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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文;小学教育;国学;素质培养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3)09-00
近年来重新兴起的国学热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全社会需要在传统文化和中华思想文化中寻找和汲取精神文化营养的表现。国学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国家国民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体现和概括,是国家民族的性格表现和智慧结晶。中国人最早在课堂上接触国学是在小学的语文课堂上,而在小学课堂上较早对学生教述国学的思想对于养成学生良好的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建立起学习热情,弘扬国学文化都非常重要。
一、语文教育的特点
语文是学习组织和传达语言知识和文化的统称,是学习其他文科学科和自然科学的基础,是最基础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是人们交流思想和保存传递知识经验的载体。哲学上对语文的认识是:进行表述、记录、传递的口头或是书面的文字言语的物质存在形式。其目的是描述事实、引证思维、陈述思想、表达意志、抒怀等。语文是语言和文学的简称。在系统地训练和教育小学生时,不仅要进行语言和文学的教育,更要注重蕴含在语文中的文化和哲学教育。语文的概念是解放后,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将“国语”和“国文”两门课合二为一而称为“语文”。
二、语文课堂与国学
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国学一般是概指一个国家的传统历史文化与学术。广义的国学是我国历史所有文化与学术的集合,包括思想、哲学、戏剧、琴棋书画、数术、中医、星相、农艺、宗教、礼教、伦理、文学、史学等等。而在小学语文课堂中接触到的国学是以文学为基础的凝练着国学思想和道德文化的文学作品。
三、适合小学语文的国学内容
(一)三字经
三字经是宋朝时期创立的,至今已经七百多年了,是家喻户晓的国学经典入门文章。其三字一句的经典形式朗朗上口、极易成诵,是公认为的国学入门教材。其中包涵了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教育、人文、地理、民间传说等。
由于三字经创立的目的是为了初学的儿童,因而历朝历代都是儿童学习文化知识的入门教材。三字经虽然简单易懂、朗朗上口,但是其引经据典、引用扩展的知识非常多,其本身是优秀的小学语文教材,其引申出来的典故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底蕴更是扩展小学生知识面和稳固道德观、价值观的经典教材。三字经可以说是小学生国学教育的启蒙和宝库。三字经不仅可以是国学的入门经典还是儒家思想的入门经典,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知识更是小学生了解和掌握国学基本思想的重要启蒙知识。
(二)千字文
千字文是南朝时期周兴嗣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的一千个字做成的文,其中一千个字没有一个重复(据考究,重复了一个“洁”字,实为999字不同),千字文中以999个不同字写成的叙事性很强的启蒙性文章,是以999字勾画出的一部完整中国地方文化简史,是我国传统文化启蒙教育的最高水平。千字文的文风和目的就是指引儿童的行为习惯,按照我国传统文化的塑造素质行为,进而为小学生的人格养成灌输我国传统国学的营养成分。
(三)千家诗
现代概念中常提到的国学启蒙教育读本是“三百千千”即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其中的《千家诗》为明朝时期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所著,其实际内容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格律诗,其中大多为唐宋名家诗句,较为广泛地反映了我国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唐宋时期的社会风貌。千家诗作为我国诗歌文化的入门教材在小学生国学入门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不同于三字经和千字文的叙事性文体,千家诗是精选的唐宋名家名句的精华诗篇,是小学生欣赏传统文化魅力和古典文学魅力的启蒙之作,更是培养小学生文学素养和提升对国学关注的重要经典。
(四)论语
论语是教师之祖孔子的言行语录,由其弟子整理完成,是儒家思想的入门材料。其中以语录的形式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政治主张、道德观念,同时论语也是教育学的经典教材,其中提起的因材施教、学而时习等教育思想也是教育的经典理论。
论语作为儒家四书五经中四书的第一部,也是四书五经中写的较为浅显、句子较为简单的书籍,是最适合小学生学习阅读的国学经典教材。其中朗朗上口的句式也适合作为小学生早读诵读和背诵的段落。
(五)史记
史记是我国传统文学中的不朽明珠,由司马迁撰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五史的第一部。史记由于其纪传体的特点,与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相比,历史性、文学性和故事性都较强。其中可以采取“糖葫芦”式的教学方式,引入史记纪传体的小段历史故事在给小学生讲故事的同时润物细无声地传递蕴含在传记中的民族性格、道德观念、做人道理。
(六)诸子百家
我国传统思想百家争鸣时期的诸子百家是我国春秋时期各派别的总称,其中最为显赫的派别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在我国的国学教育中儒家思想传播广远,但是诸子百家中其他的一些流派如墨家、法家、道家的思想也对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诸子百家的精神也相互渗透,共同在我国传统文化留下了精神的烙印。
(七)西游记、三国演义
我国明清时期的四大名著中,较为适合小学阅读并且广受小学生喜爱的《三国演义》、《西游记》具有非常良好的基础,其中的故事学生早已通过电视剧熟悉了知。老师们需要做的是在熟悉的故事情节基础上提点出故事中蕴含的道理和文化。把故事情节扩展既能吸引学生的兴趣,又起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张立文.国学的新视野和新诠释[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01).
