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法律知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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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未成年法律知识范文

一、问题之提出

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样就使得原本活跃于各地少年司法实践中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正式被立法机关采纳，也正式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融入到少年司法制度之中。从原本散落于各处的法律法规到如今法律层面上的正式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的少年司法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适用经验，这对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有着重要意义。虽然新刑诉法对社会调查作出了明确规定，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仅仅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社会调查的主体和社会调查的内容，但对于社会调查报告所应具有的法律属性却没有明确规定。如果不能明确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就会使各地司法机关产生不同的理解，进而制定出不同的实施细则。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破坏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削弱此项制度所应该具有的实用性。例如，有的司法机关将其视为证据，可以在审理阶段进行质证；而有的司法机关只将其视为量刑参考意见，由法官自由裁量。不同的属性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因此如何在现有法律规制的条件下界定社会调查报告属性，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需要首先突破的难题。

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不同界定及评析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源于实践，其在施行初期并无普遍性法律的规制，所以各地司法机关对其法律属性的认定并不相同。例如河南省兰考县法院将调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允许诉讼参与人提出质疑，然后由社会调查员进行解答。而江苏省的部分法院将社会调查员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对待，赋予其类似鉴定人的诉讼地位。随着社会调查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其在少年司法中所扮演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理论界对其研究也越发深入，总结各地的司法实践经验，学界大体上将社会调查报告界定为三种不同属性：即品格证据说、鉴定意见说、量刑参考说。

（一）品格证据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较为普遍，其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也就是指未成年人的人格调查或是品格调查，而调查的主要内容便是未成年人的“人格”或是其“品格”，所以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为品格证据。之所以认为社会调查就是品格调查，主要是从人身危险性的角度来进行考量的。因为品格是人身危险性的重要表征，“通过考察行为人的人格特点并加以科学分析，才能使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更加准确、可靠”。那么为何要考虑人身危险性这一要素呢？这主要是和社会调查的目的有关。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的理论基点在于刑罚的教育感化功能。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心理状态往往不够稳定，而且自制能力差，加之受外界的不良影响，所以其大多是出于偶然原因走上犯罪道路，比如因心血来潮、一时冲动等，他们所实施的犯罪并不一定都是有预谋和有计划的，因此大多数未成年人罪犯并非“罪大恶极”者。少年司法方针主要是考虑如何教育并改造未成年罪犯，这里就要放弃刑罚传统上的报应和威慑功能，转而找到案件处理方式和教育改造的最佳“结合点”。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找出犯罪原因，了解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将对其未来的教育改造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人格调查制度对于量刑具有重大影响，其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通过审判前调查所获得的犯罪人的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症。”因此，社会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便具有品格证据的性质。

笔者认为，产生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其报告的法律属性并不能简单地纳入“品格证据”的范畴。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也不能单纯地等同于人格调查或品格调查制度。一是因为“品格证据”属于“舶来”的法律词语，其并没有反映在我国的相关法律规范中。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范来看，其法定证据种类中并不包含“品格证据”。如果将其纳入现有的证据种类中，就会破坏证据适用的法定性。二是从《刑事诉讼法》第268条的规定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内容为“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虽然“等”字属于列举未完，但从上述三个要素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方向不仅包括犯罪主体情况的调查，也包括犯罪原因的调查。所以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品格”即人身危险性只是社会调查的一个调查选项，将其统称为“人格调查”不免会以偏概全。虽然社会调查以行为人为核心而展开，目的在于全方位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但是其最终目的是并不只是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分析和预测，它还包括行为人社会危险性方面的分析，而这其中显然又会考虑众多的社会因素。再者，因为个人生活经历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人格或品格的内涵具有复杂性，决定人格的因素有很多，社会因素和生理因素等都会对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人格调查实际上就是追踪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轨迹，其并不能脱离社会属性。三是要对“品格证据”作出正确的理解。虽然对其概念的表面含义不难理解，但作为英美证据法中的一个重要规则，它的适用却十分复杂。“英美法上使用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证据的目的有二：一是证明案件的某些争议事实或附随事实，二是攻击未成年被告人的可信性。”另外，它还会对被告人的定罪过程产生影响。因为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提出会给未成年人本身和案件的审理带来风险，所以它的提出有一定的限制条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它的调查内容并不是查明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而是犯罪原因的归纳，所以并不对定罪产生任何影响，主要作用是在刑罚个别化原则下对量刑和未来帮教上的考量。再者刑诉法268条对社会调查的启动并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性条件。综上所述，英美法下的“品格证据”与我国少年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不可相提并论。

（二）鉴定意见说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是近来不少学者的主张。“无论从形式、内容还是形成的过程来看，社会调查报告的类型视为鉴定意见都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定。国外立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日本少年法》第9条规定：进行前款规定的调查，务必调查少年、监护人或者相关人员的人格、经历、素质、环境，特别要有效运用少年鉴别所提供的关于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专门知识的鉴定结论。美国也是采用类似的做法，由鉴别中心或鉴别所负责社会调查工作。”在部分地区的司法实践中，也将社会调查员的地位等同于鉴定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

