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状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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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劳动力市场状况范文

89个城市分布在全国各大区域，拥有市区人口1.24亿人，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人口的48%；拥有市区从业人员（含城镇个体劳动者）近5391万人，约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从业人员的55%.

2003年二季度全国89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主要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1.从总体情况看，受“非典”疫情影响，本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总量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根据89个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共职业介绍服务机构所采集的劳动力供求状况信息，二季度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各类人员约177.4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的劳动力约200万人，求人倍率 约为0.89.

与上季度相比，求职人数减少了29.5万人，下降了12.8%，招聘人数减少了20.1万人，下降了10.2%.由于求职人数的下降幅度高于岗位需求，导致求人倍率略有上升，上升了0.03.下图显示了2001年一季度至2003年二季度全国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变化情况。

“非典”疫区城市中，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天津、北京，分别下降54%、40.9%、26.7%和17.9%；求职人数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天津、石家庄、包头、北京，分别下降39.6%、38.2%、38%和10%.

2.第三产业由于受“非典”疫情的影响较大，二季度用人需求下降幅度较大，第二产业下降幅度较小。

二季度89个城市第一、二、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1.8%、32.3%和65.9%，仍然保持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需求结构。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第三产业的需求比重分别下降了1.8和3.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需求比重则分别上升了2.1和3.6个百分点。

从需求总量看，与一季度相比，第三产业的用人需求减少了16.8万人，下降了12.6%.第二产业减少近2.3万人，下降了3.8%.

“非典”疫区城市中，第三产业的用人需求下降明显。其中，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北京、天津，分别下降51.9%、39.2%、19.4%和18.6%.

3.受“非典”疫情的影响，二季度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的用人需求呈现下降态势，但对制造业用人需求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

从行业需求看，各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集中在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三大行业，其用人需求分别为30.2%、26.9%和17.3%，三者合计约占总需求的74.4%.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分别下降2.9和1.6个百分点；社会服务业则分别下降了0.3和0.8个百分点；而制造业依然呈现上升态势，分别上升了2.1和4.4个百分点。

从需求总量看，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下降幅度较大，分别比一季度减少了11.8万、4.2万人，分别比一季度下降了18%和11.9%.此外，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也相对有所下降，比一季度减少了1.46万人，比一季度下降了21.2%.

“非典”疫区城市中，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建筑业、社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三大行业的用人需求下降较大。其中，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天津、北京、广州，分别下降51.9%、36.8%、36.5%、21.1%和18%；建筑业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天津、石家庄、包头、北京，分别下降92.2%、51.8%、48.8%和26.9%；社会服务业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天津、石家庄、太原、北京，分别下降65.5%、64%、41.5%、32.6%和15.9%；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太原、石家庄、包头、北京、广州、天津，分别下降59.6%、48.5%、42.5%、36.8%、14.1%和11.6%.

4.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占据主体地位，二季度企业用人需求减少，股份制企业和私营及个体企业用人需求出现下降趋势。

从用人单位看，企业用人占主体地位，所占比重达92.3%，其中，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占多数，两者所占比重之和约为63.8%.

总体而言，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企业用人需求略有下降，其中，与上季度相比，股份制企业和私营及个体企业分别下降了2.5和0.4个百分点。

从需求总量看，企业的用人需求比一季度减少了20.07万人，平均下降幅度为10.9%.其中，股份制企业和私营及个体企业分别减少了9.8万和8.4万人，分别比一季度下降了18.7%和11.9%.

“非典”疫区城市中，企业的用人需求下降较大，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天津、北京，分别下降54.9%、40.5%、21.1%和18.1%.

5.劳动力市场中供求主要集中在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两大职业；受“非典”疫情影响，商业和服务业人员这一职业群体的劳动力市场供求总量下降幅度较大。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两大职业既是需求主体又是求职者主体，两大类职业的需求比重和求职比重分别是71.8%和65.6%.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各类职业的需求变化幅度较大的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和商业服务人员，前者分别上升了1.5和7个百分点，后者则分别下降了0.4和4.5个百分点。

从需求总量看，与一季度相比，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的用人需求减少了8.5万人，下降了11.1%.从求职总量看， 与一季度相比，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的求职人数减少了9.4万人，下降了12.2%.“非典”疫区城市中，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的用人需求和求职人数下降幅度比较大。其中，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北京、广州，分别下降55.9%、38.9%、17.7%和13.2%；求职人数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天津、包头、石家庄、北京，分别下降53.5%、43.6%、31.7%和7.9%.

6. 各求职人员类别中，失业人员仍然占主体；求职人员中，新成长失业人员、就业转失业人员、下岗职工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在所有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所占比重达58.9%，其中就业转失业人员占25.9%，新成长失业青年占20%，其他失业人员占13%；下岗职工占9.2%；其他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占24.4%.

从总量看，与一季度相比，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减少17.6万人，下降幅度为36.2%，其中，新成长失业青年减少约5万人，下降幅度为11%，就业转失业人员减少10万人，下降幅度为16.2%；下岗职工减少2.5万人，下降幅度为11.9%；其他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1.6万人，下降幅度为3.2%.

7.劳动力市场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和求职人数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从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文化程度的要求来看，88.4%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文化程度有要求。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占总体需求的40.2%；从求职者的文化程度来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是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主体，占全部求职者的47%.求职人员文化结构和用人需求结构基本一致。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大专和大学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较大，其中，大专分别下降了0.7和5.7个百分点，大学分别下降了0.4和2.7个百分点。硕士以上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4个百分点。

与上季度相比，大专、大学文化程度的求职人数分别下降了0.5和0.3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大专、大学文化程度的求职人数分别下降了6.9和1.3个百分点。硕士文化程度的求职人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3个百分点。

从供求总量看，与上季度相比，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共减少了近6万人，下降了16.2%；求职人数共减少近8万人，下降了15.7%.

与去年同期 相比，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共减少了近10万人，下降了25%；求职人数共减少近20万人，下降了32%.

以上变化主要是由于受到“非典”疫情的影响，一些针对大、中专毕业生的招聘会临时取消，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大专、大学文化程度的供求比例出现下降。

“非典”疫区城市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北京、太原、天津，分别下降77.2%、44.8%、31.7%、28.6%、11.5%；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求职人数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天津、北京，分别下降66.8%、51.4%、29.6%和14%.

从供求状况对比看，除硕士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求人倍率大于1外，其余均处于求职人数大于需求人数的状态，求人倍率小于1.求人倍率较高的是硕士以上和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其求人倍率分别为1.14和0.98，其余文化程度高中、大专、大学的求人倍率分别为0.86、0.79和0.81.

