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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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范文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 “去中心”主义 现代教育思想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在批判现代主义强调绝对理性、规范性、确定性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它提倡超越理性，主张世界的多元性、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在历史、文化、自然、教育、美术、建筑等多个领域对现代主义哲学进行了批判和解构，从而构建了后现代主义哲学范式。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它对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教育思想领域，都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一、后现代主义及其特征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一场二十世纪六十年生于欧美，并于七八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艺术、社会文化与哲学思潮。尽管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理论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如果从总体上对后现代主义的特征进行把握，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倾向。

（一）批判理性主义，崇尚非理性。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正是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泛滥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人类的灾难，因而批判、否定、解构理性主义，推崇非理性，成为后现代主义所致力的目标，认为以理性或逻辑为基础制定出来的条理和方法论不过是某种类型的游戏规则而已，如果将其当作普遍规范，必然会限制人的个性发挥，束缚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二）解构现代主体性。

张扬主体性，这是现代化的一个特征。而后现代主义则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对主体性采取解构策略。在现代性中，个人主义是一切合理性的基础。个人主义的极度膨胀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因此，后现代主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内在本质关系，主张用交往形式替代中心主体形式，即用“主体间性”替代现性主义中的主体性，使人我相互开放，打破和消除主体自我与主体他人之间的界限和距离。

（三）反对“同一性”、“整体性”，崇尚差异性。

与反对“同一性”、“整体性”相适应，后现代主义倡导多元化。对他们来说，异质的、矛盾的东西完全可以拼贴在一起，不需要统一与综合，差异不应该消除，而应该保留，分析和表述问题应从微观入手，反对所谓的“宏大叙事”，主张多元主义。由此派生的是后现代主义对于确定性的否定，强调不确定性。

总的来看，后现代主义实际上主要表现为思维方式的转换和变化。它并未向人们展示一幅完整的现代状态下的社会图像，而强调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解构。①

二、“去中心”主义

后现代主义提出了“去中心”的观点，指取缔任何中心事物和压倒一切的真理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统治，打破现代的等级体系，把注意力集中到边缘事物上去。“去中心”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其涵义就是消除科学中心主义及主流文化等的霸权地位，关注边缘文化、边缘学科及边缘群体。例如，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不能只关注历史和社会上的中心人物，还要关注以往被忽略的所谓边缘人物。后现代主义者德理达对西方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构”主义理论。逻各斯中心主义来源于希腊语逻各斯（logos），意为“理性、理念”或“世界的规律性”，是关于正确阐明什么是“本真”的说明。

后现代主义是天生的平等派、天生的自由派、天生的多元主义者，它不承认主流、主导，只承认差异、断裂，它强调“碎片化”，强调每一种文明都有其自身的相对性，认为每一个碎片都有它的不同质性、特殊性，而不能用一个先验于这一碎片的观念来统摄它。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没有一种超现实的本质存在，没有一种绝对的中心存在，后现代主义使现代主义所包含的“欧洲中心主义”失去立足之地。

随着经济的腾飞和互联网的发展，全球化已成为毋庸置疑的现实。同时，信息时代的来临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人的个性、个体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张扬过。世界政治、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多元化已成为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否定“中心”和“同一性”等观念及其赖以建构的二元对立的“世界模式”，主张“非中心化”、“多元化”和“零散化”为本质特征的后现代哲学思潮已经逐渐波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去中心”主义与现代教育思想

后现代主义对以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为基调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它否定二元对立的思想，反对以一种知识统领另一种知识，以一种标准来限制另一种标准，从根本上动摇了理性中心的合法性和终极价值的可能性。同时后现代主义主张“去中心”的思维策略，反映在教育领域，不仅是学科知识的“去中心”，而且有教育权威、教育控制的“去中心”。后现代主义希冀以差异和流动来替代中心和基础，以使个体能尽其可能地从较广阔的视野来思考问题。

（一）去除“教学方法中心化”。

大部分教师为了完成教学进度，多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单纯采用以自我为中心的“灌输式”、“填鸭式”的讲授法，以及过于强调系统性、完整性，讲细讲透的方法，在课堂上，只是自己一味地讲，缺乏与学生的交流，甚至在习题课上，也是讲大量的例题，不给学生留有自己思考的时间和余地，使学生被牵着鼻子进行学习，有很多地方只能按照老师的思路方法去做，遇到问题缺乏独立完成的信心。如此便忽视了大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背离了大学教学的基本任务，不可能很好地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谈不上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跟教学与学习方式有很大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学生掌握知识信息的各种方法中，只通过阅读或只听讲解，能够记住10%―20%的内容；对看到的的实物或动手实践的，能记住30%；若既听讲解又看实物或动手实践的，自己又能讲述或描述的，可记住70%。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曾经说：中国的留学生学识成绩都是很好的，但知识面不够宽；还有就是胆子太小，觉得书上的知识就是天经地义的，不能随便加以怀疑，跟美国的学生有很大的差别。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教授也认为：中国的学生学习很刻苦，书本成绩很好，动手能力差，创新精神明显不足。他们的评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传统教育方法的弊端。

（二）教育目标多元化。

现代教育的课程观一般过于重视“学科中心”和“知识中心”，对于社会需要、学生自身发展及大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育有所忽视。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制定教育的目标之初，教育家们就开始提倡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及个性的发展。同时，设定课程目标的依据，从单纯的“学科中心”转向社会需要、学科体系和学生发展的实际，并做到将三者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宗旨被定位在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等方面的综合发展上。再者，教学过程中对批判思维、个性化学习及多元思考的倚重鲜明地体现出后现代教育的特征来。分别是针对：权威和知识的形式；对个体的关注；团体和传统的位置。以前人们都比较强调某一个人对一件事所发挥的作用（权威），而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团体的作用，共同参与、进行对话及多种形式参与。

（三）消解教师权威中心和学生中心。

在我国，传统观念中“师传生受”的教学模式已经成为定式。“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在学术上，教师对于学生有着绝对的权威。然而这种典型的师生关系在后现代主义的强势冲击下，已经逐渐消解。教师不再是教学过程的中心或权威，其主要作用是引导学生研究其所教领域中的问题；学生是一个独立的、在人格上与教师平等的社会个体。然而摆脱了“课堂主角”的身份后，又出现了另一个中心：如何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如何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使他们名副其实地充当课堂的“主人公”，并且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后现代主义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应是动态的，应该随着教学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他们不是一个围绕另一个的关系，应该交换意见和见解，共同探究、互相尊重。师生关系已变成一种全方位的动态交互式关系。

（四）教育评价多样化。

现代教育管理研究执著于理性和科学技术，津津乐道于对于评价过程的简约化、标准化和还原化处理。而后现代主义倾向于形成性的评价，从关注结果转向对过程的关注，从生成、反思、转变的角度来考查学校、教师、学生在各方面的变化，并且“倾听一切人的声音，甚至是最卑微的小人物的声音，以防人微言轻的悲剧再度发生”。

教育不应只受逻各斯中心主义一个声音的摆布，更应该在不同的思想、文化中汲取营养。教育不应该是差异、个性的压抑者，而恰恰应该是其倡导者和协调者。学校应成为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场所。

四、结语

后现代主义丰富了人们对于教育的认识，为教育研究，为解决教育中的各种实际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这是其积极意义所在。但是，后现代主义往往是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站在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立场来看待现实的社会问题，就不免会走向极端，即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这样就可能滑向过度膨胀的相对主义，盲目放弃人的主体性，将非理性绝对化，抛弃理想和责任，抛弃科学精神。后现代主义理论既有其合理的因素，又有其极端破坏性的一面。我们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观点，必须本着科学精神加以认真的审视，吸取其合理的因素，抛弃其消极的破坏性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我们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注释：

①陈利民.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审视［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4）：5-6.

参考文献：

［1］陈孝彬.教育管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陈建华.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评析［J］.国教育研究，1998，（2）.

第2篇：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范文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的思维方式;青年大学生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诞生于西方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思潮，随后蔓延至全世界，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用语。”[1]但后现代主义从诞生以来一直是个容易受到曲解的概念，是一个各种意见冲突的战场，相当多的人对其印象是负面的，对它的批评很多。本文试图对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青年大学生如何应对这种思潮的影响进行再讨论。

一、后现代主义既是一种历史分期，也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后现代主义”并非诞生于欧洲或美国这样的文化中心，而是源自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世界。根据米歇尔・昆勒在《后现代主义：一个概念史的考察》中的考证，“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882-1923年西班牙、拉美诗选》中，菲德里柯・德・奥尼斯1934年出版这本书用来描述现代主义内部发生的逆动，[2]这种所谓的“后现代”风格观念在当时的西班牙成了文学批评话语的焦点。1947年，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将这个术语引入英语世界，他在文本《历史研究》中将普法战争所开启的时期称为“后现代时代”。在汤因比看来，“后现代”标志西方文明史中的一个新的历史周期――“西方统治告终，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天主教教权衰落，非西方文化抬头、壮大”。[3]这里的“后现代”表征一种否定的意义。直到L・费德勒将后现代主义与当时激进的文化潮流（比如后人道主义、后男权、后白种人等）融为一体时，才明确地具备了肯定的意义。

20世纪70～80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向全世界蔓延，不再仅仅局限于狭隘的文学墙围，一跃而成为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1979年，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出版《后现代状态》，此书对于后现代主义在欧洲大陆的扩散和传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整个80年代，福柯、哈贝马斯、罗蒂等哲学大师推动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大讨论，指出后现代主义不仅是一个历史分期，也是一种思考问题的范式。福柯曾经说过，现代性不是一个处于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anera），我们更应该将现代性看作是一种态度。“后现代一词不是总被理解为继现代之后或后于现代的，它还可以指与现代同时代的，或者像利奥塔所写的那样，先于现代。”[4]福柯等思想家指认了，后现代主义并不仅仅是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分期，它也是一种以大胆的标新立异、彻底的反传统、反权威精神作为其灵魂的思维方式。

