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市场分割理论；知识失业

“知识失业”是指受过较高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知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与合理配置。“知识失业”的主体是具备一定的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的就业形势逐渐变得严峻起来，2002～2004年，全国高校的平均就业率一直维持在70%左右。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再加上2004年约60万人的未就业毕业生，2005年，实际需要解决就业问题的毕业生人数就已达到400万人左右。[1]大学生就业压力空前增大，就连以往找工作十分容易的研究生也在找工作时遇到困难。可见，“知识失业”问题在我国越来越严重。

从表面来看，“知识失业”意味着我国出现了教育过剩，也似乎意味着我国从业人员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提高了。然而，即使经过20世纪90年代教育的飞速发展，2000年我国从业人口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仅占18%，与国际平均水平的80%相差62个百分点。[2]这说明我国目前出现的“知识失业”问题并不是教育过剩引起的。大多数国内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大学生的“知识失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结构性失业，是劳动力供给的调整跟不上需求的变化，从而引发劳动力的供求结构调整存在较长时滞所形成的一种失业。

对于如何消除这种结构性失业，多数研究主张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入手来解决问题，主要措施包括适度控制高校扩招规模、依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设置、降低大学生的就业预期值等。也有不少研究利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颇有价值的成果主要是利用多元劳动力市场理论（重点是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从供求嫁接的角度对“知识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解决二元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问题，关键在于消除两类市场间的流动障碍。[3]但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分析了城乡分割、区域分割、产业分割、职业分割等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影响，很少考虑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分割对大学生“知识失业”问题的影响。笔者试从内外市场分割的新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大学毕业生面临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的分割

现代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市场并非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市场，而是被分成两个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市场，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第一劳动力市场和第二劳动力市场。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较高，劳动条件较好，工作岗位较有保障，职业前景好；第二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工作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两种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强的分割性，求职者相互流动比较困难。一般来说，第一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不愿意光顾第二劳动力市场，而第二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根本无法进入第一劳动力市场。

本文分析的切入点是把劳动力市场划分成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和外部劳动力市场。这里所说的外部劳动力市场也就是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由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劳动力的雇佣量和均衡的工资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雇佣量和劳动力的均衡价格水平，雇佣双方交易的结果，是以一定的工资率将各种层次、不同工种的工人分配到不同的企业、行业、职业和地区实现就业安排。与之相对应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则是不同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就业制度安排，它具有独特的运行机制和效应。它是在企业内部劳动雇佣双方形成的一种劳动就业关系，这种就业关系是根据内部的一系列规则和惯例来进行的而不直接受外部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劳动力一旦进入了企业，内部劳动力的配置机制就开始起作用，很少受外部市场的影响。[4]显然内部劳动力市场属于第一劳动力市场，而外部劳动力市场可认为是第二劳动力市场的一种。一般而言，内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流动性和竞争性要远远低于外部劳动力市场，但其安全性和收益性却高于外部劳动力市场，并且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割和流动性障碍。

笔者认为，劳动力市场上用人单位的内部市场是影响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把大学生当作是劳动力市场的新进入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外部人”，他们首先要进入的是竞争激烈的外部市场。企事业单位已有员工，则可以被称为“内部人”。占据内部市场就业岗位的人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是旧体制下的“老人”，他们能进不能出，岗位配置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长期占据一级市场中的优等岗位；第二种是新体制下靠“走关系”等非竞争手段进来的“新人”，他们一般自身素质不高，却也占据了内部市场中的优等岗位；第三种人是新体制下靠竞争招聘的形式引进来的“新人”，他们一般在内部市场中占据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岗位。以上三种人，只有第三种人是通过市场竞争的形式进入一级市场的，但这一部分所占的比重太小了，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充斥着大量的旧体制遗留下来的“老人”。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生在就业时所面临的内外市场的分割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旧体制转轨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内外市场分割并非是我国的特有现象，即使在西方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中，这种现象也普遍存在。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企业为了留住人才，适应竞争和发展的需要，在企业内部普遍建立了由主要部门劳动者构成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主要部门的劳动者包括拥有技能的蓝领工人、管理和技术人员，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和工资并不直接受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而是由企业按照内部的规定和惯例来决定，其特征为长期雇用、内部晋升和工资优厚。与内部劳动力市场相对应的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非主要部门，这些部门的劳动力一般不需要多少技能，在这些领域，雇佣关系是短期的，工资也完全受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调节。与从属部门以及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相比，主要部门的劳动力明显具有内部人的特征。

内外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及其影响

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之间的分割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不能在两个市场之间自由流动，存在着流动性障碍。这种流动性障碍从市场角度来看，可能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可能是体制和人为因素的结果。具体来看，市场本身选择所形成的市场分割，实际上是市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由体制和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市场分割，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复杂性。不论是哪种因素所造成的市场分割，劳动力替换成本过高是其主要原因。由于劳动力转换成本的存在，使企业在用外部人替代内部人时要付出较为昂贵的代价，越是企业的重要人才，劳动力替换成本越高。在这种背景下，即使“外部人”愿意接受比“内部人”更低的工资，但在低工资不足以弥补劳动力转换成本时，企业宁可用高工资雇用内部人，也不愿意用低工资雇用外部人。这样一来，劳动力替换成本过高就成为内外部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

劳动力替换成本较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必须为解聘员工而支付很高的解聘成本。解聘成本既包括经济成本，比如支付给被解聘员工一定的费用、被解聘员工所留下的岗位一时招不进合适人选时所导致的损失等，也包括非经济成本，比如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等。在我国，国有企业的解聘成本是很高的。它们若想解聘具有城镇户口的工人和干部(主要是大学毕业生)，将面临着难于承受的高解聘成本，这其别是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巨大，前者比如被解聘员工的抵制和新闻媒介的报道等，后者比如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负责。二是聘用新员工所必须支付的各种聘用成本，包括工资成本、搜寻费用、城市增容费和其他支出等。用人单位在替换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宁可继续在内部市场雇佣低素质的劳动力，也不愿意从外部市场中雇佣高素质的劳动力。

