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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不利因素研究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受到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存在诸多不利的因素,甚至导致两大政策出现矛盾冲突:
(一)两类政策内部不协调
一方面是财政政策内部不协调,在使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却忽略了税收的减少。目前国内企业的税收负担相对较重,而且税收的范围广,体现不出政府扩张性的政策意图。另一方面是货币政策内部不协调,在短期之内,难以协调物价的稳定和充分的就业需求,致使货币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矛盾。而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存在矛盾,难免会影响国内经济的协调平衡增长。另外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在目标、人事、工具等方面缺乏独立性,并没有真正实现自我经营、约束、发展和完善。
(二)政策协调配合缺乏技术含量
一是国债政策与市场业务的不协调。我国国债的品种单一,二级市场效率不高,市场发展之后,从利率调控的角度分析,目前国债市场还不具备市场基准利率产生的条件,不利于储蓄利率的提高。二是政策性与金融技术性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市场份额为追逐目标,采用业务渗透等竞争手段,导致过多的财政资金进入市场竞争领域,从而破坏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性,另外政策性银行没有过多的资金筹集渠道,会使得财政补贴资金难以足额到位,从而影响两类政策协调配合效力的发挥。
(三)政策效应传导和协调机制的缺失
首先是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传导机制,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并没有将财政政策的目标分成多个层次,导致传导机制未能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样的清晰,以致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容易被把握和控制。其次是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问题,受到不健全的宏观调控运行机制的影响,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在观念转变方面不及时,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也不能及时做出反应,致使最佳的调控时机错失,降低了政策协调配合的效果,甚至需要为国际市场的经济发展付出较大的成本。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思路
(一)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原则
首先是根据经济格局的变化,对两者协调配合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针对国内存在的经济发展问题、体制转型问题,对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进行适当调整,以便更好地适应经济格局的转变。
其次是在财政政策的协调中,重点关注体制的改革和结构的调整,尤其是在经济波动问题产生的时候,要对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进行妥善处理,同时借助一定的微观基础,解决短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供应量失衡问题,为经济的长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再次是为了提高宏观经济调控的稳定性、连续性、公平性和透明性,要在一定的规则范围内,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予以遵守,逐步确立包括企业和居民在内市场主体的经济体制,以便提高市场主体对经济变量变化的敏感程度。
最后是鉴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手段的差异性,在协调配合两类政策的时候,对两类政策的位置进行确定,以便让两类政策能够承担不同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责,虽然两类政策之间的地位没有固定的形式。还要根据经济调控的需求,对哪种政策的需求性比较强,就应该采取那种调控政策,譬如在不受年度限制的情况下,可以采用执行时滞短,而效果时滞长的货币政策。
(二)提高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技术含量
首先是强化国债方面的协调配合,国债的品种少、流动性差,经济调节的时候,要调整其品种和期限结构。在重大措施出台之前,结合调控的总目标,对市场调控方向和力度进行控制,对国债发行时间、发行量、期限结构、发行利率、发行对象等进行协调配合。但很多具体问题因为财政和央行职能差异性使然,在期限结构上,央行会通过短期国债的发行满足公开市场业务需求,而财政部门会重点关注现金的管理,调整财政季节性的收支差额,因此国债的发行,必须与央行资金调度协调好。
其次是强化政策性金融方面的协调配合。通过对政策性金融体系完善,将金融体系和财政货币政策融合在一起。一方面需要定位好金融体系,以便对财政投资的方向进行控制,而政府在公共建设等方面的权责要划分清楚,以便调控基础设施领域的宏观财政。另一方面是鼓励投资主体拓展融资渠道,包括交通、邮政、通信等行业,而每种投资主体中,政府都是其中的一方,鼓励地方政府进行投资,实行竞争性的管理模式,借鉴相关的经验做法,使得管理制度专业化。而对于建设性资金的拨付,要采用竞争补贴的方法,以减少财政补贴和财政管理的漏洞。
(三)塑造财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首先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一是改革企业和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以便企业和银行在利率变动的时候,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在建立微观经济主体市场行为的基础上,形成市场化的利率;二是改革企业直接或者间接的融资体制,对利率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行扩大,企业方面要拓展融资渠道,同时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比重要适当加大;三是以央行的基准利率为基础,构建合理化的利率市场机制,这样就能够实现金融机构与市场之间的灵活调节。
其次是财政货币政策传导中金融市场作用的发挥。一方面是发展资本市场,防止资本市场过度投机风气的扩散,对资本市场运作进行规范,以理性投资作为引导,发挥资本市场中投资需求的调节功能。另一方面是发展货币市场,创新金融体系,建立统一性的国债市场,使得货币市场体系逐渐完善,同时确保票据市场的健康稳定。
最后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提高国有企业投资利率的弹性力度,发挥利率在投资中的调节作用,以健康的社会投资和消费拉动内需的增长,以此消除内需扩大时的不利因素。让国企以市场主体的身份,融入市场当中,以获得足够的金融资源,但相关的措施采取要有选择性,符合内需政策扩大的需求。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服务于经济发展,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受到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影响,存在诸多不利的因素,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内部不协调、政策协调配合缺乏技术含量、政策效应传导和协调机制的缺失。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降低了政策协调配合的效果,甚至需要为国际市场的经济发展付出较大的成本,因此,我们要确定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原则,提高宏观经济调控的稳定性、连续性、公平性和透明性,并提高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技术含量和塑造财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构建合理化的利率市场机制,使得货币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以便更好地适应经济格局的转变。
参考文献:
[1]王银枝.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J].经济经纬,2008年05期:132-134
[2]蔺怀国.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现状、制约因素与对策[J].天津经济,2012年04期:34-36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两大重要经济政策,两者无论是在微观经济领域还是在宏观经济领域都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政府预算调节社会总需求,其运用工具主要是税种、税率、支出预算、公债、补贴等;货币政策通过运用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利率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作为现代宏观经济管理中的核心政策,实现两者的最佳配置并使其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目标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过去20多年,由于受货币主义的影响,西方各国普遍推崇货币政策,轻视财政政策,担当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任务的是各国的中央银行。近几年来,西方各国开始强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以使货币政策产生更好的效果。宏观政策的这种调整不仅在各个国家、集团之间得到加强,而且得到imf等国际组织的鼓励和支持。
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效果,但从扩大内需的总体要求看,两者之间仍需进一步地协调并加大力度。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配置的意义
(一)独立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在理论上实际并不存在。
我们知道,政府预算是政府支出g和税收收入t之差(g-t)。如果g-t>0,为政府预算赤字;g-t<0,为政府预算盈余。在出现预算赤字时,政府一股有两种方法维持平衡:一是发行政府债券;二是增加货币供应。即g-t=(b+(m.