[2]田立君.小学阶段国学教育及其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成因[J].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3(04).
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浪潮引发了全国人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这场国学复位运动的兴起昭示了中国的崛起以及民族自信心的重燃,从央视“百家讲坛”栏目请著名学者普及《论语》、《弟子规》等知识,到各大高校纷纷创建国学研究所,都体现了官方各层力量对“传统文化断代”作出的补救和努力。而少儿读经教育的兴起,作为一股民间弘扬传统文化的力量,以其特殊的倡导理念、教育模式和教学内容,日益引发社会的关注和争议。
少儿读经教育即是一种仿古代私塾式的教育模式,多是由民间自发组织建立的,采用台湾王财贵教授的“儿童读经教育”理念,对学前儿童进行国学启蒙教育。所开设的课程多以全日制诵读《论语》、《道德经》、《易经》等古圣经典为主,辅以中国古代礼仪身体力行,配以中国古代琴棋书画、中医、茶道、太极等课程的熏陶,力倡对当代孩子的教育回归古典,回归经典。
但是,随着民间读经教育的不断壮大以及其偏执的文化复古主义倾向,越发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而它所为一种教育模式,更多的带来了少儿教育方面的讨论。从教育部门多年前的打压叫停到现在的姑妄观之、研究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对其褒贬不一的争论、学生家长不移不弃的坚定立场,都可以看出民间读经教育在兴起和创办过程中成效与不足并存,希望和担忧共持。而今天看来,我们更加聚焦于这种教育模式的反体制角色,从而引发我们对多元化教育模式的思考。
2 官方体制教育与民间读经教育的比较
纵观当代中国教育,不少家长对其充满了失望和不安,体制教育的强制性、专断性、模式性使学生成为高考制度下疲于奔命的应试机器,随波逐流的升入中学、高中、大学。而奖金与升学率挂钩的制度,使老师难免无法照顾到所有学生,一些成绩不理想的同学因此受到忽视和冷落,陷入厌学的深渊。更为严重的是,现代教育只看重分数,不注重学生道德品质和心性的修养,使得学生道德意识浅薄、诚信缺失,引发社会文化素质日趋下降。这些现状早已敲响了教育的警钟,但是实行多年的教育改革却效果甚微。
在体制教育积重难返的沉疴弊病下,读经教育的出现给了众多学生和家长一份希望和光明,他们选择读经教育的原因有:
(1)读经教育更加注重孩子智慧的开启。儿童读经教育的发起者王财贵教授有言:“十三岁前是儿童记忆学习的黄金时期,从小受五千年文化的熏陶,不仅符合儿童学习的天性,更是奠定了一生优雅人格的基础。诵读经典也有助于对其他知识领域的领悟和旁通,促进各科学业的进步。”我们知道,“知识”和“智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知识需要“学”,而智慧需要“开”,诵读古圣先贤的经文和在学校里学习肤浅的课文相比较,对大脑的开化程度是不同的,因此不少家长选择让孩子从小诵读经典。
(2)读经教育更加注重孩子德性的培养。读经教育的内容即是全日制诵读经典,无考试也无压力,这种非强制的方式使学生不再把学习当作苦差。而反复诵读内容正是基于中华民族特定的心理结构而构建的经典,其所倡导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庸之道”等普世价值观正是我们做人之根本规范。孩子们每天沐浴先贤的智慧,不仅学到了智慧还从小种下了道德的种子,这也从根本上纠正了体制内教育只重分数不重道德的舍本逐末的弊病。
