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观的核心立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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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科学观的核心立场范文

关键词：心血管；内科；护理

中图分类号：R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49（2013）04-00-01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法律意识和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得到提高，同时医疗纠纷的发生率也逐步呈上升趋势。心血管内科患者大多数都存在病种复杂、病情严重、死亡率较高的现象，这些现象加大了医护人员对心血管内科患者的护理风险，从而致使心血管内科成为医院中医疗纠纷发生率相对较高的科室之一。本文就是围绕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中常见的问题而展开的讨论与研究。

以下是对心血管内科护理中常见问题的分析：

1 医护人员的护理理念滞后

1）心血管内科护理的工作量很大，因此在超负荷工作量、精神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下，一些护理理念相对滞后的护理人员极易产生不耐烦、情绪焦虑的现象，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其对患者的服务态度，重者甚至会出现护理上的差错，从而致使护理纠纷的产生。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得到提高，所以患者及其家属对医护人员护理质量和安全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但是护理人员在超负荷的工作环境下为了减轻工作负担，常常会依据心血管内科患者病情状况，将重点放在那些需要特殊监护的患者身上，从而致使一些同级护理的心血管内科患者在护理质量和措施上产生较大的差别，进而导致一系列潜在护理风险的产生。[1]

2）护理人员没能对患者的治疗进行及时、完整、真实的记录也是护理理念滞后的体现。护理记录不完整、不真实、不及时的问题很容易被医护人员忽视，她们常常在空暇或下班的时间回忆性的将患者病情及护理内容进行集中式记录，这样不免会漏记、错记一些关键的内容，有时甚至会出现将没有实际实施的护理措施和内容以及同患者实际病情不相符合的症状记录在案的现象。

2 护理人员欠缺专业的护理素养

由于心血管内科疾病的发展变化速度很快，所以诊疗技术也随之发生了不断地变化和发展，针对这种变化，一些临床经验不足的护理人员很难根据患者病情的变化来做出正确的判断，同时由于部分护理人员缺乏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固步自封，没能及时的学习关于护理方面的新技术、新理论、新设备、新方法，从而很容易就会延误患者的救治时机，致使患者的病情加重或死亡。[2]

3 患者不听从医护人员的嘱咐

患者及其家属对医护人员的支持与配合是护理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而患者的一些行为，例如患者进行手术后卧床时期没到就开始下床活动、随意调整或没经过医护人员同意就办理出院手续等，这些冒险行为都很有可能造成意外发生。

针对上述问题，医护人员应该：

3.1 改变自身的护理理念，强化法律意识

首先，为了确保医护人员的各项工作都是以患者为中心，院方就应转变护理人员的护理理念，提高她们的对自我价值的认同度，只有这样才能激发护理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确保护理人员在超负荷的工作环境下始终如一的保持服务至上的工作态度；其次，要强化医护人员的法制观念，就要加强其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护人员道德规范及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同时还应加强对护理人员进行护理记录的管理和要求。

3.2 提高护理人员的护理水平

①维护护理人员与患者关系的纽带就是护理人员理论基础的扎实度和对操作技能的掌握度。因此，为了强化对护理队伍的建设，提高护理队伍的护理水平，院方应该制定合理的技能培训制度，强化护理人员对心血管内科疾病护理方面的学习，提高其护理能力和水平。[3]②加强在职护理人员的继续教育，通过开展各种护理讲座和护理查房等形式的活动，来强化护理人员对理论知识的掌握。③通过开展各种操作技能比赛来强化对护理人员基本功的训练，从而来提高护理人员的操作技能水平。

3.3 加强患者与医护人员之间的沟通

心理护理是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中的重要内容。护理人员在进行心理护理时要重视同患者间的交流与沟通，并且要在交流中针对患者的心理状况和情绪来进行适当的疏导和调节工作，进而才能让患者始终处于治疗和康复的最佳状态。与此同时，加强与患者家属的沟通，并对其进行健康教育，积极地听取患者家属的意见，耐心的回答患者家属所提出的问题，也是确保护理工作正常开展的关键。

总而言之，心血管内科的护理工作是一项复杂而又繁重的工程，在护理的过程中，每个环节出现意外都有可能致使患者病情加重，甚至死亡。因此，护理人员在进行心血管内科护理工作时，要改变自身的护理理念，强化法律意识；提高自身的护理水平；加强同患者及其家属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只有这样护理人员才能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进而才能提高护理质量和防范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周柳嫦自血管内科护理中不安全因素分析[J].中国医药导报.2010.

第2篇：科学观的核心立场范文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目标。在实现这个伟大目标上，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大有作为。近日，记者走访了几位比较活跃的青年批评家，请他们就新世纪新阶段青年批评家的责任和使命发表看法。

何向阳认为，我们这代青年批评家置身于东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持续碰撞的世界，这是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多元的价值观从不同侧面构成着对于人生的吸引与改写，同时也强有力挑战着青年理论批评工作者的眼光与承担。批评与一切正直的文字一样，虽针对的是一人一文，却关乎一个民族的灵魂与精神。对一个民族的灵魂发言，其立场绝不能是模糊的、游移的。同时，以对体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文学的体认与肯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以一字一言、一砖一瓦的建设来充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项需几代人共同完成的灵魂工程，也是时代赋予青年批评家的首要使命。

李美皆认为，作为批评家需要秉持坦荡的心地、透明的人格、光风霁月的情怀，捍卫纯正的文学理念，弘扬高尚的普世价值。而作为青年批评家，尤其需要具备朝气蓬勃的精神和击楫中流的胆识，敢于面对泥沙俱下的文坛现状放开眼光，披沙拣金，言人之难言，发人之未发，终生都与责任感和使命感相守。

李美皆说，批评者的立场要坚定，心态要淡泊。对于文学来说，变动的是形式、技巧、手法以至观念，而蕴涵其中的真、善、美、爱、自由、信仰、尊严、同情等人文价值，则如同亘古不灭的日月星辰。批评家要爱惜自我的羽毛，不能做立场紊乱的墙上芦苇。思想比技巧重要，立场比言辞重要。坚定的立场、敏锐的感觉，再加上深刻的洞察力和明晰的判断力，批评文字才能取信于人。

杨四平认为，青年批评家是文学批评队伍的主力军，是践行时代赋予文学批评重大职责的中坚力量。我们要努力改变文学批评“缺席”或滞后的被动局面，与时俱进。同时，也要避免为追求所谓的“时代性”和“先进性”而进行不和谐的“棒”和“捧”。现在，青年批评家的知识结构比较完善，对新事物反映敏感快捷，很容易在立场、方法、策略、表述等方面“创新”；但要警惕把西方少数学者的观点作为普遍性原则，要使自己的批评彰显出鲜明的价值评判、道德眼光和历史意识，从而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之间架构起一座结实而美观的桥梁。青年批评家应该以“二为”方向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新思考文学批评的功能、尺度、方法和位格等问题。首先，是文学批评的真实性问题。这就律求青年批评家具有相应的理论知识和政治洞见，具有超越批评对象的能力；要一切从文本、现象出发，在阅读中顿悟，在顿悟中言说；同时，还要尊重批评对象，在探讨的氛围中，共同寻找规律性的东西，并最终将思想的力量转化成艺术的力量。其次，是正确对待文学批评的“美感享受”问题。最后，要重视文学批评的民族立场，就像总理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里所说到的，青年批评家的社会责任感“来源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沉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重铸新世纪文学批评的“主体性性格”和“民族性格”，逐步打造出新世纪汉语文学批评的品牌。

第3篇：科学观的核心立场范文

[关键词]政治社会化；概念；辨析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3）05-0285-02

本文系浙江省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新时期我国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现状调查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YK2009065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正处于转型期，这个转型期是一个矛盾凸显、矛盾汇聚和矛盾磨合的时期，这样的一个时期，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公民的政治素养都是极大考验。我国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公民的政治社会化状态对于国家政局稳定、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很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和研究我国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政治社会化问题。

“政治社会化”这一概念源于西方，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和罗伯特·赫斯于1958年发表了论文《政治社会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首次提出了“政治社会化”这一概念，被学界视为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的起点。赫伯特·海曼则在次年出版的《政治社会化：政治行为的心理研究》一书中首次对政治社会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研究。自此，许多西方学者都涉足该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与之相比，国内对于政治社会化的研究则相对较迟。国内对政治社会化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发展到目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起步积累阶段（1978年-1989年）。主要以翻译介绍国外的政治学著作为主，通过学习、吸收和借鉴来获取国外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成果。第二阶段，探索阶段（1990年-1996年）。学者们开始自主地研究政治社会化，对其含义、过程、方法等进行了粗略概括，并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本土化研究。第三阶段，发展阶段（1997年-现在）。这一阶段，学术刊物上政治社会化研究的论文以及相关专著逐渐增多，不管是在纵向深度方面，还是在横向广度方面，都取得了不少颇具价值的成果。

