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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政策有效性 DCC-MGARCH 马尔科夫状态转移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程度加深,股票指数在近年来也呈现联动的趋势。众多研究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呈现较强的股票市场联动性。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资本市场的逐步对外开放,中国股市与国际股市的联动性也进一步增强。本文力求利用联动性的变化来验证我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二、文献综述
谷耀、陆丽娜(2006)应用DCC-EGARCH-VAR模型,检验表明港市在收益和波动上都对沪、深两市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并没有表现出其他国家资本市场的“杠杆效应”。李晓广、张岩贵(2008)运用回归模型表明总体上我国股票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动性不强。徐有俊等人(2010)采用DCC-MGARCH模型研究,认为中国与国际股市的联动性较小,但有增强之势。
从已有研究文献来看,DCC-GARCH模型在研究国际股市联动性方面的应用较多,但基本上侧重于中国与不同国际股市动态相关性的横向比较,基本没有针对于金融危机期间的变化研究。本文将弥补以此为视角,运用DCC-MGARCH模型和马尔科夫状态转移模型进行政策有效性分析的这一空缺。
三、中国股市与国际股市实证研究结果
(一)样本数据及检验。
本文采用2006年1月至2012年6月上证综指、S&P500与S&P Europe 350指数对数收益率的日度数据,来分析我国股市同国际发达股市间的联动性。在分析中采用对数收益率的形式,计算方法如下:
在进行DCC-GARCH模型的参数估计前,我们有必要对数据进行相关检验。收益率序列的平稳性检验表明,数据序列均为平稳的时间序列,直接对其建模不会出现伪回归问题。经过收益率的自相关性检验,本文选择AR(5)对S&P500数据进行过滤,采用AR(1)对EUROPE进行建模消除数据自相关性。
(二)马尔科夫状态转移模型分析结果。
通过马尔科夫状态转移模型可计算出的平滑概率,可看出此次危机是逐渐加深的,而且在雷曼兄弟倒闭后,进入了危机的深处。
据此我们将所选取得数据划分为3个阶段:危机前(2006.1-2007.8)、危机中(2007.8-2009.8)、危机后(2009.8-2012.6)
(三)不同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
1、单变量的GARCH估计。
本文直接采用GARCH(1,1)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各参数的估计值都是显著的,并且各市场的波动性都具有明显的持续性。而后对残差序列用Ljung-Box Q统计量进行自相关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对残差序列进行ARCH-LM检验结果也在1%的表明均值方程和方差方程的设定都是合理的。
2、多变量GARCH模型估计。
下面利用DCC-MVGARCH 模型对中国、美国、欧洲市场各股市的相关性进行考察,这里的条件方差形式设定仍然为GARCH(1,1)形式,DCC估计的阶数为1。
从模型参数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滞后1期的标准化残差的乘积对动态相关系数影响显著。接近于1,说明相关性具有明显的持续性特征。同时,和具有明显的统计显著性,我们可以判断一定存在动态可变的条件相关系数。
使用DCC-MGARCH得到的时变相关系数的图,可以看出在整个样本区间,三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均表现出显著的时变性特征。分析比较后得出中国股市同国际的联动性仍然较小,远不及国际发达股票市场的联动性。
根据DCC-MGARCH估计结果,分别计算的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的时变相关系数的均值可以看出在危机期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股市普遍下跌,导致美欧间股市的联动性明显升高,而中美、中欧的时变相关系数的均值在此期间却反之降低了,直到危机结束后才又回到了危机之前的水平。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球股市暴跌,各国股市联动性升高的情况下,是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我国同其他国家股市间的联动程度。
进一步,我们发现在2008年9月由于雷曼兄弟破产而导致的全球股市同步快速深幅下跌时期,三组市场间的联动性都在这一时期突然升高了。不同的是,在中国推出四万亿的救市计划后,我国同欧洲和美国的联动性迅速重新回到了较低水平,而美欧之间的联动性却在此之后一直维持的较高水平直到危机结束。这进一步印证了前面的观点:我国政府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宏观经济干预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减少国际股市对我国股市的冲击,减弱我国同国际股市联动性。
四、结论
本文通过不同时间段中国股票市场与国际股票市场联动性的研究,发掘中国股票指数与国际指数的相关规律,力求利用这种股票市场联动性变化的来度量我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采取的宏观经济救市政策的有效性。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表明:在以稳定国内股市的角度考察,宏观经济政策的对我国股市同国际股市的联动性影响十分明显。
根据本文的结论在受到较大外部冲击时,金融监管当局应当制定相关政策以减少国内市场波动,稳定国内股市,使股票市场保持正常的筹资功能,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新形势;通货膨胀;充分就业;货币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0-01
一、背景
自从2008年爆发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甚至由政府直接注资实体经济,以期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拉动经济,提升总需求,从而确保经济增长与就业岗位的增加。然而,这些旨在刺激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本身亦包含着某些潜在的负面影响,在增加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亦将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和加速物价水平上升。
就业与通胀控制,历来是宏观经济中的一道两难题目,特别是当前经济危机仍未过去,欧洲债务危机此起彼伏,市场前景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稍有不慎,就将引起严重的问题。因此必须加以重视,笔者以为,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遵从以下几条原则: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高度进行把握、深入研究通胀和失业的内在联系,从而确保将两项指标控制在可接受区间、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拉动社会总需求、最后就基于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两者的关系进行相关决策时,要对其结果条件对应关系进行准确把握。
二、当前通胀与就业问题存在的原因
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入,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新的宏观经济政策,力求扭转或减轻经济危机给本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保就业、保增长。然而,随着最初的刺激经济增长政策的效果过去,各国却不约而同的陷入了政府赤字高筑、经济增长放缓、物价上涨加速的困局之中,更有甚者,出现通胀与失业率“双高”的现象,陷于被动局面。那么,为何会出现这些问题?虽然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但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制定偏重就业,忽略对通胀的治理
