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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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范文

关键词:农业近代化;西进运动;工业革命;南北战争;美国

中图分类号:F31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7-0063-02

农业近代化的范畴大体是指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取代了小农经济,同时运用先进机器、技术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及管理方式进行经营的农业经济。美国由建国初的殖民地小农经济转变为近代化农业经济只用了80年时间。探讨美国农业经济在短时间内由落后变为先进的内在动因及特点,对于本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初步的转变

美国自殖民地时期开始,农业经济的发展一直走的是两条道路,即南方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与北方的小农经济。但到了19世纪初,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开始向近代化农业迈进。

在美国南方,一直存在着以黑人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随着19世纪初工业革命的扩展,各先进国家对棉花的需求量徒然增加,使得种植棉花有丰厚的利润可图,因此,南方种植园奴隶主拼命扩大棉花的种植面积,并大量贩入黑奴建立新的蓄奴州。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特例,奴隶主则是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资本家,属于资产阶级范畴。但是,奴隶主既不愿使用雇佣劳动力,又不愿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也不愿引进新机器、新技术,与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背道而弛、越走越远。

自从殖民地时代以来,在北方就开始形成了小农经济所有者阶级。小农阶级主要是通过“占地”形成的,即劳动人民在政府权力达不到的边远地方自行“占地”,加以开垦、耕种。伴随着工业革命、交通运输发展等因素,小农经济到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瓦解,而越来越带有商品货币经济的性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阶级开始分化,农业资本主义也开始产生。本来在小农阶层内部就存在着财产上的差别,而且有部分农民还通过土地投机而积累到了一些财富。这些富裕农民便借助于对广大贫农的剥削而进一步致富,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他们进行这种剥削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于是少数富裕农民便把积累起来的财富转化为资本,雇佣工人,扩大经营,因而一跃而成为农业资本家。然而,在另一方面,广大贫农在富农的剥削及排挤下,走向了破产。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受雇于人,从而变为农业工人。上述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所走的道路,列宁称之为“美国式道路”[1]。

二、近代化形成

自美国建国到19世纪20年代初,30多年的时间里其农业近代化的发展一直是较为缓慢的。但自19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过程突然加速,至70年代初美国的农业近代化就已经基本形成了。笔者认为,除追求利润这一根本动因外,西进运动、工业革命、南北战争是促使发展加速的主要动因。

18世纪末,美国兴起了一场向西部广大地区扩展、移民和进行垦殖开发的运动,即西进运动。1820年的土地法令对土地政策作了较大的调整,取消了赊买制度,把公开拍卖的最小单位面积减至80英亩,最低价格定为1.25美元。这个法令实施后,有不少西部拓荒者买到了土地。1820―1841年实施1820年土地法期间,售出的土地达到了7 500万英亩[2]。西部的荒地被垦殖,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逐渐向西部转移的同时,随着西进运动的扩展,很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及外来移民,又纷纷转向未被开发的西部土地,用“占地”的方式继续小农经济的生活。旧的小农阶级瓦解,新的小农阶级又重建,往返循环。因此,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齐头并进、共同发展,成为了美国农业近代化形成过程中所独有的特点。

19世纪初,工业革命的浪潮传到了美国,对农业的近代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美国1815年之后的发展表明,农业的扩大和工业的发展,起先是对应的,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齐头并进了。”[3]工业革命提供了先进的机器、技术,使大农场取得了更多的利润,其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了。资本主义大农场一般都采用机器和先进技术,耕地机、播种机等各种先进机器都已使用。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的发展及先进机器的采用,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使农业产量大大提高,到19世纪中叶,旧西部的大城市芝加哥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谷仓了。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公路、运河和铁路网的形成使人口、物资和资本在各地区之间的流动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了西部和远西部地区的发展,引起了农业经济结构的重大改变。尤其是交通运输的发展带来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迫使农民逐步放弃了自然经济,转为面向市场。农业商品化、土地兼并和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发展就成为必然趋势。

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博德所言:“在美国,只是在南北战争之后,资产阶级才找到它兴起的道路。”[4]在内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西方最发达的近代化国家,包括完成了农业近代化的转变。内战后,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奴隶制度被废除,但南部的大土地所有制并没有被摧毁,大部分土地仍然保留在旧种植园主手中。南部种植园主同北部工业资本的联系不断加强,成为资产阶级化的种植园主阶层。原来的奴隶制种植园很自然地过渡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其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机器流入。原来的奴隶逐渐演变为新地佃农阶层,同时也有大批贫穷白人沦为分成制佃农。

除了大农场经济发展、先进技术被采用外,农业经济的生产模式也转向集约化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末,“专业化过程也出现在农业中,并建立了农业的日益专业化的区域。”[5]农业生产由粗放型道路转变为集约型道路,也是向近代化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

到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已基本完成了农业近代化的转型。近代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其农业机械化、专业化和商品化的水平迅速提高,农业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正是在西进运动、工业革命、南北战争这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促进下,美国农业的近代化道路才被大大缩短。因此,这三种因素是美国农业近代化形成的直接动因,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交替发展是形成过程中的突出特点。

三、结论

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也是促使美国农业近代化短时间内形成的根本动力和原因。在此基础上,西进运动、工业革命和南北战争成为转变加速的催化剂,即转变形成的直接动力和原因。由此可见,政府根据国情变化做出相应的政策指导,将会对不同时期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必须审时度势、不断调整。

参考文献:

[1] 刘祚昌,王觉非.世界近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43.

[2]威利尔德 W 考彻兰.历史地分析美国农业的发展[J].明尼苏达,1981:57.

[3]W W 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M].黄其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64.

[4]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中译本)[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120.

[5]列宁.列宁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89.

The character and motivation of the agriculture modernization in the USA

LIU Peng

(History and culture department,Shan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Hanzhong 723001,China)

第2篇：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范文

关键词:生育文化; 湖湘文化;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R715.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194-03

一、生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一)生育文化的内涵

所谓生育文化就是建立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的生育观念文化与建立在一定科技发展水平之上的生育科学文化的合称[1]。显然,生育文化包括:(1)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建立在生育主体价值判断基础上的生育观念;(2)属于生育科学范畴,含与生育相关的知识、技术、工具、设备、手段等,其内容包括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人工生殖等。

生育观念包括三方面的认识:一是对生育目的和意义的看法,也就是对孩子效用的认识;二是生育意愿,指生育的性别取向、对生育子女数量的期望、对子女素质的期望;三是生育时间和方式的选择。生育观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有:(1)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是对生育观念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生产方式的变迁是生育观念转变的终极原因;(2)制度与组织因素,包括对生育起影响或控制作用的社会、经济、婚姻家庭、政治法律等制度,宗族、家庭、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组织。其中,婚姻家庭制度、宗族和家庭组织与生育的关系最为密切;(3)精神文化因素,包括影响生育意愿与行为的信仰、心理、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道德规范、舆论评价等;(4)生育科学因素,与生育观念共同构成生育文化总体的生育科学本身是影响生育观念的重要因素,例如,避孕节育技术所带来的对受孕的随意控制,生殖保健水平提高所带来的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都曾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人工生殖技术的发展更是影响人们婚姻家庭生育观念的潜在的巨大因素。

(二)生育文化的特征

由于生育文化受到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它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自然形成的。因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社会环境,其生育文化的特征也是不尽相同的。

1.我国传统生育文化的特征

我国传统生育文化是指形成并存续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我国传统农耕社会的生育文化类型。其特征表现为:(1)生育认识上,由于生育具有社会、经济、精神等多方面的显著效用,生儿育女,尤其是生育男孩被视为人生第一位的重大使命;意愿上,早婚早育,追求多、男,重男轻女,其中,追求多、男是传统生育观念的根本特征;方式上,抚养、教育局限在宗教内部,极少的婚外生育。(2)生育科学方面,对生殖规律一无所知,生育知识贫乏,怀孕、分娩、母婴健康皆顺其自然,主要取决于自然的机遇,这是由传统社会生育科学的极端落后决定的。

2.现代生育文化的特征

现代生育文化是与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生育文化类型。现代社会的经济、社会因素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人口数量,则需要由社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宏观上进行调控,实行合适的人口政策,力求达到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最优人口规模。数量调控、无性别偏好、优生优育应成为现代生育文化的根本特征。传统生育文化重点在于生,而现代生育文化关键在于育。

现今西方生育文化的特征体现为:获取心理和感情上的满足是生育的主要目的;接力模式,即父母抚养子女,子女对父母没有抚养责任的模式;数量上的少育与相当数量的自愿不育;发达的托幼组织、较多的单亲抚育;基本无性别偏好;避孕节育普及,生育健康水平很高。

我国20世纪70年代推行的计划生育大大加速了我国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生育文化的转变过程,生育数量已降到很低的水平,1992年全国平均TFR为2.0,已低于更替水平。随着经济、生育科学的发展,避孕节育知识的普及,优生优育、生殖保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初步形成了适应发展的数量调控、优生优育的现代生育文化特征。

