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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型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从1788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到2008年的200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28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回顾这些危机,尽管每次都各有特色,各有其不同于其他危机的表现形式,但本质特征基本上是相同的,这就是:经济危机的基础都是生产过剩;金融危机往往是产业危机的先导;都伴随着经济活动的极度投机;多数危机在自然状态下总是首先发生于那些对世界经济具有支配地位国家中的那些对国民经济具有绝对影响力的行业或部门;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危机的形态也在发生转化。
19世纪之前,由于英国主导着世界经济,所以绝大多数危机首先发生于英国。20世纪美国主导了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重心也就自然转到了美国。19世纪20年代之前,英国的主导产业是毛纺织业,生产过剩也往往突出地表现在这个行业,经济危机发生后,这个行业往往是重灾区。20年代之后,棉纺织业取代毛纺织业上升为主导产业。整个19世纪上半叶,纺织工业(包括与它有直接联系的部门)较之其他所有工业部门有绝对优势,所以这个行业始终是那个时代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它总是最先发生危机,又总是最先摆脱危机,对周期各阶段的更替起着主导作用。19世纪下半叶,大机器工业和铁路建设的大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矿产开采、金属冶炼和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使这些行业逐渐上升为可以与纺织工业并列的主导产业,并在19世纪末最终取代纺织业,成为占绝对优势的产业。于是,这个行业成了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同时对经济周期各阶段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进入20世纪以来,这些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行业或产业,在二战之前主要是冶金、水泥、机械制造、煤炭等行业;二战之后到70年代主要转向汽车制造、造船、发电、石油、化工、电器等行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转向房地产业、金融业、IT产业等行业。随着这种转移,生产过剩危机的发源地也随之转移到相应的行业或产业。总的看来,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危机史表明,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时,尽管伴有程度不同的金融危机和数量不等的银行倒闭事件,但总的说来危机还是最突出地表现在产业领域,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是最主要的现象,而金融危机仅仅是伴随现象,带有附加性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系列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逐渐与产业危机融合起来,使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由原来突出地表现为产业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90年代以来,世界接连发生了多次金融危机:1990年日本地产泡沫破灭引起金融危机,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以来的阿根廷和委内瑞拉金融危机。从2000年4月开始,以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为起点,美国主要资本市场的股票指数出现狂泻,金融风暴席卷了美国金融业。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一路演变成世界金融风暴和全面的世界经济危机,已经给美国金融系统带来了百年一遇的冲击,造成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全军覆灭,AIG、房地美、房利美被政府接管,政府注资救助花旗银行……,等等。在这些危机中,除了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属于单纯的货币危机之外,其余的基本上是建立在产业危机基础上的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尽管形式上各具特色,但其发生机制、伴随现象、本质特征有很大的相同性,即:(1)产业扩张与信用膨胀相互推动,在一些成长性较强的行业(例如房地产、新技术产业)形成投机热,并推动其极度泡沫化。(2)信用经济畸形发展,造成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3)生产过剩是危机的起点,生产过剩危机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以更加猛烈的方式反过来推动生产过剩危机走向深入,并使整个危机突出地表现为金融危机。(4)主周期的长度逐渐向古典周期回归,同期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总之,这些新现象的出现,给世界经济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一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转型。
二、转型的原因及转型后的基本特征
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属于信用危机的类型之一,它是由信用关系中断引起的强制性恢复。由于金融业建立的基础是信用关系,当一个国家的金融业成为国民经济核心的时候,一旦这个领域发生信用危机,往往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如果一个国家发生了能够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影响的金融危机,说明这个国家金融业的发展程度已经很高,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此相适应的信用关系也已经相当发达。当今社会,资本主义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周期性金融危机,这种情况表明,金融业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信用关系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_。
信用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渗透和发展,使交易关系逐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经济活动的交易媒介以货币为主逐渐转化为以信用关系为主,这种变化意味着商品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信用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信用关系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支配地位。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三个具有特征的经济运动形式而互相对立起来。”马克思虽然不同意把上述三种经济形式对等并列,他指出能够和自然经济并列的只能是商品经济,但认为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并且认为:“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而信用经济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商品经济在它几千年的发展中,如果从交换方式的发展来划分,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物物交换阶段、货币经济阶段和信用经济阶段。在物物交换阶段,产品所有者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不借助任何媒介而进行,这种交换方式固然突破了自给自足的局限,扩大了生产的社会性,但它无法解决交换次数难以确定和交换目标难以实现的矛盾。货币经济阶段的到来克服了物物交换阶段遇到的困难,拓展了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它遇到了在缺乏货币而又需要交换时无法交换的矛盾。随着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这个矛盾得到了解决。信用是商品交换中的延期付款或货币借贷,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的单方面运动,体现着交易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交易工具、交易手段到交易行为,无不体现着信用关系。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也同样渗透到了世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国际信贷、国际汇兑、国际债券、国际商业信用、国际银行信用、国际消费信用等等,总而言之,从民族国家发展起来的信用关系,正在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而向世界扩散,它使货币经济让位于信用经济,它最大限度地动员了社会资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源配置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性流动。
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拓展了商品经济的活动空间,增加了其内容,提高了其交易效率。因为货币和信用本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所以对货币和信用关系的创新本身能够对象化为商品。在实物货币时代,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无论是一般物品还是贵金属,都是商品,只是因为充当了一般等价物而具有了特殊的地位。随着经济生活中信用关系的出现,有了包括信用货币在内的信用产品,随着信用关系的不断创新,有了股票、债券、期权、票据以及名目繁多的金融类衍生产品,这些信用产品,多数作为资本商品进入交易市场,成了社会经济越来越重要的交易对象。
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也为资本积累开辟了道路。资本家可以利用信用创新为资本找到更多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如果说,在货币经济时代资本积累的出路和资本家消化过剩资本的基本途径是资本输出和技术创新,而在信用经济时代则主要转向信用创新。信用创新推动了信用扩张,而信用扩张一方面表现为信用种类的增多,另一方面表现为信用链条的延长。前者增加了信用原生产品;后者增加了信用衍生产品。由于金融领域是信用创新的主战场,先进的创新手段、庞大的专业创新队伍,再加上多年的高强度创新,使这一领域的信用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信用产品的种类越来越多,数量规模越来越大,以至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多数国家的信用产品市值规模远远大于同一经济体的实体经济规模,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信用关系的发展转化为资本的生产和扩张能力。它促进了利润率的平均化,节省了流通费用,缩短了流通时间,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股份制的发展,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充分动员和利用了社会资源。只要信用创新能够带来足够的收益,资本主义就会尽其所能地推动其发展,就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信用形式。创新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途径,也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技术基础,它-般包括技术、制度、组织、管理、金融创新等多种形式。对资本而言,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通过生产效率的提高使个别资本获得超额利润;通过技术发明和延长产业链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增加就业;通过延伸信用链条创造出更多衍生产品,促进了投资,分散了风险;通过放大杠杆的撬动作用使更多的大资本控制在小资本之下,等等。它在另一方面,因为技术创新本身的周期性波动,造成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由于信用形式的创新,为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创造了条件;经济的虚拟化和泡沫化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社会购买力,形成良好的收入预期,而这又进一步刺激消费欲望,形成消费热;消费热拉动实体经济迅速扩张并形成泡沫,而这又为虚拟经济及其泡沫化创造了条件。