笔者不赞同上述说法，社会调查报告不能等同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虽然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地区社会调查工作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承担，其运用自身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理论素养，对调查中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通过分析和判断形成一份高质量的社会调查报告，从某些方面看和传统的司法鉴定者的工作相同。但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下规定的鉴定意见并不具有包含社会调查报告的可能性。第一，因为根据《司法鉴定管理决定》的要求，我国对于鉴定机构的资格和条件有着原则性的要求。鉴定机构的设立和鉴定业务的开展必须要经过相关机构的登记和公告，鉴定人的资格和要求也有法律规定。而且从现有规定看，我国鉴定工作根据鉴定对象可分为“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和“声像资料类鉴定”。将社会调查强行纳入鉴定意见，与现有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不能直接套用外国的规定在我国使用。第二，鉴定意见为“鉴定人对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分析后所作出的判断”。可以看出，案件事实也包含了定罪事实，即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鉴定等同于事实调查，也就是对与定罪事实有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但是社会调查不涉及对被告人定罪情况的考虑，并不调查与犯罪构成有关的行为和结果事实。第三，从法律责任的角度考虑，如果鉴定人故意作出虚假鉴定或不实鉴定，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在第268条也没有规定虚假调查报告的法律后果，因此不能贸然认为其属于鉴定意见，也不能将国外的制度不加辨别地适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将社会调查报告等同于鉴定意见，其在形式上是想将社会调查报告纳入法定的证据种类，但实质上是将由专业性工作人员作出的调查报告等同于“专家意见书”，这样也是不妥的，同证据能力法定化和证据形式法定化原则相悖。虽然其中会包含专家事实意见，但对案件事实却不是亲身感受的，也并不是对案件事实的陈述。

（三）量刑参考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不涉及案件事实本身的调查，因为“调查报告的内容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等均无关联，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该种观点立论的主要依据便是证据的基本特征。根据通说，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社会调查报告之所以不是证据，就是在于其并不具有关联性。因为证据的关联性是同案件事实存在的某种联系，因为证据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产生的，它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和客观的联系，对证明案情十分重要。而这里的案件事实正如上所述，主要是关于行为和结果的事实，是定罪事实。而社会调查所反映的内容却同案件事实没有必然和客观的联系，例如社会调查中关于犯罪原因的探查，其同案件事实的发生虽然有某种联系，但却不是必然联系，只是偶然或间接联系。而且社会调查中必然会涉及到第三人对未成年人的评价，这些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案件事实并没有客观的联系。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同量刑参考的观点避免了前两种观点的“违法”嫌疑，从现有的法律规范上来说，确实没有突破证据的法定种类的限制。但这并不表明将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是没有问题的。笔者认为，从社会调查报告本应具有的“应然法律效果”和“应然社会效果”来看，还是有很大问题存在的。如果将其视为一般的量刑参考意见，则难以发挥社会调查报告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终使社会调查的适用效果“大幅缩水”。因为量刑参考意见只是在量刑阶段作为一种特殊的诉讼材料提交法官，其所反映的内容只能依据法官的自由心证予以采纳。但是依据刑事诉讼的证明原则，一项诉讼材料在取得证据能力之后才可以对它的证明力运用自由心证进行综合评判。而证据能力的获得要经过法定的调查程序。那么量刑参考能否获得证据能力？另外，控辩双方如果对其真实性产生异议，能否适用质证程序？这都是深入研究后留存的疑问。因此笔者认为，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意见仍然不妥，因为不能对其内容的真实性经过法定程序的检验。如果只是提交法官单纯的量刑建议，势必会使社会调查的内容形式化和单一化，使其无法真实反映未成年人的各项情况，以至于法官无法把握刑罚的裁量和后期的帮教矫治，削弱社会调查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重新认识

上述几种观点都不能准确地界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这就需要以另一种视角来解析其法律属性。可以说上述对社会调查报告属性的认识都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模式下进行的。能否以另一种视角重新审视社会调查报告的属性？笔者认为这是可行的。在这里首先要重新认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之重新认识――定罪与量刑的分离

之所以要重新认识社会调查制度，是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角度出发的。一般来说我国刑事诉讼是定罪和量刑程序相混合，量刑事实的认定并不需要经过独立的诉讼程序。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量刑前社会调查的发展和成熟已经使少年刑事诉讼体现出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离。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一是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作用便在于使量刑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进而推进量刑程序相对独立化。从社会调查的内容可以看出，其并不反映案件事实，而是围绕未成年人的个人家庭情况、社会环境和犯罪原因等因素来展开，这些因素都是量刑过程中法官所应考虑的酌定情节。考虑到这些因素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过程中或大或小的影响，加之对其未来人生发展的考量，法官必须在量刑时慎之又慎。继续延续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的模式，法官可能无法掌握大量的酌定情节等材料，所以有必要将量刑从定罪程序中分离。二是因为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诉讼模式有法可依。根据《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院在审理活动中应当保证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侦查机关或者辩护人委托有关方面制作涉及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报告应当在法庭上宣读，并接受质证。从上述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对影响量刑的社会调查报告可以经过质证程序，说明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便是在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模式下生成的。

（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之重新认识

上述已经阐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报告是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生成的。社会调查报告适用于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所以其法律属性便是量刑证据材料，即用来证明量刑事实的载体。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调查不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事实的调查，与案件本身没有必然联系。因而，显而易见，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不是证据的属性”。许多学者也认为社会调查并不反映案件事实，所以其缺少证据所应该具有的关联性。但笔者认为，上述结论都是在定罪量刑一体化的角度下得出的，即在不区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的基础上作出的论断。诚然，证据的关联性必须要求证据同案件事实存在某种联系。但是，在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下，在量刑过程中也存在相应的影响量刑的客观事实，即量刑事实。“案件事实”完全可以进行扩大解释，可以分为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就影响了一个案件的定罪量刑。这里所作出的扩大解释是有法可依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4条的规定，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即包括了“被告人有无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又包括“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事实”。这也就是说，影响量刑的事实完全属于案件事实，而社会调查所记载的事实同定罪无关，但却影响量刑事实的认定。

