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实践观及其意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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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科学实践观及其意义范文

一、指导意见的出台背景和意义。

加快形成大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协调发展的合理布局是《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若干意见的通知》（[2009]56号）（以下简称国办56号文件）的核心理念和精神实质，也是当前注册会计师行业着力推动的重要问题。国办56号文件明确提出，要重点扶持10家左右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加快发展，积极促进200家左右中型会计师事务所健康发展，科学引导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规范发展，努力形成大型、中型、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执业领域各有侧重、市场定位各有特色、服务对象各有倾斜、地域分布较为合理，不同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有序竞争、接续发展的良好格局。随着国办56号文件的贯彻实施和各项配套政策的落实到位，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各类企业从提高本单位会计信息质量和社会公信力角度出发，迫切希望行业主管部门进一步明确不同规模事务所的服务对象和客户群体，以指导本单位选择事务所的相关行为。

指导意见适应企业的积极诉求，针对当前会计审计服务市场存在的无序竞争、恶意压价、“小马拉大车”等影响市场经济秩序和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行为，以《会计法》和《注册会计师法》为依据，从引导企业科学规范选择事务所角度出发，对大中小事务所与客户群体的协调对接提出了原则性、导向性意见。指导意见的实施，有助于各类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和实际需要科学选择相应规模和资格的事务所提供优质服务，有助于各类事务所根据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合理选择相应的客户群体，大型事务所服务大型、高端客户；中型事务所服务中型、一般客户；小型事务所服务小型、基层客户的局面将日趋明朗化，有助于促进行业规模布局更加合理，保持行业发展良性态势。

二、指导意见的出台过程。

作为全国会计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主管部门，财政部高度重视事务所合理布局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和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确保指导意见各项规定的针对性和操作性。

（一）充分调研论证。财政部会计司成立专门的调研组，赴部分地区、企业和事务所进行了实地调查和座谈研讨，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起草制定指导意见。

（二）内部征求意见。指导意见草拟完成后，财政部会计司书面征求了部内条法司、教科文司、社保司、企业司、金融司、监督检查局、中注协等相关单位的意见。根据意见反馈情况，会计司对指导意见的施行范围和相关制度安排进行了调整完善。

（三）公开征求意见。在前期内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为充分发扬科学民主决策精神，财政部就指导意见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为期一个月，共收到来自国务院有关部委、各省级财政部门，以及若干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回复意见百余条。我们根据各方面意见反馈情况，再次组织相关单位座谈研讨，对指导意见作了修改完善，并按程序报部领导签发。

三、指导意见对企业选择会计师事务所有哪些原则要求？

指导意见的核心是要求大中型企业选择大中型事务所提供服务，小型企业原则上选择小型事务所提供服务。具体而言，指导意见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企业选择事务所提出原则要求：

第一，大中型企业应当选择与自身规模、行业地位和社会影响相适应的大中型事务所提供服务。对于具备H股审计业务资格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大中型事务所，由于这类事务所在执业质量、人才团队、业务规模、国际化水平等居于同行领先地位，大中型企业在选择事务所时可以优先考虑此类事务所。此外，对于采用合伙制或特殊普通合伙制的大中型事务所，由于其内部治理水平、一体化管理水平以及承担的执业责任较之有限责任制事务所往往更高，企业也可以优先选择该类事务所提供服务。

第二，境外上市企业，金融、能源、通信、军工企业以及其他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骨干国有企业应当优先选择有利于保障国家经济信息安全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相关服务。这是我国企业做大做强“走出去”、不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国际资本市场认可度的必然选择，也是国办56号文件提出的明确要求。所谓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是指在人才、品牌、规模、技术标准、执业质量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居于行业领先地位，能够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国际化综合服务，由财政部、证监会推荐从事H股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第三，小型企业原则上选择小型事务所提供相关服务。对于小型企业出于提高自身管理水平、提升品牌形象或满足业务需求等原因，有意愿或能力选择大型或中型事务所提供服务的，指导意见予以肯定。指导意见所称中型事务所，是指行业排名前200位的会计师事务所（不含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虽未进入行业排名前200位，但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排名进入前10名以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可比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执行。

四、指导意见对企业采取招标形式选择事务所有何要求？

招标是企业选择事务所的一种方式。财政部高度重视事务所招标制度建设，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对企业招标选择事务所行为进行规范。指导意见在现行规定的基础上再次强调，企业采用招标方式委托事务所提供服务的，必须严格遵照《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招标规范》（财会[2006]2号）执行；金融企业应当同时遵照《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招标管理办法（试行）》（财金[2010]169号）的规定。事务所在依据上述文件要求参与投标活动时，还必须满足财政部门、物价部门有关事务所服务收费的管理规定。概言之，事务所招标制度的核心是坚持公开透明、规范有序、质量为先的原则，坚决杜绝招标单位将服务收费报价作为确定事务所中标的关键因素甚至唯一依据。

五、财政部对贯彻实施指导意见有哪些要求？

第2篇：科学实践观及其意义范文

    一、超越科学模式的窠臼

    英国学者普林(Richard Pring)指出，源于实证哲学的“科学模式”在西方的教育研究领域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教育研究被视作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支，强调采用“科学”的方法去获致普遍性的规律。“在有关教育研究的教科书介绍中，科学模式被认为是教育研究最恰当的一种模式。”[1]教育研究类教科书对“研究”的定义也主要是从科学模式出发进行理解。中国的情况也基本类似，例如我们把教育研究称之为“教育科学研究”，并建构了一系列相关的科学话语，如“教科所”、“教育科学规划”，等等。

    然而，科学模式主导下的行动研究却面临着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难题。从理论层面看，教育行动研究面临着难以“科学化”的难题。科学范式所强调的客观性、中立性、精确性、可操作性，容易使研究工作异化为复杂高深的专业技术，从而远离一线教师的工作实际。更重要的是，当研究成为“冰冷”的专业技术时，教育活动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生命意识就容易被遮蔽。正如普林指出的，　“科学模式根本上是不恰当的”，“‘人’不是‘科学的主题’”。[1]

    从实践层面看，自20世纪以来，行动研究之兴起、消沉到再复兴的历史，也证明科学模式在行动研究中之日渐式微。英国知名教育学者卡尔(Wilfred Carr)教授对行动研究的历史进行了梳理，他认为行动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而且这两个阶段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基础。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兴起于美国，并且深受自然科学实证研究范式的影响。但是由于行动研究很难迎合科学方法论的规范，最终在科学研究领域被边缘化并迅速消沉。第二阶段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发端于英国。卡尔指出，英国版本的行动研究不同于美国版本，其之所以能够复兴，主要应归结为自觉摒弃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卡尔还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行动研究复兴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基本的脉络就是重新开启了亚里士多德以来实践哲学的传统。[2]

    二、实践哲学：一种可能的理论视角

    从哲学渊源看，科学范式与实证主义根源于西方哲学中传统的理论哲学，而实践哲学则具有与理论哲学完全不同的思想渊源，并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脉络。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实践哲学的命题，但是西方近代科技的勃兴却忽视了亚氏的主张。直到20世纪，随着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分析和回归生活世界的呼吁，实践才重又进入思想的视野，并日益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分别对实践进行了现象学、解释学的分析，奠定了现代实践哲学发展的基础。而晚近以来，西方科学哲学也正在发生实践转向，并形成了以劳斯的科学实践解释学、哈金的新实验主义、拉图尔的实验室研究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等为代表的多种研究进路，推动了当代科学实践哲学的蓬勃发展。[3]

    实践哲学的倡导者们虽然思想各异，[4]但是在如下三方面却保持着基本的共识。正是这些共识，展现了实践哲学与行动研究内在的紧密关联。

    首先，实践哲学倡导实践优位。实践哲学把研究看作是一种实践活动，认为行动者的行动及其意义必须在实践语境中才能理解，甚至“理论”也必须从实践的角度进行意义重建。与此相反，传统的理论哲学却主张剔除实践的具体情境去寻找抽象真理。在理论哲学中，实践及其复杂性、特殊性是被遮蔽乃至摒弃的。很明显，理论哲学的旨趣并不同于行动研究，因为行动研究的基本精神是改善我们行动的质量，因此，对行动、实践的探寻原本应该成为行动研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而实践哲学正是把实践作为研究的中心问题。亚里士多德就主张实践哲学不应“以静观、以理论为目的”，而应该探讨“行动或应该怎样去行动”。[5]伽达默尔则强调实践“处境”在理解和诠释中的中心地位，我们的“处境”蕴含着我们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前见，我们只能在处境之中来思考，而不可能站在处境的对立面来旁观。处境形成了我们特定的视域，处境“首先规定了：哪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值得探究的，哪些东西是我们研究的对象。”[6]劳斯则对传统的“理论优位”的科学观进行了批判。他主张把科学理解为实践活动的领域，而不是静态的命题网络，并用实践解释学的观点来重新理解科学发现、科学理论与科学辩护。

    其次，实践哲学强调实践理性。亚里士多德最早区分了三种理性，即实践理性、理论理性(如自然科学研究)和技术理性(如工匠的制作)，并强调人类社会实践(如伦理、政治、教育等)需要实践理性的指引，而不是以科技理性简单取代实践理性。这是因为实践理性具有与科技理性完全不同的特点。首先，与理论理性相比，实践理性指向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具体的事务。他以“善”为例进行说明，认为不可能有抽象的“善”，“善”一定是具体的(诸如荣誉、明智、快乐等)，并且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其次，与技术理性相比，实践理性指向的是事先无法预设的事物，体现的是我们行动中的机敏与判断。例如，工匠的制作可以事先预设，但是教育的过程却是无法全然预设的，真实的教育活动一定充满着无限的生成性与不确定性。伽达默尔则通过开启实践的解释学向度，进一步反对科学方法在实践领域的滥用。正如他在《真理与方法》导言中所说：“本书探究的出发点在于这样一种对抗，即在现代科学范围内抵制对科学方法的普遍要求。”[6]在伽达默尔看来，实践理性表现为诠释学探究。劳斯则发展了海德格尔关于“寻视性关注”的思想，认为科学活动始于对研究机会的评估，而这种机会性寻视正是实践理性的具体表现。根据实践哲学的观点，行动研究应该根植于实践理性，但是教育研 究领域长期盛行的却是理论理性，即对某种可推广性的、普适性的知识的盲求。这种理性的错位必然带来教育行动研究的诸多难题。

