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的形式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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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劳动力流动的形式范文
[关键词] 双侧骨神经；阻滞麻醉；双膝关节置换术；血流动力；苏醒时间
[中图分类号] R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6）05（c）-0013-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effect of bilateral femoral nerve block anesthesia on blood flow dynamics and relief tim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double knee replacement surgery. Methods 60 cases of patients planning for double knee replacement surgery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4 to February 2015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30 cases in each，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mplemented bilateral femoral nerve block anesthesia ， the control group implemented general anesthesia before operation， and the HR and mean fluctuating pressur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esthesia ， after induction of general anesthesia， immediately after induction of general anesthesi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operation， after 60min of operation， after 120min of operation and at the time of awakening of patients， and the operation time and hemostatic tim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dosages of propofol， fentanyl and remifentanil in operation were recorded， and the awakening time and extubation time of patients were observed in detail. Results Both groups successfully finished operation after anesthesia， and there was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operation tim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an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hemostatic tim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y comparison.[（109.3±21.1） vs （122.5±21.6）] min， the drug dosage of propofol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obvious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awakening time and extubation tim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obvious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Bilateral femoral nerve block anesthesia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ouble knee replacement surgery is superior to general anesthesia obviously， which can reduce the use of intravenous sedation and analgesics by patients in operation， better stabilize blood flow dynamics and shorten the awakening time of patients after operation.
[Key words] Bilateral femoral nerve； Block anesthesia； Double knee replacement surgery； Blood flow dynamics； Awakening time
人类在医疗和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现在，寿命得到了相应的延长，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也在到来，全膝关节置换术中中老年人所占的比例在不断的增加[1-2]。双膝关节的同时置换，只需要进行一次麻醉这样可以有效的缩短病程，同时可以降低医疗费用的消耗，因而被广大中老年人所广泛接受。该文对该院自2014年2月―2015年2月接收的60例双侧股神经阻滞麻醉患者进行了研究，在老年双膝关节置换术中的应用和全身麻醉进行比较，分析前者对老年手术患者血流动力和苏醒时间的影响。
1 主要资料和麻醉方法
1.1 主要资料
该实验方便选择该院自2014年2月―2015年2月接收的60例双膝关节置换术患者，其中男性32例，女性28例，年龄60～78岁，同时以上所选的病例中患者没有严重的心肺疾病以及重要的脏器功能的衰竭，没有严重认知障碍，病情基本稳定。其中老年合并症中高血压21例，冠心病5例，糖尿病患者20例。实验将60名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30例，所有的患者在手术前需签订和实验内容的相关协议，并对实验情况完全知晓。该次实验经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两组实施不同的麻醉方法
两组患者在手术30 min前均进行常规的肌注射阿托品0.5 mg，在患者进入手术室后使用检测仪对患者的心率、心电图、脉搏血氧饱和度以及脑电双频指数进行监测。两组患者中对照组不进行双股神经阻滞穿刺。实验组患者实施全麻诱导前神经刺激器的协助下对双侧骨神经进行穿刺。对实验组患者的腹股沟韧带下2 cm的位置定位股动脉，将50 mm长的电刺激针于股动脉外侧1 cm处与皮肤形成30度进针，刺激电流1 mA，患者的股四头肌出现明显收缩或是伴有膝盖跳动时，降低刺激针的电流至0.3 mA，股四头肌仍有明显收缩时注入0.375%罗哌卡因（国药准字H20060137）3 mL，此时对患者观察5 min后患者没有局部麻药中毒反应后，单侧缓慢推注0.375%罗哌卡因17 mL，推注过程中需要注意患者血液是否出现回流的情形。双侧股神经穿刺给予0.375%罗哌卡因40 mL。
1.3 对两组患者进行的观察
观察麻醉前、全麻诱导后、全麻诱导后即刻、手术开始、手术开始60 min、手术进行120 min、患者苏醒时HR、平均脉动压进行比较。对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的进行的手术时间以及止血所用的时间。术中使用的丙泊酚、芬太尼、瑞芬太尼的用量做出记录，对患者的苏醒时间、拔管时间。
1.4 统计方法
该次调查所有数据均采用软件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均采用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用t检验，P
2 实验结果
两组患者全部顺利完成麻醉和手术，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分别是（171.2±42.6） min和（165.2±20.6） min，手术时间没有明显差异，但是止血带应用的时间分别是（109.3±21.1） min、（122.5±21.6） min数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我国的老年双膝置换手术中经常使用的麻醉方法是椎管内麻醉会使实施全身麻醉，该种麻醉方式对于存在脊椎骨质增生的患者来讲，韧带钙化普遍，导致麻醉穿刺过程中难度增加，对患者造成了手术的痛苦，并且会出现麻醉风险[3-4]。神经刺激器和超声下的辅助穿刺极大的提高神经阻滞的成功率。神经阻滞对患者的循环呼吸影响也比较小，不但很好的和硬膜外镇痛产生了相同的麻醉效果且降低了手术并发症的发生，降低患者的吗啡需求量[5-6]。在单侧膝关节置换术中经常使用的神经阻滞方法是腰丛和坐骨神经同股神经阻滞相结合的方式，但是腰丛坐骨神经的位置比较深，在对患者实施穿刺时需要患者的侧卧位的配合，姿势保持时间比较长。相比较之下股神经穿刺的位置相对比较浅，患者在穿刺的过程中只需要保持仰卧位即可，神经刺激仪能够很好的对神经进行定位，保证了麻醉实施的成功率[7-8]。在研究哌罗卡因的剂量最大为150 mg，但未出现麻药中毒的不良反应。
冠心病、缺血性脑梗死在老年患者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老年人对麻药的耐受性较差，手术的刺激很容易引起老年人血压的升高而发生脑血管意外。在该研究中的患者中有近一半的患者由高血压和糖尿病，因此物在老年患者中的使用要更加谨慎[9-10]。
该次研究中，两组患者均在进行麻醉后顺利完成手术，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手术时间没有明显的差异，止血带应用的时间分别是（109.3±21.1）min、（122.5±21.6）min，两组的数据比较具有明显的差异，实验组的丙泊酚等药物用量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的苏醒时间和拔管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该结果同李红培等人[1]的研究结果[观察组与对照组手术时间分别为（171.3±42.5）min、（165.0±20.2）min，止血带应用时间分别是（109.4±21.0）min、（122.6±21.5）min]保持一致。
综上可知，双侧股神经阻滞麻醉同全身麻醉相比在老年双膝关节置换术中患者的具有明显的优势，可以在手术中减少对患者使用静脉镇静和镇痛药物，稳定患者血流动力，缩短了患者的术后苏醒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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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劳动力流动的形式范文
关键词：经济开放；劳动力流动；产业集聚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4-0051-14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4.006
Openness and China’s Interregional Labor Migration：
A New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YI Miao1， ZHOU Shen2
（1. School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This research tries to explain why large scale labors migrate from the interior to the coast during China’s globalization process. We shed a light o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y openness effect on labor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when industries agglomerate to Chinese eastern area. We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general equilibrium new economy geography model. We add a nonprofit public transportation sector to reflect the migration fee. Then， we analyze model’s centripetal force and centrifugal force， mak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model according to Chinese conditions.The results show： during Chinese globalization process， economy openness is the trigger and essential condition of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labor migration； economy openness will effect shortterm equilibrium， and effect many variables determining labor migration decision， including employment， real wage and price index； economy openness would affect migration through affecting migration cost directly； economy openness would play role on the whol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process to effect labor movement； economy openness promote both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labor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and the degree of openness is deeper the promotion effect is more obvious. As long as China insists on basic policy of open economy， industry will still agglomerate in eastern area until centrifugal force beyond centripetal force， and the trend of labor movement from western area and middle area toward eastern area will continue.