8. 从用人需求的技术等级看，用人需求和求职者群体主要集中在职业资格五级、职业资格四级和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其所占比重合计均占总体的38%左右。求职人员的技术等级构成与用人需求的技术等级结构基本一致。

第2篇：劳动力市场状况范文

［关键词］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工作搜寻；知识失业

［中图分类号］F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4-0013-03

1 文献综述

根据谭崇台（2008）的定义,知识失业是指由于受教育者的供过于求而现代部门又跳级雇用各受教育层次的毕业生,以致在求职竞争中,中小学毕业生往往被雇用单位拒之门外,大学毕业生也不免遭受同样的命运。尽管在发展中国家受教育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率较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所占比率更低,而知识、技能和专长又是相对稀缺的,受教育者还是不免沦为失业者,形成知识失业的状况。

而根据徐林清（2008）的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指的是受外在因素和经济内生因素的制约,使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具有不同特征和运行规则的领域,不同的领域在工资决定机制、工作稳定性、劳动者获得提升机会等方面有明显的区别,且劳动者很难在不同的市场之间流动。虽然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可能是多元的,但为简化处理,通常以二元结构对劳动市场的分割加以概括,从而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两个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收入高、福利条件好,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具有良好的晋升机制；次要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即收入低、福利条件差,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已经为多数学者所承认。

关于知识失业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关系,在众多已有文献研究中,劳动力市场分割被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赖德胜和田永坡（2005）以扩展的工作搜寻模型为框架,分析了当前我国知识失业的成因,发现知识失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造成的；靳卫东和高波（2007）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公务员的真实收入要高于第一市场的出清工资水平,这使得第一市场的平均工资较高,形成了知识失业现象；杨世杰（2009）认为大学毕业生自愿失业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大学毕业生短期内会“理性”选择自愿失业。

由此可见,劳动力市场分割已经成为学界认可的知识失业的重要成因之一。但是其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知识失业背后的微观作用机制,除去以上提到的赖德胜和田永坡（2005）的研究外,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以下笔者对C. Simon Fan，Oded Stark在其论文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educated unemployment”中研究发展中国家国际移民与知识性失业关系的模型进行“中国化”修正,从微观角度分析中国由于这种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造成的知识性失业,希望能做出有益的补充。

2 模型

2.1 模型设定

根据上文中提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已有研究,我们认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二元分割,分为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ZW（]这种分割可以是由于地域,也可以是制度等因素。比如中西部农村为二级劳动力市场,东部沿海城市为一级劳动力市场。[ZW）]。而且由于户籍制度和其他因素等的限制,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劳动者（本文中主要指来自落后地区即二级劳动力市场的毕业大学生）才能由二级劳动力市场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

首先作出以下基本假设：

（1）大学毕业生对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和待遇的分布充分知晓。

（2）大学毕业生的每一次搜寻都是各自独立的。

（3）大学毕业生依据待遇水平高低来判断是否接受厂商所提供的工作机会,一旦接受，工作契约立即生效； 若拒绝,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没有回溯性。

（4）大学毕业生是风险中立者，在追求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决定其是否接受工作。

同时假设大学毕业生寻找工作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2.3 模型分析与结论

由以上数理分析中的（5）（9）两式可得,毕业生知识失业率与在一级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的概率成正相关关系。毕业生越有可能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潜在的失业率就越高。

此结论与逻辑的机制是一致的：当毕业生越有可能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并获得工作时,其对于获得一级劳动力市场的预期便越高,便越是愿意接受等待失业,而非在二级劳动力市场接受自己认为不如意的工作。当今,随着交通条件、制度限制等的改善,劳动力流动性越来越高,毕业生由二级劳动力市场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这在使更多大学生实现了离开欠发达地区进入相对发达地区生活工作愿景的同时,也导致了更高的知识失业率。

由（7）式可得,毕业生知识失业率与两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成正相关关系。即一级劳动力市场与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越大,知识失业问题越严重。

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差距越大,意味着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回报越高。毕业生便愿意承担更大的等待失业的成本争取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根据基本假设(4),可以通过风险与回报的关系来解释,即收益越高,相应的风险成本越高。

3 政策建议

第二,加强经济建设,增加就业机会,增加总体的就业率,降低包括知识失业u在内的整体失业率。教育与经济发展要相适应,否则易造成知识失业。经济发展的低速是造成知识失业和其他种类失业的最根本原因。为了确保教育的良性发展,要着眼于经济的发展这个外部的大前提,使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提高就业的层次和水平,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减少知识失业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

第三,减少甚至取消制度性的人才流动限制,消除“一次定终身”的找工作尴尬,改善基本假设(1)的状况。加强就业制度改革,废除一些束缚人才流动的制度,比如城乡户籍制度,创造一个易于人才交流的宽松环境。消除两类市场之间的制度,从而降低两类市场之间的转换成本,是吸引大学毕业生到二级市场就业的重要措施。一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打破束缚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各种身份等级制,淡化城镇常住户口优先就业和对非城镇户口限制就业的政策取向,最终实现劳动者凭身份和职业资格证书即可参加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就业新格局。二是取消大学毕业生流动就业的各种限制。按就业市场化的要求加快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对省会及省会以下城市,取消大学和接收单位的派遣指标和用人指标的限制,特别是非公有制单位招用毕业生的指标限制,废除对毕业生的不合理收费政策,促进毕业生自由流动。三是制定鼓励大学毕业生到二级市场就业的相关政策。如为大学毕业生创业提供小额贷款和担保；对于那些以在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要按照有关规定,在工资支付、社会保险、劳动争议处理等方面维护其合法权益。四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建立完善的覆盖全社会和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向全社会所有企事业单位的覆盖速度,统一社会保障的标准；推行保障社会化,从根本上彻底打破统一劳动力市场所必须跨越的“社会保障壁垒”,为大学毕业生跨地区、跨行业就业解除后顾之忧。

第四,从大学生自身角度,要建立合理的收入预期,树立广义的就业观,通过降低其保留工资Wc降低知识失业。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收入预期与实际状况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正受着就业市场压力的调整。市场调整着他们的收入预期,使之逐渐趋向理性。另外,与大学生就业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化程度还偏低,市场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行为与意愿的调节作用还不够。所以,解决大学毕业生“知识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合理地调整他们的收入预期。

4 结 论

本文从微观的工作搜寻模型角度解释了由于劳动力二元市场分割造成的当今大学生知识失业的状况,分析了其中的影响机制,得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现实状况的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同时需要指出本文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其中模型的适应性有限,仅仅能够解释来自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的知识失业现象,要进一步更全面地解释知识失业,仍然需要对模型进行拓展,这也是笔者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李群.中国人才发展量化分析与预测［J/EB］.中国人口信息网，［2004-12-27］http：//省略.cn/yjwxyjwx_detail.asp？id=4006.

［2］麦可思研究院. 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4］靳卫东，高波.“知识失业”条件下的教育投资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7（2）.

［5］杨世杰.“知识失业”现象的经济学解析及其对策［J］. 生产力研究，2009（3）.

［6］宋爱忠.当下中国知识型失业透视―――以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为例［D］.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2003.

［7］王春鸽.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LMS）及其就业影响［J］. 中国集体经济，2003（5）.

［8］赖德胜，田永坡. 对中国“知识失业”成因的一个解释［J］. 经济研究,2005（11）.

［9］C. Simon Fan，Oded Stark.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educated unemployment”［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7 .

第3篇：劳动力市场状况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分割，还表现在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别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1949－1978年，以现价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到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间，我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为12．8％，西部增长速度为8．7％。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使一度缩小的地区差距又呈拉大之势。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拉大。1978年东西部农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东部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绝对收入差距则从西部高于东部的11元变为东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有关，市场不能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衡区域间的工资水平差异以及相应的收入差异。归根到底，在于东西部地区间还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过去的20年里，越来越多不拘泥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式分析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性、社会性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劳动者就业以及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就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并被确认为劳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参考文献：

1科斯．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第4篇：劳动力市场状况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参与率；分配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B

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状况。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的经验，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它一方面受到个人保留工资、家庭收入规模，以及性别、年龄等个人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社会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个人和社会的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着个人的劳动力供给选择，并最终影响了社会整体的劳动参与率。

一、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

1. 年龄、性别因素

从性别上看，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远低于男性，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在社会分工中更多地承担了家庭中子女的抚育责任和更多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上劳动力雇佣方对女性劳动力的歧视普遍大于男性。随着六七十年代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许多适合由女性从事的职业逐步出现，才使得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偏低的局面有所改善。

在劳动力参与率的性别差异中，两者之间相差的程度还呈现出随着年龄的不同而不同的特征。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年龄的人群往往有着不同的劳动偏好和不同的社会责任，从而使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力参与率各不相同。