这一公式便是政府预算恒等式。由它可知政府应付赤字的办法,一是通过借贷获得债务收入(b,二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征收通货膨胀税(m.假定(m=o,也就是说货币供应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即在没有货币政策配合的情况下,任何财政扩张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g)都只能靠借贷(b来维持。假定单独使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不变,即公式等号左边为零,就有:0=(b十(m,即cm=一(b,货币供应增加的数量(m必须正好等于公众手中的政府债券减少(即中央银行买入)的数量一(b.由此可见,财政政策(g-t)和货币政策(m之间并不相互独立。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配置可以取长补短。
如果单独使用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会马上见效,使总需求增加,从而总产出上升,但由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将使得利率上升。由此直接产生两方面的副作用,其一是影响国内的投资环境,使中小企业投资下降,而中小企业是提供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用财政政策不能有效地改善失业状况;其二是利率上升会导致汇率上升,从而使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货币政策通过货币增加,使得利率下降,不会产生财政政策的副作用,从而在刺激经济时能改善整个经济环境,对投资和净出口都有利。但由于货币政策不能直接导致总产出的提高,用它来对付经济衰退时就有可能难以把握准确的操作时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单独实行各有利弊,只有把两者合理配置使用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配置的取向
(一)充分发挥国债经济“蓄水池”的功能与作用。
国债作为连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惟一纽带,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是调节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充分加以利用。一方面利用国债具有“金边债券”的独特优势,推动国民高额储蓄从间接融资渠道流向直接融资渠道,从金融领域转移到财政领域。另一方面应解除政策限制,扩大机构主体尤其是广大金融机构持有国债的规模水平。据报载,在当今各种类型市场经济国家中,商业银行持有各种国债大都占其资产总额的10%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持有政府债券都在50%以上,与之相比,我国60%国债依靠居民购销,国有商业银行只持有5%的低比率,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距甚远。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国债的另一调节功能,也是中央银行最灵活的货币政策手段——公开市场业务对经济、金融的调节作用。
(二)积极探索研究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总需求管理规律,从而为实现政策目标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目前,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面临着以市场为轴心的结构性调整,引导市场主体居民和工商企业实现有效需求,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总需求管理理论赋予我们的使命。西方国家曾经运用直接大量增加财政投入刺激经济、恢复市场信心而取得阶段性成果应该是对我们有益的启示。但是这一政策的实施,应当建立在财力较充足的情况下进行,特别是政府支出投入上,要在正确合理选项上下功夫,防止重复投资。
(三)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综合协调,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与需求始终是市场的平衡力量,在某一时点上应寻找最佳平衡点(当然是相对的)。当前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需要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提供需求,但它能否提高经济效率,是由最终消费的状况来决定的。因此,在当前情况下,充分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对资本的流向和流动性进行适时调节以及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对有效规模进行合理调整,以增强国内需求为目的,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四)正确分析和认识经济状况,合理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力度,防止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到来。
纵观我国2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高通货膨胀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震荡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近两年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向扩张实施力度较大,加之在当前体制转轨尚未完成、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特别是长期使用,很有可能诱发新一轮通货膨胀。因此,我们必须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力度,引导国民经济走健康发展之路。
三、结束争论,开辟未来
在经济学界,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争论由来已久。两者之争表面上是不同的政策主张之争,实质是主张市场调节多一点还是政府干预多一点的理念之争,相信市场的人一般偏向于货币政策,相信政府干预的人一般偏向于财政政策。美、日、德等国政府都是号称财力庞大且管理有效的政府,但对运用财政政策普遍深怀戒意。
我国的公共投资效率之低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消除,大规模使用财政政策的最大危险莫过于有可能强化计划体制,导致体制复归。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依赖财政政策而排斥货币政策或者完全依赖货币政策而排斥财政政策的主张都是不足取的,必须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快地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作者简介:王银枝(1963-),女,河南荥阳人,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金融理论。
中图分类号:17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5-0132-03
收稿日期:2008-09-02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学者的研究早已形成共识,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工具,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必须协调配合。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目标,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维护我国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利益,必须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关系,在发挥货币政策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并且在协调配合的各个领域,提高协调配合的针对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开拓协调配合的广度和深度。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应注意的问题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具体配合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注重以下几方面:
(一)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确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从关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运用不存在固定模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和组合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根据宏观调控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恰当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两者要在一致的宏观目标下,相互配合与协调。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启动经济的扩张性政策中,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同时应注意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但在经济增长偏快和过热时,应以货币政策为主体,同时要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充分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的特点和优势,并注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配合。当前,我国实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就是适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最佳配合。
(二)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政策性金融是国家为了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采取的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主要是通过建立政府银行,以比市场或商业金融更为优惠的条件,为需要国家支持的特定对象提供信用支持。政策性金融既有较强的财政性,又有明确的金融性,具有财政资金“无偿拨付”和金融资金“有偿借贷”的双重性机制;既有政府的优势,又有银行的优势,既弥补了市场经济的不足,又遵循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因此,它是财政货币政策的巧妙结合体。除了直接提供资本金以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财政借款、财政贴息、财政担保等多种形式支持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运作和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是贯彻实施国家经济政策的机构,一般要以政府经济职能和政策为依据,按照政府的意图来安排其融资活动和资产负债结构。
大量财政直接投资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大,但容易对市场机制产生冲击力,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也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2008)。当前,为防止我国宏观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控制通货膨胀,在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总需求的同时,应加大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让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更多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如加大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来增加短缺商品的有效供给,如通过财政贴息、财政担保等支持农业生产、生猪生产,以增加农产品等人们生活必需品的供给。
(三)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着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和国库存款领域,而在有些特定领域,通过政策制定者的主动设计,也会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部。可以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购买超额储备的外汇建立基金。