这些年来,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推动中,虚拟经济的交易规模大大地超过实体经济,金融衍生产品不断被创造出来,杠杆交易使信贷规模极度放大,周期性地形成泡沫,又周期性地破灭,形成周期性金融危机。本来,周期性金融危机的背后是实体经济危机,它之所以首先表现为强烈的金融危机,是因为虚拟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大大地超过实体经济,当泡沫破裂时,其强度也大大超过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泡沫的破裂往往表现为剧烈的金融危机,危机使股市、债市、汇市、期市狂跌不止,财富大量蒸发,恐慌蔓延,赔本效应凸显,消费急剧缩减,结果使起初不甚明显的实体经济危机浮出水面,这时真正的危机才开始了,原来的金融系统已经被拖垮,正在进行重组,实体经济进入破产、倒闭或重组阶段,下一个需要度过的阶段是萧条。萧条阶段往往是新一轮创新的开始阶段,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即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也是新一轮创新的物质基础。由于新周期的物质基础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技术含量上一般都高于上一周期,所以随着复苏阶段的到来,实体经济不仅对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了更高程度的要求,对虚拟经济创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金融市场是虚拟经济存在的主要领域,所以虚拟经济的创新也主要表现为金融创新,而金融创新又主要表现为交易方式、金融产品的创新,近些年来,尤以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最为突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资本支持,还能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社会购买力。但是,虚拟经济的发展不完全受实体经济发展的制约,它可以独立发展。从这些年来的发展情况看,由于期权交易、合约交易、杠杆交易等交易形式的创新,以及多层级多种类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使虚拟经济有了更大的独立发展的空间。由于虚拟经济的参与者、交易方式、交易对象的特殊性,交易中经常伴有“羊群效应”、“博傻现象”和“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出现,这意味着当事人受非理性行为的支配,很容易忽视系统风险,过度投机和使用金融创新,过度使用杠杆交易,造成虚拟经济的极度泡沫化。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实体经济触顶回调,就会引起信用链条初始环节的中断,进而引起整个信用系统危机,形成剧烈的金融危机。
三、转型后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和传导机制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产业危机周期”向“金融危机周期”的转型,虽然也受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因经济形态的演变引起,所以转型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其根源依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一经济个体活动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无限积累与扩张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本来,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发明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传统意义上的周期性产业危机趋于缓和。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在最近30年来竭力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再一次趋于尖锐激烈。无独有偶,这一过程恰巧与信用经济时代的加速到来相重合,结果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加速转型的同时,其频率和周期长度再一次出现回归的趋势,其程度也在逐渐加重。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型前,固定资本更新、商业与产业之间的相互推动是高涨走向繁荣的基本形式,尽管信用在其中的推动作用非常重要,但由于信用链条短,信用关系较为简单,信用产品的泡沫化较为有限,而且多数间接地通过股市非理性暴涨表现出来。萧条时期,随着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的启动,技术创新与信用创新同时进行,信用资金起初主要流向那些成长潜力大、风险小的产业。到了高涨阶段,信用资金开始重点流向那些成长势头较为强劲、财富效应较为突出的产业,并且与这些部门的产业形成相互推动之势。高涨阶段,信用资金在继续大规模流向热点产业的同时,开始全面出击,既支持产业扩张,也支持商业繁荣,直至热点产业严重泡沫化,并最终走向破灭为止。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型后,产业、商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信用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与转型前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信用链条的延长和信用种类的增多,再加上杠杆交易的放大作用,使信用规模逐级放大,衍生产品的数量也成倍增加,形成一个倒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是否稳定,外来冲击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关键在于实体经济是否稳定。
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于日本、美国的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随后发生的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这三次转型后处于逐步完善过程中的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尽管其具体层面上的发生和传导机制存在差异,但其一般形式已经基本相同,即:第一阶段,金融系统深度介入扩张潜力较大的产业,例如房地产和处于发展初期的房地产业,使这些产业在金融机构、开发商、投机者、游资的合力炒作之下形成泡沫,与此同时,建立在这一产业扩张基础之上的信用链条也在延伸,数量在逐级放大,形成一个巨大的虚拟经济泡沫体。在这一阶段,经济加速走向繁荣,整个经济活动表现出普遍的财富效应,当事人经济行为的非理性化取向比较明显。第二阶段,极度泡沫化的实体经济开始出现拐点,泡沫开始破灭,随着物价下跌、利润减少、产品滞销,投资开始缩减。第三阶段,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信用链条沿着当初延伸的方向开始逐级断裂,庞大的虚拟经济开始倾斜、倒塌。第四阶段,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影响,使危机进一步放大,并沿着金融系统、贸易系统向其他国家扩散,这种扩散带来了普遍的恐慌心理,无论个人还是组织纷纷采取避险行动,从而出现了“羊群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危机迅速蔓延、加速见底。
当然,以上说法是就一般意义而言的,由于引发危机的直接因素有两类,即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的冲击引起,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是由内部因素自发作用引起。内部因素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经济泡沫的自动破灭,而外部因素的作用则主要表现为国际游资的剧烈冲击。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美、英等国的推动下,出现了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国际金融寡头裏挟长期以来用虚拟经济创造的庞大货币资本,像洪水猛兽一样在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上横冲直撞。这种现象从日本资产泡沫破灭过程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四、基本结论
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自然状态下,经济危机的发源地往往是那些对世界经济拥有支配地位和重要影响作用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那些占绝对优势的产业、行业或部门,它们对经济周期各阶段的更替起着主导作用,总是最先发生危机,又总是最先摆脱危机,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为突出的周期性金融危机。
[关键词] 李嘉图;劳动;价值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13. 058
[中图分类号] F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7)13- 0136- 02
0 引 言
劳动决定价值,是威廉・配第最初提出的,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提出较为系统的劳动价值论的人,并使他的全部经济学说和他的劳动价值论有了联系。李嘉图批判地继承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坚持了正确的一面,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克服了他的错误,使古典经济学达到了比较科学的程度。
1 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产生的背景
劳动价值论是说明商品价值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价值量是怎么决定的理论,它的产生需要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资本最开始是出现在流通领域的,然而,它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是由于资本主义在生产领域中成立,由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是由商人和小生产者变成产业资本家来实现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总的生产过程就包括了流通,所以,人们的视野就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产业资本家需要购买工人的劳动进行生产,在生产的过程中,劳动的耗费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根据一般情况来看,产业资本家离开劳动谈论价格是不可能的,于是,人们从生产与劳动的耗费中寻求价格形成的基础有了可能性。
2 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2.1 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