既然社会调查报告同量刑息息相关，那么接下来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就是量刑证据？笔者将其认定为量刑阶段的证据材料，而不是量刑证据。此处关于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一方面会涉及到二者属性的认定，另一方面也同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有关。

对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关键是要明晰证据的定义。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这里的“材料”不是指证据材料，而是指同案件事实有关联性的材料，并且经过各种证据规则查证属实。那些同案件事实无关联，或者未经证据规则查证的材料，则是证据材料，它只是案件证据的“来源”，并不是证据本身。证据材料只有经过各种证明规则查证属实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才能具有证明能力。因此，证据资料和证据之间应该有证明规则的链接。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可以接受质证，表明报告所记载的事项需要经过法定的证明规则来查证属实，进而也表明了其只是证据材料，并不是证据本身。因为证据材料只有经过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之后才能取得证明能力，接下来才能对有关事实进行认定，才能纳入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并成为裁决的依据，而那些未查证属实的事项则被排除在证据之外。所以说，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只有经过法庭的质证程序后，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法官才会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对调查内容进行采纳，那些被采纳的内容才会对量刑事实的认定产生影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离，定罪程序在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下必须要对定罪事实坚持严格证明原则，对证据种类和取证方法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即证据资料必须为法定证据种类，获取这些证据资料的手段符合法律规定。而量刑程序是一个独立的阶段，是在认定行为人有罪的前提下而启动的，所以其证据材料的认定不必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以自由证明即可，证据种类和取证方式不受法定证据方法的限制，但其若要认定为量刑证据也要遵循一定的证明规则。

另一方面，从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内容来看，其也只是证据材料。因为社会调查报告需要反映未成年人人身情况的多方面内容，包括成长经历、监护教育、犯罪原因等许多情况，而这些内容又多具有社会属性，其是通过调查员多方走访而来的，其中必然掺杂着主观的成分，加之调查报告一般都附有调查员的事实分析和法律建议，这其中也都包含众多主观因素。而证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则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客观性要求排除个人的主观判断，而且其来源必须保证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则要求其同案件事实必须要有某种联系；合法性则要求证据必须要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就现阶段来说，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其并没有规定详细的调查程序，且其调查内容并不都具有客观性，其中必然掺杂着被调查对象或调查员的主观判断。因此，现在就贸然承认其为“证据”则操之过急，其只是由众多材料堆砌而成的证据材料。

第2篇：未成年法律知识范文

专人专审机制。该院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指派经验丰富、熟知心理学的女干警专门负责。充分发挥女干警心思细腻、耐心稳重的优势，注重从未成年人独特的生理、心理特点出发，对症施教，因势利导，既讲解法律知识，分析犯罪危害，又实施心理沟通和疏导，帮助其从思想根源上走出误区。

权益保障机制。该院建立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绿色通道和快速介入机制，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坚持做到第一时间介入案件、第一时间掌握案情、第一时间实施监督。审查案件时，重点审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是否提供法律援助、是否核查出生日期等关键事项，严格执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和法定人到场制度，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切实权益保障落实到每个过程、每个细节。

品行调查机制。该院坚持案件审查与品行调查相结合，深入家庭、社区、学校，注重调查分析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道德品行和惯常表现，通过对家庭状况、性格特点、在校表现和社会活动等情况的研究剖析，进一步了解其成长经历、犯罪成因和动机、目的等因素，为准确审查案件提供依据。

第3篇：未成年法律知识范文

2011年，区进一步加大对妇女儿童的法律援助工作力度，确保了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全年办结法律援助案件1972件，其中妇女维权案件466件，为其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210余万元；未成年人维权案件168件，为其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110余万元。

一是狠抓法律援助机构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健全法律援助网络。加强法律援助制度建设，完善组织机构和人员管理、经费管理、办案规程、服务标准、质量监控等制度，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程序化、标准化、制度化，促进法律援助工作规范、有序、健康发展。完善规范法律援助的申请、审查、决定、指派和监督等行为。完善妇女法律援助维权工作站、青少年法律援助维权工作站的建设。完善区、镇（街道）、村（社区）法律援助网络，以村（社区）综治站为基础建立了389个便民联络点，并统一了制度、公示牌、登记簿册，形成了覆盖全区的法律援助网络体系。区法律援助中心对各镇街聘请的法律援助便民联络员进行专项知识培训，实现法律援助知识在基层的深入普及。

二是进一步做好对妇女、未成年人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推出专项便民措施，对孕、产、哺乳期妇女可以优先获得法律援助咨询和法律援助申请的受理，对上述妇女可以电话预约办理法律援助申请手续，可以电话申请法律援助上门服务；通过自荐、审核、筛选的方式，建立合川区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骨干律师队伍。

三是切实提高妇女、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质量和效率。加强对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人员的培训，不断强化其工作责任心，提高他们的政治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健全完善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监督机制，推行限时办结制度。出台《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的实施意见》。实行分类分片联系指导和服务质量保证金制度，推行法律援助质量反馈卡，做到一案一卡，并采取抽查的方式进行回访，听取法官、受援人的意见；对重大、典型、疑难的法律援助案件实行集体讨论和庭审旁听制，必要时，法律援助中心组织专门人员、资深律师和法律专家进行“会诊”，确保受援人获得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

