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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 唯物史观
1859年6月11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它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创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部著作的《序言》里,马克思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集中表述了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这个表述的最后,他又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指出了历史上“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读者和研究者通过序言可以了解到作者和出版者的意旨,达到指导自己实践活动的目的。
一、序言中的唯物史观的由来
恩格斯把唯物史观看作马克思一生两大发现之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唯物史观, 使得我们有可能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 找出内在的带有规律性的联系, 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为我们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武器。马克思本来是研究哲学、历史和法律的。只是在他主编《莱茵报》的时候, 遇到了“要对所谓的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这一难事, 才促使他去研究经济学问题。相反, 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而对物质生活关系的解剖, 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以后马克思开始集中精力研究政治经济学。
二、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有几个基本的观点是需要我们牢牢把握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这里马克思就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伟大的研究成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哲学中,一直被当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出现以前, 在社会历史观领域, 一直是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历史上有不少思想家,在研究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时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这些不乏真知灼见的思想材料是唯物史观的重要来源,但他们始终无法摆脱唯心主义。这些思想家往往是在自然观上还是唯物主义的,但是,一转到历史领域就变成唯心主义了。马克恩格斯在总结马克思一生的伟大发现时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而紧接着的一段论述,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具有认识论上的意思,《序言》中的观点与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思想上是完全相承的。而在那里, 马克思是针对认识问题而言的。他的观点很明确“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这显然是典型的反映论思想。
三、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唯物史观中不但谈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的原理,并且谈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会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这就是马克思对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的表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人们不可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任何人的意志也不可能把它废除,而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冲突时,任何人、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它的变革。生产关系变了,全部思想关系即上层建筑或迟或早都会发生变革。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还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胞胎里发展的生产力,无知妄说,的基本原理绝不是谥之曰“传统论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任意否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总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促使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关键词:浅析 民族理论
民族理论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一个渐进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就它的产生来说,具有深刻的历史、社会、经济背景的,同时它的产生也是时展的需要。马克思本人在不断借鉴和吸收前人有关民族思想研究的基础之上,经过长时间地、不断地理论总结与实践践行,使自己有关民族理论思想的体系得到不断地完善和充实。纵观民族理论思想体系中有关民族与民族问题的观点和看法,无不闪耀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光环。
一、“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
这是民族理论思想一个重要的基本的观点,民族观认为,民族不是从来就有的,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民族的产生跟阶级的产生一样,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所谓的民族就指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同时它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并且民族的发展变化同样受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制约。马克思这一民族理论思想观点的提出是有深刻的理论指导做铺垫的,那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唯物史观之所以被称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并在人类思想史上造成了一次革命性变革,正是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唯物史观在肯定唯心史观有关“精神动力”的历史作用时,进一步探究并发现了历史深处的“动力的动力”。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个民族中间又是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马克思把这一探究历史奥秘的钥匙——唯物史观原理,成功地运用到民族理论思想的研究上来并提出了“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
二、“民族有它自身形成、发展到消亡的客观规律”
唯物辩证法既是一个范畴体系,也是一个规律体系。所谓的范畴体系和规律体系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来揭示事物的联系和发展的一般性质,只是由于他们所反映的层次和深度不同而不同而已。唯物辩证法认为,所谓的规律就是指事物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规律的存在与发生作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是客观的,它既不能被消灭也不能被创造。而在民族理论思想中有关“民族有它自身形成、发展到消亡的客观规律”的思想正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民族理论研究中最佳体现。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成功地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得出民族即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神创造的,民族自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并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不断演变而形成的,其中从某种程度上说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充当了民族形成的引擎;同样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民族就会自行消亡,正如同志所讲的那样:“首先是阶级消亡,尔后是国家消亡,尔后是民族消亡”,因为当生产力足够发达时民族也会随之消亡。这就是民族理论思想当中有关民族有它自身形成、发展到消亡的客观规律的观点。由此可见,马克思有关民族理论思想的观点无不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伟大光辉。
三、“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
民族理论思想明确指出,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整个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而世界的联系和发展则是通过一系列的基本环节得以实现的,这些基本环节反映在哲学上就是一些辩证法学说的基本范畴。其中整体与部分就是一对极其古老、使用极其广泛的辩证法范畴。黑格尔曾经在《逻辑学》中有过专门的一章讨论过整体与部分这对范畴,精辟地指出了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准确运用整体与部分的辩证法关系,提出民族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至始至终都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马克思这一有关“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的民族理论思想观点是他运用辩证法思想分析社会实际问题的光辉典范。总之,马克思有关民族理论思想的研究可谓内容丰富,见解独到,而且到处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3]肖前,黄楠森,陈晏清等.哲学原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
