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解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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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合同法解释范文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11-0114-03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合同法》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曾于1999年制定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10年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形势的发展，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司法解释(一)已不能满足审判实践需要。为此，最高人民法院经过多方调查、深入研究、反复论证，并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起草颁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称《新司法解释》)，以便人民法院正确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新司法解释》已于2009年5月13日起施行。
一、《新司法解释》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与影响，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任务异常艰巨，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和合同履行困难已经或者可能转化为各类案件进入司法领域。据统计，2008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一审合同纠纷案件近300万件，同比上升了19.07％，合同案件数量占一审全部民商事案件数量的54.2％以上。“各类合同纠纷呈现数量多、增速快、类型多、法律关系复杂、处理难度大等特点，已经给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尤其是合同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新的挑战。”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道出了《新司法解释》出台的背景。《新司法解释》是对《合同法》实施10年来和合同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遇到的难题的一次集中梳理和应对，被誉为是最高人民法院为应对金融危机、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司法服务的重大举措。它对统一司法尺度，公正高效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保护合同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交易秩序，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
《新司法解释》涉及了《合同法》的五大问题，包括六个部分共计30条，分别对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释。
(一)明确了可通过双方民事行为推定其订立了合同
依《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合同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然何谓“其他形式”，社会各界理解不一。《新司法解释》第二条对此作了专门规定。依该条规定，当事人虽未订立书面或口头形式的合同，但从其“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可认定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了合同。换言之，可通过双方民事行为推定其订立了合同。
(二)赋予了摁手印具有法律效力
依《新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所摁手印，具有与其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实际上，摁手印在我国民间较为普遍，但在法律上却是个空白；实务中，商业银行也遇到过少数客户因无法签字而不得已接受客户摁手印的情形。《新司法解释》填补了我国摁手印的法律空白，使民间以摁手印方式实现交易将有“章”可循，也使商业银行不再担心此类操作会存在法律风险。
(三)完善了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
格式条款是一方当事人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格式条款的使用，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但也容易使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把不公平的条款强加给对方。为了限制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滥用权利，《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一条分别从不同角度作了规制。其中第三十九条明确要求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但何谓“采取合理的方式”，由谁来举证，未“采取合理的方式”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合同法》均未有明确规定。《新司法解释》第六条、第九条和第十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依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只要在合同订立时采用了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予以说明，应认定符合“采取合理的方式”；依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由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依第九条、第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和说明的，对方可申请撤销该等条款或请求确认该等条款无效。由此可见，《新司法解释》在权衡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完善了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实务中，商业银行通常采用将格式合同中相关条款的字体加粗加黑等醒目方式来提示(请)客户注意，并对该等条款予以说明。同时，以非格式条款并由客户签章确认的方式，由客户申明：已详尽阅读了解该等条款内容，银行也作了提示和说明。我们不难发现，商业银行的做法是符合《新司法解释》规定的。
(四)认可了行业惯例、习惯做法的法律地位
依《新司法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或者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可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同时，该条第二款还规定，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对是否为交易习惯承担举证责任。这给确认行业惯例、习惯做法为交易习惯提供了法律依据。实际上，银行业有许多行业惯例、习惯做法。在适用上，商业银行应注意：一是行业惯例、习惯做法的普遍性，即行业惯例应为同行业、同地区而非一两家或少数商业银行的通用习惯规则；习惯做法应局限于与特定客户之间，并经常使用。二是行业惯例、习惯做法的适法性，即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否则，商业银行将面临无法举证或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
(五)丰富了债权人提起撤销权诉讼的事由
依《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可提起撤销权诉讼的事由有三项：一是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二是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三是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新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新增了四项事由：一是债务人放弃未到期债权；二是债务人放弃债权担保；三是债务人恶意延长到期债权履行期限；四是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财产。同时，《新司法解释》还规定了“明显不合理”的判断标准，即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而
当出售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或收购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三十的，可视为交易价格“明显不合理”。撤销权诉讼事由的丰富有利于债权人打击债务人的恶意逃债行为，从而维护其合法权益。
(六)确认了同类(笔)债务的清偿顺序
现有规定对债务人对同一债权人所负数笔同类债务以及同一笔债务的本金、利息和债权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有关费用的清偿顺序，未有明确规定。实务中尤其是银行贷款实务中，往往以专门合同条款对此予以明确约定。《新司法解释》不仅认可了实务操作，而且还作了细化。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是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是利息；三是主债务。商业银行可合理运用该规定，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七)补充了债的法定抵消的内容
《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了债的法定抵消。但对当事人可否通过约定来排除债的法定抵销，未作明确规定。《新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确认了当事人通过约定来排除债的法定抵消的法律效力。这突出地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第二十四条对当事人就债的法定抵消的异议期限作了规定。依该条规定，当事人对债的法定抵消有异议的，应在约定或法定的异议期限内向人民法院，否则，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两条规定补充了债的法定抵消的内容，有利于商业银行保障其合法权益。
三、商业银行适用《新司法解释》应注意的问题
商业银行与客户之间的法律关系最主要的是合同法律关系。因此，充分把握并有效运用《新司法解释》，对商业银行开展合同法律风险管理，维护其合法权利，意义重大。
(一)修订完善格式合同文本，依法维护银行合同权利
商业银行各项业务所涉及的合同或协议大部分都是格式条款。因此，要对这些格式合同文本及时进行梳理，并按照《新司法解释》对格式条款的新规定，修订完善卡同关条款内容，依法维护其合同权利。对合同义本中免除或限制银行责任的条款的字体，要采用加粗加黑、不同颜色或下划线等醒目方式，以便引起客户的注意；要主动提示(请)客户注意采用加粗加黑、不同颜色或下划线等字体的条款，并要求客户就这些条款内容详尽阅读了解发表申明且签章确认，以有利于银行将来的举证。实务中，一些银行将客户申明的内容刻制成条形章，加盖于合同文本的“其他约定事项”条款处，并由客户签章确认。我们认为，这种以刻印章来替代书写非格式条款的做法，易引发争议，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易被认定为是格式条款，将弱化或达不到客户申明的作用。
(二)规范银行业务操作流程，严防不当操作引发风险
要按照《新司法解释》的规定，认真检讨本行业务操作流程是否严密和适当，并及时堵塞漏洞，严防不当操作引发风险。在业务获批前，严禁要求或在事实上要求客户做属于履行合同的行为或事情，以免被认为以“其他形式”订立了合同。要全面梳理本行做法尤其是柜台做法是否为银行业通用习惯规则，及时纠正不当做法，并视情况对符合银行业通用习惯规则的做法予以公告。鉴于指纹的唯一性，要优先选择客户签字并摁手印的方式签订合同；应要求客户现场摁手印，并保证手印(指纹)的完整、清晰；对客户仅摁手印的，必要时要予以公证，以增强其采信力。对客户就加粗加黑、不同颜色或下划线等字体的格式条款所作的已详尽阅读了解的申明，应要求客户另行出具或由客户将申明内容书写于合同文本的“其他约定事项”条款处，并签章确认。要对“其他约定事项”等合同文本空白条款处的填写内容予以统一，如无内容填写的，要以“／”或“此处无内容”予以注明。严禁以非格式条款来排除法定抵消。要明确非格式合同文本或条款须经本行法律审查确认后才可签署。
(三)及时提起撤销权之诉讼，坚决打击各类逃债行为