二、湖湘文化特征及其对生育文化的影响

湖湘文化和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等一样是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中的一种,指广泛存在于湖南各族人民中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民风、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科学文化等的总和。湖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湖南人认同天道变化无常的道理和不屈的奋斗与抗争精神。湖南的地形东西南三面环山,对北敞开。冬季,凛冽的西伯利亚寒潮滚滚南下,长驱直入湖南全境,达南岭脚下郴州永州一线,被阻于南岭。夏季,南方的阳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发,使三湘大地热气郁积而不得散发,致使盛夏酷暑可达41℃,夜晚气温仍高达33℃。春秋两季,三湘大地时而受西北的冷锋控制,时而受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故气候多变,时晴时雨,骤冷骤热。因此,号称鱼米之乡的湖南,自古却属于居住条件恶劣的荒蛮之地。汉代以后,湖南逐步开发,虽然成了鱼米之乡和粮仓,但三湘人民祖祖辈辈所感受到的气候的恶劣与变化无常,培养了湖南人对天道无常变化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曾指出,中国传统的生育伦理观念是小农经济的产物。生育观念中的“养儿防老”是小农经济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男婚女嫁则体现了小农经济中的劳动力转让。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人口多,特别是男性人口多,意味着劳动力资源丰富。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一种薄型平面垦殖,产量的增加主要依靠不断追加劳动力投入。因此,客观上,小农经济对劳动力,从而对生育行为有着源源不断的需求。从家庭本身来说,在代际交换中,父母有培养子女长大成人的义务,而子女则有赡养年老父母的义务;父母有维持和保护家庭财产并分配给儿子的义务,而儿子则有继承家庭财产的义务;等等,所有子辈所需担负的责任只有儿子才能承担,女儿则因外嫁而不负责任或负很少的责任。因此,父辈倾向于生育儿子。一个儿子在死亡率很高的古代社会是不保险的,一旦夭折,就可能意味着没人养老送终、没有人继承遗产等,因而多生育儿子是必要的,而多生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或途径。湖南古时恶劣和变化无常的气候,使人们易于产生对天道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在这样的湖湘文化背景下,以“多、男生育”为特征的传统生育价值观念得到了强化。即便是现在,这种反抗精神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无疑产生一定的阻力。

古时移民对湖湘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湖南自古为南北兵家首征之地,元代初年及明末清初,湖湘大地遭受战火多次蹂躏,土著族十室九空。元代和清代有两次在中央政府鼓励和安排下的大规模移民,移民主要来自江浙、江西和四川等地,湖南省境内有多达45种方言,如湘乡新化、常德湘西、衡阳、平浏、澧陵等方言。移民的进入给湖湘文化提供了厚实多元的基础。近代有人论说,湖南之所以名人辈出,盖因湖南是移民省的缘故。这种移民文化也体现在湖湘文化特性中的包容并蓄方面,其经世致用的核心决定了它是一个能够不断自我更新的文化,因而具有显著的开放性特征。湖南既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又是东西往来的枢纽,在这种交往比较便利的地方生长起来的湖湘文化必然带有开放性特征。尤其是两晋以后,南方经济不断发展,加上中原地区战火不断,迫使中原人纷纷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速南移,湖南的地理位置在全国的地理格局中日益重要,近代以来更加明显。伴随着近代中国三次留学的出现,湖南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走出湖南,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到日本、欧美等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学习、译介和传播西方文化;同时,西方文化大量地涌入湖南,与湖湘文化碰撞、融合。湖南人士一直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原则,实际上已经成为湖湘文化具有开放性特征的理论基础。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坚持经世致用原则的学者或文化流派是易于接纳异域或外来先进文化的,也会采取相当主动的态度与其沟通、交流与合作,以修正和完善自我,即具有一定的开放精神。湖湘文化自形成之日起,就以经世致用为最高准则。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宏、张不仅以其学术思想精湛称于世人,更以坚持经世致用原则而卓然孓立。胡宏在运用体用、致知力行等范畴对通经与致用的关系进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致用”必须从关心现实的实际政治、经济、生产活动出发。张在岳麓书院办学时,曾明确宣称办学宗旨就是为“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进入清代,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原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和光大[2]。湖湘文化中的开放性,使人们易于接受新事物、转变旧观念。生育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最关键的是观念的转变。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在建国以后即已开始发生转变,其表现是小农经济基础的摧毁、家族制度和宗法组织的废除。但生育观念没有明显转变,生育行为表现为一种自发的状态,这种自发生育在舆论导向和政策倾向的作用下演化为50、60年代的高生育率和快速的人口增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放性的湖湘文化有利于现代生育观念的转变和现代生育文化的建立。

三、新型湖湘生育文化建设途径选择

湖南的人口控制虽已取得很大成效,但仍未实现生育文化的变迁,其难点就在于,由于农村特殊的社区环境给没有男孩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广大农村地区还盛行强烈的性别偏好。另外,新型生育文化的一些内容与传统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存在矛盾,使文化认同难以实现,进而阻碍着生育文化的变迁。作为湖湘文化的一部分,湖湘生育文化的建设应发挥湖湘文化的优势,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建设。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城市化水平,改变社区环境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其生产方式是自然经济的,与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之间没有重大差别。在这样的家庭经营条件下,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力,其数量较质量而言仍更为重要,从而促使农民们为发家致富而追求多育。农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自然下降只有在生产方式发生质的变化,包括农村生产力发展到相当水平、市场化取得长足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普遍提高后才会实现,因此,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社区环境对生育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社区环境建设的内容和形式也是多姿多彩的,特别是乡村和城市,其社区环境的差别就更大了[3]。城市化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有利于消除来自农村社区的文化压力,从而可以促进生育文化变迁的实现。因此,要加快城镇建设步伐,提高城市化水平,实现社区环境的改变。

(二)充分发挥湖南教育的优势,提高人口文化素质

人的文化素质高低对先进生育文化的接受程度是有影响的。人口文化素质高的群体易接受先进的、科学的生育文化。在北京、上海等人口文化素质较高地区,妇女总和生育率不到1%,而在贫困山区、边远地区,妇女总和生育率超过2%。因此,要实现生育观念的根本转变和进行新型生育文化建设,必须从提高人口文化素质这个根本问题抓起。而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主要途径是教育。通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人教育、终身教育等手段,可使受教育者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提高文化素养,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开阔视野。湖南的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地位,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提高区域内人口文化素质。人口素质的提高,为我们通过教育改造生育文化提供了可能性。生育文化的变迁是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其中内部因素处于主导地位,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内部因素的作用方向。例如,通过教育可以使人们充分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认识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而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认识生育问题,这种认知的提高必然会直接影响到生育文化的变迁。

(三)强化宣传教育,引导生育主体对人口政策的理解与支持

政府在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时,不仅要依靠行政强制力,还要靠大量的宣传、教育、引导工作,引导生育主体对当前人口生育政策的理解和支持。要通过各种丰富多彩、务实有效的活动,搞好政策宣传。若政策宣传引导不到位,就不会得到生育主体及家庭对生育控制政策的理解、支持与采纳,相反会引起生育主体对生育控制政策的抵触,即使靠强硬的行政控制,工作效果也不会长久的保持,甚至导致生育主体无视生育政策的存在,做出违背政策的生育选择。所以,要重新审视计划生育工作,探索建设与时俱进的新型生育文化,充分运用生育文化的内控作用机制,引导生育主体从根本上理解支持计划生育政策,主动摈弃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树立新型婚育观念,使生育意愿自觉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相一致,为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 从培养社会公德入手,营造新型湖湘生育文化的氛围

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对公民社会公德培养的过程中,注意把新型生育文化建设融合进去,提倡遵循国家现行的生育政策,提倡夫妻和睦、敬老爱幼等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形成男女平等、少生快富、晚婚晚育的科学文明的现代婚育观、家庭观、养老观,增强全民人口控制意识和生育道德修养,使公民清楚地认识到,遵守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有利于自己还有利于国家,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一环,从而真正能从思想意识上自觉地接受新型生育文化的规范,自觉追求新道德,自觉地履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这样,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传播普遍化、大众化所构成的浓厚氛围,就会影响生育主体根据价值标准和行为取向调整决定自己的生育行为。

参考文献:

[1] 赵文琛.论生育文化[J].人口研究,2001,(6):70-72.

[2] 王耀中,李金龙.论湖湘文化的开放性及其现实意义[J].湖南社会科学,2002,(4):105-107.

[3] 胡厚翠.关于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J].法制与经济,2009,(6).

第3篇：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范文

关键词：农业；科技 ；投入； 条件；分析

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中国有两个重要情况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一是中国加入WTO谈判曾经在2000年初受阻于农业补贴，引发争议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在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的情况下对粮食的补贴出口。同期，粮食占压信贷资金和政府财政对库存亏损补贴大幅度增加的问题，不仅引发了国内政策研究领域的反思，也导致了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二是由于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长期卖难和农民收入连续4年增长速度下降，反映出农民群体在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渐表现出“边缘化”趋势，因此，人们关于“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讨论也成为新的热点。

以上两个重要情况，对政府加强农业投入政策和对农业的科技进步的评价，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为，中国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表现出一种用“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科技进步”等话语体系无法解释的矛盾：

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的物质技术投入增加幅度显著高于80年代，据测算其中农业的科技贡献度超过40％；这往往被作为农业的重大进步而予以宣传。

另一方面，农业的直接成本上升超过10％，包括技术在内的服务成本上升9％，其中，不仅家庭经营条件下的种植业投入产出已经是负效益，而且基本农产品也已经因为成本上升而丧失国际竞争力。

有鉴于此，中国的所谓农业技术和投入政策研究，显然不能遵循国际通行的农业现代化理论，当务之急其实还是大包干以后就提出、但至今没有解决的“有中国特色”的老问题：如何重新建立适合小农村社经济基础的科技服务系统。

为了方便讨论，本文以粮食这个农业主产品为基本分析对象。

一 当前中国农业问题的讨论与相关背景分析

人们在分析1996年以来粮食高产和库存超过2亿5千万吨的问题的时候，对造成粮食过剩的背景讨论不够。并且，有关部门在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建议时，也仍然强调旧有的“增加投入”的思路。尽管其中增加科技投入的建议，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还具有相对积极的政策意义，但技术部门的知识局限难以解释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系数提高的同时、效益却在下降的道理。因此，需要从经济角度讨论与技术进步相关的条件制约。

（一）中国粮食增产的不同阶段及其相关因素的讨论

中国改革的20年中，粮食增产分3个阶段，其阶段性特征明显，相关的不同意见讨论，主要集中在制度和物质这两种影响因素何者为主的分析上。农业部最近的研究，把粮食增产分四个阶段（参见表1、表2）。