哈贝马斯认为尼采是从现代性到后现代主义转折点处的人物，有两个阵营的人继承着他的遗产，一个追求一种更加怀疑和准科学的理解，另一个寻求对本体论的颠覆。前者主要代表人物有巴塔耶、拉康以及福柯;而后者有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值得提出的是，以上这些大师的研究视野并非是唯一的，他们从属于不同的哲学流派，比如“反基础主义”、“视角主义”、“后人道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解释学”、“非理性主义”等等。而让这些哲学家能走到一起的是一种共同的批判性思维方式，即后现代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是以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化、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多元性为特征。

二、对后现代主义的辩证认知

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从来都不缺乏批评的声音。C・詹克斯在《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中称后现代主义所走的是一条“蜿蜒曲折之路”。有学者干脆将后现代主义斥之为“颓废的虚无主义”，指责它“无目的，无政府，乱七八糟”，是一种“东拼西凑的大杂烩”。笔者以为，后现代主义本身确实有一定的缺陷，比如它过分强调多样性、差异性与不确定性，在思想方法上陷入了形而上学;其次，它过于遵从“均一性的逻辑”，从而客观上否定了进步观念;再次，它过分执着于否定性、流动性和破坏性，使它陷入否定主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多元论的危险，就是马克思说的“一种最终成为极端的非批判的批判”[5]

但是，我们不能忘了，同一个整体中必定共存着两个方面，我们既要看到缺陷，也要看到积极之处。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是对现时代的人类实践以及人类自身进行反思的思想活动，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挑战和扬弃。它并不试图超越它、抵制它甚至去界定包含在其中的“永恒与不变的”各种要素。后现代主义在分裂和混乱的变化潮流中游弋，甚至颠簸，似乎那就是存在着的一切。[6]我们需要站在历史主义视角来审视“后现代”这股汹涌而来的大潮。

首先，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60年代后，西方已经处于信息化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爆炸使得旧有的知识体系破碎，过程化和多元化日渐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标志。而二战的直接后果是将人们心中所存的美好信念（比如理性、人道主义等）摧得粉碎。因此，哲学家们纷纷逃离盾世，正是这样的背景下，后现代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体系发出了愤慨和不满的呐喊声。其次，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有一定的自然科学依据。简言之，现代自然科学所提示的现实事物的相对性、非确定性、不完全性，潜在的破坏了旧有的顽固的确定性的世界观，为后现代思维方式的形成提供了科学依托及支柱。再次，后现代哲学深深地根植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后现代主义的怀疑主义，对一切进行质疑的态度，是对古希腊“专务批评”的辩证法的继承。[7]最后，后现代主义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既源于对西方社会现代化变得敌视人这一状况的激情批判，同时又是这种激情批判中的理论建立，即后现代主义是在反思资本主义发展的命运、反思现代化过程的利弊，以及反思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基础的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的正确与否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8]因此说，后现代主义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时代性。在笔者看来，后现代并不取消现代性的本质的成果――理性、自由、人权、主体性、对话等等，只是在新的境遇下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匡正和重构这些思想和行为模式。面对今日危机四伏的世界，这样一种高远的整合精神远较非此即彼的“支离思维”来的高明，也更富有创造性。

三、青年大学生如何应对后现代主义思潮

对于我们青年大学而言，我们要学习的是后现代主义批判性的思维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从卢卡奇那里学习时期划分和叙事;从布洛赫那里，学习尊重客体世界中隐匿的希望和梦想;从萨特那里学习把握直接经验的实质;从列斐伏尔那里学习对都市空间的异常关心;从马尔库塞那里学习追踪高科技产品消费的痕迹;从阿尔都塞那里，学习从正面认识意识形态是一种必要的社会想象等等。

首先，青年大学生要敢于想象、思考“希望的乌托邦”。从历史上讲，现代主义实质上是一个事后（postfacto）范畴，它在事后把范围广泛、样式繁复的实验形式和运动统一在自已的名下，而这些实验形式和运动本身对现代主义这个名称一无所知。相比之下，后现代主义更近似于一个预期（exante）的观念，它的领域没有固定的界线，于是便出现了创新意识。后现代生活方式鼓励人们换一种活法，鼓励突破自我，挑战自我，鼓励人们开拓新的领域，进行新的尝试。福柯认为，人生劳作的主要乐趣就在于使自已成为不同于昨日的另外之人。作为一种“别思”，这启发我们青年大学生要敢于去思、去想、去发明、去创造。哪怕是乌托邦，我们也要充满希望。

其次，青年大学生要有批判否定的意识。我们知道在今天，社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向社会发问的方式。大学需要履行的伟大职责是“展现全部知识，既展现原理，也展现基础”。[9]可是，没有思辨精神，就不存在科学创造力。学院是功能性质的，而大学则是思辨性质的，即哲学性质的。哲学不是对现实的镜式反映，自然科学的成果也不能直接代替哲学的证明。哲学代表着时代精神的精华，势必要对一切进行反思，势必要对一切作出自已的回答。任何社会形态的发展，都需要有能够冲击传统的思维方式，同样，社会主义也不例外。向旧的思维方式进行挑战，做人类尊严和自由“捍卫者”，是当代青年大学生不可推卸的责任。

再次，时刻警惕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矫枉过正”。青年大学生需要有“度”的概念。对不合理性进行否定、批判是正确的，但是将这种否定扩大化，推向极端就远离真理了。目前有两种倾向，一类人主张一切向西方学习，另一类人主张抵制西方的一切。这两者都偏离了“度”。向一直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认识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的霸权进行挑战是合理的，为非正统、非主导的、非西方的正统文化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和权利也是合理的，但相反，将西方正统文化贬得一文不值则走上了极端。这就要求我们当代青年大学生需要保持积极乐观、放弃偏执，不要被一些消极的大浪淹没，经常抬起头，四周看一看，便会发现希望的小船就在不远处等着，而在更远处还有灯塔在闪烁。

参考文献：

[1]斯科特・拉什：《后现代主义社会学》[M]，英文版，伦敦：路特里奇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2][3][4]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第4页，第6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

[6]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3页。

[7]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页。

[8]段忠桥：《当代国外社会思潮》（第3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页。

[9]利奥塔：《后现代状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页。

第3篇：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范文

（东北林业大 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 要：后现代主义思潮传入我国后，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的同时，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一些大学生出现了理想信念淡化、信仰逐渐功利化和世俗化以及政治信仰不坚定等问题。如何使当代大学生正确理解和认识后现代主义思潮，减少其负面影响，已成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之一。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当代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221-02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具有反西方近现代体系哲学倾向的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广泛，不仅是教育、文化领域，它的影响力也波及其他意识形态领域；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后现代主义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传入，由于我国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对外来文化和思想充满了好奇和渴望，使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我国得到了迅速传播。而大学生易于接受新鲜事物，思想开放，因而成为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最深的群体。

一、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一）反对理性主义

面对日益增加的社会问题和人类与自然界的问题，后现代主义者将产生问题的源头归结为人们对理性主义的普遍认可，认为人们过分依赖理性主义并以它为准则，使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很难得到充分发挥，使人的生产生活变得过于机械化和一体化。后现代主义批判和反对理性主义，同时主张打破既定的规则，对权威和真理也保持反对的态度。后现代主义提倡非理性主义，主张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倡导充分发掘人的本质使其自然地发展起来，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

（二）反对科学

人类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们更加相信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而后现代主义者则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一些自然灾害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人们过度推崇科学技术，对其有很强的依赖性，导致人的精神意识的丧失，使人成为被统治者，成为“工具人”。后现代主义反对科学使人变得工具化，同时提出冲出现有的社会秩序的束缚，打破常规科学，从而真正解放科学。

（三）坚持“非中心化”

中心与主体在西方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对中心化，也称“非中心化”。后现代主义者反对主体性、反对主体中心地位的存在，主张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上的联系，相互间能够理解和沟通。后现代主义者反对人类中心论，否定人类已有的权威，主张人类与自然界重新建立和谐、平等的关系。

（四）主张“多元论”

后现代主义者反对一元论、二元论，主张多元论。后现代主义认为不同的人对事物的认识是不同的，因为客观世界具有多样性，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统一的。也就是说，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一定是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大师利奥塔曾经说过：“让我们向统一的整体性开战，让我们成为不可言之事物的见证者，让我们毫不妥协地开发各种歧视差异，让我们为秉持不同之名的荣誉而努力。”

二、后现代主义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一）后现代主义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

首先，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创造性思维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由于后现代主义强调差异性，注重创造性、人的主体性，加上大学生自身所具有的创新意识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就会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使他们更加敢于打破陈规，有助于思维的多元化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后现代主义思潮为大学生思维的发展提供更宽广的空间。

其次，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及合作意识。后现代主义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往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认为中心主义是行不通的，主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理解和学习。当代大学生虽有着一定的人际交往能力，但他们仍然处于成长期，对一些问题还不能够完全认清，而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是大学生实现自我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同时，整个社会的发展也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沟通。后现代主义反对中心主义，这就会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使他们学会相互合作，相互学习，使他们共同进步。

第三，后现代主义有助于大学生思维多元化的发展。后现代主义主张个体应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对事物要有多方面的认识和理解，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某个问题或某个事物，要敢于突破旧有思维的限制，打破传统常规。当代大学生善于接受新鲜事物，思维灵活，有着自己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就使后现代主义的多元价值观很容易被其接受，形成多元思维，从而对事物有更全面的认识。