2. 教育发展因素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全球化竞争的加剧，使得知识和技能在企业发展和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市场竞争的激励，企业对人才所具备的能力要求的提升，使得当今社会就业形势异常严峻。竞争的激烈使得更多的劳动者选择接受高等教育来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含量，这就推迟了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从而降低总体的劳动力参与率。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受教育者的比例有所升高，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增大，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3. 收入增长因素

收入因素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劳动者单位就业收入的增加会加大闲暇的机会成本，从而诱使一些原来没有加入就业队伍的人开始选择工作，促使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特别是对于一些家庭收入水平不高的人来说，收入因素将会是决定增加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这种影响就是收入增长对劳动供给的收入效应。另一方面，收入的增加又可能会使得一些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劳动者退出劳动力队伍，从而降低劳动参与率，体现出收入增长对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收入的增加对个人劳动力参与抉择的影响是相反的，这两种效应对个人影响的强弱将最终影响个人参与劳动的决策，从而影响总体的劳动力参与率。

4. 产业结构因素

在宏观经济中，产业结构也是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之一。由于第三产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最大，因此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比例也决定了劳动力参与率的大小。在60-70年代西方各国的高速增长时期，各国第三产业增长较快，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带动了这些发达国家总体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

劳动力参与率这个衡量指标，体现出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反映出人们参与劳动的状况。它受到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因此折射出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可以说，劳动力参与率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指示器。偏高或偏低的劳动力参与率，都表明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相应的问题。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无论是男性人口还是女性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均高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水平不仅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甚至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近些年来，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降低劳动力参与率，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劳动力参与率逐年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第四次人口普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间，城市劳动参与率下降了近9个百分点。然而，目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不仅如此，由于教育机制的不合理，应试教育体制的实行使得许多劳动者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不合理，劳动力总体素质相对较低，劳动力素质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造成了失业率偏高与劳动力参与率偏高并存的局面，加重了社会的就业压力，形成了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二、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的成因

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的现状，是由我国的工资和福利政策、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发展程度等多方面原因共同决定的。

1. 工资收入偏低，扩大了家庭对社会的劳动力输出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起飞和快速增长，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起点较低，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资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这就使得家庭中需要有更多的家庭成员参与社会劳动来维持家庭生计，从而扩大了家庭向社会的劳动力输出。

2. 投资市场不完善，劳动收入仍是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时间较短，目前投资市场尚不成熟。中国股市弱有效性，使得居民在进行个人投资理财时仍然较为保守谨慎。在这样的投资环境和背景下，我国居民的收入仍然以工资为主，劳动收入仍然是人们谋生的重要手段。这就加大了人们对劳动市场的依赖性，提高了劳动力参与率。

3. 就业关联型社会福利政策增加劳动者就业意愿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就业、工资、福利三位一体的政策，劳动者只有就业，才能享受公费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措施。在农村，虽然实行大病医疗保险项目，但是农民自己分担的份额仍然较大，并且小额医疗费用无法报销。这种福利措施与就业状况相关联的制度，无疑加大了劳动者参加工作的意愿，促进了劳动参与率的提高。

4. 教育观念较为落后，教育普及程度还较低

我国虽然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仍然较低。在农村，失学问题更为严重，且女生的失学率高于男生。这就直接导致了劳动者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的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现状，不仅如此，在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大多没有接受必要的职业培训，这就使得参与劳动的劳动者素质仍有待加强和提高。教育水平的落后，使得许多青少年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

5. 工资与工龄挂钩，劳动者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

目前我国在计算工资水平时，由于普遍与工龄挂钩，因而人们往往选择提早就业以增加工龄，提高个人工资水平。在这样的工资政策中，许多劳动者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供给，加大了就业压力。更为严重的是，许多未成年人也加入到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之中，使得就业情况更为严峻。虽然我国《劳动法》规定，任何用人单位不得使用未满16周岁的童工。但实际上，仍然有许多企业不顾规定擅自雇用未成年人。这不仅造成劳动力素质低下，而且侵占了成年人的就业岗位。

6. 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完善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逐渐显现，我国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然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够完善，部分老年人需要靠超龄参加劳动来维持生活。这就使得许多老人不得不走出家门，二次就业。退休人员的二次就业虽然可以为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但却挤占了成年人的就业岗位，使得就业形势更为严峻。

三、适度降低劳动力参与率的措施

通过对我国劳动力参与率的成因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各方面制度的不合理因素的存在，导致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仍然总体偏高。适度降低劳动力参与率，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对于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改善目前我国失业率高的现状，都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还应该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采取相应措施来适当降低劳动力参与率。

1. 完善投资市场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劳动者合法非劳动收入

目前，我国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够完善，投资收入尚不能成为居民的主要收入。通过完善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治理投资市场的不规范行为，发挥政府的监督管理和宏观调控的作用，从而增强居民对投资市场的信心，减少对劳动收入的依赖，降低劳动力的参与率。

2. 调整工资政策，工资与绩效、能力挂钩

与工龄挂钩的工资政策使得劳动者往往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通过对工资政策实行调整，将劳动者薪酬与劳动者业绩、能力相挂钩，鼓励劳动者提高绩效，并自觉提高受教育水平，提高自身技能。这种与业绩、能力相挂钩的新的工资体制，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且，对劳动者能力的肯定和鼓励也能延长劳动者受教育的时间，从而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缓解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

3.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普及程度

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有50%的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就直接进入了劳动力市场，长此以往，将积聚大量初中以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低素质劳动力，对我国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的提升产生不良影响。目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而劳动者素质偏低，劳动者素质不能达到岗位的要求。这就造成了一方面，一部分对劳动者技能要求不高的岗位的劳动力供给过剩，而另一方面，一些岗位却空缺，招不到合适的人才。通过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普及程度，改善农村青少年失学的状况，并且提高职业教育的水平，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进行必要的上岗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总体素质。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推迟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据测算，如果延长教育年限，使劳动者的就业年龄由16周岁推迟到18周岁。今后几年我国每年就可以少安排上百万新增劳动力就业。不仅如此，这同时还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使他们做出更为理性的劳动力参与决策，通过劳动者自身进行理性选择来调节劳动力市场的盈缺情况。

4. 完善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就业年龄实行限制

青少年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或是退休人员的二次就业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参与者人数较多，加大就业压力。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年龄为16～60岁。如果我们延迟青少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同时提早老年人的退休年龄，那么就能大大降低劳动力参与率。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对就业年龄实行严格的控制，并通过相关配套措施保证法律的严格执行，严格控制劳动力的就业年龄，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适龄就业人群的合法利益就能有力保障。

5. 调整完善福利政策，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福利制度，扩大保障范围，减弱福利制度与就业状况的关联性，从而使得福利政策对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力减小。同时，由于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完善是退休人员再次走出家门，二次就业的原因之一。因此，完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使得退休人员“老有所养”，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一环。

四、结语

第5篇：劳动力市场状况范文

关键词：劳动参与率；经济周期；劳动经济学

一、引言

劳动力市场是宏观经济的重要市场，其波动往往能反映一国经济的景气程度，是观测一国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在微观层面上劳动力市场也非常重要，它对人们的生活有直接的影响，每个人一生都至少有一个阶段要参与其中，劳动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劳动力市场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稳定。

中国是人口大国，同时也是劳动力资源大国。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其丰裕程度往往被用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曾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中国利用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人口结构的转变，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庞大的失业人群成为社会的经济的不稳定因素。