危机发生后,各国面对经济衰退,生产下滑的局面,不约而同的采取了刺激经济、保障就业的政策,对于通胀的控制有所忽略,而这种经济运行的结果就是时至今日,63.4% 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不超过 2% 的经济缓慢增长与 6% 的高通胀水平、9% 的高失业率水平相伴的“双高”局面。这一方面说明由于失业率上升,就业压力大,各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偏重于解决就业问题,放松对通胀的管理控制,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某些国家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全面内涵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了解不足,使得相关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施效果与主观目的之间发生了背离,出现了较高通胀水平下仍然保持了较高失业率的水平这一矛盾和困境。
2.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抑制了总需求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提升社会总需求的前提条件,在本次经济危机中不难观察到,但凡具备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社会的需求总量仍然能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社会公众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不明朗,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公众的支出计划变化幅度较大。这是因为保障体系健全,公众未来预期向好,刺激其有效消费需求,进而带动社会再生产相关环节,反之则结果也相反。
3.偏重短期目标,忽视长期发展
针对突出其来的经济危机,一些国家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优先考虑的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而是追求一些短期的、见效快的模式,这一现象在某些西方国家的近期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显现无疑:为了获取足够的票数,取得竞选与连任的胜利,一些西方政治集团更加倾向于采用见效快、时间短的经济政策,从而忽略了长期的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与连贯性,造成数年之后,政策的负面影响浮出水面的恶果。
三、协调通胀与就业问题的对策建议
1.从长期和发展战略的高度去制定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而经济政策的制定通常是用于引导经济的发展方向,调整产业的结构组成,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具有长期性的特点。而当前部分国家为了应对突出其来的经济危机,急切的采用一些短期博弈行为来保障就业,从而导致在就业问题和通胀问题上遇到了两难的困境。一个健康健全的经济体运行特征应该是具有一个合理通胀水平和物价水平以及将失业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要做到对这个两难选择的准确把握,就必须将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问题从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转型及其长期发展的规划上来看待和加以审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处理通货膨胀时不伤及到就业问题,而在解决就业问题时候通货膨胀水平依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2.科学决策,将通胀和失业率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多年的经济研究表明,通胀与一定程度的失业率,是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剂,也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产物,因此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充分认识到这两个数据的真实含意: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而失业率则是一项指标,用于衡量就业程度。二者的存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彻底的消灭或者长时间的压制都是不现实的,宏观政策的制定目标应当是将这两项数据控制在可控的、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3.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公众对于未来经济的预期也将影响公众的支出计划,因此,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仅能够有效的释放公众的购买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即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不前的境进,或者处于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的“两高”局面,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公众依然敢于消费,从而推高了社会的总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发展,促进新的就业岗位的诞生。因此,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虽然从数据层面难以表明其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但由于它是通过对于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影响而最终实现其作用的,因此,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不能忽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工作。
参考文献:
关键词:市场经济 宏观调控 宏观政策
引言
为了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问题,维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通过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一个有效的手段。而宏观调控的作用又受到政策因素的影响,因此,分析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并提出对应的策略,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具有积极意义。
一、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
(一)政策透明度
政策透明度是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经济相关的正常信息资料一旦不透明,将导致公众获取相关资料的难度增加,使得公众估计经济发展趋势的难度加大,反应延迟。同时,宏观调控主体通过公开其所采用的经济调控模型来向公众传递所采取的调控机制,使得公众对经济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加快了公众对经济政策的反应速度。再者,通过提高国家政策的透明度,及时的公布宏观经济调控、运行判断的相关政策与策略等,使得公众能够更好的预知调控主体的相关政策行动,降低了市场剧烈波动的可能性。一旦调控政策与工作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别时,通过强化两者之间的交流可以有效的缓解这种认识方面的差距,而不断的增加政策的透明度显然是不能完全的消除公众认识与调控主体之间的不一致,但是却有效的降低了两者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从这个方面来看,提高政策的透明度能够更好的发挥政策方面的作用,便于向公众传递相关的政策信息,使得经济调控的宏观政策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引导公众形成一个合理的经济政策预期。
