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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语人名;语言;精神理念;价值取向;儒家文化
前 言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汉语人名,也被深深地烙上了儒家文化印记。笔者抽样调查了200名在校大学生,其中,男生85名,女生115名;汉族165名,少数民族35名;城市97名,农村103名;干部家庭88名,工人家庭51名,打工务农家庭61名。调查分析发现,有近70%的人名凸显着深刻的儒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充分传达出积极入世,外美内修,“穷则独善其生,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理念。具体包括五种类型。
1、能者理念,能人强士的价值追求
即通过人名寄蕴能人理念。这是汉语人名最传统、最突出的精神理念,是典型儒文化思想精髓的体现,它充分地体现着积极入世、一展抱负的精神情怀,传达进取激进的人生观。
1.1建功立业、兴邦定国的治世精神。可分为以下几组进行探究:①组:徐泽州(泽州:举国泽被恩德)、胡泽民(泽被万民)、孙荣华(荣华:使中华荣耀)、王万熙(万熙:万民熙乐)、周晓魁(魁:众人之魁首)、李想(远大理想)。②组:苏国荣(国荣:振国荣国之志)、董兴华(兴华:振兴中华)、廖国宇(国宇:志在国家天下)、查宏伟(宏伟:宏伟大志)。③组:张国飞(国飞:为国而腾飞)、丁勋(勋:为国建立功勋)、高佑兵(佑兵:以武庇佑治国)、张禹江(禹江:寄寓大禹治水的济世之才)。④组:邓传兵(传兵:传令带兵之能将)、李剑烽(剑烽:借宝剑和烽火象征武将)、蒋杰(杰:国之英杰)、张国俊(国俊:国之豪俊)、钱志臣 (志臣:志在成为治国能臣)、展国英(国英:治国英才)、李富民(富民:使人民富裕)。综而观之,四组人名均蕴含着宏大的治世精神,昭示着用名者未来能磨砺出杰出文才或武才,积极地为国建功立业,成为具有雄才大略、功勋卓著的治国精英。这种治世精神理念在语义表达上常采用四种方法:一是直陈法,即单独借助人之名进行表达,如展国英。二是谐音法,即通过姓名合音的读音,进行谐音表意,如:李想。三是象征法,如:李剑烽。四是故事法,借助神话传说、民间传说、历史典故中取材昭示其义,如:张禹江。
1.2兴家望族、大富大贵的耀家精神。这类人名多表达振兴家室、家庭和顺之意,如:史家富(家富:令家室富足)、冯贵如(贵如:使家庭富贵如意)、杜祖阳(祖阳:令祖先宗族荣耀昌盛)、曾耀宗(耀宗:光宗耀祖)、钟家辉(家辉:令家庭增光添彩);蒋家美(家美:使家庭和美幸福)、何家顺(家顺:家庭和顺、和睦)。在表意方式上,较多采用直陈法,如家辉、家祥、祖阳等。此外也采用谐音法,如史家富(谐音使家富),曾耀宗(谐音真耀宗),和家顺(谐音合家顺)。
1.3自立自强、果敢独孓的强者精神。一是自立精神,如:罗立、王果、韩本自等;二是勇者精神,如:杨猛、张强、吴永强、施勇等;三是韧者精神,如:万毅、姚毅然、李岩、赖松乔、李禹江、罗恒菊、江雪梅等。其表意法也有四种:一是直陈式,直接借助其名陈述。如罗立、张强等。二是象征式,借助事物隐喻人名内涵。如罗恒菊、江雪梅、赖松乔,借助菊、梅、松木、乔木等植物象征倔强不屈的精神。三是比较式,如:胜磊(胜过坚挺高拔的岩石),超凡(超越平凡)。
2、达者理念,开朗乐观的豁达精神
其中有传达愉悦人生、阳光心态的,如:沈悦、许乐、和笑开、杨光等。也有传达处事泰然、自得潇洒的,如安然、赵达、赵潇云(象潇洒的白云)等;还有描绘希冀美好未来的,如:李明江、徐月秋、王瑞雪等,通过对优美景物和现象的描摹进行通达精神的昭显。
3、圣者理念,善美儒雅的君子追求
圣者理念就是一种善美仁和的精神理念。
3.1康壮健美的外美气质。这类名字不论男女都突出地传达出身体安康健壮,容貌俊美动人的期望。男性多强调阳刚之美,如:包广帅、严巍、李俊、许彪、郭永康、俞壮、李威虎等。女性多强调阴柔之美。如杜绍婷、高真琰、李佳沫、周莉、谢嘉蓉、李丽聂、绮凤等。在表意方式上,多用直陈式,如:巍、彪等;象征式,如:绮凤、嘉蓉、等。
3.2真善仁和的内美品质
在当代大学生人名中,仁义礼智信五种君子风范,均有呈现。
3.2.1高雅儒士风度。有直陈式的,如:钟文静、胡纯、翟雅心、韩儒音等;有兴寄式(借物咏怀)的,如:李玉(如美玉一般雅洁)、张涵(较有内涵修养)、林兴羽(象白羽一样雅致、高洁),杜月香(象月亮一样芬香)等。
3.2.2和平仁爱品质。有直陈法的,如:阮成美(有君子成人之美的仁爱品质)杨永和(家国永远祥和安乐)毕平(祈求和平安好)等。有比兴寄托的,如:凌向鸽(以白鸽象征和平)、何春燕(似春燕带来温暖和盎然蓬勃的生机)。还有故事法示现的,如:樊尧和(尧和:渴望逢着如尧帝时清和圣明的时代)。
3.2.3正道直行、重义轻利的气节。其人名通常传达正气与英雄精神,带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名人意识。如:郝剑君(其名暗示要成为秉剑直行的君子);晋颜(嵌入颜回之名,慕成高洁人);李宁(直接借体育明星李宁之名,渴求能成为体操明星);自牧(仰慕杜牧);这类名字多用直陈式,如:郝剑君;嵌名式,如晋颜;借名式,如李宁。
3.2.4重礼重德的伦理情怀。如:高淑贤(贤淑)李敬(礼让敬人,亦受人尊敬)。其间,有对男性伦理要求的“三纲”(忠、孝、悌),如:许贤、王忠、孔家顺、李孝宁等;也有对女性要求的“四德”的映现。如杜德容、王言谦、宋仪等。
3.2.5博识多才、聪明敏慧的内美气质。有的注重文才,如:博文(博识强文)、智灵(慧质灵智)、逸飞(才华横溢)、晓书(知书达理)等;有的注重武略,如:武毅;有的追求通才,如:文武、翰博等。此名多用直陈式,如博文;也有象征法,如龙、凤等。
3.2.6诚实守信之风。如:王楷诚,其名直陈端正做人,诚信务实。又如:史耿,传达出做一个秉性耿直者的心声。
需要注意的是,许多名字是几种儒文化义项的糅合。如:“王安义”其名既有希望一生平安之意,又有拥有正义之品。凡此种种,不再赘陈。
结 论
通过对当代大学生姓名文化的考察,不难发现,不论得名者的出身背景如何,高行蹈世、乐观进取、居安思危、渴求名望地位等儒家精神均不同程度地得到体现。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亦发现其间更注重于个人修养行为方面,而对国家民族的精神意念渐渐在淡化。大学生人名文化的国民精神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深远意义,有识之士应着力倡导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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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文化的旅游开发研究综述
各地区对儒家文化的内涵诠释不尽相同,因此儒家文化的旅游价值和旅游开发状况在不同地区有所不同。李文明以庐山白鹿书院为载体,对庐山儒家文化的内涵和旅游价值进行了发掘和分析,并对庐山儒家文化的旅游深度开发策略进行了探讨,其中在策略上重点探讨了旅游形象策略、景点建设策略、产品策略和市场营销策略。李晋宏从儒家文化开发的角度,研究了平定县冠山独特的儒家文化,指出了开发利用儒家文化对丰富山西省旅游文化、指导地方旅游开发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旅游地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也衍生了一系列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发展和谐旅游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部分。梁炜从儒家文化的和谐观角度出发,探讨了儒家文化对发展和谐旅游的教育启示功能以及如何实施这种教育。方百寿、张芳芳和李洪波等建议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基础,以旅游发展的利益相关者为出发点,建立良好的旅游生态伦理体系,以保证旅游业的良性发展。吴声怡、余志荣和高群认为中国旅游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中国旅游在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同时也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而儒家文化的传播又进一步带动了旅游的发展。
二、曲阜儒家文化旅游资源分析
曲阜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故乡,也是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自古以来就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地位。家喻户晓的“三孔”———孔府、孔庙和孔林在1994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全市现存文物古迹300多处,具有市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2处,其中孔庙、孔府、孔林、鲁国故城遗址、颜庙、九龙山汉墓群、尼山孔庙及书院7处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有十几处。曲阜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良好的自然环境是开展儒家文化旅游得天独厚的条件。表1对曲阜儒家文化旅游资源状况作了简要的分类。人文旅游资源是由人类创造的,反映各时代、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俗与民情状况的旅游吸引物。曲阜儒家文化旅游资源多为人文旅游资源,其历经沧桑巨变的积淀,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文化的“沉积岩”,在现代社会中因其历史的厚重感而散发着独特的旅游资源魅力,也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地理景观,即现今曲阜儒家文化旅游资源中的自然旅游资源。在曲阜的儒家文化资源体系中,人文旅游资源和自然旅游资源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很多人文旅游资源需要借助一定的自然景观表现其特有的价值,而自然旅游资源在很多情况下被赋予了浓厚的文化色彩。从文化时空观的角度来讲,人文旅游资源更多地依托于时间的积淀,属于时间的范畴,自然旅游资源表现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属于空间范畴,这二者共同构成了时空向度上的儒家旅游资源。
