倡扬坚忍、敬畏、苦其心志的人格风范，强度傲人的血气方刚。互换人的硬朗与豁达，一次来体现对宗教的虔诚。在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后，这种坚韧不拔又带有悲悯色彩的宗教很快找到了适合生长的土壤――”充分表达了这位伊斯兰教创始人对中国古老的东方文化的向往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所以，伊斯兰教以和平的方式传入中国，既不对异教―在中国西部，恰恰是这种文化血缘基因的顽强的自觉意识、强态的生命行为锻炼了西部人在严酷生存环境下的应变能力，同时也构成了西部文学别具一格的审美色调和独特的艺术风采。

基于此，西部文学的崛起产生了一些灾难情境和炼狱氛围中生存着的、具有某种孤愤气质的“硬汉子”的形象，他们所发出的的沉雄、苍凉的气质也营造了一种悲剧性的美学基调。

大多数西部文学作品即便是以现实主义风貌呈现，但却又不以追求外物、辨析外物为己任，而是以人的心灵为其文化本位，将外物纳人心灵的广阔无垠的讲解来显示人类精神的博大和自信，从而在审美境界中实现了物我无间，天人合一。西部文学也因此具备了沉郁、博大、苍劲之美，流溢着一种悲剧的、缜密的、偏重感性的和生命意识的、崇尚自由精神的内质。

二

伊斯兰文化影响之下形成的中国西部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带有着伊斯兰文化所特有的神秘主义。

世界三大宗教中其宗教神秘主义有着共同特征：本体论上主张神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结合；认识论上的主张神的不可知论；方法论上主张与神直接相通。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思想已经成功转化为伊斯兰艺术的美学色调，以伊斯兰文化为底蕴的中国当代的西部文化当然也不例外。因为尽管中国西部文化存在着多维的特征，如内在结构的多维性组合与历时形态的所谓性汇聚，但是这种多维性文化机制又分明呈现出强烈的以伊斯兰化为个性和本色的宗教文化特色。这不仅仅因为中国西部诸多民族大部分归属于伊斯兰化的阿尔泰语系，而且因为伊斯兰文化精神在中国西部文化的历史构成中始终体现出强烈的精神内聚力和心灵感召力，并成为西部文化鲜明的精神气质与优势文化资源。

总之，伊斯兰文化的神秘主义精神与中国西部文化和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已经不是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怎样存在、具有什么样的形态问题。

三

中国古人所谓的“西出阳关无故人”，中国西部孤悬关外，坚不可攀。山川阻隔、浩大而近似虚无的空间，天荒地老人烟稀少，这里的居住者们追逐着绿洲过活，时而繁盛，又时而面对战火，这样的历史清醒给了他们的文化一种无序性和非逻辑性。但是他们感性的抒情却因为这种历史的神秘感而变得丰沛了，恰恰是这种原始神秘的西部自然给未知的朦胧的灵魂和生命的原生态保留了地位，也提供了文学创作的资源和环境。

例如，张承志在走进大西北回归神奇的伊斯兰大陆之际就注定了她只能从事“神秘”写作，他的神秘化写作真正触及了文学与西部自然、创作者与西部世界之间的一种神秘莫测的本质性的生命关系，一种对神秘的生存状态的互文性的表述。就西部诗歌而言，所谓“新边塞诗”也好，“西部诗”也罢，都不过是经由大而化之的整体式把握的方式，向西部大陆找回心灵的自由空间，获得与西部精神同质同构的存在形式。西部也因诗人们的直觉灵魂充满灵性。西部的旷野、荒原、雄风、冰山、驼队……一旦进入了诗人的视野和灵魂就会同诗人的情感经历、历史经验发生神秘感应，虚化成为诗的幻象，这是一种西部的精魂同诗人的灵魂碰撞后产生的形象符号，是一种特殊的“西部意象”，西部世界的生命形式在其中才能够得以永生，因为在这里，诗人灵魂的最高境界是与西部大陆的神秘本质合为一体的。

四

西部作家怀着一种深切而沉稳的文学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密切注视着西部独特文化背景中人的各种生命形态，关切和思考着“在这个严峻自然生态环境下个体甚或群体生命的历程”，创造出了“西部人”的群体画像，给当代文学增添了富于个性魅力的、面目各异身份不同的“西部人”。这些“西部人”画像中，以“农民系列”、“少数民族人物系列”、“漂泊者形象”、“硬汉形象”较为突出。一般说来，仅仅把地域文化理解为民歌、民谣、婚丧嫁娶、驱鬼敬神、节庆礼俗等民俗民风的展示是很不够的，从更高的层次上讲，那种根植于民族民间文化中而通过人物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那种深具本质和本源意义上的民间精神、气韵、信仰、人情、智慧、话语、历史积淀等形成的作家作品的心灵意象及难以抹去的文化印痕，才是地域文化的精髓所在，西部作家紧紧把握住了这一点，所以，西部小说呈现出的面貌也是独特的。

西部作家力避那种缠绵悱恻的“温和化”的西部叙事，他们往往将人物安置在一个严峻的生存危机之中，以此来把握人物的心理运行。这些大多来自于社会底层的、体现着西部精神的硬汉人物，承受着自然和社会的双重苦难，但他们总是在沉默中表现出惊人的行动力，从而增强了西部人更好地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决心。“在西部作家的眼中，西部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西部文化与原始人性相结合所体现出的价值总和。西部精神的价值不仅是作家意识里承袭的烙印，而且更要发掘历史的、现当代的、让人们感受到和目睹到的荒芜与恐怖环境中那些属于人的踪迹。”

也许西部小说尚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但西部小说表现出的对地域文化的执著和坚持，对西部文化资源深处开掘的趋向，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中国地域文化小说乃至于整个中国当代小说的成功经验。

参考文献：

[1]陈顺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

[2]赵学勇，王贵禄.地域文化与西部小说.

[3]杨经建.神秘主义文化与神秘主义文学.

[4]杨经建.伊斯兰文化与中国西部文学.

第4篇：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 民族性 民族意识 现代性

陕西省教育厅2010科研项目《贾平凹小说创作与佛禅思想关系研究》（2010JK052），陕西省社科界2013年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媒介发展与红学革命――以刘心武的红学研究与红楼续写为例》（2013Z004）。

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创作的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少数民族文学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别是在全球化语境的强大冲击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因受民族文化传统、地域条件及经济水平的制约，仍处于中国文学的边缘地带。通过分析其创作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有着主流文学无法替代的优势，但这些优势也会给其进一步发展带来一定的束缚与限制。随着国家文化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近年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的激情创造，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益展现出气象蓬勃的生命活力。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点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是相对于汉族文学而言的其他各民族文学的总称。其创作主体主要是各少数民族人民及作家，通过神话、传说、史诗及小说等体裁，以各少数民族人民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及民族性格为基础，来表现各少数民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状态及精神风貌。独特的民间文学、民族风俗、宗教文化、自然风光，使少数民族文学往往从汉族受众完全陌生的视角切入，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作品，使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代文学中绽发出独特深邃的艺术魅力。

1.民族特质的执著坚守与独特表达

独特的地域文化是少数民族创作的基础与源泉，也是少数民族创作中着力表现的艺术内容。我国少数民族除了汉化程度较高的民族外，多集中生活在荒凉边远地区。雪山、草原、盆地、沙漠、戈壁及原始森林等，这些雄奇瑰丽的自然景观及地域风物，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与风土人情，赋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独特的生命力。沈从文古朴纯美的湘西世界、赵银棠纳西族世代而居的滇西风情，无不让读者切实地感受到异域风光与风土人情的神秘深邃与独特美好。这种独特的乡土情结与思想情感表现，以及透过各种文化差异性表现出来的人类共性与普遍性，既是对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的诚挚坚守，更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先天优势。