摘要:我国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内外市场分割情况，劳动力替换成本过高是造成内外部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市场分割理论为分析和解决“知识失业”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市场分割理论；知识失业

“知识失业”是指受过较高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知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与合理配置。“知识失业”的主体是具备一定的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的就业形势逐渐变得严峻起来，2002～2004年，全国高校的平均就业率一直维持在70%左右。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再加上2004年约60万人的未就业毕业生，2005年，实际需要解决就业问题的毕业生人数就已达到400万人左右。[1]大学生就业压力空前增大，就连以往找工作十分容易的研究生也在找工作时遇到困难。可见，“知识失业”问题在我国越来越严重。

从表面来看，“知识失业”意味着我国出现了教育过剩，也似乎意味着我国从业人员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提高了。然而，即使经过20世纪90年代教育的飞速发展，2000年我国从业人口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仅占18%，与国际平均水平的80%相差62个百分点。[2]这说明我国目前出现的“知识失业”问题并不是教育过剩引起的。大多数国内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大学生的“知识失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结构性失业，是劳动力供给的调整跟不上需求的变化，从而引发劳动力的供求结构调整存在较长时滞所形成的一种失业。

对于如何消除这种结构性失业，多数研究主张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入手来解决问题，主要措施包括适度控制高校扩招规模、依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设置、降低大学生的就业预期值等。也有不少研究利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颇有价值的成果主要是利用多元劳动力市场理论（重点是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从供求嫁接的角度对“知识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解决二元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问题，关键在于消除两类市场间的流动障碍。[3]但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分析了城乡分割、区域分割、产业分割、职业分割等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影响，很少考虑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分割对大学生“知识失业”问题的影响。笔者试从内外市场分割的新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大学毕业生面临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的分割

现代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市场并非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市场，而是被分成两个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市场，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第一劳动力市场和第二劳动力市场。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较高，劳动条件较好，工作岗位较有保障，职业前景好；第二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工作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两种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强的分割性，求职者相互流动比较困难。一般来说，第一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不愿意光顾第二劳动力市场，而第二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根本无法进入第一劳动力市场。

本文分析的切入点是把劳动力市场划分成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和外部劳动力市场。这里所说的外部劳动力市场也就是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由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劳动力的雇佣量和均衡的工资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雇佣量和劳动力的均衡价格水平，雇佣双方交易的结果，是以一定的工资率将各种层次、不同工种的工人分配到不同的企业、行业、职业和地区实现就业安排。与之相对应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则是不同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就业制度安排，它具有独特的运行机制和效应。它是在企业内部劳动雇佣双方形成的一种劳动就业关系，这种就业关系是根据内部的一系列规则和惯例来进行的而不直接受外部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劳动力一旦进入了企业，内部劳动力的配置机制就开始起作用，很少受外部市场的影响。[4]显然内部劳动力市场属于第一劳动力市场，而外部劳动力市场可认为是第二劳动力市场的一种。一般而言，内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流动性和竞争性要远远低于外部劳动力市场，但其安全性和收益性却高于外部劳动力市场，并且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割和流动性障碍。

笔者认为，劳动力市场上用人单位的内部市场是影响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把大学生当作是劳动力市场的新进入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外部人”，他们首先要进入的是竞争激烈的外部市场。企事业单位已有员工，则可以被称为“内部人”。占据内部市场就业岗位的人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是旧体制下的“老人”，他们能进不能出，岗位配置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长期占据一级市场中的优等岗位；第二种是新体制下靠“走关系”等非竞争手段进来的“新人”，他们一般自身素质不高，却也占据了内部市场中的优等岗位；第三种人是新体制下靠竞争招聘的形式引进来的“新人”，他们一般在内部市场中占据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岗位。以上三种人，只有第三种人是通过市场竞争的形式进入一级市场的，但这一部分所占的比重太小了，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充斥着大量的旧体制遗留下来的“老人”。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生在就业时所面临的内外市场的分割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旧体制转轨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内外市场分割并非是我国的特有现象，即使在西方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中，这种现象也普遍存在。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企业为了留住人才，适应竞争和发展的需要，在企业内部普遍建立了由主要部门劳动者构成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主要部门的劳动者包括拥有技能的蓝领工人、管理和技术人员，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和工资并不直接受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而是由企业按照内部的规定和惯例来决定，其特征为长期雇用、内部晋升和工资优厚。与内部劳动力市场相对应的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非主要部门，这些部门的劳动力一般不需要多少技能，在这些领域，雇佣关系是短期的，工资也完全受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调节。与从属部门以及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相比，主要部门的劳动力明显具有内部人的特征。

内外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及其影响

第2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范文

“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强调了扩大内需的必要性，而扩大内需就要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现在不到40％，在全世界算相当低的。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也有一些不同看法：一是有人提出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不低，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当前我们讨论收入分配改革的大前提基本不存在；二是一些人认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只能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初次分配应交给市场配置，那么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近乎一个“伪命题”；三是一些人认为工资水平只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密切相关，与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扯不上边。在中国推行集体谈判是“奢谈”，那么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就应当永远停留在原始积累阶段，仅仅是单个工人对个别雇主的契约关系。

对收入分配问题有不同意见很正常，有争论是好事，有助于我们把研究引向深入。我也谈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中国目前的劳动报酬占比高了还是低了?根据GDP构成数据，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2000年为51.4％，2007年为39.74％，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劳动报酬中，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17％逐年下降到近年来的11％。而在2007年，美国劳动报酬占比为55.81％，英国为54.5％，瑞士为62.4％，德国为48.8％，南非为68.25％。