关键词:专题教学资本主义的形成资本原始积累批判性
《基本原理概论》是随着05方案实施形成的崭新课程,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础性课程,内容全面而丰富,相对于其他的思政课程,它又具有理论性强的特点。在教学的过程中,出现了系统性的章节、学理性强而全面的内容与课时不足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在教学中如何处理好课程教学中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把握其理论的精髓,圆满的完成教学任务,达到“着重讲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大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教学目标,确实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能力和素质方面的要求,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经过近两年的教学实践,笔者尝试采用专题教学法,增强了教学的实效性。本文选取《原理》课第四章资本主义的形成及本质中关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问题为例,探讨专题教学在《原理》课教学中的现实可行性及意义。
一、《原理》课教学过程中必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则
(一)把握和体现理论的整体性和思想性
作为科学的理论,不只是一门知识体系,具有知识性,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具有整体性和思想性。如果把它分为三个部分去教学,造成一种严重的后果:把它当成一门知识去传播,大大降低了其思想性,弱化了其批判性,使原理课成为教条僵化、空洞说教等的代名词,极大的影响了其教学效果。
基本原理的教学的根本任务在于:帮助学生掌握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辨别政治是非的能力。以专题的形式对基本原理进行教学,既可以实现三个组成部分在知识层面上的相互渗透,又可以体现理论的整体性和思想性。我们在教学中注重揭示理论本身的逻辑性,并力求展现其逻辑力量。这就要求在教学中,我们应当充分的借助理论本身具备强烈的逻辑性与批判现实的精神,在教学中,注重分析基本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以第四章关于“资本主义的形成”的教学为例,教材在关于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的论述已相当完整,内容有:1、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的时间、主要途径。2、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及其在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的历史意义。这些较完整的知识和系统的思路无疑在教学中给予学生和老师重要的思路指向,然而如果教师只是将这些知识点讲明,而没有尝试深入,那么这样的教学就同中学政治课无异了,只是将这些知识灌输给学生,也就没有办法达到启发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目的。教师要真正做到对理论的深入的挖掘,知识面上的展开,就必需选取教学内容中的重点内容,以专题的形式,结合相关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前沿问题展开,就会有利于将理论本身的思想性得到彰显。
在对教材的分析过程中发现,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论述,注重从历史上时间层面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关的各个因素的产生的时间及途径,如资产阶级的产生是由封建行会内部的分化产生的,由商业资本家演化而成的,而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另外一个因素:自由劳动力的产生,由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演变而来。针对这个问题,要采用对于欧洲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中,综合探讨其历史背景,也就是探讨封建社会的末期的历史条件,在社会的各经济因素中,特别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有紧密联系的生产因素,如封建社会所有制关系,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区别,如封建社会的地方割据如何形成及影响,人身的依附的关系,等重点探讨,生产过程中,封建社会的资本的面貌,以及它运行的方式与资本主义存在的根本的区别。通过这个过程,引导同学综合运用自己的历史知识和马克思唯物史观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主动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条件。
(二)把握理论深入与前沿问题的结合,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
批判性不只是理论批判,更重要的是对现实的批判。批判的目的在于改造现实,使现实朝着更加符合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状况发展。离开批判性,一味迎合现实不是的立场,也就不能说服学生,更不能使学生对这门课感兴趣。思想政治理论课注重培养学生在生活中盲目接受各种流行观念和价值信仰,而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进一步追问其合理性,进而做出判断和选择。
理论是在对现实的批判中产生的,它立足于社会历史的现实发展,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性。在教学的过程中,应善于引导学生回溯历史,考察理论的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探讨马克思提出科学的理论的现实意义。这反映在主题式的教学中,要求同学要针对某一理论,要具备历史的视角,对理论本身形成与当时社会面临的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最终,了解理论提出的历史价值。在主题式教学过程中,要达到此目的应选取结合前沿性的问题综合探讨,充分调动学生探讨问题的愿望,特别是选取正处在争论当中的,对此没有形成定性认识的问题,在教学的整个过程中,学生必需要对选取的问题进行信息的搜集,达到对问题争论的实质的认识,之后根据自身的立场和判断,形成观点,并探讨支持此观点的根据。课堂的完成,由于引入历史的视角,不仅使得学生对理论的理解更加深入,而且在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比较分析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
以“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为例,可以提前布置学生搜集近期关于“中国是否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争论进行课堂上进行讨论。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回答问题,中国民营企业的崛起是否属于资本原始积累,资本原始积累的意义和内涵是什么,如果不是,那么,中国曾经经历过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吗?是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形式进行。
对此问题的讨论,必然要求学生在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观点的基础上,深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考察东西方特别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找出两者之间的特点和区别。课堂教学中,教师有意引导学生运用唯物史观探讨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探讨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的特点,综合联系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更替的基本规律及特殊性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使学生形成认识: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形成的推动因素之一,是工业化进程的前提条件,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情况特殊,发展缓慢,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是以政府推动为特点,如,推动资本积累,建立了清末的工业基础。对于现今讨论“民营资本原始积累”的问题,是不是资本原始积累,要考虑我国跨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对应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是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推动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因此,经过讨论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关于“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分析现实的问题的能力。
二、《原理》课实施专题教学法的要求
专题教学法通过把学科知识的理论性、系统性、思想性、现实性相结合,以提高教学实效。基本原理的专题教学,就是要把基本原理的核心内容及其组成部分按照内在逻辑组成一个专题体系,并结合相应的方法进行教学的一种教学法。
笔者选取的关于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问题的专题教学,方法论的依据在于运用基本原理的观点和方法,针对改革实践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学生中出现的一些模糊认识,进行辩证分析,使学生掌握的正确原则、立场、观点和思维方法。
本专题教学的目的十分明确,以的基本原理为依据,分析现今我国在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由于社会的改革的推动而出现的在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民营企业家个人财富增长迅猛的现象原因及意义。强调这个过程与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的本质区别。认识到关于“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意义体现在我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意义。引导学生应用关于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的认识,论证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性。
一、统筹兼顾的协调发展哲学底蕴