（二）后现代主义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

后现代主义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应正确认识这些不利影响，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从而趋利避害。后现代主义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后现代主义影响大学生的个人信仰。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思潮在大学校园的传播，必然影响大学生个人信仰的形成。后现代主义中反理性反中心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对大学生产生着消极影响。一些大学生盲目追随后现代主义，对信仰逐步淡化，对社会主义道路产生怀疑，导致错误的政治观点形成，这对大学生未来的发展会产生不良影响。

第二，导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缺失。后现代主义在反对中心观点的同时，也忽视了个人的责任感，认为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不能真正发挥作用，个人行为与社会的发展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个人的行为不能被责任束缚。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一些大学生在面对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惑时，做出的决定更趋于利己，使其逐渐丧失社会责任感。而这种现象如果普遍发生，对社会的发展必然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三，对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后现代主义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文化产生碰撞。大学生自身对传统文化的接受还不牢固，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一些大学生会对传统文化产生怀疑，对一些正确的行为规范加以排斥，从而抵制主流文化，同时对一些事物持无所谓的态度，对集体和他人漠不关心，这就严重阻碍了大学生的发展。

三、应对后现代主义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影响的对策

对后现代主义对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应采取正确的态度，采取合适的方式方法，正确引导大学生，使他们认清一些思潮的实质，从而趋利避害，发挥其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积极作用。

首先，应加强对大学生的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要想使大学生更加坚定的相信，就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着手，加强对大学生的的灌输，使其真正理解，并以为指导，规范自身行为，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自觉抵制外来思想的不良影响，使他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第二，培养大学生的兴趣爱好，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面对大学生多样化的文化需求，高校应投其所好，积极开展课余活动，引导大学生正确利用课余时间，通过集体活动培养大学生的兴趣爱好，帮助其健康的发展。同时要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做到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使大学生在一个优良的环境中成长。

第三，高校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建设。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是对人的教育，其理论知识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传授给人，其中最重要的渠道就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这也是最基本的传授途径。目前多数高校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课程内容枯燥，上课方式单一，对学生的影响力并不大，大多数学生只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没有将其上升到影响自己人生的高度。面对这种情况，高校应积极采取措施，使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上课方式多样化，与学生展开充分的交流和互动；不要一味地讲授理论，要更多地开展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对理论产生认同。

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败直接影响着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多种文化思潮相互交错的今天，面对外来文化，大学生应学会汲取其积极的部分，摒弃消极部分，抵制不良文化的传播，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从高校的角度来看，应重视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大学生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与大学生共同努力，为祖国的未来培养出合格的加班人。

参考文献：

〔1〕张耀灿，等.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黄钊.儒家德育学说论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3).

〔3〕刘永新.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研究[D].武汉大学优秀硕士论文,2008.

〔4〕巫阳朔.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问题与对策[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9.

〔5〕李仲元,王国鑫.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价浅析[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3).

〔6〕刘朝阳.论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影响[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8).

〔7〕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第4篇：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范文

关键词:课程领导;课程管理;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0-0008-03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课程领导(Curriculum leadership)的概念本世纪初从美国逐步影响到我国,并越来越为各级各类教育管理人员和广大教师所接受。关于课程领导的研究,国外在1980年就已出现,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焦点集中在相关人员对课程领导者的角色、角色知觉与行政责任等方面的研究上”[1]。经过课程领导理论十多年的普及,我国教育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关注这一领域,并产生了一系列论文与论著,但是就研究的整体水平与层次而言,我国有关课程领导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远远没有真正走向成熟。由新兴的课程领导逐渐替代传统的课程管理(Curriculum management),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对其理解十分必要。因为从课程管理到课程领导,并不是进行一个简单的概念替换,而是在新课程理念引领下的革命,课程管理与课程领导之间有着本质意义上的不同。

就课程改革的背景看,早在1970年的美国,新兴的管理理论就代替了1900年以来的传统管理理论。“人们认为,一个成功领导者的角色不是去命令、控制和监督,而是倾听、合作、引导和协调,这种管理思想与当时社会中追求民主、公平、公正的社会思潮遥相呼应,广泛影响着社会变革”[2] 。这种变革反映在课程领导理论和实践中就是要求课程实施者乃至于整个社会,对传统的课程管理理念进行彻底的革命,与传统课程管理理念揖别,从而由过去封闭、呆板和缺少活力的监管控制状态转变为把整个课程行为看做是有机运转的整体,是一个合作、发展和具有极强自我修复能力的有机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可以随时吸纳新知识、接纳新观点、融汇新理念,让学生的奇思妙想得到展示或实践,并引领学生创造性地成长。在这个统一体的课程体系建构上,处于课程不同层次的决策者和组织者都能够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形成效率最大化,发挥最大的影响力和作用。

一、课程领导的指导思想与主体向度

领导相对于管理,就概念而言,是有明显区别的。领导的含义更加丰富,它更多地包含自然而然地引导与引领,而非强制的权威。由于课程领导是对传统课程管理思想的变革与发展,因此,其中既包含着继承,更有着丰富的新内容。这些新的元素就是我们研讨课程领导的定义所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它们一是课程领导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如何发挥作用;二是课程领导应该包含怎样的指标,也就是课程领导的主题向度有哪些;三是这些指标的具体涵义是什么,每一个指标在课程领导的模式中承担怎样的作用,亦包括各个组成部分的具体表现。

1.课程领导的指导思想

建立课程领导的新理念,是为了在课程领域改革传统课程管理的弊端,适应社会发展新的趋势和要求。确定新的指导思想尤为重要,从指导思想上看,新课程背景下的课程领导以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理念和以人为本管理理念为指导。

(1)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

去中心化、分权化和多样化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理念的核心。后现代主义具有批判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批判也是一种建构。后现代主义不再强调统一的中心,不再突出绝对的权威,而是强调平等和对话,在交流与沟通中实现新价值观的重构。在这个重构的过程中,后现代主义强调多样性与差异性,避免同质化与单一性,这为新课程背景下的课程领导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反映在具体变化上就是知识学习途径的多元、教师角色的嬗变和师生关系的调整——互为主次、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成为关系主体;它主张获取知识不再主要通过单一的灌输,学生的体验、与外界的交往及自发或被动的研究都可以获得知识,都可以成为学习的渠道;对学生的评价不再突出以考定性,而是在学生发展的全过程中进行动态评价;校长与教育主管部门的功能应更多地向营造积极健康的教育氛围,造就有创造力、分析研究能力、民主思维和世界眼光的教育对象上转化,领导者会更加注重倾听各方面的声音,使课程领导成为领导者发挥想象力和权威影响力的过程,成为各种课程利益主体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

(2)人本思想

后现代主义哲学理念的启示就是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领导,这是人本理念的基本体现。《哲学大辞典》对“人本思想”的定义是“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3]。人本理念指导下的课程领导正是以学生为主体和核心的、服务于学生的成长与发展的新的模式。

由于人本思想推崇人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关注人的本质和价值,强调个体人的自主等基本权力,称颂人的智慧、能力和品德,要求人们在分析、处理和解决具体事务时坚持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根本的价值准则,其基本思想体现着对人自身的生存境况和生存意义的关怀。基于这一理念,要求课程领导者特别是教师,要把学生看做课程领导的中心和重心,课程领导的全部教学活动都应该以学生为核心,为学生服务。学生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不是消极被动地成为被改造的对象,不是一个被不断灌输知识的贮存器,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主体,是主客体的统一体,学生是有血有肉的、有感情的、有意志的、有独特个性的和有特殊兴趣的活生生的人。

这一理念反映到学校教育层面,特别是学校,就是要以学生为本,把学生看做是办学的主体,在课程领导的建构中充分考虑学生的情感需求与发展需求。

第5篇：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范文

后现代教育管理视角发展方向“后现代社会”，即20世纪中期以后的社会，在该社会背景下，以现代教育管理思想的反思与批判为基础，教育管理理论逐步开始探究理论体系的构建。因此，后现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得到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与重视。

一、后现代教育管理研究视角基本概述

后现代主义属于哲学思潮范畴，同时，其是多样性领域的混合，包括哲学、生物学、语言学以及生物学等。后现代教育管理理念下，主张重新解释现实，提出对“现代”教育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得到教育管理学者、专家的关注与重视。

1.教育组织的特殊性与差异性

现代主义所主张的统一性、普遍性以及整体性和二元论信仰，遭到后现代主义的反对，且提出事物多样性与差异性的主张。对于教育管理组织而言，即不同组织存在不同特性，即使组织类型相同，其仍存在各自的特点。格林菲尔德提出，人并非生活在组织中，而是组织生活于个体中，以个体为载体。在组织过程中，人们做出决定，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与此同时，在人的作用下，组织得以创造，并以社会性存在物的方式存在，但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创造方式，致使组织理论难以得到统一化标准。

2.价值问题的思考

现代教育管理学将教育管理领域的事实问题视为焦点，且十分重视管理技术的研究，围绕“事实怎样”开展质问，忽视对事实背后的问题探究。格林菲尔德，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其认为：现代教育管理学属于狭隘的科学观念，是将教育管理推入羊肠小道的罪魁祸首。在后工业时代背景下，必须以广义科学概念为依据，正确看待教育管理科学，打破科学控制决策和组织的状态，摒弃科学是强有力控制的思想。简言之，教育管理在研究事实问题基础上，重点研究价值问题。

3.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

后现代主义认为，世界上不存在普遍真理，且没有总的原则，每一组织均具有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管理研究过程中，以研究大范围组织为基础，深入微观世界，开展独立且细致的研究。在此背景下，定性的、质的研究方法得到研究者的关注。数据、问卷调查不再是研究的唯一凭据，研究者开始走向学校，在谈话访问过程中，体验学校生活并记录，为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料和依据。