三、曲阜儒家文化的旅游价值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们在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会产生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精神层面的需求。文化作为人类精神领域重要的构成元素,便成为满足人类更高层次需求的精神营养。而对于历史和异域文化的向往促使人们产生了旅游行为。儒家文化作为宝贵的人类精神遗产,必然成为政府部门、旅游企业、旅游研究部门、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者所关注的焦点。曲阜儒家文化对于炎黄子孙乃至世界人民而言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现代商业社会下人们寻求返璞归真欲求的精神沃土。以儒家文化旅游资源为主题开展的旅游活动不仅可以使旅游者获得视觉、听觉等方面的旅游体验,而且可以使旅游者的精神思想得到升华。因此,儒家文化在旅游业中所具有的精神价值使得旅游者的精神需求得到了满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儒家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儒家文化旅游活动积极展开,祭祖旅游、修学旅游、文物旅游、节庆旅游以及美食旅游等旅游活动在孔子故里开展得如火如荼,在这一过程中旅游的社会文化效应尤为明显。现代商业社会中,曲阜儒家文化与商业元素的融合使得传统的儒家文化焕发着商业气息。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文化产业发展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意见。这一政策为儒家文化的产业化吹来了一股强劲的“东风”,旅游业成为儒家文化产业链条中最为活跃的一环,不仅使得儒家文化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继续散发着思想魅力,也使得儒家文化逐渐融入到经济浪潮中创造着巨大的商业价值。
四、曲阜儒家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曲阜市借助儒家文化的资源优势,积极发展旅游业,自1987年曲阜市举办首届“孔子故里游”旅游节庆活动以来,“三孔”等一批人文景观相继对外开放,还先后举办了“孔子诞辰故里游”、“修学旅游”等专项活动。从曲阜市旅游业的发展状况来看,以“三孔”为代表的孔子文化资源是其核心旅游资源,而目前孔子文化资源在旅游业中的开发利用现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节庆旅游
在孔子故里的节庆活动中,影响最广的是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它是融合了纪念、文化、旅游、学术和经科贸的大型国际性节庆活动,旨在纪念孔子对人类文化的杰出贡献,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国际孔子文化节自1984年起已连续举办了26届,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山东走向世界、世界了解山东的重要平台,已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国家级“旅游节庆精选”之一,被国际节庆协会评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十大节庆”。其浓郁的儒家文化特色、丰富多彩的旅游活动,吸引了海内外大批游客。时至今日,孔子国际文化节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修学旅游
孔子故里曲阜具有修学旅游基地的特殊功能,这个功能对于孔子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游客的活动范围大多局限在“三孔”之内,游客很难找到短暂休息、停留的回旋空间。自2006年推出首届“孔子修学旅游节”后,开创了国内修学旅游的先例,整个活动从整体形象宣传、景区整合推广、修学活动策划、市场营销组合、演绎平台搭建等软件入手,挖掘孔子故里人文内涵,丰富修学旅游产品内容,改变了孔子文化旅游的既有模式,将孔子家乡修学旅游从普通观光型升级为休学体验型。通过开展修学旅游,改善了孔子文化旅游集中于“三孔”的局面,同时带动了周围旅游“冷线”的升温,带动了区域旅游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修学旅游延长了游客在目的地的平均停留时间,有利于当地旅游业的吃、住、行、游、购、娱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三)美食旅游
[关键词]儒家文化;文化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所谓“文化软实力”指的是“依靠文化、价值观念等建造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它对人的行为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是根本性、长期性、广泛性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内容博大精深,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坚实根基和思想源泉,只有在弘扬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建设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儒家文化中体现的人文关怀以及伦理道德,对于当下社会人们的迷惘以及道德的缺失有着警醒和正本清源的功能。因此要想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就必须要借助于儒家文化,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充分发挥我国儒家文化的优势,使我国的文化能够感召世界并被世界认可,从而振兴繁荣祖国,为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作出贡献。
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但在迅速繁荣的经济背后却存在诸多的问题,诸如文化的缺失,道德的沦丧,对社会缺乏安全感,幸福感不足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所反映的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滞后,文化建设的脚步已经落后与经济建设的脚步。现存的文化机制存在着一定的障碍,文化创新力不足。另外,对于我国几千年所积淀的儒家文化存在着严重的文化浪费甚至是厌恶情绪。一方面,对于一些传统文化的保护方面做得不足,另一方面,许多优秀的文化资源得不到开发,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况。而更为严重的是国人对于传统的儒家文化的一种不屑的态度,认为传统的文化封建、迂腐、愚昧,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了。当下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已经成为亟待要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而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将助力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一、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其中中庸思想中的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可以理解为一种和谐的观念,从第一个层面上来讲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的是人要顺应自然界的法则,只有在遵守自然界的法则的基础上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在自然界面前无能为力,人可以通过实践去认识自然界,掌握自然界的运行法则,从而给人类带来更好的生活。这表明要实现“天人合一”得靠每个人自身的奋斗,每个人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去追求“天人合一”。在当下社会中,我们不仅要做到爱护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共生,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为建设更加美好的自然界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儒家的中庸之道在第二个层面上所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的“中和思想”集中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在人际交往中,要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一方面要求个人积极努力、勤勉奋进,一方面要宽厚待人,谦逊容人。对待事物有一个尺度和界限,不偏不倚,在事物的发展中寻求平衡和矛盾双方的统一。正是在儒家这一思想的孕育下,培养出了我国人民谦虚、仁爱、包容的性格和以“和为贵”为主流的价值观。
(三)人与社会的和谐
儒家的中庸之道在第三个层面上所体现的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个人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可能,首先需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时,必须要把社会利益置于首位,只有社会利益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个人利益才能得到保障,个人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民主法治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妥善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社会才有了实现的基础性条件。在当代,儒家文化中有关“和谐”的观念,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强调众生平等。现如今,我们要充分发扬儒家文化中的和谐观,向世界展示一个友好合作、爱好和平、积极进取的文化形象,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塑造良好的国民形象。