    最后，实践哲学消融二元对立。理论哲学由于对抽象理论的盲求，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即当把优秀教师的“做法”上升为抽象的“说法”时，反而会觉得离这位教师鲜活的实践愈来愈远。实践哲学从实践出发对理论进行意义重建，认为理论本身就具有地方性、情境性，理论与实践是对话而不是对立。伽达默尔指出，抽象的理念只具有“图式”的有效性，能够被我们理解的知识一定是在具体语境中显现的知识。劳斯则把库恩的“范式”描述为“解难题的范例”，认为“理论内容根植于对典型问题的标准的、范例性的解决方案中”，由此出发他强调所有知识都是地方性知识。[7]拉图尔则把理论比喻为复杂的行动者网络之中的一个个节点，每个节点都联结着复杂的元素，“当‘理论’转变成为‘抽象的’对象，割裂了它们所联结的元素时，就大为不妙了”，因此他主张废止“抽象理论”。[8]总之，实践哲学的理论观有利于我们把行动和研究结合起来，使行动研究真正变成对“实践”的研究。

    三、实践哲学视域中的行动研究

    用实践哲学的眼光来打量行动研究，就是把行动研究看做一种实践活动，强调实践理性在行动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以下，笔者主要从伽达默尔和劳斯等人的实践解释学中吸取理论资源，探讨行动研究新的可能路向。

    (一)行动研究的伦理之维

    实践哲学认为，人类的一切社会实践都具有伦理的意蕴，都需要进行价值性思考和价值性辨析。例如关于教学活动，我们不仅希望获得有用的教学策略，更希望确立合乎德性的价值标准，比如“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如何看待教学民主”等。实践的伦理属性意味着行动研究的目的不应该局限于技术性知识的获得，而应该深入反思教育活动背后的伦理诉求，自觉开启行动研究更为根本、更为本源的伦理之维。亚里士多德最早阐述了实践的伦理意蕴，他将实践哲学视为追求“善”的艺术。他说：“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5]伽达默尔追随亚里士多德，倡导恢复实践的伦理维度。他指出，我们当代的“文明危机”是“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转为掌握社会生活”，技术主宰实践，“实践堕落为技术”，忘却了实践原本具有的伦理关怀与生命意蕴。[9]在技术时代，教育也被技术化，比如我们关注的问题很多都是技术性问题，像“有效”、“高绩效”、“效能”等话语。

    在实践哲学看来，教育是伦理的事业，教育改革本质上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伦理问题，是对公平、正义等“善”的追求。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教育思考，都会遭遇伦理的拷问。因此，行动研究必须反思教育行动背后的各种伦理与价值诉求。我们以江苏储冬生老师关于课堂举手的研究为例。课堂举手常常被我们转化为“学生参与如何有效”的技术问题，但是储老师却在研究中揭示了“举手”现象蕴含的伦理思考：“小学生的举手蕴含着教育学中的许多矛盾：自由与限制、学生与教师、学生个体与班级集体、理想要求与现实状况……这里没有任何抽象的理论或者某种规定能够解决其中的矛盾和冲突。康德把教育称为是一种艺术，这提醒我们教育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教育问题也不是固定的程序、规则就可以解决的。”[10]

    (二)行动研究的知识类型

    行动研究需要创生知识，否则不能称之为“研究”。在实践哲学看来，由于实践必然与具体的情境紧密相关，我们也只能从自己特定的处境出发来进行理解和诠释，因此行动研究所创生的知识是一种情境化的、具体性的实践知识，而不是抽象的、普适性的理论知识。

    首先，实践知识是具体的。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实践知识总是与具体的事务相联系，因而一定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何谓公正，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给出抽象的定义，而是具体分析了各种公正，诸如分配的公正、矫正的公正、回报的公正、政治的公正等等。同理，行动研究应该关注实践的复杂性、具体性，创生多元化、案例性的实践知识。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第一条即是：“请记住：没有也不可能有抽象的学生”，“可以把教学和教育的所有规律性都机械地运用到他身上的那种抽象的学生是不存在的。”[11]

    其次，实践知识具有情境性、脉络性、地方性。伽达默尔区分了科学知识与实践知识，科学知识总是力图剥离语境追求“纯粹”的知识，而实践知识针对的则是我们的具体境况，“它们描述了具体的存在环境中的知识”。[12]由于我们的实践境况总在不断地变化，因而实践知识根据变化的情况总是常新的。劳斯则进一步破除了普适理论的幻象。他指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普遍性理论，所有的理论都是地方性知识，都蕴含着特定的情境脉络。他把“理论”理解为“对特殊问题的范例性解答”，“理论理解的发展是从一个具体的案例转向另一个具体的案例，而不是从理论概括转向特殊的应用。”既然理论的本质是一种“范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那么理论的运用就应该被理解为“对某一地方性知识的改造，以促成另一种地方性知识。我们从一种地方性知识走向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而不是从普遍性理论走向其特定例证”。[7]知识的地方性意味着：行动研究创生的知识应该蕴含校本的经验、凸显校本的声音；而且由于经验具有校本性，学习他人经验就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一种创造。苏霍姆林斯基就指出：“学习别人的教育经验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是一种创造。”[11]

    (三)行动研究的研究起点

    经典的科学哲学认为，科学研究始于问题。但是实践哲学则认为，问题并不构成研究的真实起点，比问题更本源的是研究机会。科学的确是要研究问题，但是问题不是在逻辑的真空中推演出来的，而是打上了时间与机缘的烙印。简言之，机会给出问题，机会挑选问题，机会磨砺问题。我们要研究什么，不是问题决定的，而是现 有条件即基于资源的“机会性寻视”决定的。我们对真实的研究机会的探寻造就了具体的研究路径、形成了独特的研究历程。问题只构成我们可能要研究的空间，而研究机会和现有资源制约着这个可能性空问，并给出实际的研究进路，决定着实际的研究起点。[3]劳斯对此有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并非所有理论上可以识别的问题都构成研究机会。如果没有人准备去研究它们，不管是因为缺乏资源、兴趣或合作者，还是因为眼下似乎没有什么办法解决，那么那些问题将不会出现在我们当前所从事的研究当中。”研究机会不是理论的推演，而是必须考虑地方性情境和实践性需要，因此，“不可能存在对研究机会的‘理论性’或‘客观性’的评估”。[7]

    研究始于机会性寻视，这一命题让我们重新思考研究的可行性原则。过去我们在行动研究中比较重视研究的先进性、前沿性，以为只要粘贴抽象的理论标签、套用热门的理论话题，研究就是有价值的。而我们身处的具体情境以及实践情境中的研究机会、研究资源与实践性需要却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这种忽视情境与机会的研究带来的结果是课题雷同、个性缺失、内容空泛。行动研究应该从每一所学校的具体情境出发，考虑学校发展可能的机会与资源，建构学校个性化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所生成的知识才具有校本的特色。

    (四)行动研究的认识路径

    实践哲学反对把科学方法作为行动研究的中心，主张从实践理性中寻找行动研究新的认识路径。卡尔对教育研究的“方法”问题进行了历史回顾，他指出，直到17世纪，教育探究尚属于实践哲学范畴，只是到了近代，随着现代性的发轫，教育探究才被转换为“科学研究”，而科学方法也就被置于教育研究的中心。但是科学方法主宰下的教育探寻却使教育问题蜕变为狭隘的技术问题，忽视了教育实践的复杂向度。[13]我们经常说教育是科学也是艺术，但是科学方法支配下的教育研究却遮蔽了教育实践的艺术之维。

    从实践哲学的视角看，基于实践理性的行动研究应该关注叙事、想象和对话。

    首先，行动研究需要叙事探究。技术理性总是把实践简化为“要素”的集合，例如教育研究就常常被简化为“自变量”与“因变量”两个“要素”之间的抽象关系；而实践理性则主张把抽象的“要素”降解、还原为具体的“事件”。在实践哲学看来，教育活动充满着复杂性、生成性与不确定性，我们只有借助叙事探究才能切近实践活动之动态生成的复杂过程。劳斯就从实践活动的动态生成属性出发，主张对科学实践进行叙事重建。他指出，科学研究的实践“已经内在地属于一个叙事领域，无限地开放于不同的解释结构”，我们并不是事后才梳理故事的线索，而是在行动中不断探索和建构故事可能的发展方向。[14]对实践进行叙事探究，一方面有利于彰显研究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变化，揭示研究所蕴含的不确定性、开放性与生成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们反思自己行动背后的假设和前见，因为这些假设和前见根植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之中，只有通过叙事方式，我们才能让其“敞亮”。

    其次，行动研究需要创意想象。在抽象的理论原则和具体的实践情境之间总是存在着断裂和缝隙，而填补这一缝隙的，并不是科学方法，而是无限的想象。例如，我们都熟悉教学的启发性原则，但是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之中灵活地运用，这其中充满着无限的变化和创意。同理，在行动研究中，如何生成问题、如何建构思路、如何明智判断，这些都超越了方法的界限，需要我们的洞察力与想象力。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并不存在一种方法使我们会提问，会看出成问题的东西”。[6]他在晚年更是深刻指出：“诠释学是一种幻想力或想象力”，“在我们这个充满科学技术的时代，我们确实需要一种诗的想象力”。[15]

    最后，行动研究需要对话协商。与技术理性的“控制”隐喻不同，实践理性更强调“对话”。伽达默尔就把理解看成是对话，我们只有从自己的实际处境出发，通过与他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生成有效力的经验。他对专家的武断权威提出质疑，认为我们不能把复杂的实践问题简单地托付给专家，因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能取代实践的合理性，在理论上合逻辑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就可行。[9]劳斯则指出，科学实践具有介入性特征，这种“介入”不是像技术理性那样对客体(包括人与物)进行操控，而是积极地与研究共同体及相关事物进行磋商，因此科学实践是一个充满争夺的叙事领域，我们应该在对话中找寻叙事的线索。拉图尔则走得更远，他认为我们在行动中不仅要与人对话，还要与“物”对话，因为看似没有生命的“物”也可能作为积极的行动者影响着我们行动的方向。例如，课堂改革必然涉及考试制度、座位排列、课时长短、教材选用等，这些“物”都可能成为积极的行动者影响我们改革的方向，我们必须与它们展开积极的磋商。强调对话，意味着真理的标准是在对话中生成的，不可能预设一个外在的真理标准来引领我们对话的方向。比如，什么是教育民主?我们不可能事先就预设一个超历史、超语境的抽象标准，民主作为一种“共识”只能经对话与协商而生成。