（1）其他物质投入，包括种子、农机、农膜、农药等

（2）此处指广义的技术进步，包括技术措施、制度变革和经营管理等内容

第一阶段是在1978－1984年的6年中，我国粮食从1978年的3047.6亿公斤提高到1984年的4073.1亿公斤，总量增长32.6%，最为显著的是单产从168.5公斤/亩增加到240.6公斤/亩，增长42.8%。对此，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的研究认为，以农村大包干为主的制度创新因素的贡献度占40％。不过，后来的研究有所不同，主要是在价格刺激和物质投入两个方面，补充、或者修改他的结论：

其一，1979－1982年政府把粮食综合价格提高了49％。人们指出，这是在约20年不变的长期计划价格压抑下，在单一粮食产业上具有突破意义的短期价格调整，因此，必然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特别大的刺激作用。

其二，据农业部的研究，这个阶段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其中的物质投入的作用是重要的。例如，化肥增加了100多万吨，其中仅1982－1984年期间化肥在增产中的贡献度就达到49％；用电增加30多亿千瓦，农机总动力增加1000多万千瓦，这些物质投入的贡献度是26％；技术进步的贡献是31％。

以上补充虽然可以被认为是不同意见，但由于提高价格也属于政策变动，因此，人们至少在公开场合都仍然承认，农村改革是第一阶段增产的主要因素。

第二阶段是1985－1993年的9年，期间，由于1984年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出现了严重的供给过剩，1985年农民调整种植结构，自发地减少了7千万亩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产量下降2700万吨。由此导致政府转变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政策取向，而主要采取了加强投入和部分恢复以“合同定购”为名的强制收购政策。据农业部资料，这9年中，有效灌溉面积年递增1％以上，化肥年递增6.8%，贡献度达到47％；农电年递增11.6%，农机年增5.6%，这些物质投入的贡献度为13％；技术进步的贡献度是33％；财政资金年增13.5%。

但是，尽管物质技术投入比第一阶段大幅度增加，由于粮食的需求弹性小，容易受到市场抑制，其产量还是“长期徘徊”；尤其是单产，9年中仅从240.6公斤/亩增加到275.4公斤/亩，仅为14.5%，比上个阶段下降了28个百分点。直到1992年中国经济进入高涨期，粮食才随需求拉动造成的价格上涨，而出现比较明显的增产，达到4564.8亿公斤，增长幅度为12％。

第三阶段是1994－1996年的3年内，粮食产量从4564.8亿公斤迅速增加到5045.3亿公斤，增长幅度为10.5%；不过，单产仅增长到298.9公斤，幅度仅为8％。进一步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这个阶段的大幅度增产与投入和科技贡献并不相关。据测算，化肥+6.7%，农电+13.4%，农机+6.6%，财政+16.7%。与上一阶段相比，物质投入增加的幅度没有明显增长；而且，科技进步的贡献度明显下降到17％，气候的贡献度却高达31％。

尽管有关部门测算的结果仍然表明了物质技术投入的重要性，但这些投入与产出和效益之间是否显著相关，还有待于进一步证明。其实，在此期间内，人们公认的最有影响的重要因素既不是制度，也不是物质技术，更不是市场需求，而是政府。因为政府不仅在因丰收而形成的供给增加的3年内，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1996年与1993年相比提高幅度达105％），导致农民抛售存粮；而且还在此后连续3年强调全额收购。

通过对20年的三个阶段粮食增产的因素分析可以看出：第一阶段的主要增产因素是制度；第二阶段产量徘徊的影响因素是市场；第三阶段产量过快增长的推动因素是政府价格和相关政策。可见，物质技术投入至少在近期内还难以成为主要影响因素。

（二）农业投入的负作用

据农业部最近的研究成果，物质投入不仅已经表现出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而且导致成本收益率逐渐下降，小农经济条件下的粮食生产已经变成负效益。

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到1996年粮食产量从3000亿公斤到5000亿公斤的增长中，物质投入增加的作用是明显的：在播种面积下降6.7%、减少803.9万公顷的条件下，有效灌溉面积+12％、达641.6万公顷；化肥+333％，施用量增加2943.9万吨；农电+615％，1559.6亿千瓦时；农机+228％，总动力增加26797万千瓦；农业财政支出+364％、增加549.77亿元。

其中虽然有不可比因素，但这种农业投入的显著增加，在创造出高产量的同时，也使得物质成本不断上涨，20世纪90年代农业成本增加幅度超过10％。而由于同期农业劳动力转移困难，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

在这种高投入的促进作用下，我国1996年粮食产量超前4年达到2000年的目标。但是，在人口以及与人口高度相关的、弹性很小的粮食消费需求却不可能超前增加的压抑下，就必然导致供给过剩和价格下跌；连带发生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问题。可见，价格提高和投入增加这两个被一般人看作是“好政策”的实际作用，在现行体制下恰恰是负面的。

上述情况，也是近年来粮食积压造成财政补贴和银行坏账增加问题，并且引起全社会大讨论的背景。

二 农业技术进步和政府投入的国情约束和制度障碍

在最近的研究中我对自己的观点作了重要修改：我曾经认为20世纪80年代农村以“大包干”为名的改革，其实质是“农民得到了从集体经济的退出权”。90年代以来的经验过程表明，农村之所以能够改革，其实是“政府退出农业生产领域”，这是由于集体经济条件下农业低效益、高负债。

这个观点也用于可以解释大多数农业技术部门在大包干以后的20年中都面临的困难局面：由于政府退出而导致的农技服务体系衰败。

（一）技术和投入的体制障碍

如果上述观点成立，那么随之产生的问题就是，在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已经属于负效益产业的情况下，政府难道能够重新进入吗？答案显然是不乐观的。本文因此希望重新以下讨论人们习惯接受的政策建议：

第4篇：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范文

以文明史观审视古代东西方文明，可以分别梳理古代东西方文明的基本内涵及其内在联系。

一、梳理基本内涵

文明史观认为，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部分组成。

1.古代物质文明。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中主要概述了古代中国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农耕文明的发展历程及其成果，涉及一个专题，包含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两个重要概念，以及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领域。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目的不是为市场交换需要，只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本身或经济单位需要的一种经济形式。小农经济强调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业经济，在铁犁牛耕技术出现和普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之后产生。古代中国以农立国，精耕细作是我国传统农业经济的基本特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我国古代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古代中国的手工业享誉世界，官营手工业的发达和私营手工业的发展是当时手工业的主要特征。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2.古代政治文明。这部分内容主要涉及两个专题，包含贵族政治、官僚政治和民主政治三个重要概念。贵族政治就是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由世袭贵族的代表人物掌握政权的政治制度；官僚政治就是政府权力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政权以国家或者民族利益为理由，随意掠夺普通公民自由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即奉行多数人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

随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建立，我国开始出现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王位世袭制、等级森严的分封制和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法制是古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到秦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起来。历经汉魏、隋唐至宋元，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权势此消彼长，中央与地方争权斗争接连不断，最终皇权不断强化，中央集权逐渐得到巩固，明清时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发展到顶峰。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制度和选官制度的演变，是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三条重要线索。中央官制主要包括秦朝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明朝内阁制，清朝军机处等；地方制度主要涉及秦朝的郡县制、汉初郡国并行制、元朝行省制度；选官制度主要涉及汉朝察举制、魏晋九品中正制、隋唐科举制。

雅典的奴隶制民主政治、体系宏大而缜密的罗马法，是被奉为西方文明之源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代表。梭伦改革动摇了旧氏族贵族世袭特权，保障了公民的民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克利斯提尼改革基本铲除了旧氏族贵族的政治特权，公民参政权空前扩大，确立了雅典民主政治；伯利克里统治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公元前5世纪中期，《十二铜表法》发表，标志着罗马成文法的诞生；在罗马帝国对外扩张过程中，公民法逐渐演变为普遍适用于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自由民的法律，即“万民法”；6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组织编纂罗马法，汇成《民法大全》，罗马法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备、影响广泛的法律体系。

3.古代精神文明。这部分主要涉及三个专题。以儒学为主流的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源远流长、蓄积深厚，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影响深远，还极大地影响了东亚和东南亚思想文化的发展，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世界文明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明和发现，领先于同时期西方国家，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文明进程，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如诗词、小说、书法、绘画、戏曲等，异彩纷呈、绚丽多姿，具有多元一体、多民族融合、吸收外来文明成果、雅俗共赏等特征，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尚和时代风貌。

古代希腊的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等人关于人的价值的阐述，把对神的关注转向人间，试图从实际出发探究宇宙万物的本来面目，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蕴涵着西方人文主义的萌芽。

二、把握内在联系

古代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物质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政治文明反作用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是一定经济、政治环境的产物并在自身传承中得以发展，又反作用于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进，例如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是耒耜农业发展到铁犁牛耕农业阶段，适应小农经济、精耕细作为特征的农耕文明的发展而形成的。此后，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完善，成为了中国农耕文明发展的保证，成就了中国古代思想、科技、文学、艺术等灿烂的文明成果。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制度下君权的强化，是传统农耕文明高度发达与外来文明因素摩擦的结果。

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明清时期为例，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且在封建专制层层重压下缓慢地发展，旧制度的衰落和新的社会因素产生，首先在思想界里反映出来。当时的思想界出现了一批反对传统儒家思想和封建专制主义腐朽统治的思想家，他们批判继承了传统的儒学体系，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专制制度下统治者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极力提倡程朱理学，清朝实行闭关锁国，致使近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科技与经济发达繁荣的中国。

古希腊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利于发展海外贸易和工商业，是民主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海外贸易、殖民活动及其他经济、文化交往活动使古希腊形成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并较早地接受平等互利的观念，是民主政治产生的社会条件；小国寡民、独立自主的城邦制度是孕育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摇篮。奴隶制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雅典成为希腊政治和文化中心，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生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于是，在智者学派代表人物、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思想家的思想中，蕴涵着西方人文主义的萌芽。