二、基于后现代教育管理视角分析我国教育管理发展方向

1.基于教育组织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实施校本管理模式

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基础教育改革运动中，校本管理作为新型教育管理模式正式出现。基于校本管理下，针对管理方面，学校被赋予更大权力，为做出最好的决策，应以接近教育实践为前提。在此背景下，校本管理主张依靠群众的智慧，提高决策有效性，合理采用分权制度，培养组织成员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校本管理是后现代主义“去中性化”和“权力下放”思想的重要体现。具体而言，即任何学校均具有特殊性，其学校发展状况存在差异，完全适用所有学校的管理理论并不存在。纵观我国教育管理，仍采用“研究――开发――推广”的模式，并未以学校实际情况为依据，易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阻碍学校发展。在校本管理模式下，学校不再扮演政策被动执行者的身份，而是自主变化管理系统方式的决策者，转变外控管理为内控管理，培养学校自我更新能力，制定符合学校发展的管理方案。

2.科学融入“柔性管理”

关注价值问题，即关注人文因素。柔性管理模式下，管理者以非强制性方式和非权力因素方式为主导，充分发挥其影响力，达到预期管理目标。换言之，即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利用说服、劝说以及解释等方法，开展教育管理活动，将人文情怀作为关注的重点，达到激发人内在动力的目的，培养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长期以来，管理技术的研究是我国教育管理关注的焦点，忽视对价值问题以及主观因素的探究。因此，在我国教育管理发展中，应适当引入柔性管理模式，以组织文化性为基础，激发个体的价值与创造性，为个体自我实现创造机会，提升教育管理效率。

3.践行开放管理政策

原有学校以封闭式教育管理模式为主，然而耗散结构理论指出，系统开放性是系统具有自动生成秩序能力的保障。教育管理受校内外诸多因素影响，在因素间相互作用下，致使复杂的纵横交错网得以建立。教育管理并非一层不变，而是时刻存在变数的组织。因此，教育管理必须实现封闭向开放的转变，正确认识非线性变化在教育管理中的价值，促使人们的创新精神不再受到限制，促进教育管理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与此同时，在知识经济影响下，更新管理理念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以开放式管理“代替”封闭式管理的管理理念。

三、小结

总而言之，在不断努力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得到较大发展，逐步朝着后现代社会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在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等多方面与西方存在差异。因此，我国教育管理应在借鉴、吸收国内外先进理论与经验基础上，结合自身发展特点，以我国国情为出发点，制定行之有效的教育管理方案，促进我国教育管理发展，推动我国教育事业进步。

参考文献：

[1]禹露，魏斌.从后现代教育管理视角看我国教育管理的发展方向[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06）：119-121+145.

[2]张晓峰.教育管理研究：从现代走向后现代[D].华东师范大学，2003.

第6篇：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范文

农村、农业、农民是农村文化活水的源泉，对农村文化的思考是良知的思考，对农村文化的有所作为是大作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的时候，美国农业安全局的一个专项摄影工程，就是农民的生存状况、失业与贷款的摄影调查。当然这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下的一项工作。罗伊？斯特赖克所组织的摄影工作，前后持续了七年之久。后来面世的兰格？多罗西亚等人的作品是一些拍农民的集锦，都是严格审查出来的照片。面对我国农村社会的深刻变革，出于历史感，我们有一些同行在一起常说，中国怎么没有人做大覆盖面、系统地纪录农村变革的事情呢，如果做了肯定会非常丰富。

有人认为新闻摄影能够利用技术模仿人的视觉，使人直接“观看”到被报道的对象，从而能让事实与报道之间的距离缩短为零。建构主义理论表明人们通过“观看”得来的新闻信息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报道者对事实进行建构的基础之上。因此，把对新闻摄影的研究从单纯的摄影技术层面和美学层面解脱出来进行系统分析，是发现隐藏于报道之中报道者自我意识的重要途径，即在承认建构的前提下对“如何建构”问题的必要回答。

建构主义研究来源于众多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就建构主义研究的兴起而言，它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哲学思潮汇流的结果。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工程（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这种反思，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维等人认为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时期，在后现代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科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将会受到怀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他们提倡对社会进行微观研究、多元化理论视角、话语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

作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股重要思潮，建构主义强调科学或技术都是社会地建构成的。这固然有助于人们从内部理解科学或技术，但它过份考虑社会因素的影响，不免带有反科学、反技术的色彩。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特殊的时期。对比发现，对于农民的再现，社会学研究与党报摄影报道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党报摄影报道是怎样建构农民的形象呢？

借用了当代建构主义思潮中关于“表征”的概念，把摄影报道的文本视为一种视觉表征，通过定量、个案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农民摄影报道中被表征的农民媒介形象。 首先，对报道中的文字进行叙事学分析。

在大量的图片报道中，农民这个符号被赋予了受爱护和做贡献的形象内容。就具体主题而言，在有关农民科技、文化的图片报道中，图片更多地转向对文化、科技人才的宣扬和对农民的教化，农民形象成为报道中的陪体与背景。

在农民工进城务工题材中，许多摄影记者的报道态度，实际上让农民工的生存状态难以真正显现，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受众对农民工的社会认知。

其次，对报道中的图像进行摄影范式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支配性表征观念主导的视觉样式。对景别、构图和反复出现的视觉要素（取景）及其特征的分析表明，视觉形象加强了文字的指向意义，农民的受爱护和做贡献的形象得到再次强调。再次，把生成于90年代坊间影像中的农民形象与党报、政府机关报进行对比。不同的报道者使用共同的摄影媒介、对准同一拍摄对象，结果却呈现出迥异的农民形象。

研究发现，党报摄影报道对农民形象的视觉表征在体制意识主导下带有片面性，尽管符合党政角色的期待，但其有效传播的问题值得商榷。在提出相应对策之后， 面对日益复杂的传播环境，问题已经不仅仅关乎农民报道，在党的组织功能和报的社会功能之间找到一种适宜的视觉传播机制是党报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目前，新闻摄影的功能已经不仅仅是再现事件与传播信息。无论是玛格南，还是自第二次后开始关注普通中国人生活的约翰-汤姆森，他们照片的主流特点就是在记录事件，传播某种信息。

第7篇：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范文

研究方法是旅游研究者顺利开展旅游研究的必备工具,具体的研究方法又受到特定的研究范式的制约,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在努力掌握各种研究方法时,往往对其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限制了研究水平的提高。本文认为,中国旅游研究者要想提高研究水平,必须首先系统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思潮和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采用本土化和跨文化的研究策略。

关键词：

研究方法; 研究范式; 本土化旅游研究; 跨文化旅游研究

收稿日期： 2011-05-01; 修订日期： 2011-08-31

基金项目：

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皖南国际旅游区品牌权益的评价与管理:基于顾客视角的研究》(AHSK09-10D90);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科研资助计划项目“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跨文化比较研究”(160-751056)

作者简介：

张宏梅(1969-),女,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消费行为、旅游目的地营销、跨文化管理。

1 问题的提出

中国旅游研究已走过30年。30年来,旅游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数量持续增加,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水平有所提升,旅游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些研究成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1) 很多研究是对国外研究的简单模仿和复制,这些研究借用国外的理论模式,将国外的测量工具翻译成中文,然后以中国旅游目的地作为案例地,以中国的旅游者、居民或旅游企业员工作为调查对象,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复制,而很少能基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推进旅游知识的积累;(2) 很少有研究在借用国外理论和方法时能考问这些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应用时的适用性问题;(3) 尽管解释性研究数量在增加,但旅游研究仍以描述性研究偏多,很多研究满足于对现象的定性或定量描述,而缺少对现象背后原因的分析,或只是想当然地列出一些解释;(4) 很多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只是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和堆砌,而这些分析结果很难放置在一定的理论脉络中加以解释;(5) 缺乏理论构建意识,很多研究满足于对案例地或调查样本特征的具体描述,而对理论概括和抽象无所涉及。

以上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旅游研究的发展,使中国旅游研究的整体水平无法提高,旅游学的学科地位无法确立。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研究者在参考国外旅游研究文献时,多依葫芦画瓢。虽然在具体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上容易模仿,但存在于具体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却很难直接从文献中看出并被理解,而研究范式及相应的科学哲学是构建知识和理论的基础。由于对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导致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只能在理论和方法上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借用和模仿,而很少在旅游知识积累和理论构建上有所贡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强调西方的科学研究范式在旅游研究中的哲学基础作用,并探讨如何进行中国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以期引起中国旅游研究者对研究范式和本土化研究的关注。

2 对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反省

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有句名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者做研究工作同样如此。研究者要想把研究工作做好,取得好的研究成果,必须首先掌握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同,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研究工作,研究方法简单粗糙会限制研究者的研究工作,进而限制理论和学科的发展。

国内早期的旅游研究多以定性分析和描述为主,陆林(1997)对国内旅游地理文献的分析发现,国内旅游地理研究描述性工作多,低水平重复工作多,缺乏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谢彦君(2003)认为旅游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应具有的特殊的研究方法体系还没有成型,理论范式单一,研究方法不够系统。张宏梅和陆林(2004)对《旅游学刊》1999~2003年刊出文献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发现,约80%的文章运用传统定性方法,即主要以文字作为表现手法,对所研究内容进行理性的分析,属于科学研究的传统思辨阶段;运用现代定性方法的文章约占文章总数的8.8%,这些文章主要运用定性资料、统计数据、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包括对各种定性数据进行频数和频率的统计分析;运用定量方法的文献只占总数的11%,且大部分使用基础统计方法(均数、频数等),比如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多元复杂统计方法使用较少。