    (五)行动研究的成果评价

    实证主义从追求客观性、普适性的立场出发，主张从逻辑分析的视角来评价研究成果，例如概念界定是否清晰、分析框架是否严密、观点提炼是否深刻，等等。实践哲学则主张从实践的角度理解和评价研究成果，具体来说，就是要关注研究成果背后的实践境况和时代脉络。

    首先，实践境况是我们理解研究成果的重要基点。海德格尔指出，事物必须从它“依寓于”的“世界”之中才能得到理解。“世界本身不是一种世内存在者。但世界对世内存在者起决定性的规定作用，从而唯当‘有’世界，世内存在者才能来照面，才能显现为就它的存在得到揭示的存在者。”[16]例如，图书之所以被理解为“课本”，是因为有学校、教室、师生所构成的特定世界背景；如果放在图书馆，它又被理解为文献；如果放在博物馆，它可能被理解为文物。劳斯从海德格尔关于“世界”之 本源性的观点出发，指出“行动者都属于‘实践’”，只有从具体的实践境况及其复杂的相互关系出发，行动者及其行动才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一个实践中什么是问题所在?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冲突中什么是利害所在?这些都需要结合具体的实践境况来理解。[15]同理，我们评价行动研究的成果，不能剥离研究赖以存在的学校境况。比如，在一所学校中成为要害的问题，在另一所学校则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第3篇：科学实践观及其意义范文

[论文摘要]　在医药道德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的指导下，对药学人才进行育德的途径主要是将理论知识的学习与思想道德修养相结合，同时在专业课教学中渗透育德思想。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医药伦理学教育一直是我国高等医药院校对大学生进行基本素质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尤其在药科大学的大学生中把药学伦理道德——“药德”教育作为药学大学生的必选课已经在学生中开设了10年之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回顾过去的实践不难看出，高等医药院校要培养祖国医药学事业发展的合格人才，必须对大学生进行综合素质培养，而药学大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的经验深刻地启示我们，育药学人才，“药德”先行。

1药学人才:人类健康的天使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推动，没有高级的专门化人才，就不会有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昌明。历史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人才在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那么，什么是人才?人才的标准又是什么?在21世纪如何适应时代要求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等等一系列问题会伴着时展的脚步接踵而至。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从人才的蕴涵开始探索。

1.1创造性是人才的本质特征

人才学告诉我们，人才是具有一定社会活动能力，以自己的智力和专门知识进行创造性劳动，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领域，对人类社会进步能够或者已经做出突出贡献的人[1]。从一般的意义上讲，人才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创造性是人才的本质特征，这是由人才从事的创造性劳动决定的。所谓创造性劳动，即以前不存在的物质或精神成果，经人才的努力实践得以产生或生成，并且这些物质或精神成果对人类发展和进步的意义重大。而要使这些创造性的成果不断涌现，培养人才及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才是高等学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2]。

高等学校是国家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摇篮，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接班人的坚强阵地。然而，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人才不仅要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精湛的技术技能，而且还应该具有改革创新的思维，顽强、锐意进取的意志品格及全面发展的法制道德观念。既具有做事的本领，又具有做人的修养，只有如此，高等教育才能实现其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合格人才的办学目标。

1.2药学人才，“药德”最重要

如果说医学处在对人类疾病和健康进行诊治的起始阶段，那么药学则是对疾病给予攻击和治愈的关键。药品在维护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过程中始终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药品的研制与开发、生产与销售、使用与管理能否在实践的过程中保证科学、准确、合理、经济、高效，药学人员的素质是重中之重。中国晋代的医药学家杨泉在《物理论》一书中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达理不可任也;非廉洁纯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今用医，必选名姓之后。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贯微达幽，不失细小，如此乃谓良医”[2]。历史上许多著名医药学家在培养和选拔医药学人才时坚持将具有“仁爱”之心的要求放在首位，这在客观上表明了品德在药学人才素质构成中的重要性。

事实上，由于药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对药学人才的培养既要坚持技术上的精益求精，又要坚持德居首位。从科学的角度讲，药品与可谓一步之遥，药品质量是保证人类身心健康的关键，而要保证药品质量合格，疗效安全，对人类生命和健康有益，就要对生产、研制、开发和经营使用药品的实践人员实行道德控制，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其在药学实践中选择正确的道德行为。而药学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非一日形成，是一个漫长的教育和潜移默化的陶冶过程。在药学大学生中开展医药伦理学教育，是培养药学人才的十分重要的教育内容。现实的无数事实证明，放松了对药学人员的道德教育，就会使他们在实践过程中懈怠了自己的责任，甚至放弃了自己应尽的义务。从学生时代加强“药德”培养，可以使药学人员能够在刚刚进入专业大门的入口处就清楚该如何培养自己成为合格的药学人才，并且在行为的一点一滴中都能够按照道德要求严格自律。这将对祖国的药学事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真正实现药学人才是人类健康的天使的荣誉。

2医药伦理学对“药德”的规定

“药德”是药学道德的简称，在现代医药伦理学中对药学道德具有明确的概念表述。即指药学人员在药学实践中正确处理药学人员与患者、服务对象关系，药学人员与社会的关系及药学人员同仁关系的根本原则和行为规范。可见，药学道德是指导药学人员进行正确的道德行为选择的纲领和指南。

现代医药伦理学继承了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道德精华，在处理药学人员与患者、服务对象关系时强调赤诚济世，仁爱救人和一视同仁的道德要求，当患者和服务对象有求之时，应该给予极大的同情和关怀，给予尽可能做到的帮助，甚至无偿奉药;在处理药学人员与社会关系时强调要坚持原则，清廉正直及忘我献身的道德境界，当社会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瘟疫流行之时，药学人员应负起肩头的责任，为解除人类疾病的痛苦做出应有的贡献。如在2003年春季“非典”爆发之时，药学人员以极大的热情和忘我的精神，夜以继日研究和开发“非典”疫苗，展现了药学人员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人类健康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和无私的风采;在处理药学人员同仁关系时强调谦虚谨慎，尊师重道及团结协作的道德品格。当面对重大疑难课题需要解决之时，药学人员应团结友爱，淡泊名利，将集体、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在建立起良好的同仁关系的基础上，携手并肩，共创未来。

医药伦理学在药学人才的素质教育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医药道德由于其领域的特殊性和广泛性而具有普遍意义。药学科学的发展、药品疗效作用的发挥及国际性的伦理规范在指导药学人员实践过程中发挥了普遍性作用和影响。国外的医药道德思想也随着技术的对外开放走进国门，特别是在药品临床试验研究的过程中的基本道德要求及伦理委员会制度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知情同意，有利无伤，自主选择及公平公正是医药道德的基本原则。所有这些要求和思想，都将对药学人才综合素质的增强、道德水平的提升、个性人格的完善及奉献精神的培养具有战略意义。

3药学人才育德的基本途径

药学是实践性和科学性融为一体的高、精、尖科学，对药学人才的素质要求则是高之又高。然而，药学还是充满人道的科学实践，在药学实践发展的过程中，药学人员是否具有“仁爱”精神是检验其思想品质的试金石。 转贴于

高等医药院校在对大学生进行“药德”培养方面具有许多实践措施和灵活多样的途径。

首先，“第一课堂”的理论学习是培养药学人才品格素质的主要渠道。

理论是指导实践的重大思想武器，没有先进的理论就不会有高尚的行为，因为理论的熏陶对一个人培养崇高的思想境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高等医药院校在大学生中开设医药伦理学课，对于加强学生深刻了解中华民族医药道德思想的精华，弘扬中华民族医药道德思想中的精髓内容，使古代的医药学家优秀的道德品质得以传承，对于促进大学生将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有机统一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第二课堂”的社会实践是提高大学生道德觉悟的关键环节。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与实践的结合统一，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和苍白无力的。大学生在学习书本理论的同时，深入到制药厂、生产车间、医院药房、营销连锁店、药事管理部门等单位，亲身体验医药学实践中各种道德关系的处理方式及其意义，亲眼去目睹药学人员与患者、服务对象关系，药学人员与社会的关系及药学人员同仁关系的正确处理对药学科学事业发展及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具有的促进作用，从而增强在药学实践中践行“药德”的自觉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

第三，“专业课堂”的育德思想是增强大学生道德责任感的最佳途径。

医药院校的大学生凭借对药学专业的深深热爱和造福于人类的崇高理想，在学习专业方面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和严谨的治学作风，他们在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孜孜以求，具有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勇气和献身祖国医药事业的忘我精神。然而， 药学人才对自己肩头责任的理解和认识尚需要一个渐进过程。

道德责任观念的增强又往往是在学习专业知识和研究专业问题的过程中相伴而生的。如在现代转基因药物的开发与研制过程中，对目的基因质量的确保不仅具有科学意义，而且具有道德意义。这样的一种道德认识需要大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课堂上去理解专业实践行为的道德意蕴，需要专业课堂在知识传授的过程中增加育德思想，做到以知识启发人，以真情感染人，以道德教育人，以理想引导人。只有如此，才能对药学人才的道德素质教育收到实效。

总之，医药伦理学在药学大学生成长和成才过程中，在药学人才的综合素质形成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教育的途径和方法上，医药伦理学教育、教学也需要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但是，有一点是坚决不能动摇的，那就是应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用理论的内容和对知识的理解指导药学人员的具体实践，从而，真正实现高等医药教育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的目标，推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确保药学为人类的健康和长寿服务。

参考文献:

第4篇：科学实践观及其意义范文

关键词：科学知识变化；逻辑解释；认知解释；社会解释；评价

20世纪是现代科学迅速发展的世纪，也是科学哲学在激烈论战和频繁的范式变更中不断趋向丰富的世纪。纵观20世纪科学哲学在风云变换中发展历程，科学知识的发展变化问题则是一条贯串始终的红线。先是作为当代科学哲学第一个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逻辑—理性论的解释模式。后又有50、60年代各个学派围绕这一问题的激烈论战。70年代以来，迅速崛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在对逻辑—理性论进行否定性批判的基础上，建构了科学知识变化的社会学解释模式。与此同时，当代认知科学和心智哲学在向科学哲学渗透和扩张的过程中又建立了科学知识变化的认知论解释模式。社会学解释模式的相对主义取向和认知解释模式的心理主义取向都正是弗雷格以来的现代哲学传统一开始就背弃的东西。所以，这两种解释模式与逻辑—理性论自始至终处于激烈论战和尖锐冲突的状态。然而，认知解释模式与社会解释模式也并非相安无事，知识社会学家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逻辑解释模式，而且强烈地反对指向人类心智的认知解释模式，指责这种研究路线是“认知个体主义”（cognitive inpidualism）；[1]而认知理论家则认为社会学解释模式根本不能揭示新的知识信念发生和形成的实际过程，只有认知解释模式才真正揭示了知识变化过程的实际发生机制。可以说，在科学知识发展变化问题上，20世纪的最后30年就是在这三种解释模式分庭抗礼、相互攻讦中走过的。