1、国债政策与公开市场业务的协调配合。作为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切入点,国债既直接制约着财政发行,同时又是影响货币供应和利率水平的重要工具。如短期国债具有利率低、流动性强的特征,非常适合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开操作的对象,为中央银行票据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奠定基础。因此,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债管理制度,切实推行国债余额管理,增加短期国债的发行,丰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把国债作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领域。2007年下半年,财政部发行了15 5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国家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超额储备,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商业银行买入这些特别国债,增加了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的国债数额,为其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载体。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开始用这些特别国债作为质押通过正回购业务回收流动性,从而降低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成本。这一举措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国债这个结合点上进行合理协调配合的创新性做法,为货币政策进行紧缩调控提供了新的工具。
2、财政存款领域的配合。财政存款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结合点。财政存款是指各级政府在人民银行账户上的预算收入与支出的余额,体现为央行的负债,起到了收缩基础货币的作用。随着财政存款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日益增大,对货币政策必然也会产生复杂的影响。
3、外汇储备领域的配合。近年来,随着我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外汇储备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经超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央银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来对冲。这种被动式的货币投放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难度。与此同时,外汇储备资产变动的不可控性与波动性也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构成了较大的干扰。
三、当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现实选择
(一)强化财政调控的力度,改变货币政策独木撑天的局面
财政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而进行的社会产品分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7年以来,为了避免经济增长由过快走向过热,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货币政策频繁动用,包括利率、准备金率等工具多次登上舞台,货币政策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但从目前的经济运行现状看,政策效果并没有大家预期的那样好,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结构失衡没有完全得到矫正。比如由于改革不到位的问题使得城乡差距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间接导致投资率不断攀高、消费率不断下降、贸易顺差和外汇积累持续
走高,流动性过剩趋势不断加剧,且过剩的流动性伴生出资产泡沫化问题。显然,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要采取更大调控力度进行总量调控面对目前经济有一定难度,目前很多经济问题对总量调整越来越不敏感,已成为经济趋热难以达到平衡的重要原因。可以说,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结构比总量更棘手。这样,要改善调控效果就必须注重总量调控的同时,更需要注意结构调整问题(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2008)。而在目前结构化调整时期,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将成为未来可能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面对我国当前结构性的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应在反通胀中担当关键角色。具体来说,第一,中央财政集中的资金比例要提高,以增强其宏观调控的资金实力。这从根本上要靠企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以及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进步。要继续深化和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增加税收收入,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征管办法,增大增值税发票交叉稽核的范围,坚决堵住利用增值税发票偷税逃税的漏洞;改进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法,严格代扣代缴和法人支付与个人收入双向申报制度。第二,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统一财政。现阶段,我国的财权相当分散,各级政府部门都可以凭借职权进行各种各样的摊派和集资等。因此,要创造条件,尽可能把较多的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管理(童兆坤等,2006)。第三,完善落实支农惠农政策,补贴农业,以增加农产品供应。第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由“生产建设型财政”向“民生供给型财政”转变。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建设财政相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重点用于解决由于“市场失灵”而出现的资源配置失效、收入分配不公、经济波动等问题,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第五,加大保障措施,补贴低收入群体,使其生活水平不因通胀而下降等。
总之,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不能单靠货币政策来实现整体经济的平稳发展,还需要加强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运用价格杠杆配置市场资源等方面的作用。“光靠货币政策,中国经济面临的粗放式发展矛盾无法解决”(吴晓灵,2008)。为了应对当前通货膨胀的压力,政府必须合理搭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以合适的节奏出台政策。
(二)当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要各有侧重
当然,强化财政调控的力度的同时,也千万不能忽视货币政策的作用,不能顾此失彼,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要在协调配合中使其角色各有侧重。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显著的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变动因素特别强烈,问题十分突出,涉及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诸多领域的矛盾,而且在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环境中,这些结构性问题更容易传递总量问题。例如,在总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例偏低是导致出口压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长又是诱发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对此,财政收支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财政政策可以积极发挥其结构调整功能的优势,以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达到促进结构优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调控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宜实施过多差别性的调控措施。因此,两大政策在我国结构优化调控方面的协调配合,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近期,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较大幅度地增加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住房保障、生态保护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时积极探索有关税制改革和推进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贾康等,2008)。
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虽然属于结构性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结构问题造成的,但毕竟通货膨胀的表象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表现为经济的一个总量问题。所以,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从结构和总量两个方面人手,结构治理是根本,总量控制是必要手段。所以,由于货币政策对于总量调控的功能更为显著,效果更为直接,尤其长于通货膨胀时期的总量紧缩,所以,货币政策应在当前担任总量调控的主力。而财政政策的总量调控效果具有间接性,并且我国财政政策需要在较长时期内承载优化结构和为改革提供财力保障的历史任务,不到非常时期,不宜实施过分紧缩的财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紧缩总量的调控方面应以货币政策从紧为主导,财政政策发挥适当配合作用。财政政策要在调整需求结构、增加有效供给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总之,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单纯运用其中某一项政策,很难全面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这就要求两者互相协调、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它们的综合调控能力(张晓莹,2006)。
(三)对当前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具体配合的建议
1、围绕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稳定总需求中的作用。合理制定货币政策目标,完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政策工具的组合。适当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预期调控目标,加强“窗口指导”,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的投放节奏,优化信贷结构。2008年我国加息空间受到国际主要经济体减息的制约,为防范国际热钱流入中国套取利差,货币政策宜更多依靠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考虑到加息又是改变目前我国实际负利率、稳定物价预期的实实在在的措施,因此适时适度地加息也是必要的。在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加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让汇率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适度扩大汇率浮动区间,逐步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更好地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同时,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严格控制国外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维护金融的稳定和安全。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
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作用的发挥,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条件,相互补充的。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具有更强的控制性和时滞性,而金融杠杆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时效性,财政杠杆对调整产业结构更为有利,而金融杠杆对调节企业行为更为有效;财政杠杆偏重于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而金融杠杆侧重于解决分配的效率问题。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由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决定的。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两者都要求达到货币币值的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劳动者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现手段具有交叉性,财政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并取得效果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客观基础。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坚持“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和均衡性的货币政策,做到财政分配总规模的大体平衡;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包括税收杠杆、补贴杠杆、预算杠杆、公开市场业务和利率杠杆等;加速包括金融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等在内的市场建设,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建立在市场行为之上。