斯密把价值做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李嘉图接受了这一点,但是,他比斯密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斯密曾错误地指出,没有效用的商品也是有交换价值的,而李嘉图则正确地认为:对于交换价值来说,使用价值是必不可少的,可以看出,李嘉图已经把使用价值当作了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在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做了区分之后,李嘉图进一步研究了是什么决定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在李嘉图那里,商品被分成了两类:第一类商品,它们的交换价值取决于它们的稀有性,比如罕见的雕像、珍贵的葡萄酒,这种商品比较少见,他研究的重点不在这里。第二类商品可以通过人类的劳动来无限制地增加它们的数量,李嘉图研究的重点在这里,这类商品的交换价值并不是由商品的使用价值决定,而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斯密将耗费劳动和购买劳动相混淆,李嘉图批判了这一点,在李嘉图看来,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才能决定商品价值,它的大小同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而且,斯密还认为,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权出现后,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价值不是由劳动决定的,而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决定的,李嘉图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三种收入是价值的分割,不论怎样分割,都不会改变它本身的大小,价值始终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
2.2 价值和生产价格
在李嘉图那里,价值和生产价格是相混淆的,所以出现了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即价值规律和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矛盾。如果依据价值规律,所有企业的产品都根据价值销售,这样一来,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利润就低于平均利润;相反,就高于平均利润,这样,按照这一规律,同样多的资本就不得到同样多的利润。但是,假如所有商品根据平均利润率销售,企业可以得到平均利润,于是却与价值规律相悖了,因为有机构成低的企业,低于其价值出售商品,相反,则高于其价值出售商品。
李嘉图是在讨论工资涨落对商品相对价值的影响时发现这一矛盾的。李嘉图之前始终认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工资的增加或减少只会使利润发生变化,但是不会影响价值。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工资的变动是不会影响商品的相对价值的。然而当他进一步研究时,发现了矛盾,就是只有当各部门的有机构成相同时,工资的变动才不会影响价值。所以,李嘉图感到之前的理论出现了例外,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原理需要修正。
3 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
3.1 不研究价值实体,只研究价值量的决定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仍然保存着斯密价值理论的根本缺陷,就是不研究价值的实体,只研究价值量的决定。因为他不研究价值实体,就不可能科学地说明价值量的决定,所以,对于为什么从产品变为商品,劳动就具有两重性这个问题不理解,就不能把价值和使用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分开,于是到最后,自己也发生了矛盾。此外,不研究价值实体,正确说明价值量的决定也是不可能的。这样,也就不懂得价值为什么会表现为相对价值,他认为自然就表现为相对价值,所以也就不会研究相对形式的发展,在他看来,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他更不懂得商品生产中,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不但价值表现为相对价值,而且会让相对价值形式从一般形式到最后的货币形式的发展,进而不理解货币的本质。进一步,他看不到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不懂得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首先需要社会承认它的质为前提,然后再由社会计算它的量,即价值量的决定,从而使得他的货币理论出现矛盾。
3.2 阶级局限性
李嘉图是为资产阶级说话的,他所研究的劳动价值论是以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所以,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现象都是自然的存在,是确定不变的事实,资本主义不但使个人的最大幸福成为了可能,还使得生产率持续发展。他虽然也看到了阶级之间有利益的冲突和对抗性,但是,不能从社会经济制度出发去找其根源,而是当作自然规律看待。于是,一切经济范畴在他看来不是历史的范畴,而是自然的范畴。
客观说,李嘉图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成长起来的,当时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竞争的时代,生产和资本还没有集中,金融垄断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条件,对他的眼界有一定的限制。所以,他看不到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进而不知道它们是造成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不承认资本主义世界可能爆发全面经济危机,也就看不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事实,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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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内容;现实思考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积淀而成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深刻剖析,最终在《资本论》中完成了对于经济危机发生根源的阐述。另外,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理论做出全面解答,并在此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同时,马克思还认为,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实质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其危机实质在于生产的相对过剩。生产相对过剩,是一种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过剩。社会生产出的产品并没有被广大劳动人民消化吸收,而是显得过剩,这种情况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实质上留有大量剩余,继而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
第一,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体说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愈发尖锐,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认为,第二,经济危机的现实性。在当代世界经济关系中,危机的这两种可能性形式,取得了新的现实性形式,货币危机也转化为金融危机,并凸显为经济危机的新特征。回顾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之路,可以看到,他认为:在封建社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但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已经存在危机的两种形式的可能性。第一,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出现了买和卖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原来相统一的 W-G 和G-W之间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种种事例表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认为的经济危机,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才能形成,在其它形式的经济环境中,很难形成波及范围较大的危机。因此,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想要彻底消除经济危机,只能是消灭资本主义;第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这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的描述。过去的经济危机发生时,其表现形式与现在有所不同,或轻或重,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具有直接的联系。现在,全球发生的经济危机,表现出来为大众所看到的现象依然是商品的大量滞销,闲置的生产资料,企业、银行、商场的倒闭和破产以及激增的失业人员。伴随着这些现象随之而来的是物价的飞涨、信用关系遭到严重破坏,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秩序极度混乱,股票市场、证券交易等方面受到巨大威胁。这些现象背后显现出来的本质依旧是相对于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生产过剩,即生产的相对过剩。
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思考
2008年,一定是会被载入资本主义经济历史中的一年。这一年,美国首先爆发次贷危机(即次级房贷危机)。随后在资本主义国家大面积地爆发,并且经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传播逐渐波及世界其它各国,由此导致世界经济的疲软。这场经济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截至到目前,这次危机仍然是国际上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入手,我们可以看到,这场经济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生产的相对过剩。首先,在美国社会中,存在收入水平相差较大的问题,而社会中的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绝大部分,这部分人需要安家的房屋,同时需要购入生活必需品,但是,由于收入的限制,导致其购买力匮乏。其次,社会范围内,大部分过剩的房产资源需要售卖,信贷中介在此时发挥作用,将购买者与购买物联系起来。此时,金融机构充当了无担保的中介。但是由于社会购买能力无法满足房产的过剩消费,加上货币链条的中断,最终导致美国信用危机的爆发,不但冲击了国际金融领域,还冲击了国际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是从这场危机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们在这部书中找到了自己想到的答案,并为降低危机的可能性后果努力着。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代表国家,我国在2008年或多或少的受到了这次危机的影响。如何利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来更好的解决危机后的问题,成为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第一,缩孝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公平正义,提高社会实体购买力。这是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点之一,因为只有让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缩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由此引起的问题;第二,加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防范金融风险,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来解决,整个金融业应该从自身做起,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三,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出口依赖。我国是一个出口依赖略显严重的国家,这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对我国的冲击巨大,所以,只有切实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竞争力,才能在发生经济危机时平稳度过,免受巨大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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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货币理论 金融危机 信用货币