国内外学者们关于政治社会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学者们对“政治社会化”这一概念的理解也是见仁见智，对其界定是丰富多彩的。究其原因，在于学者们大都根据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站在不同的研究立场上对其进行定义的。学者们对这一概念认识的莫衷一是，加大了初涉此领域的研究者对“政治社会化”内涵及本质的理解、把握的难度。笔者便是其中之一。鉴于“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而对政治社会化这一概念的准确理解和分析，又是对政治社会化展开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政治社会化”这一概念进行辨析，在把握其本质的基础上，力求对政治社会化有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为深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政治社会化内涵界定的视角和立场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关于某一社会现象的核心词内涵的确定，可以体现出研究者观察问题的视角与立场。通过梳理这些诸多表达迥异的“政治社会化”概念，我们发现研究者是从不同视角和立场来把握他们所研究的“政治社会化”的内涵的。

（一）、社会的视角以及社会组织与政党的立场

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政治社会化是社会组织或者政党宣灌自己政治主张，有意识地对该社会成员进行政治教育和灌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组织和政党是政治社会化的主体，普通民众被视为客体。比如罗伯特·赫斯和J·V·托尼认为“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团体或机构教导幼年成员或新成员学习、掌握有关的价值、态度和行为的过程。”格林斯坦指出：“政治社会化是正式负责教育的机构有目的地对于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和政治习惯的灌输。”赫伯特·海曼也认为“政治社会化不仅是政治情感的学习，而且也是明显的政治灌输。”

这一角度的政治社会化研究的特点在于强调了社会组织和政党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他们站在社会组织与政党的立场上，考虑如何通过政治合法化方式使社会成员接受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与其他的行为相比，由于政治倾向是代代相传的，因此，社会成员所形成的稳定的政治态度被认为是政治系统的基础。正如伊斯顿所言，每个政治系统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承受住压力。社会化是政治系统为了至少对基本政治目标产生最低限度的正面支持而做出的反应，合此系统根本无法运作。”（P14）因而，他们想通过家庭、学校、政党、工会、大众传媒等政治社会化机构的影响和作用，使社会成员接收特定的政治信息、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

这一视角和立场忽略了个体的主体意识、个体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以及个体在面对与政治相关问题时的态度与情趣方面的差异性。

（二）、个体发展的视角以及社会成员适应社会的立场

从个体发展的视角研究政治社会化，主要是研究个体“政治自我”的形成与发展。政治自我指的是个人关于政治世界种种看法的体系。从个体的角度看，政治社会化是指人们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学习，逐步获得一定的政治观念、政治信念、政治行为的过程。该角度更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个体是政治社会化的主体。如理查德一道森和肯尼思·普雷维特指出“政治社会化是公民政治上取得成熟所经历的那些发展过程。”戴维·伊斯顿和杰克·丹尼斯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人们习得政治取向和行为模式的发展过程。”同样，罗伯特·E·道斯等人也认为“人们关于政治传统或政治角色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的知识不是与生俱来的，政治社会化意指是获取这些知识的一种或多种过程。”我国学者黄育馥认为：“政治社会化就是个人逐渐学会被现有政治制度接受和采用的规范、态度和行为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信念形成的过程，是一个人认识自己所处社会的政治制度，并决定为巩固这一制度而努力的过程。”

政治社会化实际上是一个双向运动，一方面是政治系统以建制化的方式塑造社会成员的政治倾向和行为模式，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不断认知、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建制化的政治系统如何建构和影响社会成员，也要看社会成员如何建构和适应外部世界。但是，不同的社会成员由于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身份认同的差异，对政治系统所传播的价值、观念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他们所接收到政治信息也可能是不一样的。

这个角度和立场揭示的是政治社会化过程的另一面的状况和问题。

（三）、文化的视角以及政治文化发展的立场

这一视角跳出了关于“人（或者公民）”的政治社会化领域，把着眼点放在了政治文化的传播上，认为政治社会化即政治文化的维持、变迁过程。如阿尔蒙德和鲍威尔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的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政治社会化形成并传送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它引导人民或一部分人民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和体验政治，并在这个范围内改变政治文化”。里查德·道森和肯尼斯·普雷维特指出：“政治社会化是将政治标准及信仰从一代传给下一代的方式。”肯尼斯·P·兰顿也认为：“广义上来说，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从一代到下一代传递其政治文化的方式，这种历程可以保持传统的政治规范和制度。”我国学者王惠岩先生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的社会化过程，也即一个社会中的政治文化通过某种方式而得以传播、普及和延续的过程。”

研究者关注政治文化，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如果社会有文化，那么政体也应该有文化。况且每一个执政党或者在野党都有自己的政治理论、政治主张和政治规范，这些是他们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理论基础。那么就意味着，每一代新人都一个逐步了解政治文化的期望和义务的过程，这些过程即是站在文化的视角和政治文化发展的立场看政治社会化的结果。研究者将政治社会化看作是个人学习其所属的国家、群体或亚群体的政治规范、价值和行为模式的过程。这些特征被认为是每个群体的政治文化。

所以，我国学者王沪宁先生提出“政治社会化指的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传播政治文化的过程。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文化从两个方面传播开来，一方面，政治共同体的每个成员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中获得政治态度、政治观念、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这一方面表现为个体的学习过程；另一方面，政治共同体传播自己的政治文化，使新一代成员进入有关政治生活的思维和行为传统模式，这一过程表现为政治文化传播的过程。政治社会化所要分析的就是这两个过程以及与其相关的各种机制和机构。”的概念界定，详细阐明了这一观点具体内容。

三、政治的“社会化”——“政治社会化”的另一种理解

从概念形成的逻辑角度讲，“政治社会化”的上位概念是“社会化”，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化”概念应该是在“社会化”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要弄清楚什么是“政治社会化”的内涵，首先必须明确“社会化”的涵义。

“社会化”作为社会学的关键词之一，一般有两方面含义的用法：一方面是指社会发展与社会联系的程度，如“生产的社会化”、“劳动的社会化”——指分散的个体生产或个体劳动转变成由社会分工和协作联系起来的大规模社会生产或共同劳动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指作为自然人融人社会成为社会人的过程，也就是人的社会化，即个体社会化。

上文所述的国内外学者对“政治社会化”内涵的界定都是从“社会化”的第二种含义，即个体“被社会化”或“社会化”出发进行概念建构的，无论站在哪个立场，都是关注社会人的政治化过程，是有关个体和群体社会生活的现象研究。那么，依据“社会化”的第一种含义理解“政治社会化”又是怎样一种社会现象呢？

关于政治社会化问题的研究，无论是以“人”为核心，还是以“政治活动”为核心，都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进行观察、分析。正是这样一个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和揭示，人们关于政治社会化的认识才能全面、深刻。而概念内涵的解释和界定，可以反映出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立场，进而规定了其研究内容和研究边界。理解辨析概念是我们正确理解每一位研究者研究内容和结论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宋迎法：《西方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研究概述》，《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7期

[2]黄金拄、鹿军：《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概论》，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3]《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

[4]马起华：《政治社会学》，中国台湾大中国图书公司，1 988

[5][9]转引自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转引自格林斯坦·波尔斯比著，竺乾威等译：《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

[7]转引自熊易寒：《当代中国的身份认同与政治社会化：一项基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实证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第4篇：科学观的核心立场范文

关键词：诠释学；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194-03

当今世界，信息化已经成为时展的主流，世界各国纷纷把发展信息技术作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以信息传播为核心的现代传媒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在传统教育基础上融合现代传媒的特点和优势，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实现教育目标的一种新型教育。正是因为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这种与时俱进的独特性，所以对其的定位以及现实的价值和意义存在诸多困惑和疑虑。基于此，更为实现大学教育的目标，对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一、诠释学原理之于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契合