我赞同不能仅仅把劳动报酬的占比作为研究收入分配的重点。因为劳动报酬里面还包括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包括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相对高收入者的收入。从普通劳动者的角度看分配，与1990年代初期比，还要考虑工资的结构性变化，我认为实际上20多年来，企业普通职工的实际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大幅度下降了。

第二，解决收入分配是不是只能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2010年3月我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讲到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经济学家问我，你一直主张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怎么今天忽然提出来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是市场决定的。不错，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一般情况下不干预初次分配，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还处在转型过程中，不能把一次分配市场化程度估计得太高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并不完善，而培育健全的市场，政府是有责任的。解决初次分配存在的问题，政府至少在四个方面要负责。

一是农民工工资在初次分配中被过分压低。从事同样的工作，城市职工比农民工工资高一倍甚至两倍。2008年广州、深圳、杭州、南京、东莞、上海、无锡、苏州、宁波等长三角、珠三角九个城市，出口加工企业中农民工平均工资与当地城市职丁平均工资相比，很少超过40％，差别最大的东莞，甚至不到30％。最低工资标准国际上一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这意味着东莞等地农民工工资连最低标准都达不到。

多项研究成果显示，如果按现代劳动力市场规律办事，反对就业歧视，实行同工同酬，上亿农民工每年至少可多得约3000亿至5000亿元，大大高于免除农业税、家电下乡补贴等惠农措施。

城乡分割的户籍手段，与户籍密切关联的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的城乡分割，长期割裂了劳动力市场。显然，改革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是政府的责任。

二是初次分配中行业收入差距过大。根据去年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证券业的工资水平比职工平均工资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达11倍。在讨论垄断行业收入的时候也有些人说：垄断行业效益好，职工工资高。但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保障研究所提供的资料，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业工资差距，日本、英国、法国约为1.6―2倍左右，德同、加拿大、美国、韩国在2.3～3倍之间：日本在经济起飞的后期，上世纪80年代，金融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只是制造业的1.38倍。这些国家金融行业的高丁资并不是南其行业的特殊性造成的，而是由于金融行业对知识的要求比较商，从业者受教育年限较长，付出成本较高。因而要求的回报也相应较高。

中国现在巨大的行业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准入方面的行政限制带来的。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编辑出版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8)》分析认为，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收入有三分之一是靠各类特许经营权获得的。深化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当然是政府的责任。

三是初次分配过程中集体协商机制不健全。供大于求的条件下，一般劳动力价格会被压低，工资水平相对较低有其部分合理性。但是，现代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水平不仅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还要受到劳资集体谈判的影响。自1949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集体谈判公约后，集体谈判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调整企业工资福利的通，有规则。但我国至今尚未形成完善、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集体谈判并不仅仅有为工人增加工资的作用，它实际是现代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求双方集体讨价还价的机制。

四是规范初次分配的劳动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例如在最低工资、最低劳动条件确定等方面，政府虽然有相关规定，却疏于执行和监管。多份调查材料显示，强制超时加班、泛用学生工、非法使用童工、私了工伤事故、无视劳动保护条件等违法违规的事情经常发生，许多已有的劳动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得不到落实。拖欠工资，特别是拖欠农民工工资至今时有所闻。

仅我提到的这四个方面就说明，提高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可以有所作为，而且必须有所作为，加快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加大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健全集体协商机制，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当然，我们二次分配也有不少问题，政府在社会保障、税收体制等方面要做的事很多，这方面分歧意见不大，我就不多说了。

我确实也很担心，由于前一段普通劳动者工资过低，一些人提出用行政的办法来提高工资，首先政府可以做的就是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提高国有企业的工资，其次是民营企业的工资增长不得低于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等。这么搞就坏了。考公务员已经是千军万马闯独木桥了，国有垄断企业已经工资过高，民营企业千差万别，企业经济效益好了是应该用来买先进设备扩大再生产，还是应该搞新产品开发?建立正常的集体谈判机制远比政府制定工资增长指标好。

第三，劳动力市场有没有特殊性?一些经济学者在谈工资问题时，仅仅把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认为就是靠供求关系来确定。但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不能只简单用供求关系来分析。劳动力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它是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其他商品，交换之后，所有权与使用权就发生转移了。但是我如果雇人到我的企业工作，还是要通过劳动力的所有者，工人或技术人员自身来支配他的劳动力。这一点决定了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的关系，电就是劳动关系不仅发生在市场交换过程，还一直延续到企业的生产过程，其他任何商品都没有这一特性。

第3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范文

关键词：三次产业；劳动力就业；劳动力供求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采取了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使我国经济率先走出了低迷，但劳动力就业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虽然以往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并不呈绝对的正比关系，但是二者关系密切。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前提，而扩大就业也将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由于近年来我国发展方式转向了依靠资本密集型产业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可见不能仅靠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再有，由于欧美日韩等国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大量的外向型企业出口下滑，就业压力加大；另外，当前我国已步入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时期，结构性失业矛盾不可避免。因此，如何有效扩展劳动力就业途径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劳动力就业面临的压力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致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并优化了闲置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而长期的“内在靠投资，外在靠出口”的经济增长格局，使简单制造业、加工贸易业及初级服务业成为吸纳初级劳动力的重要部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

但自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纷纷采取了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随之而来的却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据有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11月以来，我国共遭受超过100项的贸易壁垒，占世界各国（地区）同期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1/3；仅2009年涉及我国产品的贸易摩擦案就超过百起，涉案金额巨大。受此影响，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业劳动力的需求骤降，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引发了农民工的“返乡潮”。

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视角来看，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都日益显现，主要表现在第二产业中的简单加工类企业与第三产业中的初级服务业。也就是说，受经济危机冲击的产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从侧面反映了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提升。此外，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将由“投资和出口主导”转向“消费主导”的模式转变，内部调整造成的就业门槛提高也将导致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及农民工返城、返岗困难增加。

