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特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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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商品经济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内涵；区别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高中生而言，就需要认识到不同经济形式对当前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两种重要模式，有必要对他们之间的区别予以辨析，从而正确把握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
一、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内涵
（一）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在这种经济体系下，所有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都是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所引导的，不受到国家或是地方政府的引导限制。从市场经济的内涵上来说，其就是一种具备很强自主性的经济模式，产生生产的多少、销售的价格、销售的渠道等等，都是有市场主导的，市场需求多，那么就多生产；市场需求少，那么就少生产，一切经济活动都以市场的实际情况作为依据。虽然市场经济具有很高的自主性，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经济行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或是滞后性。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是整体把控，不会出现盲目生产的问题。市场经济下，由于市场信息复杂，千变万化，再不能及时获知信息的情况下，就可能导致生产盲目或是滞后，最终导致损失。但是市场经济可以让市场资源都充分利用起来，可以促进经济的最大化效益。[1]（二）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一种和“自然经济”相对立的经济模式，其是商品生产、交换、售卖的全过程总和。说的直白一点，商品经济就是以直接交换为根本目的的经济形式。根据商品经济形式的内涵，可以发现其具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具有交换性。商品经济的本质是商品交换，所以交换性就是其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第二，开放性。商品经济的产生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实现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行业差别。正因为存在行业差别，才会产生商品交换的需求。而且随着经济行业的不断扩张，这种需求也逐渐提升，使得商品经济表现出了很强的开放性特征。第三，进取性。商品经济时代的生产者也是逐利者，为了在竞争中占据强势地位，或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必然要积极进取，对生产技术予以革新，或是扩大生产规模，表现出了很强的进取性。[2]
二、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存在的差异
（一）市场形式的差异。不论是市场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市场都是最为核心的载体，没有了市场，经济模式也就不复存在了。对比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来看，市场形式之间的差异是二者最为显著的一个差别。具体而言，在市场经济形式下，市场的形式是一种多层次多线条的球状化结构，即不同行业之间相互联系，而每个行业内部又会朝纵向和横向不断拓展，最终形成一个庞大、复杂的市场形式。而商品经济的市场，是一种单层次的多线条结构，不同行业之间的经济交互是比较浅的，联系并不是很紧密，而且存在差异化的行业经济区别。所以对比来看，在市场的形式上，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就存在差异。（二）市场类型的差异。除去市场形式上的差异，在市场的类型上，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也存在差异。具体来说，商品经济是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的一种经济形式，所以在市场类型上，其只有一种类型，也就是商品交换市场，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的。而市场经济除了商品交换市场之外，还具有生产要素市场，这就是和商品经济存在的最大区别。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实现的资源配置，即可以通过一定的经济形式来获得资源。而商品经济的市场不存在资源配置，只有通过劳动成果才能交换得到。换句话说，在商品市场中，经济活动的双方是一种交易关系，也可以说是交换关系。而在市场经济中，尤其是在生产要素市场中，经济活动双方是一种契约关系，通过一份契约达成当前的经济交易活动，而不是商品经济中的交换，这是一种本质性的区别。[3]（三）经济发展的差异。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商品经济的未来就是市场经济，或者说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因此二者在最终形态上是存在差异的。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商品经济是在经济发展初步具备了一定规模时产生的，这从商品经济出现的时间点就可以看出来。而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只有经济规模和经济条件达到一定的水平，才会产生市场资源配置的需求，在经济规模较小的时候，是不会产生这一需求的。因此，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区别就是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
三、结束语
第2篇：商品经济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经济形态 经济逻辑 计划经济 逻辑矛盾 结论
关于计划经济：历史结局还需逻辑结论
由社会主义国家信奉并实践的计划经济作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形态、经济体制或者说经济运行方式，先后宣告结束。近年朝鲜、古巴也宣布“改革开放”，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变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看来计划经济的历史实践行将结束，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容。
但是，如何看待这种“历史终结”？计划经济的终结是不合时宜、不服水土、还是不合逻辑？换一种说法，就是如何看待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关系？由于计划经济在记忆犹新的现代经济史上曾经具有相当的时空影响，作为一种理论构想有其思想源流，更由于计划手段在现代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计划或者计划经济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是现实话语。由于现代经济问题的错综复杂，乱象丛生，市场经济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也不可能到达理想状态，甚至在经济生活中市场失灵无效的状态成为市场软肋，计划又是观察这一问题的重要角度。因此，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诸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讨论显得复杂多样，也是很正常的。就我们要讨论的计划经济在历史舞台上日渐式微以至消失的客观现象，人们的评判观点莫衷一是，大相径庭。这反映出：一是计划及计划经济现象本身的复杂性；二是对其认识的过程性，有待于从更高层面去作出逻辑结论。
关于计划经济：不同经济形态的历史表现及逻辑比较
（一） 不同时空下经济形态的历史表现
人类经济活动史表明人类社会存在过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三种经济形态或者说经济运行方式。从微观角度去观察，自从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以来，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的经济因素和形式，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是同时并存的，构成一个国家或社会经济的整体。但是从宏观角度去观察，三种经济形式或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一个社会或国家的经济总体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很不相同。一般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漫长历史上，自然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此一时期的经济形态从性质上就被称为自然经济形态。而在奴隶制社会以来的自然经济形态中，作为经济形式的商品经济或计划经济的成分，就已经存在，只不过从数量、比重、地位上都是从属性质的。此时社会占主导地位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最基本的特征。自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商品经济便取代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自此以后的经济形态便被称为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形态下，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成分仍然存在着，只不过处于从属地位。强大的商品经济并没有消灭或者排除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反在整体经济中包容着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交换经济，经济活动不仅是为了生产者自我满足，而且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的。计划经济如果把它看作一种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调控，或者说国家和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活动的话，它由来已久，自从有了国家，国家发挥经济职能必然会产生计划经济因素或形式。但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经济总体中，国家主导的经济活动始终不占优势数量和地位，长期经济史没有出现计划经济形态。而计划经济理论是在18-19世纪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中初步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都有各自的计划理论，其它学派如马尔萨斯也有计划经济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构想的时候，提出了其影响很大的计划经济理论。在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按照计划经济理论构建计划经济的制度、模式和经济形态。世界上凡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创建计划经济模式，但在计划经济形态下，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灭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的成分。虽然计划经济的推行者试图用计划经济、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要消灭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的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但是并没有真正达其设想。计划经济的显著特点是国家（政府）的计划、指令、管制成为经济运行的枢纽，国家的经济活动尽力按照一套计划方案和蓝图来实施，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成分都被国家大大削减，甚至一度试图将其消灭。但是计划经济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昙花一现，其历史时空最为短暂，其中玄机需要揭示。