Keywords：economy openness； labor migration； industry agglomeration
一、引言
自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我国的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我国的劳动力流动规模也在快速增长，1990年我国劳动力流动规模为1983万人，到2000年达到14439万人（见表1），而到2012年达到2.79亿人，较2000年增长94%，约为1990年的14倍。对于中国这样庞大且快速增长的劳动力流动，学者们从多种视角进行了解释，其中最为普遍的是发展经济学的观点。
大多学者比较关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劳动力流动现象。发展经济学认为处于经济发展初期的发展中国家一般符合“二元经济结构”，即一国经济可分为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工业部门。城市工业部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迅速发展，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村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动，最后全部被工业部门吸收。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两个层面上的劳动力流动。一是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从农业部门转到工业部门，即一国经济工业化过程。二是劳动力的地域转移，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即农村劳动力城市化过程[1～3]。
然而，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劳动力流动除了呈现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城乡劳动力流动之外，还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根据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2004年农村外出一个月以上的劳动力达到1.03亿，其中4299万为跨省流动[4]。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1990～2010年全国范围的劳动力流动中跨省流动的比重在逐步上升，且在跨省劳动力流动中，由中西部地区
流向东部地区的比重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比如中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在1990～1995年占中部地区跨省流动的比重为71.52%，而2005～2010年该比重上升至92.43%，上升了20.91个百分点。那么如何解释我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大规模劳动力由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动的现象？我们试图建立一个新经济地理学一般均衡模型并对其进行数值模拟，研究中国东部地区产业集聚过程中经济开放对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作用。
一些学者的观点支持了我们的想法。安德鲁（Andrew）简明地说明了全球化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机制：全球化可能带来一国经济地理上的发展不均衡，较开放的地区会比欠开放的地区发展得更快、更好，而劳动力总是从低工资、差工作环境的地区向高工资、好工作环境的地区流动[5]。朋撒和朱农（Poncet and Zhu）利用中国1985～2000[JP]年劳动力跨省流动数据检验了该观点，认为工资和就业机会的不同迫使中国剩余劳动力迁徙到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全球化加强了东部沿海地区吸纳省外和省内劳动力的能力，同时降低了沿海地区劳动力发生跨省流动的可能性[6]。肖智、张杰和郑征征也发现流入地的经济开放度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动力之一[7]。杨云彦、徐映梅和向书坚认为经济全球化会带来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促使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优势地区集中，致使就业岗位的空间分布不平衡，引起沿海地区对中部地区劳动力的就业替代[8]。然而，全球化不仅带来劳动力流向东部地区，也有可能导致劳动力回流到中西部地区。王德文、蔡和高文书从全球化的角度解释了“民工荒”现象，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后，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重心发生了相对转移；随着内陆在经济上快速追赶沿海地区，内陆非农就业机会上升和低劳动成本优势的呈现，出现了沿海地区劳动力向内陆地区回流的现象[9]。这些观点说明：经济开放首先使得国内地区发展出现不平衡，东部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中西部，而劳动力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后发生大规模的流动。所以，开放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经济开放作用于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条件，这种不平衡事实上是开放后东部地区产业集聚的表现。这些研究更多地从实证上检验经济开放对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促进作用，有些甚至只是一个观点，目前从产业集聚的角度理论上分析经济开放对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作用机制的研究还较少。
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分析的契机，国内外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者大致认为，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动之间存在正向的反馈促进关系，即产业在某一区域的集聚会引起其他区域劳动力向这一区域的集聚，同时劳动力的集中又会进一步促进产业的集聚[10～13]。敖荣军和范剑勇等认为我国的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符合这种正向反馈机制：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会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而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又会引发沿海地区的进一步产业集聚[14～15]。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发现有学者从新经济地理学产业集聚的角度细致梳理经济开放对跨区域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机制，特别在理论模型中较少考虑迁移成本。本文试图通过改进和完善迁移函数建立一个分析中国该问题的综合性框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贡献：①建立一个适合分析中国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②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改善不足，丰富迁移函数的部分，使之更符合中国事实：首先，引入近视迁移和远视迁移机制；其次，考虑劳动力流动的迁移成本，包括物理成本和心理成本，发现迁移成本的加入对于产业集聚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最后，加入一个非盈利的公共交通部门以反映劳动力流动的交通成本。③在模型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产业集聚过程中经济开放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机制，其中部分重要结论在数值模拟中得到验证。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处于封闭状态，整体经济发展缓慢、工业化程度不高，但全国范围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均衡。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开放的条件下，我国整体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工业化程度也逐步提高，同时也带来了沿海和内陆区域经济、人口、产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经济开放条件下，如何在保持全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工业化稳步提高的同时，实现全国范围不同区域经济、人口、产业相对平衡发展，成为目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研究清楚经济开放对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作用机制，不仅可以合理预测中国经济开放转型期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趋势，更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区域发展、人口流动和对外贸易政策以达到整体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科学依据。
二、基本模型与均衡条件
为了描述中国经济开放后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及劳动力流动的过程，本文以鲍德温（Baldwin）和胡大鹏的模型为基础。鲍德温的模型丰富了迁移函数的形式，但整体框架却沿用标准的CP模型，不符合中国经济地理结构的特点[16]；胡大鹏的三区域模型符合中国经济地理的结构，然而其迁移函数却过于简单，未考虑迁移成本和迁移者的远期目标[17]。本文综合两个模型的优点并改善其不足，构建了一个适合分析中国问题的综合性理论框架。
1.模型假定
模型有三个区域，分别是区域1、区域2和区域0。区域1和区域2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区域，区域1为沿海地区，区域2为内陆地区，区域2相对于区域1更远离其他国家，区域0为除了这个国家以外的区域。区域2必须穿越区域1才能与区域0发生贸易。区域1和区域2有着相同的要素禀赋、偏好和技术，为了简化，区域0在模型里是一个进出口市场而不进行最终产品生产。因为区域1和区域2在经济结构上是对称的，每个部门它们的方程形式都是类似的，所以下面我们只写出一个区域的方程，以区域1为例。
模型中有三种要素，分别是农业部门劳动力（LA）、城市制造业部门劳动力（LM）、城市中间产品部门劳动力（LS）。区域1和区域2的农业部门劳动力是相同的，而且不能在区域之间流动。而两个区域城市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和中间产品部门劳动力初始数量是相同的，在区域间可以自由流动。这些劳动力将会被三个部门加以利用，分别是：农业部门，生产农产品；城市制造业部门，生产最终产品；城市中间产品部门，生产不同的中间产品和服务以供给城市制造业部门。
区域1和区域2又分别分为城市和农村，农村只有农业部门，而城市有制造业部门和中间产品部门。区域0生产和出口中间产品，只进口最终产品而不生产最终产品。该国的区域1和区域2都从区域0进口中间产品，也都向区域0出口最终产品。没有国际之间的要素流动，也就是说区域0的劳动力只能在区域0，而不能进入区域1和区域2。
国家内部（区域1和区域2）之间的贸易是有运输成本的，而国际贸易（区域1、区域2和区域0之间的贸易）是有贸易成本的，沿海地区与区域0贸易只有贸易成本，而内陆地区与区域0发生贸易除了支付贸易成本还要支付运输成本。按照惯例，我们采用冰山假设来处理这两类成本。T和τ分别是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参数，T≥1，τ≥0。当T单位的产品和服务在区域1和区域2之间运输，只有1单位到达目的地，而运输过程中T-1单位的产品和服务被消耗（像冰山一样融化）；当τ单位的产品和服务在国际之间贸易，只有1单位到达目的地，而贸易过程中τ-1单位的产品和服务被消耗或增加。参数T和τ越小，越容易到达目的地。所以，我们把1/T和1/τ分别代表国内运输的便利程度和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1/τ在后面也称作经济开放因子）。
2.消费者行为
我们假设经济体内所有的消费者都符合下面这个相同的效用函数：
（1）模型的向心力。
产业集聚一般是由初始的优势以及自我集聚的回馈机制所产生的。经济开放成为区域1形成初始地理优势的触发器。在一个经济封闭的情形下，区域1和区域2是两个完全对称的区域，自我集聚的回馈机制无法起到作用。然而，经济开放后，国际市场的存在给区域1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优势，区域1和区域2之间运输成本的存在给区域1出口制成品和进口中间产品带来了初始的地理优势，从而带来了初始的产业集聚。从此，区域1和区域2对称的地理经济结构被打破，自我集聚的回馈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经济开放因素也成为这种自我集聚作用发挥的必要条件。
规模收益递增在自我集聚的回馈机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间产品部门以及制成品部门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都给产业集聚带来了正面的影响。劳动力的流动性对于这种正面的回馈机制非常重要。因为中间产品的种类数目是由中间产品劳动力的数量决定的（nS1=LS1/lS1），如果一个区域有更多的中间产品劳动力，那么由于规模收益递增的作用，这个区域将会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多的中间产品。如果规模收益递增的作用足够大的话，在劳动力相对富裕区域的劳动力将会得到更高的工资。高工资又会进一步地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流入这个区域。