第5篇：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范文

最近几年国内一些发展良好的企业,例如苏宁、皇明、忠旺,均是在各自领域勤奋耕耘、长久积累终究成就一番伟业的“老农民”式企业。

与那些拿到风投的钱便忘乎所以、认为做实体没前途的“浮萍”企业比较,老农民的精神在后危机时代似乎更显得难能可贵。

我们姑且把这种勤劳、坚韧的老农民精神在更大的中国文化范畴中找一个相对应的词――小农意识。

诚然,小农意识自有其不利之处,比如目光狭隘、小富即安、缺乏自律、宗派意识等。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其有价值的一面。

小农意识在其形成的前期曾创造过“中国奇迹”,在其发展的中期又将中国引入高水平均衡陷阱,导致中国的衰落。自改革开放以来,小农意识成就了中国企业的大发展、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在未来,它还会成为中国企业与中国经济真正崛起的支点。

“勤劳革命”铸就中国性格

小农经济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所以被称为“勤劳革命”。中国人(包括日本等东亚国家)的人格特质和整个民族的性格,都与勤劳革命有关。

土地施肥浇水、除草除虫、筛选种子、育苗耕种,每个环节都马虎不得。小农经济艰苦的耕作环境下对人力的依赖,形成了农民勤劳、坚韧、努力向上的性格。农民自编的谚语“人骗地一时,地骗人一年”、“只要耕得深,土里出黄金”,正是这种性格的写照。

农民种植水稻,不仅仅需要很多的人力,而且细微的差别也会造成产量上很大的差异。如此一来,农活看起来不是科学,倒像是手工的艺术,每一次生产都是一次创造,都会产生新的生产经验需要积累和传递。

农民只能通过不断的尝试,从每一次的行动体验中寻找那些隐性的耕作知识。只能通过年复一年的经验积累,才能改善耕作,增加产量。加之传统农业体系没有明确的分工,需要农民成为多面手,这就塑造了农民乐于行动、乐于尝试、不断改善的精神,也形成了中国人重视知识和教育的传统。

还有,农民靠天吃饭,要对气候和作物的生长周期了如指掌。农民知道,凭空想象是不可能知道一块地该种什么庄稼的。不到地里实地观察,就不可能知道庄稼的长势是否健康,也不可能知道各种病虫害的情况是否严重。

这就是中国农村流行的“地头力”一词的来源。地头力,指嫩芽拱开田地露出尖尖角的那种看似渺小实则强大的力量,它被形容成头拱地往前走的力量。

地头力是指不靠记忆或经验得来的知识,不受条条框框束缚,不找借口,遇到问题就着手解决。它是一种现场瞬间反应的能力,一种从零开始的思维突破能力,一种对现地、现场、现物、现时找到解决办法的能力。农民身上隐藏着的那股潜在的地头力,弥足珍贵。

所以,地头力,答案在现场,其实中国农民早就是这样做的了。

我们再来看看那些懒惰的西方农民。18世纪的欧洲农民一年中只有10%的时间在田地里干活。冬天,从11月的第一场雪开始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整个村庄基本上都进入冬眠状态。农民有大把无聊的时光,不再工作,任由自己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在修理完一些常用的工具后,这些精力旺盛的人们就开始在床上度日,为了取暖并减少进食,他们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窝在床上不动了。

比起那些体型壮硕、习惯于冬眠的西方“熊瞎子”,瘦小却干练的中国农民却像永动机。

在中国南方,农民的年工作量是西方“熊瞎子”的3倍。农民是不会在冬天睡觉的,他们有忙不完的副业,比如编竹篮、做竹帽、做豆腐、捕蛇、捉昆虫等。

偷懒的智慧和认真踏实的愚笨在此引发了社会的分野。

而后,由于技术的发展,西方实现了农业的机械化,可以通过采用打谷机、混合收割机和拖拉机等农业设备,来提高效率、增加产量。但是中国、日本,农民兜里没钱,买不起这样的设备,如何来提高产量,只能靠勤劳的双手。

和西方的自然条件、耕作方式和农业发展形式不同,中国农民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性格路数,这些遗失的价值和力量,却正是我们整个民族内在的优势。

小农意识曾经创造了中国奇迹

到了近代,中国与欧洲为什么会大分流,经济社会发展出现如此大的差距?

因为18世纪之前各自核心地区人均占有土地的数量相差太悬殊。中国“地少人多”,只能选择以小农为主的经济结构。当然,小农会在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这有利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也能养活大量的人口,同样能改善生活水平。

历史上,中国人口曾在达到1亿至1.5亿的高峰后下降,而后又在1800年左右上升到近4亿。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32.4%,居世界首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据,它对世界GDP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工业革命后气壮如牛的英国,毕竟1820年的英国在世界GDP的份额还不足6%。

这就是历史上的“中国奇迹”。

这一模式被同样地少人多的日本所复制,虽然农民的劳作更加辛苦,但是收入也增加了,生活水平得到更为明显的改善。和中国一样,日本也形成了严重依赖人力的生产模式。

在历史长河中为小农意识洗冤

“中国奇迹”之后,中国走向了衰落,为什么衰落,人们开始在民族性格中寻找成因,这样,小农意识被指为罪魁祸首。

但是,这个罪名是不公平的。当时的衰落,是因为中国束缚了创造“中国奇迹”的小农经验,而陷于“高水平均衡陷阱”。

高水平均衡陷阱,指的是因为中国家庭由男嗣传宗接代的文化根深蒂固,鼓励早婚早育,导致人口高出生率和人口的急剧膨胀,进而经济条件恶化。与此同时,耕地面积扩大的可能性又是有限的。人地比例的上升,意味着与资本和资源相比劳动力越来越便宜,以及人均剩余的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小农精神缺乏发挥空间,这就像一个优秀的人,无法超越过往令其大获成功的旧模式,因而无法走向卓越。

而那时的西方则劳动力短缺和资本过剩,引发了工业革命,通过资本与资源密集化的工业化方式实现了“优势转移”,于是才纷纷强大起来。

同样爆发了勤劳革命的日本,在1880年基于利用好人力地的传统,通过吸收西方的技术,形成了“劳动密集型”工业,更加充分地吸收和运用劳动力,而不是依赖机器和资本,使好处可能扩散到更多的人口中,而获得了成功。这也是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所采取的方式。

小农有其劣势的一面,但也有其优势的一面。成败的关键是能不能利用其优势为我所用。

小农意识是成就今天经济高增长的动力之一

中国在改革之前80%的人都是农民,他们只是懂得如何耕田,工业生产所要求的大规模制造的知识和大范围长程交换的契约意识,他们显然一无所知。

但是,即便这样,并且在当时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中,在各种法律制度、治理结构缺失下,中国用短短30年,就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有5亿农民变成了工人、服务员或商人,凭什么?

1982年,一家叫凯达实业有限公司的玩具厂建成投产时,招收了1000多名18岁左右的女工,她们大多是中学刚毕业的学生。25年之后,她们当中有过半的女工自己开公司当老板,而且都承认与最早在凯达公司打工的阅历有关。

中国经济高增长,中国人自己说这是出口导向模式及其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但西方人怎么看呢?他们归结为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视。显然,对人的重视,它的源头正在于中国小农对于教育和知识的重视。

不仅如此,小农经济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叫“无剥夺的积累”,即是整个社会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候,需要必需的财富积累,这个过程往往牵涉到工业对农业的剥夺、城市对农村的剥夺。对比南非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我们看到,南非大量没有土地的黑人背井离乡,成为产业工人,可是由于没有了土地的保障,为避免“剥夺”,南非的工厂必须支付较高的工资;而在中国,由于农民拥有土地,进城打工可进可退,他们对工资的要求就较低,因此中国工业化的成本比较低,这就避免了移民到达城市之后的贫困化。

横向看,小农意识在他乡开花结果

丰田创始人丰田佐吉专注于“自化”的发明。他说“人不做机器的看守奴”,不应该只做单纯的动作,而必须把单纯的动作转化为能创造出价值的劳动。“”是产生附加价值的“动”,是带着智慧的“动”。所以要在“动”字左边加上人字旁,写为“自化”。自化的核心是人,而不是机器,是向人要效益,而不是向物要效益。

丰田佐吉说,机器人有许多局限性,它们无法思考,没有感觉。而作业人员了解顾客想要什么,能从顾客的角度思考该如何完成此工作。

为此,十足现代化的丰田却并不像其他著名汽车厂商那样拥有绝对一流的生产设备。多年来,丰田对技术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态度,任何技术的引入都不可与丰田之道有什么冲突。丰田不是通过利用一流的设备、技术,而是通过为员工的知识和智慧留出了空间,来实现更高的效率和质量。

正因为如此,一个看似奇怪的概念“人财”在丰田并不奇怪。人财,即是说人的智慧是财富。丰田非常善于开发和释放员工的智慧,使其所有的员工都不停地追求效率和质量的改善。自1989年以来因员工提出的改善建议而减少的生产成本已达数亿美元,其中仅1997年一年就减少7200万美元。2005年丰田收到日本本土员工的改善建议就超过54万条。丰田成功地将自身打造成为一个会思考的系统。

所以,在丰田,你要问什么是最大的浪费,答案是“人的浪费”。

丰田对人的重视是一种典型的小农精神。正如其经营成功的七条原则之一所直白表述的那样――“农民精神”,它将农民的淳朴、勤劳、积极向上、不惜体力、不辞辛苦、认真好学等特点视为丰田最大的优点。有人说,通用汽车像个商人,而丰田汽车像个农民。

纵向看,无意识传承何时变为有意识开发?