劳动力资源未被利用或者未充分利用的情况通常我们称为失业，失业率表示失业人口数占失业人口和就业人口数之和的比例。但是一定时期内劳动力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仅靠失业率并不能完全反映出来，劳动参与率也是衡量劳动力市场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劳动参与率反映了劳动年龄人口中积极寻找工作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大小。与就业率相比，劳动参与率能够更准确地反应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状况。如果劳动力总量不变但是劳动参与率下降，表示经济活动人口减少，即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要多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这可能是因为一部分失业工人由于长期找不到工作，失去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这部分工人被称为“受挫折的劳动者”。与单纯的失业者相比，这部分“受挫折的劳动者”情况更加糟糕。因为失业者对寻找工作并未失去信心，尚属于经济活动人口；而“受挫折的劳动者”已没有了提供劳动的愿望，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如果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一国的劳动供给将相对减少，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劳动参与率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劳动经济学中经济周期与劳动参与率的两个假说，第三部分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影响劳动参与率的诸多因素进行划分，在理论基础上建立本文的研究模型；第四部分使用1990—2012年20年的统计数据，用OLS方法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考察经济周期对劳动参与率的实际影响；第五部分应用劳动经济学理论对估计结果进行解释。

二、理论基础

根据劳动经济学理论，劳动参与率波动与经济周期的运行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这种波动的变化却有差异，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在一些衰退时期，总劳动参与率上升，而在另一些衰退时期，总劳动参与率下降。针对这种状况，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两种劳动参与假说：附加性劳动力假说与悲观性劳动力假说。

这两种假说建立在成年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周期的反应不灵敏的相同假设下。这个劳动力群体不管劳动力市场如何变化，总是停留在劳动力市场中，这个劳动力群体被称为一级劳动力。与之相对应，中年妇女和16—18岁的青年人组成的劳动群体被称为二级劳动力，二级劳动力经常会在劳动力和非劳动力之间流动，参与率对经济运行周期有较灵敏的反应性；而他们选择的变动，往往也是引起劳动参与率波动的重要原因。

附加性劳动力假说认为，在经济总体水平下降时期，失业增加，为了保证家庭收入水平，二级劳动力走出家庭寻找工作。因此，二级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周期呈反向关系：经济衰退时，二级劳动力参与率反而提高，进而整个社会的劳动参与率提高。

悲观性劳动力假说认为，在失业上升时期，一些一级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但没有退出劳动力市场，许多二级劳动力对寻找新的工作持悲观态度；对于他们来讲，相对于主动保持一种失业状态，寻找工作而未果或者被辞退带来的打击更大。因而他们宁愿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而不愿成为失业者。因此，二级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周期呈正向关系：经济衰退时，二级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从而导致整体劳动参与率下降。

在经济衰退时期，附加性劳动效应与悲观性劳动效应同时存在，但是由于两种效应作用方向相反，所以在经济周期中，劳动力参与率可能表现为不同的波动方向。当附加性劳动力效应的作用更强一些时，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大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周期呈反向关系；当悲观性劳动力效应的作用更强时，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周期存在正向关系。

三、模型建立和数据选取

（一）模型建立

为了着重研究宏观经济状况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本文将影响劳动参与率的因素分为经济周期因素Et和非经济周期因素NEt，其中非经济周期因素包括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均受教育年限、社会福利制度等人口和社会因素。对变量之间进行简单的线性拟合，t年的劳动参与率LPRt可以表示为：

由于人口结构和社会制度等因素在现实中变化十分缓慢，因此在短时间内，比如连续的两年可以视为变化很小。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影响t年劳动参与率的非经济周期因素与t-1年是相似的，因此t年的非经济周期因素可以近似地看为就是t-1年的非经济周期因素；更进一步，t年的非经济周期因素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可以用t-1年的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来近似衡量。

经济周期是指国民经济上下波动的循环运行过程，一般是通过经济总量（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表现出来。因此，经济周期波动可以用GDP的波动来衡量。

这样，（1）式就可以变形为：

（二）数据选取和来源

根据（2）式，本文的分析需要两部分数据，一是劳动参与率，二是国内生产总值。

1、劳动参与率

根据国际通行标准，劳动参与率=经济活动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其中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口+失业人口，但是各国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的界定各有不同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附录中主要统计指标解释，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一般指16岁以上人口，包括经济活动人口和非经济活动人口。

2、国内生产总值

相关数值显示，1990年—2012年中国的GDP整体呈上升趋势，中国经济处于持续增长状态，但是历年的增长速度有所不同。

四、实证分析

为了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的出现，对（2）式各变量取自然对数，构造劳动参与率影响因素方程：

要验证GDP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需要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3）式进行估计，以确定系数γ2。

（一）单位根检验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时间序列数据往往是非平稳的。如果对两个非平稳的数据进行回归，往往导致出现“伪回归”问题，即：即使它们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关系，也可表现出较高的决定系数，因此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之前要先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Dickey和Fuller扩展后的ADF检验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说明：1、检验形式（t，c，n）中，t表示趋势项，c表示截距项，n表示滞后变量的阶数；

2、滞后变量阶数根据SIC准则选择；

3、***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通过表1可以看出，lnLPR和lnGDP都是平稳的，因此可以直接对（4）式进行OLS回归。

（二）OLS方程估计

用OLS法对方程（3）进行估计，得到以下结果：

由相关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估计结果残差不存在自相关；R2= 0974472，表明方程的拟合度很好；P值说明整个方程是显著的，因此方程（4）的估计结果是可信的。

五、理论分析和总结

根据以上回归结果，GDPt的系数为-0.011434，即GDP和LPR呈反向相关；GDP每增加1%，劳动参与率下降约0.01%。由于本文用GDP来衡量经济周期，故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劳动参与率和经济周期变动趋势是相反的。

对应经济衰退时的附加劳动力效应，在经济繁荣时，家庭收入增加，因此并不需要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出外劳动以维持生活，二级劳动力会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使社会劳动参与率降低。同样对应悲观性劳动力效应，在经济繁荣时一级劳动力不会退出劳动市场，同时一片向好的经济形势会激励那些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二级劳动力重新开始寻找工作，整个社会的劳动参与率上升。

根据前文的分析，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周期变动趋势相反，即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劳动参与率降低，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在中国，第一种效应大于第二种效应。笔者认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方面，如前面所分析，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央民生政策的实施，居民工资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每个家庭愿意提供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制度逐渐确立，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居民非工资性收入也在不断增加，并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部分收入对工资收入产生了一种替代效应。由于非工资性收入不一定要通过参加劳动获得，这种替代会使得劳动参与率在一定程度上下降。

不同于其他短期因素的冲击，经济周期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是持久性的，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劳动参与率这种逆经济周期的趋势不会有太大改变。我们可以预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一定时间内劳动参与率还会继续下降。（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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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劳动力市场状况范文

论文摘要：在高等教育供求主体中，大学生是双重身份的主体：对于高等教育机会需求而言，学生是需求主体；对劳动力市场而言，大学毕业生将成为劳动力供给主体。因此，大学毕业生就业成为供求均衡度的计量指标，也是实现各个主体利益的集中反映。在高等教育供求主体利益的框架下探讨大学毕业生就业，是实现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配置的关键，以保障高等教育供求主体利益的平衡。

一、高等教育供求与就业市场的“联姻”

20世纪9o年代末。我国高等教育迅速扩展，扩大高等教育供给是为了满足个人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挑战。但是，高等教育供给的数量增长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更关键的问题是高等教育供给是否能够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确切地说，无论是满足社会还是个人需求的高等教育供给，其最终结果必须实现大学生个人从潜在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大学毕业生要在就业的劳动力市场上实现配置。实现这个配置过程要求：作为高等教育服务供给者的学校能够在企业和大学毕业生之间建起通畅的渠道，企业和大学毕业生之间又能够相互了解，以使所有的供求主体利益更加协调发展。这些要求的实现只能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中完成，可想而知，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机制的健全与否事关重大。由此可见，高等教育供求与就业市场的“联姻”是供求实现的最基本前提条件，就业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高等教育供求伴随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变化，如果就业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利益冲突就会得到化解；反之，利益冲突就会加剧。