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及其神秘性与传奇性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独特资源。我国很多少数民族都拥有独特的宗教文化传统，这种宗教传统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少数民族群众往往从宗教中寻求精神的指向和灵魂的栖所。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作家也着力表现本民族宗教及文化对民族历史、民族生活产生的复杂影响。而且随着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作家在追求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奇异性的同时，也开始不断思索这种特殊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出路。扎西达娃的《・隐秘的岁月》、吉狄马加的《初恋的歌》、张承志的《心灵史》等作品，均对少数民族宗教文化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并对宗教文化在本民族历史发展及当代生活中所起作用进行细致全面的美学审视。

浓郁的民族特质还表现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艰苦的自然生存环境、相对简朴的人际交往环境，滋育了少数民族人民质朴、善良、豪放、坚忍、乐天助人的性格特征，这也深深塑造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审美取向。

2.民族历史的忠实继承与积极抒写

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与成熟，自有其悠久历史。这种历史积淀往往是少数民族作家进行创作的主要取材资源。他们以沧桑感伤的笔触将少数民族特定时期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对社会现状和人民苦难进行细致的描述，对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进行揭示，赋予作品深厚的历史感悟和丰富的文化内蕴。阿来《尘埃落定》叙写康巴藏族土司由神秘辉煌走向没落消亡的悲剧历程;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长的自述口吻，讲述鄂温克人的百年沧桑与生存现状。这类作品常具有史诗性质，通过色彩斑斓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展现本民族发展的兴衰荣辱，加深广大受众对少数民族历史的理解认同。

“文学只有与人民大众紧密联系，书写他们的喜怒哀乐，描绘他们的精神图景，讲述他们的真实生活，才能拥有生命力，才能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①少数民族文学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一直将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作为作品的主体内容。作品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入手，探索着生活的真谛，展示着生活的真善美，并通过作品启发和教育广大受众，引导受众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同时，在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历史与时代的沟通交融中，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还表现出强烈的担当精神。这既是本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有力工具，也是民族传统与世界交流的桥梁，在让外界认识本民族的同时，也引导本民族文化不断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急速行进，时代变迁与各种文化的复杂融合，给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发展与变革也给少数民族文学的蓬勃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3.民族意识的自觉与超越

某种程度而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史也是其民族意识不断觉醒与超越的发展史。在改革开放前，受自然环境、社会制度的制约，各少数民族生活内容相似方式单一，在社会话语权中也处于失语状态。在此情境下，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主体意识相对淡薄。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为取材一般、立意普通，侧重反映不同民族共属的、而非本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及价值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在主流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击浸染下，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视野越来越开阔，其文化素养也得到不断提升。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他们对本民族所特有的、相对独立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与现实处境不断进行反思。“于是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加以自我认同和确证，开始怀着充当民族文化阐释人和代言人的热望投入到文学创作”。②从《穆斯林葬礼》到《尘埃落定》再到《额尔古纳河右岸》，我们可以看到民族意识的自觉与超越使少数民族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化及世界文化的联系与交流不再停留在一个简单的附庸或者浅层次的表达层面上。在创作中，少数民族文学不断突破传统的写作方法与叙述方式，展现出鲜明的民族特点;在内容上，所表达的民族特质更加鲜明，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反思力度也更加厚重。

近年来，在少数民族创作中所表现出开放包容的世界眼光，这是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意识的深入和自觉追求的结果。他们在与他民族及世界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不断思量本民族特色、发掘民族内涵，其作品表现出的不再是狭隘的、单一的思想元素，而是以开放眼光、包容心态，在多元化文明中展示自己的独特思考。因此，作品既具有丰满的民族特质，又充溢悠远的人类意识与世界情怀。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面临的困境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有着主流文学无法比拟的优势，也因此取得一定的文学成就。但在其未来发展中，也存在诸多必须认真对待、积极解决的问题。

1.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

少数民族文学长久以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这也使得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缺少对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坚守，从而陷入文化认同危机的困境当中。不少少数民族作家故意回避自己的民族身份，他们用汉语进行写作，在题材上避免留下少数民族的特征。即便是一些已经在文坛中取得较大成绩的少数民族作家，也会有意无意地使其作品不涉及民族题材，避免在作品中出现民族人物形象。

2.民族文化创造自觉性的缺少

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受汉族文化，长大后还到汉族地区接受高等教育，所以他们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了解还限于浅表层次，缺乏对民族文化的系统深入的体认理解，不具备深厚扎实的民族文化功底。在文学创作中，他们猎奇式的表现本民族风俗习惯，浮光掠影地追求所谓的民族特色，因为没有汲取到本民族文化土壤的丰富养分，作品往往流于肤浅，缺乏对生活本质的精准把握能力、缺乏震撼人心的思想深度。

3.民族性和时代性结合不够密切

身处急遽发展的当代社会，很多少数民族作家有不适应感，反映在作品中则是对时代把握出现偏差，过于流连于本民族的辉煌过去，使作品过多地体现民族历史文化，而忽略对现下状况的关注与思考。在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面临各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冲击，如何深入地把握本民族所经历的各种变革，将民族性与时代性密切结合以求开拓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道路，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面临的严峻挑战。

4.少数民族作家自身的素质有待提高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相对闭塞落后，很多少数民族作家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所以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缺少高层次的思考，其作品在思想深度上还有待提炼。同时，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缺少走出国门、感受世界的机会，他们对当今世界新的文学思潮和文艺理论的接触理解是有限的，因而他们的文学视野还需进一步开拓和深化。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前景

每一种文化在前进过程中都会经历阵痛，但阵痛过后伴随着的可能是成长和发展。尽管少数民族文学在创作中存在着诸多不足，但在时代洪流、文化思潮和文艺理论的不断洗礼，少数民族文学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坚实走来，在中国文学界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未来发展如何？抑或如何发展？

第一，不断加深的民族认同感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深厚基础与原动力。以世界文学中拉美文学及非洲文学的发展经验为例，该地文学虽然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不属于同一范畴，但却有很多相似相通、可加借鉴的地方。在题材上，两者同样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以及鲜明的地域特点;在文学群落中，都处于边缘化状态。但拉美文学及非洲文学却在当代世界文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族意识的觉醒。20世纪30年代由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等人发起的“黑人性”运动， 在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自豪感与责任感的驱使下，非洲文学得到了振兴发展。

再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近年来的发展历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是经历了由封闭到开放，由单一到多元化的过程，其中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意识和认同感也是越来越强，并且能够以包容的态度对本民族文化进行不断的审视与反思。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取得进一步发展的根基。

第二，优秀创作人才的出现与国家政策的鼓励与支持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推动力。近年我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创作人才，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成长，对文化与科技的接受水平较高，更容易在外来文化冲击中，坚守自己的民族特性，也更具有批判思想与世界意识。这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角与理性的思维。而且近年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每年都会召开少数民族文学会议。中国作家协会计划每年扶持少数民族文学作品100部，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语言、不同文学门类确定扶持项目;鲁迅文学院也通过和少数民族地区及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合作，联合举办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支持少数民族作家的成长。各个少数民族地区也纷纷通过各种办法与措施促进本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内蒙古作协提出“草原文化”概念倡兴民族文学;宁夏作协通过举办回族作家笔会、刊发回族作家专号等形式，大力扶持回族文学;延边作协通过各种途径集资设立文学奖项，促进朝鲜族文学的发展。