诠释学哲学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国内传播，迅速产生巨大反响，影响持续至今。一般认为，诠释学是关于诠释技艺方法的学问，或认为是关于诠释和说明艺术的学问，而实质意义在于，诠释并不简单表现为同语言、文本等的联系，它更关涉诠释者的本质存在，“它不再是一种神学的或哲学的注释的方法论，甚至不是精神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而是一种对存在的具体的、特定情境的、历史的、语言的和动态的（适应时间变化的）在此之在的昭示性理解，一种关于在显现中显现出来的事物的初始观念的现象学。”[1]理解是哲学诠释学的起点，亦是哲学诠释学的终点和归宿。与传统的恢复或复制作者的“客观”意图不同，哲学诠释学的理解并不排斥而且尊重对解读者自身的经验和传统。理解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正是基于解读者已有的知识背景和经验立场（先见）。理解并不是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在解释中，理解把其所理解的东西理解性地归给了自身。理解在解释过程中并不成为别的东西，而是成为它自身。”[2]117在理解的过程中，存在得以昭示，而意义也因理解而创生。所以“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3]380由此可见，哲学诠释学主张多元化、多维度理解，深刻之中极具开放和宽容精神，也正是如此，其充满着非凡的活力和生命力。

哲学诠释学是关乎主体存在的本体论学说，核心是解读者自身基于已有的知识背景和经验立场的自主性存在价值和意义。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新型教育，极具时代性、生动性、人文性和深刻性，显见其科学深远和现实引导意义，而大学生作为教育的对象，其本身的行为立场和现实表现不仅影响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深化和人文关怀的实现，更使其内在的精神维度和存在价值得以彰显。而此意义上的深刻关联，在于高校学生对教育的解读以及过程中同其的双向互动。哲学诠释学反对单一的中心本位思想，特别指出，解读者自身的具体境况和文本相联系理解才能进行，才能形成一种“效果历史意识”，换言之，文本不是历史记载和纯粹文献，它在解读者进行理解介入当下时产生影响。在对文本的解读过程中，文本作者同读者之间实现主体间互动，如此实现了文本意义的流动，同时，也改变了解读者的生存状态。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和大学生的关系正体现为文本和解读者的关系。始终强调解读者自身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注重解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交流融合，解读者并不简单地依赖文本，也不随意读解甚至“制造”文本，这正是哲学诠释学的深刻意义所在。这种深刻内涵诉诸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在于：可以激发高校学生对自我的体认，从而反思自我的行为和立场；可以从深层次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内涵，进而反思教育本身，促进学生的发展。

二、诠释学视域下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推进路径

哲学诠释学尊重并注重解读者的知识背景和经验立场，这同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对传统的抛弃，也不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取代或者替换。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强大的适应力和生命力，这需要融合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在当前的传媒时代中，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存着些许不足，影响了教育的推进和深化。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出现和发展正体现着这种融合和改进的努力，但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或手段，其本身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注重教育的广泛性和实效性，核心点是立场的转变，关键在于以一种更为自由、平等的精神接纳受教育者，以受教育者――大学生的立场为教育的核心和基点，更加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在诠释学视域下，以下几点思考正是基于此立场，当可以作为促进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推进的实践之思。

（一）理念先行

哲学诠释学的理解因为文本对作者永恒的超越性而始终是一种富有创造力的行为。文本虽然是对过去的记载，或者说是一种历史的文献，但并不简单如此，现实介入性是文本的核心价值所在。文本对现实状态的影响，必然地要通过解读者的理解。因此，文本的现实介入依赖于解读者自主的理解，所以往往是被动的。对待传媒思想政治教育，高校的教育管理者并没有足够重视，很大程度上只是将其视作某种技术转型和方法补充，对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缺乏深层次的认识，更遑论其丰富的人文内涵。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沦为一项可有可无的技术性操作，而意义流失。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并不简单的只是技术转型和方法补充，更深意义在于保障天赋教育的权利，正视教育的差异，促进教育的公平和平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基于哲学诠释学的视域，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内涵以及深层追求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带来三点启示：

1.端正观念认识。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解读者并不仅仅只是大学生，也包括教育管理者自身。因为担负着教育引导的重任，所以教育管理者更应该对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进行深入解读，同时尽可能地汲取其丰富的精神资源，自我教育和精神内化是首要工作，只有如此才能将传媒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项神圣的事业来追求，而不是简单的技术性、事务性工作。

2.强化业务学习。作为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执行者和引导者，教育管理者在深化认识的基础上，因深入了解和认识现代传媒的相关知识，学习并提高对现代传媒的运用能力，在实践中思考现代传媒与思想政治教育实际的融会贯通。

3.执着创新追求。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始终将创新视为永恒追求和生命活力，其丰富的内涵和创新的追求始终体现着教育的核心价值和意义，如果大学生并不了解和认同这种追求，那么在教育过程中就难以保证“偏离航向”的现象不会发生。

（二）融合“先见”

传统的认识在解读文本时强调摒弃已有的自我历史性和主观见解，而哲学诠释学重视对已有经验立场和知识背景的尊重，同时努力将其在理解中融合，从而作为此在的存在。“解释向来奠基于先见（Vorsicht）之中，这种先见从某种可解释状态出发对先有中所获得的东西进行‘切割’，保持在先有中的并‘先见地’被瞄准了的被理解的东西通过解释而成为可把握的。”[2]119由此可推知，“先见”是理解的出发点或起跑线。从整体上看，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并不是说学生之前的教育就全部抹掉重新开始，而且大学生的出身背景、成长环境、理念信仰、人生观和价值观等也不尽相同。这些都会使学生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产生必然的影响。现实差异于大学生而言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极具个体成长历史特点的“先见”，也是大学生自身存在方式中所无法摆脱的一个方面，他们不仅不能轻易将其排解掉，还深受其影响。外在的教育引导在进入大学生的理念世界和精神领地时，这些“先见”自然会渗入其中，进而产生各种反应和作用。而且，作为教育管理者本身也有着自己的经验立场和认识传统。当然，“先见”或“传统”不是不可改变的，“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中去，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规定了传统”[4]。基于这种深刻认识，传媒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注重教育引导。传媒思想政治教育主张平等、民主，教育者要不断对自我角色进行调整，使自己成为大学生学习的参与者、引导者、促进者，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要注重建立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对大学生自身的“传统”或“先见”应给予关注和尊重，在教育深入开展时，要充分了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和现实心理特点，注意教育引导同其“传统”或“先见”的亲近和融合。

2.注重循序渐进。教育目标既不可能通过生硬空洞的宣传，也无法通过强制“灌输”的教育一蹴而就。对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内涵和终极追求的接受，大学生需要一个了解、领会、接纳和内化的过程，任何违背教育规律的“揠苗助长”都不能出现在这一过程中，循序渐进的原则要始终坚持，循循善诱的精神要充分贯彻。

3.注重内省觉悟。传媒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激发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要让大学生融合自身发展的客观实际，充分自识，不断内省，进而觉悟，自主追求发展。当然，大学生不能因为“传统”或“先见”的客观存在就可以被动消极地等待教育，而应该在了解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明确个人发展目标，强化独立自主意识，在学习生活中明责任、勇担当、重践行。

（三）尺度原则

哲学诠释学主张理解的多元和开放，但并不意味着绝对的相对主义而无原则无立场。相反，哲学诠释学反对绝对的相对主义，严格要求解读者遵循客观，始终坚持从事物本身出发去理解。因此，尊重“先见”，但不是纵容“先见”，而是有前提和底线的。当代大学生于改革开放的大潮里出生，于社会转型、价值重构的洪流中成长，在价值多元、思想自由的美丽“外衣”下，涌动着一些阴暗消沉的思想观念和腐朽堕落的价值趣味。对身处其中的大学生“先见”的尊重，并不表示可以漠视甚或是纵容那些阴暗消极甚至是庸俗堕落的“先见”，应该坚持应有的原则底线，同时对庸俗堕落的“先见”进行坚决而严厉的批判。

1.反对技术至上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了解现代传媒基本知识，掌握其使用和维护的方法，并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这就是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这就实际上将传媒思想政治教育视为纯粹的工具或手段。虽然对于现代传媒技术的充分运用是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最为显在的特点，但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负载的人文内涵和高远价值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乃至教育管理者的理念信仰、行为习惯、思维意识和道德发展等。利用并不断改进的技术是必要的，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终极目标。

2.反对娱乐化倾向。现代传媒追求信息传播的广泛性和轰动效应，如果只是为图个噱头和一时热闹，难免走向媚俗和平庸。追求教育的形象、生动、亲和，以期获得最好的教育效果，一直都是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所在。但如果一味追求教育的轰动效应，迎合学生的娱乐心理和阴暗“先见”，而丧失对教育内容的甄选和教育目标的追求，只能是本末倒置，导致学生独立意识和批判意识的弱化和主体意识的淡漠，无法培养出人格健全、向美向善的人才。

3.坚持公信力。公信力是指现代传媒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在社会公众中产生的影响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发挥教育功能，实现教育目标，就必须得到学生的认可和信任，而得到学生认可和信任的核心前提就是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具有公信力。哲学诠释学认为解读者对文本的认可是进行交流的前提和基础，否则诠释关系就无从建立。所以高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公信力的培养和提升。

参考文献：

[1][美]帕尔默.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3）.