（二）不同经济形态的基本逻辑比较
经济活动从最一般意义上讲，是人类满足自己吃穿住行用等经济需要的能动活动。人类通过自觉的目的性的活动满足对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需要。经济活动服从和服务于人们的经济目的。经济目的，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性价值，经济产品是经济活动的产物，是经济活动的客体性价值。人的能动实践活动是架通二者，实现主客体统一的中介。因此，目的性原则是经济活动的首要原则，从目的到活动到手段，人的经济活动是人的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之间通过人的劳动活动形成的能动的平衡关系。传统经济（自资本主义以前）由于较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是一种相对短缺的目的和手段的平衡关系，但仍然总体上处于平衡状态，因为经济平衡与人自己的平衡能力直接相联系。而现代经济以来由于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过剩性的平衡关系（尽管在资本主义早期存在的是相对过剩，实质短缺），但经济总要维持一种平衡状态。因此，经济活动的一般逻辑就是遵循实现经济目的一定的经济平衡状态。
自然经济的一般经济模式或者逻辑可以描述如下：
作为经济活动出发点的我和落脚点的我是统一的，即“我满足我自己。”在外部条件正常的情况下，此一模式可以达到人的经济目的。这一模式实现经济目的的特点是目的与手段的平衡性，包括人自我的平衡性以及自我平衡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平衡；同时表现出满足经济目的的封闭性即小范围内的自我满足；以及满足经济目的的经济性或节约性，即以自我的经济需要确定生产的数量，不进行过量生产，过量生产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是无价值的。
商品经济的一般经济模式或逻辑可以描述如下：
这一模式包含了自然经济“我满足我” 的简单内容，在此之上形成了多重叠加关系，其满足经济目的的特点具有简单性自我平衡之上的复杂社会平衡性，即在此条件下人们的生产仍然包含着为自己生产的目的性或目标性，同时也表现为他人和社会生产的扩大性。表现出满足手段和范围空间的开放性、满足程度和数量的丰富性。但与此同时生产活动自我预见的范围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比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大大弱化。商品经济的经济风险、在全社会范围的生产不经济状态（浪费性）也显然比自然经济条件下有所增长。但是，商品经济在逻辑上包含着自然经济，其在正常条件下达到人们最基本的经济目的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而计划经济模式或逻辑可以描述为：
在这里经济活动的直接出发点是国家，而落脚点是人民（我们），二者之间的基本关系不具有统一性；国家成为经济的出发点，也违背了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的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而不是国家的需要。从平衡性来看，国家（或政府）是拟制主体，其数量是一，而国民的数量是多，一和多之间是一种很难平衡的关系。“一”不能代表“多”，“一”不能满足“多”。尽管这里的“一”是超越个人的一个庞大的组织或机构，但是从其主体性、人格性来看，其无疑是“一”。从逻辑模式上显而易见，计划经济偏离最基本经济目的逻辑风险已经是显而易见，其满足经济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从总体上来说是不足的。这样一种逻辑结论也被计划经济的历史实践证明了。前苏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曾经创造了大量的产品，但是直接满足人们衣食住行基本需要的产品却相对短缺；从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来看，长期的计划经济中人们的生活质量处于低水平，而这种状态在生产力水平较落后的历史上，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体制或形态下却是没有出现的。因此，计划经济对基本经济目的的背离性、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平衡关系上严重失衡，成为计划经济不能主导经济生活的根本逻辑根据。
根据上述分析，三种经济形态的区别在于：在满足经济目的上，自然经济是“我满足我”；商品经济是“我们满足我们”（隐含了我满足我）；而计划经济则是“它（国家）满足我们”；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都体现经济目的与经济活动（手段）的统一性；而计划经济在逻辑上却反映为经济目的和经济手段的背离性；在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平衡的数量关系上，自然经济是“1人（我）满足1人（我）”，商品经济是“多人（我们）满足多人（我们）”，而计划经济则是“1人（国家）满足多人（我们）”。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具有这种数量关系上的平衡性，而计划经济则不具有这种平衡性。因此从逻辑上得出，在一定条件下，主导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都能实现经济活动的目的性和平衡性，而主导性的计划经济却会背离经济活动的基本目的性和平衡性。
关于计划经济：在什么意义上宣告终结
如前所述，在一般逻辑意义上，一个国家或社会试图采取主导性的计划经济形态或体制，在经济逻辑上是行不通的。过去社会主义国家既有的计划经济模式试验的失败也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出于基本逻辑问题，在将来的社会（国家）计划经济模式也不会成为未来的现实。因计划经济从逻辑上不能成为一种基本的经济形态，即使在任何现实的经济条件下。
在历史经验和理性思辩之上，对曾经在社会主义国家占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及其理论的思考和批判由来已久，不乏真知灼见。在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者与计划经济论者、国家干预论者之间的争论中，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提出过反对计划经济的经典性思想。哈氏主要从计划经济获取信息的成本接近无穷大，无法分清企业经营失败或过错的责任，甚至人的智力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而计划经济具有低效性，据此哈耶克不相信集中计划经济的模式能够正常运转。而现代制度经济学也运用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经济理论等对计划经济作出否定性评价。学者党国印在《计划经济制度及其理论的历史终结》一文中对提出计划经济的零交易费用假设、利他人假设、人类理性天赋差异假设等三个前提假设，作出辩驳批评，也对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与计划经济的必然联系性提出否定性分析；甚至对“完善计划论”试图把市场交换规律转变为计划者的自觉行为来一个对市场机制的人为模仿进行了批判。
虽然在历史验证的立场和理论分析的立场计划经济及其理论都日趋被归于错谬和荒唐，但本文的对计划经济及理论的否定，不是从经济技术、经济活动假设的角度提出的，而是基于计划经济在经济目的统一性、经济手段的平衡性上存在的基本逻辑错谬和障碍，得出计划经济不能作为一种基本的主导的经济形态正常地存在于人类经济生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而作为一种经济手段，补充性的经济形式和因素，计划的存在既有其经济的现实性，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石齐平.朝鲜与古巴：计划经济模式的真正终结[J].中外管理，2010(10)
2.程慧敏.试论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思想[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0(4)
3.党国印.计划经济制度及其理论的历史终结[J].开发研究，1994(5)
第3篇：商品经济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7-0004-02
一、学术界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几点争论
1.按劳分配与商品经济是否相容?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存在不会否定按劳分配。有人说:按劳分配存在的前提不是商品货币关系,而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另外,生产力不够发达,旧的社会分工依然存在,劳动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谋生的手段,这也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基本经济条件。另一种意见认为,按劳分配原则在商品经济中不能实现。按照这种观点的看法,按劳分配原则只能在产品经济中实现。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的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在社会范围内以劳动作为收入分配的尺度;二是在社会范围内提供等量劳动获得笃量报酬。然而中国现今的条件恰好不能实现这两点,这是由于多种所有制并存决定了在中国除了按劳分配以外还有其他分配尺度。此外,由于全民企业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并且其盈利受种种客观条件的影响,提供同类同量劳动在不同企业必然得到不同报酬。据此认为,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不能实现。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规律仍然起作用,因为公有制和联合劳动这一按劳分配的前提没有质的变化。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是由国家通过计划作了各项社会扣除后统筹安排的,全民企业内部不存在商品关系,职工的劳动报酬与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相当接近,至于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除了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作用外,也仍然有按劳分配规律的作用,如在企业净产值中尽可能剔除级差收益和其他非劳动因素带来的好处,其目的就在于计量企业劳动者集体为社会总劳动提供的劳动量要体现以劳动为尺度分配消费品的原则。
2.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特征。一种意见认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马克思所设想的产品化的按劳分配已经转化为商品化的按劳分配。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种转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个人生活资料分配方式由一元化变为多元化;二是分配的主体由国家变为企业;三是由劳动决定分配变为生产利益决定分配;四是分配成果的差异由单一的个人劳动量的差别变为企业经济效益和个人劳动量的双重差别。另一种意见认为,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特征,在于按劳分配的尺度必须两重化。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讲量劳动要经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三个层次:一是解决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间的关系,通常的认为是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二是解决个别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之间的关系。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加以了说明;三是解决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与实现劳动之间的矛盾。解决第一层次的关系,必须抛开客观生产条件,用社会平均劳动尺度,这是产品条件下按劳分配的计量尺度,第二、三层次的劳动计量则要运用社会必要劳动的尺度。这就决定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必须进一步发展原来的计量尺度,即在运用社会平均劳动尺度的同时,还要运用社会必要劳动尺度,把两者正确地结合起来。当然,还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把应归国家的级差收入转移的物化劳动和某些非劳动的因素消除掉。第三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下的按劳分配模式同马克思构想的非商品经济的按劳分配模式相比,具有不同的新特点:一是按劳分配的主体不是社会,而是集体或企业;二是按劳分配的劳动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三是不是采取劳动证书由劳动者直接向社会领取消费品,而是通过工资、奖金等形式向劳动者发放货币,再由劳动者用货币到市场上购买消费品。