二、儒家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有利于文化多样性
儒家思想中的“和而不同”强调中正、协调、均衡。但不是代表要消除一切的矛盾和差别,其前提在于承认一切矛盾和差别的所在,允许多样性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追求和谐,是,是和而不同。只有善于协调、在统一各种不同的分歧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意见,最终达成一种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盲从和附和。真正的“同”并不是意见上没有任何的分歧,而是通过不同意见之间的对话、讨论、切磋和交流,从而达到彼此之间的互相容忍、互相理解、和谐互动、协调统一。
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给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作用。在世界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承认各国文化的多样性,并包容各国文化的差异性。以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来对待和学习外来的文化,但不是盲目地学习外来文化,而是要取长补短。在保证自身文化的自觉和独立的基础上,有效的汲取外来文化的精髓。在开放的环境下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消化并吸收不同文化的精髓,在时代背景下实现我国儒家文化的重新构建。
三、儒家文化中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有利于提高全民素质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五常”,做人的准则。“仁”即“仁爱”、“以人为本”,。儒家文化所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价值和整体利益,而不是一己私欲,立足于广阔的视野,追寻安贫乐道、自在自足的旷达的人生态度。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在处理人与自身、他人以及社会的关系中起到一种正确的规范作用。
“义”即公平正义,坚守原则。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义”的具体体现有其延续性和共性但也会有所区别,伴随着人类之间日渐频繁和密切的交往,人类在道德原则上逐渐人达成了更多的共识,即被绝大多数人类普遍认为的“适宜”的道德原则,也即所谓得“天下之公义”。确立一个社会的“义”,是当下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今天,我们要在儒家的“义”的基础上赋予“义”以时代意义,比如凸显社会公平、公正、公益等,另一方面要重新唤起人们对于“义”的自觉和信念,也就是要树立道德正义感和道德原则立场。
礼即恭敬尊重、礼仪文明。礼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尊重原则,在人际交往中,以互相尊重为前提,在尊重对方,不损害对方利益的同时,又要保持自尊。遵守原则,遵时守信、真诚谦虚、友善随和,遵守社会公德。适度原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要遵循适度的原则,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对不同的对象,应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落落大方,把握好分寸。自律原则,在要求别人尊重自己之前,首先要做的应当是检查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礼仪规范要求。礼维护着社会秩序,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促进着人际关系的和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提倡言行举止的文明礼貌,礼的这些功能和作用,在当代对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智”即“智谋之力”。是指明辨是非、知晓善恶以及知己识人。在儒家文化的不断发展中,“智”成为了一种道德规范。在现今社会,我们迫切的需要国民获得“智”,不盲目跟风,不被邪恶势力所煽动,拥有能明辨是非的本领,在不损人利己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信”即“诚信之品”。是指信守承诺、以诚相待、诚实不欺的道德准则,是社会和谐有序、繁荣富强的基本保证。在现今的中国,诚信意识淡薄,无论是社会的诚信、政府的诚信、企业的诚信,还是个人的诚信都面临着时代的考验,诚信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社会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全社会范围了积极弘扬儒家的“信”,唤起人们对于诚信的重视,重塑社会风气。
四、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信仰有助于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感,集中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信仰对于安顿国人的心灵、实现社和谐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下,国人普遍缺乏信仰,重新扛起儒家文化信仰的大旗,对于当下的国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信仰为基石,重新打造新时代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增强国人对于本民族的自豪感、认同感和凝聚力。
自“中华民国”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我国传统的儒学文化地位下降,惨遭抛弃,大多数中国人一时难以找到新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共同信仰来填补思想上的空缺。在现今,意识形态领域由和社会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马克思但是在精神文化领域上,国人的信仰则有所缺失,没有主导的精神支柱,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世界各国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错误的信仰以及不正确的价值观,社会关系变得冷漠疏远,低俗文化盛行。儒学中的人文信仰,为当下我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普世的道德准则。儒家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忠、孝、悌思想所体现的在道德上的约束力,对于当下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有着重要的作用。儒家文化中以道德约束家庭、维持社会稳定以及调节利益关系的思想,对于拯救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增强文化软实力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儒家文化有助于中国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
一、儒家文化的内涵
儒家文化包括社会、国家和个人三方面的内容,提倡要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具体阐述开来包括大同之世、以礼为纲和忠信笃行,是指人要通过对社会、国家有所作为才能实现个人理想,并且具有天人合一的和谐性、刚健有为的自强性和中庸尚和的贵和性,其主张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即使力量有限也要积极乐观向上地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1]。儒家思想文化在当时维护了国家统治秩序,也为当时的生命个体创立了可靠的精神支柱,还从根源上培养了中华民族的优良的民族精神文化,其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人类都产生了积极作用。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在治国文化的发展中成就显著。作为影响深远的文化圣人最终却没有完成自身的政治抱负。没有民主选举和运动革命的时代中,最合理的方法就是获得君主的赏识。在“学而优则仕”的朝代中,很多人靠文作品的创作体现自身的才华,实现政治抱负。不同的作家在其作品中体现不同的治国思想。
二、儒家文化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一)儒家文化在文学载体中的体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有富含儒家思想的不同文学载体。作品的文学载体服务社会和文学的目的是不同的,传达儒家文化思想的文学载体也有很多类型。作家在文作品的创作中融入了独特的想法,既展现出了儒家思想又体现自身的才华。李白是豪放派的典型人物,其作品特点是粗狂放荡。陶渊明是田园派的创作代表,其表现田园风情的作品特点悠闲恬静。这些展现独特人格魅力的文学作品,通过儒家文化表达自己的治国处世理想。同时,在漫长时代更迭的进程中出现了多种具有不同风格特点的文学体裁。例如唐朝比较盛行的诗歌与传奇小说开始应用性很突出,着重是对文学创作者的文学造诣和水平的体现。传奇小说容易让读者理解目标,但需要很长的创作过程且其情节发展悠长曲折。其以人们平凡生活为载体表现自身的理想,与诗歌相比,对儒家思想的承载和传播更加深广。精湛短小的诗歌能够迅速、直接地展现儒家文化,更容易得到君王的赏识,进而成了古代作家常用的文学载体。同时,诗歌还有词、曲、赋等形式,让读者欣赏到文学的美也能得到儒家文化处世的警示[2]。