在“统筹兼顾”中,“统”指的是统揽、总揽,就是宏观调控,适时适当地干预;“筹”指的是筹划、协调;“兼顾”则强调,既要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又要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解决好方方面面的矛盾。要求我们在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发展战略,执行发展政策,采取发展措施时,做到总揽全局、全面规划、兼顾各方、协调发展。其一,统筹兼顾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唯物辩证法认为,现实的事物,一般都是由多种矛盾构成的。在多种矛盾中,存在着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结的。一方面,主要矛盾规定和制约着非主要矛盾,不首先抓住主要矛盾,非主要矛盾也不容易解决好;另一方面,非主要矛盾又影响和制约着主要矛盾,非主要矛盾的解决,有利于推动主要矛盾的解决。而且,随着条件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发展阶段的推移,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可以相互转化。所以,抓住主要矛盾,又必须注意掌握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共同发展。在当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其二,统筹兼顾是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众多方面、诸多要素组成的统一的整体,这些众多方面和诸多要素不是截然分开、各自独立的,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在相互影响、相互交错运动中,彼此发生相互作用,共同向前发展的。这就要求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统筹全面发展,做到全面考虑、全面兼顾、全面规划,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整体推进,全面进步;统筹协调发展,做到周密计划、平衡统一、合理安排、比例适当,实现从非均衡型发展不断走向均衡发展;统筹可持续发展,做到瞻前顾后、从长计议,保持发展后劲,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持久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生态良性循环;统筹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协调好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满足不同阶层人群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
二、动态平衡的协调发展哲学底蕴
其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在与其他事物的普遍联系之中,一事物离开与他事物的联系,就谈不上存在,更谈不上发展。从普遍联系的观点看,事物的发展必然在与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之中的辩证发展,因此,只有兼顾其他方面,协调平衡好各方面的关系,事物才能健康发展,否则,就是畸形的、单一突进的发展,就会导致事物的停顿和倒退。而这种协调平衡也是动态的,是从不平衡走向平衡,然后,又走向不平衡,再走向平衡,这样循环往复的促使事物向前发展。其二,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要在社会基本矛盾的层次上实现和促进动态平衡协调发展,就必须科学地理解和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不平衡来看待平衡,不能把协调直接等同于平衡。不平衡的存在是平衡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1]因此,不包含非平衡在内的平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协调发展就是包含不平衡在内的平衡。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平衡来看待不平衡,借口不平衡的绝对性而否认相对平衡,进而否认协调。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总是平衡了又不平衡,必须注意的是,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必须有一个合理的限度,不能随意扩张。一旦条件具备,就必须及时跟进,力求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在抓住和解决主要矛盾的过程中,虽然允许在短时期某一方面问题可重点把握、适度超前,但这种重点把握和适度超前必须保持在一定的幅度之内,每一方面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其他方面的条件而过度超前。一旦某个方面出现过度超前发展的情况,引起与其他方面发展上的严重失衡,必然最终影响社会发展的全局。因此,要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就必须始终注意和解决好社会发展的协调与平衡问题。只有保持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才能使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实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整体跃迁。
三、和谐统一的协调发展哲学底蕴
其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定。尽管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但是,“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质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2]这就是说,矛盾着的双方或系统中的要素只有处在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匹配、相互促进的关系中,才存在着通过相互排斥而实现发展的可能性。斗争性的存在是以同一性为前提的,同一性是在斗争性中获得规定和发展的。它们之间必须保持绝对的斗争性(非统一)和相对的同一性的和谐,也就是必须使矛盾的诸方面或系统的诸要素之间保持和谐的统一。其二,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唯物史观的社会有机体理论认为,由于社会系统中各种要素的协同作用,要素之间只有保持优化组合,才能够维持社会系统的和谐统一和良性互动,从而达到一种有序的稳定和谐结构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社会的协调发展,就是要求达到社会诸要素之间及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和谐统一,这样才能求得最佳的群体发展效应,进而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每个要素都具有特定的作用,但是任何一种要素都不可能替代其他要素,某一要素的发展都不应以牺牲另一要素的发展为代价。因此,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内,社会各种要素的发展应当是和谐统一的,这是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并不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之间僵死、静态的和谐统一,而是一种动态的、发展中的和谐统一。体现在对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划与指导上,就是要分清轻重缓急、孰先孰后,而不是平均对待、齐头并进。这是因为,虽然社会发展要求各个领域发展的协调与和谐,但是这些领域的发展任务不可能全面铺开、同时到位,就会出现发展过程中的相对不协调、不和谐、不统一,当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使之逐步走向协调和谐统一。
一、历史学科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历史学科能力是多方面的,而历史学科思维能力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能力,它是学生能够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发展中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辩证地认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内在联系,从不同视角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培养学生的健康情感和高尚情操,弘扬民族精神,进一步提高人文素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个性化发展的关键。
今天我们学习历史不可能再重返昨天,我们只能凭借一定的历史资料来认识、感悟,而历史资料有的是历史遗存,有的是非历史遗存,包括文字的、实物的。现存的历史遗存只要经过考证是真实的,它对历史的反映就是比较可信的。而各种各样的非历史遗存都是对一定历史的一种记录、反映,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历史真实的面貌,而一定的历史是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的,非历史遗存尤其是文字记载往往会表现出一定的主观性、时代性、阶级性,这样必然会造成对历史认识的偏差甚至谬误。因此,正确处理历史材料,客观把握历史知识的本来面目,透过历史现象剖析历史本质,坚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辩证历史观,培养和发展现代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二、历史学科思维能力的培养方法
1.加强概念教学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加强历史概念教学,注意准确、科学地表达历史概念,并要理解和掌握历史概念。因为历史概念是对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的抽象与概括,反映其本质特征。比如在世界近代史教学中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工业革命、国际关系格局、经济全球化、经济格局等历史概念,教师对其内涵和外延必须解释得准确无误,学生在答题时才会正确理解准确作答。
2.设计教学环节,创设教学情境
教师应精心设计创造性的教学方案。可以巧设悬念、深入探讨,点燃历史思维热情;创设情境,综合感知,丰富历史思维内容;正误兼谈,双向推进,培养辩证历史思维;比较归类,把握本质,深化历史思维。比如,设计《新航路开辟》一课的教学方案时,就可以打乱教材的顺序,用图表、文字、数据展示新航路的过程和成果,把学生置于新角度、新思路、新情境与新问题之中,以适应学生带有理性色彩的好奇求新心理,激发学生的逆向求索与发散思维,然后引导学生去探索新航路的原因和影响。
3.运用唯物史观去分析历史,培养学生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能力