(3)读经教育对所有孩子一视同仁、有教无类。一所读经班的家长反映:“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满身伤痕地从学校来到这里。他们只能是一小部分优秀学生的牺牲品,最后就成了我们现行高淘汰率教育选拔机制的残次品。”①体制内教育频繁出现的绿领巾、分级作业本、给老师送红包等现象,越发显示教育的怪圈,这样做可能使部分“优秀生”得到了照顾,但是却严重伤害了其他学生的自尊心和学习积极性。而读经教育对所有的学生没有比较也没有排名,老师与学生也没有利益关系,学习氛围融洽而和谐。
虽然读经教育有部分优势能弥补学校教育的欠缺,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认同读经教育的正确性,其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例如:
(1)读经教育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的问题。传统文化是与古代社会应运而生的文化,复归经典也必须考虑到当前的社会体制。例如古代倡导的孝道、君臣道比较适应等级森严的社会,而我们现代更加提倡一个和谐、友爱、平等的社会,没有必要恪守如此尊卑等级秩序。在古今两个大相径庭的社会制度下,若读经教育不与当代生活相结合,必将走入文化复古主义的泥淖,对读经孩子今后在社会上生存是不利的。
(2)读经教育的道德理想主义问题。按照读经理念的设想,读经孩子的日常表现应该更为沉稳、懂事,应该脱离低级趣味。可是通过笔者在读经学堂做义工的经历观察,孩子们不愿读经、吵闹打架、爱看动画片等现象还是存在的。若仅凭道德说教让这些孩子学会了鞠躬、感恩的礼仪,而不是发自他们内心,这种教育难免仅是无源之泉,无法细水长流。
(3)读经机构的规范化问题。因为读经学堂多是民间自发组织建立的,所以学堂的师资、选址、卫生、环境等情况都没有经过官方的许可和认定,学堂老师也大多是没有现代教育学和心理学基础的社会人士。这样也让我们对学堂的办学条件存在担忧,做教育需要有科学的指导和规范,仅凭学堂老师的爱心和道德维系的教育在当下或许成果明显,但是能否经受时间的考验,我们不得而知。
一、陶行知的第一任老师父亲陶位朝
陶位朝,号槐卿,字笑山,1867年生于安徽歙县,1915年病逝于南京。陶父为人笃实厚道,性情温和,不善农事,一直经营上代开在休宁万安街上的“亨达官”酱园店,闲时诗书自娱,有一定的古文功底,后来曾到南京女校做老师,陶父是陶行知和妹妹陶文的启蒙老师。陶行知在《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一文中,明确指出“余生在徽州,此乃一鲜与外界交往之地。余早期汉学教育受业于家父及其他师长”。陶父是陶行知的第一任老师。
陶行知幼年在陶父严格教导下,熟读唐诗宋词,后来成为大众诗人,诗风淳朴,通俗易懂,他对诗文的评价标准就是:“文章好不好?要问老妈子。老妈高兴听,可以卖稿子。老妈听不懂,就算是废纸。废纸哪个要,送给书呆子。”由于家学功底深厚,对唐诗的理解颇有独到之处,稍长后到汪采白父亲汪纪修处借阅唐诗来读,边抄边吟,归还书时,汪纪修考问陶行知:“你读唐诗推重何人?”陶答:“paidu”(歙县方言)。汪惊问:“你读完唐诗怎么说是‘白读’呢?”陶说:“我指的是白、杜啊!”汪老先生顿时领悟:“啊……原来你是指白乐天、杜子美,好!我再问你,白、杜风格之异同?”陶答:“白诗通俗晓畅,杜诗沉郁有力,多为感时忧国之作,均能反映民生疾苦!”汪纪修捋捋胡子说:“孺子可教也,孺子可教也。”