(二)儒家文化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儒家文化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在一段时期内受到社会的赞扬。社会发展中有些理念已经为社会所弃用,但是其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其他思想无可比拟的。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也包含了丰富的儒家文化思想,例如在《水浒传》“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中,鲁智深为了金氏父女出头拳打镇关西。在等级森严的古朝代中,体现爱国思想的作品往往还包含着对君主的仁爱,表现了“民本合一”和对王朝君主的爱戴。但是体现对社会制度不满和反对的作品较少,而且仅仅表现是消极出世的思想。《屈原》把自身对远大理想的追求和消极处世的理想相结合。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还是以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爱戴为主,对现实的不满这种朴实的观念没有独立地体现。《离骚》以想象神游倾诉自身的理想和提升自身人格,其并没有把消极和积极的思想独立分开表达,完全是一种依附认同的双面性质。在后期的很多作家包括范仲淹、陆游等文学圣人的作品也具有双面性质。作家思想依然受到君主的阶级统治思想的主导。
(三)儒家文化在文学作品创作方式的体现诗歌“言志”“表情”“写意”“传神”的过程发展中,作品更加聚焦在作者心理上,是精神和思想的逐步融合。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影响下这些表现型的作品体现文学作者的主观情怀[3]。比如杜甫的作品由反应社会现实转向集中于表现自身的情感。孔子的作品在发展过程中,也是由表现政治理想期望得到任用转变到以表现自身感悟。因此,作家作品以积极入世的心态来表达对现实的情感,其实是以写实来抒意。
三、结论
根据周宪在《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的说法,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官方文化,也是一种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的文化。文化自1949年建国后一直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存在,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文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仅就其作为一种文化经验来说,主要有三个层面的思想对我国的文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唯物主义思想。的唯物主义思想影响中国甚深,其对物质客体的尊重,对精神主体的扬弃,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中国思想领域中全面现实主义化的精神取向,实践美学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下提出并得到发展的。另外,唯物主义对神圣、神秘性力量的驱逐跟中国儒家文化中固有的“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传统相吻合,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国文化中“自然主义的与非宗教的成分”[2]。二是把艺术看作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在看来,艺术并非是自律而自足的,它有着深刻的阶级属性及政治内涵,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形式,与日常现实生活的审美经验紧相联系。三是对底层民众生活经验的重视对我国文化亦产生重要影响。底层民众作为边缘群体,在过去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对底层民众生活经验的重视在一定意义上适应了现代社会的文化诉求,即对大众作为一种重要政治力量和文化主体的重视。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底层民众的生活经验及文化趣味开始在中国文艺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和表现,这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化有的人民美学原则。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对劳动解放的强调,对人作为自身最高目的的吁求,这些都具有永恒而积极的价值内涵,值得我们不断深入探讨。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实,甚至作为一种文化无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力量。一般来说,儒家文化是一套以“仁”为核心、以“孝悌”为本建立起来的伦理秩序与道德观念,它以格物致知始,终于内圣外王之道。但按照冯友兰的说法,儒家文化并不以功利境界为最高,而以天地境界为终极追求。冯友兰故此说儒家亦有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境界,有形而上学的冲动。然而自五四“”以来,由于受各种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儒家文化是专制文化的代表,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阻碍,必须作为衰朽之物受到摧毁。虽然以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唐君毅等为代表的新儒家在20世纪依然坚守儒家的文化阵地,但从整体看,正像余英时所说,以熊十力及其门人等为代表的新儒家承续的只是宋明理学中陆王一系的心学而已。他们强调“心体”和“道体”的哲学本体地位,重视体道的“体证”功夫,并认为从道统可开出政统和学统。
新儒家的学术努力是有目共睹并有积极意义的,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思想支持与价值保证。在当代,儒家文化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儒家文化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创造性转化,儒家伦理文化是否与工业化企业精神相契合。对此,钱穆和林毓生都非常乐观,他们认为,儒家文化与现代化不仅不相对立,儒家的价值系统完全可以经过创造性地转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基础。杜维明亦认为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性很强的人文主义,完全可以和流行于西方的世俗人文主义形成对话,并对之进行有力地补充。客观来说,儒家以“仁”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泛道德主义观念、“以天为则”为基质的“天人合一”理念,以及“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贵”的民本主义思想,及“天命无常,惟德是辅”的天命观,坚持“为学”对于人性自我完善的决定意义,以及强调“知行合一”的行动主义精神,都是儒家文化至今依然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晚年的冯友兰更进一步认识到,“儒学作为一个确实的文化存在,有助于激发中国人的自我意识。”[2]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人进行文化身份认同的一种存在,其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大众文化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兴起的一种文化形态。长期以来,大众文化饱受批评,苏珊•桑塔格愤愤不平地说:“大众文化(甚至电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归于这一范畴)的作品之所以被看得一钱不值,是因为它们是被大量生产出来的物品,不带有个性的痕迹———是为那些没有多少个性特征的观众之作的大路货。”
桑塔格没有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强调大众文化作品的意识形态性,而是看到了大众文化作品的“物品”特性,并认为这就是当代艺术的基本特性。桑塔格甚至认为,“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从来就不只是(或甚至主要不是)某些思想或道德情感的表达。它首要地是一个更新我们的意识和感受力、改变(不论这种改变如何轻微)滋养一切特定的思想和情感的那种腐殖质的构成的物品。”[3](P329)桑塔格由此否定了关于艺术必须是生命个性自由表达的观点,否定了艺术仅仅是思想和道德情感表现的观念,从而肯定了当代艺术的“物品”特性及“对感觉的分析和对感觉的拓展”。只是面对盛行于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陶东风还是表现出了其忧心忡忡的文化忧虑。在《畸形的世俗化是现时代的病症》一文中,陶东风指出,当前盛行于中国的大众文化实在令人堪忧,因为这种文化是以对公共世界的疏离,对封闭性私密经验的迷恋,以及对物质文化的消费及身体的无限度追求为特征的。按照陶东风的原话,当代大众文化的“突出特点就是大众的政治冷漠、犬儒主义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深度结合。”由此陶东风提醒我们说,在当前“一个亟需争取与扩大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推进公民的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里,而大家却在那里津津乐道地关注自己的生活方式,热衷于美容化妆,打造自己合乎时尚的身体。这未免滑稽与悲哀。”[4]陶东风的文化忧虑及政治关切是切中时弊的,是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提出的,亦是从另一个向度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作出的深刻反思及批判。