2006年我国应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
2005年我国实行了“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模式,经过2005年的实践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均为稳中偏紧,总体上配合较为协调。从财政政策来看,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2.5%减少到2005年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央行已连续第二年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目标,2003年初制定的广义货币年度增长率目标为21%(年中调低至18%),2004年初定为17%,2005年进一步调低至15%。从中可以看出,2005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总体取向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一些具体政策措施的配合存在不协调的情况,因此,2006年我们应该掌握以下原则:
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2006年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整,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应该是对社会公平的维护和对经济增长机制的调整。一方面,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继续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推进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四项改革,促进公平与和谐;继续改革个人所得税相关制度,加强税收征管力度,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此改善投资消费关系;深化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出口退税制等方面的改革,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货币政策着眼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2006年我国金融业对外资开放在即,银监会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有硬性的要求,中国的银行业呈现出一个“松货币,紧信贷”的局面。因此,央行的政策重点应放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抚平经济波动、维护经济基本稳定上。
近年来,在国际资本流入规模不断扩大、外贸顺差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稳定的任务应优先于保持人民币国内价格的稳定。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调整以后,人民币升值压力仍然不减,体现为人民币兑美元一直呈逐渐上升的态势。截至2005年10月中旬,人民币汇率与汇率改革时升值2%的水平相比,进一步上升了0.3%,境外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压力依然很大。与此同时,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出现抬头之势。在这种条件下,维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的稳定关系到外部需求的利用,从而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紧密相关。而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有可能会在短期内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这就需要货币政策做好反周期操作,抑制不稳定因素。
经过30年实践,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和机制已到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进一步改革之时。而宏观调控体系涉及很多领域,最重要的当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就财政政策来说,改革开放30年,财政状况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上世纪20多年内,政府财政政策调控重点是努力“提高两个比重”,从而增强政府财力和调控能力,满足全社会对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的需求。进入新世纪,两个比重不断上升,而两个比重上升过快则可能是新问题。按预算内窄口径计算,我国政府收入已达GDP的21%。
政府收入过快增长已产生某些副作用,突出问题是已成为提高国内消费的先决性阻碍因素。众所周知,消费主体是居民,要增加居民消费,首先必须增加居民收入。要贯彻落实扩大内需、增加国内消费,必要前提之一就是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很多途径,根本途径是减税让利。在这个意义上,下一步在总体上降低税负,恐怕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长期重要任务。
最近财政部门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对这些措施有一个概括,叫做实行“结构性减负”。解读这一政策组合有两个要点:第一是降低总体税负,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二是对税收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这针对的是我国税收结构仍存在重大不合理的现状。这两个侧面组合在一起,是要在减少宏观税负的总要求下,对现行税制结构的税种和税率进行方向不同的调整,从而既实现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占比过低的目标,又满足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的要求。
与财政政策等量齐观的又一套调控政策体系是货币金融政策。
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措施之多、强度之大创出历史纪录,但货币政策效力和效率却在逐渐下降,货币政策在治理通缩和通胀方面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冷静地分析显示,此次物价上涨局面的克服,与其说是货币政策产生效果,毋宁归因于刺激农产品生产的政策措施和国际输入型物价上涨因素突然消失。
如果将货币政策调控效率降低的原因归结为央行调控不力,那是有欠公平的。对于仅有14年历史的中国货币政策而言,无论从组织体系、政策目标、调控工具、操作艺术来看,还是就调控理念、从业人员素质而论,中国货币政策体系已可跻身世界前列。因此,货币政策调控效力递减,在于货币政策实施各方面条件发生变化。
关键词:新常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协调
1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1.1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数量还是十分可观的,并没有因为经济增速放缓而受到影响。2008年以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连续5年达到两位数,2008年经济增长速度回到一位数是因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12年至今的增长速度保持在7%-8%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而中国从1949—1978年年均增长为9.9%,这样比较能够发现年均增长速度约降低2%—3%。
1.2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渐成为主体,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在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低到高所占比重逐渐增多,第三产业增加值一年比一年高,已经取代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需求结构趋向优化,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也在加强,收入分配合理性得到改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趋势,结构合理优化,发展科学稳定。
2新常态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存在的问题
2.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互相越界
首先,两大政策的功能定位不准。之前我国没有严格的划分两大政策,两大政策没有很好地界定区分,致使宏观经济的不能按秩序运行,宏观调控不能发挥效用。其次,两大政策相互“越位”。最后,两大政策的调控功能不完善。近年来社会资金结构十分不合理,资金总量持续快速增长,资金规模迅速扩大与资金结构扭曲并存,资金供需不平衡与资金流动混乱并存。
2.2财政、资金政策配合空间不足
在新常态下,两大政策空间因为被压缩而减少。政策性导向和市场化运作是政策性金融的特点,我国采取政策性金融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使其主要帮助国民经济的弱点处,如偏远落后地区需要发展、农业等弱小行业需要扶持、民生领域像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也离不开支持。但是,当下我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政策性目标的初衷,精力放在市场份额和市场目标上,追求“短平快”的利益。充足财政性资金反而影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统一。而且,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除了开办时拨付资本金外,只能通过定向发行金融债券和向中央银行借款方式筹资,其资金成本高于商业性金融机构,追求市场性目标背离了政策性目标的大方向,这种矛盾现象使得政策性金融发展受到限制,且不利于两大政策在相互配合领域调控发挥作用。
3新常态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建议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加强两大政策更好的协调配合,提出以下对策:
3.1找准定位,优势互补
新常态下的财政、货币政策,要有服务全局的意识和定位,帮助国民经济稳定高质的提高。两大政策在结构调控与总量调控、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互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有选择的强化与优化“供给侧管理”。货币政策的调节往往会有总量调节特征,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做配合的时候,应该把当前的总量扩张与明确的“区别对待”结构导向政策相策应,在突出重点的同时,也要做到兼顾其他,运用财税政策向三农社保、科教创新、教育文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做倾斜支持。
3.2加强两大政策的配合
第一要提高财政政策调控的比重,改变以往由货币政策“占大头”的局面。中央财政集中的资金比例要增加,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对政府分配方式要严格规范,对财政进行统一。当前,我国财政权利分散情况明显,各级政府都能够利用职权行驶财权。第二要明确两大政策各自的重点所在。两大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特点、作用等存在不同。一般而言,货币政策提倡效率原则,更加注重提高人们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财政政策偏重公平原则,保障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所以要根据两大政策不同的侧重点来互相配合,发挥各自的作用。第三要做好两大政策配合的最佳方式。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发展中状态,需求过高的问题一直存在,不能轻易放松对社会总需求的控制,否则会导致经济发展的波动,所以要找准两大政策配合的最佳方式。
3.3协调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配合工作
中央负责制定财政、货币政策的总体,但执行的细节和具体处关键在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协调配合,为使两大部门在实施政策之中的衔接和配合做到更好,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应该建立一个由两部门联合打造的机构,成员由财政部、中央银行选出的人员组成,定期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两大政策矛盾的症结所在,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减少或者化解矛盾,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黄伟京.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努力开创财政改革新局面[J].经济研究参考,2015(5).