需求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也叫“后向联系”机制。劳动力常常会把自己的收入在工作地点支出，人口转移将导致消费支出的转移，任何企业都选择消费市场规模大的区域1生产（市场接近效应），因此，消费支出的转移又导致生产活动的转移。生产活动的转移将使得区域1就业增加，进一步刺激人口转移。上述过程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机制称为需求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
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也叫“前向联系”机制，指生活成本效应的自我强化过程。劳动力流向区域1将扩大区域1的劳动力数量和生产规模。由于本地生产的产品在本地出售无须支付交通成本，生产的转移将降低区域1的相对生活成本，有利于劳动力向区域1迁移。
迁移交通成本递减效应对向心力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由公式（9）可知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加使得迁移成本随之下降，由动态迁移方程组可知迁移成本的下降又会导致人口迁移的增加。“迁移交通成本递减效应”是指人口转移幅度的增加使得人口迁移的交通成本减少从而进一步促进人口转移的过程，对其他向心力带来的人口迁移起到加速度作用。
（2）模型的离心力。
本地竞争效应，也叫市场拥挤效应。劳动力向区域1转移扩大了区域1的生产，这种趋势将加剧区域1企业间争夺消费者的竞争，因而降低收益。为了保持收支平衡，区域1企业将支付较低的名义工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较低的名义工资将妨碍区域2的劳动力向区域1转移。
在远视迁移中，拥塞成本效应来自人口迁移带来的生活拥挤效应。人口过多的地方会带来生活的不便，比如基础设施供应紧张，医疗条件恶化，环境污染加重，等等，这些由于居住人口过多带来的问题都会阻止未来迁移者的迁移决定。由远视迁移动态迁移方程组可知，拥塞成本不仅是人口迁移数的平方关系，而且拥塞成本还会随着人口迁移数的上升而上升（γ0t=c1+c2Mi（t-1））。
迁移交通成本递增效应是与迁移交通成本递减效应相对的，同样它对离心力也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当由于本地竞争效应或拥塞成本效应，人口转移幅度呈下降趋势时，迁移交通成本会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的下降而上升，从而进一步地妨碍劳动力的流动。
综上所述：①产业集聚的发生是向心力与离心力权衡后的结果，如果向心力大于离心力，那么经济的正向自我回馈机制将会促使产业集聚。②规模经济、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这三种向心力之间是相互促进集聚的过程，而迁移成本递减效应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前三种向心力达到了劳动力流动规模扩大的作用效果，可以理解为一个对集聚的加速度作用。③劳动力向区域1流动和产业向区域1集聚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关系。
2.经济开放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机制
宏观层面，经济开放是整个产业集聚过程和劳动力发生区域间流动的触发器和必要条件。经济由封闭到开放使得区域1和区域2的对称地理经济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同时，经济开放又是整个产业集聚过程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经济开放的条件，区域1在对外开放方面的地理优势就会丧失，可能因此中断整个集聚过程。而开放条件下劳动力跨区域的流动，无疑是产业集聚过程的重要部分，经济开放因素既是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触发因素，又是保持劳动力持续流动的必要因素。
微观层面，经济开放因子1/τ体现的是贸易成本。首先，1/τ会影响短期均衡从而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1/τ直接通过影响生产商进口中间产品和出口制成品的贸易成本从而影响区域1和区域2制成品的价格以及区域1、区域2和区域0中间产品劳动力的名义工资，而这些变量又会影响到其他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区域1和区域2劳动力的名义工资和就业，以及区域1和区域2的价格指数。其次，1/τ会影响长期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决定，影响整个产业集聚过程，从而改变整体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趋势。最后，1/τ会通过影响公共交通迁移成本直接进入劳动力流动的迁移函数，从公式（9）可看出，劳动力流动的迁移成本与经济开放成反向关系，即经济越开放的国家，越可能加大对公共交通的补贴，从而减少公共交通成本，有利于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
四、数值模拟
我们使用MATLAB软件对模型进行数值模拟，以下我们仅给出近视迁移模拟的结果。为了模拟中国的情况我们对模型参数设定如下：考虑到我国农业劳动力较多，而制造业部门非熟练劳动力的数量又多于中间产品部门熟练劳动力的数量，三部门初始劳动力要素禀赋设置为：农业部门，LA1=400，LA2=400；中间产品部门，LS1=100，LS2=100，LS0=320；制造业部门，LM1=200，LM2=200。
其他参数设置如下：消费者效用函数中，制成品替代弹性参数σ=3，农产品替代弹性参数δ=5，制成品份额υ=0.5；制造业部门生产函数中，中间产品要素的份额
α=0.5[21]，不同种类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φ=1.68[22]；公共交通部门固定成本d=10；拥塞成本的固定成本c1=100、 边际成本c2=2.5。
其他参数的数值会根据需要发生变化，反映在后面的数值模拟结果中。以下所有数值模拟结果都是根据不同参数设定经济系统从对称经济结构达到均衡状态的过程。
1.经济开放对产业集聚的作用
在一个两区域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中，集聚一般使用要素份额或产出份额来度量。本文选择使用区域1和区域2制成品产出比（M1/M2）的变化来反映内陆地区（区域2）向沿海地区（区域1）产业集聚的过程。如果M1/M2>1并且Δ（M1/M2）>0，我们就说发生了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另外，选用1/τ度量全球化的力量和经济的开放程度。
如图2所示，x轴表示的是达到均衡所用的时间t，y轴表示的是区域1和区域2制成品产出之比M1/M2，这三条折线分别表示的是τ=0.83（实线），τ=2（短虚线）和τ=10（长虚线）的时候经济系统的均衡过程。由于M1/M2>1且折线斜率为正，所以以上均为区域2向区域1的产业集聚过程。从数值上看，实线的均值>短虚线的均值>长虚线均值；从斜率上看，实线的斜率略大于短虚线的斜率，短虚线的斜率略大于长虚线的斜率。这说明经济开放对产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且经济开放程度越高的经济系统其产业集聚的程度越高速度越快，经济开放可能是影响模型中向心力的正面因素。
区域1产出增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生产效率的提高或生产要素（劳动力和中间产品）投入的扩大，我们可以从均衡过程中人均产出比的变化（见图3）看出，经济开放程度不同的折线轨迹趋于一致，说明在模型中，经济开放因素对区域之间产出比的促进作用不是来自于经济开放对生产效率的提高作用，而是来自于经济开放因素对生产要素，也就是劳动力和中间产品投入增加的正向作用。
图5和图6中显示的是在不同的经济开放条件下，均衡过程中中间产品部门劳动力（见图5）和制成品部门劳动力（见图6）在区域1和区域2的分布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均衡过程中，LM1/LM2数值上要比LS1/LS2大，说明制成品劳动力在区域间分布比中间产品劳动力在区域间的分布更为不均衡。当τ=0.83（经济开放程度较大）时，LS1/LS2和LM1/LM2同时表现为持续增加的过程，但增加的速度由快变慢。然而，经济开放程度的变化对中间产品劳动力分布的影响比对制成品劳动力分布的影响更大。当经济开放程度变小，即τ=2和τ=10的时候，LM1/LM2仍然保持增加的态势，只是受到经济开放程度变小的影响其斜率变小，增加的速度减缓；而LS1/LS2在τ=2的时候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在τ=10的时候LS1/LS2出现完全下降的过程，这说明经济开放对中间产品部门的影响更大。另外，我们知道中间产品数目和种类由中间产品部门劳动力的数量决定，所以图5曲线的变化不仅仅代表中间产品部门劳动力的分布变化，同时也代表中间产品数目和种类区域间差异的变化。而中间产品部门是一个规模收益递增的部门，这说明在产业集聚的过程中，经济开放很可能对规模收益递增作用的影响较大，从而促进区域2向区域1集聚的过程。
品劳动力Mim和所有劳动力Mi从区域2流向区域1的数量变化，正值表示从区域2流向区域1，负值表示从区域1流向区域2。 经济开放对Mis和Mim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当τ=0.83（经济开放程度较大）时，Mis和Mim的数值大多为正，表现出先增大后下降的趋势。当经济开放程度变小，即τ=2和τ=10的时候，Mim仍然保持正值与先增加后下降的态势，只是受到经济开放程度变小的影响其总体流动规模在变小；而Mis在
τ=2的时候已经出现负值，表现出从负值上升到正值然后下降到零的过程，在τ=10的时候Mis的所有值都为负且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Mi的三条折线轨迹和Mim的轨迹类似，这可能是由于Mim占所有劳动力流动的比重较大。
图2～9结果说明：①经济开放对产业和劳动力流向区域1都具有促进作用，且经济开放程度越大这种促进作用越明显。②经济开放可能对城市部门规模经济作用的影响较大，从而促进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过程。③然而经济开放对制成品劳动力和中间产品劳动力流动的作用程度不同，当经济开放程度足够大时，开放的条件会使得制成品和中间品劳动力都向区域1集聚；当经济开放程度不够大的时候，制成品劳动力仍倾向于流向区域1，但中间产品劳动力更可能会流向区域2。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试图解析全球化过程中我国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的作用机制。理论分析的结论是：①劳动力流动迁移成本的加入对于产业集聚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②产业的集聚或分散是向心力与离心力权衡后的结果，经济开放条件下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并且经济开放可能是引起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③经济开放是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动的触发器和必要条件；经济开放会影响短期均衡，从而影响决定劳动力流动的诸多变量，包括就业、工资、物价指数；经济开放会通过迁移成本直接影响迁移决定；经济开放会通过影响整个产业集聚过程来影响劳动力流动。
数值模拟分析的结论是：①经济开放对产业和劳动力流向沿海地区具有促进作用，且经济开放程度越高的经济系统其产业和劳动力集聚的程度越高、速度越快，经济开放可能是影响模型中向心力的正面因素。②经济开放可能对城市部门规模经济作用的影响较大，从而促进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过程。③经济开放对制成品劳动力和中间产品劳动力流动的作用程度不同，当经济开放程度足够大时，开放的条件会使得制成品和中间品劳动力都向沿海集聚；当经济开放程度不够大的时候，制成品劳动力仍倾向于流向沿海区域，但中间产品劳动力更可能会流向内陆区域。
只要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变，在离心力超越向心力之前，劳动力仍将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持续流动。然而，产业和劳动力在东部集聚也带来了房价上涨、环境污染等问题，再加上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我国出口环境恶化，这使得离心力得到加强而向心力在减弱，由此可能带来劳动力东移的趋缓甚至回流。面对新的经济形势，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应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东部地区应着力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把高质量、高技术的外资引进来，把高附加值、高科技的产品输出去，从而吸引国内外高端人才的流入；中部地区是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地，应利用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固有优势，在出口和引进外资上实行具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比如对带动就业的行业和部门加大出口退税的幅度，为外来资本提供优越的投资环境，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简化投资行政手续，把各类人才留住，并着重培养和提升支持高水平开放行业劳动力的素质；西部地区则应立足自身条件的改善和当地资源开发和高效利用，对于有优势的出口行业，如农业、畜牧业等，应该给予重点扶持，在出口和外资引入上都应实行特殊行业优惠，对于这些行业有专项技术的人才要千方百计地吸引过来。这样，东、中、西部可为我国新时期进一步开放的质量效益导向提供支撑，也促成开放与劳动力流动的长远良性互动。同时，只有实行差别化的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政策，才能使不同类型的劳动力流向最需要他们的地方，从而促进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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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thier， W.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turns to Scale in the Moder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2， （72）.
[19] 同[16].
[20] 同[16].