第三，多元化的文化交流碰撞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提供了创新血液与发展土壤。我国少数民族作家现代意识与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与超越，他们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内涵的思考不断深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得到不断的解放，对题材的选择也更加丰富多样。特别是对现实主义题材与生态文明题材的把握，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提供一定路向。当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现代性”是人类无法避免的普遍遭遇。少数民族即使地处偏域，也无法避免现代文明带来的各种浸入，少数民族作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意味他们必须挣脱原有禁锢，走出对民族性无休止的展示，沉潜到本真生活的深处，关注本民族文化在社会进程中的改善与重建。而在工业文明的强劲影响下，我国生态环境受到愈加严重的破坏与挑战。如何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文学创作中的积极关注点。少数民族受地域的影响，与自然生态有着独特的关系。这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创作题材将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

最后，现代化创作环境与传媒手段也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打开更为畅通的渠道。相对主流文学而言，未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仍将处于边缘化地位。但无论是与世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横向比较，还是对其纵向发展阶段与特点进行梳理，都足以发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随着当前网络技术的不断推广、博客微信等现代传媒的普遍应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形式上不断超越传统媒介，艺术形式更加丰富多样。因而，可以自信地预见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前景必将更加辉煌灿烂。

注释：

①纳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若干独特优势》，《文学教育》，2012年第10期，第5页。

②徐其超、吕豪爽：《昭示与启迪――茅盾文学奖之少数民族获奖作家作品论》，《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第86页。

参考文献：

[1]严秀英：《论当下少数民族的民族性和现代性》，《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2]朝戈金：《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百色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3]白崇人、肖纶：《从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崛起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前景》，《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第4期。

[4]才旦：《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民族特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第5篇：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范文

在文学翻译过程中，不但要正确应用翻译技法，还要对文化差异有充分的了解，以此确保能够把文学内容进行正确的、全面的翻译。从文化视角去看，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相当大，如在风土人情、历史背景、文化脉络、民俗习惯等诸多方面都不尽相同。所以，深入研究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现象以及处理策略，对提高文学翻译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基于此，本文拟从文学翻译与文化差异的联系出发，分析文学翻译中造成文化差异的成因，探讨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策略。

关键词：

文学翻译；文化差异；处理策略；异化与归化

伴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一体化发展，文化多元化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文化交际在各国的互相往来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功能与作用。受这种发展潮流的深刻影响，文化差异也被视为文学翻译领域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二十一世纪，文学翻译已经不再被看成简单的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而是被视为一种跨文化交流行为，即文学翻译演变成了文化模式转换的重要形式之一。所以，现代人常用跨文化交际、跨文化合作以及文化交融等多种术语来代替文学翻译。这就使得如何更为准确到位地处理文学翻译中存在的文化差异现象，促使翻译出的文学作品更为完美成为了文学翻译领域中的重中之重。

一、文学翻译与文化差异的联系

文学翻译属于翻译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独特的信息传播形式。文学翻译就是将特定文化语境下的文学作品精神、风格与内容等再现于另外一种文化语境中的完整过程，即实现文化之间的“传真”或者“移植”。在多元化文化迅速发展的新时代，文学翻译不再是简单的语言艺术之间的转换，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模式之间的转换与交流。从本质上讲，文化属于涵盖范围广泛、内容体系丰富的系统性概念，甚至囊括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且因具有显著的传承性特点而相对稳定。文化作为产生语言的土壤，使得任何语言的诞生与发展都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且文化又成为了语言外在形态的具体表现。文学翻译彰显出的是跨文化之间的语言转换艺术，即在翻译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时，文学语言与文化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文学翻译属于语言之间的转移，更是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这是由于文化与文学翻译之间有着息息相关的互动关系。简而言之，文化的需求与特质影响着文学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而翻译活动又反过来深刻影响着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语言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化的主要载体。翻译主要是通过语言形式开展的，因而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交流与相互影响也必然会在语言方面得到表现。文学翻译作为翻译的一个重要分支，其有着别具一格的特性。文学，既是文化不可分隔的一部分，也是一种文字艺术，而在文学领域中又有着深厚的文化沉淀与积累。因此，从某种层面上讲，文学翻译就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是艺术的再创造活动，更是一项重要的跨文化交流活动。语言作为一种有生命的文化形式，在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中，必须予以有条件的“移植”，而非机械的“挪动”。所以，文化差异就成为文学翻译过程中不得不加以考虑的语言背景，否则便会成为毫无生命的“文字符号搬动”。换而言之，文学翻译不是机械的物理性搬动，而是灵活的文化与思维移植。因此，在进行文学翻译过程中不但要处理语言之间的矛盾，还要兼顾文化的差异性，而对文化差异问题的处理是否到位，则直接关系着文学翻译的整体成效。这就要求翻译者一方面要尽可能的传达出原文的文化特色与民族形象，另一方面则要认真考虑目的语读者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能否接受，以此实现文学翻译为文化之间沟通与交流的服务目的。从中可以看出，文学翻译与文化差异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不可割裂开来，只有处理好文化差异问题，才能更好的进行文学翻译。

二、文学翻译中造成文化差异的成因分析

1.地域因素。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与生存环境不同，使得不同国家与民族的地域文化也不尽相同，其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不同国家或民族对同一事物或现象采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进行表达这一方面。比如，因地域因素造成中英文化的差异，其中在方位与相应物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在中国，常常将“南”放置在各个朝向的前面，但英文中却常把“北”(north)放在前面；从中国古诗词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比较偏爱东风，如蓝茂的诗句“东风破早梅，向暖一支开”，但由于英国属于北温带海洋性气候，因而英国人尤其钟爱西风。另外，因地域因素造成的文化差异还体现在一系列习惯用语方面，如我国自古以来以农业为主，因而诸多习惯用语常常与农业生产活动紧密相关，如“粒粒皆辛苦”、“汗牛充栋”、“挥金如土”等，且直接描述农民劳动与生活的文学作品也相当多。这些作品与词汇所蕴含的独特地域文化特质，在我国读者看来十分自然，但如果将其简单直接的翻译成英文，并不加任何备注或注释，则英国读者就很难正确理解这些作品或词汇所传达的含义或意蕴。

2.思维因素。人类的思维模式往往会受到风俗习惯、知识结构以及个体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其能够折射出使用特定语言的国家或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独特语言心理状态，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文化渊源。其中，思维模式所产生的文化差异在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表现的十分明显，如东方人的思维更为倾向于模糊性与笼统性，西方人的思维则更倾向于精确性与科学性，在西方数字常用于实数，但汉语中所用数字的虚实经常要联系上下文进行判断。例如，如果将《红楼梦》中的“女大十八变”这句话直接翻译成英文，虽然译作数字忠实于了原文，但却会让西方读者充满疑惑与不解，这是因为西方人会直接质疑人类“十八变”的具体阶段或科学依据。所以，思维因素是造成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3.历史因素。每一个国家与民族都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而任何一个民族语言都承载着该民族历史背后的文化内涵。从一定角度去分析，语言就是历史文化的记录或者活化石。民族历史发展的差异性造成了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性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会出现不同的表达形式。所以，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考虑不同文化在不同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不同情感表达方式、思维方式等民族习惯十分必要。诸如，我国文学作品中的许多典故都来源于《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中，而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典故则多来源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与英美文学中一些著名的作品等。同时，因为历史因素使得一些国家或者民族的地名、人名或者特定事件等有着比较独特的含义，如英文中的“一败涂地(meetone'swaterloo)”，如果翻译者或者阅读者不了解词汇“waterloo”的含义与典故来源，就很难正确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4.宗教因素。宗教文化是构成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主要是指由民族的宗教意识、信仰等所形成的独特文化。中国的宗教主要包括儒、道、佛这三种，其对中华民族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佛教信奉的“如来”、道教信奉的“三清”、儒学信奉的“孔子”、神话信奉的“神仙”等。同时，华夏儿女信仰女娲补天、开天辟地，而西方人多信奉基督教，即认为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世间的所有安排也都是上帝的旨意。基督教文化已经渗透到了西方社会经济、文化习俗、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英语中有诸多涉及到宗教活动的词汇，也都具有特定的宗教意义。在宗教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一些词语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随着词语运用环境的不同，其具体含义也出现了很多改变，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临时抱佛脚”等习语，如果将其进行简单、直接的翻译，则很难达到传文达意的效果，甚至会造成元文本信息的丢失或误解等。所以，在进行文学翻译过程中，综合考虑宗教因素对提高翻译质量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与价值。