近些年来,这种局面有所改观。定性研究中,个体深度访谈和焦点组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青睐;定量研究中,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规范性在不断提高,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多元分析方法被广泛使用,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旅游研究者来说也不再陌生。旅游研究方法的改进促进了旅游研究质量的提升,让我们对旅游研究的未来充满期待。但当撇开这些成绩的光环,将旅游研究与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成就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旅游学科和上述学科的差距还很大,这固然与旅游学科的复杂性有关,但更与国内的旅游研究者缺乏科学哲学、研究范式、方法论、以及具体研究方法的系统理解和训练有关。旅游学科可以说是旅游业快速发展背景下催生的一门新兴学科,从其产生之初就存在很大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加上旅游现象涉及面极广,具有高度复杂性,这都给旅游学科树立独立的学科地位提出了挑战。目前,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旅游学科的学科地位仍然没有得到学界认可。作为旅游研究者,当然首先应该对旅游学科的发展前途持乐观态度,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反省目前的研究现状,思考如何跳出盲目模仿、简单重复、多零散的案例描述、缺乏理论建树的怪圈,还旅游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本质,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摒弃过度的实用主义倾向,处理好旅游科学研究与科学知识应用之间的关系。虽然建立独立学科的路很艰难,也很漫长,但有志于旅游学科发展的仁人志士应当勇于挑战这种艰难。不过光有勇气和决心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寻找克服这种艰难的有效途径。我觉得这种有效途径至少有以下两条:一是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二是进行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

3 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

在西方国家中,科学哲学和各门学科之发展存有一种互为体用的关系:各门学科的发展,变成科学哲学反思的题材;科学哲学的发展又能回过头来,促进各门学科的发展(黄光国,1999)。与各种科学哲学思潮相对应的研究范式更是西方学者进入研究工作的敲门砖,方法论课程是西方高校研究生入学第一学年必修的基础课程。反观国内的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我们会发现,很多高校没有开设方法论课程,甚至一些高校连研究方法课程都尚未开设,研究生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结果只能是盲目模仿,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错误地使用研究方法,更难有自觉的理论建树。

目前,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多在自己摸索和尝试使用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如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各种数据分析方法等,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状况仍令人担忧。一方面,硕士生甚至博士生们,对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盲目使用;另一方面,国内旅游学界虽然已经开始重视研究方法使用的规范性,但很多人会满足于对具体研究方法的正确理解和使用,很少有人关注具体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问题。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是科学研究和建构知识的基础,要进行高质量的旅游研究,研究者们不仅要掌握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更要理解各种研究范式,在范式的指导下从事旅游研究工作。

3.1 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脉络

西方科学哲学的快速发展始于20世纪初期,在整个20 世纪,科学哲学出现了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结构主义、诠释学、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混沌理论、建构实在论等多种思潮或范式,这些范式为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哲学基础。

最先提出、持续时间最久的科学哲学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它排斥神学和形而上学,认为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由普遍规律和真理支配的。科学的目的是发现和揭示真理,其路径为科学观察和逻辑归纳,“科学始于无偏见的观察”,遵循“观察-归纳-理论-证实-新的观察”的真理累积增长模式。实证主义采取一种极端经验论的立场,认为:人类知识应当仅限于收集事实并找寻其间关系,借以对世界做出正确描述;超出主观经验的知识是不可靠,也是不可知的。这种极端经验主义的立场致使实证主义在20世纪初就遭遇了危机和挑战,对实证主义思想的批判推动了后实证主义、诠释学等哲学思潮和流派的涌现。

以波普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以其“否证论”哲学最先对实证主义提出挑战。波普在《科学发现的逻辑》(1932)一书中,提出科学方法应当是以理性批判为基础的演绎推理:科学家先针对特定问题提出假说和猜想,再依据事实对假设进行检验,并在检验过程中不断修改原来的假设和猜想。他否定科学理论是由归纳过程发现的,主张演绎才是经验科学正当的方法,并始终认为“一切观察都渗透着理论”,“理论先于观察”,提出科学发展的证伪模式:“问题-猜想(理论)-批判(反驳或证伪)-新问题”。波普认为,以经验观察作为检验理论的标准,必须坚持否证原则,我们可以证明一种理论为假而予以摒弃,或者因为还不能证明它为假而暂时予以保留,但不论多少经验事实,都不能证实一种理论。

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主要源于自然科学领域,但在科学和理性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它们也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被很多社会学科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如管理学中的实证研究,心理学中的实验心理学和行为学派,并成为20 世纪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范式。

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主要采取客观主义的研究立场,认为在主体(研究者)之外存在一个客观、独立的客体(研究对象),研究的任务是发现和解释客观规律和真理,寻找现象间的因果联系。这种立场遭到现象学、诠释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持主观主义立场的哲学流派的批判。这些哲学流派反对“自伽利略和笛卡尔以来一直统治着欧洲思想的无所不在的客观主义”,认为:在每一个地方生活的人们都可以构建出他们所特有的“实在”,即世界是由多重事实组成的,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等待研究者去认识的世界;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互为主体的关系,在互为主体的交互作用中,双方共同构建知识,这种知识是主观的、创造性的,因而也是不可重复的。

西方各种哲学流派之间互相批判和论战,推动了科学哲学的发展,许多科学哲学家在与他人的论战中也不断发展着自己的思想,以至于有时很难将一些科学哲学家划归哪个流派,如皮亚杰的思想中就既有结构主义成分,也有建构主义成分。一个哲学流派内部的哲学家们的思想也存在很大差异,以致要概括某一科学哲学流派的基本思想变得非常困难。

各种哲学思潮和相应的研究范式都存在一些优势和不足,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建构实在论试图整合客观和主观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为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知识融合提供哲学基础。建构实在论在本体论层面上主张存在两种“实在”,一种是“实在自身”(actuality),另一种是“建构之实在”(constructed reality)。“实在自身”是我们生存于其间的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感官之外而不为人的感官所掌握的既定世界,这个世界或许有某些结构,这些结构或许是以距离、空间、因果性或时间作为其运作的基础,但我们无从获悉;我们对其特性所提出的都只是预设,我们只能理解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构建出来的世界,除此之外,我们不能理解其他任何东西。这个构建的世界,我们称之为“建构的实在”(黄光国,2010)。

3.2 研究范式对研究方法的制约

范式(paradigm),又被翻译成范型、典范,是美国物理学家库恩(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意指组织观察和推理的基本模式和参考框架,是指导行动的一套基本理念,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知识共同体(科学社群)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科学哲学思想决定了相应的研究范式,如后实证主义哲学决定了遵从该哲学流派思想的研究者必然采用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差异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加以比较。

范式是研究者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是知识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的指南,研究者要进入某一科学社群,从事研究工作,必须首先从理解范式开始(黄光国,2010),只有理解了各种范式的基本观点,“才能确保研究者在设计自己的研究方案时,保持资料的收集方法与此后的基于资料的知识建构之间的一致性”( 詹宁斯,2007)。

每一种范式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如果研究者采取客观主义的立场,即认为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存在,那么,他必然采取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并采用客观的研究方法,不管是质性的还是量化的方法,都不能带有研究者的任何主观因素。反过来,如果研究者使用了客观的研究方法,那么他必须同时接受“客观实在”的本体论和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他建构的知识就是客观的知识,即客观规律或真理。

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受制于研究范式,一般来说,研究者采取某种研究范式,就需要相应地采用某些研究方法。如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多采用问卷调查、实验法、观察法等方法收集数据,并主要采用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以检验理论和假设。但后实证主义也不排斥质性方法,如他们通常会通过个体访谈或焦点组访谈等质性方法收集被访者对研究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作为设计问卷和量表的基础。解释学研究范式多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和非参与观察、焦点组访谈、案例研究、文本(如旅游日志、照片等)等方式收集数据,采用内容分析、主位(或局内人)视角、三角互证等方法分析数据,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建构扎根理论。虽然解释学研究范式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但它也不完全排斥量化方法,如内容分析方法就会用到频数和百分比等定量描述指标。

因此,研究范式对具体研究方法的制约是有限度的,同一种研究方法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研究范式,但不同范式对同一方法的使用方式有所不同。比如,同是访谈法,后实证主义和狄尔泰的历史主义解释学都主张客观主义,认为需要摆脱研究者个人偏见对访谈过程及其结果分析的影响,而伽达默尔的辩证诠释学则强调解释者的“偏见”或“视域”在理解中的积极作用,将研究者的偏见合法化,认为访谈是双方共同建构知识的过程,在访谈结果的分析中明确研究者的个人偏见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需的。在Denzin和Lincoin(1994)的质性研究五阶段框架中,他们认为质性研究在第四个阶段,即陈述的转折时期(crisis of representation),研究者将自我融入到认识的整体过程中,并将自己写进文章,使野外研究和解释过程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特征。Denzin和Lincoin的第四阶段质性研究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哲学观点是相一致的。

每一种研究范式和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适用自己的研究情境,因而国外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争论已趋于平息,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选择适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不过,不同的学术期刊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会有所偏好,作为主流的研究范式,采用后实证主义范式和定量研究方法仍受到更多青睐。国内的旅游学者由于对各种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加上有些研究方法被一些研究者错误地使用,导致有些人完全否定一些研究方法,这种认识不利于提升中国旅游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3.3 旅游研究范式选择

研究范式是研究者进入某一科学社群进行研究工作的起点。当一个研究者想进入旅游研究领域,进行科学研究时,他必须首先理解各种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并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问题选择适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国外旅游领域对研究方法的关注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加强,此阶段出现了一批方法论专著和关于研究方法的论文,经过近30年的争论,学者们基本达成了共识,即,旅游研究同时需要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应将两者结合起来或根据研究情境适当地取舍。