辩证唯物主义中原因与结果、内因与外因、共性与个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继承与发展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斗争、人民与英雄等原理,常被用于历史思维过程中。利用好这把“钥匙”学习历史,思考历史,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社会现象,都能从背景、根源、特点、作用等方面进行分析,发现规律,得到正确结论。如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联系的原理来分析,就能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的变化及变化根源有较清楚的认识,并能发现和得出社会向前发展的原因和规律。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认识上,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就能把它们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去分析。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在分析历史问题时,能从当时、当地情况出发,从不同视角多方面、客观地去思考,从而锻炼思维的周密性,避免看问题的主观性、片面性。
4.教师应努力成为专家型教师
成为专家型教师,对于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师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正如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高级教师李晓风老师所说的:“大部分青年教师成长过程中的最大问题,就是在大学毕业以后,就中断了系统的专业学习和知识更新,随着教学年岁的增长,知识日益陈旧,只剩下与中学教材相关的知识,这种情况严重地制约了中学历史教学的水平,制约了素质教育目标的落实”,“一位优秀的中学历史教师,应该具有追踪历史学科学术动态和学术研究的能力”,努力掌握更多的历史知识,运用先进的理论进行历史研究,从而使自己成长为真正的历史专家。
5.教学中要打破学生的思维定式,用“角度创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关键词】意识形态;起源;发展;动力源泉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是创始人恩格斯的一部经典哲学著作,该作阐发了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区别,全面论述了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表明了新哲学是对一切旧哲学的批判、继承和超越。该书写于1886年,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学说已经趋于成熟,《费尔巴哈论》正是恩格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捍卫和发展。本文将结合此书浅谈意识形态的起源和发展。
一、意识形态的起源
远古时代,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对自己身体的构造一无所知,并且常常受梦中景象的影响。在这样蒙昧的时代,人们认为:梦见的那个人即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因而现实的人,如果出现在他人梦中并且采取行为,那么这个现实的人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时期,人们有着这样的观念:人类的思维和感觉不是自身身体的活动,而是在死亡时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远古时期的人们由于无法正确解释睡梦这种复杂的生理现象,因而认为人的灵魂是不死的,自然有着巨大的威力,是不可制服的,这就产生了“灵魂不死”说的观念。这种观念是最早的人类的精神活动,属于人类自发的意识现象。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不断地思考灵魂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在普遍愚昧的情况下,通过自然力的人格化,产生了最初的神。随着宗教的进一步发展,这个最初的神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在人们的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这是最初的人们关于精神和自然界关系的思考,由于愚昧无知、普遍落后,人们对一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只能归因于神灵的安排。恩格斯认为其根源在于“人们的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
当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才清楚地获得了完全的意义。中世纪经院哲学关于“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问题的提出,尖锐地刺激着教会的神经。是神创造了世界?或者世界从来就存在?恩格斯认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分成两大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属于唯物主义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则组成唯心主义阵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二者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认为世界是可知的,而另外一些哲学家则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休谟和康德是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驳斥了他们,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增加了唯物主义的部分,他和黑格尔同样认为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然而,恩格斯对不可知论的驳斥是最彻底的,他认为“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
由此可见,从远古时代梦的解析,到灵魂不死说、一神论,再到经院哲学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这些都属于人类的精神现象,是人的意识活动,可以说这些是人类意识形态的起源。哲学产生之初,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载体,不管是坚持唯心主义的黑格尔,还是纯粹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又或是不可知论的代表休谟和康德,他们的思想都是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世界观,这些都属于人类的精神现象,因而可以看作是人类发展史上意识形态的起源。
二、意识形态的发展
意识形态的出现是伴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哲学家们开始对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种种荒谬观念展开批判。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太阳系起源说,为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打开了缺口。19世纪以来,化学、地质学等相继出现和发展,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不断被打破,特别是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和进化论,随之自然界联系的图画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体现出自然界的相互联系和运动变化,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世界和历史的看法,人们的意识活动也不断进行和发展。在《费尔巴哈论》这部哲学著作中,恩格斯通过深入地分析哲学、宗教、政治、法律和道德等这些主要的意识形态形式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体现其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比如,在哲学问题上,恩格斯从三个层次解剖了黑格尔著名的哲学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其一,“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一切现实的东西,如果丧失了必然性,就应当让位给新的事物;其二,现实性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存的一切东西,都在发展变化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现实的东西就会失去必然性;其三,“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恩格斯不仅揭示出黑格尔辩证法思想中的革命性部分,“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还主张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应用于认识领域和历史领域,创造出唯物辩证法。恩格斯认为,“在发展过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也成为学说暴力革命思想的哲学依据。
在欧洲宗教发展史的问题上,费尔巴哈错误地认为“人类的各个时期仅仅由于宗教的变迁而彼此区别开来”。恩格斯严厉地批评了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强调“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这种色彩不能像费尔巴哈所想的那样,用人的心灵和人的宗教需要来解释,而要用以往的整个中世纪的历史来解释,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但是到了18世纪,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得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了,这时他们才进行了他们的伟大而彻底的革命――法国革命,而且仅仅诉诸法律和政治的观念,只是在宗教挡住他们的道路时,他们才理会宗教,”显然,费尔巴哈这种以教会的历史来说明以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为基础的世俗的历史的做法,是意识形态上的颠倒。恩格斯认为应该把这种颠倒重新再颠倒过来,用现实的历史的变迁来说明宗教的变迁。
再如,在国家的问题上,恩格斯认为,国家一经产生,意识形态就在其内部发生并发展起来:“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个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国家政权从诞生之时起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越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越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越加独立。这种独立性在政治意识形态中不断地被强化,从而使它与经济基础的联系变得日益模糊起来。但是,恩格斯指出,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