就业市场机制对高等教育供求的数量和层次结构都有影响，因此，高等教育供求就要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配置作出灵敏反应。我国学者康宁博士认为，由于大量人口涌向高等学校，高等教育供给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仅仅只从规模扩大来缓解眼前人口压力带来的矛盾，势必导致大量人才出现“无效供给”局面，出现人才过度和人才缺岗的双重浪费现象。以致这种结构性失调供给的人才数量越多，则无效供给造成的结构性浪费越大，最终使生产性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种有质量的数量增长和有效益的规模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讲结构就是讲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结构优化；讲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就是讲结构性供需均衡。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的场所，它反映着高等教育供给数量和结构达到平衡气象变化。概言之，高等教育供求是通过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配置来实现，它制约着高等教育供求主体的行为(见下图)。

在高等教育供求实现过程中，劳动力供给者(学生)、劳动力需求者(企业)、高等教育服务提供者(学校)都需对劳动力市场作出应有的反应。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供求活动已纳入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之中，只有这样供求活动才能满足各个主体的利益，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否则，高等教育供求主体之间就会滋生出难以消解的利益矛盾，演变为利益冲突。因此，高等教育供求主体利益必然是大学生就业市场配置效果的反映，因为高等教育供求与就业市场之间存在“联姻”关系。

二、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配置规律

按照劳动力经济学的解释，劳动力市场是劳动供求双方进行劳动交换而发生的一系列劳动合约的总和，是一种劳动供求之问以劳动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深层反映。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劳动力市场变化中，作为劳动交换的当事人，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双方的行为是理性的，即以寻求最大利益为其行为的基本动机，并以各自收益与成本的均衡为原则决定各自的供给和需求。在收益与成本均衡点相等之处，双方自愿达成劳动供求数量和工资率的劳动合约。这个收益均衡点就是工资率，即工资率作为一种劳动(小时)的价格，是一种灵活的“看不见的手”，它在劳动供求之间进行利益的分配，同时，通过利益引导，在社会各个部门、各个企业之间进行劳动资源分配。工资率作为劳动供求运动的结果，既显示已有劳动供求状况，同时又引导劳动供求发生变动。调节着劳动力自由流动从而导致劳动资源在各个企业和部门之间的分配作为个体劳动力供给者，他们需要适应市场的安排，因为对社会绝大多数劳动力供给者来说，劳动是唯一的谋生手段。市场配置理论强调：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作用在于将社会的劳动力资源有效地分配到各个企业和部门中，其结果是不仅改进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而且也改进了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境况。正如我国学者付钢战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劳动力市场与企业所有制没有必然的逻辑对应关系，它与行政性劳动资源分配体制主要的差异在于：(1)劳动力市场对于劳动资源的分配，是以劳动交换为基础。通过劳动合约形式而实现的；(2)它是一种微观经济主体在寻求自身利益过程中自动进行的配置和改进效率的社会形式，无需任何人格化和行政力量来安排。”由此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可以作为一种信号，调节着企业和劳动力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从而达到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劳动力有效配置可以使劳动力的使用效率达到最大化，如何能够实现劳动力有效配置，经济学家的诠释如下：

第一，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虽然劳动力市场配置过程是复杂的。但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调节市场中“经济人”的主体行为过程而已。在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出现两个独立的主体：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需求主体指一切用人单位。包括“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供给主体指凡有劳动能力又愿意就业的人。按照“经济人”假设原理，供求双方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那么，作为劳动力使用的企业就成为需求方，它们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以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用人原则雇佣劳动者；而提供劳动力个人就成为供给方，他们是以个人收入与福利的最大化为就业目标。王善迈教授对此曾经作出比较具体的描述。他指出：“劳动力供求主体双方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形与无形的)双向自由选择，供与求相互间展开自由平等竞争，最终以劳动合同形式完成配置过程。劳动合同规定双方的权益，约束双方的行为。作为劳动力的价格——工资，由劳动力供求决定，并在供求均衡点上形成均衡工资。工资的水平与变动，反过来调节劳动力的供求，并引起劳动力在地区、行业、职业间的自由流动。”其实大学毕业生作为劳动力特殊组成部分。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配置没有本质区别，对劳动力市场配置有着相同的反应，即大学毕业生就是劳动力的供给者，要与企业这个劳动力需求者进行交换，双方的行为均为“经济人”，不过学校作为(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培养者也被卷进这个交易的活动中，因此，依据劳动力市场配置理解大学毕业生就业就比较有规律可循。

第二，政府干预学派的观点。关于劳动力市场配置，政府干预学派的理论是对古典经济学予以补充。新凯恩斯主义的供求调节理论认为，失业是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结果。正如罗莫尔(Romer，D．)指出：“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工资粘性就会使市场波动演变为就业波动。”非瓦尔拉斯均衡和配给制度理论是在继承和发展凯恩斯主义供给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该理论认为，如果没有适合性的话，失业的存在就是不可抗拒的现实。在研究劳动力供给调节问题时，“瞬时一般均衡理论”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普遍意义的看法。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它强调劳动力的消费和供给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通过预期工资和财富价格的变化引起劳动力供给的变化，从而引起就业数量的变化。同时，瞬时一般均衡理论承认自愿失业，认为市场上存在的寻找工作的失业状态的人只是由于固定工时制的原因，在工作和闲暇两种状态中作出选择。失业表现为市场固定工时工资所带来的效应小于这段时间用于闲暇所带来的效用。瞬时一般均衡理论很好地解释失业的原因，为解决失业问题另辟蹊径，对促进社会的公平和稳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据此，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可以这样解释，随着社会劳动效率提高，个人闲暇时间增多，“失业”则是劳动力配置过程中存在的一种不可抗拒的状态。第三，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关于劳动力的配置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2o世纪60年代以美国学者舒尔茨等人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人力资源在劳动力市场有效配置中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到7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筛选理论”、“社会化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这些观点提醒人们，如果一味地以数量为目标的高等教育供给增加，在劳动力市场上并不能得到有效配置，是因为教育本身不能绝对地改变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而且还要受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首先，筛选理论的观点将教育只是当作劳动力配置的一个“信号”。该理论的代表人物迈克尔·史播斯在《筛选假设——就业市场信号》一文中曾经指出：“筛选假设系指把教育看成是一种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以便将他们安置到不同工作岗位上的装置的理论。”筛选假设理论把人的属性按照特点分为两类：一类是叫做标识。指的是人与生俱来的、永远不变的那些属性，如性别、种族、家庭背景；另一类叫信号，指的是人后天形成的、可以改变的属性，如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阅历等。筛选假设理论认为个人受教育并不意味着对经济增长起作用，教育只不过是一个筛选的手段和方法。如果说教育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就是教育有效地把能力不同的人配置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而已，由此，能力不同的人，工资收入是不同的，教育和收入是正相关的。筛选假设理论强调的是高等教育的甄别作用，当人才不再紧缺时，甄别的信号就不明显。人力资源不可能实现有效配置。其次，社会化理论也是在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代表人物英克莱斯等人认为，学校不仅是学生学习的场所，也是学生进行社会化的地方，人的社会化程度与将来的就业密切相关。教育的过程就是要努力使学生进入高度等级化、社会化和世俗化的社会过程。社会化理论更加关注高等学校对学生的培训，特别是为大学生将来走向社会做准备工作，使毕业生更好地适应劳动力市场。再次，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M·卡诺依(MartinCarnoy)认为，劳动力市场不是统一的市场，而是分割为二元或多元的劳动力市场，即主要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垄断劳动力市场和竞争劳动力市场等。求职者受教育程度决定其进入那一种劳动力市场，个人收入多少与其所处的劳动力市场层次相关。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进一步强调作为不存在统一性的劳动力市场始终是处于分割状态，劳动力能够进入哪一级劳动力市场完全取决于个人受教育程度；主次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的待遇存在本质区别，根据市场分割理论的判断，受高等教育者可能得到的预期回报就显而易见，如果个人希望获得高回报，就必须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就必须接受高层次的教育。