三、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策略

1.坚持动态平衡原则。要树立源语与目的语相互转换的标准，最大程度减少差异，就必须坚持文学翻译的动态平衡原则，即功能对等理论。翻译动态平衡理论是由尤金.A.奈达提出，其指出翻译就是用最对等、自然与恰当的语言，从语义再到文体将源语信息进行再现的过程。翻译中的动态平衡原则主要包括词汇对等、句法对等、篇章对等与文体对等这四个方面，且主张意义翻译高于形式翻译。具体而言，文学翻译者要想从文化差异视角实现动态平衡原则，则需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努力创作出即符合源语语义又能彰显源语文化特性的优秀译作。由于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种语言与文化，所以文学翻译者只能最大程度地再现原本文化，而不能完全将原本文化进行再现；二是当意义与文化无法同时兼顾时，则要求翻译者适当舍弃形式方面的对等，即通过在目的语中改变源语的形式实现再现源语文学作品语义与文化的根本目的；三是如果改变形式仍无法充分表达出源语的语义与文化，则可以运用“重新创造”的翻译技法来处理文化差异问题，进而使得源语与目的语意义方面的对等。其中，“重新创造”主要是指将源语的内部深层结构逐步转换为目的语的外部表层结构，简而言之就是用目的语中的词汇对源语文本中的文化内涵进行阐述与说明。

2.正确分析文学体裁。在文学翻译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文学体裁语内容，对此翻译者必须首先明确所翻译文本的文学体裁类别，并能够区分各种文学体裁的主要特点，然后在翻译过程中依据不同的文学体裁采用不同的文学翻译技巧。比如，在英语文学体裁通常包括小说、散文、诗歌与科技应用文这几种，其中对小说、散文与诗歌而言，由于这一系列英语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文化元素较多，都属于作者的独立创作作品，所表现出的文学性与艺术性较为突出。翻译这一系列英语文学作品时，则必须要对其文化氛围、文化背景等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这是理解文章与确保翻译质量的必然需求。而对于英语科技应用文类的作品翻译，由于其涉及到的文化因素比较少、科技性较强，因而需要处理的文化差异问题相对较少，但必须对文中的专用术语与科技词汇进行准确翻译。由此可以看出，只有正确分析翻译作品的文学体裁，才能更有针对性的进行文学翻译，也才能提高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

3.科学应用异化与归化策略。近年来，随着文化翻译或交际翻译的盛行，为更好处理文化翻译或交际翻译中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问题，逐渐诞生了异化与归化这两种翻译理论，为解决文化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现象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异化主要是以源语文化作为归宿的翻译理论，即翻译作品的风格与形式应该完全“移植”源语的特色，对于目的语读者的文化意象则很少予以关注，只需要让目的语读者直接接受与理解源语文化即可；归化翻译理论与异化翻译理论恰好相反，其是以目的语文化作为归宿的一种翻译理论，即要求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要尽可能的排除语言与文化之间的障碍，让目的语读者认可与接受译作。虽然异化与归化理论截然相反，但其并不相互矛盾，而是可以被翻译者同时使用，即通过对翻译因素的对比与分析，科学合理选用异化或归化翻译策略，这样反而能够达到更好的翻译效果。

四、结语

总而言之，文学翻译是语言形式之间的转换，也是一种跨文化沟通行为。文化属于一个涵盖范围十分广泛的复合型概念，因各国文化存着者多方面的差异，使得文学翻译过程中处理文化差异问题的策略优劣，直接关系到文学的翻译质量与翻译效果。新时代的社会文化不但发展速度快，而且发展方向也更为多元，因而必须从多个角度处理文化差异所面临的困境，进而创作出更为经典的文学翻译作品，以此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沟通、交流与传播。

参考文献：

[1]连颖.论大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09(03).

[2]杨明星,闫达.“政治等效”理论框架下外交语言的翻译策略[J].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03).

[3]李庆明,李元.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下科普翻译过程研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02).

[4]杨丽.英美文学翻译中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分析及处理——以陈廷良译本《乱世佳人》为例[J].作家杂志,2013(05).

第6篇：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黑龙江流域;俄罗斯文化;地域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6-0101-02