温情脉脉的小农意识告诉中国企业,应该重视的不是冰冷的机器和技术,而是活生生的人,是人的勤奋、坚韧、向上、乐于行动、勇于尝试、不断改善,重视人的地头力和知识的积累,要尊重员工,开发并释放他们的知识和智慧。应该继承这项传统,建立起一套机制,激活员工重视知识和智慧积累的传统禀赋,并将知识和智慧生产、释放出来,转化为企业的产品价值、客户价值和财富。

中国的优秀企业其实已经在“无意识”中继承了小农意识,比亚迪“将机器变成人”的成本创新就是一个典范。最初比亚迪开始生产电池的时候,一条先进机器生产线就要几千万元,而企业的现金只有350万元,当时既缺资金亦无技术,比亚迪怎么办?王传福认识到,中国的人工成本是最便宜的,没必要采用那些机器流水线。于是,比亚迪自创生产线,将机器还原成中国熙熙攘攘的劳动力市场随便都能抓一把的人。

后来,比亚迪干脆凭借自身技术能力,动手设计制作关键设备,然后把生产线分解成一个个可以人工完成的工序……用比较简单的人加工具的过程,模拟出了比较低端的机器人概念。这样,相当一部分生产线就变成了手工,而且核心设备也开始逐渐本地化生产,所以比亚迪最大的优势是固定资产投入非常低,折旧成本相应也就非常低。它的折旧成本可能只有3%～4%,而三洋等全自动生产线可能要达到30%～40%。

比如,比亚迪把电池的制造流程分解为很多细节,每组工人只需要做一步很简单的工作,也许只是打磨,也许只是把做好的电池放到检测的机器上……工人无须经过复杂的培训,只要能掌握一两个关键性的技巧便可上岗。最有特点的是在资本不足的劣势下,利用流程改造,把电池制造这一资本密集的产业变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大限度地将技术与中国的比较优势――劳动力结合,获得了外国竞争对手难以企及的成本优势。

回到人力资源上,比亚迪的解决方案正是一种中国小农的做法。但王传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高明,他这只是无奈之举,是“误打误撞”的结果。他更看重的是人力带来的成本压缩,而不是人力带来的知识和智慧,主要利用的是“无剥夺的积累”的优势,这不可高估,因为小农精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扬。

比亚迪在人力资源上误打误撞的成功,体现了中国企业的共性,即低估了小农的价值。只是被动地利用员工朴素的知识和智慧,没能积极地开发、释放员工的知识和智慧。这是对小农思想没有全面认识而“无意识”传承的结果。

第6篇：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范文

关键词：乡村水利；农地制度；半工半农；农户分化；治权弱化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1－0076－06

目前我们对乡村水利的已有研究，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下，即作为乡村水利经济基础的农地制度安排是小农生活的基本保障，也就是说，农民对农地制度的偏好是一致的，并且认为农地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事实上，近二十年多来，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农地制度这一乡村水利制度安排的经济基础正在发生巨大变革。黄宗智认为，乡村社会已经是“半工半农”的收入结构[1]，农民的非农收入的占比持续提高。“半工半农”表明，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正在发生内在变革，这对乡村社会，包括农田水利在内的公共品供给，都有着巨大影响。

本文即以豫南A镇的农田水利调查为案例，来讨论农民非农收入增长引起的经济基础变革对乡村水利公共品供给的影响。

一、农地制度与乡村水利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小农经济，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足十亩。而且伴随着分家析产的财产继承制度和小农村社的土地调整制度变革，户均不足十亩田地呈现极度细碎化的耕作态势。在这种小农经济的情况下，农田水利作为准公共品需要一种有效的供给机制。

在农地普遍作为农户重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我国一直依靠小农村社制度来化解水利公共品提供面临的交易成本问题，而且为了保证来自土地的收入来生存，农户亦有动力促成内部的合作达成。小农村社制度具有强大的内生性和历史的外生性特征，是我国小农经济演变与国家发展路径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改革前三十年革命洗礼和改革后三十年市场侵蚀的作用下，小农村社制度所依赖的由血缘形成的家庭结构正在瓦解，而改革前后建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济体制也基本瓦解[2]。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水利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基础[3]与社会基础[4]也已经消失和正在瓦解。乡村水利原本依存的经济基础正在发生巨大变革。

现在，外出务工收入与来自农地的务农收入构成农户的两大收入来源。因此，对于农户来讲，外出务工收入与农地收入互为机会成本，当然，农户考虑这种机会成本时不仅仅会考虑直接的收入差距，而且会将未来可能面临的收益与风险预期纳入进来。由于务农收入来自农地，因此，农户选择观念主要通过土地观念的变化显示出来。

二、豫南A镇的农田水利状况

（一）概况

豫南A镇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中部农业乡镇。面积100余平方公里，人口2.8万左右，其中非农业人口约2500人，下辖洋街1个居委会和12个行政村。全镇耕地6万余亩，农业人口人均2.1亩，户均不足8亩。

A镇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务经济发达，是全国知名的建筑之乡和劳务输出大镇，A镇建筑劳务品牌享誉全国，国家大剧院、人民大会堂等一批国家级工程都有当地人的影子。

豫南地区地处江淮之间，为南北交界的过渡区，气候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向暖温带季风气候过渡地带，旱田兼作，以田为主，区内多丘陵。A镇水田夏稻冬油菜，旱田冬小麦夏玉米、花生等。

在近十多年来，当地的农业结构和收入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首先，在农户种植方面，已经由以前的精耕细作逐渐转向粗放经营。一是当地多种植水稻、旱玉米、冬小麦等懒庄稼；二是普遍存在农田抛荒现象，近些年约占8%以上；三是前几年普遍种植的油菜由于收益太低，如今普遍不种植了，而选择在冬季晒田；四是普遍的土地出租现象，并且农户的实际耕作规模普遍达到15亩左右。其次，在农户的收入结构上，务工收入已经远远超过农业收入，成为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由此形成“半工半农”的收入结构和作业模式。据A镇地方志，2007年和2008年，A镇人均收入分别为4142元和4854元，同比增长分别为16%和15%。笔者调查估算，2009年人均收入约5600元，其中非农收入已占到农民人均收入60%左右，这大大高于全国51%和河南省39.9%的比重。

A镇的乡村社会是一个户族的碎片化结构。碎片化的户族以五代血缘关系为单位形成日常生活与农业生产的表达与实践单位。但是，在信阳地区建国以来历史上严重的与国家力量的打压之下，尤其在2000年后，随着村庄自身掌握资源的下降与官僚集团可占利益与权力的急速萎缩，血缘构成的结构性力量基本退出村庄政治舞台的争夺，转而外出务工，从而使血缘性力量只在血缘关系内部与村庄生活中有所表达。

（二）A镇的土地流转与农田水利公共品供给

A镇土地流转在20世纪90年代就普遍存在，而且租金不高。尤其是90年代末，大量农户因为害怕耕地荒芜或被村集体收回，倒贴钱将土地租给邻居、亲戚朋友而外出打工，当然，也存在着大量土地抛荒现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税改前。税改之后，虽然粮食价格持续回升，土地价值显现，但是由于外出务工收益和务工人数不断增加，使流转土地供给大量增加，因此，土地价格上升有限，不仅土地抛荒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而且租金依然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平均来讲约30元/亩，并多以互助换工、实物与无租金的形式存在。

在税改前后，A镇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农田灌溉体系基本上瓦解为以农户为单位的个体化小水利。A镇洋河、山头和周畈三村村组用水方式统计（见表1）。

需要说明的是，在以上三村中，山头与周畈村保持集体用水方式的9个村组基本上都是因为需要从洋河提水，但是只有大功率的水泵才能提上来水，而不得不保持集体用水的。而且，两个村庄的集体用水方式瓦解大都在税费改革前后。洋河村的灌溉条件较好，因为村庄区域内水库较多，原来都基本依靠大水库提水，目前保留集体用水的10个村组都是从大水库中提水，其中有9个村组因为渠道老化而又不能及时动员进行维修，集体合作逐步瓦解(见表2）。以上三个村庄72个村民组的用水状况表明，A镇的农田水利用水基本走向个体化小水利，而仍保持集体用水的村组，或是由于地理条件限制而不得不选择集体合作，或是由于集体资产贴现而维持着集体用水。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建设的农田水利体系普遍走向瓦解。

三、治权弱化与治理成本增长：集体农田水利的瓦解逻辑

A镇农田水利系统走向瓦解的主要原因在于，税改带来的乡村治权的弱化，以及2000年左右外出务工引发农地合约复杂化带来的治理成本快速增加，从而使乡村水利公共品供给面临失衡，进而走向瓦解，只保留了具备使用乡村集体资产贴现条件的村组继续维持集体用水。

乡村水利作为一种准公共品，其有效供给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防止搭便车行为。

（一）税费改革与乡村治权弱化

在税改前的集体用水时期，主要依靠乡村组织的强大治权来边缘化搭便车现象或搭便车者。乡村组织有效治权的基础，是中央政权赋予基层组织收取农业税、“三提五统”相关费用、村庄土地调整及集体资产经营等的权利。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A乡各村还普遍经营村营商店、砖窑场、面粉加工厂等集体企业；山头村在90年代的经营项目有：精米厂（1992-1997）、村营商店（20世纪80年代-2003）、面粉厂（2001-2005），而周畈村到现在还经营一个窑场，只是近年来承包给了个人。总体来讲，乡村治权的弱化是宏观的政策性因素变动造成的。

2004年，河南省启动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2005年，河南省启动乡镇机构改革。这一宏观政策变动造成的微观行为结果是，自2004年起，A镇各村不再召开村组干部会议。这样，在村民组长不能得到村两委的权威支持时，小组内部的公共事务尤其是农田水利公共品供给机制随即废止，村民小组自行解散。

据笔者统计，山头村超过1/3的组长在税改后废止。其实不仅组长失去了乡村组织权威的支持，村民小组也因失去合法性而无法再对组内的搭便车者进行有效治理。

虽然河南省并没有规定取消村民小组长，但是税改对基层组织造成的经济压力基本上扼杀了村民小组这一最基层最弱势政权组织的生存空间。同时，税改及税改后的乡镇机构改革，大大削弱了基层组织在权力与财政等方面的治理资源与手段，基层治权大大弱化，从而使基层组织不再有提供村庄公共品的内在动力，也很难在村庄公共品供给中有效治理搭便车行为。