第3篇：劳动力流动的形式范文
关键词：湖北省；剩余劳动力；跨省区流动
湖北省是我国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占全省人口总数的71％。根据经济学理论，农村劳动力要素作用的充分发挥要依靠资金、土地等要素的配套。但是湖北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促进农村农业发展的资金缺乏，耕地资源不足，很难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由于制度空间的解冻，以大量的农村青年劳动力为主体的跨省区、向非农产业的流动。成为湖北地区社会转型期一个重要而显著的特征，湖北也因此成为全国农民工输出大省之一。
在湖北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大军中，主要形成了4种主流性的流动形式：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一流动形式的主要特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当地的乡镇企业的转移。二是“进城务工经商”。这一流动形式主要拉动力是城市商品流通和服务业对农民的开放，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大中城市流动，尤其是向武汉、宜昌、荆州等中心城市流动。三是“南下打工”。这一流动形式主要拉动力来自于广东、上海为代表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现代产业的组织方式来组合和吸纳流动劳动力。四是“西部拓荒”。随着西部太开发及“东企西移”、“外资西进”，西部地区正形成新的经济热点，劳务需求正逐步增大，于是湖北许多市县的剩余劳动力到西部地区植棉种地等拓荒形式的流动，呈增长态势。
在上述4种流动形式中。第3种形式是湖北省劳动力流动的主导形式。据湖北省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统计资料显示，外出从业人员中到乡外县内从业的有139.27万人。占14.5％，到县外省内从业的有218.58万人，占22.7％，到省外从业的603.65万人，占62.8％。据湖北省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省外务工人员在东部地区的占89.8％，在中部地区的占7.9％。在西部的占2.3％，其中流向广东的又占据了湖北省跨省转移劳动力的60％以上。尽管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我国沿海地区部分中小企业倒闭、停产、歇产。从而引发湖北部分农民工从2008年8月开始回流。但从湖北省统计局的农民工回流旬报调查结果看，农民工回流总体规模有限。2009年上半年返乡的部分农民工又踏上了“南下”就业的征途。这一状况产生的主要动因，是湖北省多数市县还没有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制造业或产业集群，所以，吸收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的能力差。沿海地区产业集聚的吸引，导致了湖北省农民工外出务工绝大部分选择和流向了省外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跨省流动就业已经成为湖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的主要途径。
从辩证的角度来看，湖北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间的跨区域“南下”或“东流”，尽管大大缓解了湖北省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特别是农村就业压力，但在带来了积极的效应同时也施展着双刃剑的作用，对湖北的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扩大了区际间的发展差距。不能否定的是，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湖北农民增收的作用巨大，甚至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如湖北的许多地方，外出务工的农民挣得的现金收入总量，已接近甚至超过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但也应该看到，湖北仅靠劳务输出不仅不能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同样也不能缩小省区间居民收入上的差距。湖北形成“南下”和“东流”的“民工潮”，为务工地域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到制度的限制。务工者中的绝大多数始终未能被当地接纳，而是在这一过程中演变成为一个特殊的“边缘人”，即所谓“外来妹”、“打工仔”。务工者无法获得真实的当地居民身份，不能取得当地户口，不能和当地职工同工同酬，不能享受当地居民的各种福利待遇。而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随着文化素质较高的智力劳动者在流出劳动力总量中所占比重的日益加重，加剧湖北人才的紧缺，使湖北难以适应知识经济增长的需要，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正是这种种原因阻碍了区际间的梯度转移，区际差异呈现出扩大之势。
第二，减缓了自身的工业化进程。湖北省和其他劳务输出大省源源不断的、低成本的农民工跨区域流动，有力地推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和发展。根据湖北省统计局2008年的统计资料，湖北全省在省外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制造业的务工者占56.6％，占全部外出从业人数的第一位。这不仅造就了这些地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而且在国内市场上也形成巨大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与本来就领先的观念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管理优势乃至地理优势叠加在一起。使得包括湖北省在内的主要劳务输出省区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从而使劳务输出省份的工业化进程长期落后于沿海地区。尽管很少有人正面承认这一点，但这种影响的存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三。加大了输出地的负担。以中部地区外出劳动力的教育、培训费用支出为例，外出务工经商者多接受过一定的教育和培训，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中素质较高的人口。依据湖北省统计局2005年的资料统计，湖北省外出农民工受过专业培训的占到总数的35.47％，比全省平均受训比例高出15.24个百分点，培训支出是一笔不菲的开支。此外，由于我国实行的九年义务教育费用主要由地方承担，教育费用要占县、乡财政支出的60―70％，这些受过教育的外出打工者创造的财富全部归输入省市，劳动力输出地则只有承担教育、培训的义务而没有获得投入回报的可能。这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如湖北在省外务工的603.65万人，以每人教育费支出以1500元计就达90亿元之多。此外，还有计划生育、卫生医疗等公益事业方面的投入。劳动力输入地没有先期投入。只是摘取“果实”，无需承担这些劳动力社会福利、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责任。
第四，缩小了输出地的市场需求。对于输出地来的湖北来说，几百万的劳动力在外地消费，需求市场被东部沿海省区所占有，而其家属由于主要成员常年不在家也降低了家庭消费需求。这种外出打工方式，缩小了输出地的市场消费需求。据统计，近年来湖北省每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人数在500万左右。如果按照每人每月消费300元的最低限度计算，湖北省每年流失的市场销售额就高达150亿元，这只是仅仅计算了外出人员的直接消费额，没有计算因他们外出而导致减少了的家庭消费额。对输入地来说，外来劳动力不仅为当地增加了消费需求，也在拉动经济发展中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以每10个外来工带动当地1个人就
业计，一个输入几百万劳动力的省，仅此就可增加几十万个就业岗位。此外，由于外出打工者消费倾向偏低，也使全国消费需求被压抑了。
第五，不利于农业自身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批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直接减少了农业劳动投入量，导致相当数量的耕地撂荒。或变多季种植为单季种植，或无人管理而粗放型种植，从而使农业产量下降或不稳定。从湖北省统计资料分析。从1978-1997年，湖北省粮食产量一直呈上升趋势，从1725.65万吨增加到历史最高点2634.4万吨。但是在1998年之后，粮食产量出现波动和下降的态势，2008年粮食总产量为2227.2万吨。这固然有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的因素。但是主要原因是大批农村精壮劳力外出打工，致使正常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原本农村人口的整体文化程度就不高，而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农民大部分都离开农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不仅对农业科技推广不利，也不利于农业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这种只有劳动者就业的跨省区异地流动、没有相应的人口迁移的模式，产生了一种“马太效应”，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失衡。它既破坏了梯度转移规律的作用，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的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不复存在，又进一步扩大了区际间的差距，使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区际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讲，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二元”经济结构。这种状况它不仅影响了湖北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到宏观消费需求。所以。这种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模式的积极作用有困难正在走向其反面，已成为湖北经济发展的约束力，应当充分重视这个问题。
第4篇：劳动力流动的形式范文
关键词：市场经济 人才资源 工资 配置
一、人才资源配置分为外部配置和内部配置两种
1、外部配置
外部配置（也可称人才流动）是指根据实际需要在不同的地区、不同部门、单位之间进行的人才配置。
2、内部配置
内部配置是指根据本单位工作需要在单位内部各部门、各岗位进行的人才配置。
3、人才配置的目的
人才资源合理配置的目的是在现有人员条件基础上，力求实现人、财、物最完美的结合，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才配置实行统包统配的配置制度，这种制度在一定时期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过分讲求社会主义优越性、强调低工资多就业，实现人人有工作的目标，导致出现了“3个人的活5个人干”吃大锅饭的现象，造成工资分配上严重的平均主义，极大地影响了职工的积极性，导致难于根据实际需要对人才资源进行外部配置和内部配置，人才资源流动严重。
4、人才配置市场化
市场经济最主要的特征是人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即各类资源按价值规律的要求，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进行配置。
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以商品形态存在，具有一定的价值，并以价格货币形态表现出来。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是劳动力的价格。工资作为一种特殊的价格形式，其作用必然反映市场经济下价格作用的基本规律。
（1）工资必须真实反映劳动力价值。国家分配给劳动者的工资，虽不可能是其劳动的全部（因国家需从中扣除一部分作为扩大再生产基金、社会后备基金、公共事业基金等），但总体上均能体现劳动力的价值。
（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格虽由商品的价值所决定，但供求关系也影响着商品的价格。工资作为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价格表现形式，必然要反映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当一行业的资源（劳动力）供小于求时，价格上升，从而引致相当量的社会资源进入这一行业。当供大于求时，价格下降，部分资源就可能离开这一行业。通过这一作用过程，工资作为一种特殊的价格机制调节着人才资源在各行业之间的配置。由于这种配置方式以客观经济规律——价格规律为依据，真实反映了市场上人才资源流动的实际情况，因而比较科学合理，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工资的价值导向是调节人才资源配置的基础
所谓工资价值导向是指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能否反映劳动力价值，决定着人才资源流动的方向。
1、工资价值导向
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要求商品的价格必须反映商品的价值。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价格——工资同样必须真实反映其价值。如果劳动力的价值得不到合理的价格反映，建立在基础上的劳动关系不可能巩固。劳动力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必然向着能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方向流动。市场经济中人才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受到工资福利、劳动条件、个人志趣、人际关系等劳动者自身条件的影响，这些因素中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的货币表现形式，体现劳动者的物质利益，起着引导劳动者主观流动的作用。
2、人才资源配置的基础
人才资源合理配置的含义是将合适的人才安排到社会需要的岗位上。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保证这些岗位能够提供合理反映劳动力价值的价格—工资。只有在劳动力的价值能够得到合理价格体现的情况下，人才资源才能按照价格机制的作用规律向这些岗位流动。如若不然，人才资源不仅不可能流向这些岗位，反而会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从这些岗位流失。
三、工资的供求导向是调节人才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
所谓工资的供求导向是指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反映着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影响劳动力资源在不同行业、岗位之间的配置。
1、工资供求导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总是向着能提供较高价格的方向流动。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也不例外。当某一行业，某一岗位的劳动力价格较高时，劳动力资源将会大量涌入这一行业和岗位；而当劳动力价格较低时，劳动力资源又会相继离开这一行业和岗位。基于工资价格形式在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不同数量表现，就为劳动者而言工作的选择提供了特殊的价格信号。依据这一特殊的价格信号，人才资源按照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得以配置。
2、特殊地区工资人才资源配置
国家在边远地区设立艰苦地区津贴，对于苦、脏、累、险行业及岗位设立艰苦岗位津补贴，在工资上实行倾斜政策，通过工资的供求导向引导人才向这些地区和岗位流动，保持现有人员的稳定。
3、工资分配在人才资源配置上的作用
市场经济规律在工资分配上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工资必须能合理反映劳动力价值，即劳动者所提供劳动的质和量必须得到合理的工资体现。这就要求在工资分配中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一原则，确定职工工资时，主要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按劳分配不仅体现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基本精神，而且保证了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能得到合理体现，为人才资源在工资这种特殊价格机制的作用下进行合理配置。
四、案例
某单位利用工资的调节职能，稳定了人才队伍。使企业充满了活力。主要做法是：
1、坚持制度创新，转变观念，制定了《项目、创新、贡献分配办法》，从制度上保证了分配的公平性、公开性，公正性，得到了员工的认可和支持，劳动效率显著提高。
2、调整分配重点，拉开分配差距。将原来的分配重点向苦、脏、累、险岗位倾斜，调整增加经营管理、技术等关键人才收入为主，突出管理、技术、知识的作用，分配上不搞平均主义，拉开分配差距，真正做到贡献大收入高。
3、实施技术要素参与分配，极大地调动了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将他们的知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增强了企业竞争能力。
五、结束语
通过合理的工资分配关系，促进人才资源合理配置、流动，使人才的开发、使用、配置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
参考文献：
[1]逢锦聚.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8
第5篇：劳动力流动的形式范文
【关键词】 农村 剩余劳动力 合理转移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趋势不断加强。如何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我们当前经济研究的重大问题。
一、现阶段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
1、储量规模大。据测算，全国农村沉淀着1.5亿剩余劳动力，我国现有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城乡劳动力的73%，农村劳动力并非单纯农业劳动力，全国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75%，全国农业劳动力占城乡劳动力总量比例为55%，大量农民处在季节工状态。