地域文化在中国当代文化构成中的作用,往往被研究中国当代文化格局的人们所忽视。其实,对生活在具体文化情境中的人们来说,地域文化作为一种生动的场域和语境,往往具有深刻的精神构成性,会无意识地影响和宰制人们的语言和行动、思维模式及精神想象,甚至生活方式。因此,地域并非一个纯粹的物理空间,在很大的意义上是一个充满了情感和想象、记忆与欲望的场所。正像加斯通•巴歇拉和一些现象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均质而虚空的空间里,而是相反,我们是生活在充满了种种质的空间,也许还是幻想出没的空间。”[5]这些独特的空间藏匿着巨大的激情与个性,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与情感方式,而人们也往往根据不同的地域文化对生命个体进行文化想象和情感定位。就这个意义而言,地域文化也许比其他文化对人的精神塑造作用更大。就当代中国而言,鲜明的地域文化主要有齐鲁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关中文化、三晋文化、岭南文化、秦陇文化、东北文化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等。这些文化各具特色,有着丰富而独特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精神个性,因此,我们必须以严肃的眼光对之进行文化审视。民间文化作为一种有“灵晕”特质的文化遗存,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但在后工业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就其对人的精神影响而言,因其影响力有限,恕不赘叙。
作者:程勇真 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扑灰年画 民间艺术 儒家思想 美学特征 核心理念 弘扬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J21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1-0022-04
高密扑灰年画是世界上独特的画种,被誉为“中国一绝”,它给人以强烈震撼,形成了粗狂、豪放、率真、大器的美学特征感受。扑灰年画民间文化的表现是多层面的、立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它包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思想内涵以及民间艺术独特的造型观念,让人们从中感受到内容与表现形式和谐统一的儒家文化精神内蕴,其这种独特的表现工艺过程在全国年画中独树一帜。然而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玩艺儿”,相反,它所涉及的文化范围之广,包含着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齐鲁文化。探知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文化内涵,分析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观念在扑灰年画民间艺术中根植的历史必然,才能使传统齐鲁文化的精髓通过这一古老的载体得以传承与发扬。扑灰年画民间艺术不仅工艺过程独特,还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特点:以色代墨,着色浓重,色彩艳丽,形象富有动感,线条豪放流畅,人物造型丰满圆润,多为胖耳大腮,但眉眼巧画不失隽秀感。其造型拙朴简练,用笔潇洒自如,很有写意国画的笔墨情趣。扑灰年画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人文精神的载体,是为人而存在的,是齐鲁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它作为民间艺术的一个品类,有过自己辉煌的历史,有过称“绝”的时代,中国艺术史不会忘记它。
一、高密扑灰年画的民间艺术特色
高密扑灰年画是中国民间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美学思想的具体体现,是齐鲁民间文化于年节之际,用来迎新春、祈丰年的一种民俗艺术品,也是广大胶东半岛人民群众用来美化环境、反映社会生活、表达心理愿望的一种最为普及的艺术样式。高密扑灰年画以整张纸大小的“大挂画”最具特色,制作工序复杂,须经过粉本、扑灰、敷彩、粉脸、描金等过程,用色以桃红、翠绿、粉黄为主,兼施金色,开脸用粉加红晕染,画面的主要部分还要涂上明油,以求鲜艳夺目的效果。当地群众的顺口溜形容扑灰画为:“红绿大笔抹,市场好销货;庄户墙上贴,喜庆又红火。”粗犷、朴实的扑灰年画,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及区别于其它地域样式的表现规律和独有的艺术趣味。
1.尽善尽美的造型特色
扑灰年画造型特色要求“尽善尽美”,重视画面物象的圆满,从而以形式的圆满来抒发人们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和向往,因而在造型上非常避讳画面事物形象的残缺,扑灰年画中人物一般都要画出全身;画人物头部或为正像,或为“三分脸”。“画中有意”是又一造型特色,通过借助于文字去完成图像所要表达的意愿,即善于通过画面的物象,甚至是毫无现实可能的物象组合而成的“文字”来表达他们所想表达的美好愿望,民间称之为“讨口采”。如年画人物形象手指蝙蝠飞舞,便是吉语“福在眼前”。扑灰年画在制作表现过程中还富有“隐喻象征”,将一种理想化的事件或现象寓于一种较为明了和显现的形象中,以使很多难用画面表现的情感得以体现,即象征手法。如:年画以牡丹隐喻富贵,以石榴隐喻多子。
2.以简代繁的构图特色
扑灰年画“主题突出”的构图特色是锁定画面主要形象之后,“浓墨重彩”的对其进行渲染,其它次要形象作为陪衬,主次分明,层次清晰,主要人物常居中,且夸张舒展,并以缩小了的周围事物为陪衬,以突出主要人物。“以简代繁”是扑灰年画重要的构成特色之一,多为二度空间平面构图(多用于“大挂子”画),二度空间的平面构图使整个画面效果简洁明了,人物较少,但表达有力,画面效果追求在简单中求变化。扑灰年画中“成双成对”的构图特色是老百姓喜欢把头脑里美好的东西连双带对的表现出来并连结在一起,就像“好事成双”一样。年画中有不少这样既对称统一又呼应变化的构图形式,不但有结构上的大同,而且有形式上的小异,于细微之处见灵动,有很强的装饰性。
3.艳而不俗的色彩特色
扑灰年画具有“艳而不俗”的色彩特色,许多年画的画面颜色虽然很鲜艳,但不能很好的运用色彩对比技法,使各部分之间能够相互呼应,浑然一体,产生一种“和谐”的美。“罩上明油”是扑灰年画的又一色彩表现特色,主要用途之一就是装饰、祭祀年节,增添喜庆氛围和供奉、拜求先祖神灵,所以扑灰年画大多喜用红、黄、绿、紫等色彩艳丽、明亮的颜色,尤其重要部分还罩上明油更加突出、显眼,更加灿烂光彩。扑灰年画的另一色彩表现特色是“墨分五彩”俗称“墨货”,年画制作表现虽然纯用墨,但画面“颜色”通过墨色用力、分布、着色时间等处理方法的不同,仍然会产生非常“丰富”的视觉效果,毫无单调之感,和国画中的浓、淡、干、湿、焦相媲美。
4.大涮狂涂的技法特色
“大涮狂涂”是高密扑灰年画的重要制作技法特点,描子勾拉“大涮狂涂”指艺人们在作画时,从衣裳到头发,全是单色抹涮,连轮廓线也是一笔抹下,以“意”写“神”,与现在国画中的大写意一样,形容了“抹画子”时“抹”的情景。“描子勾拉”是指局部的细心描绘,“兼工带写”,以“形”传“神”,如国画中的工笔,与“大涮狂涂”则形成鲜明对比。扑灰年画还运用“细心粉脸”、“眉眼巧画”的制作技法特色,许多人物作品往往都有一个或几个淡淡的粉红脸,“细心粉脸”、“眉眼巧画”就是在脸上巧妙的勾划眉眼、五官,再敷彩,局部涂有明油,让人看上去面部富有弹性,透明细致,这也是技法中较精细的部分。当扑灰年画作品制作技法接近尾声时,艺人们常在“大涮狂涂”的服饰上搞一些图案,“咸菜磕花”就是常用的技法。所谓“咸菜磕花”,就是将选好的咸菜晒干,刻上图案,再蘸着颜色磕就是了,简单而实用。
高密扑灰年画的艺术风格确实不拘一格,颇具儒家文化精神特色,由于不拘泥于程式化表现技法看起来格外粗犷、豪放。它的艺术创作过程和流传过程,都是经过增删、修改、改造、充实,一代一代按照时代的要求、生活环境、风俗习尚、艺术趣味的要求变化发展的。扑灰民间年画艺术立足于儒家传统文化思想,寻找有意味的外观造型及视觉形象,在外观造型和色彩设计的创新过程中,力求从造型和民族色彩中寻求灵感,这样既能满足大众对美的特殊要求,又有助于建立和丰富民间艺术风格。
二、儒家文化精神是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核心理念
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是一种生命本真的艺术活动,儒家文化思想是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根基,传统儒家文化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大体归纳为以下几点: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对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作为一种实用的物质产品,以其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风格,成为中国传统民间年画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成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儒家文化思想中这些积极因素的影响,使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在思维方式、理想人格、伦理观念、美学思想等精神文化方面渐趋认同,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美学思想似乎就是按照这样的特征及规律发展的。