[2]洪汉鼎.真理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第5篇：科学观的核心立场范文

这是全世界最庞大的一支队伍：目前我国中小学校长已达到62.3万名，如果加上职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校长，其总数超过100万。虽说拥有百万之数，但这个群体职业发展的目标、领导职责的界定与校长评价的标准，一直存在缺乏专业依据、指标体系不明、重显绩轻潜质等诸多问题。

因此，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起草的这份《中国中小学校长专业基本标准》研究草案，才得到业内如此热烈的关注，以及教育部有关部门的重视与认可。

我们解读《中国中小学校长专业基本标准》，是为校长专业发展和校长培训工作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依据，它有利于营造促进优秀校长成长的体制机制环境，有利于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教育视野和开拓创新精神、甘为促进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做出奉献，并具有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平的教育家型校长。

希望所整理的这份《标准》概要，能较为全面地呈现中小学校长的专业架构和职业素养，为您的工作增添助力。

基本框架

研制我国中小学校长专业标准的主要思路，是从校长专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社会期望出发来分析其专业定位、专业能力与专业精神，并由此提出中小学校长专业标准的基本理念，即校长应成为教育领导者、终身学习者和自主创新者。

同时，从学校组织的本质属性出发，确定校长的专业立场——教育领导，进一步理清其核心工作领域的三大专业范畴：价值领导、教学领导和组织领导，由此提出六大核心工作领域，即规划学校发展、营造育人文化、领导课程教学、引领教师成长、优化内部管理、调适外部环境。

根据校长在各领域所具有的专业定位与专业角色，从理念、品性、知识、能力和行为等方面进行分析与阐述，这就形成了我国中小学校长专业基本标准的主要研究框架。

校长专业标准之理念

校长是学校领导者，对学校发展与变革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在教育实践界，一直存在重视行政级别、忽视专业发展、缺乏创新意识等问题，导致校长专业定位模糊、专业意识淡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为有效促进校长专业发展，校长专业标准倡导如下基本理念：

1.校长是教育领导者。

2.校长是终身学习者。

3.校长是自主创新者。

校长专业标准之立场

校长的专业立场是校长专业标准研究的首要问题，倘若专业立场不同，研究起点、思路和结论都会有所不同。

教育领导是一种超越个体、角色和行为的概念，是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合作者的集体行为，引领参与者能尽心尽力，导向学校教育发展的共同愿景，主要包括价值领导、教学领导、组织领导三大专业范畴。

校长专业标准之定位

教育领导范畴不同，专业领域也不同，就会具有不同的专业定位，扮演着不同的专业角色。

价值领导的核心工作领域包括规划学校发展和营造育人文化，其专业定位包括发展愿景规划者和学习文化的营造者。

教学领导的核心工作领域包括领导课程教学和引领教师成长，其专业定位包括教师发展促进者和创新人才激励者。

组织领导的核心工作领域包括优化内部管理和调试外部环境，其专业定位包括内部组织管理者和外部环境协调者。

三个领导范畴细化为六种专业定位，并从理念、品性、知识、能力、行为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这就构成了校长专业标准的整体分析框架。

之一：规划学校发展

规划学校发展，是校长实现学生全面发展和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所负有的专业责任，需要校长组织学校力量在深刻分析学校发展的历史及现状和科学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融合校长个人的教育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对学校发展方向进行正确定位，突出学校特色。

促进学校发展之理念

1.形成共同愿景，引领学校发展

学校发展的共同愿景能激发组织成员发挥出潜在的智慧、力量与勇气，回归教育本质；当学校发展在遭遇阻力时，共同愿景能唤起成员的希望，使之不会偏离原有发展方向；共同愿景会让组织成员发现思考的盲点、放弃固守的看法、承认个人与组织的缺点；在追求共同愿景的过程中，组织个体会更愿意承担风险，更愿意参加变革与创新。

校长的个人办学理念是形成学校共同愿景的重要基础，它是在建立在对学校传统与发展现状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并结合个人对学校教育本质与功能的理解而形成。不仅要具有理论的高度，更要具有实践的深度，不仅要来自实践，更要转化为师生都认同的观念，并能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目标。

校长必须把建立学校共同发展愿景作为日常工作的核心，通过不断与组织成员分享个人愿景而建立共同愿景，使之成为学校发展理念的组成部分。

2.重视群体智慧，实施群体决策

规划学校发展不应是校长个体或学校领导班子的设想与规划，而应是多方参与、共同合作的结晶。在此过程中，校长要从重视群体智慧，走向群体决策。

良好的群体决策需具备四个条件：建议的多样化—— 每个人都有一些私有信息，即使是一些对已知事实的反常解释；独立性——人们不会因为别人的意见而改变自己的意见；分权——没有人被强制性地做事情；汇聚—— 一种使得个体判断成为群体决策的机制。因此，校长在规划学校发展时，应善于听取各种意见，保持决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第6篇：科学观的核心立场范文

1、高校政工师严以修身要修思想，植牢修身做人的根本。修身做人要保持定力、提高修为、心存敬畏，须日三省吾身，不存妄念乱想，清除思想杂质，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慎独、慎初、慎微，防微杜渐。要持久用功、一以贯之，乃至一辈子，加强党性修养，锻造个人品质，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修政治思想是基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代表着政策和党的形象， 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掌握理论知识， 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工作中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政治立场坚定、政治观点鲜明， 模范遵守纪律， 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思考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为了师生。有了这样的基础， 思想政治工作者才能够赢得师生的敬重， 进而使师生信服思想政治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就是要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和党性原则立场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坚决维护党的利益， 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要积极宣传、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一切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思想政治工作者首先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 才能理直气壮地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引导他们站在党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 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具有鲜明的政治观点， 就是敢于亮明自己所坚持的无产阶级政治观点， 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 坚决与反的政治观点作斗争。

修道德思想是关键：一个合格的思想政治工作者， 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思想素养。世界观作为人的精神世界中的核心思想， 是属于最深层次的精神支柱， 既是价值观的基础， 又是价值观的核心；世界观决定着人的认识和方法论， 决定着人生观、价值观等。因为世界观特别重要， 所以， 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是对人生目的、意义、价值的根本看法， 是人的世界观在对待人生问题上的表现形态， 思想政治工作者， 身教重于言传， 其对待人生的态度对教育对象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 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首要的和基本的是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目的和人生意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就是抓住价值观的核心， 树立集体主义思想。集体主义要求在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党、人民、国家的利益关系时， 自觉服从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思想政治工作者对“三观”的正确选择， 必将提高自身的社会评价， 树立良好的自身形象。

2、高校政工师严以修身要修作风，不忘理想信念之所在。作风是人们在工作、生活中或者思想上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溢出效应明显。良好的作风可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而不良的作风如同“瘟疫”，会导致人心涣散、工作拖沓、效率低下、问题频出，人人都会成为受害者，很难独善其身。古人把“修己以安百姓”作为修身的至高追求，今天的高校政工师更要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兼济天下。作为高校政工师，对于自己作风上的错误要及时整改，一个细枝末节都不能放过。“未病”不是无病，也不是大病，如果早发现、早治疗，认真对待，就能避免“讳疾忌医”的悲剧发生。扫除作风之弊，不能抓大而放小，也不能只会解决不会预防。在表现层级上，要及时发现思想上的变味点子、言论上的错误导向，通过党课教育、谈心谈话、友善提醒等，提高觉悟，端正态度。在时间节点上，不放过“第一次”，不搞“下不为例”，发现一个问题就及时处理，避免“重蹈覆辙”、出现“第二次”，更不能让问题演变成“遗留问题”、积弊痼疾。在发展程度上，不放过细枝末节，看到“迹象”和“征兆”，早干预、早下手，不能老是等到案发了才去破、群众来访多次才开始去解决。在学生干部培养上，从入学抓起，注重德的考核与日常监督，严防“带病提拔”与“圈子腐败”，让学生干部养成勤于反省、乐于整改、未雨绸缪的好习惯，从根本上提高防腐抗诱、创新有为的综合素质。