此外，由于高校不断扩招，高校毕业生的数量急剧增加，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压力增加。据有关数据显示，2010年，高校毕业生630万，比2009年增加20万人；2011年高校毕业生将达660万；预计2015高校毕业生将达到691万，就业压力日趋增加。当前就业形势的转变以及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诟病将进一步增大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

二、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分析

评估劳动力就业市场的指标很多，为使数据反映出就业的精确变化，首先运用岗位空缺和求职者比例这一指标来评估。岗位空缺与求职者比例是指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也称求人倍率，表明劳动力市场中每个岗位需求所对应的求职人数。这一指标对每个季度的就业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较为细致的反应出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

从表1的岗位空缺与求职者比例可以看出2007年和2008年前三季度，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但从2008年末开始，求人倍率小于1，职位供不应求。表明金融危机后我国就业市场发生显著变化，供过于求，有所增加。

但表1的就业市场变化结论却无法准确判断我国的就业结构，我国特殊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现状，决定了就业问题必须从细节着手，确定造成就业市场的变化原因、劳动力需求结构及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领域。表2是从三次产业的角度来分析各产业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是我国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主要产业，其中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强劲。未来的促就业政策应重视这两次产业的作用，特别是要利用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我国就业局势的扭转。

三、三次产业促进我国劳动力就业的途径分析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虽然依然严峻，但是在政府的调节下得到一定改善。但就业问题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需要制定长期政策措施，确保就业局势基本稳定。下面将根据三次产业的划分，探索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的途径。

（一）第一产业与劳动力就业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在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耕地资源反向增长以及追求农业规模经济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加，如何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将成为我国政府解决就业工作的重心之一。

针对第一产业就业压力增大，而吸收能力萎缩的局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分流。首先，当前城镇就业压力使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艰难，适当减少对城镇就业的依赖，发挥农村本地吸纳就业能力是行之有效的策略；农村地区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应大力发展农村产业化进程，调整产业结构以扩大就业容量；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促进农民就地择业。另外，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因此，应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市场的完善，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以往农村劳动力在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目标不明确，信息不完善，因此，应通过传递就业信息，设立指导部门，提供就业服务等手段，减少盲目流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流动。

（二）第二产业与劳动力就业

第二产业主要有制造业、建筑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受到较大冲击，但自2010年得到一定缓解，2010年第三季度与上一季度相同的100个城市中，第二产业的用人需求增加了近十万人，这表明第二产业已逐渐走出危机的阴影。在未来促进就业的过程中要利用制造业的复苏来带动对劳动力的吸收；同时进一步加快制造业的升级转型，通过产业调整，增强制造业的竞争力，稳定其就业能力。另外，我国建筑业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特别是在城市化快速发展中，房地产行业将是经济发展的热点，继续重视此行业的稳定发展也可缓解就业压力。

2010年10月国务院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这些新兴的第二产业部门一方面可以带动我国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也将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三）第三产业与劳动力就业

我国第三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对劳动力就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可小觑，从上文表2就可以看出，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的巨大市场。

据中国劳动保障报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出现了5.6%的增幅，比上年同期需求增加20万人，这表明“家庭服务业”具有强劲的需求增长势头。此外，第三产业中的高新产业对人才具有较大需求，例如技师、高级技师和高级工程师的求人倍数分别为1.85、1.84和1.75。但由于我国目前劳动力结构的失衡，符合条件的劳动力有限，需要政府通过就业培训指导等手段，减少此类供求失衡，提高就业水平。

第4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范文

89个城市分布在全国各大区域，拥有市区人口1.24亿人，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人口的48%；拥有市区从业人员（含城镇个体劳动者）近5391万人，约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从业人员的55%.

总体而言，2003年一季度全国89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主要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1.从总体情况看，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求人倍率为0.86.与上季度相比，下降了0.03；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0.13.下图显示了2001年一季度至2003年一季度全国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变化情况。

2.第三产业依然是劳动力市场需求主体，但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下降，第二产业需求比重略有上升。

一季度89个城市第一、二、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2.0%、30.2%和67.8%，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需求结构相对稳定。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第三产业的需求比重分别下降了4.7和2.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需求比重则分别上升了4.4和2.2个百分点。

3. 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三大行业 占据劳动力市场需求主体地位，制造业需求保持增长势头。

从行业需求看，75.5%的用人需求集中在批发零售贸易 餐饮业、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三大行业，其用人需求分别为 33.1%、24.7%和17.7%.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制造业分别上升了4.0和2.1个百分点；而社会服务业则分别下降了4.2和0.6个百分点。

4.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占据主体地位，私营及个体企业用人需求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企业用人占主体地位，所占比重达93.1%，其中，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占多数，两者所占比重之和约为66.7%.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需求比重仅占10.7%.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私营及个体企业的增长幅度 较大，分别增长了2.1和5.8个百分点；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需求比重合计则分别下降了1.1和4.1个百分点。

5.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主要集中在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两大职业，两大类职业的需求比重和求职比重分别是70.8%和63.2%.

从供求状况对比来看，商业和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供求关系相对缓和一些，其求人倍率分别为0.95、0.91、0.9和0.83.

6. 在所有求职人员中，下岗失业人员所占比重高达68.1%，是求职主体。 其中就业转失业人员占26.9%，新成长失业青年占19.6%，其他失业人员占12.5%；下岗职工占9.1%.其他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占22%.

与上季度相比，失业人员的比重略有下降，下降了2.2个百分点；下岗职工的比重下降了2.1个百分点；而其他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则上升了3.9个百分点，上升幅度较大。

与去年同期相比，失业人员比重有所上升，增长了3个百分点；下岗职工的比重下降了0.9个百分点；其他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则下降了2.0个百分点。

7.分文化程度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既是单位用人需求的主体，又是求职者主体。求职人员文化结构和用人需求结构基本一致。

从单位用人需求看，87%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文化程度有要求。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占总体需求的39.5%；从求职者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是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主体，占全部求职者的47.5%.求职人员文化结构和用人需求结构基本一致。

从供求状况对比看，除硕士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求人倍率大于1外，其余均处于求职人数大于需求人数的状态，求人倍率小于1.求人倍率较高的是硕士以上和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其求人倍率分别为1.58和0.94，其余文化程度高中、大专、大学的求人倍率分别为0.83、0.8和0.83.