那么，这三种解释模式之间究竟处于何种关系？激进的社会解释模式和激进的认知解释模式能够独立地对科学知识的发展变化做出充分的说明吗？在走向新世纪科学哲学的重建时，我们究竟应如何评价这三种解释模式？显然，恰当地评价这三种解释模式的成败得失，并在三种解释模式的共时性对比中，对近年在我国学术思想界影响日甚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一专题性审视、对当前在我国尚处于初始研究阶段的认知主义趋向作出基本的估计、对长期遭到否定和批判的逻辑—理性论给予准当的地位，这对于理解和把握科学知识及其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探究和开拓科学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进路和进步方式均具有颇为重要的前提性意义。

1 知识变化的逻辑—理性论解释模式

在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所奠立的语言分析哲学的基底上，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建立了当代科学哲学的第一个研究范式，并为科学知识的增长和变化提供了逻辑—理性论的解释模式。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看法，科学知识的增长和变化是以归纳主义的逻辑方法完成的：一个科学假说被提出之后，科学家们便根据经验证据（即观察陈述）对之进行检验和评价；当经验证据以归纳确证的方式对该假说提供了一定概率度的支持时，这个假说便被作为科学知识接受下来。设h为一前知识型假说“燃烧是可燃物与氧进行的化合反应”，e1，e2，…en是对h进行归纳确证的经验陈述，那么，这一解释模式可简化表示如下：

h：如果燃烧就是可燃物与氧进行化合反应，那么任何物体燃烧后其重量都将增加；

e1：物体a1燃烧时重量增加；

e2：物体a2燃烧时重量增加；

……

en：物体an燃烧时重量增加。

所以，假说h得到逻辑确证，从而取得作为科学知识的地位。

这是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对科学知识的增长问题所做的说明。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以库恩、汉森等人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使科学哲学发生了解释学的转向。科学研究的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也因之渗入了各种科学哲学问题的求解之中。这样，坚持弗雷格—罗素哲学传统的科学哲学家便不得不把单一的归纳逻辑方法从语言系统和信念变化的层面加以扩张和整合，并进而以此来为知识发展变化的逻辑模式进行新的辩护。其代表人物包括列维（I. Levi）、萨尔蒙（W. Salmon）、勒里尔（K. Lerer）等人。按照他们的看法，对科学知识的增长和变化应采用如下这种以科学家的信念变化为基础的逻辑图式进行说明。

科学家们拥有一组在先的信念；

科学家们使用某种逻辑方法；

当科学家们把这种逻辑方法应用于在先的信念时，他们便逻辑地得到一组新的信念；

所以，科学家们接纳这组新的信念作为科学知识。

针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对科学知识变化的认知解释和社会解释取向，列维等人再次强调了认识论研究的逻辑—理性主旨：“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应当是为知识改进的标准提供一个系统的说明。……提供一种关于条件的系统刻划，在这些条件下，知识汇集中的更替是正当的或得到辩护了的。”[2]列维从科学家信念变化的视角把科学知识的增长和变化问题析解为如下三种辩护。（i）在时间t，X（一个科学家或一个科学家共同体）有知识汇集Kx，t。对于X来说，知识的变化问题就是：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改动他的知识汇集，并且必须对他自己就他拟作出的任何改动进行辩护。（ii）X不是对他自己辩护他的知识汇集的修改，而是要对其他的某一个或某一群行动者Y辩护其知识汇集的转变。（iii）在时间t，X的知识汇集中有h而Y的知识汇集中没有h，X就要对Y就Y为什么应当修改他的知识汇集以便与X的汇集相一致进行辩护。显然，知识的增长和变化取决于这三种辩护的成功。而后两种辩护的成功又建基于第一种辩护的成功。

按照列维的描述，X把h添加到其知识汇集中的合法性是以初始汇集的各项为前提得到逻辑辩护的。具体地说，X在时间t的知识状态就是X在时间t在语言L中的一个语句集Kx，t，且Kx，t满足如下两个条件：（i）Kx，t是演绎闭合的，即语言L包含了Kx，t语句集的所有演绎推论。（ii）Kx，t包含演绎闭合集UK（语言L的原始汇集）所有可用语言L表达的项，UK由所有逻辑真、集合论真、数学真或其他无论什么被算作“不可改”的断定所组成。因为只有这样，现实的科学研究乃至一般思维才可以实际地进行、才可以被理解。“知识的改变，或更确切地，关于什么是真、确定地真和不可误地真的承诺的变化，是从一个演绎闭合集到另一个演绎闭合集的转换。”[3]而这种转换是遵循某种逻辑程序或常规的结果。列维认为知识的变化和增长正是因此而得到合理性的辩护。列维还特别针对波普和库恩的历史主义取向指出，X修改他的知识汇集的合法性完全服从于“客观的”或“主体间的”评价；“就Popper当真打算把修改知识汇集的问题作为‘主观的’或‘实用主义的’问题而取消来说，他已经使知识增长的问题变得平庸了。更糟的是，他暗中把这个领域留给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坚持人类知识的增长应该是心理学化的，社会学化的，或历史学化的——而不是合理化的。”[4]

尽管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等与列维等后期人物在X辩护h的具体逻辑方法方面有所不同，但就其作为解释科学知识变化的模式来说，二者是一脉相承的。其实质内含均在于，试图把科学知识的变化和增长解释为把某种逻辑方法运用于在先的确证命题或知识汇集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后，格登弗（P. Gardenfor）在《增长中的知识》（1988）、豪森（C. Howson）和阿贝奇（P. Urbach）在《科学推理：贝叶斯传统》（1989）以及列维在《信念的固定及其取消》（1991）等著作中，继续坚持上述的这种逻辑主义解释模式。当然，他们在反击认知解释模式和社会解释模式的同时，也从一些方面对逻辑解释模式进行了补充和修正。

2 知识变化的认知论解释模式

随着心理学在20世纪50年代后日渐从外部的行为主义转向对内部心理过程的考察、随着语言分析哲学在60年代以后逐步深入到人类心智的层面来探讨语言及其意义发生作用的机制，到70年代中期，在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人类心智的认知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随后，认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广泛地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从人类心智的认知过程和认知机制来研究解决知识的变化和增长问题便成为科学哲学家们致力研究的重要论题。P.丘奇兰德（P. Churchland）、R.吉尔（R. Giere）、P.萨加德（P. Thagard）等都是对科学发展和知识变化进行认知解释的著名代表人物。认知科学哲学家解释科学知识变化的基本立足点是个体科学家的心理表征。这种解释与弗雷格以来的反心理主义传统背道而驰。按照认知解释，人类心智包含表征结构和表征程序，心智的表征程序对表征结构进行心理操作而产生出新的表征结构，科学知识变化的本质就是形成这种新的心理表征结构。认知解释模式可简化表示如下：

科学家们拥有一系列蕴涵在先信念的精神表征；

科学家们的认知机制包括一套计算性的精神操作程序；

当科学家们把其精神操作程序应用于其精神表征和在先的信念时，便产生出一组新的信念表征；

所以，科学家们接受这些被得到的信念表征作为知识。[5]

认知解释模式本质上是一种非逻辑—理性型的解释模式。因为它把各种非逻辑、非理性的心理表征作为科学知识变化的根本。它虽然也把类命题性的信念包括在心理表征之列，但它认为在科学知识的形成和变化中图像、映射（mapping）和视觉形象等等非命题性心理表征才是根本性的东西、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信念的形成和接受并不是基于客观实在性和逻辑推导性而是基于信念的融贯性：信念被接受乃是在于它们的精神表征程序的操作性及其与其他信念表征的融贯一致性，而所谓融贯一致性也是指信念借助于心智的联结运算法则的可表征性。

具体地讲，认知理论家对科学知识变化的解释主要是借助于认知科学的分类、学习、概念化、范畴化和模型化理论来进行的。认知主义者认为，“对思维最恰当的理解是将其视为心智中的表征结构以及在这些结构上进行操作的计算程序。”[6]因此，科学知识的生成和变化过程就是个体科学家通过心理表征和计算操作程序把以各种方法形成的心理表征进行类别化、概念化、范畴化和模型化的过程。按照认知理论，因为“我们的认知能力在某一时间只能处理一个层次、只能认知事物在某一个认知层次上存在而在其他层次上不存在的性质。”[7]所以，当我们认知任何事物时，心智的计算性认知程序将本然地首先把认知的事物归于某个层次或某个类别。

就科学知识的变化来说，重要的是概念化过程和模型化过程。所谓概念化就是指通过内部的心理表征和计算操作程序以某个认知对象为中心形成一个新的表征图式。萨伽德在“化学革命的概念结构”（1990）一文中以拉瓦锡的氧化论为例，对科学知识形成和变化的过程进行了认知主义的概念化解释。萨伽德的说明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从心理表征层面描述了拉瓦锡形成氧化图式并以氧化图式取代燃素图式时所发生的概念图式组合过程；二是根据心理表征的融贯性对拉瓦锡选择氧化论而不选择燃素论进行了说明。在这两部分说明中，概念图式都仅仅通过内在的精神表征系统而得到，心理表征的融贯性则通过详细说明的、心理上似乎真实的计算程序来判定。[8]“关于科学知识变化的模型化理论，主要地利用（employ）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资料去理解科学理论的结构，并进而阐明模型化在关于科学知识的变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9]按照模型化理论，在科学知识模型的构建和变化中，心理认知的模型建构过程是以某特定表征性概念为中心向外围的辐射建构；对特定概念的心理表征的不同，将导致心理计算操作过程中形成一个不同的建构模型。“钟摆概念的核心内容与外围内容的结构模式是依赖于人们关于经典物理学的知识的。没有受过经典物理学之正规训练的人与专家（例如物理学教授）将会有很不相同的概念模型建构。”[10]总之，概念化也好，模型化也好，其根本之点均在于认为，科学知识的形成和变化过程完全是内在的心理表征和计算操作的结果。