3.社会主义对个人消费品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吗?一种意见认为,按劳分配实质上等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持这种观点的人理由为:第一,开放劳动力市场后,工资将受价值规律的调节,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态;第二,按劳分配的量与劳动力的价值量是同一量,二者与商品价值构成中的“V”都是同等量;第三,按劳分配与劳动力价值是同一量,都以抽象劳动为基础,二者在价值上相同,都是由劳动者自己提供的消费基金。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的消费品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而不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不能将二者等同。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不能把劳动成果的商品化、价值化与劳动力本身的商品化、价值化混同。社会主义商品价值中的“V”部分,在内容上不是资本主义劳动力的价值,只是劳动成果的价值化。同时,也不能把物质资料和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等同,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具备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第三种意见认为,按劳分配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虽然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二者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分配制度”,不能够混淆。首先,前者以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力不是以商品为前提,后者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其次,尽管二者“都是按必要产品的价值分配,但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必要产品数量界限在本质上是由不同的经济规律决定的”,所以“按劳分配”的界限就从资本主义限制下解放出来,如马克思所提到的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现有的生产力所许可,另一方面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要的消费范围,后者的最高界限,只能是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再次,“按劳分配”体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劳动者个人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关系,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更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剥削关系;最后,“按劳分配”的作用在于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更大程度上做到公平,体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作用则主要在于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维护现有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二、结论
从前文所总结的围绕按劳分配问题所产生的诸多争议中不难看出,争议主要涉及如下两个问题:
1.应该如何理解《资本论》中关于按劳分配的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这样论述按劳分配的,他首先设想了一个“自由联合体”,按恩格斯的说法,这种自由人联合体“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反杜林论》),在这个“自由人联合体”里,一是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每个人的劳动按整个社会的统一计划分配于各个部门,直接作为联合体总劳动的一部分;二是“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三是这部分个人消费品按什么方式进行分配呢?马克思接着说:“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也就是说,采取什么分配方式是决定于生产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的状况以及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这些论述,是当代所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必须遵循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诚然,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经济,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原则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当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但是,商品经济的存在改变不了公有制是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根本依据,它所能改变的不是这个按劳分配原则,只是这个原则实现的特点或者模式。因此,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坚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之一的按劳分配原则。
2.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按劳分配是否可以兼容?这一问题是诸多学者争论的焦点问题,在争论中有人对此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并指出二者不互相排斥而是可以兼容的。他们指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二者可以兼容的基础,着重研究了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与按劳分配的等量劳动交换原则的关系,指出二者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有的学者还就计量问题作了某些探索,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对于按劳分配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的分析从理论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积极有益的启示。显而易见,能作为“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的劳动时间,决不会是自然劳动时间、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这个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的尺度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需劳动时间。但是,由于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实现了单一的公有制和不存在商品经济,所以各生产单位的生产者的劳动报酬不会受到各生产单位的具体情况、益利状况、优劣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以同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量劳动报酬是可行的。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已将构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组成部分的生产资料对个人收入影响的因素剔除的前提条件上,只以剩下来的生产者提供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计量劳动报酬。
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原则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同样可以运用,它所改变的只是等量劳动交换原则,而现在就必须借助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来实现。因此,实践的社会主义存在着商品经济,但与按劳分配的实现并不矛盾,二者可以达到良好的兼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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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商品经济的特点范文
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 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 。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二
在封建中，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 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 ，（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 ，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 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 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 ，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 ，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 。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 ，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 。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 。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 。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 这是马克思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三
商品同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 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市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 。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论。四