[2]王小广.新常态下我国2015年经济形势展望和政策建议[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6).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面临的挑战有多方面,特别是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在中国是否能够逐步具备,财政金融政策要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性能,需要依靠微观经济主体对政策变量的反应程度以及通畅的传导机制。
一、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政策的效能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囊括了内、外平衡两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为了避免内外平衡之间产生冲突,有必要调整政府宏观经济的思路。从封闭经济条件下到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与作用机制已经有较大的改变。到现在为止,开放经济条件下,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仍然是分析与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重要工具。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理论中指出,浮动汇率制度中,比较有效果的方法是利用货币政策刺激国民收入的增长,固定汇率制度中,可以使用财政政策这个有力工具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从目前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试行短期的浮动汇率,大多数国家施行的财政政策是固定汇率制度,我国现在施行的是在有管制的前提下浮动汇率。一般情况下,需要达到一定就业率的国家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是最佳的方法。然而,实现就业率的前提下,还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才能稳定经济政策。由于这一点涉及到需要实现内、外平衡,需要调控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国内的需求量满足就业量视为内部平衡,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净流出与贸易出超保持均衡状态视为外部平衡。由此可以看出,解决内部失衡的有效工具是财政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是货币政策[1]。
二、全球经济调整对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的挑战
目前的全球经济处于失衡与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宏观调控模式过于重视调整内部平衡会面临较大的冲击。国际游资的投机性以及国际间经济被动传递,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从而造成中国财政金融政策产生内、外部矛盾。
首先,我国现在市场调节人民币汇率正在逐步完善,人民币的升值在面对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产生很大的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对出口部门产生不利的影响,出口产生波动也会影响到国内需求,使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进一步加剧。顺差虽然使国际储备数量保持增长,通过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放大而扩张国内信贷量,促进国内需求增长,但由于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过热的状态下,顺差会使国内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政府必须要政策调节顺差与汇率。
其次,当前信息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信息传递的速度、质量与数量都有很大的增长。在信息化时代下,微观经济主体增强了信息处理能力,同时,具有趋于理性的预期行为,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甚至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会使宏观经济政策变得完全无效。为了改善二者之间动态不能保持相同的情况,政策需要建立宏观经济政策信誉。政府要遵循经济规则用信誉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行为,由动态不能保持相同转向动态相同的合作形式。所以,政府要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避免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对信誉产生冲击。
再次,WTO组织的多边规则约束了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WTO组织约束国际收支调节,不允许采取直接管制办法,禁止直接补贴原则,不能随意提高关税的方法限制进口,调节国际收支运用汇率与外汇管制要符合WTO组织规则。另外,针对国内财政、金融、科技、税收、环保等方面的实施方式也要符合WTO组织的要求与规范。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组织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因此,中国要改变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适应WTO组织的规则与要求[2]。
最后,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实现积累知识、技术来提高国际竞争力。积累知识、技术是循序渐进的,提高国际竞争力需要不断创新技术,在漫长的实践中积累而成。在全球知识信息量快速发展的今天,知识是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如果通过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知识积累,则不能适应全球知识信息量发展的需求,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知识增长速度,重视科技与教育的增长模式。全球竞争以知识为基础,就需要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实现知识与技术的快速积累。
三、中国尚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
中国在宏观经济分析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论,每次争论的焦点就是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宏观调控实践如何相结合。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是追求完美的市场经济理念,在宏观经济分析与宏观经济政策观点上,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存在质疑,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需要谨慎运用这种经济学理论。这种抽象的均衡关系模型可以起到借鉴使用,但在实践中则会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与研究,通常采用IS-LM模型及其扩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但是,IS-LM-BP分析框架需要有完善发达的市场体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对利率具有灵敏反应等等。如果中国不完全具备这种条件而采用这种框架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会导致结论错误的情况发生。
中国现在的市场制度还不够完善,非国有企业属于微观主体,能对市场价格信息反应比较灵敏,国有企业虽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在行为上还是比较依赖市场与政府,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可以看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非国有企业是体制外企业,而国有企业是体制内的企业。微观主体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理性反应,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还需要畅通的政策传导机制。中国现在的利率可是说是由政府来确定,对市场资金的供求情况并不能真实反映,利率传导机制不存在市场化,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意义。
结语
综上所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的挑战比较严峻,传统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存在很大的制约,需要灵活借鉴全球经济金融政策的经验,总结出适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与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我国货币政策正面临新挑战