黑龙江流域同黄河、长江流域等区域相似，皆是孕育华夏文明的重要摇篮。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各族人民，用他们的强健体魄和聪明才智，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灿烂的精神文明。值得注意的是，黑龙江流域文化是开放的、兼收并蓄的。近代以来的黑龙江流域较多地接受了外来文化，这些外来文化对现代黑龙江流域文学的萌生和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由于地缘的原因，现代黑龙江流域文学中的外来文化因素主要来自日本和俄国。日俄两国都对黑龙江流域进行过殖民侵略，两国在1907年签订了《日俄协约》和《日俄密约》，划定了两国在黑龙江流域的势力范围。不过，日本文化的影响是比较外在化的，“九一八”后，日本人在黑龙江流域的学校中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妄图奴化黑龙江流域人民，使黑龙江流域成为日本永久的殖民地。这种奴化政策势必激起当地仁人志士的反击，同时日本人烧杀抢掠的侵略者性质也遮蔽了日本文化的传入。而且，日本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的影响，文化品质与中国文化具有相近的一面，难以与黑龙江地域文化形成异质交流。相比之下，俄罗斯文化更具有异域风格，对近代以来的黑龙江流域文化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清朝末年，沙俄不断地对黑龙江流域进行侵略扩张，清王朝与之签订了多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使俄国在黑龙江流域拥有广泛的涉外法权，他们可以在这里建军港、修铁路、开学校、盖教堂，在日俄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等战乱之后，大量俄罗斯侨民涌入黑龙江流域，并在这里居留了相当长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之后，百万苏联进入黑龙江流域，对当地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俄化”痕迹遍布城市街道、建筑风格、人民的语言词汇、生活方式、家庭装饰、家具餐具、餐饮习惯等方方面面。这些物质的、外在的文化因素必然对黑龙江流域人民的内在性格、审美情趣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具体到文学表现上，黑龙江流域作家由于在生活中经常接触俄国文化因素和俄国人，所以作品中经常会出现俄国人形象。例如萧军的小说《第三代》里出现了与中国人结婚的俄国妇女形象，《下等人》中的小酒馆主人就是高加索人;萧红的《索菲亚的愁苦》描写了有教养的旧俄国贵族流亡生涯的悲苦;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中的中国儿童，与苏联女教师和苏联儿童共同度过童年生活。这些作家的描写基本反映了俄国人的民族性格：萧军笔下的俄国人豪放爽朗;萧红笔下的俄国人有一种浓重的俄罗斯式的忧郁;舒群笔下的苏联教师和儿童正直、诚恳。俄罗斯人的这些特点无疑影响了黑龙江流域人民的性格，尤其是俄罗斯人中的一部分以通婚的方式进入了黑龙江流域人民的现实生活中，他们的热情好客、喜欢喝酒、及时行乐都构成了现代黑龙江流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俄罗斯文化深厚、博大的精神世界对现代黑龙江流域文学的影响更为深远。很多黑龙江流域作家自觉地学习俄苏文学。例如山丁的《绿色的谷》在创作方法上对《死魂灵》和《静静的顿河》的借鉴;金人、塞克等人翻译了大量的俄苏文学作品;一起翻译了多部苏联电影等等。这些都说明了黑龙江流域作家的精神取向，这一方面与自然环境的相似造成的精神气质的相似性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与俄苏文学在中国的兴盛也有很大的关系。而俄苏文学在中国的兴衰则与中俄之间20世纪的政治文化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上半叶，比较清楚的“有两个层面，一是寻求革命的社会政治理想，二是寻求为人生的文学艺术。为人生的文学，最终也以服务社会政治理想为旨归。因此，在这里离开政治层面难以看清文化层面，忽视普遍而强烈的功利考量，就无法解释文化交流中的许多现象。这压倒一切的救亡图存的诉求，是世纪初中国独特历史环境决定了的，它不能不对跨民族交际的走向产生广泛的影响”[1]。在现代黑龙江流域，“救亡图存的诉求”更为强烈，因此也决定了现代的黑龙江流域作家从俄苏文学中汲取养料时的选择。在文学的民族接受中，接受者民族的主观因素发挥着极其重大的作用。阐释学派根据荣格文化心理积淀理论所提出的阅读者主观意识的“前结构”问题，对于作为接受者的整个民族来说，也大体上是适用的。一个接受者，无论是个人或者一个民族，都必有其先在的文化习惯，概念系统和对事物的判断与假定，这些都构成他在接受新知识时的主观上的前提，当他在接受外来影响时，总是尽力地把自己接触到的东西纳入自己的“前结构”中，以满足自己心理上的期待或求知的需要[2]。在这种“前结构”的规约下，现代的黑龙江流域文学把旧俄的古典写实主义和苏联的革命现实主义引为同调，复杂多元的俄国文化在救亡图存的目标指引下不知不觉地简化了，表现在文学作品的译介上，就出现了高尔基、托尔斯泰等大家的作品曾活跃一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影响较小的现象[3]。这反映出黑龙江流域文学对俄罗斯文化的吸收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从俄苏方面来看，早自1920年起，苏联的文化专制便逐渐扭曲了俄罗斯文学乃至文化的面貌。外人所见，只是“有用”和“允许”的一面。这种文化政策，后来又同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取向相契合。黑龙江流域作为最早解放的地区，抗战胜利以后，苏联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就成为文坛的主流。到1950年初，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诸多政治因素，由苏联移植过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且在第二次文代会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确定为我国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成为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和纲领[4]。这一时期的黑龙江流域文学创作虽然表现出了较为鲜明的个性，但总的说来都是在政治方向的指引下进行的。而从1960至1980年前后，中国因为与苏联交恶，对苏联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完全采取了拒绝的态度，苏联的形象在中国由高峰一下跌入谷底。及至1980年以后，“中国对俄国经历了重新接受和基本上漠视的转变，而学术界主要是在做不断补充过去想象俄罗斯所欠缺的部分（如翻译白银时代的文本）、试图还原更全面的俄罗斯形象，但这个过程被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所淹没，外加大众传媒制造的苏联解体后不断崩溃的俄国形象又进一步弱化了学界工作的成效”[5]。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黑龙江流域文学对俄罗斯文化的接受恰恰是在新时期以后进入了一个自主而又较为全面的阶段。阿成对俄苏文化的关注、洪峰关于罪与罚的思索、迟子建忧伤的自然乡土气息等等都显示了俄罗斯文化对黑龙江流域文学的影响。1980年以后，思想文化相对解放，在摆脱了功利目的和政治意识的重压和局限之后，黑龙江流域文学能够较为自由地吸纳外来文化。在主流文化大量接受西方现代派和拉美魔幻主义的时候，黑龙江流域文学更多的吸取了俄罗斯文化的营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性深度和心理解析受到了读者的重视，然后是艾赫玛托夫、帕斯捷尔纳克、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等现当代文学巨匠的伟大作品的传入。尤其是1990年初，苏联解体后，中俄边贸进一步发展，在全球化政治、经济、文化广泛沟通的背景下，进入了中俄历史上文化交流最为频繁、热烈的时期。黑龙江流域作为与俄罗斯毗邻的地区，以近水楼台之利，更多地接受了俄风的影响。不可否认，沙俄以及之后的苏联在黑龙江流域的建设和殖民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侵略性质，不过经贸交流与几次移民潮在客观上对黑龙江流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黑龙江流域现代化的进程。研究俄罗斯文化与黑龙江流域文学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黑龙江流域文化的历史源流和丰富内涵，从而更好地推进黑龙江流域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纵观现代黑龙江流域文学对俄罗斯文化的接受，可以看出是经历了一个由单一肤浅到复杂全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文化给黑龙江流域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为黑龙江流域文学注入了强壮的斯拉夫民族的新鲜血液。不过，俄罗斯文化虽然给黑龙江流域文化与文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但是并没有改变这块黑土地的颜色。无论黑龙江流域文化中具有怎样浓烈的俄罗斯情结，其文化内核依然是原始萨满教文化与移民群体的儒家文化。这一点可以用基督教文化在黑龙江流域的传播来证明。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民族，可以说，俄罗斯文化的基本命题是宗教，俄罗斯文化的首要特质是基督宗教性。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后，在各地修建了许多教堂，大批传教士来到这块土地，传扬基督福音。逐渐的基督教为黑龙江流域的百姓所熟悉，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群众成为教徒，黑龙江流域文学中描写这种现象的作品也很多，一些作家的创作中也表现出基督教文化意味。不过，这并不能说明基督教文化在黑龙江流域已经深入人心。中国人的宗教感历来都是不强的，缺乏宗教传统和宗教意识，他们敬佛也好，崇敬基督也罢，大多是为了求平安健康等功利目的，宗教的精髓在于给予而不是索取，这一点很多学者都有论述。基督教在黑龙江流域的传播也是如此，大量的教堂和教徒并未使基督教文化深入到黑龙江流域人民的精神深处，乐天知命、安于现状仍是大多数黑龙江流域民众的生活信条。

参考文献：

[1]白春仁.误读的教益[J].俄罗斯文艺，2005（2）：43.

[2]智量.俄国文学与中国[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1.

[3]孟伯.译文十四年小记[C]//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640.