8.分技术等级，用人需求和求职者群体主要集中在职业资格五级、职业资格四级和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求职人员的技术等级构成与用人需求的技术等级结构基本一致。

第5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范文

一、“十一五”期间的劳动供给压力

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成为劳动力市场压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失业率的提高和劳动参与率的降低基本同步。然而，根据最新的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即大约2030年前后在14．4亿左右的水平上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从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2016年达到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目前已经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因此，劳动力供给长期以来不断扩大的趋势，有望得到遏止。然而，在就业压力缓解的情况下，也要防止与劳动力供给充分有关的人口红利的丧失（王德文、蔡、张学辉，2004）。

我们可以了解“十一五”期间的劳动力供给状况画面。反映了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情况。实际上，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处于下降过程，但是，在2006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再次有一个反弹，随后将保持下降的趋势，到“十一五”末期将减少到800余万人。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这种递减的态势，一方面表明，“十一五”的头两年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最快、就业压力最大，从而宏观经济政策最应关注的两年，另一方面显示出今后的走势是就业压力逐渐趋缓。

二、劳动力需求：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

相对于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变化而言，劳动力需求因素留给经济政策和决策机制的作用空间更大。下面，我们将从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率两个方面，分析非农经济部门的增长对就业需求产生影响。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一个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不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从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总体状况来观察，农业部门的作用更类似于一个劳动力供给的蓄水池：在非农就业机会增加的时候，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提供劳动力，在非农就业机会紧张的时候农业部门则停止或减缓劳动力的转移。中国以前的宏观形势变化和非农就业之间的关系业已表现出这一特点（张林秀，2000）。因而，劳动力需求创造的主要领域在非农部门，考察非农部门就业弹性以及经济增长的变化情况，将是分析劳动力需求问题的主要内容。

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劳动力需求，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城镇新增就业不断增加，非农就业总量也处于增加的态势；（2）非正规就业是就业需求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3）非农就业需求弹性处于波动状态，但并未表现出递减的趋势；（4）就劳动力需求而言，“十一五”期间的非农经济增长压力不大。

统计局公布的就业统计包括城镇就业和乡村就业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其中，乡村就业包含了一部分非农就业，主要有乡镇企业就业、私营企业就业和通过个体经营的方式就业。城镇新增就业基本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新增就业从1991年的424万，增加到2004年的980万，增加的速度比较明显。乡村就业从总量上看，在近年来处于递减的趋势，这和乡村就业统计中包含了大量的农业就业有关。如果观察乡村就业中的非农就业情况，则呈现出不同的画面。例如，乡镇企业的新增就业从20世纪末以来，基本处于增加的趋势。

另外，城镇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就业形式，尤其是在就业形势比较紧张的年份更是如此。例如，从1998年到2001年，非正规就业的数量增加非常明显。可见，劳动力市场机制在就业创造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根据现有的统计体系，我们可以计算出非农就业的增长情况以及非农GDP的增长情况。非农GDP增长、非农就业增长以及根据二者所计算出的非农就业弹性。在中国官方统计体系中，公布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名义GDP总量以及根据可比价格计算的增长率指数。我们以当年价格的GDP总量为权数，计算出非农GDP的增长率。数据显示，除了个别年份以外，非农GDP的增长率都在8％以上，“十五”期间的平均值也维持在9．5％左右的水平。

非农就业的数据由两个部分汇总而成，即城镇总就业和乡村就业的非农部分。乡村非农就业即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就业和个体非农就业。由此计算出的非农就业增长率一直保持正值，并且从2000年以来不断增长。根据非农就业增长和非农GDP增长的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非农就业的弹性，在1991―2003年期间平均大约为0．3，即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可以带来非农就业0．3个百分点。由此可以做出如下的判断：非农就业弹性有波动，但并未表现出递减的趋势。这样的判断显然和未对GDP进行剥离的分析有差别。在一些其他的研究中，从总体的就业增长和GDP的关系来判断就业弹性变化，所得出的结论是就业弹性下降（李红松，2003）。但是，在农业部门基本不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而且和非农部门的变动模式存在很大差别的情况下，将二者放在一起分析，显然有失偏颇。最后一列所列示的城镇就业增长率也体现出同样的特征，也支持了非农部门就业弹性波动而非递减的判断。

根据上述分析基础，我们可以计算不同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下的劳动力需求。1991年至2003年，就业弹性的平均值为0．297，标准差为0．134。为了预测“十一五”期间的就业需求，对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我们做以下假定：非农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低位），9％（中位）和10％（高位）；非农就业弹性分别为1991―2003年平均水平0．297（高位），以及较平均值低半个标准差的低位水平0．23。新增非农GDP所产生的就业需求是这几个值的不同组合。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比较保守的估计。从1990年以来的增长情况看，除了极个别的年份以外，非农部门经济增长从未低于8％。因此，以8％作为非农经济增长的下限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经济目标。1990―2003年非农GDP的平均增长率为10．6％，所以，将10％作为“十一五”期间的非农经济增长上限也是一个可行的目标。列出了两种就业弹性和三种非农经济增长水平下的不同组合。可以看出，非农GDP增长所引致的新增非农就业需求从795万到1530万之间变化。这一变化区间也给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留有很大的余地。除了保证经济增长率的高速和稳定之外，还可以通过保证就业弹性稳定的方式，以确保就业的稳定增长。