《新司法解释》丰富完善了债权人提起撤销权诉讼的事由，为商业银行坚决打击债务人各类逃债行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当然，商业银行提起撤销权诉讼时须有充足的证据，否则，将要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并可能因此而承担赔偿责任。这就给商业银行的合同后续管理尤其是贷后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密切监督检查债务人的一切经营行为，不要仅仅“依赖”于债务人的各类财务报表。如发现债务人有逃债或不良行为，要通过申请公证或法院诉前证据保全等方式收集固定证据材料，并及时提起撤销权诉讼。在监督检查方式上，可以是直接主动地到债务人经营场地，查阅相关材料，了解有关情况，也可以是间接被动地要求债务人提供相关材料或情况说明，还可以是主动访问债务人的客户及关系密切者，间接调查了解债务人有关情况。
(四)合理设定债务清偿顺序，确保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实务中，商业银行与借款人之间通常会有多笔贷款，且借款人单次还款往往也只是部分额度。同时，考虑到各笔贷款的还款来源可能并不相同，如完全遵照《新司法解释》第二十条所确定的清偿顺序，将可能不利于商业银行最大限度保护其合法权益。因此，商业银行要视情况对债务清偿顺序作出合理设定，以确保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对新发生贷款客户，要在合同文本的“其他约定事项”条款处做如下补充约定：借款人在贷款人处已有或将有多笔贷款的，如借款人单次还款额不足以清偿全部贷款的，由双方协商确定清偿顺序；协商不成的，依贷款人所确定的顺序清偿。对老贷款客户，如有可能，要通过补充协议的方式，明确前述补充约定内容。同时，无论新客户还是老客户，在签订合同或协议时还要明确：贷款人行使抵消权、代位权的，贷款的清偿顺序由贷款人确定。
第2篇：合同法解释范文
内容提要: 本条规定了批准（登记）生效合同“成立后生效前”的“申请”义务以及违反该义务所生的责任，可作为请求权核心规范，与其他条文一起完成请求权规范链条，为此应在体系之中，按民法规范“要件—效果”的理念予以构造。在法教义学体系上，应重新审视本条与预约、条件、同意（追认）及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关系。在适用范围上，一要注意基础行为与履行行为的区分，二要注意基础行为自身与前置行为的区分。在申请义务上，应作扩张解释，并灵活把握其主体及属性。在效果上，应综合考量批准要求之法规目的、信赖保护、机会损失等各种因素，妥当选择实际履行和损害赔偿等救济方式，厘定复杂的规范层次。尤须避免（违约责任进路下）缔约强制过于猛烈的影响。
（接上篇）
三、难点注释
本条明确规定了“申请义务”以及义务违反的救济方式，实已取得请求权核心规范（zen-tralnorm）的地位，而与其他条文一起完成请求权规范链条（anspruchkette ）。本文评注条文，目的即在于厘清规范层次，协调概念体系，以深描请求权规范链条有疑义的环节。上文对制度关系和适用范围的评论无不如此；此处再以条文文义为背景，专注于注释其难点。整个评注工作的背后，都有民法规范“要件-效果”的构造理念在。
（一）申请义务及其违反
本条称“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或者申请登记等手续的一方当事人”，在文义上似专指某种特别的“申请义务”。但是在此效力未定阶段，当事人互负的义务实较单纯的“申请”要复杂得多。
在批准作出之前，当事人其实已被特别要求：在他控制范围内为一切行为以促成批准，又应不为一切可能给批准带来问题的行为。[55]例如，他必须将口头订立的合同制成书面以满足提交机关的要求，或者另外按照批准程序的要求作出必要的表示。对于批准程序可能的迟误，应该一开始就要有所关注。这样当事人就必须以合适的手段，保证在作出批准时他们能够履行。[56]再如，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第20条，此类股权转让协议须批准始生效，[57]申请人却不是协议当事人中的任何一方，而是该外商投资企业（该规定第9条），但是这绝对不是意味着当事人就没有“申请义务”了，他们仍有义务互相协助，促成外商投资企业依法申请。[58]这都是基于诚信原则产生的协作义务（mitwirkungspflicht）之一部分。[59]协作义务与给付忠实义务（leistungstreuepflicht）、保护义务（schutzpflicht）及说明义务（ aufklarungspflicht）同为附随义务（nebenpflicht）之典型，[60]是指双方当事人不能满足于仅仅就事论事地履行其主义务，他们还有义务按照诚实信用的要求如此合作：使合同实施的前提条件得以实现；履行障碍得以消除；使对方当事人可以享用给付。[61]它在批准生效合同之中尤具重要性。[62]可见本条征引《合同法》第42条第3项，将申请义务系于诚信原则，是恰当的。不过这一协作关系所提出的要求并非纯粹的“申请”所可容纳，对于“申请义务”应作扩张解释，而覆盖上述协作义务。
关于申请义务的第二个问题是由谁承担申请义务。首先，因对申请义务作扩张解释而包括协作义务，所以双方都可能应予协作而承担义务，对此应依实际情形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判断。[63]例如在农村承包土地外包时，预定的承包方须就其资信情况、经营能力接受审查（《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2款），如果他拒绝接受的话，申请批准即不可能，此时双方在申请程序中显然都承担了义务，任何一方违反其义务都有可能依本条承担责任。另外，在上述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审批的场合，虽然直接申请人是该外商投资企业，但是协议当事人仍负有协作型“申请义务”。[64]其次，在具体个案中具体办理申请手续的往往只能是其中一方，就此《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6.1.14条就国际商事合同批准申请义务提供了规则：有关法律或有关情况都无其他表明的（即其他法定或意定做法的），由在批准国有营业地的一方采取必要措施；双方都有或都无营业地的，由履行须经批准的那方当事人采取必要措施。[65]这套规则在涉外合同中具有较大参考价值。例如中外合作合同或技术进口合同，在中国政府审批程序上自应由中方承担申请义务。其他无涉外因素的合同，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一般来说这主要应该是债务人的事，因为他提出给付的能力往往系于批准。[66]此外，因为批准程序多涉及管辖权力的行使，所以由被管辖方提起申请也是可行的解释规则。例如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或农村承包土地外包，其中出让方、发包方均为被管辖一方，在无另外约定时，即应承担申请义务。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具体申请批准的人可能根本就不是交易双方，例如上文所举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批准申请人是当事人之外的外商投资企业，它所承担的申请义务属企业法上对股东和利益相关者承担的义务，应可在诉讼中将其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外资纠纷规定（一）》第6条）。[67]
关于申请义务的第三个问题，即此等义务究属附随义务还是从给付义务（主给付义务尚待批准）的问题，可能存在争议。[68]首先，通说以是否可独立诉求履行为区别二者的标准—作肯定回答者方为给付义务。[69]其次，如果是附随义务的违反，可能是合同义务之违反而生违约责任，也可能是先合同义务违反，致生缔约过失责任，[70]此时才符合《解释（二）》第8条文义所选择的路径；而假如是从给付义务的违反则当然归属于违约责任，绝非缔约过失责任，[71]则还须修正《解释（二）》第8条。笔者认为，就可否在一定条件下诉请实际履行或者依违约责任的赔偿范围谋求救济的问题，必须务实地做出肯定的回答。也正因如此，前引德国文献虽将此类义务归入附随义务却仍支持实际履行的请求，且下文还将显示，即使按缔约过失救济，仍可能支持履行利益赔偿而与违约赔偿一般无二。如此又可以说，此一附随义务、从给付义务之辩似无实益，而且值得警惕的是：《解释（二）》第8条虽如德国的做法，按概念法学的标准来看，似乎在实际履行、履行利益和信赖利益之际进退失据，但是比上述貌似秩序井然的“违约责任”说更具弹性，在复杂情况下更能得到务实的处理结果。
关于申请义务的第四个问题是义务违反问题。首先，参考违约形态，其违反也应有履行拒绝、履行不能和履行迟延。[72]其次，当义务违反导向合同清算时，应依实际情况允许适用《合同法》第96条以下有关解除权的规定。[73]这样既可避免使效力未定合同之当事人受到比有效合同之下更严苛的约束，又可保障该类合同进入“清算”前就效力决定有章可循。最后，其义务违反是否以过错为要件，端视缔约过失之构成而定。
我国学说一般认为，缔约过失应以过错为要件。[74]在举证责任、减轻或免责方面都应对义务人不利。所以在违反基于缔约过失而定的交易安全义务时，原则上由义务人证明自己已尽必要注意。同样说明义务人也要证明，他做出了必要的安排，以使合同对方可依法了解情况。[75]此外，在受害人与有过失方面，一般而言应持保守态度。[76]
当然，无论如何，只要义务人证明自己无过错，就能避免责任发生。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合同法学通说认为现行法下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是采严格责任的，[77]除了依《合同法》第117条适用免责事由之外，即使债务人证明自己无过失仍不能免责。这在立法论上存在争议。[78]有关合同法体系内部违约责任、缔约过失责任之归责原则的体系矛盾，以往学说也略有涉及，[79]只是因为这一体系矛盾似非常见，所以尚未为学说所不可容忍。但在本条所涉及的场景里，正好可以观察到二者狭路相逢时的后果：违约-严格责任，缔约过失-过错责任，依本条一般适用缔约过失，但是如上文所述，在此合同成立后生效前的“敏感”阶段又时有预约的解释空间，此时归责原则的不同就可能导致截然相反的后果。这种后果应予避免，其方法在立法论上无非是使违约与缔约过失的归责原则统合起来，至于当前解释论上的对策，应从两个方面人手：对于那些在缔约终止自由和信赖保护之权衡时应向前者倾斜的，则无论“义务人”出于故意、过失或是无过失，都尽量使之免除责任；另一方面，假如在上述价值衡量上应倾斜于后者，则提高义务人举证无过失免责的难度，以求接近预约违约的法律效果。
（二）实际履行及“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
本条文义中没有明确列举实际履行，参与制定的法官认为，就此救济方式存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难题。理论上的难题是指因合同尚未生效，所以办理批准或登记手续的义务也无约束力。[80]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合同未生效并不意味着合同之上无有效的义务存在，事实上本条“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和损害赔偿都是以此义务存在为前提的。施陶丁格评注甚至提到，在一个须批准合同中当事人可以按照需要为未定状态期间允诺一定的主给付义务。例如当事人就立即提存价款可以达成合意，且德国法院确有判决支持执行此等合意，于是尽管批准仍阙，买方却已可能陷于迟延。[81]可见申请义务或曰“协作义务”等附随性的义务更不会有任何障碍。
所谓“实践中的难题”是指，因执行不便所以没有包括在救济方式之中。[82]这种理解也不妥当，因为在我国现行法（受大陆法系影响）下，实际履行较损害赔偿一向处于优先地位，当事人诉请实际履行时，不可能仅因执行不便就判决败诉。而本条所称“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显然不是以判决赋予相对人义务，甚至也不是受害人之减损义务，而更像是对申请义务人拒绝申请的间接强制执行—实际履行，但是由相对人代为申请，而后由申请义务人承担费用。在判决主文的写作上，似仍应明确判令义务人实际履行申请义务，再附以“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否则直接判令相对人自己办理，实有混淆权利义务之嫌。鉴此可知，实际履行仍是可行的救济方式之一。
但以上还只是肯定实际履行为的可能选项，至于法院是否“必须”（或者“应该”）支持这种请求，则仍未回答。德国法对此问题的回答也颇有借鉴价值，而且还导向更深的理论思考。一般情况下德国法上的缔约过失绝不支持实际履行请求，最多也就延及于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而已（与下节所引bamberger评注的论述互参）。在批准生效合同这一特殊场合，于“申请义务”违反时可否实际履行，则还存在争议，这一点从“引言”所引弗卢梅的叙述可知。争议的落脚点仍在于缔约过失和违约之间，这又回到了“引言”阐发的“法教义学难题”。依循《解释（二）》第8条的文义，应取缔约过失之进路而支持一定条件下的实际履行请求，这也是比弗卢梅主张的违约进路而一般性地支持实际履行请求更合理的做法。因为后者由违约而强制履行，缺乏弹性，有过度缔约强制之嫌，这也正是缔约过失制度在传统上就一直警惕的。晚近德国预约理论的反思也正是向此过度缔约强制“开炮”的，这一走向与此处主题交相辉映，发人深省。[83]而前一进路在此警惕性传统之下略作修正，较好地尊重了当事人意思，也更切合于法定批准要件的意旨，或许合理很多。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究竟哪些情形下可以请求实际履行，本条似有以相对人自己办理为约束条件之意。此外，《合同法》第116条后段所列的三项审查也是必经的（此处只是“评价性”的引证该条，而非由此导入“违约责任”），其中“不适于强制履行”与上述缔约过失进路的警惕性传统正可相得益彰。具体来说，以下类型的合同应属“不适于强制履行”申请义务的：其一，继续性合同，如中外合资、合作合同，多以双方信赖为合同基础，申请义务人合同生效前的拒绝申请足可表明信赖基础丧失；其二，审批要求在法律政策上有赋予申请义务人“犹豫期”特点的，如国有资产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农村承包土地转包等。批准机关也会视申请义务人的意愿为必要前提，此时若违逆申请义务人意愿判由相对人申请，恐怕也是一纸空文；其三，其他缺乏申请义务人合作即便批准、登记也不可实际履行的合同。例如涉及商业秘密的技术进出口合同，判由相对人申请显然缺乏实益。在实践中真正有意义的“自己办理”是很少的。