不难发现，认知解释模式所假定的精神表征和计算理论与逻辑—理性方法有着实质性的不同，而且它把非逻辑性的精神表征和精神操作置于科学知识发展变化的根本性地位。“所以，对于提供关于科学的理解来说，认知解释模式与逻辑解释模式是相互对立和相互竞争的对手。”[11]

3 知识变化的社会学解释模式

沿着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所开拓的方向，1970年代兴起了以研究科学知识变化问题为核心内容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与认知主义者关注于个体科学家的心理表征和认知机制不同，科学知识社会学者则把探索的目光聚焦于科学知识变化的社会学侧面，试图以此来揭示科学知识变化的本质。按照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科学知识的发展变化本质上依赖于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联系，以及科学家们从个人利益到民族情感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正是这种利益关系、权力关系和各种其他社会联系决定着科学家们的研究和科学知识的变化。社会学解释模式可简化为如下图式：

科学家们有在先的信念和利益；

科学家们处于社会联系和权力关系之中； 科学家们在先的信念和利益及其社会联系和权力关系引导他们得出某些知识信念；

所以，科学家们接受这些信念作为科学知识。

布鲁尔（D.Bloor）和巴恩斯（B.Barnes）所提出的“强纲领”典型地体现着知识之社会学解释模式的实质内含和本质特征。按照布鲁尔的看法，对科学知识产生、变化和增长的说明必须贯彻四条基本原则。[12]（1）因果性原则：对科学知识变化的解释应是因果型的，即，应涉及那些导致各种信念或知识之状态的社会性条件。（2）公正性原则：在对科学知识变化的说明中，应当公正地对待真理与谬误、成功与失败。而不能戴着“事后之明鉴”的有色眼镜去进行说明。（3）对称性原则：对科学知识变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要以同一类型的原因去解释和说明。（4）反身性原则：对知识变化的社会学说明模式必须能够运用于它自身。以这四条基本方法论原则为基础，布鲁尔、巴恩斯等人通过对科学史案例的研究，对科学知识的变化给出了社会学的说明：科学知识的产生和确立在其决定性环节上是由科学实践活动的各种社会因素决定的，“我们如何使用概念，尤其是如何扩展概念，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文化因素。”[13]科学知识社会学经常引用的两个案例是巴斯德—普歇案例和拉瓦锡—普里斯特列案例。前者主要用于体现知识形成和变化的利益—权力本质，后者主要用来展示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的社会机制对知识之确立的影响。

按照早期的逻辑—理性论解释模式，巴斯德1862年的曲颈瓶试验合理性地证实了生命非自然发生学说。因为曲颈瓶试验表明：在只有纯净空气能进入培养液——肉汤的情况下，肉汤并不腐败、并不产生微生物；直颈瓶中腐败肉汤的微生物实际上并不是肉汤自身产生的，而是由不纯净的空气带入的。所以，“生命并不能由无生命物质自然生成”是逻辑—理性地确立的。布鲁尔认为对当时科学知识变化的这种逻辑—理性解释模式至少是不充分的。因为，普歇从干草浸液中培养出微生物的实验，无论是其实验方法、实验程序还是其结论，在当时的科学背景下是同样确实可靠的。巴恩斯和布鲁尔指出，拉卡托斯和劳丹等逻辑—理性论者把科学增长的合理性方面充分地用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把无法以此说明的所有问题交给社会学家去进行非合理性的解释，这“很典型地是在坚持某种形式的二元论”[14]。按照他们的看法，巴斯德的反自然发生说在当时取得胜利而普歇的自然发生说遭到失败，乃是由于它们处于不同的社会利益和权力关系之中。他们引证历史资料指出，在1864年对巴斯德—普歇争论进行评判的五个委员中有两个原本就反对自然发生说，还有两个与巴斯德相熟的成员理所当然地信仰巴斯德的理论，评判的结果自然是巴斯德的理论获胜；当然，巴斯德的理论的确是正确的，而普歇的观点的确是错误的，但这一评判是在1876年科学家发现干草浸液中有一种煮沸到100摄氏度仍不能杀死的胚芽时，才能“合乎理性地”做出的。所以，科学知识的变化实际上是社会利益和社会权力运作的结果，而不是依逻辑和理性程序运作的结果。

布鲁尔等人还以氧化学说的建构过程对知识变化的社会交流本质进行了论证。（1）拉瓦锡的氧化论主要是在与众多的朋友和合作者的社会交际和信息交流中形成的。例如，1772年马尔乌向拉瓦锡演示金属煅烧时增重的试验；1774年普里斯特列在访问巴黎时向拉瓦锡报告并展示氧化汞加热时产生气体并形成红渣的试验；拉瓦锡作为法国科学院的成员对其学术研究会议广泛参与；在拉瓦锡周围形成的质疑燃素说的那个共同体；等等。（2）拉瓦锡作为税务承包人所拥有的充足的资源和时间则为他进行研究、交际并最终建立氧化学说提供了保证。（3）法国科学在18世纪后期的制度组织方式则是氧化学说得以形成和确立的关键因素。在被高度组织化和中心化的法国科学共同体中，作为科学院成员的拉瓦锡的权威力量、正式教育的压力、集中学习的社会组织方式、科学领域的就业机会以及奖励与赞誉的竞争体系，所有这些都为氧化学说的形成和确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布鲁尔认为正是这样的社会性过程，而不是逻辑和理性，导致了氧化学说并确立了其作为科学知识的地位。

布鲁尔和巴恩斯的中心思想是，传统科学哲学对知识发展变化的合理性解释本质上建基于不公正的和有偏见的方法论，是对科学史进行典型的“辉格式解释”的结果。科学知识发展变化的社会学解释建基于丰富的科学实践，这种解释才真确地揭示了科学知识变化的本质内含。

4 评价与结论

近代对科学知识及其变化寻求逻辑—理性解释的传统发端于笛卡尔。弗雷格、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学派所建立的逻辑解释模式正是探讨知识问题的逻辑—理性传统在当代的发展。其核心在于，要求把人类认识或知识问题的研究与主体的个别心理过程和社会事务严格地区分开来，认为知识的辩明和确立的问题是一个纯粹语言—逻辑的意义运作问题，既与认识主体的个别心理过程无关，更与认识主体的各项社会事务无关。“直到1970年前后，‘被普遍接受的标准观点’仍然是：对于哲学的目的来说，科学理论是被解释的、形式的、公理的系统。一个理论的公理是原则上或为真或为假的陈述；‘定律’则被理解为普遍概括；科学理论则具有一种公理的、演绎系统的结构。”[15]

自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发表以来，批判、否弃传统的逻辑—理性解释模式逐渐成为科学哲学的主流倾向。经过一番与传统理论的激烈论战，这一倾向终于在70年代后整合演变为关于科学知识变化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和认知主义解释模式两大基本取向。

毫无疑问，认知理论家和科学知识社会学者对传统的逻辑解释模式的许多批评都是正确的。正如认知理论家所指出的，关于知识增长的认知研究提供了比逻辑传统丰富得多说明资源，非逻辑的心理表征的确在科学知识的形成和变化中起着重要作用；也正如社会学者所指出的，逻辑解释模式的确是不充分的，社会因素确实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变化起着重要作用。但问题在于，抛弃逻辑—理性因素的认知主义解释模式和社会学解释模式也不能对科学知识的形成和变化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比如布鲁尔颇为得意的巴斯德—普歇案例，当时的科学界接受巴斯德的理论固然有诸多社会因素的作用，但逻辑—理性还是居于重要地位，而且社会因素的作用终究要让位于逻辑—理性因素；因为，即使当时的科学界由于社会因素而接受了普歇的理论，这一状况最多也只能坚持到10年后的1876年。科学不可能由于社会因素而一直“固执”下去。这正是科学成其为科学、科学区别于其他人类文化现象的本质所在。另一方面，尽管在科学家的认识过程中各种非逻辑性的精神表征及其内容起着重要作用，但所有这些精神表征都必须经过命题性的逻辑—理性环节才能落实下来、才能确立其作为科学知识的最终地位。所以，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和认知主义理论在对传统的逻辑解释模式进行批判时显示了其优越性，但如果从建设性向度去考察它们，抛弃逻辑—理性因素后，单独的社会解释模式和单独的认知解释模式也同样不能对科学知识及其变化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关于激进的社会解释模式和认知解释模式，库恩的态度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库恩虽然以其《科学革命的结构》直接开拓了当代科学哲学的社会学进路和认知论进路，但库恩对激进的社会学解释和认知主义解释并不赞同。针对布鲁尔和巴恩斯所主张的激进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库恩曾明确指出：“‘强纲领’已经被广泛地理解为主张权力和利益就是一切。……谈论证据或谈论从证据中引出的断定的合理性，以及谈论那些断定的真理性或可能性，被视为不过是修辞学。而在这种修辞学的背后，则是被得胜方掩盖的其权力力量。由此，被当作科学知识的东西不过是因权力而得胜的一方的信念。我站在那些人一边，他们已经发现了强纲领的主张是荒谬的：一个解构发疯的例子。”[16]库恩与认知科学之间则是一种颇为微妙的张力关系。“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于著名的‘认知革命’（the cognitive revolution）的萌芽时期。库恩和认知科学所设法对付的都是知识问题、概念问题和学习问题，而且在库恩与认知科学对这些问题所提供的说明之间是一种平行共进的关系。然而，库恩却从没有使用认知科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资料。尽管认知科学的研究资料对库恩的范式理论将会给予有力地推进。这一情况是令人迷惑的。因为库恩对于‘心理学化’并没有传统哲学的那种憎恶；而且事实上，来自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将支持《结构》中最激进的那些主张，诸如概念变化的‘格式塔转换’这一主张。的确，《结构》所描绘的研究纲领似乎本然地就是历史的、哲学的和心理学的。”[17]那么，库恩为什么从不使用认知科学的研究资料呢？这一被称为“库恩之迷”（Kuhnian Puzzle）的论题近几年在科学哲学领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据安德森（H. Andersen）和纳塞申（N. J. Nersessian）的研究，库恩之所以从未使用认知科学的研究资料，其根本原因在于，库恩并不赞成认知主义所主张的那种激进的心理表征模型。库恩的基本立足点是，“发生于科学革命、规范科学和科学学习中的那些思维并不是基于心理规则，而是基于范例。以规则为基础的关于思维的‘心的计算理论’实际上正是库恩力图排除的东西。”[18]总之，库恩虽然把个体认知维度和科学的社会维度引入了科学哲学、虽然他坚持认为科学实践包含着心理认知维度和共同体的社会维度，但他同样反对70年代后发展出的那种激进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和激进的认知主义解释模式。

20世纪的最后30年是关于科学知识的逻辑—理性论遭到猛烈批判和极度挤压的时期。认知主义者和科学知识社会学派是分别从不同侧面对之进行否定性批判的集中体现。传统的逻辑—理性论解释模式的确存在诸多不足、的确必须从科学家个体的心理认知机制和科学共同体的社会性质维度加以丰富和完善，但如果抛弃逻辑—理性这一根本点，把科学完全“心理化”或“社会化”，必将模糊科学的独有特征、抹煞科学与其他人类文化的区别、最终将使人类理智的科学理性向度及其体现的逻辑—理性精神弱化、湮灭于其他文化形式之中而面临消亡的危险。在新世纪之初回过头来总结百年来科学哲学的发展、构思其未来进路时，我们不妨引用一下维特根斯坦在其最后的著作《论确定性》中关于知识的确定性问题所说的一段话：思想的河床可以移动。但我们需要区分河床中水的运动和河床本身的移动；虽然它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划分。虽然作为河床的部分泥沙会与河水一起运动，但河流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有确定的河床。[19]

参考文献

[1]S Downes. Socializing Naturalized Philosophy of Science [J]. Philosophy of Science. 60(1993). 452-468.