3、高校政工师严以修身要修能力，不断加强学习提升本领。只有能力具备，才能扛得起担子。面对新常态、新形势，高校政工师要大兴学习之风，读经典、学业务、长才干，“知羞而学知错而改”，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做工作的行家里手。而且学习是最佳也是最根本的途径，让学习成为自己生活中的常态，不间断地向书本学习、向生活学习、向他人学习、向实践学习，以内在的不断充实与更新，这样个人能力才能常学常新；学习先进理论、尖端技术和身边榜样，才能学研用结合，提高理论素养和干事潜能。如果一旦学习成了常态，就会不断地发现自己的所长所短，就会不断地修正自己前行的方向，就会不间断地铸就着自己生命的厚度。并且人生中的学习是无坚不摧的，人一旦拥有了学习，就拥有了可把握的机遇，更会拥有展现自己的舞台。舞台中，自己是真正的舞者，只因命运在你一次再次的学习中改变着推进着。

作为一名高校政工师，必须要有较强的业务修养。首先要具有一定的组织才能， 即“才干”， 既能够调动本部门力量， 发挥所有人员的积极性， 形成一股凝聚力；又能够协调组织其他部门的力量， 共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还要能够组织群众， 运用群众智慧共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其次要具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 能写出文理通顺、生动鲜明的文章， 胜任起草各类公文的工作， 能适应各个环节的需要。再次要具有一定的口头表达能力， 能成功地组织各种活动。具备了这些才能， 就可以改变思想政治工作枯燥单调的局面， 而是在寓教于乐当中， 陶冶情操， 提高觉悟。

第7篇：科学观的核心立场范文

一、风险社会、风险刑法理论的产生

现代化这一进程，就好比是一把双刃剑，在其不断加快的同时既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空前的物质繁荣和社会进步，又给全社会带来了不少难以预测的消极后果。面对在各个领域所产生的大大小小的风险事件，西方学者努力反思在时代变革中诱使各种恶果出现的原因，继而衍生出了风险社会理论。最先提出并系统阐释“风险社会理论”的，是德国著名学者乌尔里希·贝克。他认为，风险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中，诸如政治、经济、环境、科技等领域，并分析了产生风险社会的原因，主要包括了：一是知识与科技的极本文由收集整理大发展与进步；二是风险没有可归责的具体对象；三是现代社会管理的失败。为应对现代风险社会，在德国刑法学者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乌尔里希·齐白等人的推动下，风险刑法理论也逐步被建构起来。

二、风险刑法的基本立场及传统刑法遭遇的桎梏

（一）风险刑法的基本立场

风险刑法与传统刑法所产生的众多分歧与对立均是源于双方在许多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立场，笔者认为，探讨风险刑法的基本立场是深入研究两者的重要基础。

风险刑法的第一个基本立场就是刑法的任务是什么？是为了保护法益还是为了遵守规范？这实际就是关于犯罪本质的探讨。风险刑法坚持认为刑法的任务，应从保护具体的法益上升为防控风险，所以不需要关注和预设具体的法益是否已经被侵害，只要行为创设出一般的危险，并产生了预防的必要性，犯罪就已成立。而处罚行为的基础也不是看具体的法益是否被行为侵犯，而是看行为是否违反了特定的义务。

第二个基本立场就是关于刑法本体性的根据，到底是坚持结果无价值还是行为无价值？这其实也就是法益侵害说和规范违反说的进一步争论。风险刑法坚持行为无价值，主张把一些高度危险的行为直接拟制成必然产生实害的行为，也即将一类特定的行为抽象成风险行为并犯罪化，进而予以规制，以求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如此一来，行为取代了损害结果作为刑事不法性的重点评价对象，只要行为符合构成要件，不需特定结果，犯罪就可成立，风险刑法以不法的行为为刑事立法的基础，突破了传统刑法重视结果的理念。

第三个基本立场则是关于刑事政策性的根据，到底是坚持特别预防论，还是一般预防论？风险刑法坚持积极的一般预防论。积极地一般预防论以规范为核心，以规范确证为基本原则，针对的是社会公众未来的行为，具体来说，就是主张预防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防止现实的或者潜在可能发生的犯罪，而是为了稳定社会的规范，保持社会规范所具有的同一性。这与风险刑法倾向于规范主义的理念不谋而合。

第四个基本立场则是关于归责原则的倾向，是坚持传统罪责原则，还是坚持预防的必要性？风险难以预测，所以我们也无法查证到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并对结果有相当的预见可能性。所以风险刑法要对风险行为进行归责，必须突破传统的罪责理论，具体可采用罪责功能化的方式，重新对罪责进行界定。也就是说，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不再是风险行为的罪责基础，真正应当考察的是行为所外在变现出来的危险人格或者行为人破坏法忠诚的态度。如此一来，罪责的缘由不再是因为具有“可非难性”，而是为了满足刑法“预防的必要性”。因此，行为人是否具有故意、知道损害结果并不重要，只要其创设的风险超过了刑法规制的允许程度，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五个基本立场，对于因果关系的判定是采取因果判断的原则还是采取客观归责原则？风险形成的原因纷繁复杂，损害结果又难以预测，两者间的因果关系不似传统犯罪的因果关系一样容易判断，故而风险刑法主张以防范风险为出发点，以类型化的行为显现风险，那么对犯罪的归责，就不再需要明确的因果关系，风险行为本身变成了归责的基础。客观归责理论以创设以及实现风险为核心，恰好和风险刑法的价值选择相一致。风险刑法结合客观规责理论，根据“允许的风险”来划分了国家刑罚权的范围，规定了公民行为自由的程度，既维护了社会的整体安全，又保障了公民应得的自由。

（二）传统刑法所遭遇的桎梏

笔者认为，随着风险社会中各种危险层出不穷，风险刑法理论的不断发展，以规制实害犯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刑法理论无可避免地遭遇了桎梏，并逐步显现其不足之处：

第一，新生法益类型超越了传统刑法的保护范围。传统刑法主要强调保护法益的个体化、物质化以及现实化，也即非个体、不具备物质形态、间接受侵害的法益不被保护。然而，在风险社会之中，总有一些特殊的法益类型无法为传统刑法所保护。好比说克隆人的行为，它侵害是人类社会伦理秩序这种超个人的法益；又比如在环境污染的情况下，其所侵害的对象可能是不特定的多数人，而且，其侵害的法益不仅仅是现实当中的法益，也可能是未来被保护的法益。然而传统的刑法只保护现实的法益，对于未来的法益并不将其纳入保护圈中，故而无法处理此种问题。

第二，存在部分非实害犯不被刑法所规制。传统刑法以结果为核心，只处罚实害犯，也即行为只有在造成实际客观侵害之时，才会被刑法纳入处罚范围，即便这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符合刑法谦抑性的要求，但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仍无法适应限制风险，减少危害的客观要求。因为假设出现了一些具有高度危险性、破坏性的，足以侵害法益的风险行为，刑法理应在第一时间予以介入，否则，风险一旦形成并得以实现，将会产生对人类共用体的安全产生毁灭性的破坏，好比说恐怖事件的发生、核原料泄露、重大的交通安全事故等等。有鉴于传统罪责刑法应对危害行为的滞后性，为了更好地维护人类共同体日常生活、生产的集体安全，防范风险社会中各种不确定的风险行为，刑法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在一部分范围内做出不同于传统罪责刑法规定的例外改变。

第三，新型的危害变得更加难以认定。按照传统刑法的观点，犯罪的真正本质就是对法益的侵害，而且这种侵害主要是现实的、直接的、物质上的对个体的侵害。当传统社会转变为风险社会之后，各种风险所造成的后果变得更加难以估计甚至无法认定侵害后果往往很难被估测甚至是无法认定，例如核材料泄露、化学材料的使用、利用转基因技术制造生物等行为所引发的危害，将远远超过人们目前的控制能力和认知水平。

第四，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无法解释新出现的各种危险或损害。在整个风险社会之中，各个因素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的复杂和紧密，任意一个危险或损害的发成，可能都可以归结于难以预测的众多因素，并不像传统的侵害法益的行为一样可以单独归结于个人的特定罪行，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主要以相当因果关系说为核心，在风险社会之中，要准确地证明危害结果与风险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显得并不容易，因而亟待新的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第五，追责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了集体责任的缺失。在传统的罪责刑法看来，责任主体只是个人，但在风险社会之中，由于能够制造风险的主体，已经不仅限于个人了，更多时候是各种组织，尤其像是法人，尽管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法人的存在，使得整个市场经济变得更加活跃，其经营行为也极大地提升了人类文明，给社会创造出了无限的财富，然而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其所带来的隐忧也不可忽视，法人作为一个风险源，应当被现代刑法所关注。

三、传统刑法所应作出的应对

面对新的社会问题，传统刑法理论遭遇到桎梏，面临了更多的难题，这也使得刑法学界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坚守古典刑法，拒绝改变？还是顺应时展，努力寻求突破传统刑法体系的方法，从而更从容地应付一系列的难题？