又如,恩格斯接着分析道:“但是,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理论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可以看出,这里“一种更远的意识形态”就是法的意识形态。经济事实要以法律的形式获得确认,必须在每一个别场合都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所以,法律形式就成了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公法和私法被看作两个独立的领域,这就掩蔽了它与经济事实的关系。恩格斯认为,公法和私法本身可以系统地加以说明,并需要通过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来作出这种说明。
在道德问题上,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类的“爱”的道德观。费尔巴哈认为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一切道德的基础源于人们“追求幸福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不仅是人生来就有的,而且会受到我们的行为的自然后果和社会后果的双重矫正,因此,道德的基本准则应是对己合理的自我节制和对人以爱。恩格斯通过批判费尔巴哈这种极其贫乏和空泛的道德论,认为他的道德沦“是完全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同时,恩格斯也指出,“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爱”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不会有统一的爱,道德不可能超越历史、超越阶级,一切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最后,恩格斯写道:“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恩格斯认为这种联系是仍然存在着的。比如,从15世纪中叶起的文艺复兴和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在本质上都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哲学的内容本质上是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18世纪英国和法国的许多哲学家同时又是经济学家。这些足以说明,不管哲学家和神学家谈论的东西多么离奇古怪,我们都可以在他们的思想背景中找到隐蔽的经济因素。
三、意识形态产生与发展的动力
通过以上对哲学、宗教、政治、法律和道德这些主要的意识形式产生和发展过程的论述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既有对古典哲学思想的传统的继承,又结合现实材料对其进行批判、创新,促使意识形态不断地得到发展。因而,透过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得出,任何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都始终是受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可以说,物质生产实践是意识形态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源泉。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首先揭示了意识形态产生的物质生活基础,指出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是和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相联系的。从费尔巴哈的“半截子唯物主义”到真正的唯物主义,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不同时期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此外,意识形态同现有观念材料的结合也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哲学与现有的自然科学的成就密切相关。18世纪旧唯物主义局限性的原因之一就是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性质的和有机性质的过程;基督教是从普遍化了的神学中悄悄产生的;中世纪,几乎所有的思想观念都打上了神学的烙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但是,一切意识形态形式,包括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
综上所述,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通过描绘人类社会发展史阐述了意识形态的起源,通过深入地分析哲学、宗教、政治、法律和道德这些主要的意识形态形式,体现意识形态的发展,在其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和继承中,揭示了意识形态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源泉,即任何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物质生产实践。在论证方法上,恩格斯通过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人的法律观、宗教观等,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使意识形态成为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范畴,成为无产阶级认识和变革社会的一个重要工具。同时,恩格斯和所有的者一起,在批判地继承人类文化遗产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参考文献
关键词: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回应
中图分类号:F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3―0113―06
一、引言
“制度变迁”是在现代语境下引入到经济学的舶来术语。在国内较早出现的有代表性地论述制度变迁的文献中,如林毅夫(1989)、杨瑞龙(1998)等均未提及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而且均界定在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里。这似乎成为此类学术研究的“定律”。只有到了1995年以后,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这一术语才在国内出现和被延用,相对于大量运用新制度学派研究范式的文献,这表明在国内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中,马克思学派还没有充分掌握“话语权”。这个现象显然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直接相关。
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范式在国内研究的大行其道,形成一股“诺思热”,主要有两种缘由。一是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将制度引入经济学分析,除摈弃了新古典分析中制度和时间是外生的假定外,仍沿袭了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范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成为西方新制度学派研究制度变迁理论的“硬核”;二是在中国体制转轨的制度胶着期,经济主体损益的“边界”需要重新界定,尤其是改革战略选择所带来的利益再分配,需要寻求一种理论上的指导,而马克思的制度分析研究并没有与国内的制度变迁跟进,还仅仅是新旧制度更替的“革命”学说,对一个既有制度内部的制度演进并不能提供系统的解释,这就为运用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去寻求改革方式及战略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契机。
因而在中国体制转轨初期,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被许多中国学者追捧,并试图用以解读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和实践。而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却由于国内理论研究的滞后,没有形成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也不能很好地回应来自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诘问。其实,即使诺思本人也承认,“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所以,基于这一背景,国内学者从批判角度出发,在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回应的过程中,对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对此,本文加以评述,并提出进一步的展望。
二、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四条主线
基于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回应,国内学者开始了对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这是一个逐步递进的过程。从“回应”的方式和程度上,可分为四大主线:一是系统比较及认知深化;二是原典溯源及寻求依据;三是理论批判及回应诘问;四是理论建构及指引实践。不难看出,前两条主线是为第三条主线进行必要的知识累积和铺垫,只有洞察彼此的体系结构和基本内容,“回应”才是有说服力的。第三条主线是“回应”的基本层面,通过正面直接的批判和对“诘问”的批评,寻求下一步理论构建的支撑点。第四条主线才是“回应”的关键,这是改革方向的指引问题,即中国的制度变迁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理论。