陶行知父子之间感情笃深,陶行知17岁乘船离开徽州到杭州求学,父亲到码头送行。时隔23年后,回忆父亲到码头送别的情景,陶行知深情作《献诗》一首:“古城岩下,水蓝桥边,三竿白日,一个怀着无穷希望的伤心人。眼里放出悲壮的光芒,向船尾直射在他儿子的面上,望到山、水、天合成一张大嘴,隐隐约约地把个帆影儿都吞没了,才慢慢地转回家去,我要问芳草上的露水,何处能寻得当年的泪珠?”其自序写道:“我十七岁之春,独自一人,乘船赴杭学医,父亲躬自送到水蓝桥下船,回想初别情景,历历如在目前,今特追摄入诗,送别人竟不及见,思之泪落如雨。”表达了父子之间情真真意切切。
1915年,陶行知在美国读书,得知父亲去世的噩耗,“悲之极,不得已借事勉强忘之,下课后即到图书馆看书,不敢回寓,每至深夜始返。但梦中不能自主,悲怀一动,凄凉甚矣。”作《追忆美国得父殁耗之生活》诗一首,“我欲忙,我欲忙。忙到忘时避断肠,几回心内伤!我欲忘,我欲忘。忘入梦中哭几场,醒来倍凄凉!”身在海外的游子不能尽孝,只好通过奋发读书,以求学有所成,来报答九泉之下的父亲。
二、蒙童馆老师方庶咸
方庶咸(1872―1947),安徽歙县西乡瑶村人,小名麒,学名景雯。光绪十六年(1890),18岁即中秀才,后设蒙童馆,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及《四书》《五经》。庶咸所设之蒙童馆,类同义学,束不计,本村及邻村儿童均列其门墙。陶行知出生地黄潭源与瑶村相邻,行知幼年四五岁时便十分聪明好学,能将隔壁邻舍堂前挂的对联,依样描写在屋前的泥地上,一时被村人传为“神童”。6岁时,行知与他的同伴也时常跟着到蒙童馆外驻足,听方庶咸讲课,日长岁久,方庶咸发现了不同凡响的行知,大喜过望,爱才心切,便亲往黄潭源拜访其父陶位朝,请其将儿子送来蒙童馆读书。其时陶家经济拮据,按徽州旧时习俗,学童开蒙入学,要设宴请酒,送启蒙老师束,破费甚大,因此,谢绝了方庶咸的好意。如此再三,小行知仍不时来“门前听课”。方庶咸又两度登陶位朝之门,直抒己见,免费带徒。就这样,陶行知六岁,正式就读于方庶咸门下,接受启蒙教育,名字仍用父母取之乳名“和尚”,方庶咸认为不雅,取学名“文F”(《书・舜典》:F哲文明之意)。此后,方庶咸一面教书,一面仍准备八股应科举试,奈时运不济,一直未能中举。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方庶咸已33岁,老大伤悲,心灰意冷。乃转向刻苦钻研中医内妇儿科医术,尔后在家中悬壶济世,挂牌称“儒医内妇儿科方庶咸”,行医无收费标准,无作息时间,随到随诊,诊金任病家随意支付,或日后酬谢均所不计,如生活困难者免费送药、送钱。乡里邻村,无论风雨随请随到,多为义诊,收入微薄,左邻右村无论男女老少,均敬称他为“麒先生”,有口皆碑,人缘极好。民国三十六年(1947)春,在瑶村故里去世,享年75岁。
方庶咸一生修身养德,澹泊为怀,悲守穷庐。唯一的亮点就是成为一代教育大家的启蒙老师。方庶咸老师慧眼识英才,几度登陶父之门动员送孩子入学,功不可没。
三、经馆老师吴尔宽
吴尔宽(1865―1925)字仲容,休宁万安人,12岁中秀才,后屡试不第,故谢绝功名,终生以授童坐馆为业。吴尔宽经馆坐落于现万安街皂夹巷2号,经馆与吴尔宽古宅遗址尚存,保存完好。吴先生学识渊博,诲人不倦,著有诗文,今散佚。吴先生教书认真,对弟子严格。聪明过人、活泼可爱的小行知,在吴尔宽门下“寒窗苦读”,打下了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尤其是写作方面,行知才思特别敏捷,诗文也格外出众,很受吴尔宽的赏识。因此,行知从小就是远近闻名、时常受到师长嘉奖的才子。