第7篇：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地域文化；商业步行街；景观设计

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步行街不只是为了满足商业需求的目的，它已成为现代城市中一种特有的景观，甚至是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设和展现文化与历史的舞台。在商业步行街景观设计中突出地域文化元素的应用，彰显景观作品独特的内在个性，这样的设计才会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也才能使商业步行街的景观有机地融入到整个区域文化之中，成为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结合当地的地域文化特色进行商业步行街的景观设计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1地域文化与商业步行街景观设计的关系

地域文化是商业步行街景观艺术设计的重要创作源泉之一。地域文化在景观艺术设计中所体现出来的风格可以充分地表现历史文脉，再现地方文化、风土人情和民俗习惯。现代景观设计不再是单纯地以美化人类环境为目的，而是融合了艺术、技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复杂统一体。景观的创作体现了一个地域的思想意识、伦理道德、审美情趣与生活习惯等。设计师只有在深入研究地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理解、消化应用到自己的设计创作中，并结合一定的科技手段，才能将景观创作表现得更有生机和活力。对于商业步行街景观艺术设计而言，地域文化并不单单指向场景和物体本身，其本质指向主要是物体背后的东西，即景物固有的内涵、传递的信息和所带来的意义。文化是人类远古经由历史岁月流淌过来的，对个人和社会起着巨大的作用。通过景物再现当时的历史情形，便于我们去研究那段历史，这就是它所带来的文化意义。景观是文化的物体和载体，文化是景观进化和演变的内涵。

2融入地域文化的西安大唐不夜城商业步行街景观设计分析

西安大唐不夜城于2006年开建，总投资达50亿元人民币，历时3年，2009年9月28日对外开放。它北起大雁塔南广场，南至唐城墙遗址公园，东起慈恩东路，西至慈恩西路，建成了一条南北长1500m、东西宽480m，目前亚洲最大、街景最长的商业步行街。在总体空间形态上，利用城市道路、广场、内部车系统和步行系统等外部空间，有机地将不同商业形态联系起来，形成具有唐文化、休闲文化、园林文化的空间形态和城市景观。其精致的设计、浓郁的唐代建筑风貌、优美典雅的水系绿景、宏伟的雕塑景观，华丽的夜景，都足以堪称西安的一张世界名片。商业步行街景观设计要素主要包括道路设施、绿植设施、水景设施、景观小品设施、照明设施等，大唐不夜城景观设计将这几方面同历史文化氛围有机地结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融入大唐不夜城的景观之中。

2.1入口空间

入口空间是商业步行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道路、街区等一起组成城市的空间体系，对塑造城市景观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唐不夜城商业步行街的北入口，运用明显的时代特征，来反映场所的特有性质，即浓郁的唐韵氛围。高低起伏的月牙形地形和水波纹的地面铺装，如同巨浪般向前涌动，象征大唐文化传承如滔滔江水奔腾不息，让人进入起点就预示着一个好的开局。

2.2绿植与水景

在植物的选材上，根据西安的气候和土壤条件，结合四季季相更替和色彩搭配等造景的需要，合理选择各类植物，强调生态性与观赏性，并根据景区不同的功能，将植物分为自然式疏林草地、行道树和观赏花灌木等多种类型，在生态化的基础上，通过景观元素的组合，达到生态化、景观化和实用化的三位一体。行道树选择的是国槐；常绿乔木选择冬青、侧柏等；地被植物选择铺地柏、葱兰等；藤木和草本植物选择紫藤、迎春、麦冬等。沿步行街景观大道一路南下，沿途小喷泉哗哗淌着流水，一首首唐诗刻在石头上，石头溶于雕塑里，雕塑坐落于喷泉流水中，水流又依偎在灯火辉煌的夜色下，其景煞是和谐迷人。开元广场的喷泉设计别具一格，采用旱喷泉设计，有28个喷口，面积约1000m2，分4排排列。这组喷泉装有喷射冷雾系统，与喷泉一起形成水雾效果，使美丽的大唐不夜城在夜晚更加炫丽诱人。

2.3主题群雕塑

大唐不夜城的景观步行街上排列着9组主题群雕塑，展现了大唐帝国在政治、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的至尊地位并彰显大国气象。贞观纪念碑是大唐不夜城的地标性雕塑，由李世民骑马像及周围的附属雕塑组成。其创作既采用了大唐时期的雕塑元素，又融合了西方纪念碑的雕塑手法。碑体由暖黄色花岗岩雕琢而成，李世民及其坐骑由青铜铸成，色差对比明显，历史厚重感强烈，整组雕塑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和恢弘的气势反映了大唐帝国的繁荣盛况和李世民的文治武功。开元盛世群雕再现了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所出现的盛世之景。还有体现盛唐时代文化璀璨的、处于巅峰领域的诗人、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医药家、天文学家等的雕塑，以及体现大唐盛世崇尚宗教的玄奘广场等等。每一组群雕都凸显一个主题或一个典故，雕塑群相对独立，又有机结合，雄伟壮观，栩栩如生，气势恢宏，令人惊叹，令人驻足。

2.4照明设计

大唐不夜城的灯光设计构思源于唐三彩。唐三彩是一种彩陶工艺，以造型生动逼真、色彩艳丽而著称，且多以黄、褐、绿三色为主。夜晚的大唐不夜城是一片灯光与色彩交织的海洋。街道两旁霓虹流转，立体式的灯柱散发出迷人、柔和的光芒。灯光璀璨，音乐、光电、流水、喷泉交相呼应。步行街上两排高高的街灯华丽复古，灯杆顶部带有灯光和花纹的扇形标牌向三面分开，呈现出饱满又不张扬的弧度，造型匠心独具。开元广场上设立了8根LED灯蟠龙柱，东西两侧各有4柱，与8数相合，意为四面八方、四通八达。当LED灯柱在夜色中点亮，8根蟠龙柱上面的屏幕幻化出艳丽多彩的光芒，它将华夏文明五千年的文化与现代先进科技手段相融合，传承中华民族的惊魂，它是西安特有的城市地标。

2.5地面铺装

大唐不夜城地面铺装以简洁洗练为原则。步行街林荫大道的铺装以深灰色的仿古透水砖为主，贞观广场以不同色彩的花岗石拼贴铺装来象征贞观盛世的繁荣，开元广场以中国白麻和芝麻灰构成广场铺装的基调材质，中间镶铺彩色光纤玻璃使原本庄重的广场气氛活跃起来。步行街外侧的观光浏览车道以硬质石材方砖铺地，来减缓机动车行驶速度，质感上、色彩上与步行街区域协调一致，增强了整个步行区域的空间效果。大唐不夜城商业步行街在设计过程中结合“挖掘历史文化———形成设计元素———融入景观创作”的景观设计手法，将地域文化与景观设计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文化、景观与商业的完美结合，成为西安亮丽的风景线。

3结语

在商业步行街景观设计中我们要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挖掘更深层次的地域文化内涵，把与文化、历史、习俗等相关的元素融汇到景观形象之中，从而赋予景观深层次的文化含义，避免商业步行街景观设计出现概念化、雷同化和表面化等问题，在提升商业步行街文化价值的同时，也为商贸空间带来巨大的品牌效益，力求实现文化、景观与商业的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1]海继平,郑君芝.论景观设计对地域文化的理性表达[J].西安工程大学学报,2011（10）