一、货币的起源、本质、定义及职能
马克思提出货币的内容就是金银:“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而且他还指出:“由于这种社会过程,充当一般等价物就成为被分离出来的商品的特殊社会职能。”“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马克思研究货币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他说,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所以,货币的本质是商品。货币不仅是商品,也就是具有一般商品的共性,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且是一种特殊商品,即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所以“只要理解了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克服了。”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交换的发展,经常地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商品比较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时,它就成了货币,当所有商品的价值都用货币来表现时,它就成了货币形式。
“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来说没有交换就能实现,就是说,在物和人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相反,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过程中实现。”由此说明,商品不是物,而是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虽然货币体现的是价值,但实质上是体现了人们在参加社会劳动的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商品交换与商品流通为依托在《资本论》中阐述了货币的五种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他认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基本职能,而后三者是派生出来的。它们间是有机的整体,彼此间存在着递进和互补的关系,二者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货币的本质。货币的职能产生于商品流通,离开了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职能就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
二、货币流通论及信用货币论
货币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是一种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特殊的商品。在进行商品交换的过程中,货币的流通也就形成了自己的规律。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基础与前提,而货币流通是商品流通的必然结果与根本动力。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数量与商品的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用公式来表示即为:M=PX/V。M表示商品流通中的货币数量,P表示商品价格,X指代销售商品的数量,V是货币流通速度。此关系揭示了商品与货币的联系,从而更直接的体现出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内在相关性。
信用货币并不是直接产生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程的,而是在执行其支付手段职能的过程中产生的。信用货币不同于纸币,信用货币的范围更加广泛,主要指各种证券,如股票、债券、基金等等,它本身没有价值,以信用为基础替代货币执行流通手段,并可兑换为现实的货币。信用货币既扩展了货币的职能范围,又人为地扩张了社会虚拟资本,加深了社会经济与货币危机。
三、目前金融危机的特点与根源
(一)目前金融危机的特点。
1.最近几次金融危机没有任何征兆,波及到许多的金融机构,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和全球性特征,将世界整个金融市场推入了灾难中。
2.金融危机通常首先从金融领域为起点的虚拟经济领域爆发的,然后伤及实体经济,致使出口锐减,大量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增加,消费者收入减少,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产生通货紧缩,导致经济衰退。
3.金融危机表现为消费的过度和进行负债消费。银行为了追逐利润,给一些原本没有消费能力的人提供贷款,让他们也进入消费领域,当这部分消费者没有能力偿还贷款时,就引发了信用链和资本链的断裂。
(二)目前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认为危机的可能性是隐藏于支付手段的链条中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才会暴露出来。所以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当今世界,金融行业广为发展,金融投机活动猖獗,信贷营业活动过度扩展,都是造成金融危机的一些重要因素。
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而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引起的,它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其核心是支付链条的断裂,信用的破坏和商品的贬值。这主要是由于银行提供了过多的信用货币给无力消费的消费者,消费者没有能力偿还贷款时,被拉长的资金链条必然断裂。
四、我国应采取的防范措施
第一,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必须加强对虚拟经济的有效管理。如果虚拟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就可能变成投机经济,为经济运行带来不断增长的泡沫。由于我国的金融业有外汇管制及市场分割机制,所以在金融方面冲击不大。但中国是一个出口导向型贸易模式的国家,国外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出口锐减,制造业困难,失业人口剧增,消费需求下降。此外,创新的金融衍生品能够散风险,但也会使分散风险的链条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所以我国必须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防止过度开发。
第二,中国应减少实体经济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当今的中国经济结构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一旦世界消费市场恶化,对我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政府需大力地扶持中小企业,调整经济结构。在全球化经济的背景下,我们一方面要防止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向我国转嫁危机,又要从过分迷信西方发展模式的思路中解放出来,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发展模式,要结合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解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吸取西方的经验教训,完善金融体系的管制,抑制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兴华,孙咏梅.当前金融危机的特点与根源及应对思考,经济学动态,2009,(05).
关键词: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 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 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 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活动形式的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 。“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结构的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 “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 。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 。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 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在主义经济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 。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 。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官僚主义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 。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 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的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在我国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 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 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客观形态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 。“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 “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 。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 。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从和揭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 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关键词:企业;经济危机;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一、前言
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难以抑制,对我国企业也有了一定的影响。企业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尤为重要,企业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对于企业来说,经济危机的出现既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也是企业面临的新机遇,企业要通过分析研究,不断完善自我,在新形势、新环境下,不断地开拓创新,才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本文就企业应对经济危机的人力资源管理展开论述。
二、经济危机的定义及原因
经济危机(EconomicCrisis)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负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也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本主义的特性,其爆发也是存在一定的规律。在看来,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早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就已经存在,这是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相联系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以后,危机的可能性才变成了现实性。随着简单商品经济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使经济危机的发生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三、面对经济危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分析