旅游现象非常复杂,既涉及自然科学领域(如旅游的生态环境影响),又涉及社会科学领域(旅游学科的性质是社会科学);既涉及心理学领域,也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所以,旅游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是一门典型的跨学科性质的复杂学科,对旅游现象的研究不能采用单一的研究范式,而必然需要采取多元范式的研究取向,多元研究范式的立场最适合旅游学科的性质。

由于旅游现象的复杂性和广域性，所以对旅游现象的不同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即使是同一研究问题,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范式和方法,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达到对研究问题较深入的认识。如旅游体验研究可采用诠释学研究范式,旅游行为预测可采用后实证主义范式,旅游影响研究则既可采用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也可采用诠释学研究范式。无论采取何种研究范式,研究者都应对该范式的优势和不足有较清晰的认识,避免过于美化某种范式,而完全否定另一种范式。

旅游学科具有跨学科性质,但目前,旅游学科的发展还不够成熟,这种跨学科性还没有真正实现,而仍然处于多学科阶段。多学科的特点是相关学科分别从各自兴趣和角度介入旅游研究,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沟通和整合,在旅游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只能用来充实原有学科的知识体系,而对统一的旅游学科的形成无太多帮助。跨学科则要求介入旅游领域的各相关学科以某个统一的内核为基点,实现知识的整合,谢彦君认为这个统一的内核就是旅游的本质,即“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获得的一次休闲体验”(谢彦君,2010) 。

旅游学科在由多学科向跨学科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的障碍和困难,但我们可以在西方研究范式的发展中找到旅游跨学科整合的哲学基础,以帮助我们在哲学层面上找到旅游跨学科整合的依据和方法,这个科学哲学流派就是建构实在论。建构实在论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不同学科的跨学科、跨文化整合,在哲学上提出一套知识论的策略,让不同学科所构建出来的知识体系整合在一起。旅游领域的不同分支学科、不同范式下的旅游研究成果需要互相理解和整合,以改变目前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的局面,这也是旅游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

4 中国旅游研究的本土化

4.1 本土化旅游研究的必要性

科学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学者对各种哲学思潮有较好的理解和把握,在科学研究中自觉地遵循一定的研究范式,因此西方学者在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上屡有建树。我们熟悉的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都是产生于西方,我们自己很少提出有影响力的理论。李炳全在其所著《文化心理学》一书中指出,中国心理学比较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是在西方已有深厚积淀的领域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心理学框架内进行研究”( 李炳全,2007) 。科学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科学哲学缺乏深入的理解和系统的认识,这可能是导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因而,中国学者要想在由西方制定游戏规则的科学研究领域有所作为,必须对西方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有一种“相应的理解”,不过,这种理解只是进入学术这一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黄光国,2010)。

虽然中国旅游研究与西方旅游研究在起步时间上相距不像其他学科那么久,但与其他社会学科一样,中国的旅游研究也主要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进行。西方的旅游研究在各种哲学思潮影响下出现了多元化的范式,中国的旅游研究者要想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有所建树,也必须去熟悉这些框架或范式。但是,中国的旅游研究者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在中国的研究情境中采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工具,来验证西方研究得到的知识。改变这种状况的一种途径是进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环境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那么中国人的旅游行为、旅游业发展模式和旅游企业的运营管理必然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仅靠简单借用西方理论和模仿西方的研究方法,很难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可以使我们着眼于中国语境下的旅游现象,构建本土化的旅游理论,改变总是步西方研究后尘的局面,为全面理解旅游现象做出贡献。但提倡本土化研究并非认为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已不重要,为了提高研究水平,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必须首先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本土化研究,才有可能对建立和完善旅游学科的理论体系有所贡献。

4.2 本土化旅游研究的方法和策略

本土化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后风靡全球,港台的一些心理学者在80年代初期开始致力于本土心理学研究,并发起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心理学领域的本土化运动给旅游研究以很大启示,中国的旅游研究者与其盲目地复制西方的研究,倒不如在我们熟悉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

“本土化”旨在突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色或特征。根据李炳全对心理学本土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旅游研究的本土化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西方旅游研究中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工具进行改造和处理,使其适用于中国旅游研究,如在西方旅游动机的“推-拉”理论框架下修订旅游动机的测量量表,使其适用于中国旅游者。其基本步骤一般为:学习和接纳外国研究范式改造或转换本土化后的研究范式。这种本土化本质上仍是国外的理论,又被称为“外源性本土化”,但因为操作比较简单,适用于刚进入旅游研究领域的学者。第二个层次是以中国语境下的旅游现象为研究根源或素材,通过对中国语境下旅游现象的研究,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旅游学理论体系,这种本土化可称为“内源性本土化”。

本土化旅游研究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和策略:(1) 主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在观察、分析、理解和解释旅游现象时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采取被研究者的观点,为此,研究者需要参与到研究对象中,如在某个景区停留较长时间,观察旅游者的行为,与旅游者进行交谈或访谈。(2) 客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更多从自己的视角,而不是从被研究者的视角来观察、分析、理解和解释旅游现象,这种策略下,研究者可以完全独立于被研究者之外,如请学生或市场调查机构进行的问卷调查,旅游本土化研究并不排斥西方主流的实证方法和方法论。(3) 同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有同样的文化背景,这样更容易达到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心灵的相通,研究者会更容易理解被研究对象,更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如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对中国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更容易理解。(4) 异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分属不同的文化背景,如西方学者对中国旅游现象的研究、中国学者对西方入境旅游者的研究,异文化研究可避免“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状况(李炳全,2007)。以上四种方法和策略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可以同时采用几种研究策略。

4.3 本土化旅游研究与旅游跨文化研究

本土化研究与跨文化研究是相互联系但又互相不同的两种研究方式。本土化研究强调对本土(特定语境下,主要是不同于西方的语境下)的旅游现象进行研究,以突出本土旅游现象不同于西方旅游现象的独特性。不过,本土化研究并不反对普遍性或普适性的旅游知识和理论,中国旅游研究者在中国语境下得到的旅游知识和理论如果能在别的语境下重现,就有可能发展成普遍性的知识和理论,从而为世界范围内的旅游学科发展做出贡献。跨文化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的研究方法或策略,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旅游现象的差异,目的在于验证知识和理论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普适性,关注文化对旅游者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旅游跨文化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国外已有大量的旅游跨文化心理和行为、主客跨文化交往方面的研究成果。国内跨文化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也较少(张宏梅,陆林,2008;张宏梅,陆林,2009;马耀峰,等,2008),但跨文化旅游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王健,2010)。旅游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的交往是一种跨文化交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的心理和行为会深深打上文化的烙印,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者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如都是作为旅游者的人,因而,他们也会存在一些共性的旅游心理和行为。跨文化旅游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识别这些差异和共性,加深对旅游现象的理解,避免盲目使用西方的理论和知识解释中国旅游现象时出现的困惑。

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都可以说是一种研究策略,且都重视文化的影响。通过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中国旅游研究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熟悉本土文化的优势,在旅游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上有所作为。不过,与本土化研究侧重单一文化下旅游现象的研究不同,跨文化研究需要同时考察和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这给跨文化研究带来了很多困难和挑战,有兴趣进行跨文化研究的学者必须首先搞清楚跨文化研究的含义,以及跨文化研究在方法论、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特点和要求,以免使用不当的方法和技术进行跨文化研究,结果是付出了精力和成本,却得不到可靠的知识(张宏梅,陆林,2009)。

5 结语

旅游学科作为一门新兴而又异常复杂的学科,其研究水平与其他学科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国的旅游研究与国外的旅游研究相比也还比较落后,表现在我们总是步西方的后尘,从研究选题到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上都是对西方研究的简单模仿,而没有去深度理解指导西方学者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虽然我们提倡通过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策略来改变中国旅游研究整体水平不高的局面,但无论是采取哪种研究策略,对西方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和演变路径的理解是希望对旅游知识积累有所贡献的旅游研究者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对于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系统性掌握不能仅靠研究生们零散、盲目地去摸索,而需要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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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耀峰,郑鹏,白凯.入境游客决策行为差异研究――以旅华日美游客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8(1):102106.

［7］ 王健.跨文化比较:旅游研究的共性思维［J］.旅游学刊,2010(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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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张宏梅,陆林.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初步分析［J］.旅游学刊,2004(3):7781.

［12］ 张宏梅,陆林.入境旅游者旅游动机及其跨文化比较――以桂林、阳朔入境旅游者为例［J］.地理学报,2009(8):989998.

［13］ 张宏梅,陆林.跨文化旅游态度和行为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8(4):8287.