劳动力市场配置理论对所有劳动力的配置过程做了一般解释，实现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配置，就是要求高等教育供给要面向劳动力市场。K·辛齐利夫(K．Hinchliffe)在《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在5O年代后期以前的模式中，劳动力被视为同质的。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这种观点不再被接受。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在一系列市场背景下得以解释。每一种市场都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者的背景有一定要求，有关教育和培训的要求尤为重要。”这说明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力有明显的差异性，从某种意义上讲，高等教育就是一种专业教育，它是直接为社会输送各类高层次劳动力服务的。高等教育供求实现必须面向劳动力市场，高等教育供给需要兼备双重使命：其一，作为高等教育服务市场中的生产者要满足高等教育机会需求者的要求；其二，作为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商品的供给者要满足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高等教育只有成为完成上述双重使命，对两个市场作出良好的反应，才能使供给达到合理的状态并转化为有效供给。

三、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配置中的调节因素

从劳动力市场配置理论的研究中可以归纳如下三点：劳动力的工资、劳动力市场信号、主次劳动力市场分割。这是劳动力市场机制能否有效发挥的三个关键的焦点问题，因此，也是衡量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机制健全与否的因素。

其一，就工资而言，在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配置调节过程中出现扭曲。一直以来对大学生就业的思考中，常常要求大学生要调整心态，降低对高工资的奢求，促进就业市场配置的实现。大学毕业生经过就业市场配置过程中的“博弈”，已经将自认为合理的工资水平降了又降。以致出现了“零工资就业”的现象，但是，就业率还是在下降。由此可见，从宏观上，工资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配置起不到调节作用。

考察我国的工资变化，我国工资制度中的“体脑倒挂”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现存的工资制度还存在问题，工资制定缺乏根据，存在着行业界限。地区之间差异明显。工资制度一直在改革，但都是针对在岗人员采取的激励机制，并没有对大学毕业生就业产生具有推动作用的影响。

第7篇：劳动力市场状况范文

[关键词]供需不匹配；在职培训；高等教育

[DOI]10.13939/ki.zgsc.2016.42.040

1 劳动力市场现状

人社部根据11个省市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的数据分析得出，今年4月份，市场求人倍率（岗位空缺数量与求职人数之比）是1.12，而且在2001年第一季度，求人倍率仅为0.65，21世纪以来，求人倍率是逐步提高的。为此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是有一个结构性的不匹配，这就是所谓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成为常态，阻碍着过剩产能和污染产业的退出，更抑制了劳动力市场搜寻――匹配机制的良性运转，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1.1 劳动力市场供求分析：供求缺口依然存在

现阶段，从劳动力市场供给端情形来看：新成长劳动力供给仍处于高峰期，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将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而从现阶段劳动力市场需求端情形来看，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企稳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稳定现有岗位和进一步扩大就业面临较大压力。因此，供求缺口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

1.2 从高端劳动力市场来看，现阶段高校毕业生就业任务更加艰巨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始终保持较快增长，今年高校毕业生达到756万人，创历史新高，再加上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但男枨罂矗目前转型升级创造高端岗位的速度还难以跟上毕业生数量的增加，适合毕业生的有效岗位相对不足，毕业生专业结构、就业观念与市场需求脱节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一些影响毕业生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另外，在转型升级中，产业和岗位需求加速调整，也将对教育适应市场需求的改革提出挑战。

1.3 从中低端劳动力市场来看，就业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

当前劳动力市场既面临招一线普通工人难和技术工人的严重短缺，也面临高校毕业生和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难。特别是随着转型升级的加快，受产业需求变化和劳动力供给变化的共同作用，这一矛盾将更加突出。

2 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匹配的成因

2.1 劳动力供给方面

2.1.1 高等教育从“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迈进

从1978年以来，中国普通高等教育的规模发生了质的扩张。1999年扩招比例高达47%，其后三年分别以25%、17%、10%的速度增长。到了2005年，高校招生人数已达到530万人。2006年，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达到540万人。同时，高校扩招给了农村孩子、特别是困难群体子女更多上学机会，使知识改变他们命运的愿望得以实现。大学扩招从5%的毛入学率，一下超过了15%，后来又超过了20%，现在是23%。我们从精英化高等教育到大众化高等教育，才用了五六年时间，西方国家一般要用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有增无减，就业工作任务仍相当繁重。

2.1.2 教育体制问题：强调传统教育，忽略在职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历经了30年的高速发展，我们知道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也是我们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最初因为没有意识到教育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是一度强调传统教育，而忽略了在职培训对提升人力资本这一快捷有效的方法，导致了如今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的供给结构与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需求结构的不匹配。

2.1.3 高等教育无法准确预测，匹配市场需求

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和教育质量等教育产出与社会需求不一致。高等教育对劳动力市场需求能够准确预测、灵敏适应，使受过高等教育者完成学业后都能够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这是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理想状态。然而，现实中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现实关系和这种理想状态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偏差。

2.1.4 高等教育自身的特点：教育培训年限长

我国高等学校的结构调整往往滞后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由于教育培训年限的存在，教育系统对信号做出的反应总滞后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与此相应，2000―2011年，我国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7.62年延长至8.85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延长更为明显。因此，单靠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的自发调节所产生的高等教育被动性调整，不足以解决当前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的矛盾问题，所以，高等教育的主动性适应调整必须首先研究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机制。

2.2 劳动力市场需求方面

第一，从需求角度考虑，劳动力市场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取决于经济发展规模、速度、产业结构状况，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等。岳昌君和丁小浩（2003，2004）计算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的一般就业弹性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弹性，发现经济增长对高校毕业生的吸纳能力并不大，而产业结构调整对高校毕业生的吸纳作用相对而言更明显。如果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不大，按目前8%左右的经济发展速度计算，难以吸纳日益增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随着高校的扩招，高等教育从“精英式”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迈进；但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接纳能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这其中既有总量矛盾，也有结构矛盾。

第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转型升级中，产业和岗位需求加速调整，也将对教育适应市场需求的改革提出挑战。

3 在职培训的重要性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明显的不协调不均衡，空岗与失业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尤为突出，化解劳动力市场的结性失业矛盾是促进我国劳动力市场稳定的重要途径。从人力资本的供给侧出发，提出解决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的有效途径是在职培训。

3.1 职业培训写进“十三五”规划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战略目标。但要有效化解这一矛盾，单纯靠岗位创造和自主创业远远不够，还必须着眼长远，从根源入手，使现有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结构与需求形成动态适配机制。国家就业规划提出的终身就业技能培训制度，强调了职业培训在化解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我们通过分析在职培训不足的原因从而更加有效地提出在职培训常态化的建议。

3.2 世界发达的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地位重要

欧洲大陆的职业培训起步最早，发育也最成熟。工业化革命却摧毁了长期存在的具有深刻影响和广泛一致性的以传统手工业为基础的传统学徒制，代之以各具特色的职业培训新模式，其中以英、法、德三国最具代表性。英国的自由市场模式、法国的政府主导模式和德国的双元合作模式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所折射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各具特色。如在德国双元模式中，市场导向（在继续职业培训领域）和学术导向原则（在职业学校）与职业导向原则结合，法国的培训模式把职业和市场导向与学术导向合并于一体，即使是市场主导的英国培训模式，国家继续教育机构也在根据职业类型和专门的职业学科进行重构。

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反复证明：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在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任何轻视、逃脱职业教育的高等教育都注定是跛足的、残缺不全的。相反，包括美、德在内的高等教育强国，无一不是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齐头并进、彼此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既顺应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也完全符合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

3.3 在职培训的优点

因为在职培训具有时间灵活、针对性强、周期短、见效快、可持续、有利于终身学习等优点，是抵消人力资本快速折旧、形成和积累新技能的重要方式，尤其对于专业技能性人力资本而言。

参考文献：

[1]CEDEFOP.Towards a Histor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Europe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C].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al Publica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2004.