（二）农地合约结构复杂化与治理成本增长

在税费改革和乡镇机构改革导致乡村治权弱化的同时，农民外出务工导致农民土地观念发生变革，进而使土地的合约结构复杂化，造成治理成本增长，农村水利公共品供给困境加剧。

A镇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向外输出劳务人员，劳务经济十分发达。2000年以后，A镇向外输出人员长年保持在1万人/年以上。劳务经济发达使得种田机会成本增加，从而出现90年代末期粮食效益降低时，大量农户将农田抛荒或出租给其他农户的现象。2000年之后，国家免除农业税，增加对农户种粮补贴，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逐步增多，农田抛荒现象逐渐减少，但是租赁明显增加。山头、洋河和周畈三个村民组82户农户的土地租赁情况统计(见表3)。

在82户农户中，达成的租赁合约共40份，占农户总样本的近50%，而涉及农户超过60户，约占总样本数的75%。由此可见，当地的土地流转市场发育是非常充分的。但是，还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土地流转大部分在以兄弟和父子关系为主的五代血缘关系内部展开，约有32份，占比为80%，在邻居的地缘关系内展开的有8份合约，所占比重为20%；而外组只占4份，而且其中有3份是五代血缘关系，1份是地邻边的地缘关系。由此可推断，当地的土地租赁基本上是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内部展开的。进一步的交易媒介的分析显示，土地租赁的需求非常复杂。其中，以货币形式进行的交换有3份，仅占7.5%，而无租金的交换达到14份，占比35%，其他大多数是以实物和换工形式存在，占比57.5%。这些不同的租金形式表述了不同的家庭需求。无租金与实物的多是兄弟与父子关系，以实物形式交换的还有是家里需要稻米的，而换工的多是家庭无劳力，出租一片地换来帮工。

在非血缘和地缘内部展开土地租赁的结果是后面看到的耕作专业化趋势。在82户统计样本中，有28户将土地出租或是抛荒，全家外出务工，占比约34%，专业务农12户，占比15%，其他半工半农有32户，占比40%。而且，三个村组的户均耕作规模都达到了10亩以上。农田的租赁市场发达和耕作的专业化趋势表明，农户对土地的观念发生了巨变（见表4）。

第一，务工型农户。这些农户多将耕地抛荒或是以极低价格出租，一般而言，那些要回来的农户会将土地出租，并不愿任其荒芜，而不愿回来的农户则无所谓，如果没有人种，田地多会荒芜。对这些预期不回乡的农户，土地对他们来说已经无所谓，抛荒报废耕作能力也没有什么。在山头村余湾组，其耕地抛荒面积达二十多亩，占全组耕作总面积的20%以上。被这些农户抛荒的土地也可能被别人捡走，但是有许多耕地即使是白捡，也没人愿意种。土地抛荒不仅对农田水系造成巨大破坏，捡田的农户也因不确定耕作年限而不愿意按田亩对村组的公共水利进行投资。而要回乡的农户则多将农田作为退路，把他们作为生存的重要保障。实际上，为了完成人生任务，父代多在儿子结婚后在家抱孙子，农户多半还是要回乡种田的；而且，打工者年纪大了，就没有工厂愿雇佣了，最终仍然是要回乡的。这是大部分纯务工农户的想法。当然，这些农户出租农田造成农田经营预期的不确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出租人与耕种人对农田水利投资的积极性。

第二，半工半农型农户。一般来讲，这部分农户对土地是很重视的，因为土地是其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也基本上愿意向农地上的水利公共品进行投资。但是，这部分农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多是随着生命周期和代际分工出现一个转换阶段。事实上,半工半农型农户多是父代种田，子代外出务工。对于那些务工收入较高的农户，农地收入对他们来讲并不很重要，这样，他们虽然种着地，但基本上是将其作为不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因此不愿意对水利进行投资。山头村下张湾，就有几户这样的农户，死活不愿意听组长和群众共同意见，不交水费，而组长又没有办法，因为村里不闻不管，组长又没有任何强制办法，况且，群众都知道“小组瓦解单干是村里的大势所趋”。于是在2005年，全组集体合作用水瓦解。

上述情况比较普遍，在2004年税改前集体用水方式瓦解的小组中，多是由于农户对农田不在乎，而不愿意交小组的共同生产费用，这样，即使包括乡、村、组在内的基层组织能够运用乡村社会内部的资源对其进行综合治理，但由于农业收入并不重要，他们觉得无所谓。这部分人是典型的钉子户，而且多是非农收入增加分化出来的钉子户。可以说，非农收入增加大大提升了乡村组织对他们的治理成本。

第三，纯务农的专业型农户。对于这部分农户而言，土地几乎是他们的唯一收入，土地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们非常愿意对农地进行水利投资。但是，由于土地租赁的不确定性，其投资的积极性也很有限。山头村西小湾一农户，租种耕地超过150亩，在谈到自己这方面的顾虑时，他说：“不定啥时候他们就回来了，那就得还给人家。（我）没有办法。就挑一些水源好的田（租）种呗，你能怎么办？也投资一些水利设施，推堰、挖沟什么的，都在一些租期长的田里。（不过），这很少。”

可以说，外出务工导致农户分化的结果是，大大增加了农地合约的不确定性，复杂化了其内在合约结构，并且培养出了钉子户的新群体，使合约的利益主体变得更加多元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应对预期不确定和复杂的农地合约需要大幅增加农田水利公共品的治理成本，而且，农地收入造成的农户的土地观念变革也使得新钉子户群体产生，从而进一步增加农地之上农田水利公共品供给的治理成本。事实上，与这一治理成本的高速增长相应的是，组长退出村组，乡村治权快速弱化，这使得税改前就因为农户分化和土地租赁而导致乡村治权与治理成本之间的脆弱平衡迅速被打破，因此，集体合作的农田水利体系迅速瓦解，个体水利成为A镇农户的普遍现实选择。

（三）农地观念变革与治理成本增长：豫南与荆门地区的比较分析

相关研究表明，组织条件、社会条件与农地制度对农田水利供给有重要影响[5]。下面，笔者将从自然条件、组织条件、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来对比豫南A镇与江汉平原荆门地区友好泵站（小一型）灌区的农田水利（见表5）。

首先，在自然条件方面。A镇与江汉平原都是丘陵地区，但A镇地区的水文条件较江汉平原好，在江汉平原水稻需水的伏旱季节，雨带就越过长江和大别山脉，来到豫南地区。A镇在过去十年中有两次大旱，其中一次大部分颗粒无收，而江汉平原则是“三年二头旱”。A镇的稻田产量在目前有1100斤/亩左右，明显较江汉平原1400斤/亩低。水源条件也基本相同，A镇境内主要依赖洋河水系，友好泵站灌区则依靠泵站取水的虾子湖水，两地的灌溉系统都需要建立泵站和数级提水设施。农田水利方式是建立在已有自然条件约束下的制度选择，因此，自然条件作为固定不变的前提，其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是既定的。这里更需要深入考察的是，社会性因素对农田水利制度的影响。

其次，在经济条件方面。A镇的劳务经济较荆门地区发达。A镇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便开始大规模外出务工。2010年当地2.8万人中有1.1万人外出务工，A镇农民收入2009年达到5600元左右，与友好泵站灌区5700多元基本持平，A镇人均总收入中，非农收入占比约60%，远高于友好泵站灌区的不足50%。友好泵站灌区农户分化不明显，基本都是“半工半农”的生产与收入结构。不过，A镇收入结构的变动已使农户产生了明显分化，即有1/3的农户基本靠外出务工收入为生，有40%的农户是“半工半农”型农户，另有约不足20%的农户，基本上成为当地专业种植农户。

农户分化的结果是：A镇农户的种植规模约户均耕地15亩，而当地户均耕地不足8亩，大量的土地被低价出租给邻居、亲戚、朋友和其他的种植大户。由于农地出租供大于求，地租被压到极低的价格，平均来讲只有30元每亩（有相当一部分是实物，约合每亩四五十斤稻谷），而且全村有约200亩左右的土地被抛荒，占比10%以上，甚至有部分村组的抛荒土地在50%以上。与笔者推理的正好相同，在调查的抛荒分别占20%和50%左右的两个村组，都是外出务工户多的小组，而且这些户村的工头比较多，而组内的人又少，因此土地没有人种，除去大量抛荒，大部分被种的田都是被别人“白捡”去的。

友好泵站灌区的农户对土地的依赖要比A镇地区严重得多，“半工半农”型农户更多的是将农地作为基本保障，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但是，A镇分化后的农户则有相当一部分不这样认为，而仅仅将农地作为可投资的选择之一，甚至弃荒不耕也较为普遍。这说明，分化后的农户对农地的观念已经由“保命”转变为多元化。这会对农户对农地及附属公共品的投资产生巨大影响。

第三，在组织条件方面。A镇与江汉平原无异（湖北省改革推开后全面取消了小组长），村两委和乡镇都保持在“维持会”的状态，虽然河南省在2005年推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中没有将小组撤消，现实中小组长基本名存实亡。在山头村，超过1/3的小组长在政府免税之前两三年，就被村两委主动撤消了，在免税之后，小组长所得的省政府补贴基本上归村两委的五个包片干部了。而且，目前由于水利条件限制而不得不选小组长维持集体灌水的三个小组，其组长近十年来也没有得到过一次小组长的补贴费用。

第四，在社会基础方面。豫南地区的户族碎片化结构具有一定的村庄整合能力。当地是碎片化的户族力量结构，但是，因为姓氏混杂居住，而且政府力量长期的压制，只表现为户族内部的仪式表达和利益实践上，在组和村的层面上表达微弱。当然，也应该看到，目前保持集体用水的村组，虽然多有地理条件之便，邻近水库，不过，组内的血缘认同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对于那些集体用水瓦解的现象，更可能的情况是由于当地的农民分化，户族化的社会结构无法整合农户。荆门地区则表现出“分层缺乏记忆缺失”[5]，村庄内部关联度不高，社会结构整合能力差，华中乡土学派称之为原子化地区。