[2]李真.地域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J].艺术科技,2015（3）

第8篇：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范文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当代文学自身的特点及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应加强当代文学教学中的地域文学内容，以地域文学为平台充分发挥当代文学的现实性、时代性特征，并以此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人文素养。选择地域文学作为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突破口，首先是充分尊重并体现了当代文学的近年来的地域化发展趋势，凸显了当代文学的“当代性”特征。事实上，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地方色彩、地域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严家炎曾这样总结:“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卿)而自新时期以来，地域经验、地域表达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日渐突出。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及改革文学等政治理性的余波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外来刺激与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双重刺激下，开始寻找自我经验的独特存在与个性表达。一部分中国作家们将自己追寻的民族之根、文学之根深植于地域经验、地域文化的沃土之中。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都是由自己熟稳的地方一隅人手，道尽中国社会的转型之痛，发展之惑。地域经验、地域文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滋养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尤为可贵。当经济大潮汹涌袭来时，文学曾经的神圣色彩、轰动效应在一夜之间丧失殆尽，此时救中国当代文学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也恰恰是极具地方色彩的文学创作，不仅仅有文学陕军、文学豫军、文学湘军等的异军突起，向文坛奉献了诸如《白鹿原》、《日光流年》等一系列重量级作品，同时余华、苏童、莫言等作家也将此前创作中地域气韵进一步发展成为了独特的文学空间。在文学险些失去深度的艰难岁月里，正是对特定文化空间的深刻剖析承担了文学对于社会、对于人的应有的思考。对于某一特定文化空间的关注与追问，刺激了作家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特征:余华的江南小镇，苏童的“枫杨树村”、“香椿树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阎连科的“耙褛山脉”，实的“白鹿原”等都成为了具有标识性意义的文化空间，也正是他们旺盛的创作赋予中国当代文学生机与活力。近年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促进，地方“军”的队伍不断壮大，文学楚军、文学桂军等相继涌现、渐成规模，并且地域文学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语境的整体发展形成了互动，地域文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为中国当代文学向纵深开掘提供了动力，而中国当代文学的种种焦点问题也都在地域文学的发展中得到了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的丰富展现。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呈现出并将继续保持着地域化的发展趋势。

丰富多元的地域文学既充分体现出当代文学的现实性与当代性特征，同时也为当代文学的教学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如果想对当代文学有较为透彻的了解，必须在鉴赏与阐释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总结文学发展规律，因此除了培养学生的专业文学理论素养之外，还需使其逐渐具备综合运用文化、历史、哲学等多学科知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能力。当代文学课程多开设于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各方面知识较为薄弱、尚不具备融会贯通的能力，因此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面临着普及与提高的两难抉择。如果将重点停留在文本的简单陈述及表层解说，虽然照顾了学生的兴趣却很难实现提高认识、培养素质的终极目标;如果将重点提升为深人开掘文本的内涵意蕴，学生则很可能会因难以理解而丧失兴趣。事实上，寻找普及与提高之间的最佳契合点就是要寻找一个适当的平台，这一平台应该既能符合学生的情感经验、理解能力又能提供进一步阐释、提升的空间。地域文学恰恰就具备了这样的特质。以笔者所在的河南地方高校为例，近年来河南文学的蓬勃发展就为当代文学的课堂实践提供了难易适中的操作平台。河南地方高校的学生来源主要是河南本地的学生，尤其是以农村学生为主，他们熟悉乡土生活，也对变动中的中国乡村文化有着切肤的体验。河南作家的创作也多集中于对于乡村、农民的描摩，文本中所涉及的场景、人物、情节等多能与学生的自身经验产生重合。因此，学生可以通过自身经验与文本产生共鸣，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适当对学生进行启发，使学生从感性层面逐渐深人到理性思索，挖掘文本的精神内涵及审美特征。比如，在河南作家笔下密集地出现了权力书写，作品多表现人们对于权力的疯狂追逐及由此而来的人性的变形、扭曲。对于权力的迷恋、依赖，既源于中原文化长期以来作为正统文化典型积淀而成的集体无意识，也是中原地带民生多艰的生存环境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由于权力书写所引起的对于人的存在与异化问题的关注，使得河南作家对于现代性有了新的认知，因此产生了对传统现实主义写作的反叛冲动，他们通过保持写作与现实之间的弹性关系，建立突入现实的民间立场及呈现现实的陌生化策略等手段，使现实主义回归本义，恢复了生机。高度发达的权力意识，既呈现于文本中，也沉潜于这些有着长期乡村生活经验的学生的精神深处，并在他们的生活中得到或隐或现的表现。教师的教学可以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间里，通过特定区域的生命体验，引导学生对权力及由此而来的复杂人性有所审视，并启发他们注意文本所采取的审美策略及艺术手法，使他们能够在充分理解文本的基础上获得一定的理论训练，审美训练，并由此产生一定的自我精神追问。

地域文学除了能够为当代文学教学提供难易适中，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文本平台外，还为课程提供了生动鲜活、话语矛盾交锋的文化生态场域。所谓文化生态场域，指的是影响文学发展的诸多因素所构成的有机体，它既包括显性的文学事件，传播媒介与生存机制等，也包涵着隐性的话语交锋。文化生态场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轨迹，而文学创作、文学发展也对其有所反映和介人。研究者指出:“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是一个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学科，……它与其所在的当代文化生态场域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叩t叨当代文学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当代文学的教学实践除了文本、作家、文流的介绍与理解之外，亦不能缺少对当代文学产生的文化场域的剖析。只有通过两者充分的结合、互为补充，才能形成对当代文学的丰富立体的理解，使当代文学课程真正向纵深发展。文化场域虽具体可感，却也纷繁复杂，学生对其的把握很容易流于表面，而缺少去伪存真、由具体事件上升为理性思辨的能力。但是如果将众多的文化事件纳人到当代文学课程的讲授中，又不免会有喧宾夺主之嫌。因此，可以以学生们较为熟悉的人与事为契机，从地域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选择典型性事件对中国当代文化生态场进行厘析。仍以文学豫军为例。文学豫军中的代表作家刘震云，其创作类型多样，自以“新写实主义”的《一地鸡毛》打响名号之后，他既创作了《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这样的充满了眩目的叙事技巧，晦涩象征隐喻的实验性文本，也创作了《我叫刘跃进》、《手机》式的饱含着脉脉温情，以平实叙事感人的底层写作，并最终将两种创作风格完美地融会贯通，写就了《一句顶一万句》，以个人的成长注解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历程，对人类寂寞的宿命进行了中国式的表达。刘震云的不断超越，解决的并非只是作家本人的创作瓶颈问题，而是为建构良性中国当代文化生态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向。自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快速确立之时，中国文化的局势就已经由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二元对立转向了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多元竞争，并且精英文化迅速式微，大众文化快速崛起壮大。面临这一变局，一部分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们曾经大声疾呼，可是他们的呼声却很快寥落。

更多的精英们开始痛苦地审视自身，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创作理念，试图去寻找新路。刘震云的成功，说明了精英话语并非与大众话语、主流话语决然对立，它还是有可能，也有能力对大众话语的庸俗，对主流话语的刻板有所纠正的。这种将话语对立、冲突转化为话语的汇合、互促，也未尝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而这种理念不仅渗透于刘震云的创作中，还表现在他的生存方式里。作为与影视结缘较早的作家，刘震云的名声大震，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影视作品的热播、热映，但刘震云参与的每部影视作品，娱乐性与思想性都得到了较好的结合。甚至包括刘震云每次出场时的着装风格，获得茅盾文学奖时以流行歌曲作为获奖感言的话语方式，都充分地体现出他对精英文化的变通与改造。关于当代中国文化话语冲突的问题，是抽象的玄思，将之与学生们熟悉并引以为傲的家乡文化名人结合起来之后，可以使抽象的问题感性化，具体化，使学生从感性体验中逐步完成理性思考，这既提升了学生的兴趣与参与意识，也符合文学研究的规律，即由感性而至理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归纳问题的规律。在当代文学的教学内容中，强化地域文学，由学生较为熟悉的文本、作家、文流、文化现象入手，可以达到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建构的目的。但对于地域文学的引人，还要适当方可达到最佳效果。这个适当，一方面是指量要适当，引人地域文学，并非把当代文学史讲成某一地的当代文学史，而是要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发展来看地域文学，以地域文学的具体个例来对当代文学的整体发展进行阐释。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要适当，即在讲解地域文学时，仍需不时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象中发掘共性问题，把对地域文学的微观个体考察引向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宏观整体的规律把握，并从地域文学特殊的解决方式中寻找到某种新质。因此，在当代文学教学实践中适度、科学地加人地域文学的内容，将有助于突出当代文学现实性、当代性的特征，并且能够使教学实践在一个难易适中，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文本平台上展开，有助于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他们的参与意识，使他们能够由感性的文本阅读逐渐深人至理性的规律把握，并对当代文学文化生态场域有一定的了解，达到培养艺术审美与人文精神综合素质的教学目标。