儒家文化思想在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和主体作用,儒家文化思想是先秦时期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之一,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它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也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是齐鲁文化的宝贵资源,儒家文化就是以“中庸”精神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中庸思想对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精神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中庸思想具体物化为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中”是适合,“庸”是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作为高密扑灰年画民间传统文化,“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合的制作和表现方式,并力求保持一个合乎齐鲁文化情理的年画工艺流程。“礼”是指人通过自身的主体意识,它起着一种社会规范整合作用。礼的特点便是“有秩序”,“乐”是指一种“和谐”的状态,也泛指一种自由的理想。“礼”的人文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着深远影响,它不但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而且渗透到人们日常的言行之中,这种精神文化在扑灰年画中体现的非常充分。在扑灰年画中既要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也要达到人与人的和谐,要达到这一双重目的,它严谨的遵循了这些儒家思想文化的理念。扑灰年画给人的是一种情感教育,是一个润物无声的过程,我们应立足于齐鲁文化,在儒家文化思想的基础上研究现代,用“和谐”理念指导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创作。
三、儒家文化思想在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中的美学特征
1.儒家文化精髓与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美善相乐之美
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体现了典型的儒家文化的造型审美特征,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和归属感,它把功能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实用而带来善,是引起美感的先决条件,所以从实用功能出发的创新应该永远居于首要地位。扑灰民间年画艺术注重美与善密不可分,善使人共生,美使人共享。不善之美,不是至美;不美之善,不是至善。儒家文化思想审美心理的首要特性是美善相乐,最高境界是尽善尽美。文以载道,乐以教化,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形式,除了对美的追求之外,都表现出对善的强烈诉求。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它将人们心中的善恶、美丑、正邪、直曲进行了生动的刻画,将一切褒贬、好恶、祈望和忌讳,虽在画外,却寓于其中,以表达人们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使人们在观赏作品的同时,有所感,有所悟,从而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教化的作用。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审美情趣还充满了深刻的象征寓意,饱含着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望和追求,体现了儒家文化思想不变的民族文化心理。它除了具有无可争辩的形式美外,还通过具有特殊蕴涵的图案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期望,它通过造型与色彩、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实现了美善相乐的追求,注重的是传情达意,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崇尚陶冶情操、催人奋进的审美精神,创造了祈福与美善相乐之美。
2.儒家文化思想根植于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自然朴素之美
高密扑灰年画集文化、艺术、实用于一体,是儒家美学思想的历史见证。它体现了就地取材、朴实无华的特色,是齐鲁文化平民化、生活化的标志,给人以强烈震撼,形成了粗狂、豪放、率真、大器的美学特征感受和视觉冲击力。在扑灰年画民间艺术传统审美理念中,只有自然、朴素之美才是美的最高境界,自然和朴素是指万物的非人为的本然状态。儒家文化思想崇尚自然与朴素的审美原则,它认为一切美皆出于自然率真,真正的美是事物本身自然纯粹之形态,能让民俗文化本身绽放光彩,才是真正的美。儒家思想认为适和的形式美是表达本然形态的重要形式,认为形式美要恰到好处,要保持事物的本质特征。高密扑灰年画的审美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它具有追求朴素适宜之美的审美特性,即自然的朴素之美。
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从色彩、技法、构图到造型,无一不体现质朴的风格特征。由于对朴素自然特性格外尊崇,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反而更加具有生命力,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和使用价值,它崇尚朴素自然的儒家文化思想传统,因为它体现到民间民俗上,就是要因地制宜,应充分考虑到齐鲁大地使用者的地域特征、生活习惯和审美需求,所以植置于民间、民俗是高密扑灰年画创新的源泉。
3.儒家文化与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伦理道德之美
儒家美学思想对高密扑灰年画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反映了儒家的礼乐制度和人文内涵。道德伦理是儒家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教育和审美的关系极为密切,它的一大功能就是以美感形式教育、陶冶人的心灵。扑灰年画民间艺术所蕴含的道德伦理内容,不仅表现在各类天神、先贤圣人、历史题材中,也表现在民俗艺术作品中,使民间年画艺术呈现出强烈的伦理审美趋向,道德伦理成为扑灰年画承载的主要儒家传统文化内涵之一。
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在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所表达的形式和内容,必然会呈现出儒家美学思想特征,年画中所表现的《五伦图》与《治家格言》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的体现。《五伦图》体现了儒家思想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遵循的封建礼教,《治家格言》则是运用儒家思想治理家庭。在长期的儒家思想熏陶下,使高密民众拥有一种敦厚朴实的儒象气质。儒家思想渗透到高密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扑灰年画中也有丰富的表现。“孝”是儒学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历代儒学之士都大力宣扬“孝道”,封建帝王也利用“孝道”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这二者的合力在民间的影响就是《二十四孝》的产生和流传。这些儒家“孝道”思想在扑灰年画中的演绎是儒家思想在民间的体现,这种年画形式又为宣传和强化儒家的道德规范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4.儒家文化与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和谐统一之美
和谐之美是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特征,儒家哲学注重人的自身修养,要与身边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提倡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境界。董仲舒《春秋繁露》载:“以类合一,天人一也”。其实这些理论思想实质上都是在统一的“和谐”原则下达到对审美主体的“满足”。儒家的文化思想内涵对高密扑灰民间年画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刻持久,它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强调二者处于一个有机整体中,扑灰年画特别能够体现社会的和谐一致,它具有很强的社会整合作用。在扑灰民间年画艺术中所表现的追求“人――年画――社会环境”和谐统一就是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美,扑灰民间年画从选题、制作到应用、陈设早已达到它的最高水平。齐鲁大地有一个好传统,不管处于何种时代、何种处境,始终都是热爱生活,追求幸福、和谐、吉祥,因此,表现喜庆、幸福的祥瑞题材,一直是扑灰民间年画的一个重要的题材和一个基本的文化特征。另外儒家文化思想还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亲和的关系,扑灰年画艺术赋于花、鸟、虫、鱼、兽等艺术形象以祥瑞寓意,便是这种亲和关系的表现。所以,要欣赏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就需要了解齐鲁文化和儒家美学思想特征,否则,是很难把握住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的审美特性的。
四、儒家文化思想在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中的思想意蕴