(二)政策时滞
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状况及运行的整体态势发生变化及至整个调控主体完成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同时直到所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相应的控制目标产生对应的效应时,一般存在着对应的时间间隔,这就是所谓的时滞,也称作宏观调控过程中的时间滞后。而这个时滞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效果以及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具有直接的影响。当调控时滞越长时,所产生的调控效应将会越慢,效果也会越差,达到的最终调控目标也将越低;反之,当调控时滞越短时,所达到的整体调控效果将会更好,最终实现的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就更高。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调控时滞,导致任何的调控行为以及调控理论政策都将可以与所获得的最终调控效应合并起来实现最终的调控目标。但是,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这种调控时滞经常会导致一些调控政策出现失效的问题,有时甚至会加大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
(三)多项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一个主要方式,尤其是对流通与资源分配领域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是两种常用的宏观调控政策手段,也是现代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核心。两者之间在作用方面虽然有效的克服了流通与分配范畴当中的各种矛盾,在保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两者所作用的社会生产环节与领域是不同的,导致单独的利用某一项政策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相关的缺陷,存在着对应的局限性。
基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个方面的特点与政策存在的差异,因此在会死机的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所采取的调控与操作策略往往只是针对某一个环节的具体情况以及政府具体的宏观调控目标来进行的。而两者之间的合理搭配与相互协调是保证我国宏观经济体制与结构完整的一个有效方式,通过两者的协调来保证供求关系与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
二、提高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对策
(一)尽量缩短宏观调控的时滞
这首先要求建立一个完善的宏观主体调控信息系统,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所产生的作用进行实时监测,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实施主体对经济整体运行态势的判断和预测能力;对当前的宏观调控决策体系加以完善、增加调控中主体的决策能力以及调控主体决策的效率,确保调控主体的调控决策果断高效,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正确的宏观经济决策;同时,应该尽量的减少由于宏观调控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冗余程序,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执行机构的整体工作效率。
(二)有效增加政策透明度
合理通过说明手段来提高沟通的整体有效性。对于调控主体,应该对调控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预期达到的目标进行说明。尤其是在公布相关的预测调控指标过程中,政府应该对产生的可能结果、所应用的理论依据与模型等制定一个详细的公布细则内容。对与实际执行效果与目标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原因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应该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现象,调控主体应该分析产生这些矛盾的主要原因,并调控好这些目标之间的偏向。
(三)强化对预期目标的引导
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市场主体必然存在着一个对宏观调控政策以及经济变量适度变化的预期,完全消除这种客观存在的预期行为是不科学的。而需要通过一个合理的途径来对这种预期进行有效引导,使得市场主体所产生的预期与调控主体最终实现的目标尽量相一致。因此,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过程中,就应该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主。虽然任意的调控政策实施对市场主体所产生的影响,诸如利益得失等问题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只要以社会绝大部分的利益为利益取向进行调控,所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得到广泛的支持。这也就使得宏观调控政策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新形势下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机制中出现了众多新的特征并掺杂着错综复杂的决策博弈关系。本文分析了新形势下宏观经济政策的特征及其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和要求,接着重点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对于两者关系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即缺乏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经济发展战略层面的考虑和安排、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两者内涵及相互辩证关系和影响机制的把握不全面、对于高通货膨胀水平和低就业率下的能够减少经济不良预期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以及对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关系的多种情形所依赖的条件认识的片面性等,最后提出了解决两者关系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新形势 通货膨胀 充分就业 货币政策 研究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特征及对通货膨胀与就业问题的作用