有必要考虑的是，假如申请义务人已就申请程序制作好所有文书并交由相对人持有，此时能否不做如上区分地判由相对人“自己办理”。德民第873条的规定具有参考意义，根据该条，当事人就土地权利物权变动已将意思表示做成公证证书，或已向土地登记处做出意思表示，或已向土地登记处提出意思表示，或权利人已向相对人交付《土地登记法》规定的登记许可证书时，当事人将受合意的约束。[84]这种做法在划拨土地抵押登记的场合可能尤其有现实意义，因为划拨土地使用权抵押只是为日后转让提供了一种可能，与即时转让不可同日而语，相应地其审查更为宽松，如果相对人已能提交申请义务人亲自制作的法定申请文书，被受理登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法院判由相对人“自己办理”的判决对批准机关有何意义，也值得推敲。首先，这种判决不是强制执行协助通知书，在相对人自己提交申请时，是否批准申请仍在该机关的职权范围。但是，这种判决是否就对批准机关毫无意义呢？例如划拨土地使用权人在签订抵押合同之后拒不申请登记，相对人依本条取得胜诉判决“自己办理”，此时他是否应该将该判决一并提交批准机关？假如提交的话有何意义？如果不必提交的话，那么所谓判由自己办理只是阻却相对人借用申请义务人名义时的姓名（名称）侵权而已，对于审批无实际影响。而且因为相对人自己就是受害人，所以判由他自己办理的判决对他强制执行也是无稽之谈。若是如此，这种判决实为一纸空文，本条所追求的理应不止于此。笔者认为，该类判决可由相对人一并提交批准机关，相对人提交之后，批准机关应视为申请义务人自己提交的申请，并不可允许申请义务人单方撤销申请。就此可参考《德国民事诉讼法》第894条1款1句的规定—“若债务人被判令做出某意思表示，则一旦判决生效即视为该意思表示已经做出。”这种意思表示做出之拟制，或许正是此处判决所欲追求的效果。[85]
以上所探讨的“实际履行”仅限于“申请义务”的实际履行，其实还有另外可诉请履行的标的存在，那就是批准后生效合同上的给付义务。现在的问题就是，可否诉请实际履行申请批准的义务同时又诉请实际履行主给付义务？当然后一实际履行的判决应包含嗣后取得批准的前提。前述问题与依预约诉请缔结并履行本约颇为接近，如果对后者予以肯定回答的话，[86]那么前者就更有支持的必要，因为这已经是“本约”自身。但由此也更加体现出，这种“意定的缔约强制”的影响力是多么的猛烈。如前所述，预约方面已有学说竭力反思，而就批准生效合同来说，较好的柔化方式依本文所言，仍是采缔约过失进路（而不是违约进路），维持对缔约强制传统的警惕心，又不将实际履行彻底地关在门外。
（三）损害赔偿
本条规定的“实际损失”之赔偿，应为与“相对人自己办理”相并称的救济方法，一为损害赔偿，一为实际履行。实际损失并非传统民法及民法学的固有概念，在我国立法上，也仅见于《著作权法》（第49条）、《商标法》（第65条）、《邮政法》（第47条）、《铁路法》（第17条）等，而为《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基本法所未见，且在上述特别法偶尔出现时也未体现出确定内涵。《解释（二）》除本条之外，在第22、28、29条也使用了同一术语。参与制定的法官在对《解释（二）》第22条的注释里，试图区分《合同法》第113条规定的违约责任为财产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的损失，而后将可得利益排除在“实际损失”之外。[87]但是在《解释（二）》第28、29条的注释里，这种区分并不明显，尤其是该第28条以实际损失替代《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所称“造成的损失”而为违约金之最高限额，似更不应该将“可得利益”排除在外。可见该术语在此一司法解释之中也无一定内涵。本条使用“实际损失”一词并没有体现出要在传统民法损失分类之外另辟蹊径的意图，而只是强调对纳入赔偿范围的损失的谨慎态度—是“实际的”而非“空想的”。相应地，在确定赔偿范围时，仍须借助传统的分析框架。
我国学说一般认为，与缔约过失责任对应的损害赔偿是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88]在德国法中，bamberger评注则层次分明地总结道：
受害人可以要求回复到若无对方损害行为原本可以处于的状态。该请求权一般覆盖信赖损害（所谓消极利益），但是与德民第122条1款，第179条2款不同，并不限于履行利益。损害必须被受侵害义务的保护目的所覆盖。假如若非这一缔约过失行为该法律行为就会按受害人期待的内容实际成立，或者受侵害义务的保护目的含相关要求的话，该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例外地延伸至履行利益。就此直接适用德民第280条1款；而第280条3款并合第281至283条的规定于此并不发挥阻断作用。假如一份土地买卖合同因卖方的过错而形式无效的话，买方只能将某块同等价值的土地的高出价格差异作为损害赔偿予以主张；恢复原状，即订立一开始意图签订的合同的请求权并不成立。[89]
可见缔约过失的赔偿范围有从信赖利益到履行利益扩张的趋势，但是这一趋势又有所限制。其中体现了缔约过失在受害人信赖保护和义务人中止缔约之自由之间平衡的努力：因为对基于缔约过失的缔约强制抱有警惕，其赔偿范围至今原则上仍排除履行利益，[90]而仅在例外情况下有所扩展，即便如此，对于强制缔约式“恢复原状”（见以上引文末尾），则仍明确否定。对机关批准生效合同中的“申请义务”违反，因德国法的实践也导向缔约过失责任，所以以上观点在这类合同中也是适用的。[91]
相对于前述我国学说的通常理解（即限于“信赖利益损失”），德国法以上做法在损害赔偿与强制缔约、信赖利益赔偿与履行利益赔偿之间取舍时，权衡精当，巨细靡遗，使缔约过失保持了合理的弹性，甚值取法。[92]但是本条涉及的问题与一般缔约过失似仍有两处不同：一是合同已成立，只是未生效而已，这一特点意味着“缔约过失”救济方式可能因此契机而向实际履行扩张；二是机关批准意味着不可控的“机会”和不可归责的“风险”，这会支持一些特殊的抗辩理由。在取法德国法经验的基础上，本条将给缔约过失带来继续发展的机会。综合起来，其效果约有如下可能：
第一，如果在法律政策上批准、登记手续具有促使申请义务人慎重考虑、提供“犹豫期”的色彩，那么只要申请义务人确无恶意，即不应判由相对人办理，也无损害赔偿的余地；
第二，如果申请义务人违反义务的行为使所引起的信赖落空，则应赔偿信赖利益的损失；
第三，若无申请义务人违反义务情事，则合同理应生效的，可由相对人办理者，判由相对人自己办理，办理后若仍有迟延损害等，应予赔偿，如果因违反义务而确定不可生效，或者受害人可解除合同的，则应赔偿履行利益的损失；
第四，在损害赔偿方面可能还有一种特殊的抗辩值得考虑，即类似于假设因果关系的情况—虽然申请义务人违反义务而阻碍了批准取得，但即使他全面履行义务，批准也因其他不可归责于他的事由而不可取得。[93]毕竟申请之后能否批准还有诸多变数，如果申请义务人能够确切证明“纵履行申请义务亦不能获得批准”，并且不能获得批准的原因不可归责于义务人的话，此时强令其担责即为无理。这在农用地对外承包审批、商品房预售批准等情况下很难适用，因为批准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小，若申请而被拒绝基本上都可以归责于当事人；但在外资并购批准、反垄断法上的营业集中批准的场合，政策性强，自由裁量权大，批准拒绝常为当事人预先承受的风险，此时申请义务人就很可能因证明“纵履行申请义务亦不能获得批准”而免责。[94]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支持实际履行请求不能简单的“换算为”支持履行利益赔偿请求，因为实际履行针对的仅是“申请义务”，而不是当然的合同主给付义务。所以即使在允许实际履行和损害赔偿诉讼并合的场合，[95]就履行利益还须经过以上综合意见之第三、四项审查，并与前引bamberger评注所称“例外地延及于履行利益”的审查标准保持一致，其精义仍在于避免（违约责任进路下）缔约强制过于猛烈的影响。如此方如“引言”所言，“保持着缔约过失的弹性，但又汲取了违约责任的评价因子”。
注释:
[55]staudingerkommentar/ gursky, 2001 , vor§§182ff. rn.54.
[56] munchenerkommentar/roth,2001，§ 242, rn.217. vgl．volker emmerich，见前注[4]，s. 78f
[57]这一法律文件属部门规章，不属于《解释（二）》第8条文义涉及的法律依据之列，但仍对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产生影响。较低效力层级的“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实未可一笔抹杀，参见崔建远，见前注[39]，页286以下。
[58]参见刘贵祥：“股权转让纠纷的若干问题”，《人民法院报》2009年12月10日，第6版。
[59]palandt/heinrichs, 2006，§242, rn.33.
[60]heinrichs，同上注[59]，rn. 27ff。
[61]munchenerkommentar/roth,2001，§242，rn. 214.
[62]roth，同上注，rn. 216
[63]joachim gernhuber，见前注[30]，s. 190。
[64]参见刘贵祥，见前注[58]。
[65]此处的“必要措施”是指义务人不仅要提出申请，而且应尽当地可获得的救济措施以获取许可，即应尽“最大努力的义务”（这种义务被规定于该通则第5.1.4条）。参见商务部条约法律司编译：《国家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317。
[66]volker emmerich，见前注[4]，s. 79
[67]若因该企业“不作为”而致批准不可合理期待，此时受让方能否依《解释（二）》第8条要求作为第三人的企业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此处似可借鉴德民第311条3款第三人责任的规定，对《解释（二）》第8条作扩张适用。
[68]例如刘贵祥法官就认此申请义务为从给付义务，参见刘贵祥，见前注[58]。
[69]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40、41。
[70]有学者认为先合同义务与附随义务绝不相容，似非确论。参见侯国跃：《契约附随义务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页78。
[71]刘贵祥法官在讨论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协议时认为，违反申请义务这一“次给付义务”所导致者是违约责任。参见刘贵祥，见前注[58]。
[72]vgl. volker emmerich，见前注[4],s.79。此处作者径称义务人对批准不闻不问或拒绝协助的行为为“履行拒绝”。
[73]《外资纠纷规定（一）》第5 、6 、8条可供参考；学理上可参见崔建远：“合同解除的疑问和释答”，《法学》2005年第9期；volker emmerich，见前注[4]，s. 78 ; rolf sack，见前注[32]，rn. 169
[74]关于我国学说就此问题的辩论以及肯定的结论，参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页123 。
[75]volker emmerich，见前注[4]，s. 138。
[76]volker emmerich，见前注[4]，s. 138。
[77]参见梁慧星：“从过错责任到严格责任”，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页1 -7；崔建远，见前注[74]，页297以下；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428;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页528。
[78]参见崔建远：“严格责任？过错责任？—中国合同法归责原则的立法论”，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1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页190以下；韩世远：《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页88以下。
[79]参见王利明，见前注[77]，页432、433。
[80]沈德咏等，见前注[41]，页75。
[81] gursky，见前注[30],rn.54。
[82]沈德咏等，见前注[41]，页75。
[83]参见robert freitag，见前注[13]，313。
[84]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400、401;孙宪忠、常鹏翱：“论法律物权与事实物权的区分”，《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
[85]该条在德国法上的效果是仅替代债务人意思表示之做出，至于追求效果所须其他要件一仍其旧，如涉及第三人同意（特别是机关批准）要件时更必须补足，就此请参阅munchenerkommentar zur zpo/gruber,2007，§ 894, rn. 1，16。
[86]r. bork，见前注[14]，rn. 67.
[87]沈德咏等，见前注[41]，页166。
[88]崔建远，见前注[74]，页124;韩世远，见前注[77]，页127。另我国多有学者主张以上信赖利益应以履行利益为限，参见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页56；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743；李永军：《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156；韩世远，见前注[77]，页127。这一观点与德国法上不受履行利益限制的实务做法不同，参见volker emmerich，见前注[4], s. 137，因德国上述做法是在精细分辨一般缔约过失与德民第122条1款、第179条2款项下责任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见本段下引bamberger评注的阐述），个见以为似更有力；崔建远教授早期论文《缔约上过失责任论》所持观点近此，文载《吉林大学学报》（哲社）1992年第3期。但是我国现行法就错误下的赔偿责任明确要求过错（《民法通则》第61条1款后句、《合同法》第58条后句），对上述“精细分辨”有何影响尚待继续评估。关于此一错误制度比较法上的出入本身，可参叶金强教授的分析，见氏著：“私法效果的弹性化机制”，《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最后又及：我国也有学者已经涉及缔约过失赔偿范围的多样性，参见王洪亮：《缔约过失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页25 。
[89]bambergerkommentar/roth, 2003，§280，rn. 35f.
[90]vgl. munchkomm/ emmerich, 2001，vor§275，rn. 192，194.