[2]姚先国.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力市场管理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

[3]赖德胜.中国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

[4]李锋亮.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J].复旦教育论坛，2005（4）.

第8篇：劳动力市场状况范文

关键词：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2-0116-02

失业通常分为三类，即周期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后两种失业统称为自然失业。其中，摩擦性失业是由经济运行中各种因素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的功能缺陷所造成的临时性失业，一般是由求职的劳动者与需方提供的岗位之间存在着时间滞差造成的。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在职业、技能、产业、地区分布等方面不相适应所引起的失业。

一、中国失业现状分析

1　结构性失业及其具体表现

结构性失业的特点是职位空缺与失业并存，即市场上存在着大量失业的劳动者，但同时一些行业的工作岗位空缺，找不到适合的劳动者。结构性失业并不是劳动力需求不足，其根源在于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不能适应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动，是因为一段时期劳动力的技术结构、地区结构、职业结构不能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动。

比较有代表性的结构性失业是以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高学历群体就业难这一现象。直接表现为大规模扩招和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数量少之间的矛盾，据统计，1998年大学毕业生不到83万，2006年后这个数字上升至307万，而同期城市新增就业岗位远远达不到毕业生的增长速度。除了供需总量上的矛盾外，大学毕业生专业与需求之间的差距也成为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与市场化发展进程相比存在滞后，所培养的毕业生在专业上与市场需求间存在矛盾在所难免，因此若干专业会出现“僧多粥少”的现象，或者若干工作岗位找不到合格毕业生。

2　摩擦性失业具体表现，

从中国劳动力市场供需情况看，摩擦失业所反映出的矛盾主要在于，求职者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找到合适的岗位，而用人单位有时又很难寻找到具有某种特殊技能素质的人才，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是导致摩擦性失业的主要原因。 对中国摩擦性失业最具映射作用的是中国独特的春运现象。中国每年都有1亿多人次的春运规模，春运的主体包括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他们可获得的绝大部分工作信息来源是同乡或者亲戚介绍，如果没有介绍源，外出找工作会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农民工向就业市场流动所依赖的信息渠道有限、单一，导致部分摩擦性失业。进一步分析，农民工跨地区流动的成本非常高昂，高成本的流动影响就业并导致一部分摩擦性失业。

中国就业服务市场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发展也是造成摩擦性失业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求职者不能获得方便、及时、有效的就业市场信息；另一方面，招聘单位也不能获得真实、及时的应聘人员信息，双方交流的渠道――就业服务市场不够通畅，影响劳动力的高效流动。

二、影响失业的原因分析

1　结构升级和资本构成提高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造成就业弹性的下降。一般来说，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会带来就业机会的减少。在中国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出现了“高增长低就业”现象，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在下降。从数据上看，“九五”期间GDP年均增长8.6％，年均增加就业人数804万；“十五”期间GDP年均增长9.5％，年均增加就业人数只有748万，比“九五”时期少56万人。就业弹性系数也处于下降状态。“九五”时期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为0.13，但到“十五”时期，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下降到0.11。

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劳动力供需出现矛盾。首先，中国第一产业科技水平日益提高，不少劳动力得以释放，涌向第二、三产业。其次，中国第二产业正经历“资本深化”进程，因此，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并没有有效地扩大劳动力需求，在扩大就业需求方面效果并不理想。最后，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尚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因此，在发挥吸收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2　劳动力市场尚未完善

中国劳动力市场是在传统二元分割的城乡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尽管当前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大大提高，户籍制度改革也获得了深化，但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并未彻底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与就业歧视依然存在。

首先，城乡分割、区域封闭的户籍就业制度仍存在。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把城乡居民分为在权利、机会和风险等方面存在极大差别的两部分，在人口迁移政策上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具有明显的城市偏向，从而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正常流动，造成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

其次，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厚此薄彼”。在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下，城市居民能够获得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农民则长期被排除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覆盖率低、社会化程度低、资金来源单一等问题长期存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发展“稳定器”的作用基本得不到发挥，成为当前制约农业人口就业的重要因素。

第三，地方保护主义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解决本地的就业问题限制外地工人进入本地就业，表现在就业机会上。进城农民工和城市中那些教育程度较低、非专业技术性劳动力同属次级劳动力市场，当地政府政策倾向首先从职业上对农民工予以歧视，许多城市都对农民工进行总量控制、职业和工种限制等。

3　教育与培训尚待进一步发展

首先，中国缺乏多形式、多层次系统的培训体系。当前的培训层次不高且单一，更多的集中在基础性培训，没有更好地发挥全社会系统职业培训对劳动力资源的素质优化和结构调整。其次，职业培训主体比较单一、投入不足。目前企业是职业培训的主要承担者，而当前国内企业普遍存在培训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投入占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相对较低，即使开展培训，实际用于职工培训方面的花费也并不高，效果并不明显，企业培训工作由当前的简单培训向高技术含量培训转变仍有相当的路要走。第三，职业培训缺乏制度约束。

从教育角度讲，中国的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矛盾。近年来，中国教育体制落后、教育结构不合理使劳动者“学非所用”矛盾突出，教育供给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需求结构不相适应，具体表现为不同学科和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中的处境不同、高等学校毕业生本身的综合素质不高，知识面比较狭窄等。

三、应对失业的对策分析

1　优化产业结构调整

根本上讲，失业属于经济问题，最终必须运用经济手段予以解决。中国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

本资源、自然资源和技术资源则相对贫乏。在这种状况下，处理失业问题首先应该充分认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这一事实，更多考虑用劳动力资源来替代资本、技术等稀缺资源，在继续保持第二产业发展势头的同时，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努力提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具体的做法根据不同产业状况有所不同。

第二产业对失业的影响作用可谓举足轻重，不仅因为在建筑业、制造业等具有代表性的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规模占比相当大，更重要的是，第二产业存在着明显的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因此，处理好第二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十分重要，相比较而言，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中国的资源禀赋特征和比较优势原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重视生产技术进步能够使中国稀缺的资本得到更好的利用。

第三产业是解决中国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第三产业具有劳动密集型、就业弹性大的特点，吸纳劳动力的能力相当突出。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不快，水平不高，吸收劳动力的潜力没有获得释放。

2　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强化职业技能培训

这一政策是缓解中国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的治本之策。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体系首先需要做以下两个方面工作：一是通过确立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地位，打破劳动力流动在地区、部门、城乡之间的各种制度性的障碍，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各种行政性分割，形成完善的市场就业机制，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尤其是对于农民的跨地区流动就业，要消除歧视性的政策，实现平等竞争；二是加强劳动力市场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尽快建立起社会化、高效率的就业信息网络。促进就业岗位信息的充分传达，减少因摩擦产生的岗位流失和职工失业。

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不仅可以缓解结构性失业的矛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还可以促进失业者就业、减少在职者的失业。中国长期以来对职业教育的忽视造成的职业教育落后、职业培训不发达的局面，必须通过加大投入、强化舆论引导等方式予以改善，在全社会形成重视职业教育和培训，尊重技能人才的良好氛围，不仅鼓励用人单位重视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同时引导在职和失业者主动提高技能。最终要通过加大职业教育的改革力度，形成以市场为导向，服务就业、促进就业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