三、“十一五”期间促进就业政策建议

根据上面对“十一五”期间就业形势的分析，就“十一五”期间就业政策以及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需要注意宏观调控目标和时机的选择对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十一五”的前两年是劳动力供给压力最大的时期，也是最有可能出现高失业率的时期。根据劳动力需求的不同拟合值，只有经济增长目标和就业弹性目标都达到高位值，才有可能在“十一五”初期形成劳动力供求基本平衡的局面。就业需求管理是宏观经济决策部门的主要职责之一，就业目标也是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之一。就业需求的两个基本要素，即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弹性，都可以并且需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得以实现。因此，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要注意，在“十一五”初期，宏观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宜尽可能向高位设置，通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即非农部门实际GDP达到不低于10％的速度，最大化创造就业机会。

其次，根据就业形势的变化有侧重地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由于“十一五”初期是劳动力供求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不仅需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业弹性也需要争取达到高位值。为此，在“十一五”初期乃至整个期间，仍然需要鼓励各种形式的非正规就业。改革应着眼于劳动力市场的配置功能的形成和发挥，劳动关系管理和其他劳动力市场规制措施的出台，则要审慎地选择时机，并且优先选择那些对于保护劳动者最基本权益的领域。到“十一五”的中后期，劳动供给压力减轻，再适时地出台比较全面的劳动力市场规制。

第6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范文

经济学中有“刘易斯拐点”之说，意指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临界点。半个世纪前，美国的经济学家刘易斯创立了“二元经济模型”，指出发展中经济体工业化的初始条件是资本稀缺、劳动力过剩，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部门会不断吸收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工资水平并非取决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而是取决于农民的收入水平。当工业化将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工资水平就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如果不提高工资福利，不改善劳动条件，就雇请不到所需的劳动力。

简言之，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在“刘易斯拐点”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春节后，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东珠三角地区用工缺口达200万。常年约有12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民工大省安徽，如今也出现了“用工荒”。“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枯竭，用工荒正成为内地普遍现象，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速丧失优势。”这是否说明中国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

早在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就曾提醒：我国的劳动力正由过剩向短缺转变，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当时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出现的“招工难”，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部分证据。没料到随后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外部需求萎缩，出口加工业收缩，大批农民工被迫返乡，有机构预测就业岗位缺口达千万个之多。一时间，“刘易斯拐点”之说似乎不攻自破。

可是，随着经济强劲反弹，“保增长”大局已定，“用工荒”又浮出水面，而且大有从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蔓延之势。其实，如果不是将“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机械地设定在某个时间点，而是将其视为一个过程，经济危机等因素有可能提前或延后“拐点”的出现；那么，判断中国正在或即将出现“刘易斯拐点”是基本符合实情的。

民工大省的“用工荒”，可看做是劳动力市场为“刘易斯拐点”拉响的警号。对于这一警号，在劳动力市场中交易的企业和农民工的反应敏感而迅速。比如，在地处安徽的广德开发区，“我们这里的工资水平基本跟江浙一样，待遇并不差”；开发区内企业给工作中的年轻工人播放流行音乐；新一代农民工选择在家乡打工；等等。倒是身处市场之外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千万不要误解了这一警号。

“用工荒”并非意味着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加速丧失优势。且不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优势不会立刻丧失；更不用说中国的劳动人口总量巨大，到2030年仍有9.7亿，比现在的总量还要大，届时劳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约为67%，仍高于现在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虽然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却仍认为“我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会长期保持”。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就业群体，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千万不可将“用工荒”的警号误解为政府可以放弃积极的就业政策，恰恰相反，劳动力的短缺正因存在制度约束，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和制度的短缺。政府应将“用工荒”作为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契机和动力，改革税收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农民工子女就学、职业技能教育等公共产品；而不是通过修改法律等手段将政府责任转嫁给企业。

（选自《羊城晚报》2010年2月22日，有删改）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从原文看，下列对“刘易斯拐点”的解说正确的一项是（）

A.“刘易斯拐点”源自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创立的“二元经济模型”，此时，劳动力正开始由无限供给转向短缺。

B.“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人人四处求工作，用人单位即便不付工资也不愁找到源源不断的劳动力。

C.“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用人单位就会四处求人，只有高工资的员工，才能安心工作而不选择跳槽。

D.“刘易斯拐点”说明，工资水平归根结底并不取决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而是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2.下列不属于作者认为的“千万不可将‘用工荒’的警号误解为政府可以放弃积极的就业政策”理由的一项是（）

A.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枯竭。

B.“用工荒”并非意味着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加速丧失优势。

C.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就业群体，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D.劳动力的短缺正因存在制度约束，还不能完全自由地流动。

3.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民工荒”从实质上看应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反映出了我们国家在保护民工权利方面存在着制度上的缺陷。

B.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的一份报告称，我国的劳动力正由过剩向短缺转变，“刘易斯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是在2009年。

C.如果将“刘易斯拐点”的出现视为一个过程，经济危机等因素有可能影响“拐点”的出现，那么，判断中国正在出现“刘易斯拐点”也并非不符合实情。

D.关注身处市场之外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千万不要误解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就业群体，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一警号。

4.下列对原文中作者观点的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A.除非我国所有的民工大省都发生了“用工荒”，否则不可将“用工荒”视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刘易斯拐点”拉响的警号。

B.我国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的优势在“用工荒”面前会使有所丧失，但即便出现了“刘易斯拐点”，我国仍能长期保持在劳动力供求方面的优势。

第7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范文

【关键词】微观经济 用工荒 农民工

一 用工单位的微观原因分析

1．工资缺乏吸引力

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也是劳动力供需关系的重要信号。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调查显示，工资待遇与缺工有直接关系。月工资平均在1500元（含加班费）以下的企业普遍招工较难；月工资在1500～3000元的企业，招技工较难，但普通工基本可保证；月工资3000以上的企业招工没什么问题。当前民工短缺主要是因为民工工资的调整相对滞后，没有伴随物价特别是粮食价格的上涨而相应调整，这样，在短期内劳动力供应曲线并未发生变化，但在真实劳动力价格下，供给将出现增长不足（表现为平稳增长）而需求会放量上升，劳动力市场就自然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2．用工不规范，劳动权益缺乏保障