2008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目前还尚未走出其带来的阴影和不良影响,我国的对外出口总额在2010年底才达到了2008年第二季度的水平。面对市场需求萎缩和投资的缩减,全球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自2008至2010年底普遍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了政府对于经济的直接投资力度和规模,以此来拉动总需求和总投入,从而刺激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和公众对于经济的利好预期。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特征一方面刺激了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了就业水平,但也带来了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和物价上涨速度。2011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年均上涨了约5.4%,大大超出了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范围,不断攀升的物价对于国民经济各个环节产生了众多不良影响,种种迹象表明,2012年抑制物价控制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巨大。这就是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在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上所面临两难选择的具体表现。
宏观经济运行中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历来是一对难以割舍又“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由于其对整体经济运行质量有着实质性影响,因而也是必须加以重视和妥善解决的问题。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特征及其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影响,客观上要求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从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和战略布局的高度层次上,去审视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以为该问题的处理和权衡提供战略统筹和规划依据;全面理解和把握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内涵及其作用机制,为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提供技术支撑;建立健全社会相关保障体系,以保证即使两者关系处于最坏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较好预期;最后就基于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两者的关系进行相关决策时,要对其结果条件对应关系进行准确把握。
通货膨胀与就业问题处理的基本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
纵观2008-2011年期间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处理中,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大都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减少或降低税率和银行贷款利率,以刺激和扩大相关投资主体对于经济的投资行为和规模,这种行为使得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依然保持了平均约2.3%的经济增长速度,失业率基本保持在平均4%以下的国际警戒线水平,基本上初步实现了充分就业;但同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却是2005-2008年平均通货膨胀水平的2.3倍,该期间国际贸易中大宗商品和货物的进出口价格平均上涨了约11.8%左右,劳动力价格也大幅度攀升。特别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过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已经对于全球经济的运行态势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改变着国际贸易收支的均衡和相关货币汇率的变化。通过对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上所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及其影响的分析,归纳总结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意义和重要性等认识不足,使得基于经济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层次方面的考虑和相关安排机制尚未建立,对于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的决策多出于短期行为的博弈。据一份对于全球宏观经济2003-2010年运行状况和运行特征的调查数据显示,该期间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只有39.3%的国家和地区,将通贷膨胀和就业的权衡问题列入整体的宏观经济决策之中,其在通货膨胀和就业资源资金上的投入比重之比为1∶2.35,以较大的通货膨胀水平获取就业率的提升,而这种经济运行的结果使得超过67%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宏观经济运行失衡状态。同时政府在考虑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时,大部分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较高的通货膨胀速度,并且对于其后续影响和结果也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
第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全面内涵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了解,使得相关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施效果与主观目的之间发生了背离,出现了较高通胀水平下仍然保持了较高失业率的水平这一矛盾和困境。新形势下超过63.4%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不超过2%的经济缓慢增长与6%的高通胀水平、9%的高失业率水平相伴的情形,特别是缺乏创新机制和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的经济体更是如此,2008-2010年非洲国家联盟的宏观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其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处于危险的双高局面。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把两者当成了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反比例关系,而忽略了对这种关系状态的具体条件的分析。
第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社会保障体系作用及其贡献的影响,使得在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水平下,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预期和走势期望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从而抑制了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并最终影响到总供给和社会的再生产。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社会公众预期的影响是较大的,通过对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的欧美和相对较缺乏的亚洲国家的对比研究发现,在同样的通货膨胀水平下,欧美国家市场总需求的减少幅度仅仅是亚洲国家平均水平的37.8%,因而其社会生产的缩减幅度仅有亚洲国家的18.3%,而亚洲国家的社会公众对于经济预期的变化幅度一直保持在较大振幅水平上变化。这就是亚洲国家和欧美国家相差悬殊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社会公众未来预期的影响:保障体系健全,公众未来预期向好,刺激其有效消费需求,进而带动社会再生产相关环节,反之则结果也相反。