[91]volker emmerich，见前注[4]，s. 77
[92]《外资纠纷规定（一）》第5条与第6条将基本相同的报批义务违反分别“解释”为缔约过失和违约，也显示出最高人民法院已认识到，应赋予缔约过失环节必要的弹性。但是该规定以“生效判决”这种刚性的前置条件作为划分标准，却又抵消了原本追求的“弹性”。关于参与制定该规定的法官的条文解读，参见，见前注[11]，页76、86以下。
[93]关于假设因果关系请参阅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192以下；王泽鉴：《债法总论：侵权行为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196、197;廖焕国：“假设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
第3篇：合同法解释范文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颁布实施10年后，最高院于2009年4月24日颁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5月13日起施行，以下简称司法解释）。
此司法解释是对《合同法》合同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遇到的难题的一次集中梳理和应对，其注重针对性，避免了条文抽象、笼统、原则，力求严谨、明确、具体可行。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矛盾纠纷逐渐转化为各类诉讼纠纷案件进入司法领域，给人民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司法解释的出台，有助于明晰合同订立、效力、履行、终止、违约责任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妥善解决合同领域的经济纠纷。
合同订立：乐观其成
曾有一段时期，我国对经济合同的签订采取严格的“要式”管理，即必须以书面形式达成，否则司法实践中不予确认，这种“要式”传统一直沿袭至今。司法解释对合同订立问题加以澄清，只要能从各种要素确认当事人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无论以何种形式，甚至欠缺某些条款，均可确认合同效力。
最高院对合同订立采取“三要素说”：只要能够确定当事人、合同标的和数量，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由此，衍生出其他一些确认合同成立的方法，比如允许从当事人的民事行为推定其订约意向，支持悬赏人公开声明的法律效力，允许当事人不签字只按手印签订合同，对双方当事人交易习惯的确认等，无不显示出对合同订立的一种“乐观其成”的宽松态度。
其中，以“行为推定”的方式确认合同成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曾发生这样的案例：建筑公司因施工期紧迫，而事先未能与有关厂家订好供货合同，造成施工过程中水泥短缺，急需100吨水泥。该公司向A市水泥厂发函，函件中称：“如贵厂有300号矿渍水泥现货（袋装），吨价不超过1500元，请于接信10日发货，运费自理。”A市水泥厂接信后即发货，但建筑公司已于到货前组织到货源，并以双方未订立合同为由拒绝接纳A市水泥厂的货，双方由此产生纠纷。司法解释明确此类合同可以民事行为的方式达成，从而使实践中大量的事实合同得以成立，有效保障了善意信诺一方的利益。
合同效力：保护善意方利益
司法解释重点对格式条款的效力进行了认定和解释，如果提供格式条款方没有尽到《合同法》规定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导致相对方没有注意到免责条款的，相对方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的要求，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总体而言，在合同的效力方面，司法解释严格适用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效力上坚持从宽认定有效。比如，在对无权人签订的合同效力认定上，允许被人以实际履行合同的行为表达追认意思；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作了限缩型解释，限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合同履行：妥善解决债务清偿问题
在司法解释“合同履行”的6个条款中，除了2条诉讼程序的规定外，均为关于债权债务清偿的实体性规定。这反映了在当前金融危机深化的经济背景下，恶意逃废债、资不抵债、债务清偿顺序等重要问题已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本是尽人皆知、无需赘言的道理，但有些企业却总是心存侥幸、胆大妄为，想方设法逃债。司法解释规定，债务人放弃其未到期的债权或者放弃债权担保，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收购或出售资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均有权提起撤销权诉讼。最高院给出了“合理价格”的判断标准：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70%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30%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
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经济主体陷入经营困境，资金链断裂，造成给付不足以全额清偿所有债权的问题，对此，司法解释也做了明确的顺序安排：当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
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允许情势变更
“情势变更”指的是合同依法成立后，发生了不可预见，且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情，动摇了合同订立的基础。在此情况下，应允许合同双方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该原则是合同法的一个重要原则，世界各国的立法均有规定。“情势变更”原则也一度被写入《合同法》草案，但最终没有被采纳。此次最高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将“情势变更”原则纳入，使合同法原则与国际合同规范更加接近，而这个原则的确立，实际上也是司法机关应对金融危机的积极对策。
但“情势变更”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用以确认合同履行的真实经济背景，对显失公平的合同履行加以纠正，但利用不当，也可能沦为当事人肆意毁约的借口，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情势变更”的引入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为此，最高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必须严格区分变更的情势与正常的市场风险之间的区别，对必须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进行裁判的个案，要呈报高级人民法院审查批准，最大限度地避免对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造成大的冲击。
违约责任：注重违约金的公平性
司法解释对违约责任的规定主要集中在违约金问题上。实践中常见的问题表现在对违约金设定标准过高，从而造成不公平的后果。例如，某标的额为10万元的买卖合同纠纷，当事人约定迟延履行违约金标准为每日2000元，即每日为标的额的2%，因买受人迟延履行10万元付款义务被对方诉至法院，按照双方约定的计算标准，当时已迟延200天，违约金40万元，且诉讼期间还在一天一天往上累计。类似的案例在实践中屡见不鲜，法院在处理这类问题也处于两难境地。
第4篇：合同法解释范文
（一）地域管辖
1.一般原则。合同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这样规定的理由，一是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关于原告就被告的一般原则和第二十四条关于合同纠纷的管辖原则；二是符合两便原则，简便易行，可操作性强，可以有效避免或者减少管辖争议和管辖异议。
2.与协议管辖的关系。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不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合同是否约定有协议管辖的内容。但依照法律规定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由专门人民法院专属管辖的除外。
即使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合同订有有效仲裁条款，次债务人也不得以仲裁协议为由对债权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提出管辖异议。
（二）诉的分立
1.债权人以债务人为被告提起诉讼后，又向同一人民法院以次债务人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合同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条件，同时又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受理；认为不符合合同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的，则告知债权人向次债务人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另行提起代位权诉讼（合同法解释第十五条）。程序上如此规定的根据在于“一事不可两诉”，同一债权不可重复主张。但考虑到债权数额的差异和诉讼时效问题，为了保障债权最大程度的实现，不宜驳回债权人的第二个起诉。
为了避免程序上的混乱，以债务人为被告提起的诉讼的管辖不能吸收代位权诉讼的管辖，以债务人为被告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代位权诉讼依照本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但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本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以债务人为被告提起的诉讼的管辖法院与代位权诉讼的管辖法院为同一法院的，则发生管辖竞合，由同一法院另案受理。
2.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又在同一法院或者不同法院以债务人为被告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依照合同法解释第十五条的精神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3.在以债务人为被告提起的诉讼与代位权诉讼并存的情况下，不论哪一个诉讼先提起，受理代位权诉讼的法院都应中止代位权诉讼的审理。因为本诉是否成立、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是否得到法院的确认以及确认的数额、范围等直接决定着代位权诉讼的结果，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受理代位权诉讼的法院应当中止审理（合同法解释第十五条）。
4.在债权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对超过债权人代位请求数额的债权部分以其债务人为被告提起诉讼的，受诉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诉。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可能是另一个法院，也可能与代位权诉讼的管辖法院为同一法院，则发生管辖竞合。无论竞合与否，债务人的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都应当受理；受理以后在代位权诉讼终结以前应当依法中止（合同法解释第二十二条）。
（三）第三人的追加
债权人在提起代位权诉讼时，如果未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债务人的加入有助于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因为债务人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联结枢纽，对于查证两个法律关系的事实和代位权诉讼能否成立，均具有重要意义，故人民法院可以将其追加为第三人。之所未规定“应当”追加而是规定“可以”追加，一是考虑债务人毕竟不是代位权诉讼的当事人；二是考虑保障诉权自由和尊重债权人的选择；三是考虑与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保持一致。
四、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一）债权人可否直接受偿问题
合同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根据这一规定，债权人有权直接受领通过代位权诉讼取得的财产。如此规定主要基于以下四点理由：
1.代位权，又称代位诉权、间接诉权，尽管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法律赋予债权人直接追索次债务人的权利，应当认为不仅具有程序意义，而且具有实体意义。即在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之间创设了新的直接后果的权利义务关系，一旦提起代位权诉讼，则可越过债务人而将次债务人视为债权人的债务人。
2.符合立法精神。依照传统民法的理论和有些国家的立法例，代位权诉讼的效力只能及于债务人与次债务人，而不能及于债权人，即代位权行使的效果直接归于债务人，而不能由债权人直接受领，即使在债务人怠于受领的情况下债权人虽可代为受领，但其受领后，债务人仍可请求债权人向其交付受领的财产。这一原则被称为代位权诉讼的“入库规则”。合同法试拟稿曾规定：代位权行使的效果归于债务人。合同法征求意见稿曾规定：行使代位权取得的财产；归债务人后再清偿债权。这样规定虽然有理论依据，但是不切合实际，不具有可操作性，不仅不利于发挥代位权制度的作用，而且有可能使代位权制度形同虚设。立法机关最终删去了这一内容，在颁布的法律中放弃了“入库规则”。
代位权诉讼不同于债务人清算程序或者破产程序。代位权制度旨在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清算程序或者破产程序旨在众多债权人的公平受偿。如果规定债权人不能直接受领通过代位权诉讼取得的财产，代位权诉讼取得的财产只能由债务人受领，会使得债权人丧失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积极性，债务人坐享其成，进而使代位权制度的设立失去意义。
3.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如果规定债权人不能直接受领代位权诉讼的财产，代位权诉讼取得的财产只能先归于债务人，债权人再以债务人为被告提起诉讼，则会徒增当事人的讼累，浪费司法资源，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甚至还可能会产生人民法院对本诉和代位权诉讼作出不同判决的情形。
4.符合“不告不理”原则。“不告不理”是民事诉讼法的原则。既然作为原告的债权人已主张权利，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未主张权利，则保护已提起诉讼的债权人的利益并无不当，其他债权人不仅事前有权主张，事后仍可向其主张权利，况且债务人并未破产，代位权诉讼属于个人案的普通诉讼，有别于破产程序，故并不存在对其他债权人不公平的问题。
5.符合公平原则。一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债权人都可依法提起代位权诉讼；二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债权人以同一次债务人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财产不足的，依据各自债权数额的大小按照比例分配；三是在代位权诉讼中，每一个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范围都以其债权（包含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为限，请求数额超过债务人对其所负债务额或者超过次债务人对债务人所负债务额的，对超出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对各方当事人的效力