目前，珠三角地区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问题最为突出。据调查，反映缺工严重的主要是从事“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又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产品加工行业。其中，部分台资企业和中小型私营企业缺工更为严重。这些企业和行业大都受到国外订货商的制约，利润空间较小，单件工价较低。此外，民工最担心的是在工作中受伤，因为企业老板不愿承担相应的医疗费，导致不少受伤民工最后只能放弃治疗，这些工伤者大多数都是农民工。企业的用工程序不规范是造成民工短缺的主要原因。

3．欠薪情况严重，缺乏契约保障

在工资低、用工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民工的合法权益还经常受到侵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普遍存在，使得本就不高的收入也难以兑现，这也是珠三角地区用工短缺的重要原因。以深圳市农民工欠薪情况为例，2005年初，被调查的2838家企业中，有欠薪行为的仍达653家，差不多占了被检企业的四分之一。此外，企业主欠薪逃匿事件也时有发生，仅深圳龙岗区，2004年就发生150多例。企业的欠薪行为及缺乏制度保障的工资制度是造成民工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民工自身的因素分析

1．成本与收益的权衡

除了低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劳动权益不受保护等因素之外，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一些社会管理制度导致农民外出打工的迁移成本畸高，也是民工考虑是否外出打工的因素。由于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存在，使外出打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青年农民，仍然不能把户口迁入到他们的工作所在地，不能融入当地社会；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使民工的子女不能到父母工作所在地读书；不公正的社会保障制度使民工的工伤、养老、失业、医保等待遇都存在不少实际问题；农民工们抛家别子背井离乡，他们付出很高的打工成本却往往获得严重不对等的低回报。

2．新一代民工维权意识增强

以广东劳动力市场为例，2000年以后，劳动力主要供给者以独生子女居多，他们的成长条件较为优越，对工作的期望自然偏高。年轻、文化程度较高、长期在外打工、对社会的认识更多更清楚，这是新生代民工的主要特点。他们诉求工资待遇的提高、工作环境的改变，诉求基本的尊严、基本的社会保障，诉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归结到一点就是寻求公平的待遇。我国一二线城市基本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高新技术产业和采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在广东总就业人口中，专业技术人员仅占5.9%，初级以上技术工人仅占8%。技术岗位缺口大与部分新增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就业难并存，形成结构性矛盾，由于大部分民工缺乏相应的专业训练，劳动生产率低下，无法胜任更复杂的技术工作，因而导致出现企业高级技工人员短缺与大量民工无法就业的现象。

三 农民工短缺现象的本质属性分析

第一，从表象上看，珠三角的民工短缺是一种数量的短缺，这种数量短缺不仅包括普通工的短缺，更包括了熟练工、技术工的短缺。从本质上看，珠三角的民工短缺更表现为一种结构上和体制上的短缺，是一种用工制度的缺陷引致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的表现，是农民工制度长期不合理、不规范导致了各种深层矛盾的爆发，它提醒我们应好好重视人力资源尤其是要重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发展战略。

第8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范文

“前几年，说是经济过热也行，或者说是外需引起的经济增长能力的极度膨胀，实际上劳动力供求关系不是一个均衡的状态，也不是一个合理的状态。”翟燕立说。他认为今年应该是一个劳动力供求的均衡年，现在可能就是均衡点。对劳动力的需求高于目前情况，劳动力市场反映的就是一种过热的情况；低于目前情况，劳动力的就业可能就有很大的问题。因此，劳动力的供给，实际上是一个逐步提升有效供给的过程。

关于“农民工回流”问题，国家统计局盛来运副司长认为2009年整个农民工的就业形势很不乐观。

据盛来运介绍，国家统计局在去年10～12月份组织开展了针对部分外出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回流在去年第四季度逐渐加快。另外国家统计局在春节期间，利用农民工大量回家过年的机会，开展了一个将近7万个样本、7000多个村的调查，发现金融危机确实对农民工的就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农民工在第四季度回流加速，但具体人数在完成数据汇总之前尚不确定，总之，人数会超过1000万。

翟燕立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数据分析认为，今年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比较大。

在农民工方面。2009年春节以前，回乡的农民工大概占全部外出务工人员一半以上，比往年大概增长10%左右。“但这不完全是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有大量的农民工因去年的南方冰冻灾害没有回去，他们把两年的假一起歇了，所以今年回来的多一些。”翟燕立说。春节后，80%的农民工回城了，主要还是集中在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回城的80%农民工中，又有80%农民工有明确的就业岗位，这样一算，全部回城农民工中，64%是有岗位的，16%是暂时还没有岗位的。而20%没有回城的农民工中，又有70％还是要回城的，只不过是眼下没有走。另外30%是打算在本地就业，或者是务农，或者是非农就业，或者是自己创业。

第9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范文

关键词:兵役制度;供求均衡;成本-收益分析

一、军事人力供给分析

假设将一国所有使用劳动力的部门划分为民事部门和军队,那么劳动力资源的去向也就有两个:一是在民事部门工作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二是在军队工作最终提供国防这一公共产品。所以军事人力供给方为由众多具有一定质量的劳动力组成的劳动力市场,其符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假设,他们通过比较在民事部门和军队工作能获得的预期收益,在两种部门之间进行选择,以决定是否为军队提供劳动力供给,为了在军队工作而放弃的民事部门可能的收益就是该劳动力为军队提供劳动力供给所付出的机会成本。