第8篇：科学观的核心立场范文

【关键词】科学哲学/数学哲学/数学哲学的革命

【正文】

本文有两个互相关联的目标：第一，对科学哲学对于数学哲学现展的重要影响作出综合分析；第二，对新的研究与基础主义的数学哲学进行比较，从而清楚地指明数学哲学现展的革命性质。

一、从一些具体的研究谈起

如众所知，由1890年至1940年的这五十年，可以被看成数学哲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弗雷格、罗素、布劳维尔和希尔伯特等，围绕数学基础问题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并发展起了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的数学观，从而为数学哲学的研究开拓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数学的范围，特别是，基础主义的数学哲学曾对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哲学研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而后者则曾在科学哲学的领域长期占据主导的地位。

然而，在四十年代以后，上述的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尽管逻辑主义等学派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的研究规划却都没有能够获得成功，从而，在经历了所说的“黄金时代”以后，数学哲学的发展就一度“进入了一个悲观的、停滞的时期”；与数学哲学的困境相对照，科学哲学则已逐步摆脱逻辑实证主义的传统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的发展时期。也正因为此，科学哲学的现展就对数学哲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并对数学哲学的现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就科学哲学对于数学哲学现代研究的影响而言，在最初主要是一些直接的推广或移植。例如，作为新方向上研究工作的一个先驱，拉卡托斯就曾直接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科学哲学推广应用到了数学的领域。尽管推广和移植的工作是较为简单的，但这仍然依赖于独立的分析与深入的研究，因为在数学与一般自然（经验）科学之间显然存在有重要的质的区别。

为了使得由科学哲学中所吸取的观念、概念、方法等确实有益于数学哲学的研究，最好的方法就是集中于相应的研究问题，也即是希望通过以科学哲学领域中某一（或某些）理论作为直接的研究背景以解决数学哲学中的某些基本问题。例如，M.Hallett的论文“数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发展”就以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理论，也即所谓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作为直接的研究背景，但Hallett在这一论文中所真正关注的则是数学的方法论问题。因而，尽管其声称“希望能找到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相类似的数学发展的方法论准则”，Hallett的实际工作却与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理论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特别是，由于Hallett清楚地认识到：“数学与经验科学之间的差异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物理学可以依赖于不断增加的事实性命题，但是数学中却不存在这样的对应物。”因此，在Hallett看来，相应的科学方法论准则（即新的理论能作出某些预言，这些预言并已得到了确证），就不可能被直接推广到数学的领域。

与上述的方法论原则相对照，Hallett提出，新的理论在解决非特设性的重要问题方面的成功可以被用作判断数学进步的准则。Hallett并指出，这一准则即是对希尔伯特在先前所已明确提出的相应思想的一种改进。从而，这就确实不能被看成对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直接推广。

在数学哲学领域内我们并可看到一种不断增长的自觉性，即是关于科学哲学领域中的思想或理论对于数学哲学“可应用性”或“可推广性”的深入思考。例如，H.Mehrtens在他的论文“库恩的理论与数学：关于数学的‘新编年史’的讨论”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在将库恩的理论推广应用到数学时，应当首先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在数学中是否存在有这类东西（按指革命）？”第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这一概念对数学编年史的研究是否有确定的、富有成果的应用？”

显然，即使前一个问题可以说是一种直接的推广或移植，后一问题的解答则依赖于更为深入的分析和独立的研究，因为，这不仅涉及到了对库恩理论的评价，而且也直接依赖于关于应当如何去从事数学哲学（和数学史）研究的基本思想。

正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Mehrtens提出：“尽管（数学中）存在有可以称之为‘革命’或‘危机’的现象，我对这两个概念持否定的态度，因为，它们并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有利工具。”

当然，上述的结论并不意味着Mehrtens对库恩的理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恰恰相反，Mehrtens明确地指出，库恩所提出的“范式”和“科学共同体”这两个概念对于数学史（和数学哲学）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Mehrtens写道：“围绕着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概念具有很大的解释力量——在我看来——它们为数学编年史提供了关键的概念。”

上述的批判态度和深入分析显然表明了一种独立研究的态度，从而，与简单的推广或移植相比，这就是一种真正的进步。作为这种进步的又一实例，我们还可看基切尔（P.Kitcher）的数学哲学研究。

一般地说，基切尔在数学哲学领域内的工作主要就是将库恩的科学哲学理论推广应用到了数学之中，特别是，基切尔不仅由库恩的理论中吸取了很多具体的成分，更吸取了一些重要的基本思想，即如关于科学活动社会—文化性质的分析等。另外，基切尔所主要关注的则是数学历史发展的合理性问题。例如，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基切尔首先考察了什么是数学变化的基本单位。基切尔写道：“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应当以关于数学变化单位的更为精确的描述去取代关于‘数学知识状况’的模糊说法。这一问题与关注科学知识增长的哲学家们所面临的问题在形式上是互相平行的。我认为，在这两种情形中，我们都应借助于一个多元体，也即由多种不同成分所组成的实践（practice）的变化，来理解知识的增长。”

在基切尔看来，后者事实上也就是库恩的“范式”概念的主要涵义。然而，基切尔在此并没有逐一地去寻找“范式”（或“专业质基”）的各个成分（如“符号的一般化”、“模型”、“价值观”、“范例”等）在数学中的对应物，而是对“数学实践（活动）”的具体内容作出了自己的独立分析。基切尔提出，“我以为我们应当集中于数学实践的变化，并把数学实践看成是由以下五个成分所组成的：语言，所接受的命题，所接受的推理，被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和元数学观念。”显然，这即是对库恩基本思想的创造性应用。

其次，基切尔又具体地指明了若干个这样的条件，在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数学实践的变化可被看成是合理的。从而，这也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在基切尔与库恩之间所存在的一个重要区别：尽管前者从库恩那里吸取了不少有益的思想，但他所采取的是理性主义、而并非是像库恩那样的非理性主义立场。这一转变当然也是批判性的立场和独立思考的直接结果。

二、新方向上研究的共同特征

尽管在新方向上工作的数学哲学家有着不同的研究背景和工作重点，在观念上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分歧和差异；但是，从整体上说，这些工作又有着明显的共同点，后者事实上更为清楚地表明了来自科学哲学的重要影响。

1.对于数学经验性和拟经验性的肯定

所谓数学的经验性，就其原始的意义而言，即是对数学与其它自然科学同一性（analogy，或similarity）的确认。这一认识事实上构成新方向上所有工作的共同出发点。

关于数学经验性的断言显然正是对于传统观念的直接否定，即数学知识不应被看成无可怀疑的绝对真理，数学的发展也并非数学真理在数量上的简单积累。从而，这也就如Echeverria等人所指出的，它将“数学从柏拉图所置于的宝座上拉下来了。”

事实上，人们曾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同一性进行了论证。诸如奎因（W.V.Quine）和普特南（H.Putnam）的“功能的同一性”，拉卡托斯的“方法论的同一性”，基切尔的“认识论的同一性”，古德曼（N.Goodman）和托玛兹克（T.Tymoczko）的“本体论的同一性”，A.Ibarra和T.Mormann的“结构的同一性”，等等。另外，在笔者看来，对于经验性的肯定事实上也可被看成关于数学的社会—文化观念（这是在新方向上工作的数学哲学家所普遍接受的）的一个直接结论。这就是说，如果数学与其它自然科学一样，最终都应被看成人类的一种创造性活动，并构成了整个人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成分，那么，数学的发展无疑就是一个包含有猜想与反驳、错误与尝试的复杂过程，而且，“数学的内涵与改变最终是由我们的实际利益与其它科学的认识论目标所决定的。”

其次，如果说数学的经验性集中地反映了数学与其它自然科学的同一性，那么，对于数学拟经验性（quasi-empirical）的强调则就突出地表明了数学的特殊性。

具体地说，我们在此所涉及的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除去在实际活动中的成功应用外，就数学理论而言，是否还存在其它的判断标准？另外，拟经验的数学观的核心就在于明确肯定了数学有自己特殊的价值标准，这就是新的研究工作对于数学自身的意义，即如其是否有利于已有问题的解决或方法的改进等。显然，后者事实上也就是实际数学工作者真实态度的一个直接反映。例如，美国著名数学家麦克莱恩（S.MacLane）就曾这样写道：“数学各个领域中的进步包括两个互补的方面：重要问题的解决以及对于所获得结果的理解。”

由此可见，我们就应同时肯定数学的经验性和拟经验性。显然，就本文的论题而言，这事实上也就表明了：为了在数学哲学的研究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们不仅应当保持头脑的开放性，也即应当努力从科学哲学中吸取更多有益的思想、概念和问题，同时也应高度重视数学的特殊性，即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数学哲学的相对独立性。