2、转移规模大。据测算“十五”期间，每年将有1000万左右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入外出务工者的行列，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是新时期生产力进一步解放，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反映。因此，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转移工作已成为发展经济、解决就业问题和促进城乡社会稳定的一项战略性任务。
3、劳动者素质参差不齐。发达省区的农村劳动者的素质普遍较高，有较强的自主就业能力，但是有些省区特别是经济比较落后的省区，劳动力的文化素质、业务技能、就业竞争力低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外出找工就业，从事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
4、政策法规意识淡薄。多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地方和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了解甚少，对公安、劳动、计划等部门关于流动人口管理，对外出打工人员管理的具体规定等政策性问题漠不关心，只知道外出打工挣钱。
二、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
1、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序流动问题。所谓“无序流动”，就是农村劳动力的净收益不超过在家乡的净收益。实际上农民做出是否流向城市或外地的决策，依据是预期的流动净收益是否超过预期的留在家乡的净收益，其决策是理性的。
一般地说，留在家乡的预期净收益是比较稳定可靠的，但流动的预期净收益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一定乐观，不一定能够实现。无序流动的根源就在于流动的实际净收益小于预期的净收益，甚至为零或负。由此可见，信息的不对称是无序流动的根本原因。
2、城市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容量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给城市带来很多问题。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也带来了较严重的城市社会治安问题，犯罪率迅速上升，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进城的民工一般居住条件很差，有的甚至挤在工棚里，城郊结合部的垃圾堆放处甚至也成了外来民工的聚居地，甚至还形成了“村落”，使我们不禁担心中国也会出现“贫民窟”的危险。
3、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土地荒废的问题。现行的土地产权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使用权分散在各农户家庭，土地产权不许自由买卖，但使用权可以转让。农民比较利益很低，负担重，务农净收益微不足道，这就决定了农民转租责任田的净收益不大，租赁别人的责任田的净收益也很少，以至于这种出租使用权的交易事实上难以进行。
而且出租土地还有可能形成地力下降，利益权衡的结果导致一部分外出务工农民干脆抛荒责任田，一门心思打工。可见，农业比较利益的提高是解决土地荒废问题的关键。这还需要土地产权安排做出相应的变更，使得土地能够通过产权交易适当集中而不至于荒废。
4、劳动力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据劳动力市场的调查显示， 90%以上的岗位要求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20%以上的岗位需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81%的岗位需要熟练工人。而威海市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仅占0.4%；高中（中专）学历占22.1%,初中以下学历占77.4%。虽然有些农村劳动力掌握了一些简单的职业技能,但95%以上没有职业资格证书。
5、认识不足观念陈旧，严重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步伐。一方面各级领导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另一方面，农民的就业观念比较陈旧。有的农民虽然已经转移到二、三产业，却把土地作为退路，作为一种就业和生活的保障手段；有的把承包的土地当作一份福利，既从事非农产业，又经营农业，这虽然增加了抗御风险的能力，却抑制了土地的流转和集中。还有的农民对土地有着浓厚的眷恋心理，宁肯在家受穷也不愿轻易离开土地。这些观念都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6、相关政策制度不健全，管理服务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转移农村劳动力是一项新举措，现有的政策法规还无法解决进城务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维护，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其二，对农村劳动力的管理还存在“缺位”现象。其三，户籍制度改革力度不够。其四，农业宏观调控政策缺乏力度。
三、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对策建议
1、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促进农村人力资本发展。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都很高，普遍超过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其中初等教育投资收益率最高。增加对贫困地区农村教育事业投资，努力改善人力资本是国家扶贫资金挖掘潜力，扶贫工程取得最后成功的根本途径。
通过文化教育投资，改良人力资本是解决我国失业问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的根本性战略举措。教育可以改善农村人力资本，使得农业人力资本素质提高，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和非农产业可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素质劳动力，从而增强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经济更快发展，反过来又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教育还推迟了劳动力就业或缩短就业年限，直接减少失业。
充分提高认识，继续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开发就业工作的力度。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沟通城乡经济和培育要素市场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和提高农民基本生活水平的根本措施，也是事关全市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各级政府要在思想上把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问题纳入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列入日常管理工作程序中，要通过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和各种灵活多样的形式，大力宣传实行城乡统筹就业、发展劳务经济的客观必然性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要积极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民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2、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充分的空间和载体。乡镇企业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力，但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正在递减，相应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存在反梯度转移。中西部乡镇企业起步较晚，质量、档次较低，发展潜力很大，吸纳剩余劳动力的余地很大，应该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和规模扩张，有条件的地方应随着乡镇企业上质量、上档次而适当加快小城镇建设，推进农村城市化。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已经基本走出初创阶段，资本有机构成优化，更加重视集约化经营，自身素质已经大大提高。东部乡镇企业发展较成熟地区应该因势利导推进农村小城镇建设，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补充乡镇企业继续吸纳劳动力能力，同时促进乡镇企业上质量、上档次，增加发展后劲。
3、建立和完善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的配套制度。（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行按产业登记户籍制度，保证有固定单位、较稳定收入来源及有一定劳动技能的农民工直接在当地定居；要对取得当地劳动部门认定的职业资格证书的当地农村劳动力及时转入中心市、镇。取消外来人身份，逐步建立城乡统一、有一定自由迁徙权利的户籍制度，使就业的相对稳定性取代盲目的流动性。（2）制定公平的农民工就业政策，构建符合城乡统筹就业要求的就业管理制度。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彻底取消限制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歧视性政策，通过严格的用工合同制度使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享受同样的政治生活及社会保险待遇。三是根据乡镇企业及农村产业化的特点，制定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具体办法，根据农民工的需求、承受能力和目前条件，按分类分层保障原则提供社会保障。要尽快把农民工的养老、工伤、医疗保险等基本社保项目建立起来，保证农民工在工资福利、社会保险、劳动权益、劳动安全等方面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待遇。
建立统一、有力的归口管理协调机构，强化管理服务功能。各级政府要建立规范统一的、跨部门（行业）的、职责明确、保障有力的归口管理议事机构，融协调、管理、服务、教育培训为一体，实行长效管理，负责研究制定农民流动的管理政策，加强宏观调控，加大对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力度，研究解决农民工管理服务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4、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力量，切实加大执法力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1）要充实强化劳动保障执法监察队伍。（2）切实加大用人单位对农民工各项社会保险的征缴力度，使农民工与城镇在职职工享受同等待遇。对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采取欺诈和威胁等手段签订合同，以及不履行劳动合同的单位，要责令其纠正；对农民工合法利益造成损害的，要责令其进行赔偿；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严肃处理。（3）对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要责令其及时补发，不能立即补发的，要制定清欠计划，限期补发。对恶意拖欠和克扣工资的企业，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严肃处理。企业在依法破产、清偿债务时，要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把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纳入第一清偿顺序。四是要继续做好劳动力市场清理整顿工作，严厉打击非法职业中介组织，净化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5、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建议实行“层级流动”。也就是说，以镇作为农村流动劳动力的主要吸纳地或第一级流动去处，中小城市为镇流动劳动力的主要吸纳地或第二级流动去处，依此类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其次级城市劳动力的流动去处。因为每一级吸纳地吸纳的流动劳动力具有不同的技能。流动的城市等级越高，其要求流动者的技能也越高。同时，也将证明这种层级流动，由小城镇至大城市，流动量呈现出递减趋势。其他一切越级流动或低技能劳动力流动至高层级城市，均是一种非规范状态的流动。
(基金项目：2006年湖北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06AA401C10。)
【参考文献】
[1] 刘思华：可持续农业经济发展论[J]．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333）.
第6篇：劳动力流动的形式范文
[关键词]制度因素；高校毕业生；预期净收益
近几年我国高校持续扩招，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338万人，而2006年达413万人。这些年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如此多的高校毕业生究竟流向哪里呢?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针对30余所高校的两万多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中国大学生就业首选企业”问卷调查。在大学生就业的城市选择上，大学生的目光依然集中在上海、北京、东部沿海地区、广州、深圳。同时还表明，大学生对进小城镇就业依然存在疑虑。出现这种现象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我国的很多制度因素都影响了毕业生的初次就业以及再就业，从而影响了他们的流动。基于此，本文拟对这些制度因素影响毕业生就业流向的机理进行探讨。
一、高校毕业生流向的一般理论分析
高校毕业生的流动是劳动力流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国内外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托达罗(Todaro，1969)的城乡预期收入假说。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在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用模型表示为：
模型中M表示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数目，d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 >0表示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农业部门预期收入等于未来某年的实际收入，现代工业部门的预期收入则等于未来某年的预期实际收入与城镇就业概率的乘积。这样，城市预期收入差异可以表示如下：
其中ω表示城市实际工资率，π表示就业概率，r表示农村实际收入。
但是很多学者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该假说应用到我国有诸多缺陷，如周天勇认为托达罗模型不符合二元结构转换的实践，特别是不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情况，并提出了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容量扩张的思路。周立新等人认为还要考虑人力资本的流动成本，且认为制度性障碍所产生的制度性成本是其流动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杨云彦等把就业变量引入模型，而收入变量仍然是劳动力流动的一个解释变量，他们通过分析就业增长在地区之间的差异，论证了就业替代、就业转移对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重要影响。蔡日方通过引进制度变量对现实中流动与城乡差距的同时扩大做出理论解释，讨论制度障碍阻碍了劳动力的迁移，导致劳动力流动不能相应缩小城乡差距，并提出改革以户籍制度为首的一系列制度，创造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
在高校毕业生流动的研究方面，赖德胜认为在主要市场就业压力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特别的障碍，很多毕业生会先到次要市场去就业，等有合适的机会再转移到主要市场就业。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及其所导致的高流动成本，使得毕业生不惜暂时失业也要想方设法留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文东茅也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劳动力在不同地区、行业、所有制单位之间的流动仍然存在很大的障碍，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时大都不愿到西部和农村地区，担心一旦在这些地方就业将很难再回到东中部和城市。
本文在以上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学的角度，用成本一收益法来分析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和再就业时的流动情况，并引进制度变量来具体的分析我国目前的制度因素是如何影响高校毕业生的流动成本与预期收益，以至于影响他们的就业决策。
二、制度因素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的影响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和迁移能够实现人力资本价值及人力资本价值的增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对成本和利益的考虑是决定人们是否迁移和流动的基本动因，高校毕业生是经济理性人，他们在流动中也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及成本最小化。
1．制度因素对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流向的影响