有一次在课堂上,吴尔宽老师在授课:“孟子的学生曾向老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怎么办?孟子就说,那么舜就可以不当天子了,然后偷偷地背着父亲逃跑,并终身孝敬他。圣人的话是有道理的,这就是说百善孝为先,我们作为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出不孝的事;只有人人都遵守了孝道,这个世界才有秩序。”
陶行知突然站起来:“请问先生,如果普天下的杀人犯都被自己的儿子藏起来,如果普天下的首领都像舜那么自私,那么国家还能治理好吗?国家岂不是要乱套了吗?那样哪有秩序可言呢。看来,孟子回答他学生的话是不对的。”
吴尔宽愣了半天:“孟子,孟子是亚圣,这是没有争议的!”
陶行知:“先生,如果大家都按照孟圣人的话去做,那现在不还是春秋战国吗?”
吴尔宽顿时睁大眼睛,紧紧盯着陶行知看,又昂起头,半天没有说话;来来回回踱了几步,先是摇摇头,随后又点点头,连连自语:“童心可鉴,
童心可鉴,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
在吴尔宽经馆,与陶行知一起上学的有汪鸿熙、方竹如等十二位同学。1902年,陶位朝失去了册书之职,陶行知只好随着父亲,不得不含泪告别师友,重新回到黄潭源。
四、陶行知虚心求教国学的老师王藻
王藻,前清贡生,新安江畔航埠头曹家经馆塾师,道德文章在当年当地享有盛名。
从吴尔宽经馆回到黄潭源这一段时间,陶行知失学在家。虽然生活比较艰难,陶行知还是一边劳作一边自学。当时歙县有位学问极好的贡生王藻老先生,受聘在距黄潭源15华里的航埠头曹家任教。陶行知带着自学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慕名步行到航埠头曹家经馆登门求教,平常陶行知五六天去一次,不能劳作的雨雪天就天天去旁听。一个风雪天,陶行知前往航埠头,途中路难行,到航埠头曹家经馆时王先生正在授课,陶行知不敢惊动,恭敬静立门外。一两个小时过去了,王先生无意一瞥,才发现门外满身披雪的陶行知,大为感动,曹府内外也赞不绝口。“古有程门立雪,今有王门立雪”的故事,一时传为美谈。
五、辅导陶行知读国学的老师程郎斋
在离开吴尔宽经馆到上崇一学堂的几年里,陶行知一直没有荒废学业。经亲友介绍,陶行知拜徽城镇上路街的程郎斋为老师。每天,陶行知都是清晨起床,上山砍一担柴挑到城里去卖,卖完柴后,再赶到程先生那里去上学。陶行知从不抱怨这种艰辛的日子,反倒因为有了重新学习的机会感到非常高兴。程郎斋成为辅导陶行知读国学的校外老师。
六、崇一学堂的外籍老师唐进贤
唐进贤是英籍耶稣教会牧师,英文名吉布斯,中文名字叫唐进贤。1876年受中华内地会派遣,经浙江杭州循新安江进入歙县传教。1900年在歙县小北街创办崇一学堂,学制三年。崇一学堂隶属基督教内地会,正式名称为“安徽省徽州崇一私立中学堂”,是当时徽州最高的学府之一。学堂分上下两层,坐东朝西,外观粉墙黛瓦,马头墙错落有致,屋内椽梁穿梭,粗厚的东瓜梁横亘其中。整个建筑由天井、厅堂、照壁、门厅所组成,前进为教学区,楼上为师生宿舍。是典型的徽派砖木结构式民房。整个学堂占地面积5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00平方米以上。
陶行知跨入了崇一学堂,这是他人生关键的一步。在《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一文中,陶行知写道“十四岁始入一中华耶稣内地会学堂,受教于唐进贤师(Mr.Gibbs),彼当时为仅有之西学教员也。”