2.对于数学方法论的高度重视

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长期争论无疑是科学哲学现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与此相对照，理性主义的立场在数学哲学领域中却似乎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但是，后者并不意味着现已存在某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关于数学发展合理性的理论，恰恰相反，后一目标的实现还有待于长期的努力。

然而，在这一方面确已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特别是，相对于早期的简单“移植”而言，现今人们普遍地更加重视对那些源自科学哲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的分析和批判。例如，就库恩的影响而言，人们现已认识到，对于数学的社会—文化性质的确认，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采取相对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立场；另外，在肯定数学历史发展合理性的同时，人们也认识到了这种发展并不能简单地被纳入某一特定的模式。事实上，就如格拉斯（E.Glas）所指出的：“理性”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化建构的，……即包括有一个社会协商的过程。”从而，在此所需要的就是一种辩证的综合。例如，正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格拉斯提出，我们应对库恩和拉卡托斯的理论进行整合：“拉卡托斯的方法论立场至少应当用像库恩那样的社会和历史的观点予以补充和平衡。”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整合的立场事实上也就是科学哲学现展的一个重要特点，特别是，这即是科学哲学领域中所谓的“新历史主义学派”所采取的一个基本立场：他们对先前的各种理论（包括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普遍地采取了批评的立场，并希望能通过对立理论的整合发展出关于科学发展合理性的新理论。从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就可以看到科学哲学对于数学哲学现代研究的重要影响。

艾斯帕瑞（W.Aspray）和基切尔这样写道：“……数学哲学应当关注与那些研究人类知识其它领域（特别是，自然科学）同一类型的问题。例如，哲学家们应当考虑这样的问题：数学知识是如何增长的？什么是数学进步？是什么使得某一数学观点（或理论）优于其它的观点（或理论）？什么是数学解释？”特别是，“数学在其发展中是否遵循任何方法论的原则？”事实上，在艾斯帕瑞和基切尔看来，如何对数学方法论作出恰当的说明就构成了在新方向上工作的数学哲学家的核心问题。显然，这一立场也是与现代科学哲学中对于科学方法论的高度重视完全一致的。

3.对于数学史的强调

如众所知，对于科学史的突出强调也是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如克伦瓦（M.Crowe）所指出的：“在库恩以前，科学哲学长期为逻辑实证主义所支配，后者认为科学史是与他们的研究毫不相关的；但是，这种形势现在已经有了改变……科学哲学家们现已认识到了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这就是说，“如果没有给予科学史应有的重视，科学性质的分析就是不可能的。”科学哲学的上述变化对在新方向上工作的数学哲学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在以上所提及的各篇论文和著作中，历史案例的分析都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历史方法事实上已成为数学哲学现代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

作为一种自觉的努力，我们在此还可特别提及以下的四部论文集：（1）由艾斯帕瑞和基切尔所编辑的HistoryandPhilsophyofModernMathematics（1988）；（2）由J.Echeverria等人所编辑的TheSpaceofMathematics:Philosophical,EpistemologicalandHistoricalExploration（1992）；（3）由吉利斯所编辑的RevolutioninMathematics（1992）；（4）由H.Breger和E.Grosholz编辑的TheGrowthofMathematicalKnowledge（即将出版）。

这些编辑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不仅认为数学方法论的任一理论都应用历史的案例加以检验，而且更大力提倡数学史家与数学哲学家的密切合作，并认为双方都可以从这种合作中得益匪浅。例如，Breger和Grosholz在他们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这一论文集源自编辑者的这样一个信念，即数学哲学的重要论题可以由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有组织对话得到启示。……我们希望历史的材料能在数学哲学家那里获得更为深入和系统的应用；同样地，我们也希望哲学家由历史所激发的思考能给历史学家提供新的问题和思想。”显然，这种态度与传统的把数学哲学与数学史绝对地分割开来的作法是截然相反的。

最后，我们在此还可提及所谓的“奠基于数学史之上的数学哲学”。具体地说，相关的数学哲学家在此所希望的就是能发展出关于数学知识的这样一种理论，它能正确地反映数学的历史发展，即“现代的数学知识是由初始的状态经由一系列的合理转变得以形成的”（基切尔语）。显然，按照这样的观点，数学史对于数学哲学的重要性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正是前者为数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和最终的检验。这也就是说，“数学史对于数学哲学来说，不仅不是无关的，并事实上占有核心的地位。”

4.实际数学工作者的“活的哲学”

应当指出，对于数学史的高度重视不仅直接涉及到了数学方法论的研究，而且也标志着数学哲学研究立场的重要转变。在新方向上工作的数学哲学家们几乎一致地认为，实际的数学活动应当成为数学哲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哲学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继续无视实际的数学活动。事实上，正是这种实践应当为数学哲学提供问题及其解决所需要的素材。”

当然，上述的转变直接反映了实际数学工作者的心声。这也就如麦克莱恩所指出的：“数学哲学应当建立在对于这一领域（按指数学）中所实际发生的一切的仔细观察之上。”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艾斯帕瑞和基切尔并曾从这样的角度对数学方法论研究的意义进行了分析。他们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具有了这样的原则，历史学家就可以此为依据对实际历史与理想状况之间的差距作出研究，从而发现这样的有趣情况，在其间由于某些外部力量造成了对于方法论的偏离。另外，数学家们则可能会发现以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即他们所选择的研究领域是如何由过去的数学演变而生成的，某些方法论的原则又如何在核心概念的更新中始终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并非言过其实的是，这些答案……—还可能对数学家关于各种研究途径合理性及某些观念意义的争论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显然，这一认识与现代科学哲学中对于方法论的强调是完全一致的。

三、数学哲学的革命

从整体上说，与先前的基础主义数学哲学相比，新方向上的研究无论就基本的数学观，或是就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基本的研究立场而言，都已发生了十分重要的变化。我们就可以说，数学哲学已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

1.研究立场的转移，即由与实际数学活动的严重分离转移到了与它的密切结合。

由于深深地沉溺于对已有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可靠性的疑虑或不安，因此，逻辑主义等学派在基础研究中普遍地采取了“批判和改造”的立场，即都认为应当对已有的数学理论和方法进行严格的批判或审查，并通过改造或重建以彻底解决数学的可靠性问题。从而，基础主义的数学哲学主要地就是一种规范性的研究，而也正因为此，基础研究在整体上就暴露出了严重脱离实际数学活动的弊病。

与此相对照，在新方向上工作的数学哲学家普遍采取了相反的立场，即是认为数学哲学应当成为实际数学工作者的“活的哲学”，也即应当“真实地反映当我们使用、讲授、发现或发明数学时所作的事”（赫斯语）。显然，基本立场的上述转移事实上也就意味着数学哲学性质的重要改变：这已不再是实际数学工作者所必须遵循的某些先验的、绝对的教条。

2.对于数学史的高度重视。

由于逻辑主义等学派所关注的主要是数学的逻辑重建，因此，在这些学派看来，数学的真实历史就不具有任何的重要性，或者说即是与数学的哲学分析完全不相干的，而数学哲学家所唯一应当重视的则就是逻辑分析的方法。

与基础主义者的上述作法相对立，在新方向上工作的数学哲学家则普遍地对数学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例如，这就正如Echeverria等人所指出的：“对于数学活动的历史和社会层面的关注清楚地表明了‘新’的数学哲学与传统的新弗雷格主义倾向的区别，而后者在本世纪前半叶曾在这一学科中占据支配的地位。”显然，这事实上也就可以被看成上述的基本立场的一个直接表现。

更为一般地说，人们并逐步确立了这样的认识：“没有数学史的数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数学哲学的数学史是盲目的。”（拉卡托斯语）这不仅标志着方法论的重要变革，而且也为深入开展数学哲学（和数学史）的研究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3.研究问题的转移。

由于对已有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可靠性的极大忧虑构成了逻辑主义等学派的基础研究工作的共同出发点，因此，基础主义的数学哲学主要地就是围绕所谓的“数学基础问题”展开的。这也就是指：如何为数学奠定可靠的基础，从而彻底地解决数学的可靠性问题？

与此相对照，现代的数学哲学家一般不再关心数学的可靠性问题，而这事实上也就是数学工作者实际态度的直接反映。这就正如斯坦纳（M.Steiner）等人所指出的，这是数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明显和无可辩驳的出发点，即人们具有一定的数学知识，这些数学知识并已获得了证实，从而就是可靠的。