第8篇：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范文

helpthemselves）。具体说就是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助人的过程就是社工解决问题的过程，

并在工作过程中实现专业价值。社工助人并非单纯提供物质的帮助，而是致力于案主(client)自信的恢复，帮助他们重新走上社会正轨。所以社工助人的过程更是对于案主一种心灵支持的过程。

这种助人自助的专业特征可用谚语概括为：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以人为本

社工直接把人作为服务的对象。这种以人为本的工作特征，是社工的价值源泉。在帮助困难人群渡过难关的过程中社工的专业价值获得提升。由于直接服务于人，并坚信人是可以改变的，社工本身被赋予新的创意。宏观而言，人类发展的问题同时也是生存的问题，且随着人类历史的推进，人们对于自身命运的关注与日俱增。社工从根本上关注人的生存状态，自觉的充当个体内在潜能与外在资源相沟通的桥梁，基于此，社工的专业价值其实与人类的生存意义相统一，由此引申开来，此种社工精神可就的名言断章取义，作一不太恰当的类推：与人斗，其乐无穷。

.尊重、同理、自决、个别化

就人类的发展而言，民主和自由始终是人们的终极追求，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个体的基本权利。社工基于这一起点，坚信人的可变性，尊重个体的生存价值，自觉站在案主的角度考虑问题，维护其应有权利，

并唤醒民众意识，推进民主化进程；在工作过程中结合内外资源帮助案主发挥潜能，适应社会，

最终达至自我超越。尊重(respect)、真诚(authenticity)、同理(empathy)是社工的基本职业操守。尊重是沟通的前提，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理念，社工才能在助人过程中游刃有余。所以，诸如源于西方的“何必硬要教会猪唱歌？把它逗恼了，还会被咬！”及来自中国传统的“朽木不可雕、孺子不可教”的思想应被社工完全加以否定。相反，应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坚信案主的创造性及自决能力，坚信自身的感召力及案主的领悟力，帮助案主回归社会主流。

以上仅对社工义理作了一点理念层次的梳理，除此之外，

还有几个有关运作层面的问题：

.本土化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源于西方，其助人精神多来源于教会之教义，当然不可避免受相关价值观念的影响。作为一门根植于西方价值体系的专业，要在中国伦理传统社会中获得成功移植，须解决价值冲突问题。最为关键的是要找到中西价值体系的契合点。如何本土化？（常有学者论述中国社工的“民政模式”；因此总教人联想到诸如“中国式”、“中国特色”的政治化字眼，也无意中使学术与政治“联姻”）我们应该基于的认识是：信仰无国界。社工的信仰就是：人有本质上的受助和助人的愿望。这种愿望并无地域和文化之分，帮助弱者的心理自人类社会产生之时就存在，同情心是人类的共性，如西方以人为本的精神、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扶弱济贫的思想，以及中国远古对于“大同之世”（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追求，有本质上的共通性。因此就助人特征来说，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及仁爱知信赋予了社工发展空间和生存土壤。所以在社工的本土化过程中，关键在于把源于西方的专业价值与中国传统助人特征相结合。

.专业化

所谓专业有它共同的特质。一般认为，成熟专业应具有五项基本特质:1.一套理论体系（abodyoftheory）.2.专业的权威（professional

authority）.3.共同信守的伦理守则（codeofethics）.4.社会和社区的认可(sanctionof

thecommunity).5.专业的文化（professional

culture）.(Greenwood.E,1957).泛化说，就是要得到政府支持、高校接收、社会认可。就此而言，社工在中国本土的发展已具备基本雏形，作为一门很具时代特征的重实践的学科，在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当今具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但由于年轻，社会工作比起经典学科来显得积淀不深。所以，前提是学科专业化。专业化是学科成熟的必经之途，目的是使学科构建趋于完备，产生持久生命力。社工作为一门学科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专业本身，在实践之中积累经验，构建理论体系，提高专业性，走向成熟。当然，在当今多元化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下，社工应不断的应变和反省，提高专业层次。换句话说要不断注入新血液，敢为新并且常为新。同时亦要有自己的方向，不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例如，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有些人提出要取消社工的“专业霸权”，提倡“瞬时快乐”，即社工要在具体实务工作中体会专业价值和个人价值而不刻意追求专业回报。这其实是要取消专业化发展，消释专业个性。这种呼声仅体现了困难的冰山一角，表明了社工在成长中将迎接许多挑战，专业化发展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终归来说，学科的成功首先须学科的专业化。

.后现代视角

第9篇：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范文

一、西方代表人物和流派的研究

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全球化的浪潮和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革命景观，以及国内哲学创新的迫切性，国外的西方研究似有重“热”之趋向。因此，整理并发掘已有的史料，立足于新的视野，重新研究西方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流派，就成为一项摆在面前的重要工作。就过去的一年看，西方的研究覆盖了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列斐伏尔和阿尔都塞等人，也包括了各个思想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西方国家理论、英国的等。既有新译著的面世，也有立足新角度的深入挖掘。

1.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

在过去的一年中，对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和晚期列斐伏尔等人的研究是国内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首先要提及的是卢卡奇的一本重要著作《理性的毁灭》，于2005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从意识形态上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做了“追究既往”式的思想清算。作者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追溯到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学说，对自20世纪起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源流、演变和社会后果等做了系统的考察和批判。作者认为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承担了不可推卸的“思想责任”。卢卡奇的这一观点在我们看来并不陌生，也不一定完全赞同，但此书的出版为国内的卢卡奇研究提供了另一新的材料来源。另外，其他学者也从各个角度对卢卡奇的思想做了分析。张亮对卢卡奇的研究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在对卢卡奇自传文献产生过程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其政治辩护的本质和自我遮蔽的不良后果，并为国内研究走出卢卡奇晚年自传的阴影提供了建设性的向度。张双利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末世论的洞见》一文中阐释了早年卢卡奇思想向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转变的内在历程，以此为基础，作者在现代性批判的论域中，重新阐释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理论和阶级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作者认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一种末世论的洞见，它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末日，也预示了末日之后灾难重生的光明道路，唤起了理论中革命的阶级意识。张秀芹以“物化、总体性与阶级意识——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为题，仔细地考察了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卢卡奇作为西方的鼻祖，虽然国内对其研究较多，但对有关其意识形态理论则关注不够；而且卢卡奇本人可能也没有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论述，所以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考察卢卡奇，不失为一个较好视野。

2005年有关葛兰西的研究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葛兰西是西方的重要代表，而且还因为葛兰西的理论，特别是其意识形态和“霸权”(也有译为“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等)理论与我们当今的中国现实社会发生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国内学界对后研究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国内近年来后研究的兴起，葛兰西思想与后的关系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理解和翻译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葛兰西思想的不同取向和视野。因此，对葛兰西的思想及其影响给予格外的关注，自有其合理性。周凡和杨海锋都对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做了辨析。周凡在《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一文中，从"hegemony"的译名，即目前国内将之翻译为“霸权”、“文化霸权”、“领导权”和“主导权”等数种译名出发，结合葛兰西对"hegemony"的使用及其理论扩展，详细考察了葛兰西的"hegemony"一词的意义及其演变。他认为，"hegemony"描述的是某一社会集团争取其他集团对其表示积极赞同，自觉地服从并自动融入到该社会集团的权利结构中来的一种控制方式。葛兰西的"hegemony"的产生既表现为一个负责的历史综合，也表现为一种意义的把握和延伸，而其理论内涵在市民社会、完整的国家和意识形态概念的阐发中得到了深度而充分的展现。因而，将"hegemony"译为“霸权”是恰当的。杨海锋在《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研究》一文中也比较详细地考察了"hegemony"一词的含义及其延伸意义。此两篇文章都与国内对"hegemony"一词的多种译名有关，也与葛兰西理论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有关。杨海锋还在《葛兰西对克罗齐哲学的批判改造》一文中就葛兰西与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关系做了探讨。他认为，葛兰西批判地改造了克罗齐的哲学，而克罗齐的哲学则构成了葛兰西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2005年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诞辰120周年。布洛赫的思想研究，是中国的西方研究的相对薄弱环节。有学者发表多篇文章，对布洛赫思想加以评述。梦海发表《思想就意味着超越》和《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等文，对布洛赫的思想予以评论。他认为，布洛赫著作是具有包罗万象性质的形而上学体系，在哲学的贫乏时代，布洛赫通过《希望的原理》等一系列著作使形而上学重新成为真理与现实。20世纪西方世界是人性严重扭曲、精神普遍衰退的世纪。与听天由命、悲观绝望和虚无主义相反，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具有一种面向未来、积极进取、富于挑战的思想。在此意义上，他的哲学思想远远超出了20世纪西方哲学史。此外，夏凡对布洛赫哲学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做了概述和评论。他认为国内外的主流意见有两种，第一种意见是把布洛赫当做一位乌托邦的者，第二种是把布洛赫哲学看做与犹太—基督教的弥赛亚主义的结合。夏凡则倾向于把布洛赫哲学理解为一种人本主义伦理学。他在总结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布洛赫思想渊源的“五基音”说，认为布洛赫哲学是由基督教伦理、古典人本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人本主义共同谱写而成的交响曲。

列斐伏尔是西方的重要代表，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消费社会的研究者鲍德里亚的导师，其日常生活理论与当今世界的消费社会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但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列斐伏尔的思想研究不够，而对其晚期思想研究，国内学界更是缺乏应有的重视。刘怀玉近年来一直在对这位西方学者进行研究。他强调了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状态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指出其意义在于它是列斐伏尔一生中惟一一卷将日常生活概念及其基本范畴进行周密而系统地阐述的著作。刘怀玉还对晚期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的生产”思想进行了评介，指出晚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包含着更深层的逻辑分歧，而晚期列斐伏尔在生产的历史辩证法与空间的生产辩证法之间的左右客串和摇摆对这种分歧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另外他还在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的视域中介绍了列斐伏尔引发的消费社会批判思潮，并把它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公共生活领域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

当然，关于2005年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绝不止上述几位，诸如对阿尔都塞、柯尔施和柯亨等人的思想的研究。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其研究重心基本转移到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国内学界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有关这一理论及其影响，仍需给予更深入的探讨。但从总体来看，2005年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并未超越张一兵的《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一书所涵盖的范围。当然，这并不排除在阿尔都塞研究方面的一些补充性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阿尔都塞早期政治哲学论文集《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已由南京大学唐正东等人翻译出版，它为阿尔都塞的早期思想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文献资料。此外，“西方”早期代表人物柯尔施和西方的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的思想也受到了国内学界的注意。