1.调整战略,适者生存。
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国际金融危机并未散去,对于之后的发展也是不可预期的。国际金融环境对于我国的经济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经济压力无处不在。人力资源部门要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做出分析总结,实现压力与动力的转化,挑战与机遇的转化。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只有调整战略方向,时刻做好应对的准备,才能够更好地在危机波及的同时,保持企业生存状态。
2.调整内部流程,完善结构,积极实施激励机制。
人在业务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些企业对于员工工作状态以及表现基本一概而论,并且没有明确的责任制,这就造成出现很多问题却没有部门管理的情况,并且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就要求企业内部对工作流程进行调整,将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和责任明确下来,避免企业成本的浪费,并且提高企业本身的工作效率。企业还需要减少自身不必要的环节,使企业内部信息流通更加简洁明了,一步到位,将组织结构简化,提高运营效率。与此同时积极实施激励机制,实现员工个人价值,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企业能够更好地运转。
3.培养并提高人才标准,吸引优秀人才。
企业的基本目的就是追求最大化的利润,而利润的达成以及绩效的完成,需要每一位员工都能够各司其职,尽忠职守,奉献出自己的力量。利润和绩效的达成和超越,能够使得员工的薪酬平均值得到上升。企业人力资源部门有义务也有责任对企业中的员工进行培训并使其在专业方向或管理方向上得到有效的提升,以增加本身人才的能力和价值,并在整体提高的同时,也将对之后人才招聘和人才引进提出更高要求,使员工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并在良性的管理制度中不断提升自我。如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已经逐步现代化,各个环节需要更先进的指导,以确保人才的个人提升,并不断地吸引人才加入。
4.重视企业内部岗位调整。
人才的选用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课程,合理地将人才分配在适合的岗位,能够更大程度地发挥人才的价值,并且对企业能够造成更好的影响,并且识人用人如果得当,能够为企业节省很大一部分管理成本。经济危机的影响,使得更多的企业招聘意愿不大,更多的是以拉动内部结构调整来应对。当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可以整合内部资源,为已有的人才进行合理激励,组织适当的内部竞聘,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为内部人才提供更广阔的施展自己才华的平台。对内部员工的重视,能够使员工感受到企业的关怀,并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和归属感,激发企业内部的凝聚力,更能够激励内部人员的创新意识,并能够在当前的情况下,建设富有活力的内部环境。
5.加强内部管理,重视对人力资源培训的投入。
经济环境的影响,使得企业要节省各项成本,以使企业能够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保留一定竞争力,避免资源浪费。但是越是这种情况,越应重视人力资源培训管理,并适当地进行成本投入,让员工感受到企业对于人力资源方面的重视。外界环境的影响是必然的,内部的团结是靠企业自身措施实施去形成的。所以任何情况都不应该忽视员工,应加强对员工自我提升培训的建设,加大对人力资源培训的投入。只有企业与员工一起,同仇敌忾,并肩作战,才能够在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下,顺利渡过难关,并将企业升华。同时将人力资源成本转化为人力资源资本,进而转化为科技优势和产业优势。
6.完善机制管理,调整薪酬,慎用裁员。
经济危机的到来,很多企业会在这个时间放弃原有的计划,并进行一系列减薪裁员措施降低企业成本付出,但是这种情况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案。就企业长久发展而言,裁员与减薪两项方案容易伤其根本,也就是容易造成人心不稳。企业本身这样做是为了应对形势的变化,但是这种情况会让人觉得企业难以长久,给企业带来负面的能量。企业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调整管理机制,运用多元化的手段,对薪资水平以及绩效评价做出调整。即使运用裁员减薪措施,也要对核心员工群体做出相应的补偿,对员工实际情况要做更详尽的了解,依然要丰富员工平时生活文化,做出一定支持。认识到企业核心队伍的长期作用,并加强凝聚力,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创新管理措施,使管理更加人性化,使企业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才能在复杂的形势下稳步发展。
7.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强化员工压力疏导。
经济危机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企业员工是能够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的。企业要持续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不变,在处理问题以及颁布措施的时候依然注重以人为本的根本目的,这样才能使员工对企业更加信任。方方面面的压力,使得员工情绪不稳,并容易对工作环境造成影响,这时候企业就要为员工做思想工作,为员工吃下定心丸,出具相应的规章制度或承诺,以确保企业运营不受不明情绪的左右;积极进行员工压力疏导,积极进行注意力转移,外界的压力要与内部形成隔离,并尽早消除外部压力对企业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员工就不会受到影响。企业也要做好与员工同舟共济的准备,并贯彻自身的企业文化,发挥管理层的领导作用,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应对经济危机的影响。
四、结束语
企业的发展与员工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时刻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以长远的眼光去布置企业前进的每一步,跟上时代的步伐,运用创新的思维方式,并对经济危机做出提前的预防措施和预案,时刻保持企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才能在经济影响的情况下,做出最合理的应对,帮助企业跨越危机,更加科学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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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有一普遍性共识:现代社会出现了异化消费。法国后现代哲学家泼德里亚甚至把当代社会称为“消费社会”。可以说,消费伦理的提出,不是按照伦理学的内在原理,从逻辑理论上推论出来的,而是由于当代人类在消费过程中频频出现的实际问题才浮出水面的。当今这种现象概括起来就是“消费异化”或“异化的消费”。
消费在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直接关系着人的现实物质利益。在人类社会文明诞生以后,物质消费便同人们的道德标准结合起来,我国古代便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种警示语句,进而也成为伦理学的不可获取的一部分。不过,在工业社会革命以前,由于受当时物质生产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影响,主流伦理学大多将消费等同于奢侈、浪费、耗费。现代市场 经济却急切地把消费纳入其中,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扩大消费的量与范围,将消费与人的本性相异化、相脱离。随着人们意识到通过物质资料的消费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成为当今社会主流观点时,一种危机意识逐渐产生,迫切要求人们重新在伦理学价值的高度来探讨人的本性,确立起符合人的真实需要的消费伦理,将人类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消费伦理的现状及其分析
(一)从消费行为的价值取向看,消费伦理价值观已从传统节俭的消费观转向奢侈的消费观
中国传统消费伦理理念是勤劳节俭为德,肯定了劳动在创造消费资料中的基础性作用,肯定了劳动所具有的道德价值,“赖其力苦生,不赖其力者不生”,“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些精论都明确指出,劳动是生活的基础,是创造的源泉,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创造出物质财富,才能进行消费,才能享受生活。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人们形成了崇俭黜奢的消费习惯和道德观念,因此中国人把勤劳节俭作为美德,把贪欲奢靡作恶行。
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对消费作出了许多精辟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著作中,把节俭视为“吝啬”与“奢侈”的“中道”。他还指出“正确的消费才是合乎德性的”,在他看来所谓正确的消费也就是符合中道原则的消费即节俭的消费。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为了刺激消费,凯恩斯反对勤俭节约,主张扩大消费。他认为节俭是导致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只有人们增加消费,劳动产品得以消耗,才能保证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转。
到21世纪,人们的生活质量水平相比以前有了质的飞跃。越来越多的人也推崇及时行乐,加上现在信用商务的发展,超前消费屡见不鲜。物质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繁忙的工作之余,只有将自己辛苦的劳动所得换为各式各样的消费品才能彰显自己的个性和存在。因此,当今社会主流消费观念已经由传统的节俭到现在的奢侈。
(二)从消费文化的角度看,消费伦理已从物的消费转向符号消费
物的消费主要是指工业社会以前的消费,符号消费主要是指后工业社会的消费。前者是对商品的消费,侧重点在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后者是对与商品有关的周围世界意义的消费。正如鲍德里亚认为的“消费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富裕现象学,它既不是依据我们的事物、服饰及驾驶的汽车来界定的,也不是依据形象与信息的视觉与声音实体来界定的,而是通过所有这些东西组成意义实体来界定的。消费是具有某种程度连贯性的话语中所呈现的所有物品和信息的真实总体性。因此,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
物的消费主要体现在商品社会中。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从表面上看,似乎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相互得到需要的满足,相互实现着消费关系,但实际上,每个为他人的需要进行生产是一种假象,隐藏在这个假象背后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掠夺,相互欺骗和相互奴役的实质。人的需要的满足不但没有成为人的本质的实现,反而成为人走向奴役之路的手段和桥梁。因为你的需要“它们根本不是一种赋予你支配我的产品的权力和手段,倒是一种赋予我支配你的权力和手段。”这表明人对物的消费已转向对物的顶礼膜拜即人物化,人的社会关系转化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实质上是人的消费异化。
弗洛姆认为,现在社会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人以快乐,满足人的多方面生活,丰富人的情感,而是单纯的为消费而消费,消费本身成为目的。人们购买了许多东西,“只不过是为了要有;我们对无用的拥有感到满意”,而“人的思想、理性被机械性消费所取代,人变成了一架没有思想,没有情感的消费机器”。一般来说,消费就是对物的占有、使用和消耗。物之所以能被消费,正是因为其具有功能价值(使用价值)。消费是和人的需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消费不仅仅限于物质上的,还包括精神文化消费,如各种各样的时尚消费和休闲娱乐消费。精神文化消费的前提条件是物质极大丰富,这正符合当前消费社会所具有的特征。消费社会是一个被物所包围,并以物的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社会,这种大规模的物的消费,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