[2][3][4]列维.再论接受[A].江天骥.科学哲学名著选读[C].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360，387， 382.

[5][11]P Thagard. Mind， Society，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J]. Philosophy of Science，61(1994). 632，633.

[6]P 萨伽德.认知科学导论[M].朱菁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9.8.

[7]F Rohrlich. Cognitive Scientific Realism [J]. Philosophy of Science 68(2001). 201.

[8]P Thagard.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the Chemical Revolution [J]. Philosophy of Science 57(1990). 183-209.

[9][10][15]R Giere.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Theories [J]. Philosophy of Science 61(1994). 278，284，276.

[12]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1976].4-5.

[13]B Barnes. On the conventional character of knowledge and cognition [A]. K Knorr-Cetina & M Mulkay. Science Observed[C].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 Calif.:Sage， 1983.30.

[14]B 巴恩斯，D 布鲁尔.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J].哲学译丛，2000（1）.6.

[16]T S Kuhn. The trouble with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R].Robert and Maurine Rothchild Distinguished Lecture， 19 November 1991， Depart.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1992.8-9.

第5篇：科学实践观及其意义范文

整合就是指一个系统内各要素的整体协调、相互渗透，使系统发挥最大效益。 教学系统内的整合有两层含义：广义上，整合是指使分化了的学校教学系统的各要素及其成分形成有机联系、成为整体的过程;狭义上的整合，是指以学科科目为中心的整合，立足于学科内容改革，目的在于建立学科之间有机联系的理论体系。本文中所讨论的整合是指狭义上的整合，这种整合思想把工商管理专业课程作为教学系统的组成要素，它不是把某一门课程与另一门课程的内容强加在一起，而是把工商管理专业的相关课程与网络信息技术作为载体的整合，将网络信息技术融入专业学习目标，把网络信息技术的现代运用与专业教学紧密结合起来。美国教育技术 CEO 论坛第 3 年度(2000)的报告指出：“数字化学习的关键是将数字化内容整合的范围日益增加，直至整合于全课程，并应用于课堂教学。 当具有明确教育目标且训练有素的教师把具有动态性质的数字内容运用于教学的时候，它将提高学生探索与研究的水平， 从而有可能达到数字化学习的目标。为了创造生动的数字化学习环境， 培养 21 世纪的能力素质，学校必须将数字化内容与各学科课程相整合，以便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与效率。”这段话明确指出：“为了制造生动的数字化学习环境， 培养21 世纪的能力素质， 学校必须将数字化内容与各学科课程相整合。”在我国数字化教学模式主要依托现代网络信息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高职教育正在该领域积极探索。

二、高职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高职院校的工商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应定位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牢固学习掌握专业中的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管理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企业管理能力，能胜任工商企业一线管理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工商管理专业应着眼与现代信息高速发展的现实，高职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应突出网络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中应符合以下要求。

第一，掌握企业管理、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能够运用一定的管理技巧、方式、方法手段，进行一线管理，具备一定管理创新的能力，熟悉与工商企业有关政策方针和法规。

第二，拥有一定的信息素养，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具有搜集市场信息，掌握现代网络学习的基本技能。熟练运用信息技术进行表达、交流、合作的能力以及运用信息技术解决实际问题。

第三，能够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了解工商企业管理方面的理论发展动态， 并及时作出积极反应，熟悉企业运作、市场开拓的一般常识，且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公关及一定的企业战略策划的能力。

二、高职工商管理专业人才能力要求

高职院校在培养专业人才时，不仅要教授学习知识，还要教授学生如何学会学习，同时让学生掌握相应的岗位能力和专业技能，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为日后能胜任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能力是指解决实际问题的才干，是胜任某项任务的主观条件，是职场成功的必要技能。 高职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应具备专业基本能力、专业核心能力。

(一)专业基本能力

专业基本能力包括：基本技能、个人品质及思维技能。

1.基本技能是指从事专业工作必须具备的能力。具体内容包括：具备一定阅读能力，会搜集、理解书面文件;能够正确写书面报告、调查报告;能正确理解语言信息;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具备一定基本的数学计算能力。

2.思维技能是指能有效运用知识解决 问 题 和创新。具体内容包括：具备一定的想象力，能得出新想法;根据任务或目标，围绕各种因素，做出准确决策;能够根据问题，找出原因，并解决问题;根据抽象或具体的复杂信息进行思维分析;具备自主学习能力，通过学习工具、技巧和策略来掌握新知识与新技能。

3.个人品质是指企业或雇主期待员工具备的品格。 具体内容包括：目标导向、爱岗敬业、全力以赴、坚持到底、追求卓越等;自信、知己、知人，能够赢得信任、遵守职业道德、社会道德行为准则、有社会正义感及社会责任感; 能够正确进行自我评价、自我控制、自我激励。

(二)专业核心能力

1.管理能力。 管理能力分为：员工管理与自我管理。员工管理是从员工个体的角度看待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分析员工的个性差异和需求差异，并使之与企业效率相结合，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励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达到人与事的最佳配合，这是员工管理的中心内容。 员工管理能力包括授权技巧、激励管理、监督管理、绩效管理、员工培训等技能。自我管理指受教育者依靠主观能动性按照社会目标，有意识、有目的地对自己的思想、行为进行转化控制的能力。

2.人际能 力 。 人际能力是指有较强的人际沟通、组织协调能力，团结协作意识强，工作积极主动，具有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些能力都是学生将来能否在企业中胜任管理工作的关键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除了在课堂教学中进行培养外，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实践教学环节来进行培养。 具体体现在协助能力、服务能力、领导能力、协调能力、共事能力。

3. 信息素养能力是指能够有效地对信息进行获取、分析、加工、利用和评价。具体包括确认、获取或创造所需信息，评价所得信息的相关性和适用性;组织和维护信息，以系统化方式组织、处理和维护各种信息;阐释和传递信息—选择和分析信息，并用多种媒体信息传递结果;利用计算机处理信息—能运用计算机获取、组织、分析和传递信息。

4.创新思维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是指在科学、艺术、技术以及各种实践活动中能运用知识和理论，不断提供具有各种价值(经济、社会)的新方法、新理论、新思想和新发明的能力。 它包括假设、推断、质疑、想象、聚合与发散、联想等多种思维能力。 诸如发散思维、逻辑推理以及抽象概括等思维能力。

5.实践能力是指人们在有目的地探索和 改造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性客观物质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素质。 它包括科学实践能力、社会实践能力、生产实践能力和教育实践能力。 实践能力是人的智能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的素质形成的基础。

上述五个方面的核心能力，在高职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中起到关键作用，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在工商管理专业课程学习环境中的创设，达成一种新的能力培养学习方式，将教学结构与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与创新，为企业培养出所需的创新人才。

三、网络教学与高职工商管理专业教学整合中的特点

现代高职工商管理专业教学，应倡导形成一种混合模式人才培养体系。 所谓混合模式，即通过传统教授模式与基于网络信息化的教学模式相结合的新型模式。 例如，以江西工程职业学院工商类专业调查结果来看， 在有效回收的 298 份问卷中，78.1%的学生认为在传统教授课程中所学技能与企业要求无关，导致该类课程学习兴趣低落，同样有86.3%的学生对于网络课程的兴趣较高， 并且能够与企业要求的技能相近，83%的应届毕业生认为通过混合模式的教学能够培养自身的技能并且可以胜任企业的要求。网络教学主要是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创设信息化的教学环境， 其教学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以教师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参与程度低高理论讲授案例讨论角色扮演计算机辅助视听教学简单知识自学协同式学习内容内容复杂知识

(一)教学形式多样化

通过网络教学， 创设网络化的虚拟教学环境，学生可以通过企业管理专题研讨、营销策划方案交流和资源共享，实现共同教与学的目标。 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 “归属感”， 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一方面，在网络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下使用多媒体课件讲课，课件内容将清晰地、全面地展示主要教学内容。重点、 难点通过课件分合式高度智能化的显示，使学生可在更短的时间内综合地把握好要学习的内容;另一方面学生可以通过学校的远程教学平台对于该课程中的课程教学大纲、IP 课件、教学实施方案等教学资源进行预习、复习、讨论，学生通过自学、协同式学习自主地建构知识，从而达到“从简单知识到复杂知识”的学习目的。

(二)教学主体的改变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以“学”为中心。 在网络教学活动进程中，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和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教师的角色则成为教学过程中的组织者、指导者、协调者;教学内容(课本)所提供的知识不再是“以教师为中心”的简单灌输，也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而是成为学生主动建构知识意义的其中选项;教学媒体用来创进行协作、学习设情境、讨论交流，作为学生自主学习和协作式探索的认知工具与情感激励工具，不再是教师传授课程的工具。 显然，在网络教学与专业课程整合过程中，教师、学生、教学内容与教学媒体等要素和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相比，各有作用、各有相互联系。 因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有效地利用网络技术手段，进行自主学习，大大提高了学习参与程度。 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不仅仅只局限于课堂内的老师，他们可以在网上进行案例讨论、角色扮演。 学习者的学习方式更加灵活，不再局限于在课堂，可以在有网络的任何地方，如寝室、实习单位等，学生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应用多媒体教材进行学习。