儒家文化思想给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创意制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儒家文化思想是扑灰年画形式内容及思想的内核,它的形式和内容都是按着中国传统祥瑞观念沿续下来的,它反映了扑灰年画在儒家文化思想影响下的审美情趣和思维模式。在扑灰年画的形式题材和使用习俗中,融会着各种思想观念,如等级观念、伦理观念、审美观念、、风俗习惯等,并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人,有的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高密扑灰年画艺术在较长时间的创作生产中,民间艺人胡、赵、杜三人在题材方面又各有侧重,各有拿手的“好活”,胡玉显喜欢画“八仙屏”、“天女散花”、“三仙姑下凡”、“胖娃娃”等题材的扑灰年画;赵大伦靠画墨屏美人条(大挂画)发了财,成了赵家圈的富户;杜家官庄的杜万则善画刀马人物,如三国人物、杨家将、岳飞等,同时还兼画大挂子画,如“万事如意”、“尤鲸献瑞”等。以胡、赵、杜三家作坊为代表的民间艺人一反当时以记录“风花雪月”为主的文人画的弊端,想农民之所想,爱农民之所爱,将以欢乐为主题的题材揉进扑灰年画,把农民们喜爱的人物故事挪入扑灰年画的艺术表现范畴,大大地开拓了年画的题材。
齐鲁大地是孔子、孟子的故乡,人们历来追求美好的事物,这种追求也体现在扑灰年画中,在图案纹饰中借助同音字和谐音非常巧妙地运用于图案形象,以谐音和寓意,以指事和会意的方式进行构成,使形式和内容巧妙结合,这种纹饰意趣横生,成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高密扑灰年画极具儒家传统文化和艺术特色,体现了大量的民俗意蕴,这些吉祥图案把这种民俗的意蕴表现得淋漓尽致,它以合理化的结构与艺术化的造型,充分地展示出简洁、明快、质朴的艺术风貌,将雅俗熔于一炉,达到美学、力学、功用三者的完美统一。
五、保护与传承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弘扬儒家文化思想。
1.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文化价值
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经过几百年衍生、存在、融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一方水土、一方民俗风情的独特产物,是原生态的文化。它有着历史、民俗、宗教、人文、社会、艺术等广泛而具体的内涵和价值,带着鲜明的民间特质,承载着儒家文化思想的精神,传递着民族的认同心理和文化共识,为我们留下了儒家文化思想的博大精深和灿烂辉煌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扑灰年画由于过于看重它的商品性而忽视它的艺术品性,不能在前辈画师艺术的基础上继续创新,而只是进行简单的复制生产,再加上新的年画品种的冲击,它于不能克服自身的种种局限,走向了消亡,这是历史的遗憾。高密扑灰年画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正面临严峻形势,扑灰年画作为民间民俗文化应被精心保护,任何一个忽略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的国家,都势必对内丧失其培育民族精神的文化血脉,对外则丧失其在世界上树立文化大国形象的机遇,抓好扑灰年画民间文化的保护传承、开发利用和永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保护与传承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紧迫性及其重要意义
扑灰年画的艺术风格与儒家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表达了民众的审美取向和文化祈求。扑灰年画民间艺术作为民间的新年祝福,充满了喜庆,大多采用大红、大黄等鲜艳的色彩,注重情趣和造型的表现,人物生动可爱,富有活力,画中的每个动物和植物都富有吉祥的寓意,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体现了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复兴发展扑灰年画也是弘扬儒家传统文化的方式之一,它所能提供的最贴近民众的、几百年绵延不断的民间信仰素材,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扑灰年画不仅要抢救和保护,还要继承,让扑灰年画融入生活,为民族团结和谐与兴旺发达提供坚强的思想纽带。保护与传承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弘扬儒家文化思想,我们应当珍惜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是一切艺术的根。高密扑灰年画民间文化是高密最具地域性的优势文化,它将会再度辉煌成为整个社会的财富资源。
六、结束语
高密扑灰年画艺术,它表现出相当浓厚的民间民俗文化特色,广泛地反映了齐鲁大地的社会生活、世态人情、审美情趣与审美追求,承载着胶东半岛历代积淀的原生态民间文化内涵,履行着其古朴的民俗功能,扑灰年画人物题材所展现的儒家文化精神,如涓涓细流,滋养着人们日渐沙化的心灵,它不仅是年节一种五彩缤纷的点缀,还是文化流通、道德教育、审美传播、信仰传承的载体与工具;它包蕴着一个完整的中国民间的精神。而高密扑灰年画作为发源地,它不仅向后人展示了独特的齐鲁大地年画特征并且当之无愧为中国民间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扑灰年画民间艺术是不可或缺的灿烂音符,它独具神韵,愿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这枝奇葩永远盛开,创作出更多的根植于齐鲁文化及儒家文化思想土壤的民间年画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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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艺术中国.传统年画及其民间信仰价值[EB/OL].art.china. cn/huihua/2010-02/25/content_3393585.htm,2010.02
一、仁的概述
“仁”是孔子提出的最高道德原则和道德评价标准,是儒家思想道德规范的最高准则,在《论语》中,言“仁”者五十有八章,“仁”字凡百有五见。所谓“仁”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尊重人,爱护人,礼待人,重视人的价值和主观能动性。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是其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出发点。
孔子仁的思想内容包括了十个方面:
(1)礼,礼是实行“仁”的目的。(2)孝悌,孝悌是实行“仁”的基础。(3)义,义是实行“仁”的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见利思义”《宪问》。(4)忠恕,忠恕是实行“仁”的方法。(5)知勇,知勇是实行“仁”的首要条件。孔子把知、仁、勇联系,作为必就行的三要素。(6)恭宽信敏惠,这是实行“仁”的必要条件。(7)俭、好学,这是实行“仁”的要求。(8)中庸(道),这是实行“仁”的标准和境界。(9)温(温和)、良(善良)、恭(敬)、俭(节俭)、让(谦让),这指的是温和、善良、严肃、节俭、谦逊的德行。(10)刚(刚强、果断)、毅(坚毅)、木(质朴)、纳(言语不轻易出口)、直(质直,直道而行),子曰:“刚、毅、木、纳近仁。”
二、仁的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借鉴意义
(一)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多样性
儒家文化的教育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包括六艺、四教、四书五经等。其中,四教指文、行、忠、信,这是有关政治道德的;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这是为全面培养受教育者的技能技巧而设;《诗》、《书》、《礼》、《易》、《春秋》)是为提升受教育者的文化素质而开设,并长期沿用,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称为“四书”,至此“四书五经”一直是儒家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大学生面临的升学、就业压力增大,不利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严重的甚至产生心理疾病。心理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受教育者的心理素质,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乐观点的心态和顽强的意志,以适应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孔子尤为欣赏颜回“身居陋巷,乐在其中”的豁达乐观,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强调“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向上心态;孟子认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是一个人担当重任、成就事业的必经历程。儒家文化中这种重视苦难经历的思想及其倡导的自强不息、刚毅不屈的积极进取精神,有利于增强受教育者直面挫折的自信心,培养他们拼搏进取的积极向上心态;有利于克服大学生中存在的心理问题,实现心理教育的目标。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高校的道德教育也有着丰富的内涵,如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等。儒家道德教育以“孝”为根本,“百善孝为先”是传承几千年的传统美德。“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内容都是家庭美德教育的正面素材。社会公德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应该继承并发展儒家文化推崇的诚实守信、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