四是做好妇女、未成年人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区援助中心每年对基层妇女干部进行法律培训，提高她们的维权意识，使其在基层维权事务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开展法律援助宣传咨询活动20余场次，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法律知识培训55场次，发放《妇女维权手册》、《未成年人维权手册》、《法律援助便民联系手册》等宣传资料30000余份,受教育人数达7000余人。

第4篇：未成年法律知识范文

关键字：未成年犯罪；法律意识；认知不良现象能力；预防犯罪

当今社会未成年犯罪越来越多，成为社会的第三大公害，而且犯罪的年龄还在下降，对于未成年的界定，国外各有各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而我国负刑事责任的起点年龄为14周岁，我国宪法又有关于“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的规定，可以得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至不满18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违反刑事法律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依法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具体而言，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包括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又包括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所有刑法予以禁止的行为。

技工学校的学生多数是初中起点的入学的青少年，从入学到毕业正是16岁到18岁之间的年龄，年龄再小一点的有14岁或15岁入学的，他们的年龄正是未成年犯罪界定的范围。这一时期的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期，心理发育尚不成熟，辨别是非与控制自我的能力较弱，对于教育者来说，如何加强学生管理预防犯罪成为第一重要的事情。作为技工学校的教育者，我们做了以下尝试：

一、学校定时开设法律讲座，使学生了解未成年犯罪的概念，建立法律意识

世界上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都有自己的有关青少年犯罪的法律规定，如：英国《青少年法》第一条规定：“本法所称的青少年是指那些违法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美国《青少年犯教养法》第四十章也规定：“本章所称‘少年’是指未满18周岁的人”；原联邦德国《青少年刑法》第4条规定“少年的违法行为看做是犯罪还是过错以及时效问题，皆依照一般刑法规定处理。”也就是说何为未成年人犯罪严格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处理，而不考虑“身份犯罪”。《俄罗斯刑法典》第87条第2款也规定“对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可以判处刑罚，或者对他们适用教育感化性强制措施。”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德、俄都规定为14周岁，即在这两个国家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年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处罚刑事法律的行为。通过这些法律知识使学生知道自己虽然是未成年，同样需要对社会负责，如果行为不当同样会触犯法律，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定期开设社会现象分析或心里分析讲座，使学生提高社会不良现象侵蚀和网络毒害的免疫功能

对于社会的不良现象，我们应该通过分析不良现象产生的原因，对社会的毒害，帮助学生正确看待和认识它，分清是与非、分清善与恶，分清美与丑，学会拒绝非法的、丑恶的、不健康的东西，在进行社会现象分析的同时，结合法律知识更能够加强学生的认知能力，如：在认识和分析贪污现象时，可以结合《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四条等法律条款都从不同程对贪污罪进行了界定。让学生明确，不良的行为过了界限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对社会不良现象是认识而不是让学生蒙住眼睛避开它，刻意的避是避不开的，只有学会拒绝，才能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对于处理网络的毒害更是如此，教育者一直喊着要青少年“远离”网络。网络随处可见，“远离”教育是不现实的，只有正确的分析和认识网络中的毒素才能提高学生的免疫功能。比如：和学生一起分析“虚拟”和“现实”的区别；分析网络游戏的创作者是如何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来设计游戏的，分析青春期人的心里变化，通过对不同人群、站在不同角度进行心里分析，学生会正确认识网络中的情节和现象，分析现实的自我和虚拟空间的自我的区别，这样才能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以期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三、通过“爱心”教育、感化、挽救有不良行为和心里的落后学生，使其迷途知返，预防犯罪发生

日前，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征求意见稿中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应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纳入对学校的综合考评，学校也应将这项工作纳入对教师的考核。

挽救、帮助“不良少年”，是各级各类教育机构责无旁贷的职责和义务。负责任的教育，有作为的学校，和有爱心的老师，应该为每个孩子提供宽松的转化机会，让他们得到健康向上、充满爱心的教育环境。这是教育的“唤醒”和“激励”的本质所在。

时下的技工学校，没有“升学的压力”，有更好的教育环境，可以采取宽泛的教育手段，融人格道德教育、情商发展于一体挽救不良学生，只要我们教育者肯献出爱心和经历，只要我们的机构将预防学生犯罪工作纳入学校的年度考核，必将能够督促教育执行者，把教好“不良少年”当作重要的教育责任，认真作为。这样学校里才能更好的建立和谐的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体制。

【参考文献】

[1]刘杰超．《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惩治》[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07）．

[2]张梅姿．《学校教育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J]．新西部（下半月） ．2007，（10）．

第5篇：未成年法律知识范文

一、深入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在各学校开设法律课，开办法律知识讲座。

二、深化“青少年维权岗”活动

今年以来，我局扎实拓展“青少年维权岗”活动，以法律援助中心为主，在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司法鉴定所、基层司法所等单位开展创建了“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促使青年维权岗单位能够保持先进性、示范性、导向性，继续为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做出贡献。我局利用法援中心，开展对未成年人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为他们排忧解难、救助保护，维护其合法权益。同时，规范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指派、监督等环节，加强对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质量的监督。严格实行法律援助责任制度，对于涉及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案件采取任务到所、定案到人、责任到人。对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因家庭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能力聘请律师的，主动、及时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并进一步加强“148”窗口形象建设，解答未成年人的法律咨询，为未成年人提供全方位、方便和有效的法律服务。今年我们共为16名未成年人提供了法律援助，其中为8名未成人犯罪提供免费辩护，为8名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帮助。