自2009年下半年伊始,从总体上看,我国宏观经济开始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V型”恢复增长,但是增长的基础并不牢靠,而且金融危机的阴霾尚在,所以危机以来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仍将继续。但刺激经济政策的负面效应已日益显现,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面临着新的挑战。
资产泡沫的严峻挑战2008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引起西方国家货币乘数下降、银行惜贷、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增加、居民收入锐减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结构变化,从而对宏观货币流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我国,由于外部订单减少,企业过剩产能不能得到及时消化,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和失业增加。随即,我国政府采取了一揽子刺激经济的政策,在较短时间内快速投放了大量的信贷资金,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实体经济发展不能有效吸收过剩的货币,必然出现资产泡沫。可见,所谓的“资产泡沫”其实就是结构性通胀的一种具体表现。而且,结构性通胀的“资产泡沫”迟早会波及消费领域。因此,“资产泡沫”已成为当前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面临通胀预期压力按照常理,基础货币进入实体经济后,货币循环运动将按照GDP的构成实际形成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的和谐循环运动。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近年来我国正常的投资、消费和进出口比例关系已被破坏,货币在各领域中的分配出现严重失衡。在总需求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如果供给不能及时增长和结构不能有效调整,必然导致结构性的通货膨胀。我国CPI已于2009年11月开始转正,受其惯性影响今年上半年将呈逐月走高态势。进入下半年,预期全球经济呈强势恢复,国际大宗商品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几成定局,我国将出现明显的通胀预期。
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受到了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的压力,迫使央行被动地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在央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的同时,人民币也被迫进入逐渐升值的轨道。无疑,巨额国际收支顺差已对我国外汇储备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给央行造成了一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认为,从本质上看,国际收支失衡反映了国际资本廉价利用我国的劳动力和资源的现状,而经30年改革开放形成的经济结构则是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产生的重要经济原因,与人民币汇率升值与否关联度不大。据央行披露,至2009年9月底,我国货币当局储备资产13.34万亿元人民币,但因其国外资产高达17.97万亿元人民币,故发行3.99万亿元债券进行对冲。否则,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将大大超出实际货币需求,从而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此外,商业银行、地方政府、居民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对央行的货币投放已形成制约,从而增加了我国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难度。一是商业银行存在不均衡投放货币的冲动,造成资金供给的周期性波动;二是地方政府投资冲动,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三是受资产泡沫和通胀预期影响,居民投资行为非理性,影响了经济稳定发展;四是国企和民企行为方式差异导致融资机会的事实上不均等,不利于结构调整、增加就业和金融稳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和效果。
我国货币政策必须与时俱进,既要继续盯住以CPI为标志的通胀目标,同时还要兼顾资产泡沫、经济增长、就业和国际收支等多重目标。因此,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绝非简单的历史回归,更彰显其针对性、灵活性和稳定性的宏观调控能力,是我国提高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水平的成熟表现。
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基调
我们认为,今年货币政策的调控基调是灵活收缩流动性,即控制货币供应总量,把住市场流动性闸门;控制银行体系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灵活运用存款准备金和存贷款利差等政策工具,并与积极的财政政策配适,从而实现针对性的货币政策目标。理由是:
把住市场流动性闸门2009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上半年M2和M1增速分别达28%和24%,信贷增长率高达32%,均创历史高位,下半年货币供应量和信贷增速虽大幅回落,但全年货币信贷供应量增速仍处高位,这为今年的货币政策提出了很高要求。因此,在继续加大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的同时,央行必须管理好市场对通胀的隐忧和预期,加强货币供应总量控制,利用可能的政策工具和手段,牢牢把好市场流动性的总闸门。
央行正在加大调控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力度由于银行体制和体系的缘故,我国的商业银行具有内在的信贷冲动,导致货币政策作用传递迅速,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迅速转化为市场流动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和作用明显受限。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总体上仍属于总量型,信贷规模仍然是央行调控货币供应量的最有力的手段。因此,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将不仅控制市场的流动性,还将与银监会合作,协调信贷政策与货币政策,发挥金融中介的主体作用,重点控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
货币政策工具的多元性决定了调控手段和方式的多样化历经市场经济洗礼,我们在保持总量控制的同时,还应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实施方式和工具,包括利率、存款准备金、存贷款利差调控等,加强货币政策的结构和作用,实施更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因此,近年来央行频频使用利率、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利用其货币信用创造与收缩机制,表明我们利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经济已日臻成熟。当然,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时机颇有学问,更需我们认真研究把握。
今年的货币政策,适度宽松微调为主基调年初央行发行600亿3月期央票利率上调4个基点,公开市场资金净回笼量陡升至近11周来的新高1370亿,二级市场交易连连下挫数日,进而引发业内人士对货币政策的转向担忧和疑惑。我们认为,新年伊始货币政策多项工具的综合运用,不外乎央行释放出货币政策适度宽松微调的信号,表明管理层对货币政策的工作重心已从去年纯粹的“救市”逐步转向管理通胀预期,货币政策正在“微调”。仅此而已,我们没有必要惊诧。
货币政策目标理应且已然回归央行2010年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货币政策需考虑多目标,即“既要保持足够的政策力度,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要稳定价格水平,有效管理通胀预期”,并表示将密切跟踪监测国际金融危机发展趋势、国内外经济运行和市场流动性情况,适时适度调节。这说明,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宏观管理和调控水平及能力已上新台阶。2009年,我国商品期货价格呈现V型反转走势,有色金属指数全年上涨108%、石化指数涨65%、谷物指数涨15%,铜、铝、燃料油、白糖、棉花等品种价格普遍回升至危机前水平,年末又开始调整电价、水价。同期,印度、越南等已现通胀,澳大利亚、挪威等国相继加息,国际大环境显通胀之虞。因此,高层加强了通胀的预期管理,这是应该的,也是可理解的。但同时,2010年是巩固经济企稳回升、战胜全球金融危机的决胜年,也是圆满决胜“十一五”的关键年。因此,进一步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继续巩固经济回升基础,促进经济平稳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发展是今年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使然。