“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论语?子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强调有恒心,立长志;“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博学而日参省乎己”(荀子《劝学》),强调省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言必行,行必果”(《论语?学而》),强调学思并重、诚实守信。此外,教学相长、身体力行等思想都是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二)增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和说服力
关键词:儒家思想;文化;语文教学
儒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影响力极深的中国古代文化。语文教学常会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儒家思想的影响进行分析和把握,有助于学生树立文化观。
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子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儒家学说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在春秋时期之后,中国文学都受到其影响。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华人的基本价值观之一。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毫无疑问是中国文化的来源之一。
一、认识儒家文化对语文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指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二人确有一定的师承关系,但思想上如何一脉相承从而共同形成为一个学派,学术界意见不一。
从这里看,孟子就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学派代表人,孔子的思想对孟子影响更深。这说明教师和学生之间应有思想的影响,教师所教学的目标对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由《论语》里面中的诗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可以看出教师和学生也存在一定关系。
除此之外,论语里面的诗句,在语文教学中频繁出现,有的成为千古名句,对学生的影响极其深。重要的是,教师要了解儒家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和意义,对学生因材施教,让学生健康成长。
二、多背诵,了解儒家经典名句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儒家经典名句,需要学生积极地思考。基于儒家文化和古典文言文的特点,学生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儒家名句的学习需要积累,特别是需要不断背诵常出现的名句,对特殊的名句要细品,并把名句的意境体会深刻,不断积累同儒家文化相关的知识,形成良好习惯。
三、儒家名句的积累品读
教师以校园文化为背景,用儒家思想精粹引导学生关注人生、感悟生活,完善自我人格。在语文教学中,以《论语》读本和选修课为抓手,巧用课堂,拓展探究,分类归纳,适当地把儒家经典《论语》中的思想精粹引入到学生的作文训练中,以提高学生作文文化品位和思想深度。对于儒家名句的教学,教材要做到以下几点,积极帮助学生学习:巧用课堂,拓展探究;理解背诵,学以致用;分类归纳,丰富积累。
四、儒家文化在教学中的传承
文化是有价值的东西,对人的精神会产生影响。在教学中,教师要用儒家精神激励学生发奋图强。思想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也是一个民族不断发展的源泉,只有好好把握文化的内涵,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事业。面对全球化文化浪潮的冲击,人们对儒家文化现代价值的探讨与思索也越发激烈和深入。教师要号召学生积极学习,把优秀文化传播下去,并传播出去。
五、儒家文化的教育价值
孔子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兴办私学,推动平民教育的发展。孔子的思想在后世的发展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好多大哲学家和思想家都受到儒学的感染,特别是一些哲理性的问题。总之,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儒家思想文化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可以忽略的,是值得学生学习和体验的。
参考文献:
[关键词]韩剧《大长今》儒家文化
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讲述的是韩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御医――太长今的传奇故事。长今自幼失去父母,为了替母亲伸冤进入宫中,在宫廷错综复杂的权势斗争中,她屡遭陷害,历尽艰辛。但是,凭着坚忍善良的品质,长今最终苦尽甘来,成为深受皇上信赖、人人敬仰的的御医,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这部电视连续剧弘扬了韩国民族文化,从饮食文化、宫廷礼仪、人际关系、医术医德、道德观念、人生理想、从政为官等诸多方面,借大长今的故事,细致入微地展示了韩国优秀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中国观众在欣赏本剧的同时,几乎都有一个共识:韩国把我们的文化传统传承发扬了,而我们却丢掉了许多原木属于自己的东西,那就是――儒家文化。
一、韩剧《大长今》中的儒家文化解读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以道德为根基的儒家文化。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在朝鲜、越南、日本等国长期占据支配地位,据考证在公元前三世纪,儒学己传到朝鲜,但儒学真正受到重视和广泛传播则是在三国时期,这一点在《大长今》中可略见一斑:诸葛亮为了避免“人祭”。曾用面粉制成“人头”馒头抛入江中,韩国文化人选取了《三国演义》中最富人性人道的内容作为考题,巧妙地用“人非人,头非头,衣非衣”这一三国典故之谜面,来猜“馒头”谜底,可见中国文化的痕迹。
《大长今》这部历史剧是一部激情励志片,在作品中充满了受儒家文化熏染的细节。从拆字、药膳、针灸到诗词、官阶、书法等无不渗透着儒家思想、儒家文化。他把成熟的儒家文化,以及儒家文化催生的典章制度对古朝鲜社会的巨大影响临摹得惟妙惟肖,让我们感受到它的流光溢彩,它的魅力非凡。如:忠孝礼义廉耻,同情忍让责任,这些东西,几乎贯穿始终,例如在争取成为内医院医女的考试中,主考官员为深入测试医女的学识,给长今出了新的题目:孟子初见梁惠王时一人的对答之语,长今对此是倒背如流。该篇的主旨在于力斥功利主义的危害,劝当政者以仁义来治国。用此典故,也显示了李氏朝鲜深受中国儒学影响,以儒学为根本的治国理念。
观众喜欢《大长今》的又一原因,就是剧中东方女性的优雅。《大长今》里的主演李英爱从头至尾眼神平和,神气从容淡定,表现出海洋的胸怀、坚韧的性格。出身在宫女与军官家庭的徐长今虽生活于颠沛流离之中,但她自小从父母那里得到良好家教,性格温婉不失坚强。待人接物,石淡风清,宠辱不惊。太长今之“大”不仅是官职,史在“有容乃大”。长今对待仇人的怜悯,对待爱情的羞涩,对待名分的淡泊,对待友谊的忠诚,对待厨艺的认真,对待医术的诚心,都表明“无欲则刚”的处世哲学。
除大长今外,剧中许多人物身上也能看到儒家文化的深刻烙印。矜持、知性、内外兼修的徐长今;成熟稳重、心系社翟的闵政浩:为人正直、关爱后辈的韩尚m;温柔善良、愿用生命呵护友情的连生,他们性格中的闪光之处跟儒家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二、近年来“韩剧热”的原因探析
2004年我国电视台播出的649部引进电视剧中,有107部来自韩国。是什么原因使韩剧如此吸引国人?其中一个答案似乎可以肯定,就是《大长今》等片背后的汉文化。史书记d,当时的韩国是明朝的附庸国,所有书籍上都是竖排的汉字,大量的文献与权威著述《医药・烹饪》都来自中国,而皇家圣旨、正规考试用字也是汉字。他们的门楹上、客厅里都是汉字书法。汉字美化了他们的文化,在电视镜头里,让人看到了历史的真实。韩国人非常坦荡地认可这段历史,认同这种文化渊源,他们对汉文化仍保持一种敬仰的心态。
韩国中央研究院的李瑞行教授是研究儒教文化的,对韩剧在中国的流行,他有着独到的见解。在李瑞行看来,中韩文化有很多共同点,中国人理解韩国文化比较容易。韩剧在中国的影响很大,这是有目共睹的。在《大长今》播出之后,韩国料理,包括韩国的食谱、药补的药方都成为大家追捧的对象。
其实,早在《大长今》之前,韩国电视剧己在中国深入人心。1997年,中央电视台引进了第一部韩剧《爱情是什么》,讲述来自开放家庭的女知识分子朴知恩,爱上了来自韩国典型专制家庭的医生李大发,两个对立的家庭成了亲家,自然是冲突碰撞不断,一波三折,妙趣横生。虽然讲的都是家长里短,但是轻松平实的剧情却让人觉得亲切可信,许多人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喜欢上韩剧的。韩剧努力让别人了解自己的过去与现在,表现时代的进步,这是一种自信。对文化的传承,他们有着比中国人更强的使命感,中国人在别人的生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时,是熟悉也有失落。
三、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我们在韩剧当中看到仁义礼智信等表现伦理道德的东西,感到非常亲切。因为这是中国人和韩国人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韩国经济虽然比较发达,但其家族观念、长幼礼节、妇女问题等一系列儒家传统观念在社会生活中仍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于是,这个问题顺理成章地反映在影视剧中。我们在韩剧当中看到了很多传统美德的影子,比如长幼有序,长辈起床了,孙辈要把饭端到长辈而前。从韩国的伦理剧当中我们看到,韩剧是大胆提倡韩国家庭的道德准则,其实对于韩国社会来讲,韩国政府一直在力图保持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