本文把针对高校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统分为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沿海地区、大中城市、机关事业单位、外企、高新技术企业、国企等可看作主要市场，而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农村等可看作次要市场。
对于初次择业的高校毕业生来说，他们的初次就业流向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到主要市场就业，二是降低要求先到次要市场就业。不管他们到哪里就业，未来的预期收入可以表示如下：
在(3)式中，r(t)表示在未来的工作中所获得的预期净收入，ω(t)表示未来的实际收入，(t)表示在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的就业概率，c表示找工作所花费的成本，包括交通费、安家费、搜寻费用等。
高校毕业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劳动者，只要他们愿意去次要市场就业，基本上都能找到工作，也就是上式中的就业概率为1，这样会提高他们的预期净收入。如果他们到主要市场搜寻职业，就业概率就小很多，因为这几年高校扩招，主要市场在短时间内不能吸收如此多的高校毕业生，这样他们在主要市场搜寻的时间或许就会长一点，搜寻费用也要多一些。但从长期来看，如果毕业生能在主要市场就业，其实际收入足以弥补寻找工作所花费的成本。一个突出的事实是，高校毕业生在主要市场的货币收入明显高于次要市场。然而，在计算预期收入时，他们不但会考虑从新工作中获得的货币收入，也会考虑非货币收入，而非货币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特定的制度因素有关。
首先，产生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不仅限制着人民的迁徙自由，还牵涉到个人的实际利益。我国的户籍制度与很多社会福利和权益相关联，如劳动就业、医疗保险、住房补贴、退休养老，这些无不影响个人未来的收益。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还存在着重重障碍，如果毕业生选择了到农村地区就业，要想再返回城市就难了。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中，与“户口”联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词是“生源”，它直接关系到毕业生就业地区的选择。毕业生进入某些地区就业落户还受到“指标”限制，就业协议的签订很大程度上也受户籍制度的制约。在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中，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衔接得不好，引发了许多矛盾和纠纷，这无疑会影响他们的就业成本。 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解决毕业生的后顾之忧。在我国的城市中存在着明显的二元体制：计划控制部门和市场主导部门。前一部门的用工制度由政府严格限制，工资或收入由制度决定，良好的福利待遇和较好的工作稳定性使得一部分毕业生偏向于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就职。在市场主导部门中，很多外企、大型合资企业、合作企业的保障体系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比较完善，很多毕业生都愿意去；而我国的大部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目前还没有普遍建立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毕业生的收入。“上海大学生就业取向”调查结果显示：“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金融保险业”分别以29．3％、28．8％、18．6％位居前三。党政机关作为大学生传统的主要就业领域，仍然具有很大吸引力。几乎每个学科，包括理工科，有20％以上的在校生选择到机关就业；在接受调查的毕业生中，对福利待遇感到烦恼的占28．4％，居首位。
总之，综合考虑货币收入和非货币收入，主要市场的预期净收益明显高于次要市场，由此引致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流向很不均匀，大都向沿海地区以及大城市流动。
2．制度因素对高校毕业生再择业流向的影响
一般来说，若与流动相联系的预期收益现值超过了与之相联系的货币成本和心理成本的总和，便会发生流动。反之，如果流动成本很高昂，即使新工作的潜在收入大于目前工作的收入，人们也会认为不值得而选择不流动。因此，预期净收益现值就是对劳动者的流动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因素。预期净收益现值可用公式(4)表示：
其中VP为净收益现值，E2为第n年新工作所得，E1为第n年原工作所得，N为预期新工作的年限，i为年利率，n为成本和收益变动的年份，C为第n年由于流动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货币费用，Z为流动所带来的净心理成本减去心理收益。
我国传统的档案制度与人才的自由流动发生冲突，现有的档案制度不仅增加了流动成本，也限制了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我国的档案在人事调动、选拔人才、评定职称等事务中具有很大的参考作用。如果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时降低就业期望选择了西部地区、农村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当他们想再换工作时，这些地区由于缺少人才，就想方设法予以挽留，扣住档案不放，这些人为了把档案从原单位调走，就必须得付出一定的成本，而且这也会衍生出“制度”交易等腐败现象。此外，我国的档案保管机构众多，但比较分散，且专业性的档案管理机构很少。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时档案随他们到单位，如果超过规定的时限还没找到单位，学校就会把档案放到户口所在地的人才交流中心。放到人才交流中心的档案在提取时要收取一定的保管费，这又会增加流动的成本。
此外，我国次要市场的很多单位在接收毕业生时对服务期有严格的规定，一般为三年或五年，期满后才准离开再就业，否则就要支付很高的违约费用。而在沿海地区，就业者和用人单位拥有双向选择的权利，就业者可以随时准备离开。而且，流动的难度增大也会大大增加流动的心理成本。如果劳动者迁移或流动时，他们在心里就觉得到另外一个地方工作或生活很难，即心理成本偏高，那么这无疑会影响他们的流动。
综上所述，制度因素使得高校毕业生再择业时流动困难。他们毕业时如果选择在西部或农村就业，或许很难离开，而只能呆在原地继续接受低收入工作，先前的人力资本投资得不到预期的回报。为了避免这种预期后果的出现，高校毕业生往往宁愿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进行职业搜寻，不愿到次要市场就业。由制度因素所带来的高校毕业生再择业时的高昂的流动成本反过来又加剧了高校毕业生初次择业流向的不均匀。
三、进行制度改革，为毕业生流动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我国近几年来在广大西部地区和基层急需人才的情况下，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却出现了人才相对过剩现象，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为了改变这一不合理状况，必须降低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和再择业的流动成本，提高他们的预期净收益，从而增强其流动性。因此，要为毕业生到农村和西部地区以及非公有制单位就业或自谋职业、自主创业提供方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1．彻底改革户籍制度
首先，将户籍制度改革为人口登记制度，使户口与一系列福利制度脱钩，这样，高校毕业生流动时就不必考虑没有户口所带来的损失，消除了他们择业和再择业时的顾虑；其次，进一步完善高校毕业生的户口迁移制度，高校毕业生入学时户口可以根据本人自愿，迁入学校或放在原籍。
2．改革档案制度
必须实现人事档案的契约化、社会化、电子化、法制化，消除人才流动的壁垒。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要求人才与用人单位的关系仅仅是契约关系，就业与用人通过双向选择来实现，档案不再是单位的附属物，毕业生流动时不会因档案受制于单位，单位也能快速地获取求职者的信息。
3．改革社会保障制度
第7篇：劳动力流动的形式范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城镇化进程；均衡发展
中图分类号：S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4）3-0108-02
1 现阶段农村劳动力发展现状
我国存在农村劳动力总量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状况，闲散的劳动力无处安置与农忙时缺少青壮劳动力是其中矛盾之一，也是农村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1.1 农村存在剩余大量劳动力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以家庭为主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从农业中释放出部分劳动力。其次，农业生产方式从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普及与推广农业机械化，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再次，农村析出的隐性劳动力。由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生活与收入水平差距都较大，部分壮年劳动力外出寻求新发展。
我国农村存在农村劳动力的劳动时间过剩，存在一定的赋闲青壮年劳动力，同时也存在农村劳动力在部分地区转移殆尽的危险。
1.2 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
目前，农村劳动力总量过剩的局面却不能满足农村的基本农忙的劳动力需求，这一矛盾归结为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短缺、农忙季节性短缺等问题上。也即上段提出的，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一部分向城市转移后导致农村劳动力缺乏有效供给。
1.3 农村劳动力中存在的问题
农村劳动力才是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但这一生产要素存在很严重的问题。比如，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农村劳动力中大专文化程度的占3.12%，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占11.84%，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比重为84.98%。农村中的劳动力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接受教育的机会少，小农意识强烈，导致农民素质偏低、法律意识淡薄、大多缺少一技之长。Ronald Skeldon1999年在家阐述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问题时认为农村人口老龄化受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在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中以老年人儿童妇女为主，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衡，农业从业人员的年龄老化导致农村保障性投入增多，而农村劳动力资源供应不足导致农业技术及生产在农村难以推广发展。
2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国发展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然结果，主要表现为向效益较高的第二三产业转移。引起农村劳动力最大变动的主要因素即为城镇间的劳动力转移。这种移动包括省际间的劳动力流动和就近向周边城镇的转移。向外流动的劳动力又分为候鸟式和兼业式两种，候鸟式的流动是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以年为单位在城乡和地区之间流动，兼业式的流动指劳动力利用农闲季节短期的季节性的外出打工。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呈现出以下特点。
2.1 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较高，边远地区较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转移农村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达到5%以上的有：江西、福建、重庆、四川、湖南、安徽、广西和宁夏，转移比重较低的省份有：新疆、海南、吉林、云南和黑龙江。
2.2 以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为主
由于农村劳动力缺乏专业技术和文化知识，向外转移的主要行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对技术水平要求低，易于掌握与操作并需大量廉价劳动力。2008年进城务工人员所在行业的比例是：建筑施工业占17.3%、电子电器业占12.5%、制衣制鞋业占12.7%、住宿餐饮业占9.8%，这四个行业就占了全部农民工所在行业的一半以上。除了这些行业，还有以下行业也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旅游服务业占6.1%、机械制造业占5.8%、食品制造业占4.9%、居民服务业占4.5%、交通运输业占4.3%等。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劳熟劳动力和高素质劳动力正在转向供不应求。
2.3 农村整体发展滞后
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导致农业劳动力供给结构失衡。在土地、资本、技术及至相关制度为既定的条件下，农业劳动力供给是影响农业产出的主要因素，农业供给结构失衡将严重影响农业发展。
2.4 现行土地制度的双重功能与农业剩余劳动转移存在
着矛盾
目前我国的土地制度影响着我国土地的经济性和规模经营，制约了土地的经济功能的发挥。由于土地的经营模式造成的效率较低，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寻求更多收入，同时，保有农村户籍的外出打工者仍然对土地存在着依赖，因此仍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土地承包权。
2.5 举家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占到一定比例
常年外出和举家外出的农村劳动力较多。常年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平均为18.1%（东部23.55%，中西部约13.6%），占转入非农产业的劳动力的近40%；举家外出、完全脱离农村生活环境的劳动力约占总劳动力数的5.29%，占常年外出劳动力的1/4强，其中西部举家外出率最高，已占常年外出劳动力的1/2。
3 平衡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的均衡发展建议
在城镇化背景下，发展现代农业，开发农村经济发展，其主体都是农民。通过政府合理引导，以市场发展为导向，平衡农村与城镇之间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
3.1 农村向工业化农业转型
农业工业化主要是指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前提下，用工业的技术手段，或者工业的设备，对初级农产品进行深加工，用工业的手段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农村经济，将现代化的工业设备和技术应用到农业上，如现代的生物技术、种植技术、设施农业技术等改良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还包括用现代工业的经营理念和组织方式来管理农业的生产和经营。
首先，根据市场需求开展生产活动。农民在现代农业发展中仍以个体或一家一户为单位是发展不起来的，在合作社或其他集体形式下，统一进行市场调研了解市场需求，然后进行规模生产，可以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其次，针对农业生产制定统一的生产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农产品市场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是必然的，我国农产品规格标准只有与国际接轨，才能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份额。这样的标准为农业生产提供约束，强化食品安全生产的条件，让生产者在法律约束下进行生产，而不是靠生产者的自律。最后，用工业的生产经营理念或组织形式来发展农业生产经营，规范、科学、系统地管理农业生产和经营，将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细分化、专业化，把农产品看作工业品在公司的形式下运作它的育种、生长、采果、销售等过程。
3.2 引导农民职业化发展
首先，把农民的职业教育同高等教育同样重视起来。从观念上来讲，职业教育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不重要的，农民的职业教育就更加的不受重视。把对农民的农业职业教育纳入到国家的教育总体规划体系中，与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相配套，吸纳农业专业技术人才作为培训导师来培养农业的专业化技术性农民，颁发职业技能鉴定证书。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办学条件，增加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补助资金规模，扩大农业科技入户补助规模。其次，建立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系统。由各地农业部门负责，以村为单位定期在农民中发放问卷调查，农业生产中需要的技术帮助与遇到的生产难题，然后逐层向上反馈信息，以帮助有效地制定农村帮扶政策。最后，建立职业农民补贴保障制度，给予从事农业创业的农民政策与资金上的支持。简化民间资本创业手续，鼓励和支持工商企业、大专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到农村创办现代农业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带动本地经济发展。
3.3 建立统一的城乡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平台
实现劳动力在城乡间可以合理有序的流动，相应地，要求健全劳动力市场，如对劳动力的权益保障、职业培训、政府服务等，还要建立面向公开公平的信息网络平台，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克服职位准入制度不一致的政策。