3　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劳动力的有序流动

第9篇：劳动力市场状况范文

需求旺盛推销仍据职业排行首位

根据该项报告的统计，##市上半年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招聘的用人单位有17560家次，招聘各类人员225500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求职登记的各类人员为306000人，其中单位在职人员为70114人，企业下岗待工人员为9986人，失业人员为98618人（其中预备就业人员为12088人），外省市人员为68239人，离退休人员为2054人，本市农村人员为56989人。

从产业需求状况看：上半年第三产业的需求人数为183390人，占81．3％，第二产业需求人数为41910人，占18．6％，第一产业的需求人数为200人，占0．1％。

从经济类型需求状况看：依次为股份制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私营企业及个体、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从行业需求状况看：排在前列的分别为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制造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电力、煤气和农、林、牧、渔业等。从职业需求状况中可以看到：

推销员市场需求人数为76606人，已连续17个季度位居需求首位。上半年前10位的职业分别是推销员、营业员、餐饮服务人员、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一般管理人员、秘书、财会人员、饭店服务人员、记者、编辑、中西餐厨师。

网上招聘抬头复合型人才短缺明显

在对上半年劳动力市场运行的特点和问题所做的分析中，报告认为：

（一）、大型洽谈会有隐忧、专场供需会受青睐、上网招聘更盛行。

全市上半年举办了大型综合职业招聘洽谈会18场，比去年同期减少2场，参会单位达6000余家次，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2，表明用人单位参加大型招聘洽谈会的热情正在降温，原因在于一方面大型招聘洽谈会虽然参会的单位和个人数量不少，但由于环境和时间的限制，成功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另一方面用人单位的招聘手段和渠道也逐渐增多，如在众多新闻媒体的人才与就业专版上刊登招聘广告、参加经济实用的定期和专场招聘洽谈会等。尤其是区分不同求职对象和不同职业需求的专场洽谈会虽然参会单位和个人数量不很多，但针对性强、洽谈成功率较高，应成为今后职业招聘洽谈会的发展方向。

享有“第四媒体”称谓的因特网日益为众多职业、人才中介机构所重视，网上招聘求职盛行一时。现在##地区开通的人才职业网站已有30余家，其中较为知名的有中华英才网、前程无忧网、##市人才网、赛伯工作网、百分网等。目前各人才网站都在积极探索着生存和发展之路，随着竞争的加剧，各网站还会推出自己的服务特色。但无论怎样都必须以满足人才供需双方的各种需求为前提，应打破网络单一的服务方式，将网络、平面媒体、猎头等不同方式进行组合，实现优势互补，走立体化服务的道路，只有这样职业人才网站才能生存和发展。

（二）、供需双方趋于冷静、复合型人才市场短缺。

当前职业中介服务机构加大了对用人单位科学招聘用人的职业指导，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表现在单位招聘人员日趋理性和务实，根据单位发展的实际需要招聘，也体现出再就业工程鼓励用人单位招聘下岗职工的优惠政策发挥了明显作用。

求职者的心态也正日趋成熟，许多人在择业时一改被动应考的形象，反过来“考”招聘者，通过各种途径观察、审视招聘单位，提出形形的问题，做到心中有数。这标志着求职者正力图追求在人力资源市场流动中的主动地位。

今年以来，人力资源市场招聘的职位越来越市场化，表现为职业分类越来越细，并且不断有新的职业和岗位出现，市场需求对求职者的专业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应聘人员不仅需掌握所学专业的知识技能，还应掌握最新科技最新管理理论，了解市场行情、具备公关和管理能力、精通计算机知识，这种复合型人才需求走势看涨。例如企业招聘“财务总监”，相当于原来的总会计师，而它既要懂得财务，又得通晓管理。此外，精通计算机如今要具备综合开发能力，例如，网络编辑是目前较为热门的职业，应聘者除熟练掌握Photoshop、DreamWeaver、Fireworks等软件操作外，还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像做旅游网页的编辑，还要具有历史、地理等专业知识。

（三）、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招聘求职行为有待规范。

随着人力资源流动的日趋明朗化、规范化，用人单位和求职者之间通过一则招聘广告便能达到双向选择的目的。但调查中发现，不少单位频繁出现在各类招聘洽谈会上，主要是由于人员流动性过大，陷入一种常招聘、高流失的恶性循环之中，用人单位招聘、用工行为不规范是主要原因之一。表现在招聘时承诺的薪金及福利待遇不兑现、试用期满后借故辞退、不与应聘者签定劳动合同、不按规定上各项社会保险等。使应聘者得不到应有的权益，造成人员严重流失。

而一部分求职人员轻率跳槽也给招聘单位带来了管理上的失控和经济上的损失。这里提醒求职者应当注意的是人的确应该流动，可是职业流动率和职业满意程度并非成正比关系，盲目和过于频繁的流动会降低自己的职业背景优势，削弱自身的敬业精神和招聘单位对其职业稳定性的信心，因此有流动意向者应在能发挥个人能力并权衡利弊的前提下合理流动。

（四）、劳动力市场倍受新闻媒体关注。

如何搞活劳动力市场，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促进劳动就业工作如今引起众多新闻媒体的密切关注，几乎所有知名报纸都开辟了专版，宣传就业政策、分析劳动力市场行情、开展咨询服务、招聘求职广告。新闻媒体参与劳动力信息资源的竞争有利于新闻事业的发展，能更贴近现实生活、服务读者。但应在权威性、时效性和独家信息上下功夫，根据读者群的特点进行定位，这样才能在竞争中树立良好信誉和具有生命力。

（五）、市场日趋成熟规范，劳动力价格逐渐合理。

劳动力价格是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晴雨表，它客观地反映了劳动力余缺的状况，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成熟和稳定，劳动力价格也逐渐趋于合理。日前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社会了2000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实行企业工资指导线制度，是建立“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职工民主参与、政府监控指导”的企业工资制度的重要措施，它有利于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对于企业合理开发劳动力资源和鼓励劳动者提高自身素质有积极的作用。当前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除了职位所需学历、技能、年龄以外，还有行业、经济类型、企业规模、经济效益与知名度等差别。

（六）、政府部门开办的公益性职业介绍服务机构受信赖，劳动事务需求空间广阔。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开办的公益性职介收费价格低、服务功能全、可信度高，而且有存档和社会保险业务，因此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个人都愿意接受它的服务，许多求职者包括一些破产、改制企业的职工和下岗职工纷纷将档案存在劳动保障部门开办的公益职介机构。这反映了人们就业观念的转变和国家政策的导向作用。

此外，企业和个人对劳动事务和人力资源派送行为越来越认可，对单位它可以减轻企业管理者事务性负担、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对劳动者个人来说，可以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合法利益。

供大于求服务业仍是需求主力

报告对##市下半年本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

（一）、从供求比例上分析看：预计下半年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趋势仍不会改变，供求比例大致为1．5：1。

（二）、从产业需求上看：目前新的经济增长点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中的旅游业、社区服务业、房地产业、信息服务业、咨询广告业、文化产业、体育产业、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符合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正在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下半年本市劳动力市场第三产业的需求人数仍将位居首位，约占用人总数的80．5－82．5％，第二产业因所属支柱行业的发展需要，需求人数将保持一定的比例，约占总人数的17－19％。版权所有

（三）、从用人单位的经济类型上看：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需求人数会保持稳定增长，特别是股份制企业将继续位居用人需求首位，外商投资企业需求量保持稳定。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用人需求量不会增加，并有不同程度的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