(三)师生实时与异步交互

远程教学平台的实时辅导与异步答疑功能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功能，也是整个网络教学体系的基础。 教师可以在教学平台中在线答疑，对学生的疑问及时进行解答， 也可以通过 E-mail,QQ 群等沟通方式进行辅导， 极大的满足了学生学习的需要。

(四)合理的学生评价体系

当前， 许多高职工商管理专业对教学评价的检验过于依赖于平时随堂作业和期末考试的分数期末考试的结果。 虽然不少院校已实现了客观题答题卡过机自动评分，主观题人工流水作业式评分，质量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实用化程度有明显提升。 但是这种单一的评价体系， 对于高职学生的能力培养是不利的， 其实际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及独立完成一项工作的能力得不到具体体现， 网络教学模式可以进行及时反馈，增加完善评价机制，学生通过远程教学平台中设置的学习任务以及学习过程评价机制和结果评价， 同时教师对学生在平台中的学习效果给予及时反馈。 强化差异评价和个性评价，个性化学习建立在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特点、兴趣进行有选择的学习，其中学习目的和学习内容体现出较强的差异性， 这也决定了对学习的评价要采用差异评价和个性评价。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通过网络教学中的形成性评价体系结合期末考试的终结性评价的形式，综合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评价。

四、网络教学整合中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现代信息技术是为网络教学提供必要条件，网络信息技术与专业课程整合是为专业人才培养提供有利于建构新型学习环境与学习方式的教学设计方法;教学深化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则是网络教学与专业课程整合的最终目标。整合的前提和基础是有利于构建新型学习环境与学习方式的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教学没有必要的条件，就无从说起;但是没有科学的教学设计整合方法，新型的学习环境的建构、 新型的学习方式也就无法形成，条件再好也不能发挥作用。

(一)资源建设中的问题

尽管各高职院校建设了很多教学资源。现在大多数资源重复建设，资源孤岛现象比较严重，资源重复建设，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缺乏统筹的规划，资源分类不规范等等问题都还存在。这样很难实现

优质资源共享。 校内教学资源与校外企业实际脱节，不能很好适应学生个性化的学习和对学生个性化的教学。 目前，多媒体数据库、数据挖掘技术、网络技术、网格技术等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对分布式的、动态的海量信息进行有效的处理，将能够有效地连通一个个信息和资源孤岛，有助于实现优质资源的全面共享。资源建设全面共享可以更好地提高效率，把资源做得更好。 资源建设中应注重结构化知识展示与自主学习资源相结合。 一方面结构化知识展示把教材内容的相关把课堂教授的教材内容、图片、动态音、视频资料结构化处理，另一方面把课外学习素材、相关网站链接、学习工具作为资源建设的有效补充，以满足学生对自主学习资源的需求。

(二)教学设计

网络教学模式中教学设计决定了人才培养的效果以及学生的专业基本能力、专业核心能力能否在新型教学模式下得到提高。因此网络教学与传统课程的整合， 要紧紧围绕提升学生能力这一中心，教师在进行课程整合的教学设计中，首先要做到明确教学目标， 将教学目标与网络信息化内容联系起来; 其次确定课程整合应达到的或可以被量化与评价的结果和标准; 最后依据所确定的标准进行评价， 然后按评价的结果对整合方式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便更有效地达成教学目标。以工商管理专业的课程《市场营销》为例，网络教学中的课程责任教师负责布置研究性任务， 拟定情景性的问题、 研究性的课题或需要合作研究的项目; 在课程实施中由授课教师组织学生设立研究小组或讨论小组， 同时课程责任教师对教学计划、教学进度进行评估和审核;授课教师则组织学生开展网上自主练习，设置完成思考性问题、形成性练习、形成性考核;对任务完成的作品、任务完成的过程和感受、体验进行有效展示。教学设计中还应制定一套科学有效、 切实可行的教学评价体系，定期对学生学习全过程进行各种评价，如前期评价、过程评价、结果评价等。

网上协商讨论研究成果项目实施评价标准网上自主练习远程讨论、 交流与反馈/提问答疑和指导研究方法指导/建议提供/问题诊断/在线答疑前期评价/过程评价/结果评价任务完成的作品/任务完成的过程和感受和体验思考性问题/形成性练习/形成性考核研究小组/协作模式/研究计划/研究进度/信息技术的培训情景性的问题/研究性的课题/需要合作研究的项目课外学习素材/相关网站链接/学习工具把教材内容的相关文本、图片、动态音视频资料结构化处理教师/专家在线指导课题实施研究性任务自主学习资源结构化知识展示在线学习设计教学设计资源设计网络教学模式。

第6篇：科学实践观及其意义范文

良好的公共关系，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关注公共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塑造企业形象。形象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也是企业追求的最高目标。良好的企业形象能给企业带来无穷的益处，对内能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得到员工的认同；对外能吸引人才，得到社会的支持，获得资金提供，获得消费信心。所以企业应该运用好公共关

系，不断塑造企业形象和产品形象，为企业实施经营管理计划营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关键词：公共关系；职能；作用

市场竞争为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对以社会公众为服务对象的保险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如何在市场竞争中占领市场，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是众多保险企业的领导者和广大职工非常关切的问题。实践证职，在促进保险企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由于保险企业服务对象的公众性和广泛性，决定了良好的公共关系是促进保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保险企业积极开展公共关系工作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保险企业在经营中越来越离不开公众的支持；而企业在社会公众的接纳与支持申得到发展，又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基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各种保险保障，从而促进了我国保险市场的形成与完善。保险市场的形成和保险市场中竞争的加剧，使保险卖方市场过渡到了保险买方市场。而买方市场的形成，使得社会公众越来越拥有制约保险企业发展的权利，使保险消费者成为保险市场上的支配者和保险企业发展的主宰者。在这种情况下，哪家保险企业能够赢得公众的信赖，哪家保险企业就能占领市场，从而获得企业发展的源泉。因此，公众已经成为任何一个保险企业苦苦追求并争取赢得其依赖和依托的对象。这就促使保险企业必须通过积极开展公共公系工作，主动地去了解公众的需求，加强与公众的情感交流，以公众的需求为核心进行企业的保险经营活动，从而得到广大保户的承认与支持，为企业发展创造出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保险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可以说，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保险市场竞争越激烈，保险企业公共关系工作也就越重要。

(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水亚的不断提高，现代社会的市场竞争已使企业逐渐从单纯的产品竞争和价格竞争进入到了企业竞争时期，其表现形式为企业信誉和企业形象的竞争。同样，作为“生产”和“销售”保险这种服务形态商品的保险企业，随着保险企业经营技术水平的提高及保险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保险企业之间在险种设计、险种配置水平及费率方面的差距日趋缩小。这也使得保险企业间的竞争日益集中体现在企业信誉和企业形象方面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各保险企业为实现自身的经营目标，在竞争中求发展，使保险企业不仅要在经营技术等方面上一个新的档次，更要求保险企业积极运用各种公共关系手段，增强保险企业内部凝聚力和对社会公众的吸引力，在总体上重视自身形象的建设，从而推动保险企业的发展和完善。

(三)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提高了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得社会公众对保险的需求有了更高的要求。保险企业针对消费者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开展公共关系后动应成为保险企业经营中的必然行为。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提高了对各方面保险保障的需求。这就要求保险企业积极开展公共关系活动，搜集{i会公众对各方面的保险需求信息，以公众的保险需求来调整保险企业自身经营行为，并将保险企业开发的新险种、经营方面采取的新举措等企业信息及时、客观地传达给社会公众，以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变化的保险需求。另一方面，消费者消费层次的提高，已使保险消费者对保险的消费不仅仅要满足其对保险“使用价值”的要求，而且还要得到对保险企业综合印象和感知方面的“情感满足”。这种“情感满足”是指保险企业形象、规模、险种、费率、服务等多方面信息要素带给社会公众某种信赖、荣誉、感情、性格、爱好等方面的满足。这种带给社会公众的“情感满足”就是保险商品的“第二价值”。这种保险商品的“第二价值”就是通过保险企业提高综合服务水平、完善企业经营管理、塑造企业文化、树立企业形象等公共关系手段实现的。这种保险商品“第二价值”的实现，赋予了保险企业强大的生命力，也使保险企业拥有了一笔无形资产，并在保险企业与公众之间架起了一座相互联系的情感桥梁。这其间渗透着公共关系工作巨大的感召力，它说明公共关系工作对推动企业发展的现实价值不仅体现在帮助企业的自身完善方面，更体现在促进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上。

(四)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传播手段飞速发展，使我们进人了一个信息时代，信息越来越成为左右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保险企业作为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组织，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或者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都

会对保险企业提出新的保险需求。社会关系作为种种信息的重要来源，保险企业必须积极开展公共关系工作，提高公共关系技术水平，广泛地与各类公众建立联系、沟通信息，形成有效的信息流通与反馈渠道，使保险企业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与市场环境中，加快反应速度，提高调整能力，使保险企业不断顺应时展的潮流，满足公众需求，促使企业与公众双方利益共同实

现。

二、保险企业公共关系工作的内容

一般而言，“公共关系是一个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能和传播活动社会组织通过有效的管理，旨在谋求组织内部的凝聚力与组织对外部公众的吸bf力；通过双向的信息沟通，旨在争取社会公众的谅解、支持与爱戴，谋求组织与公众的双方利益得以实现”(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公共关系学》第4页)。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作为社会组织的保险企业，其公共关系工作寓于企业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角落之中，它要求做好每一项工作，使组织对内具有凝聚力，对外具有吸引力，为保险企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保险企业内部公共关系工作。

保险企业的公共关系工作应从内部做起。保险企业内部公共关系工作是保险企业总体公共关系工作的基础；企业外部公共关系工作是企业内部公共关系工作的延伸。保险企业要想取得外部公众的支持与合作，必须要先取得内部公众，即保险企业全体工作人员的理解、信任和支持，谋求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共同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努力。只有这样，保险企业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

保险企业所有工怍都是由内部公众来从事并完成的。没有内部公众就没有企业，更没有企业的发展。因此，做好保险企业内部公众，即全体职工的工作是建立良好的内部公共关系的关键，所以保险企业内部公共关系工作必须从了解职工的需求、激发职工的士气、调动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及取得他们对企业的信任和支持的角度来实施。