第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之间关系的多种情形与其对应具体条件缺乏了解,以致在根据其进行宏观调控政策的决策时,造成实际调控效果往往与理论推导值相去甚远。菲利普斯曲线及其变形分别揭示了短期和长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关系,而现代经济运行中约有32.7%的宏观经济运行决策是在违背条件结果对应机制上而做出的,使得2008-2010年期间全球经济宏观调控中造成了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而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特别是美国长期9.8%左右的失业率水平严重制约了其经济的复苏。另外通货膨胀和就业率在某种情形下又具有完全的不相关关系,这使得对于一方的调整难以控制另一方的运行和表现。
处理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对策
根据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政策特征及其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阐述,在分析了目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上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作用及其效果的基础上,参考相关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理论知识,特别是对各主要经济学派主张综合的分析,并利用大量的近年来被广泛推崇和认可的实证主义学派的经济统计数据和统计数学经济模型,就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加强和提高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的把握和解决提出如下对策:
第一,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处理和决策,要从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和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和布局的高度去认识和审视,确保对于两者关系的处理和相关决策符合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以减少或避免针对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而出现的短期博弈行为和短视举动。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是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两个突出问题和棘手问题,一个健康健全的经济体运行特征应该是具有一个合理通胀水平和物价水平以及将失业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要做到对这个两难选择的准确把握,就必须将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问题从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转型及其长期发展的规划上来看待和加以审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处理通货膨胀时不伤及到就业问题,而在解决就业问题时候通货膨胀水平依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第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内涵及其作用机制深刻解读的基础上,将宏观经济调控决策的主观目的与实施效果保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幅度和变化区间内,摆脱两者同时陷于低谷的被动局面。通货膨胀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和机制也是多种多样的,目前常见的通货膨胀类型有输入型、成本推动型、结构型以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充分就业是衡量就业比率的一个指标,而不是彻底消灭失业现象,相关理论研究显示,一定的失业率水平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客观上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其情形又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情况下两者此消彼长,高通胀率往往伴随着投资需求的扩大和较高的就业率水平。
第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建立和健全社会相关保障体系方面进行布局和谋划,从而根据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即使在高通胀和高失业率这一最坏情况下,也能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良好预期和保持一定的需求规模和水平,从而实现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对于宏观经济的运行作用机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通过对于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影响而最终实现其作用的,一般情况下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总是传达出经济颓靡的信号,与此对应的社会公众心理预期是较低的需求开支和较高的储蓄率水平,这又会带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进而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再生产,而良好的给予社会成员正常生存发展需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则能够在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状态下维持并刺激社会公众的心理利好预期和需求开支行为。
第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对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经典变动关系及其三个变形所满足的条件的细分和具体分析为基础,根据两者的变化情况和详细参数来制定符合其特定要求的决策和实施规划。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关系,在短期内表现为此消彼长的反比例关系,即短期内通货膨胀水平高则失业率低,而较高的失业率也会对于通货膨胀的抑制有所贡献,另外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发展了菲利普斯曲线,提出了三种菲利普斯曲线变异情况,即完全正相关、完全负相关和完全无关三种情形。随着宏观经济运行特点的日益复杂化,这几种情况下对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要求是不同的,必须做出具体分析。
结论
后金融危机时代,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关系问题成为宏观经济调控决策和方案制定的主要挑战和均衡选择所面临的难题之一。本文分析了在两者关系处理上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议: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长远战略规划的角度和层次,去认识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全面理解和把握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内涵、相互关系及对立统一面;加强社会相关保障体系建设,以在高通货膨胀水平和低就业率的最坏情况下,仍然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前景的良好预期;最后对于传统经典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情形及其条件要做针对性分析。希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新时期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顺利解决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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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沙莉.我国应对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解析[J].党政干部学刊,2008(10)