搭建这样的平台需要放开户籍制度，统一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城乡在信息资源不对称状况，统筹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等等，逐渐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后，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流动或转移才会变得自由而稳定。
3.4 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健全产前、产中和产后等社会化服务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提供法律、科技等咨询服务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政府扶植乡镇企业发展，吸引外部资投入，调整乡镇企业结构，增强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农村的基础设施环境；培育新型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扩大国际劳务输出，通过劳务输出换取技术与资源。
第8篇：劳动力流动的形式范文
经济全球化全新而复杂的运行机制要求我们运用新的理论与方法去分析其内在的利益机制，从而认识全球化冲击的性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不利性，也必须从对新的运行机制的分析上进行解释。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趋利避害的战略对策。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不仅是贸易自由化的提升，而且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增强。乔治·华盛顿大学普拉卡什和印第安纳大学哈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第一副执行董事、经济学家费希尔(Stanley Fischer)认为：“全球化是在商品和服务跨国界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数量和形式不断增加、在技术扩散广度和速度不断提升基础上所形成的日益加深的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因此，全球化经济与知识经济的新要素结构，要素国际流动的增强，要素收益服从稀缺度的规律，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机制。
一、国际竞争与全球化的隐性冲击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是广泛的，也是深刻的。它既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严重经济困难，也可能造成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在对这种冲击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更容易注意到它的直接显现形式，而忽略它的间接隐蔽形式。研究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隐性冲击，不仅有利于在更深层面上把握全球化，而且有利于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不利性，从而正确制定长期发展战略。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首先是易于看到的显性冲击，如由市场开放带来的本国产业的生存危机。发展中国家的弱小的现代制造业在强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下可能迅速崩溃；由企业破产与产业倒闭而导致的失业迅速增加；由本国生产萎缩引起的政府收入的严重下降和政策对本国经济调控能力的明显削弱；由竞争失败导致的本国产业结构的长期落后，从而使工业现代化目标的丧失；由金融开放和金融危机导致的全面经济混乱，其中包含着国民财富的大量流失，等等。
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将是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世界经济体系，从而达到更深刻的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存在的永恒性决定了国际分工对各国都有利的必然性；即使有某种不利，也只是一国为深化国际分工进行结构调整所付出的代价。比较利益本身不是动态的，更没有考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发生的产业结构的进步。因此，经典的国际经济理论仍然没有回答从长期来看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不利性。正如比较优势理论只说明了国际分工的必然性而未能说明这种分工的利益分配一样，经济全球化可能深化国际分工，仅此而言可能对各国在总体上有利，但它的利益分配关系却同样是未知的。全球化冲击的性质不仅在于这种冲击可能对发展中国家构成的结构进步中的困难，而且在于分工深化中的利益分配。
邓宁等提出了最浅层次和最深层次全球化两个概念。前者是一个国家的某个经济实体与另一个国家的某个经济实体就某一种产品从事跨国贸易，而后者是指一个经济实体与全球范围内的大量经济实体通过一个增值链网络进行交易，且交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并高度协调以服务该实体的全球利益。因此，从微观上看，全球化表现为企业在全球各大洲和主要国家拥有或控制子公司，参与增值业务联盟和网络，在最适合的地方获取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并在各主要市场销售其产品和服务；从宏观上看，全球化表现为一国金融、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区域多样性，并且由此而产生的增值构成其GDP的相当比重。邓宁认为，大多数国家和企业都介于最浅层次和最深层次之间，但其跨国经济活动的趋势是朝着越来越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走到今天，使我们已经不能仅仅从贸易竞争上看全球化的冲击，从而不能仅仅从产业生存上看发展中国家所受的冲击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跨国公司全面进入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形成了一大批现代产业。如果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这些国家也已经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参与了国际分工，因为出口产品的产业结构已经提升。但是很明显，除了就业以外，发展中国家没有真正获得产业进步的主要利益。至少发展经济学所指出的各种好处，如技术进步、人才培养、外部经济、学习曲线等等，在许多产业中是不明显的、或者是有限的，经过较长时期才逐步体现的。因此，出口商品结构的进步夸大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利益。全球化的直接冲击绝不是发展中国家所受冲击的全部。
在要素禀赋理论提出以后，国际分工的结构以劳动和资本富裕度的差异为依据，不再以比较优势论以劳动为单一要素的劳动生产率为依据。要素富裕是获得国际分工利益的原因。然而正是这一正确的理论，隐含了各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差异和全球化条件下的隐性冲击。
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体系决定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利益分配，由不同要素国际组合形成的国际生产要求实行以要素为基础的分配结构。要素价格取决于该要素的稀缺程度。微观经济学的这一基本概念是完全正确的，也是仍然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运用这一方法，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从全球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就可以从新的概念上来定义要素，为全球经济分析提供一个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由此我们需要分析的生产要素，不仅是劳动力、资本，而且更重要的有国际销售渠道、国际经营管理和全球企业网络等等。
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关系中，这种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配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富裕而资本稀缺，资本收益必然高，而劳动力收益必然低。发达国家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处于比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更为有利的谈判地位，这决定了其获得更高收益的有利地位。发达国家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收益，必然高于其在本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收益，否则跨国公司不会冒巨大的国际政治经济风险进行国际投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大量供给使得其价格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从而为资本收益创造了巨大的扩展空间。雅克?阿达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涉及它们与国外的金融关系时，没有任何类似的调节手段，只有拒绝偿债，但这就意味着被淘汰出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当地储蓄不足或没有足够的出口能力而需要外来资金，这些国家客观上要依赖贷款。不论是所需资本数量、投资性质或贷款条件，所有这些决定北南资本流动的参数都不受发展中国家自己左右。杰伊·梅热也认为：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权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且又完全是为掌握资本要素的跨国公司服务。
第二，对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销售渠道即市场要素是特别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发展起出口加工型企业，跨国公司以掌握国际销售渠道实行与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合作方式。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只是劳动力价格收入，政府税收也因为了吸引外资而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上甚至完全减免。跨国公司通过产品包销控制着出口价格，国际市场销售渠道使跨国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从生产经营的广义要素上讲，这是跨国公司拥有国际市场要素的结果。
第三，国际经营管理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一个日益重要的要素。发展中国家缺少市场经济的经营管理经验，特别是面对国际市场的经营管理经验。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经营管理人员的收益远高于东道国职工和一般管理者，是国际经营管理要素在发展中国家稀缺性的结果，因此使企业的收益向跨国投资者转移。在合资企业中，跨国投资者的各种非现金投入中大量实现了国际经营管理的收益。在外商独资企业中外资则更加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收入而大量获得了国际经营管理收入。
第9篇：劳动力流动的形式范文
1.1农村非农就业的基本状况。改革之前，政府通过户籍制度等政策法规严格控制城乡间人口流动，农村非农就业发展缓慢。改革初期，和农产品价格的逐步放开激发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非农就业比例相对较小。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日益严峻的人地矛盾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农村劳动力供需矛盾加剧，产生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业劳动边际收入进一步递减，大量农村劳动力特别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纷纷离开农村，迁移城市而化身为农民工，农村非农就业得到迅速发展。表1是列示了1990年以来中国农村从业人员的统计数据。
数据显示，中国农村非农就业从1990年的10869万人增长到2007年的19946万人，净增长9077万人；非农就业人口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22.8%上升到2007年的41.0%以来，增长了18.2%。据专家计算，现阶段需要的农村有效劳动力是1.9亿人，而中国现有农村劳动力总量是4.9亿人，剩余劳动力是3亿人左右；参照发达国家技术与管理水平，中国种植业只需要1.1人,由此剩余劳动力将增加到3.8亿人。这说明中国农村的非农就业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将是一种长期趋势。
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就地转移的时期，主要是农村居民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吸收了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人数为2827万人，1990年为9625万人，12年内净增加6798万人，增长了2.4倍。在这些乡镇企业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工，通常亦工亦农。统计数据显示，这种形式的非农就业占当时非农就业的81.5%，占乡镇企业总就业量的62.4%。
第二个时期是90年代初期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向外转移，主要形式是外出务工。从1990年代初开始，“外出务工”取代乡镇企业的就地转移，成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7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14290万人，已经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29.4%，占整个农村非农就业的71.6%。
1.2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的特征。
1.2.1本地就业和异地就业并存。从农村非农就业的空间分布看,有本地就业和异地就业两种形式。本地就业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展较为迅速，此后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部分乡镇企业关停并转而使其发展速度逐步缓慢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形成中西部落后农村地区和东部沿海城市两个经济发展极，在马太效应的影响下，落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必须流向到发达的沿海城市，形成规模巨大的“民工潮”，此时异地就业成为农村非农就业的主要方式。因此，改革以来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经历了90年代前以本地就业为主，90年代后以异地就业为主，两种方式并存的就业方式。
1.2.2“西出东进”跨地区流动。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转移通常是跨地区的。据统计，2007年在乡镇内部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占非农就业总数的9.4%；在乡镇以外，省以内就业的占28.4%，在省外就业的占62.2%。在这种跨地区非农就业中，流出人口比例较多的为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份，主要集中在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四川、贵州、甘肃等省份。据统计，中西部地区2007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非农就业的86.5%。农村非农就业转移的劳动力大多进入了东部沿海城市，环渤海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是农村非农就业流入的热点地区，吸纳的外地农村劳动力超过了全国总量的80%。
1.2.3非正规部门就业比重高。城市非正规部门主要是一些松散组织、小型企业或劳务组织、个体工商户以及零工供给点（比如车站码头等地的搬运点），其特点是对劳动力质量要求相对较低，但工资待遇低，工作和生活条件较差。由于农民工素质较低以及正规部门准入门槛高等原因的影响，进城务工农民通常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在正规部门就业比例只占16.4%；而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则高达83.6%。
1.2.4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农村剩余劳动力受自身能力素质的制约，主要进入城市非正规部门，从事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工作：苏南、闽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加工贸易发展较快，其大部分外来农村劳动力进入加工贸易型工业企业；建筑业的迅速发展使得一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进入建筑行业，从事粗重体力劳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各类服务需求发展迅速，部分农民工进入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表2列示了本课题组对农民工就业行业的抽样调查数据。