商品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水平，在各种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发生作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和文化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1] 《经济史》1986年，第1期。
[2] 《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3] 《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5] 《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
[8] 《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9] 《资本论》第2卷，第226页。
[10] 《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 《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 《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 《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 《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18] 《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
第5篇：商品经济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人类自身发展；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5）06-0007-04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提出社会需要，而且在社会需要的不断满足中使自身不断得到发展。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人的自身发展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大阶段。三大阶段的划分，既包含人类控制自然的程度，也包含人类控制社会关系的程度，从而以人类自身的发展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形式。
一、自然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的特点及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自然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的特点
1.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低下。在漫长的自然经济发展阶段中，社会生产力虽然是不断发展的，但总的来说，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是极端低下的。马克思认为，自然经济把社会生产分割为无数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排斥分工和协作，排斥技术进步，单凭经验和沿袭的技术，使用极为简陋的工具，从始至终大体上都是维持简单再生产，所生产的产品极为有限，社会生产力只能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
2.人类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产品都很少。马克思指出：“在原始状态下，他的生活需要和他的劳动力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发展阶段，人类只有微不足道的生产力，从而也只能提出微不足道的消费需要。由于人类所生产的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极其有限，满足人类需要的产品当然也很少。正如马克思指出：“在生产的最低阶段上，人类的需要还很少，因而要满足的需要也很少。”
3.社会生产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在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中，生产者差不多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无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个家庭不仅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而且还把农牧业产品加工成现成的消费品，有些地方甚至还用手磨磨粉，烤面包，把亚麻和羊毛纺成纱，染上色并织成织物，鞣皮，建造并修缮木头房子，制造工具和家具，不少地方还从事木工活和铁工活，以致家庭或家庭集团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
4.劳动是直接的社会化劳动。马克思指出：“要考察共同的劳动即直接社会化的劳动，我们没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形式。这里有个更近的例子，就是农民家庭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产粮食、牲畜、纱、麻布、衣服等等的那种农村家长制生产。”在自然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直接供自身消费，而不是为了交换，从而劳动者的劳动几乎都是直接的社会化的劳动。
5.真正的商品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在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中，由于生产只是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要，因而“产品转化为商品，只发生在个别场合，只涉及产品的剩余部分等等，或只涉及个别生产领域（加工工业产品）等等”。由于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从而商品生产也只是在自然经济的缝隙中极其缓慢地生长。因此，“大体说来，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不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绝没有支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
6.人与人的关系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不管这种统治和服从的性质是家长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表现为人的关系。但是，这种人的关系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人之间即获得全面发展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直接的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
（二）自然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1.保障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生产什么一般决定于自己需要什么，生产多少一般决定于自己需要多少，生产始终跟在需求的后边。而且，绝大部分产品都是为自己生产的，并不进入市场，无须变成别人的消费品，因而社会生产能够大体保持比较适当的比例关系，一般不会有大量过剩现象发生。因此，“在人们为自己而生产的社会条件下，确实没有危机。”
2.推动了人的生产能力不断发展。马克思指出：“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虽然人们的需要很低，但也是不断发展的。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上，不仅人们的需要与人们自身的能力是相适应的，而且人们的需要与人们自身的能力是一起发展的。同时，人们自身能力的不断发展，推动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人们不断发展的需要得到满足。
3.不断成长的商品货币关系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在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中，自给自足的生产是主体，居于支配的地位。但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在自然经济的夹缝中仍然得到不断的发展。在自然经济阶段中存在的“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同时，“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
（三）自然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
1.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马克思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十分明显，这种状况对经济发展有多方面的制约作用，集中表现为“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总的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2.商业资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马克思指出：“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因此，“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商业资本对大量社会财富的侵占，使生产过程创造的成果不是进人流通，而是被商人用于个人消费或用作贮藏手段，因而极大地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二、商品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的特点及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商品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的特点
1.商品生产者之间发生全面的依赖关系。马克思指出：“每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在商品经济中，每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生产的，不是为自己消费的使用价值，而是为别人为社会消费的使用价值。而商品生产者自己在生产和生活中需要的产品，则要由其他商品生产者生产出来。这样，各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必然发生一种全面的依赖关系。
2.商品生产者必须服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分工。马克思指出：“诚然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但同时又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而这种分工的统一和互相补充，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在商品经济中，每个商品生产者是一定量的生产条件的占有者，他们总是出于对利润的追求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了实现尽可能多的利润，他们必须服从社会分工，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从事不同种的商品生产，从而才能产生不同种商品之间的相互让渡。
3.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在这里，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
4.交换价值的真正基础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马克思认为，不同品种的商品之所以可以互相交换，之所以表现为一定量的交换价值，是因为每个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时耗费了一定量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具体劳动，而是抽象劳动。生产同种商品的各个生产者，由于生产条件、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不同，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是不一样的，因而只能形成不同的个别价值。他们之间的相互竞争，使个别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即每一种商品都必须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量商品的价值。