1.对债务人的效力。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时，债务人以次债务人为被告提起的诉讼要受到限制；债务人行使其对次债务人的权利不得影响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不得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无论债务人是否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就代位权诉讼作出的判决均对其有影响。即代位权成立，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后，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债务人与其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债权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
2.对次债务人的效力。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事由，譬如同时履行抗辩、后履行抗辩、不安抗辩、时效抗辩，均可以向债权人主张；有些不属于债务人的抗辩事由，次债务人也能抗辩，譬如专属债务抗辩、债务数额抗辩等；有些专属于对债务人的抗辩事由，譬如程序上协议管辖抗辩，不可以向债权人主张。
第5篇：合同法解释范文
1.有偿收视有线电视节目
有线电视的付费用户与有线电视的经营者之间是一种服务合同关系。按照有线电视提供服务的规则，用户要获得有线电视的服务，需要先向有线电视台申请，缴纳费用，有线电视台接纳申请，收取费用之后，应给用户安装接收装置并发送信号。这是一个完整的要约、承诺过程，其中用户的申请是邀请要约，有线电视台提出的费用标准是要约，用户同意按照被告提出的费用标准交费，就是典型的承诺。经过这样的要约承诺，用户与有线电视台就以合同的形式确立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有线电视台未能遵守合同的约定，为用户提供合格的服务，有线电视的用户（媒介消费者）可以依法要求对方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在实际的操作中，有线电视的经营者一般都是预先拟订好提供服务的格式合同或含有部分格式条款的合同，对其服务的范围、质量、收费标准、结算方式、履行期限、维修保养、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等内容予以说明和约定。如果用户接受合同的条款并签订了合同，双方的有偿服务合同关系即告成立。由于合同中的格式条款都是由当事人一方单方面拟定的，某些经营者有时会违反公平原则，利用其优势地位在格式条款中加入对自己有利但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内容，而消费者又不能与条款的制定人就格式条款的具体内容进行协商，只能接受其提出的不合理的格式条款。这是含有格式条款的合同可能出现的弊端，因此有必要对格式条款在法律上进行控制。1999年出台的《合同法》在加强对格式条款的规范、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方面，设立了三项重要规则：“一是明确格式条款制订者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第39条）；二是禁止格式条款的制订者利用格式条款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第40条）；三是在解释格式条款时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第41条）。”（1）这些规定可以有效地防止和限制公司与企业滥用经济优势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从而对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订、购报纸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数报纸具有商品性。“读者按价付款购买报纸，取得报纸的使用价值-信息服务，广告商按价付款购买报纸版面，取得报纸的使用价值-广告宣传；报社按价收款，取得报纸的交换价值-货币；报纸的价值在交换中实现”（2）这就是报纸商品性的体现。
既然报纸是具有商品性的大众媒介精神产品，媒介消费者就只有通过有偿的方式-零售摊点购买或订阅，才能获得报纸的所有权。（3）
在零售摊点买报的读者是媒介精神产品的消费者，卖报者则是出售媒介精神产品的经营者（4），两者因报纸的买卖形成的关系，属于《合同法》分则确定的买卖合同，更具体的说，是买卖合同中的消费者合同，双方均受消费合同确认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拘束。买报者有义务支付相应的价款，同时有权利要求所买的报纸符合合同的约定，或者符合法律、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提供报纸的经营者则有义务保证报纸的质量符合合同的约定，或者符合法律、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同时也有权利要求买报的人按价支付报款。中国虽然未制定单独的消费者合同法，但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统一规定了商事合同和民事合同，其中民事合同中就包括了消费者合同。按照合同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合同当事人一方为消费者的场合，应当优先考虑对消费者利益的特殊保护，亦即对生产者和经销者一方的合同自由予以某种程度的限制。同时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消费者合同的规定，作为合同法的特别法，优先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作规定的，可以参照《合同法》总则和《合同法》分则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5）
以订阅的方式获得报纸的读者，不仅与出售报纸的经营者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还要与投递报纸的服务方建立投送服务合同关系。
目前国内报纸的投送服务可以分为邮政投送和非邮政投送两大类。
报刊发行是邮电部门经办了五十多年的一项主要邮政业务。2002年，经由邮局发行的报刊总数达6127种，占中国大陆报刊总数的67.4%.（6）经营邮政业务的部门属于公用企业，依法承担着普遍服务的社会义务。邮电部门可以利用其遍布城乡的通信网路，将报刊出版单位出版的报纸、杂志以订阅或零售的方式发送给读者。邮政企业与用户之间因使用包括报刊投递在内的邮政业务而建立的合同关系，在1987年开始实施的《邮政法》中已有具体的规定。该法虽属行政法，但其中关于用户使用邮政业务的规定属于民事法律规范，已为法律界多数人所认同。当然，与普通的民事合同关系相比，邮政企业在邮政合同之中承担着比用户更多的义务，这主要表现在：第一，邮政企业依法负有实行普遍服务的义务，除法律规定的事由外，邮政服务的提供者不得拒绝用户行使签订邮政合同的权利，亦不得因经济利益的多寡而有所取舍。第二，邮政企业不享有变更或解除邮政合同的权利。用户在交寄邮件后，只要邮件没有投交收件人，在支付了必要的费用后，可以撤回邮件或者变更收件人。邮政企业在邮政合同依法成立后，只有履行的义务，而不享有解除或变更的权利。第三，邮政企业违反邮政合同须承担较重的合同外责任。邮件损毁或延误，邮政企业需要承担的合同责任虽是有限的，但其合同之外的责任则较重。邮政工作人员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邮件损毁或延误的，要依法承担相当严厉的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新刑法第253条规定的“私拆、隐匿、毁弃邮件罪”和第304条规定的“故意延误投递邮件罪”，即是对严重违反法定邮政义务的刑事制裁。（7）
非邮政系统的报纸投送服务，主要是报社自办发行或其他社会发行公司开展的报纸征订投递业务。这类报纸征订发行的主体不属于国家法定的公用企业，他们与用户因报纸的投递服务而达成的协议，不属于《邮政法》的调整对象，而是平等主体之间普通的民事合同关系。如果发生纠纷，可以依据《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合同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进行裁判。
3.对大众媒体推销其产品、服务或者举办其他有奖活动的要约性广告作出承诺
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取得一致而达成的协议关系。要达成这一关系，首先要有一方作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然后有另一方表示同意，前者称为要约，后者称为承诺。如果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并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则属于要约邀请。
要约和要约邀请的法律性质、内容以及当事人的主观愿望是不同的。要约从到达受要约人时起即发生法律效力，要约人在一定时期内就要受其约束，不得随意撤回或撤销。如果要约人违反有效要约，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要约邀请只是提议、请求别人向自己发出要约，即使对方作出承诺，也不能因此产生合同关系，要约邀请人撤回邀请，一般也无须承担法律责任。此外，要约包括了合同的主要条款，而且要约人有愿意受到要约拘束的许诺；要约邀请并不包括合同的主要条款，且不含有当事人表示愿意接受拘束的意思，只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
有时候，大众媒体出于广大发行、增加收视用户等经营利益方面的目的，会刊登一些推销自己产品（报纸、节目）、服务或者其他有奖活动的广告，这类广告多属要约邀请的性质，只是一种事实行为。（8）但也有的广告内容符合要约的规定，比如以下这条报纸征订广告（9）：
订一份拥有使用权的报纸
读者可以拥有报纸的使用权吗？可以！这就是您手中的生活时报。
生活时报正在进行一项重大改革-建立一种全新的报纸和读者的关系。一旦您成为生活时报的订户，您不仅可以天天看到内容丰富的新闻和各种信息，而且还拥有了使用这张报纸的权利。订阅一九九九年生活时报的读者，享受如下权利：
无偿个人信息
凭订报发票和身份证，可以无偿您的求学信息、择业信息、求医求药信息、求购信息、个人财产出让转让信息、征婚启事以及其它合法的个人信息各一次，每条信息不超过一百字。
无偿刊登喜庆照片
凭订报发票和身份证，可以无偿刊登您的新婚照，结婚纪念照，小孩的满月照，周岁照以及您家庭中其他重大喜庆照片各一帧，可附简短文字。
刊登与报款等值的广告
假如您是单位公费订报，凭订报发票和单位介绍信，生活时报可为您刊登与您订报款等值的广告（以生活时报广告报价标准计），不再收取费用。但您的广告一定要符合广告法的规定，并提供证明广告内容真实合法的文件。
生活时报全年订价180元/份，邮发代号：1—229.
这条征订广告关于让订户拥有“使用权”的意思表示，内容具体确定，只要经受要约人（订户）承诺（付款订阅），要约人（生活时报）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有义务兑现订户的“使用权”），所以，这是一条符合要约规定的报纸征订广告。征订广告中所许诺的报纸“使用权”，实际也是该报订户的一种债权，订户与该报按照要约的条件办妥了订报手续之后，双方便建立了相应的消费者合同关系。由于大众媒体在这类自我推销的广告中向受众应允了“额外”的好处，所以在据此建立的合同中，大众媒体通常负有更多的债务，而作出承诺的受要约人则可以享有更多的债权，其权利义务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和《广告法》的规范和调整。
有的大众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的参与或扩大影响，还会刊登一些由其举办的有奖活动的声明和启事，如有奖征求新闻线索、有奖纠错、有奖竞猜、有奖视听、有奖调查等等。下面就是一则奖励读者捉错的报纸启事：（10）
挑错有奖
为向读者提供一份尽可能使之满意的报纸，本报特设立读者“捉错奖”，凡本报读者举报在《深圳商报》发现的差错，可按此办法给予奖励。
差错认定及奖励办法：差错分导向性差错、知识性差错、标题差错、文字差错4种。如读者发现知识性差错，每处差错奖励20元；发现标题差错，每处奖励30元；发现文字差错，每处奖励5元；发现导向性差错，视情况而定奖励。捉错者按举报时间先后，取前3名获奖。其余捉错多者，年终可赠送《深圳商报》和《深圳晚报》各一份。
差错举报以传真、邮寄为主。传真电话：3922849
大众媒体的这类举办有奖活动的公开声明和启事，表达了对完成指定行为的人给予具体报酬的明确意思，其实就是民事法律所称的悬赏广告。所谓悬赏广告，是指“广告人以公开广告的形式要约完成一定的行为并给付一定报酬，行为人以完成该种行为为承诺后，有权获得该报酬的特殊合同形式。”（11）
以上面例举的“挑错有奖”广告为例，报社公开声明：凡读者找出《深圳商报》上的导向性、知识性错误或标题、文字的差错，可给予奖励。并规定了具体的奖励规则。这就是向不特定的人发出的要约。（12）声明一经刊出，就对报社产生法律约束力。一俟有读者完成了报社指定的挑错要求，而便构成了对报社要约的有效承诺，挑出错误的读者有权请求报社按照既定的奖励标准给付报酬，发出奖励声明的报社则应当履行给付奖励的义务，否则将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
我国法律对悬赏广告尚未作明文规定，学界较多的人认同契约说，司法审判也多将因悬赏广告而起的民事纠纷视为合同之债，对其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审案裁判。
总之，上述三类媒介消费，即有偿收视有线电视节目、订购报刊、参与大众媒体举办的各种悬赏有奖活动等，会在大众媒体与媒介消费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合同关系，我国的《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邮政法》等法律中，都或多或少地含有调整和保护这类法律关系的规定。
二、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保护媒介消费者的权益
在媒介消费活动中，如果公民作为媒介消费者与大众媒体依法形成了上述合同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就受到合同法的调整和保护。下面就结合《合同法》的若干具体条款对此问题试作讨论。
《合同法》第六十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这两条是关于合同履行义务和合同违约责任的规定。
前一条规定要求债务人应全面地、适当地完成其合同义务，使债权人的合同债权得到完全实现，如交付约定的标的物，完成约定的工作成果，提供约定的服务等等，这当然也是媒介消费合同履行的起码要求。
后一条是关于合同违约责任的一般性规定。违约责任又称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是指当事人因违反合同债务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媒介消费合同履行中的违约行为有多种表现形式，概括地讲可分为不履行和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两大类。不履行合同义务就是当事人根本就没有实施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比如读者向报刊投递公司交付了订报款，但报刊公司却没有送报，用户向有线电视台交了入网费，有线电视台却没有在规定时间内为用户接通有线电视等等。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是指虽有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但该行为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合同的约定，包括交付的标的数量不够或有瑕疵（如报纸断期、缺版），提供的服务质量不合要求（如插播广告）等等，当有以上两种发生时，则有关当事人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可能碰到的一个问题是，某些媒介消费合同的订立，涉及的合同标的额很少，又可以即时清结，比如买一份报纸，没几个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卖双方不会就报纸的质量（13）有什么约定；有些媒介消费合同，即便采取了书面合同的形式，也十分简单，比如许多地方的有线电视用户，在入网交费后只拿到一纸发票外加一份用户使用证，双方并没有对有线电视的传送服务质量标准达成什么具体的协议。所以，一旦发生质量纠纷，怎么确定“质量不符合约定”就成了争诉的焦点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合同法》第62条的规定就很有用处了：
《合同法》第六十二条 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
……
这一条款是关于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时的法定适用规定。其中第（一）项的内容在处理媒介消费合同纠纷时尤其值得注意。