造成的结果是人自身存在着内在的分裂,即人在消费过程中即无法完全认识自我也无法正确认识他人。在消费社会中,人的消费异化形式已从物的异化转向符号异化。正是在此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的眼光剖析西方消费主义文化,他们认为西方消费主义文化隐含着政治目的和操纵意识对人们生活方式起着麻醉和“物化”的效果。在一种同一的和大众的消费文化的统摄下,消费者产生的是虚假需要,人们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他们面对众多的商品,却已失去了判断和选择能力。消费者不再有创造和解读消费文化的欲望,因为这时的消费文化已不再是一种基于消费者需求生产出来的与消费者贴近的日常生活文化,而成为一种异己的意识形态力量。鲍德里亚在此上确信,消费主义不只是一种地区性经济文化症候,也正称为全球性的经济文化特征。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当 然不只是一种消费市场的西方扩张过程,也是“消费主义”甚至“西方文化帝国文化”的过程。正是西方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纷纷仿效发达国家的方针模式及其派生出来的消费方式,使得奢侈型的消费方式逐渐向全球扩展,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普遍性。
三、现阶段我国消费伦理的构建原则
我国现阶段消费伦理要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适应,要与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相适应。具体来说,现阶段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消费伦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原则
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的消费伦理必须符合这个基本国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以其统帅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消费伦理作为社会伦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必然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和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消费伦理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有利于全体人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要最终服务于提升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
(二)尊重历史原则
任何伦理道德规范都具有历史继承性,消费伦理也不例外。构建新时代的消费伦理必须承认历史、尊重历史,发扬传统的优良道德。在东西文明的冲击融合过程中,只有坚持民族的、科学的东西,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福利的不断提高。
(三)公平正义原则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任务。公平正义不论是作为价值、原则,还是作为制度、规则,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的本质要求。消费是各项经济活动的最终归宿,消费行为要求较之其他经济活动对公平正义的要求更为强烈。消费伦理的公平正义不仅包括消费者消费权利公平、消费机会公平、消费规则公平和消费环境公平等,也包括代际消费公平和人类消费行为与自然界之间的公平。
(四)社会和谐原则
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各种社会矛盾,社会发展就是这些矛盾运动的过程。和谐社会就是要在发展的基础上争取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消费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构建社会主义消费伦理必须在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基础上,兼顾各方利益,促进和谐消费。
四、对我国消费伦理的反思与展望
消费伦理在我国还属于一个新颖的词汇,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物质资料的需求日益增加,这些都或多或少了影响了人们的消费伦理。这种对物质的依赖性,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走向了奢侈消费的道路,现代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好像消费的越多,生活就会更好,即使这种消费现象是不合理的、是超前的。这也促使我们回过头来反思,为何我们的消费观念会出现这么极端的一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关于绿色消费的倡导少之又少,人们对绿色消费的认识还只在于皮毛;我们的青年一代,无论是在学校课堂上还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接受的消费指导也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原因,倘若我们在发展社会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对于人文道德多增加一些投入,今天我们国家的消费伦理可能会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对于我国以后消费伦理的发展,我们希望不仅仅是在理论上的延伸,而是可以在社会生活中普遍的大众认知,任何理论如果只停留在理论阶段,那它的价值也无法真正体现。我国目前这种不合理的消费行为,只能通过多方面的积极倡导,例如社区的宣传、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体的共同努力,传达一种健康消费的理念,引导人们可以自觉地进行绿色消费,促使我国消费伦理能够达到崭新的层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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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民族品牌一个个被国外企业并钩于旗下,引发了人们对民族品牌价值的思考.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以马充忍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从人类学角度给予解释并阐述民族品牌发展片制度的依箱性。
1 劳动价值理论的评述
1.1劳动价值理论观点描述
劳动价值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劳动价值理论由商品理论、货币理论和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三部分组成。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因素.其中,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就是由其所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量的大小来决定的.商品所包含的抽象人类劳动是劳动者的具体劳动耗费在商品经济关系中转化变成的结果。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表现了主观具体活劳动耗费所产生的客观杜会效果—满足杜会需要的有效的劳动的含童。
商品的价值量同样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计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是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即等价交换.价值规律对生产和交换活动起着支配作用,通过价格的运动来表现。而价格的运动又离不开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市场的调节产生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弱点和缺陷,这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把市场经济下价值规律的调节机制的消极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
1. 2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对价值理论的评述
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是人类社会工业化、市场化的初期,其目的是为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价值创造过程中,除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外,先进技术、科学知识、经营管理和信息等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生产因素.尤其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它的不断创新与推广对社会财富积累的贡献越来越大.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的“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已造福于民”.科学技术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具有重大的作用,通过人这一劳动主体把科学技术融人到其他生产要素当中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从而产生出多倍的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者创造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也即科学技术的运用使人类的劳动不断地起着自乘的作用.现代企业要在市场经济中立足,更需要通过改进技术,改善经营和管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制度作为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它的产生不过是把社会价值共意得到一种稳定性存在的保证,把道德秩序转化为一种权利秩序,它为社会的共同价值标准和交换行为规范、组织原则以及知识技能等等的人类发展的创造物,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世代承续的社会机制,保存了人们交换行为和关系的模式,并且通过使价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而扩大了社会交换的范围.这种外部意志的强加力协调着人们的行为动机,并促进或阻碍价值的创造。例如,我国当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股份制逐渐成为公有制主要形式,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劳动者创造价值有激励作用。
2 民族品牌的价值来源及构成
2.1从商品的二重性粉民族品牌的价值来源
(1)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分析。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马克思在这里就强调了满足人们需要的是物的客观存在.物的这种“有用性”离开了商品实体就不存在了.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商品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层次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受人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既包括物质的,也有梢神的,还有社会的。从另一角度看,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从另一角度分析了商品对消费者的满足.“一个人”对一物所付的价格,绝不会超过,而且也很少达到他宁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因此,他从购买此物所得到的满足,通常超过他因付出此物的代价而放弃的满足;这样,他就从这购买中得到一种满足的剩余。他宁瓜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超过他实际付出的价格的部分,是这种剩余满足的经济衡量.这个部分可成为消费者剩余”.这种消费者剩余既可能是商品本身所具备的,也可能是消费者的“发现”,还可能是消费者的心理感受.