军事人力供给曲线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符合军队要求的劳动力数量,其中OQ表示一国劳动力市场上符合军队要求的劳动力总量,纵轴表示劳动力供给者所接受的保留工资水平(也即军事人力供给价格),即能够使劳动力供给者恰好愿意加入军队服役的工资水平,在数量上等于该劳动力供给者在民事部门的潜在货币收入与其在军队工作的非货币收益之和。如果劳动力供给者的民事部门潜在货币收入水平比较高,则他的军队保留工资也会比较高,即保留工资与民事部门潜在货币收入之间是正相关的。但是由于每个人的偏好不一样,有些人认为保卫国家的荣誉感能给他带来正的非货币收益,所以保留工资与民事部门潜在货币收入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保留工资较高意味着劳动力供给者更偏好于在民事部门工作,而为军队工作会产生负的非货币收益;保留工资较低则意味着可以劳动力供给者更偏好于在军队工作,从而可以获得正的非货币收益。保留工资是在市场机制下配置劳动力时军事人力的供给价格,代表军队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机会成本。

二、军事人力需求分析

军事人力需求曲线所表示的是军事人力需求量与军事人力成本之间关系的长期趋势。军事人力需求方为军队组织,在劳动力市场上作为唯一的军事人力需求方,处于买方垄断地位,在与劳动力供给方的价格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而且在确定军事人力需求时不能单纯考虑军事人力成本因素的影响,多种非经济因素(如国家安全形势、军事战略目标)往往起主导作用。为了进行经济学分析的方便,先假设其他条件给定,则军事人力需求与军事人力价格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如图2所示。之所以是负相关,是因为存在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在保持军队战斗力一定前提下,当人力成本高于其他投入的成本时,军队会用其他要素替代人力投入,从减少军事人力需求。收入效应是指,在外部条件一定前提下,当人力成本提高时,要保持不变的国防产品供给水平所耗费的总成本更大了,如果超出国防预算约束,此时就要考虑降低国防产品的供给水平,缩减军队规模。综合这两种效应的影响可知,从长期来看,当军事人力成本提高时,军事人力需求量会下降,反之军事人力需求量会上升。

三、两种兵役制度下军事人力供求均衡实现机制

首先,分析短期内两种兵役制度下的军事人力供求状况,如图3所示。

OQ为劳动力市场上符合服役条件的劳动力总量。假设短期内军事人力需求流量一定,数量为OB(

在募兵制下,劳动力资源的配置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为招募到足够数量的兵员OB,军队必须提供相应的工资W*,此时满足军事人力短期需求的兵员全部由“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组成,军事人力供求在市场机制下实现短期均衡。因此,在募兵制下供给价格完全反映人力成本,军队所承担的总人力成本体现在供给曲线sb段以下四边形OBbs的面积。在征兵制下,军队提供的工资水平低于市场价格,如图W0。在征兵制下,虽然兵员需求最终能够得到满足,但其中只有数量为OA的兵员是按照市场机制由“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所构成,数量为AB的兵员需求则是通过征召公民履行服兵役义务来满足。虽然两种兵役制度都能实现军事人力供求数量上的平衡,但军队通过募兵制获得的兵员全部为“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而征兵制获得的兵员中有数量为AB的非“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在两种兵役制度下,军队对于数量为AB的军事人力所付出的成本也有所不同,征兵制下实际支付的人力成本为AB×W0,小于募兵制下军队所支付的成本AB×W*。如果单纯考虑国防预算约束,那么征兵制似乎更节约国防预算费用。

总之,募兵制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因此总是能够实现军事人力供求均衡;征兵制则需要法律确保公民履行服兵役义务,虽然军事人力供给与需求能够在数量上实现平衡,但军事人力供求却无法实现市场均衡状态,为军队提供劳动力的并非全部是“自愿”的,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供给具有强制劳役的性质。

其次,分析在长期内两种兵役制度下的军事人力供求状况,如图4所示。

图4中W*与OA分别是凭借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时军事人力供求均衡价格与军事人力数量。在募兵制下,当军队提供了低于均衡价格的工资时,是难以招募到足够兵员的,所以军队只能不断提高工资,直至吸引到足够数量的“自愿”劳动力供给者。军队所付出的军事人力成本完全体现在市场均衡价格上,军事人力个人无需承担额外的机会成本。而且由于均衡价格和数量代表社会最优配置结果,因此在募兵制下不存在社会净福利损失。

在征兵制条件下,军队对服役者一般只提供低于均衡价格的津贴(如W0)作为补偿,因此军队的军事人力需求量往往超出社会均衡点,如OB。由图4可知,这时的供求差距为DB。而在劳动力市场上,这一部分劳动力的供给价格都分布在供给曲线的W0以上,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保留工资水平高于军队实际支付工资的人,他们是不会“自愿”为军队提供劳动力的。相比于社会均衡数量OA,军队超额利用的社会劳动力资源数量为AB,这部分劳动力资源给军队带来的价值为AB对应的需求曲线以下部分,其大小为四边形Abca的面积,而因为军队过度使用社会劳动力使社会承担的负担为AB对应的供给曲线以下部分,其大小为四边形ABba的面积,三角形abc的面积表示的就是由于军队超额利用了社会劳动力资源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净损失。

综上所述,在长期的军事人力供求关系中,募兵制仍然能够实现市场均衡状态,但募兵制的军事人力成本往往比较高,而且容易受到劳动力市场波动的影响,在募兵制下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之间的矛盾在某些条件下会非常棘手,军队容易陷入两难境地。在征兵制下,军事人力供求总是处于工资水平较低的状态,一方面军队因承担的人力成本较低使得人力需求高于社会最优数量,另一方面因工资不高无法吸引足够的劳动力供给者,所以军事人力供求总是无法实现均衡。虽然军队能够获得所需兵员,军队建设似乎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但由于军队忽视了征兵制对服役个人和社会的外部影响,对社会劳动力资源的过度使用会造成社会福利净损失。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