曾有法学专家在分析贾广恩诉河南新乡有线电视台滥插广告一案（14）时指出，该案的真实性质是合同之债，其具体的性质，就是服务合同。因此，这位专家主张追究有线电视台滥插广告的违约责任。理虽不错，但问题在于，贾广恩当初与新乡有线电视台达成有偿收视协议的时候，双方是否就插播广告问题有所约定？从笔者了解的情况看，实际并不存在这方面的约定，既然没有约定，凭什么认定有线电视台过量插播广告是一种违约行为呢？（15）笔者以为，这时候可以适用《合同法》第62条第（一）项的规定。该条款指出，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如果对产品或服务的质量要求不明确的，可以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具体就有线电视台而言，国务院1997年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原广播电影电视部同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广告宣传管理的通知》以及国家广电总局的《关于坚决禁止随意插播、超量播放广告的紧急通知》中都有关于广告播出的规范要求，这些规定，实际上也属于国家对有线电视播出质量提出的一种强制性指标和标准。假若有线电视台拒不执行这些强制性标准，根据《合同法》第62条的规定，就可以认定有线电视台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因而应当承担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有时候，对某类媒介消费合同行为，不仅合同法有所规定，其他的法律也有相关的规定。比如，因购买报纸而产生的那类合同关系，在《合同法》分则的买卖合同中有所规范，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亦有所规定；再如因邮政报刊投递而形成的服务合同，固然可以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来调整，但《邮政法》也对其另有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适用法律，合同法第123条作了规定：
《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三条 其他法律对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根据该条的规定，在其他有合同内容的法律中，凡对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又作了特殊规定的，应首先适用、依照该法律的规定。所以，如果发生报纸有偿消费的民事纠纷，在《合同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有规定的情况下，应首先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条文来处理；在《合同法》与《邮政法》都有规定的情况下，应首先适用《邮政法》的规定来处理。这就是所谓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自然，在实际的适用中，特别法仅仅是优于普通法而不是绝对排斥普通法，不是有了特别法的规定，普通法就绝对派不上用场了，有些特别法也可能存在空档或漏洞，这时候还需要回到普通法来找根据。例如报纸的购买者就报纸的质量问题提起诉讼（16），首先适用的应该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第10条规定了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但究竟如何确定一份报纸的质量是否符合约定，根据什么标准来判断出卖人应否承担违约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没有就此给出具体的裁判规则。这时候，就要回到《合同法》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中来找根据。
随着社会的发展，媒介消费的内容和形式也比过去更加多样化，也因此会生成一些新的媒介消费合同关系，对于这些新的合同关系，法律包括合同法分则中或许没有明确的规定，一旦发生纠纷，怎么办呢？《合同法》第124条对此类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作了规定：
第6篇：合同法解释范文
【关键词】特殊动产；多重买卖；交付；登记
一、概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第（四）款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主要规定的是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特殊动产多重买卖时标的物所有权归属的确定标准。该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1）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均未受领交付，先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3）均未受领交付，也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4）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之一，又为其他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将标的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此可以看出，此条司法解释依次为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特殊动产多重买卖中所有权的归属提供了四个判断标准：受领交付与否、办理转移登记与否、合同成立在先与否、交付优先于登记。在此文中，笔者只讨论最后一个规则：“交付优先于登记”。
在进一步评析第（四）款“交付优先于登记”这一规则之前，笔者想先对“多重买卖”和“特殊动产”进行解释。
“多重买卖”，通常又被称之为一物二卖、一物数卖等，刘保玉教授认为，“其基本含义是指将某一特定物分别出卖给两个以上买受人的法律现象。”王利明教授认为：“特殊动产的一物数卖，是指出卖人就其所有的或享有处分权的物，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多重买卖具有三个要素：第一，出卖人为同一个人（甲）；第二，出卖人就同一特殊动产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买受人分别订立买卖合同；第三，甲在订立每一买卖合同时，对该车均享有处分权。
此处所说的“特殊动产”是指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既可移动、但又具有特殊地位的动产。普通动产常常属于种类物，同一种类的物之间难以相互区分开来。与普通动产相比，就特殊动产而言，其个体往往具有可识别性，例如，机动车的发动机一般都有编号，具有唯一可识别性。
二、《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第（四）款之合理性
如王利明教授所言：“从法律上来看，特殊动产多重买卖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不仅关系到物权变动，还涉及到合同的效力和履行等问题，但是最重要的问题还是物权变动的规则和物权归属的确定。因为其中的物权变动规则，不仅可以实现物权归属的确定，而且，还为合同法上的责任认定奠定了基础。”而笔者在上文中已经提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第（四）款确立了“交付优先于登记”的规则，因此该款解释被作为解决特殊动产多重买卖情况下的关键标准。这一规则的确立解决了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如何确定特殊动产买卖中买受人的权利问题，统一了特殊动产多重买卖的物权变动规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第（四）款之批判思考
尽管该款解释确立了“交付优先于登记”的规则，解决了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争议的“特殊动产多重买卖情况下，究竟是交付优先于登记，还是登记优先于交付”这一问题，但是经过梳理和讨论不难发现，该款解释的合理性是存在争议的，在法律上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此款与《物权法》的规定相背离；其次，不利于我国动产登记制度的完善；再次，此款一定程度上将特殊动产等同于普通动产多重买卖的物权变动规则；最后，《买马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第（四）款确立了“交付的效力优于登记”这一规则，是因为司法解释的起草者认为，交付是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登记只不过是对抗要件，对于物权变动的效力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已。笔者对此观点并不十分赞同。
四、笔者的观点：应采用“登记优先交付”的规则
笔者认为，《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第（四）款确定的“交付优先于登记”这一规则，明显减弱了登记的公信力，而且，从其社会效果来看，一定程度上打击当事人办理登记的积极性，同时，还不利于国家行政机关加强对特殊动产的管理。再结合笔者前文所说的，此款规定一定程度上与《物权法》的规定和登记对抗主义的旨趣相背离。故此，笔者认为，《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第（四）款是不合理的，可以更正为“善意的登记权利人优先于已受领交付的受让人。”
从比较法的角度出发，很多国家对船舶、机动车和航空器等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都引入了登记的方式。而这其中的原由，正如王利明教授所说：“主要是因为登记的公信力要明显高于占有的公信力，因为登记是由国家机构作为独立的第三者，通过现代的数据管理手段而将登记的事项予以记载并对外公示，登记的方式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且因为登记机关要进行必要的审查，登记的内容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登记通过文字信息等清楚地载明，而且在信息化的当代，第三人可以较低成本进行调查，此外，登记机关的责任机制也为当事人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但就《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第（四）款确定的“交付优先于登记”这一规则来看，一旦认为在特殊动产的多重买卖中，交付的效力可以优先于登记，那么已经取得占有的当事人往往不会去办理登记，因为即便其他买受人办理了登记，也无法对抗其权利。这显然与设立特殊动产登记制度的目的是不相符的。当然，笔者此处所讨论的“登记优先于交付”规则应当仅仅适用于善意的登记权利人，因为依据法律不保护恶意原则，恶意的登记权利人不应当受到保护。
除了上述原由外，笔者认为，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应采用“登记优先于交付”这一规则的原因还包括四个方面：
（一）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保护善意买受人的权利
在特殊动产多重买卖情况下，善意买受人的保护是法律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善意买受人的保护首先取决于财产权利的明晰。与交付相比，登记更有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原因在于，登记的权利记载明确，而且因为是国家公权力机关负责办理登记，使得其不仅在必要的时候要进行实质审查而且要对登记错误承担赔偿责任，因而登记具有较强的公信力。而就占有而言，其具有多种方式，以其作为效力十分强大的公示方法，将使得不同的当事人主张依据不同的占有类型而享有权利，不仅不利于法律关系的明晰，而且会使第三人无法了解真实、明确的权利状况，危及交易安全。
（二）有利于解决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纠纷并确定其物权归属
笔者上文中已经提到，正是因为特殊动产不仅关系到权利人的个体利益，还涉及到社会公众的利益，为了营造和规范有序的特殊动产交易市场，防范可能出现的高风险交通事故以及在发生特殊动产侵权事故时确定责任主体，国家有义务通过登记的方法来明确特殊动产的物权状态。然而，交付相较于登记具有天然的缺陷，其无法准确地判断实际所有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交付具有内在性，交付本身仅发生于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第三人往往难以知晓，尽管交付的结果发生了占有移转，占有具有一定的公示性，但较之登记，交付的公示程度仍然较弱；二是交付所表征的权利不具有完整性和清晰性，从实践来看，当事人交付标的物的原因复杂，占有人究竟基于何种权利而占有该物，其权利的内容和具体范围如何，都无法通过占有得到清晰而完整的公示；三是交付因方式的多样性而不具有典型的公开性（如简易交付和占有改定就无法实现公示的效果），也无法进行准确的查询。交付仅仅是一种社会现实，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很大限制，第三人虽然可以进行核查，但所需成本太高。所以，确立了交付优先于登记的规则，仍然无法解决多重买卖的纠纷。因为已经占有标的物的权利人要办理登记，就必须先将登记权利人的登记涂销，而这又会引发新的争议和纠纷。
（三）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
从公示方法的角度来看，登记更符合效率原则。一方面，特殊动产作为交通工具，其游移不定，甚至可能在世界范围内运行，也有可能会多次发生占有主体的变更。如果没有登记作为其确权依据，而仅以交付为标准，往往会发生争议和纠纷，影响确权的效率。而如前文所述，登记因为是在国家公权主体机关进行的，其具有较强的公信力，有助于明确权属，避免争议的发生。举例来说，在德国，对于已经登记的内河船舶而言，登记具有推定力和公信力，因此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人即推定为真实权利人。在我国法上，登记也具有类似的效力，因此，以登记为标准认定权属，可以有效减少当事人的争议。
（四）有利于防止欺诈行为
严格地说，从诚实信用原则来讲，多重买卖本身就是不诚信的行为，其中常常涉及欺诈。从立法的价值取向而言，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多重买卖的发生。然而，如果采用“交付优先于登记”这一规则，其结果必然形成一种导向，即鼓励当事人不办理登记。如此一来，将会使占有人更容易进行多重买卖，其结果不是减少而是刺激和鼓励了多重买卖。而如果采取登记优先于交付的规则，则会鼓励当事人办理登记，在办理登记之后，潜在买受人通过查询登记就能够知晓权利的移转，从而不再与出卖人进行交易，可以大大减少多重买卖的发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就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而言，原则上更适合采用“善意的登记权利人优先于已经受领交付（占有标的物）的买受人”的规则。故此，笔者以为，《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第（四）款确定的“交付优先于登记”这一原则有待于商榷和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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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合同法解释范文
关键词：房屋交付 销售广告 定金 双倍赔偿
2003年5月7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已于2003年6月1日起实行。该《解释》解决了我国当前商品房交易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难点问题，如产权证和房屋交付使用时间、商品房的销售广告的法律效力、商品房认购书及定金、商品房欺诈的“双倍赔偿”等问题，填补了房地产交易法律的某些空白，但仍然显仓促、不严谨，存在一些可能引发新的争议之处。
产权证和房屋交付使用时间问题
实践中常常遇到购房人在入住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拿不到房屋产权证，因而影响购房人行使房屋所有权的情况，这种情况极大地侵害了购房人的合法权益。《解释》第一次对出卖人未及时办理房屋产权证的违约责任作出了具体规定，为以后的产权证纠纷官司提供了很好的解决依据。