1 第一条主线:系统比较及认知深化。这条主线是基于批判视角系统比较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在方法论和内容层面上的不同点。主要从四条线索人手:(1)两种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前者从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入手,引入社会实践,构建起心理个人主义者无法得出的生产理论,通过批判各种古典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建立了制度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其方法不但具有理论构建的一致性,而且能够克服制度个体主义的缺陷,并由此去认识“现实”人的本质;后者在继承和发展古典个体主义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个体主义,由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武断地认为制度是个人选择的产物,其必然以个人为理论出发点,以致陷入“人与社会相互决定、无限倒推”的二律背反的困境之中。前者是本质分析、系统分析、趋势分析、宏观分析,后者是特殊性分析、非正式制度分析、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关系分析、制度主体学习能力分析。前者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述中体现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后者具有较明显的二元史观和形而上学色彩。但两种方法论是可以兼容的,体现了个体与整体的统一(2)两种制度变迁主体认识观。两者都认为制度变迁需要一个变革的社会力量,前者认为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即由具有共同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阶级,而后者认为是个人和利益集团等非国家组织。(3)两种制度变迁动力论。前者是生产力一元动力论,后者是个人期望在现存制度下获取最大的潜在的外部利润,以外生因素人口变化为最终动力的多元动力论,主观上在于观念、宗教教义以及其他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客观上在于相对价格变化、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等。(4)两种制度变迁的演化路径理论。前者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总体上能够得到人类制度变革的事实的坚强支持;后者认为是路径依赖理论,不能很好地对社会长期结构变迁进行分析。
2 第二条主线:原典溯源及寻求依据。张宇教授(2002)指出:“在对制度和制度变迁问题的研究上,经典作家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和宝贵的理论遗产。但是,一方面,经典作家的制度变迁理论需要挖掘、整理和阐发,存在一个系统化、形式化和规范化的问题;另一方面,的制度变迁理论也要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面临着一个现代化的问题”,所有严肃的研究者也都认为马克思本人对制度变迁有系统的理论构建。于是,国内学者通过对马克思原典著作里的论述进行回溯,以求在现代语境下重释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其基本要点包括:(1)马克思第一次发现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并具体分析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的法权关系,还认为职能资本家、货币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都是有合法权的人,在法律上他们都有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权,所以,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2)马克思认为,国家是一种具有多种属性、多种职能的复合体,并从社会的物质的生活关系的变化来探讨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未来的归宿,从本质上讲,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也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行使产权的工具。(3)马克思论述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对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自觉反映,它是社会存在的比较间接的反映,是从普遍意识中概括提炼出来的一种比较系统的、自觉的、理论化的反映形式,从革命阶级对制度变迁的作用来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对现存制度不合理的“投资”。
3 第三条主线:理论批判及回应诘问。国内学者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批判,肇始于它的新古典的经济学分析范式,随后顺延这种思路,进一步把这种批判进行深化,并回应其对相关命题的诘问。具体来说,有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基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基本内容的批判。主要是对诺思主义的制度起源和本质、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动力以及制度变迁道路进行批判,提出对其制度变迁方式和制度创新的相关命题的质疑,认为无论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都是具体制度的变迁,在具体的制度变迁的过程上,虽然提出了制度创新过程中“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联合行动的理论,却未能说明“常常是暴力和革命结果”的“非连续性变迁”。第二条线索是基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的批判。从方法论的层面,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所依据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进行整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是对其制度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体系进行批判,以及认为无论是从投入产出分析还是交易费用分析,都无法明确制度变迁的目标,更无法解释社会革命。第三条线索是回应对相关命题的诘问。主要是回应诺思等错误地认为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从阶级这个整体范畴出发无法解释“搭便车”问题,以及重视技术的变化而轻视人口的变化等。
4 第四条主线:理论建构及指引实践。基于批判视角的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回应”,必然引发以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体系作为逻辑基点的理论构建,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了在马克思分析框架里的制度变迁理论。总的来说,有五个方面。(1)在系统了解唯物史观与制度变迁理论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构建由体现社会制度变迁客观历史性的制度结构模型、把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结构的制约结合起来的制度选择模型,以及对制度的优劣和制度干预的标准与途径进行分析和判断的制度理性模型三部分组成的,并以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分析框架。(2)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变迁过程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构成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构成社会形态之间的矛盾人手,构建所有制与所有权理论、社会经济制度动态发展及更替的一般规律、一般商品经济制度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以及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的马克思制度理论分析框架。(3)立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关系,以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下的人运用社会革命的手段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为出发点,构建具有正统分析性质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一般分析框架。(4)从制度分析的一般理论阐述和经典研究案例着手,构建由制度分析的理论前提、逻辑起点和核心环节三个基本命题组成的一种宏观动态的制度变迁一般结构分析框架。(5)从两种不同制度变迁理论的历史渊源的特殊视角出发,试图在一个更具有全面解释力的框架下,对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和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比较和综合研究。
通过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全方位的批判和回应,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至少有两种观点得到确认:一是制度变迁理论并非是科斯、诺思等新制度学派所首创,在诺思的一系列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之前,马克思就有了自己的全面系统的制度变迁理论。二是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是有本质区别的,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但理论的批判和回应只是初步的,还有待展开,在中国体制转轨理论指引上,如何进一步地充分掌握“话语权”,仍将成为下一步理论研究演化的方向。
三、对已有研究文献的评论
从国内学者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相当多的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仍是建立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基础上,对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回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力度不够,而且对目前中国体制转轨也缺乏有建设性的理论指导。概括起来,已有的研究文献主要有如下三个特征:
1 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的基点。(1)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出发,从生产力的发展导出了第一个层次的制度的起源,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进而又从社会生产关系中不同集团和阶级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出发,从社会生产关系中导出第二个层次的制度的起源,即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规范等等在内的上层建筑。(2)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19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国家发展的现实而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变革趋势。(3)经济学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来研究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制度变迁的过程是生产力的张力和生产关系的适应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4)制度分析的出发点在于从人类社会实践的高度来把握社会关系以及作为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