2.西方流派的研究

(1)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多年来法兰克福学派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诸如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人的研究。2005年，仍有不少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倾注了心血。如张亮从历史的视角，对阿多诺的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历史缘起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批判的思想进行了重新评判。法兰克福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目前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哈贝马斯的其他思想，诸如有关精神分析理论与批判理论、哈贝马斯有关科学技术(特别是有关基因技术)的论述，已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并可能成为未来关注的热点。另外，在已有多本哈贝马斯研究专著的基础之上，2005年我们又看到了有关哈贝马斯的另一本研究专著。贺翠香的《劳动交往实践——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一书于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哈贝马斯为什么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是如何重建的，他重建的怎样这三个方面的分析，讨论了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及其不足。本年度，除相关研究论文和专著外，也还有相关的译著面世。马尔库塞弟子，现已移居到加拿大的芬伯格教授的技术批判理论综合了技术建构论和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科学技术观点。芬伯格的研究路径和观点显然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其理论已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和研究。他的《技术批判理论》一书也于2005年由韩连庆等人翻译出版，这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

近年来，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已转移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诸如哈贝马斯的学生韦默尔和霍耐特等学者的身上。必须承认，法兰克福第三代学人所面临的是不同于早期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等人的理论语境和和社会实践背景。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兴起、西方社会物质匮乏的消失、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变化，都向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三论家提出了更多理论挑战。韦默尔和霍耐特二人虽然都是哈贝马斯的弟子，但二人与哈贝马斯的思想的远近却并不等同。相比较而言，韦默尔更多地继承了哈贝马斯的新启蒙和新理性的思想，他的思想的核心目标仍是建立后形而上学的现代性理论，批判地重建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而霍耐特则试图另立门户，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关注较多的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从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的研究还仅仅刚刚开始。近年来，学界对韦默尔的思想已有所关注和研究，如在《现代性的现象学》一书中就有专章介绍，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霍耐特的思想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但可喜的是，这一状况将在短时期内可能会得到改观，因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已普遍地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

(2)生态研究。生态学是西方的最新流派之一。2005年，学界对生态学有较多的关注，发表了不少相关的研究论文。20世纪以来的现当代社会，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困扰着现代人生存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对生态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关注。王雨辰对奥康纳的生态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分析了奥康纳与其他生态学理论家在理论上的异同及其理论得失。郭剑仁则对以福斯特、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考察，指出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王建辉认为生态学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其整体性方法。陈食霖针对部分论者将生态学看做是后思潮或后现代哲学思潮，指出应当在西方论域中认识生态学。郇庆治在《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述评》一文中概述了国外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他认为，20世纪以来，北美的生态学比欧洲的理论更活跃。

(3)西方的国家理论。国家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和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葛兰西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者R·米利班德等人围绕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功能展开长时期的争论。可以说，西方理论家在这一领域已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讨。因此，加强对这一领域的追踪研究，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任务。就国内目前已有的文献和已发表的论文看，有关西方国家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对这一课题不断地进行追踪研究。2005年南丽军、尹树广以“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为题介绍了雅索普的国家理论。他们认为，雅索普在综合了制度主义、西方的话语分析理论、自组织理论和生活世界理论基础上，发展了西方的国家理论。在国家的方法论层次上，雅索普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强调国家、经济和生活世界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雅索普认为，虽然国家自身的规定性建立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制度化分离的基础之上，但其分离的界限则是复杂多变的，它们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策略选择能力的前提。

(4)英国的研究。英国的研究具有长久的历史传统。20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学界左右两翼围绕着展开长期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传入英国之后，又引发了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以及其他研究派别的争论。综合国内近年来的研究，可以说，英国的，特别是文化学派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但总的来说，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力度还远远不够。乔瑞金、师文兵在《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一文中，对英国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的发展做了追踪考察。他们认为，自20世纪中期后，英国出现了一批新者，也形成了许多新学派，其中历史主义的和结构主义的两个学派尤为引人注目。历史主义学派包括M·多布、E·霍布斯鲍姆、C·希尔、R·希尔顿和E·P·汤普森等。汤普森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之一。而结构主义的学派则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们由P·安德森、T·奈恩和布莱克伯恩等人组成，安德森是其领军人物。由于研究方法和角度的不同，这两个学派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尤其以汤普森和安德森的长期论战最为突出。汤普森继承了英国的经验主义的传统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而安德森则对来自于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方法，尤其是法国的结构主义方法特别关注，并将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分析。乔瑞金、师文兵从这两个学派的不同的学术传统和方法的对立出发，具体分析了两派争论的焦点、实质和目的，并对历史主义方法与结构主义方法的区别及其特征做了对比分析，认为双方虽然在研究中各有重点，但并非是拒绝相互借鉴和吸收。英国历史主义学派并非仅仅使用历史主义方法，而结构主义学派也并非仅仅使用了结构主义方法，他们常常是二者的相互结合，其中的差别仅仅在于其侧重点不同。这可能是关于这两个学派研究中应该予以注意的。

二、后的研究

2005年，后研究逐渐成为国外研究的一个热点，并迅速地扩张其研究领地。涉入到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尽管对“后”这一称谓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但这不并妨碍对这一最新的国外思潮的研究和挖掘。事实上，如同“西方”这一概念已经存在的歧义和争议一样，笔者以为，有关“后”这一称谓，最终也不可能取得一个完全一致的规定。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当是我们所期望的。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有关“后”这一术语的探讨和争论，会有助于该概念的澄清。

1.拉克劳、墨菲与后

拉克劳和墨菲作为后的代表人物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周凡分别以《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后：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中、下)等文，对后的源流和概念谱系进行了详细的追踪考察。他认为，后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外的一种新思潮，其盛行的主要根源可追究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社会主义的挫折、的复兴、新左派的思想转变、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重要性的衰微，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背景。后解构了古典的核心范畴，并在话语理论的支撑下，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战略性的重建。正由于此，后自从它一出现起，就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和来自不同方向的理论回应。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标榜“后”而闻名的拉克劳、墨菲只能算是后的旗手，而不能被视为后的鼻祖。因为在其之前的70年代，就既有英国的赫斯特和辛达思这样的后的先行者，也有50年代末的波兰尼和70年代的D·贝尔等西方学者。而围绕后的有关争论，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扩大了拉克劳、墨菲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和知名度。付文忠在《对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一文中，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墨菲的后的政治哲学思想。他认为，作为后的重要代表人物，墨菲在后期介入到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有关政治自由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墨菲拓展了《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有关“政治先于社会”的命题，强调冲突和对抗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政治竞争的对手不是有待消灭的敌人；现代民主的整个问题均与多元主义有关，并力图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力图超越二者之间的争论，等等。孔明安在《“他者”的境界与“对抗”的世界——拉康的“他者”到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对抗”理论》、《后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等文中对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的观点做了评述。他认为，“社会对抗”学说构成了后的核心概念，它是拉克劳、墨菲在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阿尔都塞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思想、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基础上精心构建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体现了拉克劳、墨菲在构建后理论方面的苦心孤诣，也是后理论区别于其他流派学说的关键。而且，“社会对抗”概念使拉克劳、墨菲与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沟通了起来，并通向其所主张的“多元、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学说。这一学说使拉克劳、墨菲成为后政治学说的核心，并使其区别于当今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两大流派。因此，对“后”的政治哲学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2.《马克思的幽灵》与广义的后研究

从广义上而言，后当然绝不仅限于拉克劳和墨菲二人。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之后那些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学者也可以被纳入到后的行列之中来。就此点而论，南京大学早在本世纪之初，已率先对该流派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2005年，张一兵在以往构建的全新理论平台的基础上对该领域个案人物拉康、德波和德里达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本学解读。他系统地对精神分析大师拉康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本专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他还解读了德波的《景观社会》的一些重要章节，发表了相关的系列文章。同时，张一兵近年来在完成了对阿尔都塞的研究之后，开始关注德里达。虽然德里达在国内的影响颇大，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也早已翻译出版，但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的幽灵》的系统解读也只能说刚起步不久。围绕着德里达的思想，张一兵在《德里达幽灵说的理论逻辑》一文中，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理论逻辑基础，并阐释了德里达试图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的真实含义。尚杰多年从事德里达研究，近来他也开始涉猎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他在《“看不见的现象”暨“没有宗教的宗教”——再读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们〉》一文，试图把《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的德里达与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联系起来。他认为，德里达隐晦哲学的思想并非无“规律”可寻，但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对德里达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因为德里达的主要哲学贡献不是对传统哲学的消解和颠覆，而是揭示出哲学从未有过的新面貌，即事物如何出场和如何传播；德里达正是根据这样的思路来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而这样的阅读同时也是对《资本论》中“看不见的现象”的阅读，是对书中“幽灵性”的阅读，这一态度，表明了德里达所持的是一种“没有宗教的宗教”的立场。杨生平则从一种通常的视角来解读隐晦哲学家德里达。他认为，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实际上是一种解构主义精神，德里达所提倡的马克思的解放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延异精神。因此，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不是为了发展，而是借马克思的文本进一步完善解构主义，使解构主义一开始就具有而始终未得到系统表达的政治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展开。《马克思的幽灵》抓住的至多只是马克思的“幽灵”，丢失的却是马克思的“灵魂”。

当然，有关国外的研究，绝不止上面所述。2005年有关研究还涉及到当代的一些西方学者，如鲍德里亚、利奥塔、吉登斯、德里克，以及日渐走红的齐泽克等。另外，还召开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学术会议。如2005年4月由南京大学召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及其当代价值暨第二届广松涉与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11月，法国《今日马克思》杂志和复旦大学当代国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马克思哲学与现时代”的国际会议；2005年12月由中国当代国外研究会、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在北京共同举办了西方专题研讨会。

另一方面，就问题而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似也应纳入到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内。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革命与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形式、社会分配、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调整与改革，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政治民主的新发展及其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21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关系及其变化的新课题，等等。这些都是国外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国内哲学工作者今后必须加以追踪和研究的问题。我们注意到，目前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的文章和研究专著面世，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是一个艰深的理论课题，需要更多的哲学工作者参与其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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