民族品牌的“有用性”承载于其产品上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求的同时,在买方市场的今天,消费者购买民族品牌更多的集中在精神和社会需求层面.人们在购买民族品牌享受其基本的“有用性”的同时.更能够感受到爱国主义,振兴民族产业.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品牌走上全球化品牌的趋势的欣慰。可以说,消费者在购买民族品牌所得到的精神和社会层面的上满足,远远高子他所为此支付的价格,也远远高于一般商品所提供的“消费剩余”。
(2)从商品的价值分析.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人的筋肉、神经、脑等的一定生产消耗”.这种劳动耗费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的,即劳动时间的长短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这里说的商品的价值高低对来说,既表现在商品的内在质量和基本功能上,也表现在商品的外在质量和辅助功能、美学功能上;既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物质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也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精神、社会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也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的精神、社会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民族品牌与非民族品牌以及其他非品牌商品的本质差别即在于劳动投入量与数量的差异。由于人们对民族品牌商品投人的劳动从质和最两个方面都高于非民族品牌商品的投人,因此品牌商品就包含更多的价值和交换价值,就能满足人们更多、更高从层次的需要。
2. 2民族品牌的价值内涵与构成
(1)民族品牌的价值内涵。
品牌价值的内涵可以界定为被消费者认可的品牌所赎予产品的物理功能上的情感和体验附加值.由于其能够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所以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企业总资产的著称部分之一在既定的劳动投人条件下,民族品牌价值取决于生产者特殊劳动投人和市场认可的契合程度。本文主要谈及民族品牌的文化内涵.
品牌文化的积累使得产品不仅仅作为实用价值的载体而存在.更使得产品在内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品牌文化更是以一种价值符号来传到产品的理念、价值观念和特殊效用.并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同,进而转化为品牌的经济价值.
(2)民族品牌的价值构成.
从传统的角度看,民族品牌价值的构成要素不仅包括资源组成、技术工艺、文化特征、广告与形象等也包括安全性、实用性、特殊性所带来的效用(包括生理和心理).民族品牌价值和其他品牌价值一样,生成过程本质上并无差别.所不同的是,民族品牌价值中更多的包括劳动者的复杂劳动.本文主要讨论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
王成荣在其著作《品牌价值论》中运用品牌经济价值曲线分析了品牌价值的构成,认为品牌价值大小取决于生产者者特殊劳动投人量与市场与社会认可程度的契合点.当两者值较高时,经济价值也就越大.反之亦然。但是当前者值较大,后者值较小时,民族品牌经济价值较小,甚至为负,当前者值较低,后者值较高时,民族品牌经济价值较大.所以.我借鉴王成荣的品牌经济价值构成理论来说明民族品牌经济价值构成,并认为民族品牌价值在其经济价值构成方面与传统品牌的经济价值并无差异性,只是民族品牌更能使消费者从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得到更高层次的梢神效用(民族自豪感、荣誉感等).
3 民族品牌发展的制度性依赖
制度作为价值共愈合法化或者说一种社会的游戏规则,必然会对经济过程产生影响.经济主体行为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制度等约束下将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制度要素在经济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核心地位。
3.1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对制度的依翰
产品和服务是民族品牌的载体,也是民族品牌经济价值增值的核心.产品创新是民族品牌提升的第一组成部分,它主要集中在新产品的开发、新包装的设计与运用、新技术的创新和运用、新产品的市场推广等方面。服务价值也是构成民族品牌价值的有一个组成部分。良好的服务质量创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也可以使产品因良好的服务而增值。
民族品牌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过程中投人大量的生产资源、技术、资金和信誉保证等以使民族品牌经济价值得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因家无不为民族品牌提升给予支持和保障。制度是以对努力成果的承认和保护,来建立激发努力的激励机制,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来源的。在一个封闭性的制度模式中,最重要的发展基础,或许就取决于经济主体的努力程度;而在一个开放的制度模式中,其他因素的介人,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会比努力程度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如政府对先进技术引进的激励、对高级人才的优惠待遇、以及其他的政策性支持和财政倾斜.
这些年来,大家目睹了我国众多民族品牌如健力宝、活力28、乐百氏等等本土品牌一个个被外资收人囊中之后,汇源的举动确实触动了国人敏感的神经。这些民族品牌的消失殆尽无不反应了当前国内民族企业发展的艰难和政府对民族品牌重要性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政府应基于民族品牌发展更好的环境和关怀,以必要的合理的措施保护民族品牌的发展壮大.(1)政府应主导国家品牌计划,扶植优势产业区域、产业集群重点突破。(2)制定一系列完备的政策性保护和扶植措施.(3)政府从长远利益考虑有必要干涉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民族品牌与外国品牌的并购。
3. 2民族品牌营销传播创新对制度的依翰
除了民族企业产品本身的创新,对民族品牌进行有效的营销传播活动同样是提升民族品牌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民族品牌营销也需要投人资源,而资源是价值转换的前提。制度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民族品牌传播过程中也担任重要的角色.制度对信息资源获得的可能性以及获得的效率直接影响了民族品牌传播的速率和传播广度.因此,政府应该建立和完善信息平台,为民族品牌发展提供必要的信息,借鉴很多发达国家在利用首脑外交渠道为自己的企业在海外拓展市场的做法,开放国家外交资源,扶植企业走出去,塑造国家形象.