对于力图为实际数学工作者建立“活的哲学”的数学哲学家来说，数学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无疑就在于：如何对数学（活动）作出合理的解释？托玛兹克说：“数学哲学始于这样的思考，即是如何为数学提供一般的解释，也即提供一种能揭示数学本质特性并对人们如何能够从事数学活动作出解释的综合观点。”显然，这也就表明了，方法论的问题何以会在数学哲学的现代研究中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

4.动态的、经验和拟经验的数学观对于静态的、绝对主义的数学观的取代。

尽管逻辑主义等学派对什么是数学的最终基础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从总体上说，他们所体现的又都可以说是一种静态的、绝对主义的数学观，因为，他们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工作为数学奠定一个“永恒的、可靠的基础”，这样，数学的进一步发展也就可以被看成无可怀疑的真理在数量上的单纯积累。

如果说静态的、绝对主义的数学观在基础主义的数学哲学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那么，由于把着眼点转移到了实际的数学活动，人们现已不再把数学的发展看成是无可怀疑的真理在数量上的简单积累；与此相反，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性活动，数学发展显然是一个包含有猜测、错误和尝试、证明和反驳、检验与改进的复杂过程，并依赖于个体与群体的共同努力。从而，这种动态的、经验和拟经验的数学观就已逐渐取代传统的静态的和绝对主义的数学观在这一领域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综上可见，相对于基础主义而言，现代的数学哲学无论就研究问题、研究方法，或是就研究的基本立场和主要观念而言，都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因而，我们可以明确地断言：在数学哲学的现展中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由于所有这些变化都与来自科学哲学的影响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因此，这也就最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影响对于数学哲学现展的特殊重要性。

【参考文献】

1.M.Hallett,"TowardsaTheoryofMathematicalResearchProgrammes",inTheBritishJournalforPhilosophyofScience,30[1979],p.2

2.H.Mehrtens,"T.Kuhn''''sTheoriesandMathematics:aDiscussionpaperonthe‘NewHistoriography’ofMathematics",inHistoriaMathematica,3[1976],p.301,305,312

3.P.Kitcher,"MathematicalNaturalism",inHistoryandPhilsophyofModernMathematics,ed.byW.Aspray&P.Kitcher,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88,p.299,315

第9篇：科学观的核心立场范文

具身认知主张认知在本质上是具身的，只有将认知活动与其对神经系统、身体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所涉及的动力学的、依赖于时间的和关系的正确评价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对认知活动做出正确的理解。本文讨论了具身认知的核心特征，整合和剖析了具身认知领域内研究的不同理论主张，并对具身认知研究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说明。

关键词：认知；具身认知；具身性

1、引言

在认知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心智和认知的观念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变。第一次转变是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认知革命”，直接促成了第一代认知科学的诞生，并确立了基于表征计算的研究范式。然而，这种范式遇到了两方面的困难：（1）当人工智能（AI）依照这个范式力图再现人类不同方面和水平的智能时，出现了一些根本的困境；（2）当从生物发展的角度追溯人类认知的发展时，人们发现了存在不同于表征水平的广泛的认知能力，以及实现这种能力的不同于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的生物神经系统，这是功能主义或表征的计算无法充分刻画的。[1]为了应对上述困境，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新的认知观念（诸如具身、情境、动力系统等）开始逐渐涌现并发展起来，认知科学也经历了自身第二次重要的观念转变。

2、具身认知的概念

具身认知的核心特征集中体现为心智的具身性，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确定了一种不同于二元论意义上的主体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认知主体既不是机械的、惰性的、纯粹外在的物理活动的存在，也不是纯粹意识或纯粹心灵的无形质的精神活动的存在，而是梅洛・庞蒂所说的一种处于两极之间的“暧昧”的存在。[2]当我们在描述“心智的具身性”这一概念时，实际就是在强调心智对于身体的生理、神经结构以及活动方式的依赖。如果说这种“活动”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的话，心智便可以被理解为存在于身体结构及身体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之中。

在Varela等人看来，具身认知有两层含义：第一，认知依赖于主体经验的种类，而这些经验则是源自具有各种感知运动能力的身体；第二，这些感知运动能力本身又嵌入于一个更为广泛的生物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情境之中。[3]所以认知绝不是非具身的，相反，它源自我们的大脑、身体和身体体验的本性。

具身性作为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最重要特征，本不应成为问题，人的心智不是某种离身的智慧偶然而恰巧地发生在人的身上于是才有了所谓人的心智。指明认知的具身性就是把“外浮于虚空中的”心智落实于人的现实经验，继而又把这种经验联系于人的身体。因此， 与其说心智、理性能力有赖于身体的生理、神经结构及活动形式， 不若说它们根植于人的身体以及身体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中。

[4]

3、具身认知的不同理论主张

具身认知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存在着不同的研究立场和不同的理论主张。Wilson认为在具身认知研究中存在着六种基本的理论主张[5]：

第一，认知是情境的。简单地讲，所谓情境性认知就是发生在任务相关背景中的认知活动。但需要指出的是，人们的认知活动并非都是情境性认知，也存在着诸如制定计划、提取记忆、白日做梦等离线的认知活动，情境性只能反映人类认知的某些方面，却不能用来解释认知的全貌。

第二，认知是具有时间压力的。当认知情境要求认知主体做出快速、连续的反应时，认知主体便不能形成关于环境的完整的心理模型以获得行动的计划，这种诱发的现象就被称为“表征瓶颈”。也就是说，主体的认知必须依据他在与环境实时相互作用的压力下如何活动来进行理解。但是，并非所有的认知活动都内在地涉及时间的压力，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都可以在较为悠闲的状态下完成认知活动，并且时间压力中的情境本来就是认知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人们将认知工作置于环境中进行。事实上，我们与世界的许多相互作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依赖于世界的结构，我们不必通过检查就可以自然地得到内化的环境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保留在现实世界中，仅当我们需要时再有意识的去提取它们。

第四，环境是认知系统的一部分。环境不再只被看作是认知活动发生的场所或是认知加工的背景，而是被纳入整个认知系统之中，成为认知加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认知是指导行动的。认知通过一种更间接、更灵活和更复杂的策略来促进行为。在这种策略中，认知主体在不确定关于外部世界本质的信息在何时会被用到时，会将其全部保存起来以备将来之用。

第六，离线认知是基于身体的。即便从环境中去耦，心智的活动仍然基于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过程中通过进化所产生的感觉加工和运动控制机制。在对离线认知活动中感觉和运动资源以何种方式起作用这一问题的研上，会有更多的研究更深入地探讨离线认知是以何种方式实现具身的。

4、具身认知研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具身认知的研究正在成为一种思潮、趋势和新的取向，但其也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其中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之一便是具身认知研究思潮的凌乱和散漫。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各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不约而同的聚集在“具身认知科学”这一旗帜下，但由于缺乏共同的研究立场、理论观点，使得人们很难在这一领域内进行有效的学术交流和思想沟通，这也导致了当前的具身认知研究领域内的混乱局面：不仅仅在“什么是具身认知”这一问题上未能达成统一，甚至在如何理解“具身性”这一核心概念上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正因为如此，Shapiro认为具身认知研究还不能被称为一种研究理论，而仅仅能被称为一种“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me）。

[6]

传统的认知主义、联结主义并没有因为具身认知的出现而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实际上，仍然有许多研究者仅仅视具身认知研究为传统认知主义、联结主义的改良或改进。一些研究者认为，具身认知和第一代认知科学间并非不可调和。具身认知的研究方式实际上追溯了认知的初始状态，对于了解认知的起源是极其有帮助的，在解释感知等低级心理过程方面也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于抽象思维等高级心理过程的解释却显得不足，因此需要传统符号加工或联结主义模式的解释机制。这些研究者认为，知觉等低级的心理过程可以在与环境的直接作用中产生和形成，不需要中枢的表征和计算过程，但是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过程却需要一个“表征”的中介。针对这一问题，具身认知的研究者反驳说，即使高级心理过程也不需要一个累赘的“表征”作为中介，“表征”的概念是不必要的。正如前文描述的那样，表征有效性问题在短时间内也不会得以解决，中间的研究立场不失为一种实际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李恒威，黄华新. “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认知观[J]. 哲学研究，2006（6）：92-99.

[2] 李恒威，黄华新. 表征与认知发展[J]. 中国社会科学，2006（2）：34-45.

[3] 瓦雷拉等（李恒威等译）. 具身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4] 李其维. “认知革命”与“第二代认知科学”刍议[J]. 心理学报，2008，40（12）：1306-1327

[5] Wilson M. Six views of embodied cognition[J].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2002，9（4）：625-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