三、加强对失足未成年人的安置帮教工作

今年六月份，我局在市劳教所邀请两名失足未成年人在市二中进行现场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四、组织开展“青果援”行动

二、存在不足和今后工作打算。

1、工作中对未成年人动态管理还不够及时，对外来务工子女、单亲家庭子女情况掌握还不够。

第6篇：未成年法律知识范文

论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　法定人　诉讼权利

刑事诉讼是一个敏感地域。未成年人一旦涉嫌犯罪，在将自己交由法律评判的同时，也提出了未成年人权益的刑事司法保护课题。未成年被告人处于被追究地位，直接对话国家刑罚权，而刑罚权是国家对公民所动用的最为严厉的惩罚权，这一权力行使的过程以及最终实现的结果，都会对公民的权利造成限制甚至剥夺。刑事案件中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参与刑事诉讼活动，行使相应的诉讼权利，可解决未成年被告人不能充分行使诉讼权利的问题，可有效对抗国家公权力，以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未成年被告人合法权益。因此，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能动地参与刑事诉讼，对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积极的意义。

一、法定人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

法定人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对被人负有专门保护义务的诉讼参与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三）项规定：法定人是指被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

法定人的权不是基于被人的委托或授权，也不是由司法机关指定或批准。法定人既对被人的合法权益负有保护责任，又对被人的行为负有监护义务，法定人参加诉讼是履行其对被人的保护责任或监护责任。133229.CoM因此，在刑事诉讼中，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当然地参与诉讼，参与诉讼的法定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一般享有与被人相当的诉讼权利。法定人的诉讼行为，视为被人的诉讼行为，具有相同的法律效果。在行使某些权利时，即使被人不同意，也不影响其法律效力。

通观我国《刑事诉讼法》，法定人的诉讼权利分散在诉讼的具体进程之中。如：（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在讯问和审判时的可到场权（第14条）；（2）有独立的申请回避权（第28条、第30条）；（3）自诉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的法定人有权为其委托诉讼人（第40条）；（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有权为其申请取保候审（第52条）；（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有解除超期羁押申请权（第75条）；（6）自诉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的法定人有独立的提出上诉权（第180条）；（7）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权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第203条）等。此外，相关司法解释中也多有具体之规定。可见，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法定人的权利体现为各项诉讼权利，它们交相辉映，构成一道权益保护的制度屏障。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定人除了不能为被人承担与人身相关的法律责任外，在刑事诉讼中与被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大体相同。法定人在行使上述诉讼权利时，不需要经被人同意，甚至在被人明确表示不同意法定人意见的情况下，法定人仍可表达自己独立的意见。法定人的诉讼权利对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二、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诉讼权利行使的现状

在审判实践中，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参与诉讼的情况不尽如人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在诉讼中享有的诉讼权利中，大部分是在庭审过程中可行使的权利。而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有相当部分的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没有到庭参与诉讼，就更谈不上去行使其应有的诉权了。另外，大部分到庭参加诉讼的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在公权力面前显得不知所措，不能积极地参与到诉讼过程中，没真正地行使其诉讼权利。这主要表现为一部分家长在庭上显得较为拘束，不知该如何陈述才对孩子有利，而另有一些家长则一味地偏袒犯了罪的子女，将怒气指向法官。这些表现不利于当庭对犯了罪的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不能有效地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在一项对63名未成年被告人是否希望法定人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调查中发现，有20人不希望法定人到庭参加诉讼，他们认为父母出庭对他们没有帮助，这些人占被调查人数的32%；有30人表示无所谓，他们觉得法定人出庭对他们的帮助作用不大，来不来就那么回事，持这类观点的占被调查人数的47.3%；有13人希望父母亲到庭参加诉讼，他们认为父母亲到庭，有安全感或者是心理更踏实。从这组数据中可知，对法定人出庭与否，绝大多数的未成年被告人持无所谓的态度。未成年被告人持无所谓的态度的理由在于其法定人没合理行使诉讼权利，没能在诉讼中发挥对他们有利的作用。

三、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诉讼权利形同虚设的原因分析

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没积极行使其诉讼权利，未发挥应有作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导致法定人诉讼权利未能得到落实的原因主要有：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自身的原因、我国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权利体系不完善的原因以及在审判实践中相关保护措施不到位等。

第一，无法联系上部分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或者没有合适的法定人参与诉讼。由于一部分未成年被告人系外来人口，法院工作人员通过翻阅卷宗无法查找到其法定人的联络方式，未成年被告人由于抵触心理等原因也无法提供法定人联系方式。此外，一部分未成年被告人由于存在父母离异或离家出走或死亡而祖父母年迈等特殊的家庭情况，没有合适的法定人参与诉讼。在这些情况下，法院不得不在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缺席的情形下审结案件。这就有悖于对未成年被告人诉讼权利的特殊保护的精神。

第二，部分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因家庭经济原因而不得不放弃到庭参加诉讼的权利。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很多未成年被告人系外来人口，大部分来自贵州、四川等偏远的地区。这些未成年人的法定人在老家生活，当地生活水平低下，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无力承担参与诉讼所需的费用而只好放弃了参与诉讼的权利。笔者曾碰到一贵州籍未成年被告人罗某某抢劫一案，庭审前书记员通知其父母亲到庭参与诉讼时，但其父母最终因经济困难无力承担相关费用而放弃了参与诉讼行为。罗某某这样的例子在实践中是比较常见的。