3. 3民族品牌文化创新对制度的依赖
关键词:高校;教育品牌;经营管理战略;内涵
一、绪论
当前,中国高校发展普遍存在着“千校一面”的过分趋同化倾向,很多学校不顾社会客观需要和学校实际情况,盲目追求“高层次、综合性、研究型和开放式”的办学模式。同时政府、社会的导向,以及各种有失偏颇的评价体系加剧了这种现象,使得很多学校逐渐丧失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当今中国各省市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大规模的“大学城”建设运动,如果全国各地的大学城项目相继建成并大规模入住学生的话,那将在全国掀起一场激烈的生源竞争,缺乏名气和实力的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将首先受到冲击。并且这么大规模的大学城运营,将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才等教育资源的投入,这样迟早会引发相关教育资源的剧烈市场竞争。然而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竞争已由原来直接的规模和品种的竞争,日益转化为质量与信誉的竞争。[1]即市场竞争逐渐转移到代表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与信誉的品牌上,商品和服务的竞争异化为品牌的竞争。[2]
二、高校实施品牌经营管理战略的可能性
1、教育策划的出现
品牌策划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就某个品牌的创建和经营,作系统的研究、分析,以形成一个预想性方案。实质上,高校的教育服务和教育产品缺少一种具体的量化标准,更直观地体现为学校间品牌的竞争。而教育策划则是品牌策划与教育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和艺术,它遵循教育规律,运用品牌的市场策划理论,就学校的发展方向、办学目标、发展战略、具体措施等问题进行全面、系统谋划,制定科学、合理、高效的教育品牌经营管理方案,从而达成教育的最佳境界和效益。然而,品牌高校的创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精心
的教育策划和学校公众形象的塑造,需要遵循教育品牌建立和发展的规律以逐步提高品牌经营管理的水平。
2、高校教育品牌具有可塑性
中国的国情是“穷国办大教育”,并且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由于教育资金的缺乏,国家只能有针对性的重点扶持部分大学,而对其他高校的投入有限。一方面,民众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构成现阶段教育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另一方面多数普通高等学校由于国家投入有限而导致发展境况并不好,有的学校甚至在生存线上挣扎。从我国教育的现状和实际来看,绝大多数高校在本行政区域内因具有唯一性并加之多年的经营,已具有相当的品牌影响,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施品牌的经营扩张战略以拓展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数量,从而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协调发展。因而,教育品牌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是可以打造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高等教育的服务模式和办学主体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和发展,其中民办高校更成为了一支重要的办学力量,许多民办高校的规模和效益超过了很多公办高校、初步形成了独特的办学模式和具有竞争力的运行机制。民办高校的成功在于经营者突破经验的、学科的思维局限,凭借独立经营、自主办学的有利条件,逐步形成经营灵活、适应市场的办学模式、课程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在管理体制上,多数学校实行董事会(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院)长负责制,由经营管理、学术管理方面的专业人士和社会人士组成董事会(理事会),对学校的长远规划、发展战略、经费筹集、财政预算、校长任命等重大的事项进行经营决策。许多学校还结合自身特点,积极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如: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快速决策机制、自主办学与自我约束的管理机制、引进人才的自主聘任机制、自筹资金的资本运作机制、按劳分配的激励机制、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等。这些举措都为民办高校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办高校走品牌塑造的成功之路,充分说明了高校教育品牌的可塑性,只要策划和经营得当,品牌效应就能够实现。
三、高校品牌经营管理战略的内涵
1、办学的理念和目标
高校的办学理念首要的是突出学校的特色。大学特色是指一所大学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专有性或显著性发展方式以及被社会公认的、独特的、优良的显著特征,是大学独特、持久的内涵,是一所大学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力和优势所在。高校只有走特色化发展之路,才能形成大学间的相互协作共生的良性发展局面;有特色的大学,才是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大学。教育市场化要求高校实施品牌经营战略,而品牌经营的核心就是特色经营,要求高校形成鲜明、丰富和稳定的品牌特色,从而在教育资源和教育市场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办学目标上的定位。在学校的功能定位上,普通的高校无疑有别于以探索人类知识的未知领域和培养高水平的学术性人才为主要功能的研究型大学,应选择将其主要功能定位在应用型、技术型人才的培养上。普通高校明确立足于应用型技术型这个层次,主要是为了避免一哄而上、盲目攀比,但这不等于放弃努力,那些已经或者今后具有深厚研究基础的学校仍然可以以“研究”作为其主要功能。事实上,高校举办者应根据时代和地域特点、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求和教育资源分布等情况,考虑学校的历史传统和学科优势,明确学校的类型、层次、专业结构和规模等要素,对高校做出符合实际的恰当定位。
同时高校的社会责任决定了打造教育品牌要始终把培养人才放在第一位,把社会效益、教育效益放在第一位。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不能动摇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树立起知名教育品牌,并且使之长期传承、永不褪色。
2、专业和课程建设模式
高校专业和课程设置在尊重教育规律和学校实际情况的同时,还要以市场需要为根本。要面对市场、适应社会,努力克服高等教育存在的一些弊端,如理论与实践脱节、教育与社会脱节,尤其是在培养社会实际需求的高等专业技能人才方面缺乏相适应的机制。如何创新教育模式和教育特色,根据市场的需求状况和现有师资条件,尽最大可能建立起适应市场需要的专业和课程模式,应成为高校品牌建设的一个重点。
3、师资队伍的建设模式
作为公办高校,则应既自主培养主要的师资力量,同时注意从外面引进部分优秀的师资力量,充分保证有一支稳定的师资队伍。打造师资队伍要注意正确的方向引导,要引导教职工充分认识教育品牌的价值和意义,用品牌意识整合学校的办学理念和管理策略。把教师的爱岗敬业和自我实现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师资队伍的和谐运行以增强学校的凝聚力,从而提升学校的形象和知名度、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4、教育品牌的经营扩张模式
打造教育品牌必须遵循教育规律,但教育品牌是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的趋势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打造教育品牌更离不开市场,应该引进市场的机制。特别是高校办学的体制和机制,可以更多地依靠市场手段,按市场规律办事,采取各种市场运作的模式来筹措资金、配置资源。
兼并式的扩张。高校可以利用其品牌兼并薄弱院校,将其品牌经营模式输入薄弱学校进行改组、改造,达到以品牌无形资产控制有形资产的目的。这种模式充分利用薄弱学校原有的校舍、设施、人员和市场,将薄弱学校提升为优质教育资源,从而增强高校的实力以实现品牌效应的经营扩张。
吸纳合作式的扩张。利用高校现有的品牌效应,直接吸纳社会资金、人才等资源,进一步壮大学校的规模。利用高校的影响力和美誉度,深度挖掘品牌的吸纳功能,多渠道融入各种教育资源,壮大高校的核心竞争力,提升高校的品牌形象。
同时也可利用高校的品牌效应进行资源整合,与企业、学校或者其他经济实体采取多种方式共同合作办学,以这种间接的方式吸纳社会资金和教育资源,实现品牌的扩张。比如,经济实体出资金、场地、校舍,学校出品牌、人才、管理模式的形式,联合办学,这也是以无形资产吸附有形资产来增强学校实力、扩张品牌的有效手段,比如高校后勤社会化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连锁集团式的扩张。如今,继续教育、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已成为市场经济下从业者提高自己竞争力的必要途径,这些增值教育服务有巨大的市场和利润空间。以高校品牌为龙头,组建教育集团提供增值教育服务,采取企业集团和连锁机构的市场运作方式,充分利用高校品牌特许经营的途径,以集团投资、连锁办学、专家治校、滚动发展、适度产业化的兴教模式来迅速扩张学校的品牌。通过集团产业化发展战略,大力开展增值教育服务以增加创收机会,加强媒体和广告宣传以扩展高校品牌的知名度,从而增强高校的市场竞争和经营能力。
四、结语
“中国高校的品牌意识普遍淡薄”[4]
作者单位:重庆医科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尹奎杰、王景斌.商标的异化与异化的商标 [J].当代法学,2001,1,26-27.
[2]钱矛锐、青梅.商标的混淆、联想、淡化及其相关理论之比较探析[J].阴山学刊,2004,114-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