按照《解释》第18条规定，由于出卖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原因，购房人在一定期限届满未能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除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这里所谓“一定期限”包括三种情形：一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二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尚未建成房屋的，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三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已竣工房屋的，自合同订立之日起90日。《解释》第19条还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或者《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的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届满后超过一年，由于出卖人的原因，导致买受人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这些规定对于购房人尽快取得房屋产权证、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解释》第18条规定的出卖人的违约责任语焉不详，我们认为这里所谓“出卖人的违约责任”，应当理解为出卖人对买受人因不能及时拿到房屋产权证而影响行使房屋所有权所造成的间接损失的赔偿责任。但是，买受人因不能及时拿到房屋产权证而影响行使房屋所有权所造成的间接损失，其数额在实践当中很难确定。考虑到此规定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买受人获得赔偿而是督促出卖人及时办理产权证，所以买受人可以考虑和出卖人在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具体赔偿数额。按照《解释》第19条规定，产权证的发放时间在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届满后最多不能超过一年，一旦超过一年的最长期限，买受人就可以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这里的损失应当包括买受人的全部损失，既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可得的间接损失。
房屋交付使用时间直接关系到房屋的毁损和灭失风险的责任承担问题。《解释》第11条明确规定，“对房屋的转移占有，视为房屋的交付使用，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所谓房屋的交付使用，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已建成的房屋转移给买房户占有，其外在表现按照第11条规定是出卖人对买受人的书面交房通知，按照交易习惯还应当同时将房屋的钥匙交付给买房户。当然，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对“房屋交付使用”的内容进行特别约定。这个条款的规定明确了一个问题：即房屋作为不动产，它的交付不一定要以拿到产权证为标准。只要是发生了房屋转移占有、使用的事实，就可以认为是房屋已经交付。
商品房销售广告的法律效力
实践中，开发商在销售商品房时利用销售广告进行促销时，经常做一些夸大宣传和虚假承诺，以吸引购房人与之签订合同。但是开发商的承诺在签约时并未写入或者没有全部写入合同中。交付入住后购房人才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与开发商交涉，开发商就以那些广告内容并未写在合同里为由拒绝承担责任，致使购房人无法主张权利。
此前，商品房的销售广告的法律效力问题一般通过《合同法》来解决，《合同法》第15条规定“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但是由于要约的认定需要严格的条件，所以实践中商品房销售广告多被认为是要约邀请，显然这对于购房人非常不利。《解释》确认了销售广告作为要约的具体条件和法律效力，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释》第3条规定：“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规定将使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利用虚假广告吸引客户、兜售商品房的行径将得到有效遏制。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按照该条操作,认定销售广告就是要约和合同条款并不容易,需要同时符合两个条件――销售广告内容既要是“开发规划范围内”的，又要是对合同“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
按照第一个条件，销售广告中对开发规划范围以外的说明和允诺不能视为合同条款。但是目前很多房屋买卖纠纷，是来自于开发商对周边环境的承诺。一旦购房人因为此种广告宣传而签订购房合同，是不能够视为要约或者合同条款的。第二个条件就更难让广告内容视为合同条款。所谓“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这里非常容易出现理解的差异。有人觉得采光好的房屋对他订立合同有重大影响，或者觉得小区内的会所按时交付对房屋价格有重大的影响等等。可这些到底能否获得法院的支持，还要看法官对各种“影响”是否“重大”的理解。法官怎么能知道业主到底看中了这个房子的哪些品质呢？说到底，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最终决定判决。
所以我们建议，购房人对商品房销售广告中有关开发规划范围以外的说明和允诺不要轻信，最好的办法是将特定的广告的内容写进合同。同时我们也忠告开发商，应当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对待销售广告。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和消费者维权意识的增强，以虚假广告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已行不通，靠侥幸得利于一时，到头来定会因为惩罚性“双倍”赔偿而“赔了夫人又折兵”
商品房认购书及定金
《解释》第4条规定：“出卖人通过认购、订购、预订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受定金作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的，如果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关于定金的规定处理；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出卖人应当将定金返还买受人。”《解释》第4条将“认购、订购、预订等方式”认定为合法，而在认购书中，直接体现双方利益的是定金。认购书中的定金，其目的是担保双方的诚信谈判义务，以达成正式的预售合同。但是，该条所谓“如果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关于定金的规定处理”，将使购房人的定金面临无法退回的风险。试想，钱已经在买房人手里，一旦合同未能签订，购房人将很难证明是买房人的原因导致“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众所周知，一个合同是否能够签署，绝大多数情况是买卖双方不能就合同的全部条款达成一致意见，所以，一般情况下往往难以分清责任，自然也很难证明是谁的过错。
另外按照《解释》第5条规定，如果认购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也就是说，购房人不一定非要签署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随意签署的认购协议，有可能本身就是商品房买卖合同。我们认为，买房人千万不要随意签署认购协议，尤其是缴纳定金的有关条款，要尽量注明“无条件退还”的字样。最好要在律师或者专业人士的协助下，直接签署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商品房欺诈的“双倍赔偿”
《解释》第8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一）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二）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解释》第9条规定：“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一）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二）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三）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上述两条规定是依据合同法中有关合同无效的情形演变而来，并且规定了由于此种情形造成的损失可要求购房款一倍的赔偿，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有相似之处，用在商品房这种高额不动产上并全国适用应属首次，其意义不可低估。
首先，《解释》明确了商品房适用消法第49条。此前，商品房欺诈不适用消法第49条的“1＋1”的“双倍赔偿”，《解释》第8条和第9条对此有所突破，肯定了商品房是商品，既然消法没有将商品房排斥在外，一旦发生欺诈就必须双倍赔偿。其次，《解释》显示了我国司法界态度的转变，开始以超然的状态，着眼于维护社会的公正。过去法官们担心双倍赔偿可能导致房地产业崩溃，所以在司法过程中法官没有做到超然的状态，而是把很多复杂的因素引入案件。而《解释》确立商品房双倍赔偿体现了我国司法界已经认识到法律价值正是恢复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消费者得到双倍赔偿并非不当得利。即使房地产行业因为双倍赔偿亏空破产了，原因也不在于法律，法律的目的就是尽量减少欺诈行为。再次，《解释》树立了欺诈的标准应当尽量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界定的典范。我国当前界定商业领域的欺诈的标准仍然停留在主观上，《解释》暗示了欺诈的标准应当尽量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界定。同时欺诈的性质应该是整体的，不是一个房子缺斤短两的问题。相应地，欺诈的法律后果也应当根据欺诈的主客观情况综合评判，可以分几种情况：一是双倍赔偿，如果构成双倍赔偿的话，应该是实质性的、而且性质相当严重的欺诈，二是解除合同，三是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
第8篇：合同法解释范文
关键词：保险条款，疑义利益，适用位阶，目的解释，限缩解释
保险立法史上，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援引与创设，初始系针对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不平等的交易地位而进行司法调整以实现公平交易，并体现对保险交易中的弱势群体-被保险人倾斜性保护的价值关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亦遵循了此一先进立法理念，移植并确立了疑义利益解释规则。该法第30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然而，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在我国保险司法实务中，法院动辄适用该法第30条，作出不利于保险人之解释与判决，以致保险公司感叹“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有鉴于此，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法理基础是什么？在法律适用上之位阶如何？其适用的条件是什么？范围又何在？等等，都有必要对保险契约的“疑义解释”规则作出解释，以利于公平合理地保护保险当事人双方的权益。
一、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之法理基础及其目的
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又称“不利解释”规则。此种解释规则渊源于罗马法“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益之解释”原则，其后为法学界所接受，不但法谚有所谓“用语有疑义时，应对使用者为不利益的解释”，且亦为英美法和大陆法所采用。1 目前，世界各国保险立法或司法判例大多确立或采用此规则。保险合同解释中的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系指“在保险单用语可以作出两种解释的情况下，保险单用语应当依照最不利于保险人的方式予以解释”。2 之所以当保险条款用语出现歧义时应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学说和判例所持依据及其目的主要有四：
1.“附和契约说”。该说认为，保险契约所载之条款一般皆由保险人预先拟定，实际上虽多由投保人为要保申请，但在通常情形，其对保险单之内容仅能表示接受或不接受，并无讨价还价之余地，故保险契约为附和契约。若保险人在拟约时，能立于公平正义之立场，不仅考虑本身，亦兼顾他人利益，则保险契约之附和性并非无可取之处。然而绝大多数拟约人皆未能把持超然之地位，惟以契约自由之美名，利用其丰富经验制定出只保护自己的条款，其相对人对此惟有接受或拒绝；别无选择。在此情形下，所谓契约自由则流于形式上的自由而已，对于内容订定之自由完全被剥夺。因此，当保险契约之条款用语有疑义时，应当作不利于条款拟制人之解释。3
2.“专有技术说”。该说认为，保险发展成为具有高度技术性的商行为贯穿了几个世纪，几乎可以说是一部史诗。4 保险是把可能遭受同样危险事故的多数人组织起来，结成团体，测定事故发生的比例（即概率），按照此比例分摊风险。根据概率论的科学方法，算定分担金要有特殊技术，这种特殊技术就是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的共同特征。5 保险条款中所涉及术语的专门化和技术性，并非一般投保人所能完全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若保险人科学地运作保险技术，合理地使用保险术语，则没有干涉或解释条款之必要。但保险人往往滥用保险技术，在保险条款中使用晦涩或模糊之文字，因此，应作不利于保险人之解释。
3.“弱者保护说”。该说认为，在保险交易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相对于保险人而言往往处于弱者地位，主要表现为“交易能力不对等”，具体表现为：（1）交易力量悬殊。保险业具有垄断性质，谈论合同自由是虚幻的；（2）交易信息不对称。保险合同是复杂的法律文件，非业内人士很难理解其中的文字。6 保险人拥有保险的专门技术。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而一般普通投保大众对此则不了解。因此，当对保险单条款发生歧义时，应作不利于保险人之解释。
4.“满足合理期待说”（honoring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the insured）。该学说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英美法系国家，7 是在“附和合同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保险合同是一个附和合同，换言之，在这种合同中，没有提出标准合同形式的当事人绝对没有机会对合同讨价还价。在承认这一点后，牢固确立了‘满足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和‘不允许被保险人的任何不合理利益’的原则”。③该学说的主张者是从保险业的历史变迁视角来阐述其理由的：保险业发展初期，保险契约当事人有相对的对等谈判力量，双方谈判时间充足，且当时交易类型简单，因此要保人与保险人对于保险契约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容易有相同的了解。但时至今日，保险交易类型繁杂，而保险契约类型有限及保险契约所约定之条文有限，以有限之保险契约类型承保日新月异的保险事故，本来即力有未逮；况保险契约之订定过程，在省时省钱的要求下，事实上不能详细讨论契约内容，更不可能针对具体危险状况，增删修改。保险人对保险契约内容固然具有“专业理解”，而社会大众则只凭直觉产生期待。日后保险人对保险契约的专业理解与要保人对保险契约之合理期待存在差距时，只要要保人之期待合理，则此种差距之不利益应由保险人承受，法院应遵循“满足合理期待原则”，为有利于被保险人一方的解释和处理。9
笔者认为，上述各种学说与理论，前三者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揭示了保险合同疑义解释规则的法理依据及其目的，均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合理性。“附和合同说”和“专有技术说”从保险人的角度，揭示了疑义解释规则的归责原则，即因其为保险条款拟制人或使用人以及拥有专门技术与专业知识，在拟款措辞时，理应尽相当合理之注意义务和相当之诚信，以明确方式使相对人了解其义，否则应承担疑义之不利益；而“弱者保护说”在上述二说的基础上，站在被保险人的立场，遵循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价值取向，描述了保险交易中被保险人“弱者地位”的情形及其成因，从而阐释了疑义解释规则的旨趣，即疑义解释规则出于工具理性之目的，通过这种工具理性而为处干弱者地位的被保险人提供一种司法上的救济。