在两地组织条件相同，而社会基础条件豫南较好的情况下，豫南地区农田水利供给应该更好。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土地租金、抛荒、白田的情况，可以看出在自然条件和水稻产量一定的情况下，豫南山头村农户由于收入结构的巨大分化，其土地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分化：

首先，那些靠外出务工生活的农户，一些因为完全可以靠务工收入支付生活支出，因此，基本对土地无所谓，免费出租、抛荒等现象基本来自这部分农户；另一些因为务工占收入的大部分，而只将农地作为投资的选择之一，因此就对可以搭便车的水利、机耕路等小组内公共品抱着投机或无所谓的态度。甚至，一些不讲理的人（如“赖球”、“赖货”等），因为可以搭便车，故意不交水费，成为部分村组水利合作瓦解的重要原因。半工半农型农户中也普遍存在这样的农户。对于以上两部分农户，农地的保障功能正在弱化，甚至对于那些主要依靠非农收入的部分农户，农地的保障功能基本消失。

其次，在半工半农型农户中，大部分则是稳定的年轻人务工，父代务农的稳定半工半务型农户。对这部分人来说，农地是基本的保障之源和未来生活的基础，非常重要，他们抱怨最多的就是政府和村里对组内的水利等公共事务不管。

最后，对专业务农型农户，在村里没有出面，组里不好合作的情况下，只有自己对农田水利进行大量投资。一是农地承包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二是在复杂的土地合约下协调水利公共品存在的高昂交易成本；三是在村两委不管、小组长名存实亡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对农地观念变革制造出来的钉子户进行治理。因此，这些人谈到这些事情很是无奈。

事实上，农户的外出务工导致了农户土地合约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合约的复杂性，并且使合约的利益主体变得多元化，其本质上的含义是，农户的经济基础在外出务工的影响下已经发生分化，并引起农村经济基础的内在变革。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获得更高的土地收益，并使土地顺利流转，最好的办法就是强化合约主体中集体的协调能力，增强乡村社会的组织基础。但是，在村组织的治权处于不断缩减的背景下，不合作也只能成为一种小农的理性选择。

四、结论

“半工半农”和由此导致的农户分化，正在成为我国小农经济的普遍现实，从而使以农地制度作为支撑的乡村水利正面临着经济基础变革的影响。

非农收入的增长使得农户分化为专业型小农，半工半农型小农和务工型小农，其对农田的偏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专业型小农依农田而生，半工半农型小农视农地为生存保障，务工型小农则多视农田为投资选择之一，进而依次进行资产配置，甚至产生大规模抛荒农田的现象。小农农地偏好的变化正在加速复杂化农地的合约结构，并且农地的普遍租赁具有不确定性，进一步复杂化了农地合约的时间结构和合约主体结构，增加水利公共品供给的治理成本。但是，在农田水利公共品供给治理成本不断增长的同时，乡村治权却在税费改革与乡镇机构改革中持续弱化，进而打破了原本就非常脆弱的农田水利公共品供给均衡，造成越来越严重的供给困境。

近年来对农田水利市场化改革的反思表明，市场化无益于农田水利供给问题的解决[6]，而以“划片承包”来改变细碎化的农地制度本身也是乡村治权作用下的制度创新，不可能改变小农经济面临高昂交易成本的本质，也不能改变小农走向个体水利的命运[7]。因此，扭转农村水利公共品供给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强化乡村治权，重建趋于瓦解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

参考文献：

[1]黄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上)[J].读书，2006，（2）.

[2]李昌平.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瓦解是未来粮食危机主因［J］.财会研究，2010,(4).

[3]罗兴佐,贺雪峰.论乡村水利的社会基础[J].开放时代，2004,(2).

[4]罗兴佐,贺雪峰.乡村水利的组织基础[J].学海，2003,(6).

[5]贺雪峰,罗兴佐,陈涛,王习明.乡村水利与农地制度创新[J].管理世界，2003,(9).

第7篇：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范文

1.1推广环境

疏勒县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农业人口占91%,农业主要依托以粮棉为主的种植业。2011年农民人均农业经营性纯收入4096.2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5%。从表1可以看出,种植业经营性纯收入占有较大比重,而在种植面积中,粮食和棉花的播种面积又占绝对优势。因此,在亩产常年稳定的情况下,农业经营性纯收入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收购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

1.2推广项目

2012年疏勒县提出以农业结构调整为主线,在稳粮控棉的基础上,着力打造特色种植业、特色花卉蔬菜和特色林果业的发展思路。一是加快发展特色花卉、蔬菜产业,每个乡镇建立“三高多熟”立体栽培示范点,抓好一批具有带动能力强的示范建设。二是引导各乡镇巧打时间差、品种差和市场差,合理调整设施农业种植规模,大力发展设施蔬菜、花卉,做到品种充足、均衡上市。三是继续大力发展枣、杏、葡萄等特色林果业,由目前注重扩面积、上规模向今后的品种统一、强化管理、提质增效等方面转移;由生产初级果品为主的传统林果业向生产高档果品的精深加工产品为主的现代林果业推进。

2行为决策分析

2012年春,农业部开展“百乡万户调查”活动,调查发现,疏勒县相当一部分村干部和农民根据往年的实践经验,对于政府的推广项目并不认同,参与积极性不高,部分农民甚至希望能够少安排类似项目。面对推广项目与农民决策的冲突,结合调查内容,从3个方面解释农民的行为决策。

2.1经济条件

疏勒县以粮棉为主的农业处于近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人均耕地面积2亩。1亩耕地生产粮食,一部分用于自家粮食供给,一部分用于获取少量现金收入,麦草用于发展小规模的畜牧业;1亩耕地生产棉花,用于获取现金收入。由于疏勒县地处我国棉花宜植区,已有悠久的种植传统,农民掌握了较为成熟的生产技术,产量也稳定在一定水平,加之价格有国家收储政策的保证,棉花则是当地农民收入的重要保障。粮食、畜产品与棉花构成农民生存的食品和收入的基本保障,农民很难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除非推广项目能够确保食品和收入,否则农民不会进行投资,也不会改变现有种植结构。

2.2资源基础

一是自然资源。疏勒县由于水利基础设施落后,水资源利用率仅为0.39,近些年来地下水开采过度,生活用水时常会发生短缺。推广的林果业用水量要远大于粮棉用水量,若没有稳定的水资源保障,林果业产量也无法得到保证,进而影响粮棉的产量。二是人力资源。疏勒县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农业人口中维吾尔族占95%以上,由于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中亚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与外界接触的机会较少,形成了内聚且封闭的文化[5]。长期以来,农村维吾尔族汉语交际能力薄弱,不具备汉语交际能力,农民获取的包括知识、技术、理念等信息匮乏,主动获取或应用先进技术的能力较弱。另一方面,维吾尔语与汉语属不同的语系,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存在很大差异,导致推广项目不易被理解和接受。

2.3市场需求

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必然有高价格,市场需求才是高收益的保证,疏勒县推广的高附加值农产品同样具有高价格。根据2012年1月30日价格监测统计,疏勒县产于设施农业的辣椒、番茄、芹菜、韭菜、蒜薹每千克价格分别为18、6、3.5、8、10元,属特色水果的梨、甜瓜、葡萄每千克价格为8、12、18元。由于蔬菜、瓜果等产品不易储存,考虑运输成本,有效市场范围仅为喀什地区,但喀什地区的收入水平很难有较大的消费能力,市场需求低,使得很多高附加值产品无法转换为高收益。有农民直言,全家人均就1.5亩地,让种辣椒,又卖不出去,不愿意种。保存时间较长的枣、核桃、杏这类农产品投资周期相对较长,从培植到挂果需要3~5年,需求又主要依靠自治区以外市场,面临全国同类农产品的竞争,需求与价格波动较大,难以预测。比如,当地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末鼓励种植杏树,但几年后,龙头企业的收购量萎缩,农民收益逐年降低,只能将杏树砍掉。2011年,当地鼓励种植的枣,每千克收购价只有5元。综上所述,农业是农民的职业,对于仍处于小农经济的疏勒县农村,农业更是维持生计的保障。理性的农民会从风险、资源、市场等各方面因素考虑生产和生活,进而投入现有资源。政府应充分考虑农民的决策要素,若一味挖掘可以创造高附加值的农业科技,推广项目很难转化为农民的应用,也无法实现提效增收。

3小结与建议

疏勒县的情况可以延伸到全国许多农村,农业的提效增收是实现由推广到应用的核心,农业科技能否转化为稳定收益决定了农民的应用,内在过程可分为由政策向生产的转化、由生产向产品的转化和由产品向收益的转化3个阶段。因此,在推广前,要从改变农民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入手,统筹考虑转化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

3.1经济条件、资源基础和市场需求是影响农民决策的关键

3.1.1政策向生产的转化。农民经济条件各不相同,行为决策也不尽相同。根据农户不同的收入来源,可分为纯农户、以农业为主的兼业户、以农业为辅的兼业户、外出务工经商已不再兼业的农户;根据生产规模的不同,纯农户可分为种粮大户和小农经营户。疏勒县农户属于纯农户中的小农经营户,这类农户由于绝大部分食品和收入依靠有限的土地资源,经济条件差,可承担的生产经营风险小,而以农业为主的兼业户和以农业为辅的兼业户的生产经营风险会相对较高。因此,在推广前一定要充分了解当地农民面临的经济条件,了解不同类型农民生产经营诉求,尊重农民的意愿。