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的基点,可以充分显示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迥异于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虽然一些学者认识到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但在“生产力一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研究的主题仍然是生产关系,其实生产力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等诸要素,从生产力的内部结构上去考察其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进而研究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构建“生产力一制度变迁(制度创新)一经济增长”这一分析框架,能为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等研究主题提供更多的解释空间。
2 方法论评判多,基本内容构建少。(1)国内研究更多集中在方法论层面上,通过两种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的比较,分析了马克思方法论的科学和正确性,并从中导出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2)在内容构建上,大多数研究文献仍在仿照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和范式,很少运用马克思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进行分析。以诺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为研究视角进行分析,以及从制度的起源、道路、动力来挖掘和重新梳理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这就使人们容易产生对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是否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怀疑。
从根本来说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探讨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不能不从方法论人手。从一些研究文献来看,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国内的学者基本认定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更接近整体主义,但是,整体主义既不是经济学所独有,也不是经济学的本质,而且马克思本人也反对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的机械决定论和机械的整体论。此外,一些文献的研究也表明,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侧重于研究制度变迁的“临界点状态”及该状态下制度冲突的实质和表现形式,而较少关注制度变迁的各种复杂因素的量的积累过程,以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偏重于研究宏观整体的社会结构演化的动态及其规律,而没有发展出有关微观局部的交,易结构研究的理论工具。所以,在研究中国具体制度变迁过程中,个体主义也应该是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这样不仅有助于研究我国体制转轨下微观主体的产权制度变迁,而且也使社会转型中制度的累积性演化有一个更有力的解释基础。
灌输理论,提高认识。学习哲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由经验丰富的教师进行授课,做到有血有肉,产生吸引力。对于思维活跃的青年员工来说,他们十分排斥“老八股”式的说教,这样的教育不仅很难收到良好效果,而且,很有可能向反方向发展。一个优秀的理论灌输者,应该将“枯涩”的理论活化为现实中的事例,贴近青年员工的生活,与其产生共鸣。这样,青年员工就会静下心来。一旦做到这一步,他们就会对的唯物史观、辩证法等一系列原理产生浓厚的兴趣,一旦激发了他们的兴趣,作用将是巨大的。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灌输这一方法也就取得了成功,自然而然,他们的认识也会有大幅度的提高,不仅仅是停留在“凑热闹”“赶时髦”,而培养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进而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疏导辅佐,相得益彰。要把学习理论和解决各种思想问题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组织参观和讨论;充分利用广播、影视、网络等多种形式,宣传先进思想;组织热点、难点问题讨论,明辨是非,解疑释惑。总之,要以理论为指导,开展学习讨论活动。
通过大家讨论、争论搞清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使青工感到学得轻松,效果显著。领导示范,积极引导。领导是员工的老师。领导怎么做,员工就会怎么学。领导要成为员工的知心人、贴心人、领路人,关心员工的成长进步。一是领导的表率作用。领导要言行一致,让员工做的,领导要先做,不许员工做的,领导先不做。以自己的表率教育、激励引领员工,从而,树起勤政廉政的良好形象和高度的威信,引导员工进步的方向。二是领导的责任意识。领导要把青年员工的成长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一方面,要指导思想政治工作部门、工会、共青团做好青年员工的思想教育工作,另一方面,领导要像抓业务一样抓思想教育,特别是做好一人一事的思想工作,要把思想教育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要关心员工,爱护员工,大力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使他们感到大家庭的温暖,激发他们的向心力和上进心。搭建舞台,激励上进。青年员工的进取心强,要为他们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为员工充分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创造条件。要通过组织青年志愿者活动、提合理化建议活动、技术比赛活动、知识竞赛活动、文体娱乐活动等,让他们展示才华,培养他们的责任意识、竞争意识、集体主义和社会责任感。树立标兵,带动一片。标兵是员工的一面镜子。员工对照标兵可以找到自己的差距,明确自己前进方向。要充分发挥标兵的导向作用和激励作用,开展“学雷锋,树新风”“学铁人,立新功”活动,同时,要选树企业自己的有代表性,把学雷锋、学铁人和学本系统、本单位的标兵结合起来,激发“比、学、赶、帮”的热潮,使先进更先进,让后进变先进。奖罚分明,形成氛围。奖励和处罚都是教育手段,二者缺一不可。奖励可以激发正能量,增强荣誉感,使先进继续向上,创出新的成绩,再立新功。
同时,可以促使后进转变观念,向先进学习,干好工作,赶上先进。要营造当先进光荣的氛围,要设立综合奖和单项奖,如,“自学成才奖”“发明奖”“节约奖”“安全奖”“见义勇为奖”等。对有贡献的员工给以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有突出贡献的评模提干。处罚可以起到警示作用,可以“治病救人”,消除不良风气。对犯错误的青年员工,情节较轻的,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以处罚,使其认错改错,从头做起。要把处罚和思想工作结合起来,使其感到犯了错误,只要改了,还有机会、有前途。在进行处罚时,要一视同仁,不能有“特权”人物。只有这样,受处罚的青年员工才服气。要营造爱岗敬业,争当先进的氛围,激励青年员工奋发向上,建功立业。青年员工的思想道德教育,看似千头万绪,但事实上,并不是毫无头绪而言的。青年员工具有鲜明的特点,正所谓“牵牛要牵牛鼻子”,只要我们抓住主要矛盾,抓住关键环节,那么,青工思想道德水平的教育和提升就并非难事。而且,换一个角度来说,当前,青工的思想虽然存在个别问题,但整体是积极向上的,是与时代特色相符合的。
二、结语
论文摘要:整体性研究与分科性研究都是以理论为研究对象的,二者具有统一性。分科性研究体现在整体性研究之中,整体性研究寓于分科性研究之中。理论一级学科中的五个二级学科是理论整体性研究的载体。理论的整体性研究与实践中问题综合性研究有着内在联系,以对问题的研究来推动理论的整体性研究,以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来拓展对问题的研究,是推进理论整体性研究应把握好的基本关系。
注重整体性研究,是理论一级学科建立以后,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但对于整体性研究内涵的认识,学者的看法并不一致。究竟什么是整体性研究?整体性研究的载体·和切入点是什么?整体性研究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是加强整体性研究必须要明确的基本问题。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明确以下三个关系。
一、整体性研究与分科性研究的关系
关于这一关系的基本观点是:整体性研究并不排斥分科性研究,整体性研究是建立在分科性基础上的。在强调对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时候,理论界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过去对的研究只是注重分科性研究,而没有从整体上研究。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合理。主要有以下两个理由:
一是过去没有特别强调整体性研究,并不等于没有进行整体性研究。按照理论界的共识,理论的内容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部分构成。在我国的学科划分中,这三部分内容是分别属于哲学、经济学、法学三个不同的学科门类,理论在学科划分中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存在。这种状况在客观上造成了对理论的研究是按照学科划分,分别在不同的学科中进行研究,没有从学科划分的角度把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可以说,这是过去没有特别强调整体性研究在学科划分上的原因。
但是,在学科划分中没有把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并不等于在对理论的研究中没有进行整体性研究。所谓整体性研究,其实质是运用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现象,并得出科学的结论。如果这样来把握整体性研究的话,那么,以往的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体现了对理论的整体性研究。例如,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而形成的科学理论,并根据这一理论分析得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结论,就是体现了对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因为这里涉及的不仅仅只是理论的某一个部分,而是理论的整体,这当然是可以看作对理论的整体性研究。从这一意义上说,有没有对理论进行整体性研究,并不能完全从学科划分来看,不能因为在学科划分中没有把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得出没有进行整体性研究的结论。