作者：张翼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第9篇：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范文

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

赵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文学生产与其他生产形式一样,依赖于生产工具和传播媒介的变革。就中国文学而言,媒介对文学的影响较显著者有两次:一是晚清至五四时期大众印刷媒介(报纸、杂志等)的兴起;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子媒介的勃兴。研究者大多肯定前者,对后者却持比较复杂的态度。前者的典型代表是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他认为,晚清时期,报纸和杂志大量出现,书籍出版亦步入现代化进程,这些都诱发了文学新变。以小说为例,由于报刊连载长篇小说,周期长,故事进展缓慢,不能满足读者需求,这就需要作家与报刊做出相应调整:一是,长篇小说各章回自成起讫;二是,短篇小说迅速成长。外在形式的调整逐步促使中国小说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等发生转变。大众印刷媒介的兴起,使得读者可以反复阅读故事文本,作家很难再将自身想象为“讲故事的人”,创作也由“听―说”模式转变为“写读”模式。小说创作渐脱说书模式窠臼,全知叙事、顺序叙事模式趋向衰落,小说语言、情景描写尤其是故事结构等渐趋复杂。这对读者独立思考能力、线性思维模式、精英文化和审美文化等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大众印刷媒介的兴起,还使得作家重新建立起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小说创作不再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事业,而是“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由此,文学生产开始进入加速期。

及至20世纪90年代,电子媒介在中国勃兴,尤其是互联网进入中国后,文学创作更是“日新月异”。作品从脱稿到面世,已是顷刻之事。文学创作主体极大泛化,似乎只要能用键盘敲字,有几分文学热情,人们就可以加入文学创作行列。同时,文学生产也变得更加便捷,网络写作不再需要编辑审阅、不再需要版面刊登,作者可以自写、自编、自发,一切“自助”。文学似乎进入“民主化”时代。然而,对数字时代的文学,讨伐之声一直不断。希利斯・米勒甚至发出文学将走向终结的预言。那么这一预言是否适用于中国的文学状况呢?赵勇的新著《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可以说是对该问题的最新回应。

赵勇从文学阅读的角度,“把印刷媒介生成的纸质文本看做‘旧媒介’,而把凡是可以通过屏幕(尤其是电子屏幕,如电视、电脑的显示器、手机屏幕等)显示信息的媒介看做新媒介”(149页)。由此,作者考察了纸质媒介、电子媒介两种不同的媒介形式的运作模式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他从文化环境出发,考察了文学创作和阅读的新变,批判了技术进步主义者忽视文学/印刷文化、重视影视/视觉文化的取向。作者认为,与印刷媒介文化相关的是富有深度的审美文化、有批判维度的知识分子文化。印刷媒介下的文学精雕细刻,富于审美意蕴,具有膜拜价值,造就的读者是文化批判的公众。而与新媒介(主要是数字媒介)相关的文化,则是浅易媚俗的消费文化、与大众媒介调情的知道分子文化。数字时代的文学,是寻求“短、平、快”的文学,它具有与商业联姻的展示价值,造就的是文化消费的大众。在书中,我们可以领略文学的写与读的诸多变化:从依靠毛笔和钢笔的笔耕墨种年代,到依靠电脑文字处理技术的“电子书写”年代,作家创作越来越便捷。作者认为,电子书写让文学创作从构思到呈现为外部符号的过程越来越短,表达障碍越来越少,似乎进入海姆所谓的“无障碍写作年代”;同时,文学阅读也面临电子文化如电视、电影、网络、电子游戏等的极大冲击,印刷文化大有被视觉文化取代之势,文学阅读为读图所取代,如此,文学生产、文学研究都将面临危机。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是电子媒介影响下作家、读者和研究者的精神架构和世界观的变化。

描绘大众媒介时代文化与文学的变迁轨迹固然重要,探究其变迁原因则更为重要,也困难得多。不管是技术乐观主义者还是技术悲观主义者,都认为技术及以技术为基础的媒介对文化具有决定性影响。芒福德在其名著《技术与文明》中谈到,历史上的每次技术发明如钟表、蒸汽机车等对人类的影响,都超出了技术层面,深入了人的感知结构、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及其文化形态的方方面面。同样,以技术革新为基础的每次媒介变迁,亦都蕴含着超越自身的意义。对于媒介的意义,学界早已关注。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提出了“媒介即讯息”的著名观点,认为每一种新媒介产生都开创了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的新方式、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与麦克卢汉相比,波兹曼更加强调大众媒介对人类心理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将印刷文化与电子文化相对,认为与其相关的文化形态分别是“阐释年代”和“娱乐业时代”。阐释年代是印刷机统治美国的年代,那时候阅读蔚然成风,演讲文化深入人心,读者与听众是富于批判精神的公众;娱乐业年代,是广播、电视等媒介统治美国的时代。电视的出现使得印刷文化面目全非,人们沉浸于娱乐海洋,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失去了选择的方向和阅读的耐心,理性与责任被抛之脑后。

与之相应,赵勇也在这样一个框架中,将20世纪80年代追溯为一个阐释年代、读书文化的黄金时代,而将1990年以来的文化认定为消费文化与娱乐文化。作为印刷文化造就的人文知识分子,该书流露出了文化精英面对诸多新文化现象时的疑惑与质疑、对“印刷文化”的怀旧或带有悲彩的守护、对匿名化的意识形态运作的警惕,以及对文化之犬儒倾向和消费主义的批判。媒介似乎是这一切的元凶。然而,新技术、新事物的出现,虽然有改变文化现状的潜质,但是这种潜质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能否成为现实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密切相关。例如,网络拥有丰富的信息,是一个开放的、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平等参与的平台,具有民主潜质,但是这种潜质能否达成,取决于不同国家地区的网络开放程度。而且每种技术的影响也都是多方面的,不能一概而论。例如,从网络特质出发,我们会对网络文学有诸多期许:网络文学应具有开放性、跨地域性、混杂性和技术依赖性等特征。开放性,指文学创作几乎无门槛,一个话题,任何人只要能断文识字、上网即可参与,实现了最大限度的文化民主;跨地域性,指地处不同区域甚至国家的人,可同时参与创作,共同完成一部作品;混杂性,指文学形式可以缤纷多样,不要求文体一致,而且多种媒体形式(如文字、音响和图像等)可以并存;技术依赖性,指文学创作不再是简单的文字堆砌而是利用多种媒体形式、超链接和超文本等形成相互指涉的文本空间。然而,现有网络文学大多是将纸媒文字搬到网络之上,依然是新瓶装旧酒,在形式和精神气质上却并未见出本质性的革新。而且,我们也不能忽视媒介尤其是新媒介的积极因素。文学写作在印刷文化时代,主要是信息的单向传输,作家与读者很难真正互动;而在网络时代,读者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反馈阅读信息,从而影响作者的写作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