一、高职宏观经济学教学应选取的内容
(一)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宏观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
1.宏观经济理论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消费函数理论、投资理论、货币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
2.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目标、经济政策工具、经济政策机制、经济政策效应与运用。
3.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包括根据各派理论所建立的不同模型。这些模型可用于理论验证、经济预测、政策制定,以及政策效应检验。
(二)高职宏观经济学教学应选取的内容
根据高职学生的理解能力与实际我们应选取1、2两部分内容,第3部分可以不涉及。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国民收入核算、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波动、失业、通货膨胀等方面。
1.首先要讲清楚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特别是有关国民收入的几个概念如GDP(国内生产总值)等。
2.其次要讲清楚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如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通货膨胀与失业理论、长期经济增长理论。
3.第三对一些宏观经济政策作一些基本的介绍。如财政政策的作用,货币政策及其工具等。
二、目前高职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宏观经济学的理论高度抽象、广泛而庞杂,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宏观经济学这些理论不仅内容抽象而且前后连贯性强,如果对于某一知识点不能很好地掌握就会影响到后续理论的学习。而在教学任务重,教学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学生要掌握如此抽象复杂的理论知识确有难度。同时,宏观经济学的学习中,使用了大量的模型,与现实经济的联系不够紧密,内容难懂不好学,学生容易失去学习兴趣。
(二)教学方式以理论讲授为主,没有将理论与实践有效地结合起来。当前宏观经济学案例分析、课堂讨论基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将专业理论与经济实践有效地结合起来,导致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难度增加,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缺乏学习兴趣。这种教学方式使得教学效果低下,往往会导致学生为了应对考试而学习,对理论知识一知半解,结果学生在学习经济学课程以后,不具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知道如何去解释众多的社会宏观经济现象和问题。
(三)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宏观经济的实践缺乏有效的结合。目前,宏观经济学的教材大多是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基础上编写的,研究的多是西方国家的经济问题。但是,以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为前提的经济学理论与我国的国情、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同时,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由于教学内容陈旧、教师教学能力有限等多種原因,没有将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宏观经济的实践进行有效的结合。因此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容易感到枯燥乏味、难以掌握、很难将所学原理与我国的经济实践较好地结合起来。
三、改进高职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教学目标,合理设计课堂讲授内容。当前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广泛而庞杂,而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课时一般都比较少。在教学课时有限的情况下,要根据高职院校特点及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合理制定课程的教学目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设计教学内容,确定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对于一些在其他课程中要讲到的知识或选读材料,如宏观经济学部分中的国际经济的基本知识及国际经济部门的作用等章节,与《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等课程的相关内容是重复的,那么这些知识点可以让学生课后自学或留到以后课程再学。
(二)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兴趣。(1)推广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案例教学就是按照一定的教学目的,选取代表性案例,让学生通过对案例的认真阅读与分析及集体讨论,教师给以指引和点评,以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方法和过程,也是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应用能力的有效方式。通过案例分析,可以活跃课堂教学氛围,提高学习兴趣,让学生从消极、被动地接受知识变成积极、主动地学习知识。案例教学中关键的问题就是要选择、收集高水平、代表性的经济学案例,要选择学生感兴趣的案例和学生有能力分析讨论的案例,尽可能使用现实而生动的本土化的案例教材,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2)开展课堂研讨。对于一些学生比较熟悉的、比较感兴趣的内容,可以采用讨论式教学。通过课堂研讨、辩论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灵活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时,我们可以先让学生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在课堂讨论当前我国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以及通货膨胀对我国劳动者、企业主等阶层的影响。最后由老师进行总结发言,分析讨论的结果,并对该专题进行更深入的陈述。
(三)将宏观经济学部分的教学与中国经济实践有效结合。宏观经济学的魅力就在于能够分析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经济问题,是和国民经济运行息息相关的,经济形势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也成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在教学过程中,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强化理论产生的现实基础,逐步改变偏重理论教学的局面,更要重视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实际应用价值,可以引导学生对通货膨胀、就业问题、人民币汇率变化、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增长、供给侧改革等近年来的热点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提高学生独立分析经济现象的能力。这样使得教学环节和社会热点问题相结合,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学习宏观经济理论的兴趣。