5.商品货币关系粉碎了各种形式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在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中，以前各种形式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各个商品生产者看起来似乎可以自由地互相交换，似乎享有更大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不可避免地受到物的限制，即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如果这种限制不能消灭，人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6.人们只能通过物的形式获得自己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马克思指出：“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才能通过这种物的形式取得和表明自己的社会权力。”在商品经济中，每一个商品生产者从事生产活动并不是以这一活动为目的，也并不是以获得该种商品为目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支配别人的生产活动，为了获得社会财富。换言之，商品生产者只有把自己的产品变成交换价值或货币，获得支配他人活动或社会财富的权力，才能够获得他人的活动或社会财富。
（二）商品经济阶段人类自身发展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1.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全面依赖性有利于扩大社会分工。马克思指出：“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加。”在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中，不仅商品生产者为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而致力于采用科学技术，造成社会分工的扩大，而且由于商品生产者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他的需要都必须通过转让自己的产品换取货币之后才能获得。可见，随着人们需要的不断深化，生产的产品会越来越专门化。
2.人类自身的发展状况有利于推动相互之间的竞争。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商业生产者为了取得竞争的胜利，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就必须加强管理，降低劳动消耗，降低成本。否则，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可见，竞争的强制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3.人类自身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商品生产者必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在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中，商品生产者进行交换的基础是社会价值。然而，每个商品生产者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是不同的。如果商品生产者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就能获得更多的价值，从而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相反，如果商品生产者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就必然发生亏损，从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样，就促使所有的企业不断改进技术，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力，从而“把社会必要劳动减少到新的更低的标准”。
4.生产要素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自发地实现按比例分配。马克思指出：“凡是品种、数量不符合当前社会需要的商品，竞争就使它们的价格落到它们的劳动价值之下，通过这种曲折的途径，使生产者感觉到，他们或者是生产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或者东西本身虽然需要，但生产的数量已经超过需要、成为多余的了。”因此，在商品供过于求的那些部门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商品生产者，就会把投资转向商品供不应求的部门，从而使生产要素按社会需要与供给的状况自发地在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进行流动，实现生产要素在各生产部门的按比例分配和发展。
第6篇：商品经济的特点范文
一、监仔管理与搞活的关系
“活”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和市场交易活动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正常进行，达到市场萦荣活跃，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乱”是破坏了国家政策、法规，制造和贩卖伪劣商品，投机倒把，欺行精市，走私贩私，造成了生产经营运行的紊乱。有乱就要管，管就是治乱。搞活与治乱两者虽然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是辩证的统一。只抓管理，不求搞活，与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方针相悖。没有整个市场的繁荣和活跃，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就发展不起来，最终会导致经济活动的停滞不前，阻碍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只求搞活，不抓管理，就不能规范参与商品经济活动的行动主体—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导致经济活动的混乱无序。经济越繁荣活跃，社会化大生产程度越高，越需要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越离不开监督管理，这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需求。工商行政管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既有促进经济搞活的任务，又有监督管理的责任，使经济搞活与监督管理互相结合，相互促进，在搞活中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又通过维护秩序，搞活经济。
长期以来，工商管理工作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活”、“乱”界线分不清，在管理与搞活的关系上，考虑行政干预、监督管理多，研究疏导服务、促进搞活少，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1984年以来，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指引下明确了必须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衡量各项工作好坏最主要的标准，把有利于改革、开放、搞活、管好作为工商行政各项管理工作的出发点，把宣传、教育、疏导、服务融化在监督管理之中，从而使我们的工作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企业登记方面，我们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放宽了政策，允许企业扩大经营范围;允许在国家政策范围内一业为主兼营他业;允许工业系统门市部兼营省内外同行业自销产品;允许个别企业使用两个牌子;缩小特种行业的管理范围;简化申请审批手续，一般登记不超过半个月.在市场管理方面，我们支持鼓励贩运，撤销农副产品检查关卡，对计划产品在完成国家计划和履行合同的前提下，允许边出售、边上市、边贩运。对计划外产品，称重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允许多渠道经营，搞活商品流通.在市场建设上按照“政府决策，统一规划，多方兴建，工商统一管理”的办法，走多渠道筹集资金、多元化建设市场的路子，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城乡市场建设。由于我们较好地处理监督管理与开放搞活的关系，使我省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沿着既搞活又治乱的目标迈进。
二、监，管理与鼓励竞争的关系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就会有竞争.因此，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中，必须创造有效竞争的环境，以便企业在市场上直接接受广大消费者的评判和检验，实现优胜劣汰，促进企业不断改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开拓进取，争取打入国际市场，不仅在国内，而且要在国际竟争中获得胜利，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也会出现一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如套购国家计划商品，倒卖重要生产资料，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等。为了维护正常的竞争，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反对不正常竞争，打击违法行为，使所有的商品生产经营者都能奉公守法，通过诚实劳动开展社会主义竞争。在工作中，我们从福建的实际情况出发，重点打击走私卷烟、家电，倒卖黄金和进口汽车，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活动，认真处理商标侵权、虚假广告案件。这些监督管理工作创造了有利于商品生产经营者开展有效竞争的外部环境，推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
三、监督管理与搞好服务的关系
工商行政管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服务。它不仅要监督管理，而且要通过搞好服务来正确引导和影响工商企业经营人员，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必须坚持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把加强管理与搞好服务结合起来。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改变了以往管理就是行政干预的观念，把管理工作看成包括宣传教育、疏导服务、经济监督、促进发展、增强活力这样一个综合的、完整的、系统的过程。实行“疏导—服务—搞活”的管理方式，纠正单纯“管理—查扣—处罚”的管理方法，实现“活—管—活”的目标，通过工商行政管理，把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纳入国家政策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几年来，我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真做好为企业服务的工作。例如:协助工商企业经营人员搞好市场调查、预测和引导他们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改善经营管理，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又如:在帮助国营大中型企业发展的前提下，正确支持城乡集体、个体工商业户发展，鼓励他们为发展生产和流通、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城乡市场而开展正当经营。再如:增加市场服务设施，为商品交换提供方便等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行政管理要提供的服务范围更广，项目更多，服务职能必须进一步加强。当前，为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我们做了如下几项服务工作:
首先，转变作风，增强服务意识，深入到国营重点和地方骨干企业调查研究，现场办公，为企业排忧解难。
其次，支持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转产适销对路产品或拓宽经营渠道，增强企业活力.