3.1.2生产向产品的转化。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依托于各类资源,一方面要充分考虑本区域现有的自然资源,科学地考虑长期自然资源条件,保证推广项目的长期应用,只有推广项目的可持续性才可实现提效增收。另一方面要注意农业科技对农民的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知识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文化、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存在一定差异,加之接受的生产知识、管理理念不同,农民掌握和应用的能力与速度也不同,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人力资源的特殊性。

3.1.3产品向收益的转化。市场需求是产品向收益转化的关键要素。一是在推广前,要对市场进行深度调查,包括需求能力、同 类产品市场和可替代产品价格等,确保目标市场有能力长期接受推广产品的数量与价格。二是相对于外地市场,本地区的市场需求更易于预测,且市场风险也相对较小,推广的农业科技应首先考虑本地市场需求。例如,羊肉是疏勒县居民食用的主要肉类,符合当地的饮食习惯,需求量和价格均可以得到保障,当地农民更希望政府扶持这类产品的发展。

3.2提升农技推广能力和降低农业生产经营风险是推广与应用的保障

第8篇：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范文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历史上最早发展农业的国家之一。从古代起，我国就有重农思想，到西汉时期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统治者认为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安定民生，有利于稳定和巩固其统治地位。

中国现代哲学家张岱年认为：“研究中国农业文化的历史演变及其影响，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课题。”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研究农业文化意义重大。也有学者认为：“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农业文化不等同于农业社会的文化。”他认为农业文化是由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与农业生产活动直接相关的和对农业生产活动有直接影响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可以进一步把农业文化的内容划分为智能文化，如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物质文化如各种农产品，规范文化如农业法令政策，精神文化如对农神的崇拜等四大部分。王利华还将文化学的理论引入到农业文化中，认为可以把农业文化分成物质、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进行研究。

本文中的农业文化指在农业生产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各种文化的总称，主要包括农业物质文化和农业精神文化。农业物质文化指耕种方式，农耕器具等实物性质的文化；农业非物质文化指在农耕过程中形成的生产技术，生产经验以及祭祀活动等精神层面的文化。

二、农业文化的流失

(一)农业文化中的物质性文化的流失――以农耕器具为例。在农业发展史中，农耕器具被发明和创造出来，并且成为了农业文明的主体，其本身就蕴含着厚重而又丰富的农业文化。我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过程发明了许多农耕器具如风车、水车、耕、犁、镰刀、锄头、榔头等等。在现代文明到来之前，这些传统的农业生产工具在发展农业经济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目前，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也由于许多农耕器具无处保管，使许多传统农耕器具和生活用具被废弃，而且不少还面临着损坏和毁灭的危险。但文明的发展，不是简单地以一种新的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收集整理古旧农机具实物和资料是传承农耕文化的需要，是启迪教育后人的需要，是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需要，是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也是现代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二)农业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的流失――以孝文化为例。孝，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而农业发展是孝文化产生的根本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是从高度发展的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凝聚而成的，是典型的农耕文化。我国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使得祖辈的权力在亲子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长幼有序的规范也由此产生。

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小农经济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大型的生产操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在思想文化、经济生活、家庭结构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流动人口的增多，随之而来最明显的一个现象之一就是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在孝文化中，孝敬父母是做人之根本。而在中国现代农村中，年轻劳动力的大量向城市流动，留守老人增多，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增多，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压力过大，思想观念外化和西化，多种文化的交织，导致价值观的多元化。孝文化趋于淡薄，很多农村家庭已经失去了养老功能。

三、对农业文化的活态保护

(一)现存的对农业文化的保护形式。对于现代农业生产中现存的农业文化的保护形式，首先是原始农业的继续。在偏远的农村，仍旧保持着牛耕地等一系列看似原始的农业劳作方式。这些农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保护原始的农业文化，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条件接触到现代的农业科技或者是没有经济力量引进高端的农业科技，购买大型的农业器械；其次，民俗博物馆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原始农耕方式，保存和陈列了一部分传统农业生产工具；再次，农耕文化园的出现，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丰富了人们对农耕文化的了解。

(二)活态保护的概念。活态保护是指让文化真实地生活在文化创造者的世界里面。一般对文化的保护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静态的，一种是活态的。静态保护主要是对民间文化成果进行记录、收集、保存、陈列，必要的时间能够再现，我们也称标本式的保护。而活态保护则要让文化生态在流传中继承，在展示中保护，在利用中发展，在活动中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文化生态效益的最佳相合。

(三)活态保护的措施。农业文化的活态保护，主要是指对传统农耕器具、特色农作物、农耕技术和经验、风俗习惯、民间艺术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文化保护。

对于农业文化中的物质性文化保护，现代社会制定了明确的法律、法规，民众的保护意识较强，保护相对比较完善。而农业文化中的非物质胜文化保护则相对薄弱。对于农业文化中的非物质性文化的活态保护。要注重传承人的培养，并使其具备一定的社会生活功能，而不至于失传。此外还可以利用传媒技术，制作影碟记录一些现存的农业文化。

(四)在进行活态保护中应注意的问题。首先，对于农业文化的活态保护应该是有选择性的保护。现代化，具有不可逆性。这使得保护者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要进行保护，另一方面叉在全盘保护和有选择性的保护间徘徊。有些人类学者认为应该保持某些村庄的原生态性，以便后人研究。但是所有人，包括生存在较为原始的村庄里的人，一旦接触到现代文明，便一定会有所改变。这是毋庸置疑的。为了研究一种文化现象而束缚人的发展要求，是不合理的。

第9篇：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范文

农场职工作为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人口比例中也占有很多，有着工人阶级较多的优点。在党的指导下，农场思想政治工作在改革开放之后进行了不断的开拓和实际探索。农场职工作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对于整个职工队伍来说，农场职工是一支政治觉悟高，纪律性好的队伍，他们不但有着专业的技术，更有着艰苦奋斗的精神。农场一直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与普通农民相比，他们接受过更多的、更好的教育，以及更多的新事物。总之，他们的思想品质更高，文化科学知识更丰富，更能够展现出新时期的精神面貌。但是，由于农场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历史原因，农场职工表现出了有异于国家企业工人的思想特点。现在，有点农场职工由于历史上原因，思想上有着小农经济的思想。他们因循守旧，害怕变化，导致他们不能接受现代集约化农业生产的思想。而且小农经济思想更使农场职工片面追求个人利益，忽视集体的、国家的利益。因为国有农场职工人员结构很复杂，农场职工的思想更容易出现多层次性的特点。国有农场职工可能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不像世代居住在当地的农民。所以农场职工和农民不但在生活习惯上，更在文化教养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常常让使他们在思想上更有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因此，在感情沟通上和某些问题达成共识方上面都存在着很大难度，我们要做的是遇到困难解决困难，有效的去做好农场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2新时期下农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

对于我们国家的农业职工的思想工作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出发，立足于工作的出发点，要用严谨的态度将工作抓起。第一点，我们要从实际出发，结合农场经营的发展需求，考虑要对农场职工进行哪些方面的政治思想引导，并且思考如何加强工作的实效性。第二点，对于农场来说什么最重要的是如何去提高产量，提高经济收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的遇到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将政治教育引导与问题相结合。例如：职工的技能熟练程度不高，农场的部门管理存在问题等等，这样的问题会使农场的收入不能增加，那么对于农场所有员工的福利待遇肯定会有影响。如何去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要员工对于农场的新技术主动地去学习，对外界新形势和销售价格的接受。此时，政治教育引导工作的重要就得以体现了。

3新时期农场职工思想政治解决办法

3.1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以农场改革和发展为中心对农场而言，有两件大事对其非常重要，就是改革和发展，这两件事也与职工的利益息息相关，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进程中，总是会遇到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相关的矛盾，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从农场的不同时期的特点来确定不同阶段的改革任务，与此同时，把工作的思路调整好，把握住主要的矛盾，与时俱进的发展，积极地把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到底，创造宽松的工作环境。

3.2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农场来说，所有的农场职工工作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春种秋收，再把所收获的粮食出售获得劳动报酬。但是在种植和养护，收获阶段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对此我们可以在农场开一个讨论会，对于发现的问题大家都提出自己的看法，共同找寻处理问题的方法。需要去深入群众融入群众之中，我们才能深入的去体会和了解群众的心里，对于我们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有帮助，同样也为日后良好的开展工作做下一个好的铺垫。

3.3引导职工形成良好的职业观念，农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对楷模的树立不能丢掉。特别是青年职工具有很强的可塑性，通过引入企业发展历程中的楷模榜样，将给予青年职工内心深处强烈的震撼。最终起到引导他们形成正确工作态度的作用。以农场传帮带制度的建立，又必将通过中年职工的言传身教不断感染青年职工。最终，促进职工整体良好职业观念的形成。

3.4农场职工合理的物质利益诉求不可否认，现在职工所面临的生活压力比较过去已明显增加。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交换都货币为媒介。这就使得他们在生活压力的改善方面，主要建立在生活费用增加的基础之上。同时，只有在改善了生活压力的前提下职工才可能全身心的投入到在工作之中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企业管理者不应回避职工希望获得物质利益的诉求，这是时代变迁所形成的客观因素使然。设立一系列职务晋升机制按正常渠道增进他们的福利待遇，并伴随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这样一来三管齐下必定事半功倍。

4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4.1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一定要重视，农场定期开展主题活动。选择一些工作突出、积极向上的服务典型，在农场内部刊物、网站及当地媒体上进行宣传，树立起在本单位叫得响的先进典型，切实发挥先进典型的感召力、凝聚力、带动力。定期组织和开展培训和技能竞赛活动，加强党员的学习交流，不断增强其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不断提高其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职工中间加强爱岗敬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身边员工典型事迹的宣传，引导员工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集体利益为重。

4.2因国际交流的加深，西方一些思想不断的腐蚀着许多职工，让他们的进取心和责任心大大减退，因此要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教育。加强农场的文化建设以及廉政建设。做好农场的文化建设有利于教育和感化职工。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减少工作惰性。引导职工对不良思想和不良行为进行抵制以及如何克制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