总之,我们在高职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通过选取适当的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来提升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康爱香: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途径—兴趣是开启宏观经济学大门的钥匙[J].高等财经教育研究,2013(2)
[2]张慧:宏观经济学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改革与探索[J].长春大学学报,2012(1)
笔者最近连续走访英国、美国、巴西和印度。总体印象是,如果说英美两国经济复苏更多地体现在统计数字上,巴西和印度经济所释放出的勃勃活力可谓伸手可触,真真切切。
然而,巴印两国和同属“金砖四国”的中国相比,差距也同样显而易见。这一差距尤其体现在基础设施上。印度的基础设施落后已是老生常谈,巴西的基础设施也不过是半斤八两。从飞机降落到走出机场,要近三个小时, 从机场到市中心不到30公里路程,又要整整一个小时。
仅是落后基础设施所带来的供给瓶颈制约,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比较快。笔者判断,巴印两国的经济增长即使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超过中国。
不久前公布的2010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为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进一步提供强有力证据。
然而,中国股市却令人相当失望。年初以来,A股上证综指不仅大幅跑输美国股市,而且明显落后于印度和巴西市场,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
尤其像巴西、澳大利亚等主要大宗商品出口国,其经济表现直接受益于中国经济, 股市上的投资主题基本上也都以中国经济增长概念为主导。中国经济形势走向好,从而带动这些国家的股市上扬,应在情理之中。然而,这些国家的股市要远比作为中国经济“晴雨表”的A股强劲很多。
股票市场通常领先于经济表现。难道是股市的落后表现预示着未来中国经济弱势即将显现?或是受中国增长推动的海外股市的强劲表现仅仅是一个投资概念,并不是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准确反映?
究竟哪个股市更能准确反映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海外中国概念股,还是中国本土的A股?
笔者认为是前者。当前中国A股并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基本面变化,因为股市中一些重要行业板块事实上已成为贯彻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它反映的是政策意图,而不是经济的内在活力和趋势。
一些周期性行业板块,在经济复苏上行的过程中,本应有所表现。然而此时的宏观政策却产生了“逆风向”反周期调节的需要。由此,按市场规律本应顺周期的行业,却遵照政策意图呈现出逆周期表现。
银行地产板块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2009年,银行和地产两大行业为实现“保增长”的政策目标做出了远超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基本要求。
具体看,银行系统的积极放贷,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变成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表面上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成为“类财政操作”(quasi-fiscal operation),事实上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延伸。同时,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房地产行业政策发生了从紧缩控制到实施优惠政策支持的180度转向,使房地产投资成为经济危机中私人部门投资的惟一亮点,客观上帮助实现了固定资产投资的逆周期快速增长。
随着金融危机缓解,经济复苏态势逐渐确立,在刺激政策退市的过程中,银行和地产等行业被再次赋予了执行宏观政策的特殊使命。当其他周期性行业在经济复苏中受益时,银行和地产等板块却首当其冲地帮助实现政策退市效果。具有政策板块特征或与其相关的行业并不在少数。
在中国,政策与市场的界限并不总是很清楚。有利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成功实现,并不必然保证资本市场就一定会有良好表现。当前,确保资本市场的健康表现,似乎尚未成为中国宏观政策制定者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目标。
这不难理解。中国经济储蓄丰裕,没有迫切需要从海外资本市场募集资金。中国很多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并不需要特别考虑对海外市场(如香港H股)的影响。在中国的金融中介中,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的作用举足轻重,银行系统的正常运作远远超过股市的融资功能。
了解资本市场之于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和作用,可以帮助更好地投资。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
在各国强有力刺激政策的作用下,2009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出现了复苏态势。但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和汇率战等标志性事件的爆发,又使得人们对于经济复苏的复杂性有了更加充分和深入的认识。反思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要引导世界经济实现全面稳定的复苏,必须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
金融危机是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在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已经降低的情况下,过度刺激国内需求而造成的。从需求端看,美国在次级贷款危机爆发之前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房地产过剩问题,说明其国内需求已经无法支撑经济像过去那样高增长了。从供给面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高增长,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对经济的拉动。进入新世纪之后,信息技术革命及其普及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可以说,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现在都不足以支撑发达国家实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样的经济高增长了。
危机发生后,各国都实行了强力刺激经济政策,使世界经济较快走上了复苏之路,避免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那样的大萧条,但发达经济体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负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目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债务负担沉重,债务风险明显加剧,欧洲债务危机有可能从希腊、爱尔兰向其他国家蔓延,债务风险大大压缩了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