第三，运用经济合同管理职能为企业服务，为企业清理“三角债”。去年全省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共办理以拖欠合同款为主的经济案件12.5万件，企业追回拖欠款1.32亿元.第四，认真抓好本系统的治理“三乱”工作，在全系统范围内清理了各项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纠正了6项未经批准或超标准的收费项目，撤销了未经批准设立的检查站卡15个。四、监，管理与正确引导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生产经营者所从事的商品经济活动受着国家方针、政策、计划、法规的制约，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对经济主体所从事的商品经济活动进行监督管理，使商品生产经营者服从国家计划、方针、政策、法规，而不能把眼前的、局部的、集体的、个人的利益置于长远的、整体的、国家的利益之上。另一方面，商品生产经营者是独立的经济实体，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为了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有时也不顾国家计划、政策、法规。
第7篇：商品经济的特点范文
傅欣
民法、商法、经济法的相互关系，是近年来倍受法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民商合一亦或民商分立的相左意见频仍，而关于民商法和经济法的共性和个性的争论，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作为规制市场交易和经济运行的互补互动的重要法律部门,是社会主义市场良性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三个法律部门以市场的完善和协调发展为共同的立足点,相互之间存在许多共性和差异,充分认识其相同点和不同之处,对于健全我国经济法律制度,推动市场经济的稳定和高效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对三者之间关系的考察存在多个视角,而选取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为切入点,能够充分揭示问题的实质。此外,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则是进一步深化该认识的有效途径。
（一）商法与民法的关系
商法和民法共同调整商品经济关系，通属私法，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商法大量使用民法的某些原则、制度、规范，同时，属于商法的一些原则、制度和规范也不断的被民法所吸收。众所周知,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它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它所调整的财产关系主要是指财产归属和流转关系,人身关系是指个人非财产关系。而这些都符合庞德所指的个人利益的特征。无疑,民法所保护的利益是个人利益。而商法的主要则是由商事交易习惯形成的商品交换规则,完全可以视为民法的特别法,因此,它所保护的利益也是个人利益。
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在古罗马时期,商品交换十分频繁。从事交易的人们渐渐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来维护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于是,商品交换的习惯产生,进而,习惯发展为法。这就是民法的起源。民法既然以保护交易利益为主要内容,因而必须适应商品交换的要求,即人格之独立性——能以自己独立意志从事交易,所有权之确定性和订立契约的自由。
商法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在公元11世纪,商人为保护自己利益,成立了商人基尔特,采用通行的商事惯例解决商人之间的纠纷。在当时,商人是一个特权阶层。他们拥有普遍人所没有的一些商品交易的权利。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商事惯例被长期沿用,最终发展为商法。商法保护的仍是商品交易者的利益。同民法相比,它无非是以更复杂、更特殊的规则来实现其保护目的。因此,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一般认为商法系民法的特别法,两者均以个人利益为保护重心,在诸多方面有重合、交叉之处。
在民法的编篡体系上，大陆法系有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之分。在主张民商合一论的学者们看来，无论民法大量吸收商法的最新成果，还是商法大量吸收民法已有的原则和制度，都是民商合一的重要表现。前者是“民法商法化”的合一论（德国学者李赛尔是代表人物），后者是“商法民法化”的合一论（我国民国时期林森、胡汉民是代表任务）。①而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把并存于同一经济形态下的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和简单商品经济形象的比喻成经济的“高级齿轮”和“低级齿轮”，两者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运行规律。②
关于民法与商法关系有以下几种论述：
一、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
二、反对民法是商法的特别法，但未提出新的见解，希望广大民法学者研究；
三、“民法和商事法规之间是基本法与补充基本法的单行法规之间的关系”③
现分述之。
第一，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此观点认为“民法有普通民法与特别民法之分。······在采民商合一国家的民事单行法，在采民商分立国家的商法，相对于作为普通法的民法典而言，属普通法。我国采民商合一主义，现行民法通则相当于民法典的普通法地位，而公司法、海商法、保险法等均属特别法。遇普通法与特别法均有规定的事项，应优先试用特别法的规定。”④总的说来，商法是民事特别法，它和民法都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民事关系的规范；对市场关系来说，民法提供了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行为和民事救济的一般规定，而商法提供各种商事组织和商事交易的具体规则。前者以普遍性、稳定性和原则性著称，后者以技术性、普遍性和灵活性而见长。此一观点指出，“现行民法通则为民商合一之立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及技术合同法，虽属商事合同法性质，但仍属民法通则之特别法。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均属民事特别法。”⑤“民商合一所反映的正好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谓民法的商法化。”⑥
第二，反对把商法说成是民法的特别法。持此论者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认为“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模式是一种过时的、陈旧的、落后的模式。在简单商品经济下产生完善的立法模式是不能适应当今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另外，此观点还提出，国际性是商法的天然属性，也是其调整的市场交易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的显著特点；商法纳入国内法后，忽视商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特殊性，把商法与家庭人身财产关系搅混在一起，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其不合理性不明显，但在世解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其不合理性就暴露出来了。因此认为“不应该将一个具有国际性调整交易关系的法律部门，沦为调整家庭关系的附庸。”⑦
第三，认为民法和商事法规间是基本法的单行法规之间的关系。王利明教授等有这方面的论述，具体可概括如下：
首先，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商法部门。虽然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公司、保险、票据、破产等方面的立法相应得到了重视和加强，但这些法律规范大多都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商品关系，因而可以视为我国民法的组成部分。我国民法作为调整社会商品经济活动的基本法，是千千万万种商品关系的抽象化的法律现象，而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商事法规不过是民法原则在具体领域中的表现，是民法规范在某些经济活动中的具体化。