第三，很多法定人文化程度不高，法律知识欠缺，无法真正行使其诉讼权利。一些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因受文化程度、法律知识等方面的限制，不知怎样主张、行使其诉讼权利。在实践中，很多未成年人的父母亲都只有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甚至是文盲，因此他们看不懂法律文书，也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甚至一味地偏袒犯了罪的子女。同时，很多父母亲是法盲，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更不用说如何去行使权利了。因此，诉讼权利在他们前面也就成为了一种摆设。

第四，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诉讼权利法律规定不完善。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还规定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申请回避权、委托辩护人、申请取保候审、解除超期羁押申请权、提出上诉权、申诉权等权利。这些诉讼权利也充实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所确立的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到庭参与诉讼的制度。然而，法定人的上述诉讼权利只是分散在刑事诉讼的具体进程之中，法律并没明确、系统地规定这些权利。另外，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参与诉讼的目的在于弥补未成年人参与诉讼时所欠缺的行为能力。因此，我们认为，未成年人法定人不仅应享有与未成年被告人相当的诉讼权利，而且应享有一些特殊的诉讼权利，如必要的会见权和合理的查阅、摘抄、复制司法文书的权利，否则便不能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法定人上述权利。

第五，相关司法保障措施未到位、未做细。在实践中，基层法院存在案多人少的问题，且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在增多，法官既要办理成年人犯罪案件，又要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因此不能很好地将其与一般的成年人犯罪加以区别对待，部分法官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上缺乏专业性和全面性。此外，也有部分法官由于受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消极对待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影响，在思想上没有充分重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容易产生未成年被告人的相关司法保障措施不到位，不够全面细致。

四、保障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诉讼权利的对策分析

第一，首先要在提高法定人到庭率上下功夫。对一些法定人有能力且适宜参加诉讼的，要通过各种手段通知其到庭参与诉讼。一是做好查询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联络方式的工作。通过仔细查阅卷宗，到羁押场所询问未成年被告人及要求指定辩护人询问被告人等方法，努力获取法定人的详细联络方式。二是做好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出庭通知方式的工作。对经查阅卷宗发现法定人联系电话的，以电话方式告知其到庭的必要性。对只有联系地址没有联系电话的，则将相关法律文书迳行邮寄至详细地址。对有辩护人的未成年被告人，要求辩护人协助通知法定人到庭。三是做好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出庭的说服工作。通过电话和设计专用信函的方式，用真诚、感人的话语告知其出庭参加诉讼对维护被告人诉讼权利和教育、感化、挽救被告人及保障无罪的被告人不受刑事追究的重要性。四是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的沟通。法院应积极与公安、检察机关协调，加强沟通、交流经验，强化严格遵守法定程序意识，加大通知、促使法定人参加诉讼程序的力度。

法定人名义上的“权利”实为一种义务，法定人怠于或不恰当行使，须承担相应责任，法律对此应作出规制。对法定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可以参考德国青少年刑法，规定被告人的家长和其他法定人经传唤如果不出庭，则适用关于证人不出庭的规定。可对他处以罚款；在不交纳罚款时，可处6个星期以下的拘留，也可强制他到庭。

第二，对因客观原因无力参加诉讼的法定人，设立一定的经费，为其参加诉讼提供一定的物质保障。每位未成年被告人都具有平等的地位，理应得到公平、公正的法律保护，不能由于其客观的经济困难而剥夺了其法定人到庭参与诉讼的权利。因此，设立专项诉讼经费，专门为这部分人提供经济援助，保障其到庭参与诉讼。这项经费可以由法律援助中心和诸如青少年维权中心等社会团体共同承担。对申请诉讼经费的法定人，只要符合设定的条件，便能领到这笔经费（这笔经费应包括必要的路费、合理的住宿费和伙食费等）。这可以有效地解决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法定人尤其是一些外来法定人参加诉讼的经费问题，便于其适时参加诉讼。

第三，对于未成年人的法定人由于法律知识的欠缺导致无法正确行使其诉讼权利的问题，可由公检法在不同阶段作相关培训，向其宣传法律相关知识，提高其法律素养。培训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针对所有大众的培训，可由公检法互相配合，定期举办培训班，进行普法宣传。另一类则是专门针对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的培训，可根据案件的不同阶段由相关部门分批举行培训，培训内容主要为法定人所应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如案件到法院阶段时，则由法院的工作人员对其进行相应的法律知识培训。

第四，合理设定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的阅卷权和必要的会见权，完善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的诉讼权利体系。在控辩审等腰三角形的诉讼结构中，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与未成年被告人一样行使辩护的职能，因此，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又是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人。《刑事诉讼法》赋予辩护律师当然的诉讼文书以及犯罪事实材料的查阅、摘抄、复制的权利，其他辩护人经司法机关许可，也具有此项权利。根据辩护人的组成规定，法定人可能以辩护人与法定人双重身份出现，更多的只以法定人身份出现，建议不管何种身份，在司法文书及犯罪事实材料的查阅、摘抄、复制上，法定人均享有与辩护律师同等的权利，无需司法机关的许可。在这点上，笔者也认同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应享有查阅、摘抄、复制的权利。此外，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同样也应享有一定的会见权。