我国货币政策的几点建议
货币政策工具及手段是有效和有限的统一,我国货币政策亦然如此。2010年,我国将继续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其针对性和灵活性,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同时,需积极配合产业、收入分配特别是财政等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多元化、货币政策工具更加多样化。为此,建议:
切实把握我国货币供给适度宽松的水平和时机今年,我国信贷投放相对去年略有减少,年信贷投放总量控制在7万亿―8万亿元人民币范围内是可行的。日前爆发的迪拜和希腊债务危机,均表明全球金融危机尚未彻底结束。加之目前欧元区国家的财政状况欠佳,西班牙、墨西哥、委内瑞拉、乌克兰等国随时可能步其后尘,而越南、印度相继出现严峻的通货膨胀,国际经济环境要求我们继续经济增长的刺激政策,但必须解决银行信贷资金的不均衡投放及其周期性波动问题。因此,务须科学设定我国货币供给总量的宽松幅度及其时机,把握存款准备金、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时机,争取货币政策效应最大化。
加强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管理从根本上讲,除了控制基础货币投放外,重点还在于改善供给结构,合理“吸纳”过多的流动性,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科学调整。同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增加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发行,增加金融产品供给,引导社会资金合理有序流动,积极开展区域性OTC资本市场的改革试点,拓展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规模,改变我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间接融资的格局。
关键词:IS-LM模型; 财政政策; 挤出效应; 乘数效应
中图分类号:F8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4-0093-03
当前,中央政府为应对日益加深的金融危机对国内实体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及时将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同时推出了总值达4万亿人民币的拉动内需政府投资计划,这其中还不包括各地方政府适时推出的地方投资计划。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实施这样大规模的积极财政政策必将刺激社会的私人投资、私人消费,增加有效需求,使经济在短期内回到高速增长的快车道;而按照货币主义的观点,政府支出与私人投资、私人消费之间存在着竞争性、对抗性的关系,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引起市场利率的上升,挤出部分私人投资和消费,从而不能起到预期应有的效果。那么,这次大规模的政府财政投资扩张能否带来预期的效果,社会需求能否恢复到危机前的高涨状态,国民经济能否保证8%以上的增长速度?短期看,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与财政政策效果紧密关联,而财政政策效果的大小,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货币政策配合优化的程度及其挤出效应的大小。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分析我国现阶段积极财政政策产生挤出效应的可能性,并结合现阶段特殊的经济形势和具体国情提出相应的措施建议。
1.挤出效应的作用机理
我们抛开两个学派的理论之争,从大家熟知的宏观经济学IS-LM模型出发,推导财政政策产生挤出效应的基本过程,以理解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的作用机制。为了分析的简便,不妨设想一个线性的IS-LM模型。
在简单的IS-LM模型中,IS曲线由一个消费函数、一个投资函数以及一个收入支出等式组成。在三部门经济中,当商品市场均衡,即收入等于计划支出时,如果政府同时征收定量税与比例税时,则IS可写成:
y=11-β+βt(a+e+g-βT0+βTR)-d1-β+βtr
令 T0=0,TR=0,有y=11-β+βt(a+e+g)-d1-β+βtr(1)
现在转向货币市场,LM曲线由货币的真实需求和货币供给均衡推导得到。真实的货币余额需求随着真实收入水平提高与利率的降低而增加,即L=LT(Y)+Ls(r)=kY-hr。根据货币市场均衡条件,即货币供给等于真实货币余额需求,推导得到LM曲线:
r=khY-mh(2)
将方程(2)代入(1)式,得:
y=h(a+e)h(1-β+βt)+dk+hgh(1-β+βt)+dk
+dmh(1-β+βt)+dk(3)
上式实际上就是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国民收入表达式。
对方程(1)的G求一阶导数,得财政政策乘数为:
dYdG=11-β(1-t)(4)
(4)式是不考虑财政政策对货币市场的影响时,财政支出扩张政策带来的效应,显然这是高估了财政政策的效果,因为它没有考虑财政政策实施后货币市场的变化会反作用于国民收入;对方程(3)求G的一阶导数得,财政政策乘数:
dYdG=hh(1-β+βt)+dk(5)
这是考虑了货币市场反应后的财政支出政策效果,(4)、(5)两式的差即为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政府支出的增加导致货币市场的货币需求量增加,利率因而提高,高利率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抑制作用,从而使国民收入增长幅度减少。挤出效应的幅度大小取决于(5)式中四个参数值的大小,其中最主要取决于h,k,即货币真实余额需求对收入和利率的敏感程度。
显然,给定β,t,d,k时,h值越大,即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越敏感,kh越小,LM曲线越平坦,财政政策的效果就越大,反之亦然;另外,k越大,kh越大,LM曲线越陡,财政政策乘数越小,政策效果越小,反之亦然。正常情况下,LM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正斜率曲线,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必然有一部分被挤出效应所抵消,这是一种常态的情况也是分析的关键。
2.当前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可能性
经济学界对于我国财政政策是否存在挤出效应有不同的看法。大部分学者倾向认为,在我国由于经济运行体制和环境与西方经济学分析的作用机制存在较大差别,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而中国利率尚未市场化和政府支出的公共性是支持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挤出效应不明显的主要依据。尤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效果显著,更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现实依据。
但是,考虑到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不可相提并论,加之政府投资效益的低下(存在盲目投资、重复投资、权力寻租等问题),中国民间投资的困境,利率市场化倾向,汇率制度的逐渐放开等因素,我国为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已经开始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确实存在传统IS-LM模型分析的直接挤出效应,更可能由于我国独有的金融体制、财政体制、国民消费倾向、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制度等特殊性,存在间接挤占民间投资机会的“泛挤出效应”可能性,表现在:
2.1 利率市场化趋向将引起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挤出效应日益明显
虽然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基准利率主要由中央银行制定和管制,但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国有银行完成股份制改革、各股份制银行纷纷发展壮大、外资银行进入人民币市场业务、国家对于民间融资借贷的放松管制和合理引导,利率市场化进程在不断推进。到目前为止,在同业拆借市场、证券市场以及其他有价证券市场的利率、国债招标发行方法中利率的确定已经市场化。这样随着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等有价证券发行量的不断增加,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发行的国债规模及利率水平肯定会影响到同业拆借市场和其他有价证券市场的利率水平,影响到私人的投资成本,影响民间投资规模。同时,相对于1997年之后的企业融资状况,目前企业的融资手段往往更加分散,不局限于传统的银行贷款,尤其是各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大大拓宽至银行贷款之外,如金融租赁、典当融资、票据贴现融资等,尤其是近几年兴起的私募基金,这些融资手段具有更加敏感的投资回报率的变动性,一旦政府扩大财政支出,经济形势出现扭转趋势,各证券市场产品的投资回报率就会水涨船高,当然企业融资方式的利率将以更大的幅度增加(通常除银行贷款之外的其他融资手段,由于出借人承担了更大的风险,索要的回报率也会更加高),企业的投资能力将进一步受到限制,尤其是对于目前处于困境中的中小企业。