其次，“商法本身不可能组成部门法体系，而只能适用民法的一般原则，民法的总则、物权制度、债券制度实际上已对商品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都做出了一般规定，对商事法规中的一些问题同样适用。”⑧
（二）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是存有争议的。但在大陆法国家和普通法国家,在有商法典的国家和无商法典的国家,在国外和我国争论的焦点是不同的。从总的趋势来说,在国外,经济法和其他法的关系主要是同商法的关系。在我国商法与经济法的矛盾不是很突出。因为,在西方国家中都有较完备的商事法律制度,社会是典型的商业社会,一切都早已商事化。就是有民法典的国家,也由于民法商法化,从而使民商矛盾弱化。而经济法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制度,要突破旧有法律部门的划分疆界,从古典商法规范中引申出来的原理重新组合为一个新的整体。这样,在西方社会经济法与商法的矛盾就显得比较突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民法和商法是从横向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他们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而经济法则既从横向、也从纵向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它们虽然是各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并非纯然无涉,而是应相互配合,相互辅助,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单纯以某一个部门法为主体,其必将有害于我国改革开放大业的顺利进行。
① 苏惠祥主编：《中国商法概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② 同上，第101页。
③ 梁慧星《民法总论》。“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1998年版，第2页。
④梁慧星《民法总论》。“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1998年版，第2页。
⑤梁慧星《民法总论》。“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1998年版，第2页。
⑥梁慧星《民法总论》。“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1998年版，第2页。
第8篇：商品经济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清代 江南地区 民间慈善
一、清代江南民间慈善事业兴盛的背景
1.江南市镇经济的发展为民间慈善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经济繁荣,人口快速增加,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进入清代以后,江南地区尤其是苏松杭嘉湖地区的市镇继续呈现向上发展的趋势;湖州府南浔镇作为湖丝集散中心,吸引了各地客商;苏州府盛泽镇蓬勃发展,“户口日增,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地区经济的繁荣为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2.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传统农业,社会稳定危机潜伏。
商品经济发展、人口急剧增加的同时,丝业、蚕桑、棉纱等经济回报率高的产业对传统农业带来极大冲击,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不高,社会稳定已然存在巨大隐患。乾隆年间的苏州地区“人民户口百倍于前,地无不耕之土,水无不网之波,山无不采之石,而终不足以供人之用”(民国《吴县志》),这也成为整个江南地区较为普遍的现象。所以当自然灾害和战争爆发时,江南的繁荣景象瞬间崩塌,普通民众的基本生命保障受到严重威胁。宣统元年, 江南地区暴雨成灾, 有民谣云:“宣统年间, 水没廊檐, 苦如黄连, 豆腐过年”;战争时期, 江南地区战祸连绵,经济萧条,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放大,江南市镇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危机。
3.奢侈风气盛行,贫富分化加剧,也促成民间慈善业发展的必要性。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江南地区的奢侈风气日渐滋生,王道隆《菰城文献》记:今则“拥资则富屋宅,买爵则胜舆服,钲鼓鸣笳用为常乐……”,贫富分化加剧,正德末、嘉靖初,江南地区经济状况渐起变化,巨富迭起的同时穷困潦倒的百姓也渐多,尤其是农村地区,土地兼并现象常见史料记载。嘉靖末、隆庆间,社会上“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滑侵牟”。商品经济对传统农业冲击带来的一个后果是时人逐利,社会风气渐变,资本的聚集效应使得“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社会两极分化已十分严重,即使是鱼米之乡、富甲天下的江南地区,社会救济也始终存在巨大需求。
二、清代江南民间慈善事业的特点
1.市镇的民间慈善机构种类繁多,覆盖面大,分布面广。
清代江南市镇民间慈善机构种类繁多,涉及养老、育婴、济贫、收受流民、丧葬、教育等方面。如湖州府南浔镇曾先后开设善举公所、育婴堂等机构,相应承担育婴、济贫、赈灾等诸多功能。乌青、菱湖等几大市镇几乎都设有各种慈善机构。根据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一文中提供的数据,清代湖州府乌程县有慈善机构6个,归安县有17个,嘉兴府嘉善县11个,石门县14个,平湖县12个等等。
2.民间慈善以社会力量为主,由乡绅主导。
清代,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出现了兴盛局面。尤其是清朝中期的乾、嘉、道三朝,善会、善堂的设立步入了清代的第一个期。慈善机构以士绅为主体,具体组织筹款、运作,数量多、规模大、财力充足、施善活跃。以苏州为例,清代苏州府的长洲、元和、吴三县的善堂、善会至少有93个,其中有72个由地方社会创建,占总数的77%,地方士绅等有力者是民间慈善活动的中坚力量。即使在偏远山区,乡绅的善举也非常活跃,《安吉县志》记载: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湖州府安吉县大饥,庠生姜铨捐米百石,助赈饥民。清朝中叶,孝丰人陈日熊及其亲属日燧、嘉禾诸人,仗义疏财,建津梁、修道路、济困扶危。同治十年(1871)邑人金稚春会同地方热心公益人士捐助私产,成立安吉城区育婴堂。可见在清代中期,士绅已成为江南地区民间慈善事业的主导力量。
3.官民合作,乡绅主导并不意味着官方监管的缺失。
清代官方慈善机构由官府拨款并管理,并接受民间捐助,而清代前期民办慈善组织也能够时常得到官府的支持和资助。而在官民合作中,管理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官府中。
首先,体现在慈善业的资金来源上,至乾隆始,官府经常大规模地动用财政力量资助参与建设。以苏州为例,乾隆二年,地方官府奉旨拨给育婴堂拨专款置地;乾隆四年“酌动存公帑项,庀材鸠工”。耗资巨大的慈善救济单凭地方士绅的财力维持是难以想象的,政府的财政支持是江南地区慈善业蓬勃的重要财力来源。
其次,是慈善机构的管理上,官方色彩渐浓。道光五年,对苏州部分育婴堂的管理方式如下描述:“董事月计其成,有司岁申其令”,育婴堂的具体主持人虽属地方绅士,但必须对“有司”负责,接受官方的监管。至道光十六年,官府对慈善机构的管理更加具体和直接,如苏州官署为苏州育婴堂改设章程,选派官员接管育婴堂帐目、产业、收入,负责操办各项具体事务,由官方管理和经营救助机构。总之,江南慈善业在清代前期多为民间自行筹办,由地方士绅主导;但清中后期,官方色彩渐浓,官督绅办或官督商办,甚至转由官府直接管理。
三、清代江南民间慈善事业的社会意义
清代江南民间慈善事业,是传统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传承和体现,而社会财富的分配失衡是其存在的根源。大量民间慈善机构的存在对维持社会稳定显然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也是官府重视慈善的重要原因。而作为民间精英群体的地方士绅积极参与民间慈善,一方面出于对传统社会责任意识的坚守和实践,另一方面民间慈善也是他们参与社会管理、施展抱负的重要途径,而维持安定的社会环境也是保证其群体利益的潜在需要,在这一点上的认识与官方高度一致。我们应该看到,江南民间慈善业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而兴盛的,是社会结构剧变的一个副产品,既是维护社会即有秩序,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整合的工具,同时也是今天我们剖析清代社会危机,研究清代社会变迁的独特观测手段。
参考文献:
[1]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2]孟彭兴.16、17世纪江南社会之丕变及文人反应[J].史林,1998.2.