法定人是未成年被告人最亲近的人，通过行使会见权可以稳定未成年被告人的情绪，消除未成年被告人的紧张和无助感，帮助查明案件事实。当然，要发挥这作用，必须要为会见权的行使设置一定的条件，避免法定人一味地偏袒自己的子女，甚至阻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因此，设定会见权时，要设置法定人提出会见权的正当理由和在会见时应有法院工作人员在场等。通过设定上述两项权利，完善法定人的诉讼权利体系，能促进法定人行使各项权利，能动地参与诉讼活动。

第五，完善相关司法保障措施，确保保障措施落到实处。在日常的工作中，在思想上我们要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做好庭前准备工作，落实各项有关法定人权利保障的措施。这是使法定人应有权利向实在权利转化的关键的一个环节。

首先，提高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强化公正、效率意识。加强审判业务、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知识的培训。由于未成年犯的特殊性，要求审判未成年犯的法官有特殊的事业心、责任感、感召力。因此审理未成年刑事犯罪案件的法官除了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还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特别是教育感化青少年的能力。

其次，在案件到达法院之后，法院工作人员需做好起诉书送达及权利告知工作，为法定人充分行使权利提供条件。在向未成年人被告人送达起诉书时，应向其法定人送达起诉书，让法定人了解案件的事实，为其行权利奠定基础。同时，向法定人发放权利告知卡，告知诉讼权利，耐心解释相关问题。

再次，庭前安排审判人员与法定人适当的会见机会，全面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情况。法定人有权向审判员如实地提供包括其家庭情况、性格特点、学习教育情况、平时的表现、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等情况，使审判员更深入全面地了解未成年人的状况，并根据其具体情况与法定人进行探讨，帮助其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以及该如何教育的问题。

第7篇：未成年法律知识范文

20xx年12月24号—到20xx年1月5号的实习是在新浦区人民法院进行的。平时我们都是在课堂上学习理论知识，了解社会实践，但说到真正的去办案，去运用法律知识，同学们都还没什么经验，所以本次实践课——实习，成了同学们走进社会、了解社会的踏板。

回首在少年庭已经实习的10多天，我感觉自己成长了不少。曾经在学校对未来对实务工作中法律应用的困惑和迷茫，随着这次实习的一点一滴的应用慢慢的就不见了。实习让我从一个只看到理论上操作的学生走到了一个能自己动手的实习工作者。知道了该怎么受理案件，分析案情，从一开始只会简单的整理卷宗到自己动手写审理报告，从一开始参加旁听到了自己参加庭审做笔录。每一次的进步每一次的深入都使自己的知识的更加完善。很感激这次的实习，尽管我仍会想回学校，但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它让我深刻的体会到自身的不足，让我知道了掌握好牢固的法律知识，扎实的学到解决分析问题的技能，养成逻辑的推理思维在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非常自然的一个转变让我对学习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对未来有了更积极进取的态度。所以感恩这些天的实习，能够有这样的收获，我是快乐的。

在过去的这两周实习过程中，让我受益最多的就是－－整理卷宗材料。应该说，了解并熟悉掌握案件处理的整个过程，是实习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而这个内容并不是仅仅只能通过亲身经历立案、庭审、结案等才能掌握的，亲身经历只是完成这一内容的一个途径，而另一个重要途径便是整理卷宗材料。卷宗作为案件结案之后的档案整理，是对案件的进展流程的客观全面反映，通过对案件处理过程的每一环节中的文书材料的处理，总结时间顺序，我可以清楚明晰的了解并掌握一个案件的进展过程，并且通过自己的思考，理解，在头脑中模拟一个案件的处理，以加深对其的掌握。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整理卷宗材料是每一个实习生最初的、必经的，也是做的最多的工作吧，这正是法院安排的苦心所在，是为了首先便让实习生对一个案件，从起诉到受理，到审判，再到最后的判决，都有一个清楚的思维，从而以便于以后的实习以及工作。

来法院的初衷，是为了要手握法律的正义之剑，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的安宁与稳定。渐渐地，手上案件一个又一个后，我的心却渐渐沉甸甸了：法律，究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一些案件经过了法律，罪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后，我没有得到正义的满足，却是留下了满心的惋惜。因为，在这两个周中，我看了太多迷失的少年，听了太多花季被折断的声音，见了太多不该发生的悲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我所实习的这段时间，是我所接触的案件的主角。我统计了一下，仅11月份，少年法庭就接了9个未成年案，涉案34人，批捕了32人，另2人被公安机关作了其他处罚。这绝对是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它向我们发出警示：对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已刻不容缓了。

结合庭里的资料，现对这些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征及原因作如下论述：

一、未成年人的犯案，多以侵犯财产为主。在这9个案件中，有5个是抢劫案，1个是盗窃案。未成年人关系网简单，生活需求也不多。他们大多的生活内容是吃饭、睡觉、上网、玩，所以，他们最需要的只是钱。而他们因为是未成年人，几乎没有收入，家里给的钱又不够挥霍，因此，财物很容易成为他们的目标，侵犯财产型犯罪便成了未成年犯罪的突出特点。

二、未成年人犯案，很少是单独行为，多半都是结伙作案。在这9个案件中，有6个是团伙作案，四五个人一起的居多，多的达到八个。未成年人本来就很喜欢拉帮结派，而在犯案时，由于他们年龄小、个头不大，单独的行为往往难以制服受害人而达到目的，所以，他们需要人多，才能“镇的住场子”。这是一个未成年嫌疑人自己的交代：“人多，气势摆在那里，他们（受害人）就自己乖乖交出财物了”。