崇一学堂是歙县创办最早的洋学堂之一,校名意味着唯一崇拜的是上帝,招收的基本上是由基督教徒推荐的学生。陶行知进“崇一”是偶然的机遇。教堂通事(翻译)章觉甫与陶位朝是朋友,他介绍陶妻曹翠仂到教堂帮佣,做些炊事、勤杂。陶行知进城卖柴、卖菜后,经常到教堂为母亲分担杂活,让母亲休息一会儿。唐进贤牧师发现他举止大方,事母至孝,颇有好感。接触几次后,牧师更觉得虽是贫家少年,却熟读诗书,才华横溢,思维敏捷,极有见地,当即决定免去学费,收陶行知为崇一学堂正式学生。这让陶行知一家喜出望外。
崇一学堂虽是教堂办的学校,但并不进行基督教义的教育。开设的课程有英文、算术、格致、地理、音乐、医药常识等。当地一位张姓老师教体操,章觉甫教德行,还有一位教国学的程老师和另一位王姓老师教授经学、国文、修身和中国历史等科目。中西合璧的教育使陶行知开阔了视野,既可整理过往从父亲、以及父母家乡几位老师先后断断续续所学到的传统经学和国文知识,又得到唐进贤教导,接触西方知识,眼界大开,学业大有长进,为他进一步接受一种全新的文化,做好了前期铺垫
准备。陶行知的同学有姚文采、江粹青、程家庚、章文美、章文启、汪邦镐、汪邦嵘、朱家治、汪嵩祝、洪范五、程祖贻、汪邦钊、汪邦祁、汪邦钧、张枝一、汪采白等在籍学生18人。陶行知与洪范五、姚文采同住一个寝室,比赛背诵国文,陶行知在三刻钟内背《左传》43行,一时传为佳话。陶行知在寝室墙上,题写了自勉的铭言:“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因陶行知是中途入学,三年的课程两年学完。
另外,崇一学堂的翻译兼老师章觉甫为免除陶行知每天由黄潭源走读到县城学堂上学路途的劳顿,还照顾陶行知在自己家中搭伙。因此,章觉甫可以说是陶行知就读崇一学堂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位恩师。
七、为陶行知补习英语的校外老师严达
严达(1874―1953),字公上,槐塘人。曾留学日本学音乐和表演,回国先任新安中学堂英文教师,后往上海从事作曲和电影表演,演技精湛。能讲十余个省市的地方语言。家住歙县县城大北街。
陶行知在《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一文中,写道“两年后,该学堂(崇一学堂)因唐进贤返回英国而停办,余乃不得不冒险前往杭州意欲习医。旋以医学堂严重歧视非基督教徒,甚至事关学科问题亦然,余乃撤回注册,而入学三日耳。余于失望之余,仍返回徽州专习英文,复经一年。”因此,这一段时间,陶行知常去严老师家补习英语,严达先生成为陶行知补习英语的校外老师,陶行知的英语水平大为提高,为后来继续求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09年陶行知投靠苏州的表兄,生活穷困,后来他记述说,我18岁流落苏州的时候,在街头与恩师唐进贤邂逅。陶行知的人生命运由此出现了重大转机。经唐进贤的帮助推荐,陶行知于1909年秋考入南京汇文书院预科。第二年春,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成立金陵大学。陶行知秋季即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本科就读,四年后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后到美国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