笔者以为上述“满足合理期待说‘不仅不能成为”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理论基础与法理依据，而且是对”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背离。因为，”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归责原理是：若合同条款有疑义时作不利于条款拟文人的解释。其隐含的前提是：若合同条款的语句或术语清晰而明确，法庭不能对合同术语进行强制解释。而现代英美保险法中的”满足合理期待学说“可以解释为：法庭重视并尊重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合理预期，即使保单中严格的术语并不支持这些预期。10 这样看来，”满足合理期待说“是对传统合同法的背离。这种”背离“的弊端是明显的：首先，会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冲突。一方当事人会认为，法庭不应再解释明确而清晰的合同语言；而另一方则认为，除非清晰而明确的合同语言另有规定，法庭应授予投保人合理预期的权利。其次，保险人会认为法庭只考虑了投保人的合理预期，而没有考虑保险人的合理预期。这对保险公司而言，就产生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必然会导致较高的保险费率。最后，某些被告知的投保人可以得到他们没有预期的保险保障，因为一般的投保人是会预期该保险保障的产因此，正如美国著名保险学者所描述的”满足合理期待说“在一定程度是”法庭判决的保险“。12
综上所述，保险合同之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之基础和目的，系基于保险合同为一种附和合同，保险条款由保险人单方拟定，加之被保险人欠缺保险专业知识，且经济力量相对弱小，为衡平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当保险条款的用语有歧义或模糊时，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适用就成为必要。目前多数国家通过立法确立了一种对保险合同附和性的司法规制手段，以及对处于弱者地位的被保险人提供一种司法救济方式。
二、保险合同疑义解释规则之适用位阶
适用于保险合同的具体解释规则很多，例如，在英美法系国家的保险判例中，“能够发现的解释规则大约达13个。”13 当保险条款文义有疑义时，解释上应否优先适用疑义解释规则，颇多争议。归纳起来，有下列三种学说：14
1.“肯定说”，又称“主观说”。该说认为由于保险条款都由保险人拟定，所以在享有选择符合其目的的措辞之权利同时，也负有将之清晰地表达出来以让对方了解的义务。如果有疑义，应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以符合“如果有疑义，反对拟文人”的原则。支撑肯定说的理论基础为前述附和合同理论。附和合同与那些通过双方当事人相互磋商和妥协而形成合同条款的合同是不一样的，“在大多数场合，当事人意思优先这一主要原则，建立在不正确的前提下，即保险合同是同等力量的当事人间讨价还价的结果，那些当事人讨价还价，把他们的协议归纳成书面的。”15 因此，当保险人选定保单上的语言。书写保单，并将其卖给投保人后，如果该保单中含有不明确或模棱两可的条款，法院应当优先适用疑义解释规则，对此条款作出有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解释。
2.“否定说”，又称“客观说”。该说反对主观说的见解，认为主观说将疑义解释规则视为“优先原则”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因为它出自于个别保险合同的主观解释原则，而忽略了一般格式保险合同条款适用于危险共同团体内各成员的客观性。因此，该说主张法院在解释保险合同的疑义条款时，应当立于完全超然的地位，没有作不利于哪一方当事人解释的必要。支撑否定说的理论基础有二：其一为“团体契约说”。该理论认为，保险为一种分散危险的工具。危险的分散需要有一个遭受同类危险威胁的共同团体来承担，故任何一种保险均需以一危险共同体的存在为先决条件。此团体由各个因某种危险事故发生而将遭受损失之人（被保险人）所组成，而保险人仅是负责集中危险及管理危险而赚取营业利润的组织。因此，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将有损危险共同体之根基。16 其二为“政府干预说”。该理论认为，一般定式合同保险条款并不是全部由保险人单方拟定，保险条款在应用前须先经保险监督机关的审查。由于不可能期待保险人具有将条款内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事先考虑清楚而表达出来的能力，所以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适用有违合同双方当事人平等对待原则。因此，“客观说”视已经保险监督机关审查通过的保险条款具有和法律相同的效力，其解释方法应依一般法条解释原则，无所谓作不利于保险人解释的必要。
3.“折中说”。折中说首先反对客观说的见解，其理由为：事实上无任何格式保险合伺条款的制定，由被保险人以同样的地位和保险人共同完成。即使其条款的应用需经保险监督机关的审查，但也只以保险人所提的稿案为案臼而已，并且审查机关为行政机关而不是立法机关，不得将审查核准后的条款视为法律规定。这就要求保险人在拟稿措辞的时候基于其丰富的经验，应考虑各种可能产生的状况并付诸于文字，以明确的方式使对方了解其义。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并未违反平等对待原则，即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并不是只对一两个被保险人，而是对所有的被保险人都可适用。另一方面，对于不明确条款的解释，也不得纯就被保险人个人的利益而即刻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首先应顾及保险危险共同团体的概念及保险的真谛，参前该合同的目的，依诚实信用原则加以解释；如果仍无法确定该有疑义条款的意义时，则可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
笔者认为，作为保险合同解释的一项特殊原则，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只有在适用保险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未能解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情况下方能得以适用。如同英国保险法学者Clark所指出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可供依靠的第二位的解释原则，该原则在其他解释原则无法确定保险合同含义的情况下方可采用”。17 之所以要在保险合同当事人就保险合同条款的含义产生争议的情况下首先适用保险合同解释的一般解释原则，原因在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仅仅为解释保险合同的歧义条款提供了一种手段或者途径，它本身并不能取代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更没有提供解释保险合同的方法；而且，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不具有绝对性，不能排除解释合同的一般原则或者方法的适用，对保险合同任意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所具有的“辅原则”的特征，决定了在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就保险合同的条款产生争议的情况下，保险合同解释原则的正确适用位次为：首先得以适用的应为保险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意图解释原则。从保险单本身及任何附件（例如投保单等）中发现的当事人的意图应居于统治地位。在探究当事人的意图时，可以采用隶属于该一般原则的一些辅助规则，如文意解释规则、上下文解释规则以及补充解释规则等。只有在运用意图解释原则以及该原则的相关辅助规则仍不能正确解释保单条款的情况下，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方为可能。18
三、保险条款是否疑义之判断标准
一般认为，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实质要件是保险合同中所载条款之用语“模糊不清”（ambiguity）。这一原则通常被叙述为“模糊规则”（ambiguity rule）：如果标准的保险合同的某一条款意思模糊不清，法院将作出对被保险人有利的条款解释。19 但问题是：是否所有的保险条款均可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用语模糊不清之判断标准为何？等等，需要进一步探究。
1.疑义利益解释规则是否适用于个别议商性条款现代商业保险实务中，保险契约通常由定型化契约条款与个别议商契约条款共同组成。《保险法》第18条、第19条对二者分别作了规定。第18条规定：“保险合同应当包括下列事项：（1）保险人名称和住所……”；第19条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在前条规定的保险合同事项外，可以就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事项作出约定。”其中，定型化契约条款均由保险人自行拟定，但需报保险主管机关核准方可使用。我国《保险法》第106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保险公司拟订的其他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备案。”但由于保险标的不同、保险期间不同、保险条件不同等原因，定型化契约条款无法一一涵盖，更无法切合个案保险的需要。因此，实际上又基于契约自由原则，在不违背法律强制或禁止规定的前提下，允许当事人以个别议商方式，另行约定，此即个别议商条款。20 当投保人参与了保险合同的起草，或者保险公司不单独对合同的语义负责的时候，疑义解释规则很可能会不再适用。“ 21 依前述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不利于条款拟订人“原理的实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当仅适用于定型化契约条款，而不适用于个别议商契约条款。个别议商契约条款的解释，应当探求当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于所使用的词句。
2.定型化保险条款是否“疑义”的判断标准
“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实质要件和前提，是保险合同的定型条款”模糊不清“（ambiguity）。”模糊不清“这一用语的本来含义，系指”一个词语具有两个以上完全不同的含义，以至于在同一时间，对这一词语的理解既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不正确的“。22 按照英美法院的主流观点，只有在保单条款模糊不清，并且这种模糊不清无法借助外部证据予以解决的情况下，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方可适用。因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只应为消除疑惑的目的而使用。据此，保单条款如不存在模糊不清，对保单的解释就无必要，此时该保单应依照其条款予以履行。
保险合同的条款是否模糊不清，将由审查案件的法院根据客观情况予以确定。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英美法院就此确立了许多可供我们参考的判断规则，归纳起来主要有：其一，在考察保险合同的条款是否模糊不清时，法院所使用的方法应当是能够“找到模糊不清”而非“制造模糊不清”的方法。23 其二，保险合同条款是否模糊不清，其考虑因素主要不是合同的用语或措辞，而是不同的“合同阅读者”在阅读该份合同时，是否将“诚实地对其含义产生歧义”。至于何者谓‘合同阅读者“，英美法院的确认标准各有不同：美国法院主要将其确定为”正常的具有合理理解能力的人“；英国法院则一般将其确定为”正常的律师“。两相比较，笔者以为，美国法院的标准显然更为合理。因为将合同阅读者确定为”正常的律师“对被保险人而言过于苛刻，并
且“律师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并非普遍接受的理解”。其三，英美法院除从正面对“模糊不清”的含义加以界定以外，还从个案中归纳出了许多不属“模糊不清”的例外情况，这主要包括：保险合同条款不因其用语可以在字典中找到不同的定义而模糊不清，因为该用语的真实含义可能可以从上下文中清楚地推断出来；保险合同的用语不因法院在先前的案件中对其持不同的见解而必然模糊不清；保险合同的条款也不会仅因其难以解释、十分复杂以及保险纠纷的当事人对该用语诗不同的观点而模糊不清；即便是在保险合同难以辨认的情况下，如果审理案件的法院能够阅读并理解该合同，该含同条款也不能被认为是模糊不清。综上，只有在经过全部考虑之后，法院仍认为无法解释，保险合同的条款才是模糊不清的。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如欲得到适用，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模糊不清”之处的产生不承担责任。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作为格式合同解释主要原则的“不利于制定人原则”在保险法中的具体体现。虽然保险合同的制定人通常均为保险人，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例如保险市场低迷、保险业务竞争激烈等），保险合同的某些条款也完全有可能由被保险人拟定。此时，如果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就此条款产生争议，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将不再适用，法院将允许当事人提交证据以证明谁应承担责任。
3.保险专业术语是否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
保险单充满了“专门用语”，常常使未受训练的人迷惑。24 那么，当被保险人对专门术语按普通理解与保险人按专业含义理解不一致时，是否应当适用疑义解释规则，则无不疑义。这里涉及在解释该术语时是普通含义占优还是专门含义占优的价值判断问题。
对保险单文字含义进行解释时，一般应当首先按普通含义去理解词语，但在词语有“专门含义”时则不能按照普通含义去理解，这种情况下专门含义是优先的。25 保险单术语的专门含义优先于普通含义，主要有两种情形：26第一种情形是保险单中的词语“有专门的法律含义”。“有时，法律所要求的语言本身是不明确或者模棱两可的，则法院不会将此语言解释为对条款提出者或书写者不利。”27 第二种情形是保险单中的术语有“专门的技术含义”。“如果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表明其是在专门含义上使用某一词语的，则法院对该词语应解释为专门含义。”28上述情形出现最多的是那些规定责任或除外责任的词语。这些词语可能是刑事犯罪的名称，例如盗贼；或者是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技术含义，例如保险危险中的“暴风”就有特殊含义，它并非普通含义上的“非常大的风”，而是专指17.2米/秒以上（相当于风力表8级以上）的风力，若小于这一衡量标准，就不是保险危险中“暴风”的正确含义。在上述情形之下，应按专业含义的解释从优原则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
四、被保险人是否弱者之判断标准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创立，系建立在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不平等的交易地位进行司法调整这一理念的基础之上。“在个人保险领域，合同当事人之间迥然不同的地位是至为明显的，被保险人通常未受训练并对保险条款的细微差异不表怀疑。有鉴于此，公平原则要求保险合同依照被保险人解释其用语的方式予以诠释。”29 不过，由于在保险实践中，除了存在大量的由拥有优势谈判地位的保险人拟定并在“取舍听便”的基础上销售给被保险人的格式保单以外，还存在着为数众多、由经验老到的保险经纪人、风险管理人及律师代表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经谈判达成的商业保险合同，这就产生了一个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有关的问题，即在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交易地位相等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签订的商业保险合同是否仍然能够适用该原则？
第9篇：合同法解释范文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同期限内仍未履行的；
4、当事人一方迟延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
【法律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