二是整体性研究与分科性研究不是两种互不相关的研究。严格地说,很难把整体性研究与分科性研究分为两种不同的研究。尽管分科性研究的内容明确地定位于理论的某一个方面,而整体性研究的内容定位是理论的整体,但它们研究的对象都是理论,所不同的只是研究的角度和涉及的具体内容。事实上,是否对理论进行整体性研究,主要应该看研究的视角、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方法以及综合运用。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融合在一起,注重运用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问题进行综合的分析和研究,就是对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当然,对理论进行整体性研究,只是研究理论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全部。按学科划分对理论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也是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理论涉及到多个学科领域,从学科的角度来研究理论的各个内容,深入把握其理论内涵,使理论在不同的学科中确立其学科地位,这也是对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因此,整体性研究与分科性研究都是理论研究本身,区别的只是研究视角的不同。完整、准确、全面地把握理论内涵,既要有整体性研究,也要有分科性研究,二者缺一不可。分科性研究是整体性研究的基础,没有对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就谈不上把这些理论综合在一起的整体性研究。同样,没有整体性研究,分科性研究只能停留在某一个局部,就不能使理论作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整体出现。分科性研究体现在整体性研究之中,整体性研究寓于分科性研究之中,二者并不能截然分开。从根本上说,整体性研究与分科性研究统一于理论研究。
二、整体性研究与各二级学科研究的关系
设置理论一级学科,以及五个二级学科(基本原理、发展史、中国化研究、国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所体现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不按照理论各构成部分来建立二级学科,而是从整体性研究角度来设置二级学科,五个二级学科都是从不同的方面来展开对理论的整体性研究,这就在学科设置上突出了理论的整体性研究。从这一意义说,加强对五个二级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实际上也就体现了对理论整体性研究的强化。
因此,加强对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是与理论学科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性研究不是一句空话,它要有一定的载体,五个二级学科就是理论整体性研究的载体。这五个二级学科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涵盖了整体性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向。
“基本原理”这个二级学科从理论涉及的主要内容上体现了整体性研究的要求。基本原理涉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各个学科,是各学科基本理论的综合,是一个整体。因此,对基本原理也必须从整体上去把握,仅仅只是从某一个学科研究的基本原理,并不能体现它的整体。如果说以往对基本原理的研究,更多的是强调对某一个学科的研究深度,那么,在注重整体性研究的条件下,不仅要求有对某一个学科的研究深度,而且还要求有对多学科研究的广度,要把研究的重心转向综合和整体。这是基本原理学科研究和建设的内在需要,也是加强基本原理整体性研究的具体体现。
“发展史”这个二级学科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体现了整体性研究的要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比较注重对基本原理的研究,而对发展史的研究重视不够,以至现在这一学科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建设,还是队伍建设都明显地落后于其他的二级学科。加强对发展史的研究,是整体性研究本身的需要。这是因为:其一,理论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的发展,对发展史的研究,揭示的就是理论整体发展的历史,因而发展史涉及的内容是整体性的。其二,发展史研究是整体性研究的构成内容之一,可以说,没有对发展史的研究,对整体性的研究也是不完善的,整体性研究本身就应该包含了它的理论发展过程和历史。因此,加强整体性研究,必须要重视对发展史学科的研究和建设。 “中国化研究”这个二级学科从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的理论成果这一角度体现了整体性研究的要求。是一个整体,的发展也是一个整体,而的发展是体现在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之中的。在当代,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相结合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即中国化的,是与时俱进发展的重要体现。这一发展涵盖了理论涉及的各个方面,因而是整体的发展。强化对中国化过程的研究,突出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是当前加强对理论整体性研究的一个基本着力点。
“国外研究”这个二级学科从世界范围对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这一角度体现了整体性研究的要求。的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因而世界各国者和非者都在对理论进行研究。注重整体性研究,是国外学者对研究的一个特点。我们强调对的整体性研究,应该了解和把握国外对研究的状况,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从这一意义上说,加强国外研究这个二级学科的建设,深入研究国外对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对于我们进一步推进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我们以更宽广的视野来进行理论整体性研究的体现之一。
“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二级学科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特点和规律的角度体现了整体性研究的要求。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旨是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系统的教育,培养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实现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高度统一,即对理论的整体性把握。从理论研究与理论教育的关系来看,理论研究的整体性是理论教育整体性的基础,加强对理论的整体性研究,不仅体现在从整体上把握理论,同时也反映在运用整体性研究的成果有效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是理论的整体性在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上的统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二级学科的研究和建设,对于整体性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教育实践意义。
总之,当前加强整体性研究,应该重点落实于对理论一级学科下的各二级学科的研究和建设,离开了各二级学科的建设,整体性研究就会成为失去学科依托的空中楼阁。
三、整体性研究与问题研究的关系
从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关系来看,现在提出加强整体性研究是和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以及实践中问题的认识直接相联系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规律性的认识也日益深化。社会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整体的发展,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因而对问题也需要进行综合性和整体性研究。正是实践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对理论也必须进行整体性研究。因此,加强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是对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客观要求。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对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发展内涵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发展不仅仅只是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只有实现社会的整体发展,才是社会的全面进步。认识的深化,导致了发展观念的转变。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深刻反映了我们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同时也对研究发展问题提出了新要求。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社会发展中综合性、整体性的问题。为更好地研究和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加强理论的整体性研究。
所以,整体性研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研究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实践发展问题。加强整体性研究,就必须与对实践中的问题研究结合起来。要有效地实现这一结合,形成二者的相互促进,应该把握好以下两点:
一是以对问题的研究来推动理论的整体性研究。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离不开实践,实践中出现的和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是理论发展的实践基础和创新源泉。解决了实践中的综合性、整体性问题,既推动了理论的整体性研究,也体现了理论的创新。要实现理论的创新,必须高度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现实问题,以对问题的研究为切入点,推动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和实现理论的创新。对问题的研究越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对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就会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