首先要掌握用人之道．知人善任。对每一名职工都要信任、尊重、关心、爱护；正确运用奖惩手段，使大家都感到力有所用、才有所展、劳有所得、功有所赏，自觉地努力工作。这样的保险企业就一定是一个内在凝聚力强、外在信誉度高的集体。其次要加强内部的情感交流。一是通过联欢会、交谈会、沙龙等形式，加强保险企业内部工作人员的平行情感交流，这样可以沟通各部门间的信息，彼此支持工作，拓展管理人员的视野，看到本部门工作的重要性，还可以增进员工间的友谊，加强主人翁意识，更多地为企业着想；二是创造条件加强管理者与属下的接触，加强企业内部上下级之间纵向的情感交流，以增进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三是加强企业内部立体交叉之间关系的情感交流，这样可以使企业成员对企业的各项工作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增强企业内部工作人员之间的理解与支持。第三要充分认识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对非正式组织的影响加以正确bf导，注意避免非正式组织消极作用的发挥。

(二)保险企业外部公共关系工作。

保险企业的经营与发展离不开企业外部公众的接纳和认可。保险企业的外部公众是指与保险企业发生各种往来关系的所有外部公众的总和。保险企业外部的公共关系一般表现为顾客关系、社会关系、金融关系、媒介关系、政府关系、竞争关系、渠道关系、名流关系和国际关系等。保险企业的外部公共关系工作是保险企业积极开展各种公共关系活动，与社会公众之间进行的双向信息沟通和感情交流，旨在争取社会公众的谅解、支持与爱戴，谋求保险企业与社会公众双方利益共同得以实现的过程。它包括以下两个过程：

一是保险企业向社会公众传递企业信息，使社会公众从了解到认知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保险企业一方面要通过新闻媒介等传播渠道，向社会公众展示保险企业的历史、标识、经营宗旨、业务优势以及开办的险种、服务承诺等信息，使社会公众对保险企业有一个感性认识。其手段如前中保集团导人的ci战略等。另一方面保险企业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如优良的服务、高素质的人员队伍、高水平的经营管理以及策划和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等，让社会公众更深切地了解企业，树立保险企业形象，使社会公众对企业逐渐认可、接纳乃至产生情感上的依赖。

二是保险企业搜集、征询社会公众的保险需求信息和对企业行为的反馈信息，进行以服务公众为导向的经营活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保险企业一方面要主动采取保户座谈会、问卷等形式，了解社会公众对企业的服务、开办的险种等行为的意见和建议，并以此为依据矫正、完善保险企业的经营活动；另一方面保险企业要主动研究、调查社会公众的心理和保险需求特征，有针对性地以公众意愿为中心开展保险经营活动。最终在赢得社会公众满意、认可的同时实现保险企业自身的经营目标。

三、提高保险企业公共关系意识．促进保险事业发展

(一)公共关系观念是保险企业公共关系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种主观意识。它是在总结现代公共关系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用以指导社会组织自身行为、树立组织良好形象、处理好组织内部与外部各种关系的一整套具有哲学意义的公共关系行为指导思想。现代公共关系观念代表了一种开明的现代经营管理观念，它必然要求把社会公众的支持作为自身生存土壤的保险企业，树立以公众为中心的“公众导向观念”的现代公共关系观念，用以保险企业武装经营思想，指导经营行为，提高公共关系工作水平。其基本内容如下：

1．珍视信誉的观念。对于人来讲，信誉是第二生命；对于保险企业来说，信誉则是它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险企业的信誉是指社会公众对保险企业的险种设计、服务水平、人员素质、资信能力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等多方面因素的总的看法和评价。保险企业作为通过向社会公众收取保险费，建立保险基金，在被保险人遭到保险责任范围肉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事故时给予经济补偿或给付的服务行业，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其信誉的优劣将直接影响到能否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与依赖。社会公众绝不会向一家服务质量差、不遵守保险合同、损害保户利益的保险企业投保。而一个不珍惜自身信誉、得不到社会公众信赖的保险企业必将在市场中遭到无情的淘汰。

2．重视形象的观念。保险企业要想建立良好的信誉，就必须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来表现，这就是企业的形象。就是说，信誉是通过形象来表现的。保险企业的形象是通过险种形象、职工形象、环境形象三方面得以表现的。第一，险种形象。它包括险种的肉容和险种名称两部分。一个顺应耐展潮流、贴近社会公众保险心理的险种，一定会给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并得到公众的欢迎。第二，职工形象保险企业的职工形象不仅仅指职工的服饰外表，它还包括职工的服务态度、服务水准、精神风貌等。职工的形象是一个企业整体素质的综合反映，它内掘着决策者的决策水平、领导者的管理能力、职工受教育程度、企业精神与企业文化等多项内容。第三，环境形象。它是指保险企业在生活、工作由所能够提供给内部职工的环境和接待、服务于外部公众时所能够提供给外部公众的环境二者的统一。给内部职工提供一个优美、舒适的环境，会使人奋发向上，永远进取，使企业内部职工产生一种热爱企业、乐意为企业而工作的信念；给外部公众提供一个清新、高雅的环境，会使外部公众对企业产生良好的第一印象，愿意与企业打交道或接受企业提供的险种。它是企业整体价值观念和精神风貌的集合，是帮助保险企业树立险种形象和职工形象的条件。

3．沟通信息的观念。在当今信息社会，保险企业的各项工作都离不开信息。公共关系活动本身就是社会组织与公众进行传播交流、沟通信息的过程。它一方面要求保险企业在肉部各阶层、各部门及每一名员工之间进行信息交流与沟通，以增进企业决策透明度，寻求部门、员工之间的互相支持、配合，增强保险企业整体行为与个体行为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要求保险企业与社会公众之间进行信息交流与沟通，使得保险企业了解社会公众的保险需求，掌握保险市场变化，同时增进社会公众对保险企业的理解、认识。

4．服务公众的观念。保险企业作为经营服务形态商品的服务行业，服务公众的观念应成为保险企业经营思想中的根本意识。所以保险企业的公共关系工作必须着眼于公众，服务公众应成为保险企业经营活动的导向。让保户永远蔼意的同时实现自身经营目标，应成为保险企业的经营宗旨。这要求保险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中，必须从两个竞争层面来约束企业：第一个竞争层面表现为企业实力的竞争。它主要依靠保险企业高水平的经营管理工作。第二个竞争层面表现为服务的竞争。公众对保险企业的选择，最终是要以对其服务水平的评价为依据，这迫使保险企业提高综合服务水平，使保户在接受高品质服务中得到一种心理需求的最大满足，这也是实现保险商品“第二价值”的最佳手段，它对保户的吸引力将会越来越大。保险企业在公共关系活动中向保户提供服务，这是一种综合性的服务，其中内涵着保险企业内部对员工提供的服务和对企业外部由企业全体职工向社会公众提供的服务，前者是保险企业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好服务的基础。

5．全员公关的观念。全员公关的观念是指保险企业中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参与公共关系活动的观念。其意义在于增强保险企业全体工作人员的公共关系意识，促使他们更多地关心企业，做到从企业公共关系工作整体着眼，从自身的本职工作人手，把公共关系观念贯穿于保险企业经营各项工作的全过程之中，为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奠定基础

。6注重效益的观念。保险企业公共关系工作的效益不仅仅是指保险企业所获得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指注重保险企业的各项活动给社会经济效益和社会精神文明带来的影响。注重社会经济效益就是要求保险企业要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保险服务，向国家上缴更多的利税，尽到一个保险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它与企业经济效益是相互联系的，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必然带来保险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注重精神文明效益是指保险企业要通过有益于社会的各项经营活动及职工的文明行为，对社会风气和人们的精神面貌造成较好的影响。保险企业树立整体效益观念，会使保险企业真正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公众，赢得社会公众的支持与爱戴，从而促进保险企业的发展

(二)公共关系作为一种主观见诸于客观的社会实践，必然要受一定客观规律所制约。所以，保险企业在进行公共关系工作时一定要遵循公共关系活动规律，以保证保险企业公共关系工作效果。

l.公众导向规律。公众导向规律要求保险企业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以公众的需要为出发点，以满嗣麟足公众的要求作为归宿点。只有以公众的需求为中心开展保险企业的各项工作，才能赢得公众的信赖，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促进保险企业的发展。

2．管理职能规律。管理职能规律要求保险企业在公共关系工作中以管理作为工作的手段，它表现为保险企业以企业文化为核心，以各项规章制度为依据，来实施对保险企业内部员工的协调与沟通工作；以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可、接纳与支持为目标，来实施对外部公众的引导与教育工作。

3．行为约束规律行为约束规律是指保险企业在各项工作中，必须按照公众的要求来约束自身的行为。它表现为保险企业整体行为的一致性和个体行为的制约性。保险企业整体行为与个体行为的好与坏，均要以公众的评价为标准，以公众满意为目标。

4．舆论监督规律。舆论监督规律要求保险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自觉地接受公众的监督，以公众舆论的好坏作为评判保险企业各项工作好与坏的标准。这必须通过保险企业的公共关系调查来掌握公众的舆论，通过公众对企业的态度与意见来修正自己的行为，通过保险企业在公众中信誉度的高低来衡量自己的业绩。

由于我国保险事业和公共关系理论的发展起步晚、水平低，保险企业经营中的公共关系工作成为了一种企业不自觉行为，导致一些保险企业在日益激烈的保险市场竞争面前手足无措。一些保险企业在市场竞争压力面前，只是想到如何“利用”社会关系来争取保户，而在对外宣传上往往采取单向灌输的初级公共关系手段向公众单向传递自己企业的优势、开办的险种等企业信息，不舍得花大力气主动去调查、了解社会公众的保险心理和保险需求，并以此指导自己的经营行为。这样往往会因为保险企业与公众之间缺乏双向的信息与情感沟通，使得社会公众在众多保险企业强大的宣传攻势面前不知所措，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结果。所以保险企业必须增强对公共关系理论的了解、学习，积极运用公共关系理论来开展公共关系工作，使保险企业经营水平有一个质的飞跃。当一家保险企业积极开展公共关系工作赢得了公众的信桢和支持后，势必引起同类保险企业及其它各种类型社会组织的纷纷效仿，这就形成了一种文明的竞争态势，从而必将促进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公关员》职业培训与鉴定教材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2、王金兰.公共关系m.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