2.2 经济危机背景下,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滑落,边际消费倾向有滑落趋势,进一步阻碍了财政政策发挥乘数效应
边际消费倾向越小,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就越小。政府支出的扩大,在目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很难充分达到拉动消费者增加消费的预期。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的数据,从2007年9月至2008年10月,消费者预期指数、满意指数、信心指数都呈下降趋势,见表1。
表1 2007.9-2008.10消费者预期指数、满意指数、信心指数
日期消费者预期指数消费者满意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
2007.0999.6 92.9 96.9 2007.1099.2 92.4 96.5
2007.1198.7 92.0 96.0 2007.1299.5 93.1 96.9
2008.0198.6 91.2 95.6 2008.0296.8 90.5 94.3
2008.0397.1 90.7 94.5 2008.0496.6 90.1 94.0
2008.0597.0 90.2 94.3 2008.0696.5 90.6 94.1
2008.0796.9 90.8 94.5 2008.0896.0 90.2 93.7
2008.0995.6 90.0 93.4 2008.1094.2 89.8 92.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显然,在这样的消费者信心不足的大环境下,政府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在短期迅速刺激私人消费,拉动国民收入提高方面的收效可能不会很明显。同时,市场经济改革推进到目前的阶段,医疗体制改革、养老体制改革迟迟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子女的教育经费又在逐年增加,这些现实都意味着人们对未来消费的预期上升,决策的结果是减少现期的消费,边际消费倾向由此下降,直接影响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
2.3 政府投资对民间资本在投资机会方面的挤出
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使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增强,尤其在现阶段的经济危机期,银行更加关注资金的安全性,此时,面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出于安全的考虑,银行更愿意以政府债券的形式而非贷款的形式持有其资产,由此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将由于银行的惜贷而更加缺乏投资资金。其次在现阶段中央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决策时间较短,尤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投资项目有限或者说是准备不足,这很可能造成地方政府抢项目的状况,挤出了一部分外资、私人资本准备投资的项目。
2.4 政府投资的低效率
政府投资先天低效,大量的政府支出涉及的主体不仅有中央政府,还包括省、地市、县级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造成财政支出权责不统一,投资项目审查不力,仓促上马建设,甚至边建边审。同时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非程序化操作还会引发不可避免的寻租行为以及责任主体缺位。另外目前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周期较长,投资回报率也较低,对于复苏国民经济作用时间较长。
2.5 企业供给方面的制约,使财政政策的结果有可能是价格上涨而不是产出的增加
由于我国的企业还大多处于发展的阶段,企业和企业家潜力和活力不足,很多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在政府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投资需求上升,使整个社会的总需求超过总供给,面对超额的需求,厂商试图扩大产量来满足需求,但最终由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最后只能以价格上升而告终,一直等到超额需求消失价格上涨才会停止。
3.应对挤出效应的措施建议
在目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无论是传统意义的挤出效应还是符合我国特殊国情的“泛挤出效应”,都可能降低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如不考虑货币市场,只考虑开放的产品市场,则财政支出乘数为KG=dYdG=11-β+y。从2000―2006年的宏观数据看,我国的财政支出乘数一直在下滑,见表2。
表2 我国宏观经济乘数理论数值
年份β 值γ 值乘数值20000.52 0.19 1.49 20010.33 0.18 1.17
20020.30 0.20 1.10 20030.27 0.25 1.02 20040.29 0.29 1.00
20050.26 0.29 0.97 20060.27 0.29 0.99
资料来源:根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宏观经济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上表中,GDP数值为支出法计算的数值;边际进口倾向受国家政策和汇率变化等因素影响而变化非常剧烈,故在计算乘数值时γ值取平均进口倾向。具体计算方法为:边际消费倾向=当年居民消费总额的增量/同期GDP 的增量;边际进口倾向=当年进口的增量/同期GDP的增量;平均进口倾向=当年进口总额/同期GDP的总额。
毫无疑问,这次金融危机可能会使得这种下滑趋势更加严峻。因为边际消费倾向β的降低会使乘数效应减小,而全球金融危机只可能使得我国的边际进口倾向增大,其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使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幅度降低,从而使得财政政策的效果受到“挤出效应”和“乘数效应减小”的双重减弱,如何化解这种潜在的冲击应该是各项财政政策努力的方向。
第一,重视财政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要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降低名义利率应对挤出,尤其在当前通货膨胀使实际利率下降的趋势下,更要适时地推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控制利率上涨。央行应及时根据货币市场供求情况调整利率,从长期看,尊重利率的内生性,继续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
第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大对商业银行的政策引导使其加大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同时放宽对民营企业投资的限制,逐步开放对民营资本投资领域的限制,减少企业间的制度性歧视。同时,增加对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政策性支持,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在面对政府支出增加带来的需求增加时能够及时增加产出。配合适当的减税政策,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充分调动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第三,明确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范围。要进一步划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范围。中央政府要逐步从那些已经基本能够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投资领域退出,集中资金用于必须由中央政府承担的投资任务。即使在基础设施领域,也要尽量引进市场机制,吸引各类社会投资者参与。同时加强对政府投资资金的管理,加强资金使用的审计,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注重财政投资的量化分析,实现财政资金的精细化,化解财政风险,达到政策的预期目标。
第四,尽快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完善养老体制,减轻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增加其当期消费的欲望,使国内市场的需求尽快被发掘出来。同时继续配合教育体制、住房体制等关系民生的经济体制改革。
综上所述,要使4万亿扩大内需的计划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发挥最大的作用,关键之处在于货币政策的配合,使利率能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使企业和私人的投资成本逐步降低,同时,也采取改善民生、促进国内消费的措施,使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能够通过消费、投资两大经济拉动器,推进国民经济尽快走出经济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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