第9篇：商品经济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设计管理 功能 商品经济
一、设计管理的概念
设计管理(Design Management)简称DM，其概念由英国设计师Michael Farry于1966年首先提出，“设计管理是在界定设计问题，寻找合适设计师，且尽可能地使设计师在既定的预算内及时解决设计问题”。这一定义是站在设计师的角度提出定义的。其后，英国和美国的一些设计管理课程由此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把设计管理列入现行管理课程，偏重于设计，这是属于管理系科的；另一种是将管理注入设计课程中，偏重于管理。［1］
随着现代市场化的发展，设计对于企业的作用在不断增大，设计是增加企业生产力、使商品具有独创特性的战略手段。设计管理也日益彰显其重要地位。如何使企业各职能部门间实现一体化连接，实现企业资源在企业中的最优化配置，这就涉及到了如何解决设计与管理的关系问题。
二、现代商品经济下设计管理的主要功能
1.改变设计对个人的能力与经验的依赖，让设计更加科学
传统的设计更多依赖个人才气、灵感和经验。传统的“设计师”的工作中心主要偏重于感性的设计创意，是表现与实施方案上做探讨与决策的执行者。他们可以通过才气、灵感和个人经验让设计获得成功，尤其是卖方市场的时候。而设计管理使产品开发设计更加科学。设计不是艺术家的即兴发挥，也不应是设计师的个性追求。在现代的经济生活中，设计越来越成为一项有目的、有计划、与各学科、各部门相互协作的组织行为。不按设计科学规律和特点的进行管理，将会造成企业在各项管理工作的混乱，从而给企业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
2.设计管理能够整合团队的力量，让设计更加有效
设计管理有利于团队整合作用的发挥。传统设计往往以个人独立设计为基础，不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到设计过程中来。然而，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型企业、越大型企业不断出现，设计的内容也从简单向复杂，参与设计的人数也在不断地增多，有的大型设计甚至需要上万人的参与，显然传统的设计无法完成这些复杂的设计工作。设计管理的整合首先是设计组织的有效整合。设计管理跨越了企业中传统的部门界线，有利于部门之间的紧密协作，这些协作包括设计组织的设置管理和各部门关系的协调.同时，不同的设置形式反映了设计部门与企业领导的关系，与企业其他部门的关系以及在开发设计中不同的运作形态。
设计管理的整合重点是人员的整合利用。对人员的整合要坚持“以人为本”，通过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研究与开发管理活动，将设计师们的聪明才智充分地整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设计团队的潜能。由于不同设计师具有不同的性格修养、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设计师之间的协调；设计管理还要让团队成员在合作的基础上保持竞争。设计管理还包括对团队成员的协调工作和对设计师的管理，如制定奖励政策、竞争等机制，以此提高设计师的工作热情和效率，保证他们在合作的基础上保持竞争，让设计师的创作灵感得到充分发挥。设计管理的整合还包括对各方资源的整合。通过整合包括资金资源、物质资源、信息资源等各方面的资源，使各方面的资源都能够为设计的目标服务，从而达到各方资源“物尽其用”的整合目的。
3.更好地调控设计过程，让设计适应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随着市场越来越复杂，竞争越来越激烈，现代商品经济发展更新的速度不断地加快，商品的生产和更新的周期在不断地缩短，仅依靠个人经验和能力，显然无法对自身的设计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及时反馈与改进，无法及时解决设计过程中的意外事件。影响设计成败的因素很多，有设计师个人的技能与修养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设计的管理体制，好的管理有利于及时获得市场信息，设计出针对消费者心理需要的产品与服务，甚至通过设计改变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从而达到为企业创造新的市场的目的。
三、结束语
“设计”与“管理”的结合，是设计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设计管理让设计更加系统、科学，从而提高了设计的效率，让传统的设计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设计管理时代。成功地运用设计管理，可使企业从战略策划阶段开始就占据经营发展的先机，为企业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开展竞争奠定良好的基础。当然，设计管理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还有很多需要加强的地方，这也需要我们的设计者和管理者不断地创新和完善，才能更全面地发挥设计管理的功能。
参考资料：
[1]徐刚.论设计管理的理论内涵及其程序结构[J].经济经纬，2007（4）：96-98
[2]杨君顺，葛腾.论创新思维与现代管理优化[J].轻工机械，2006（3）：4-6
[3]袁雪龙.浅谈对设计管理的认识[J].商场现代化，2008（27）：43
[4]王跃生.设计管理的提出及其理论框架[J].艺术百家，2007（1）：15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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