发达经济体财政政策的扩展将在2011年面临很大的局限,鉴于其经济复苏对刺激政策的过度依赖,财政政策弱化之后,将普遍出现经济减速的情况。2010年与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相比,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经济将实现正增长,美国仅仅是大体持平,而德国、法国等国家都接近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意大利、日本、英国等国家都难以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并且存在明显差距。而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印度、巴西、印尼等国家GDP较2007年大幅度增长,俄罗斯仅仅恢复到2007年水平,差异也非常明显。预计2011年发达经济体增长仍将明显慢于发展中经济体,国际经济格局多极化趋势将继续强化。
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样加大了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和通胀压力,增强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两次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将从增加全球货币供应量和推高大宗产品价格两个方面,加大全球性通货膨胀压力。这些情况说明,宽松货币政策已经使得货币信用受到伤害,如果继续实施,可能会使全球货币体系更加紊乱,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加大,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应反而可能会减弱。
由此看来,要实现世界经济的全面稳定复苏,仅仅依靠各国实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在此基础上,调整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全球经济复苏应该在各自刺激内需的基础上,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强化刺激政策的效果。
危机以来经济增长的态势告诉我们,全球经济增长主要的拉动力量应该从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中挖掘。原因在于,从人口结构的变化来看,现阶段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缓慢并处于人口老龄化过程,欧洲和日本都已经受到了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都在加快,其内部需求的增加具有坚实的基础。
从供给方面来看,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增长空间较小,长期内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是正常现象;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发达国家已经减弱,短期内新能源、生物工程等领域还不能接过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
中国经济面临的双重挑战
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速下降呢?首先,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在下降,从过去30年的10%降到了增速较低的“新常态”。但是,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个“慢变量”而不是常数。目前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其次,中国的现实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已经降低了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不能排除现实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滑的可能性。总之。一方面是长期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另一方面是短期经济增长速度也在下降。两者的共同作用造成了中国自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步下降。
权威人士最近指出:我国经济运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人们会问两个问题:第一,L型的横画是指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某种平衡状态?第二,中国经济现在是运行在L型的竖画上还是横画上?如果L的横画是指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且中国经济已经到达L型的横画,中国就没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有效需求,而应该集中力量进行结构性改革;如果L的横画是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某种平衡状态,中国就必须采取有力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防止经济陷入或打破这种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平衡状态。权威人士没有明确回答上述两个问题,他(她)的谈话还是给经济学界留下了一些悬念和辩论空间。
权衡结构改革和宏观需求管理
在使用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的同时,经济学家和国际经济组织也常使用结构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的概念。结构调整和结构改革两者在国际上是经常混用的,但前者的含义略宽广些。在中国,结构调整概念往往还包含经济中某些比例关系的变化,如第三产业、投资和消费在GDP中比例的调整等。中国现在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似乎不仅指国际上所理解的结构改革和结构调整,而且也包括中国意义上的(经济)结构调整。
与主要着眼于未来、内容繁复、手段多样的结构改革不同,宏观需求管理的目的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影响需求总量,使现实经济增速同潜在经济增速保持一致,实现充分就业和产能的充分利用(“保增长”)。宏观需求管理的目标比较单一,手段也比较规范。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为了使产能得到充分利用,且有利于未来经济的可持续、较高速增长,宏观经济管理在增加总需求的同时,还要改善需求结构。
总之,结构改革和宏观需求管理要解决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前者见效慢但效果持久,主要解决长期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可持续增长)下降问题;后者见效快但效果一般短暂,主要解决当期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产能过剩问题。因此,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根本之道在于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本清源
应该看到,结构问题一般是长期问题,结构改革的效果一般要通过较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其影响的存续时间也较长。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进展始终不尽如人意――这也并非中国的独有现象。针对这种情况,本届政府强调结构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是完全正确的。结构改革会更多地影响到供给面,并最终体现为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