三、未成年人的犯罪往往伴随有暴力的，而且多是手段残忍、后果恶劣的。未成年人的思想简单、心智极其幼稚，完全不能很好地预计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所以，在犯案的表现形式上就是作案疯狂、不计一切后果。在很多个案件中，都打伤、或打死受害人，甚至带上工具作案，而在我们提审他们时，他们对自己行为的后果都表现得满不在乎。其中有一个16岁的未成年人和一个19岁的人把一个13岁的小孩活活打死后，问他知不知道自己行为可能的后果，他很轻松地回答：“不就是死刑、无期”。我在想，他根本不知道死刑、无期对他自己的生命意味着什么，才会如此没负担地回答吧。人小，别人一吆喝，便跟着去抢人，知道是犯罪却完全不知道这种行为后果很严重。正是对后果的无知，才在他们小小的拳头下生出如此多的暴力。另外，他们很容易接触的网络暴力、凶杀，也可能成为了他们犯罪的蓝本。还有这些未成年人几乎都是小学生，初中文化，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接受“做人”的教育。也完全不知道触犯法律的后果是什么。即使知道是什么后果他们的知识和人生阅历也使他们想不明白这个后果真实的意义。很多未成年犯都只是觉得判几年刑在里面呆几年，一幌就出来了，没什么事，可他们不明白、不理解：那几年人生中宝贵的时间意味着什么……

最后，想要说的是，整个社会法治观念落后，也是未成年犯罪的成因之一。社会上没有对法律的尊重的风气，人们便不知道、不了解法律。这些未成年人也许完全不明白法律的性质。也就是不畏惧触犯法律后的条条款款，也就去大胆犯案，从而便发生了害了别人也害了他们自己的悲剧。那么，在此需要呼吁：未成年犯也是自己案件的受害人。青少年维权中心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应该起到应有的作用，社会、家庭、学校、不要过早地放弃孩子。

第8篇：未成年法律知识范文

为宣传贯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落实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关于开展“2018年江西省未成年人保护宣传周”系列活动的通知，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校团委决定开展未成年保护宣传周活动。具体活动方案如下：

一、主题：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助力快乐成长

二、时间：2018年9月17-9月23日

三、地点：临川十中

四、活动安排

本次活动主要宣传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江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介绍涉及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国家机关保护相关法律知识及典型案例。具体安排如下：

1、在升国旗仪式上，利用国旗下讲话宣传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有关知识，邀请学校优秀生物老师围绕青春期的保健、心理咨询等方面在学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2、组织学生集体观看有关家庭教育，未成年人保护，青春励志等方面的影片或电视节目。以生动直观的教育形式，传播科学的未成年人保护理念，宣传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方法，营造良好氛围，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第9篇：未成年法律知识范文

“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这是古希腊学家亚里士多德说的一句法律名言。就如同亚里士多德说的一样，法律就是秩序，没有了法律，那么人类的生活就如同垃圾一样肮脏。而我们小学生也要遵守法律的秩序，爱护法律的秩序。不能破坏法律的秩序。如果我们爱护法律，那么法律也会爱护我们。《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就是法律赐予我们的武器，用来保护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的使用这个武器来保护我们，给我们带来的将是严肃的惩罚！但是，也有些小学生破坏了法律的秩序而受到惩罚。

现在全国青少年结帮犯罪现象也呈上升势头，加入黑帮犯罪的一般是18岁以下的在校学生。来自公安机关的一则统计数字表明，80年代后期到现在，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龄化发展趋势。在上海，14－16岁的少年犯已占未成年人犯罪的64．2％。尤其让人心惊的是，刚刚进入法定处罚年龄的14岁孩子竟占了其中的15．l％。父母离异、经常打骂孩子……已经成为现代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据报道：去年7月至9月，安徽当涂县城几十家居民及企业单位被盗，每起盗窃案数额不大，但作案手段高明，案发现场几乎不留痕迹，搞得当地人心惶惶。办案人员奔波数月破案后发现，作案者竟是14个8至13岁的小女孩。其中的“大姐大”13岁，组织“团伙”入室盗窃，是其“心血来潮”的招数。每次作案由她安排，一个暑假，她一人就获取赃款近万元，还制定了开学后每周末偷一次的计划。令人瞠目的是，一些孩子的父母对孩子偷盗来的金银首饰等赃物竟坦然“笑纳”，不加追问。那些犯罪孩子的父母有的只是一昧的责怪孩子，却没有想过自己所犯下的一点点错，就有可能造成孩子的犯罪原因。还有的竟是对孩子所给的赃物不加追问，就坦然“笑纳”。促使孩子的犯罪数额越来越大。我们小学生现在最缺乏的就是法律知识，如果知道了法律知识也就有可能不会犯罪，可就是因为缺乏法律知识，孩子所犯下的可能就是弥天大罪。就如同给自己色彩斑斓的生命，增添了一笔污黑的颜色。

法律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可能有些学生认为“只是违反一下学校纪律而已，没问题的，以后我就不违法了。”请你快点打消这个念头。因为现在一次小小的放松就很有可能驻成一次大错。我们作为学生，总是要离开校园，来到这个社会打拼。才真正的成为一名知法、懂法和守法的好公民。所以就要从小培养我们的法律知识，预防孩子犯罪。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来源于家庭破例或者是家庭暴力。

总而言之，在履行自己的义务中也要保护好自己的权利。不能别人来代替自己。那么，从此刻起开始就让法律陪伴我们成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