1.2.5乡镇企业是吸纳非农就业的主力。从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一直是吸纳农村非农就业的主力军。表1数据显示：除1996-1999年外，1990年到2007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都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总人数从9265万人增加到15090万人，吸纳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一直稳定在80%左右。此外，民营企业吸纳的非农就业劳动力也不断增加，1990年到2007年民营企业吸纳的农民工从113万人逐年增加到2672万人，其占农村非农就业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1.4%增加到2007年13.4%。与此相反，个体经济吸纳的非农就业劳动力近年来有下降的趋势：1998年到2007年个体经济吸纳的非农就业劳动从2855万人逐年下降到2184万人，所占比例也由22.5%下降到10.9%。
1.3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的新趋势。
1.3.1非农就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近年来，非农就业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大多依托社会关系网络，特别是血缘、乡缘、地缘网络，呈现出一人带多人的链式迁移；二是流出地外出就业中介组织发育较快，流入地区劳务中介组织正在形成，同时以组织劳务输出为内容的对口扶贫工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三是许多社会团体、企业、政府部门也开始自觉地开展农民工的文化技能培训和法制教育，这为非农就业的组织化程度提升创造了条件。
1.3.2非农就业“新生代”逐步形成。与改革之初的农民工相比，当前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主体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多是从校门直接外出务工，他们追求城市生活，有着很强的市场竞争意识，把外出务工经商作为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形成了更具进取性的非农就业“新生代”。这一代进城务工者对乡土认同感在减弱，对城市认同感在增强，但又未被城市社会所接纳，从而进一步强化这部分农村人口的流动性。
1.3.3非农就业难度不断增加。近年来，农村非农就业难度不断增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城市失业降低了城市劳动力吸纳能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弹性系数，劳动力需求明显下降，而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化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行以及城市新生劳动力的增加则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因此城市的失业问题正在加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渠道受阻。其二，世界金融危机对非农就业产生巨大影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负向地冲击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陷入困境，降低了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有关分析报告显示，与2007年同期相比，2008年珠三角的需求务工人数减少了16.3万人。其三，受多种因素影响，国内房地产业的发展进入调整期，劳动用工需求大大减少，农民工就业难度不断加大。
2.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2.1经济发展因素。
2.1.1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农村非农就业发展的根本诱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全国基尼系数由1980年的0.266上升到2007年的0.41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85年的1.67:1扩大到2007年的3.15:1。在此情形下，作为理性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农民清楚地意识到收入差距是务农与从事非农职业造成的，而这种比较利益的驱动正是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最大诱因。
2.1.2产业结构变化是农村非农就业发展的催化剂。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发展了较大变化：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7年的11.3%，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47.9%上升到2007年的48.6%，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4.0%上升到2007年的40.1%。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相对下降，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过于求；另一方面，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又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
2.1.3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非农就业提供了吸纳场所。作为集体经济的产物，乡镇企业起初在本地农民中吸收职员，成为80年代中期非农就业的主要吸纳场所。此后，经过90年代改革和调整，乡镇企业得到良性发展，此时不仅吸收本地农民工，而且大量吸收外来务工农民，成为非农就业的主场。表1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7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一直稳定在80%左右，其总人数从9265万人增加到15090万人。
2.2制度因素。
2.2.1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非农就业的桎梏。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了以户籍（口）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结构，这一制度将中国社会截然分化成城市和乡村两个相互分割的实体，使农村人口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可能性，导致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然迁徙过程停止。近年来，户籍制度逐步放松，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非农就业的枷锁，促进了其良性发展。但是这种限制还没有完全解除，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待遇还依然存在，大多数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并没有积极落实，农民基本上没有可能在大中城市落户。
2.2.2产权不明晰的土地制度制约了非农就业发展。中国农村实行的是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家庭联产责任制,土地的使用权归农户，所有权归集体。这种产权极不清晰的土地制度从两个方面制约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其一，这种土地制度无法实行高效的土地规模经营，从而无法推动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不能为农村非农就业提供坚实的农业基础；其二，这种土地制度形成了“离乡不离土”的非农就业模式，即非农就业者在其失业时可以重返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流动性不足。
2.2.3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解除非农就业者后顾之忧。中国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范围之外，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的各种福利，无法如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五大保险待遇。因此，进城务工农民通常以其原籍土地使用权作为自身保障基础，在发生失业、生病和伤残后，一般都回流原籍，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稳定性。
2.3劳动自身因素。劳动者自身素质是影响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社会提升劳动者素质的有效途径主要是两条：学校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从学校教育来看，与城市教育投入相比，国家对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而农民自身经费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农村教育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农村居民整体文化水平较低。截止到2007年农村初中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87.4%。由于农村居民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因此进城务工者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我们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初中及其以下文化水平的占75.4%。较低的文化水平限制了农民工的从业领域，他们大都只能从事粗重体力劳动或低待遇工作，同时也降低了其非农就业率。
从职业技能教育来说，由于农村缺少专门的职业教育机构，使得外出的农村务工人员缺少专门的职业技能。因此，外来务工人员在和城镇居民竞争同样就业岗位的时候就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境地，无法进入高层次职业，而只能从事一些体力消耗大、环境差及待遇低的行业。近年来，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年轻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家庭负担最重的中年务工人员，由于技能水平偏低而面临着更大的失业风险。
除了劳动者素质影响非农就业以外，劳动者的年龄、性别、家庭组成人员以及家庭所处位置都会影响农村劳动力是否进行非农就业。比如，青壮年比中老年农民外出务工的要多，男人比女人外出务工的多，家有老弱病人的外出打工的少，家处发达地区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少，而家处偏远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多。
3.BinaryLogistic回归分析
为了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本课题组成员深入湖南、贵州、四川、陕西四省的二十个乡镇和广东、上海、浙江三省的21个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农村家庭和农民工进行实地考察，并发放了有关农村非农就业的调查问卷1580份，收回问卷1432份，共涉及家庭人口5882人，农村劳动力2426人，外出民工1584人，占劳动力人数的65.3%，其中在外打工人口中，男性占69.5%，女性占30.5%，年龄30岁以下占43.2%，文化程度初中以下（含初中）占86.4%。
3.1变量选择。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因素有很多，根据前文分析和调研的实际情况，本文选择Y为因变量（Y=0表示从事农业劳动，Y=1表示从事非农就业），是0/1二值型变量,Xi为自变量。自变量中，经济发展变量主要有三个：家庭所在地农村收入水平，该数据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相比较，可以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用X1来表示（X1=0表示下，X1=1表示中，X1=2表示上）；家庭所在地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以百分比表示，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用X2表示；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以百分比表示，可以用来说明乡镇企业吸纳非农就业劳动力的能力，用X3表示。制度因素变量也有三个：户籍制度的严厉性用来表示（X4=0表示户籍制度不容许劳动者自由流动，X4=1表示户籍制度容许劳动者自由流动）；土地制度因素可用家庭人均耕地面积X5表示，单位为亩/人；家庭所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完善用X6（X6=0表示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X6=1表示社会保障制度较完善）。劳动者自身因素变量主要有四个：X7为性别（X7=0表示女性，X7=1表示男性）；X8为年龄，单位为岁；变量X9为受教育程度（X9=0表示小学，X9=1表示初中，X9=2表示高中，X9=3表示大专以上）；X10表示是否参加过培训（X10=0表示未参加培训，X10=1表示参加过培训）。此外，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社会网络关系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是否从事非农就业的两个重要因素，前者用X11表示（X11=0表示国内外经济形势较差，X11=1表示国内外经济形势较好），后者用X12描述（X12=0表示无社会关系网络，X12=1表示有社会关系网络）。据此，可以建立回归方程：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β8X8+β9X9+β10X10+β11X11(1)
其中βi为各变量系数，X2、X3、X5、X8为定距变量，X1、X4、X6、X7、X9、X10、X11、X12为品质型变量。因为因变量是0/1二值型变量，而且自变量（协变量）也多为品质型变量，因此，本文选择Binarygistic回归分析来探讨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否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
3.2回归结果分析。对以上自变量与因变量利用SPSS进行Binary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Forward：LR(逐步筛选策略)进行变量选择，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水平为0.05、剔除方程的显著性水平为0.10，最终运行结果。
其统计学原因是其显著性水平为0.10。其现实解释是：各地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限制已经很低，因此变量X4被剔除；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还不敏感，因此变量X6被剔除；非农就业“新生代”形成后，年轻的农村劳动力无论男女，无论文化程度高低，也无论是否受培训，大都直接从学校入城务工，因此变量X7、X9、X10被剔除。由此建立的BinaryLotic回归模型为：
LogitP=2.982-0.236X1+0.052X2+0.065X3-0412X5-0.625X8+2.354X11+1.648X12(2)
通过模型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比例、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国内外经济形势、社会网络关系呈同方向变动，而与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务工者年龄状况呈反方向变动，这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①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越多，其向外转移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变量X2的回归系数为0.052，表明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使LogitP上升0.052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1，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0.376。②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越高，其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变量X2的回归系数为0.065，说明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比每上升一个百分比，会使LogitP上升0.065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7，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1.564。③国内外经济形势越好，非农就业率越高，反之则越低；变量X11的回归系数为2.354，说明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国内外经济形势好比经济形势差会使LogitP上升2.354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4，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6.512。④劳动力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越多，获得就业信息的渠道越多，可减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因而流动的可能性越大；变量X11的回归系数为1.648，说明在其它情况不变的情况下，有社会关系网络较没有社会关系网络使LogitP平均上升2.354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3，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5.674。⑤农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越多，需要的劳动力越多，则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越小；变量X1的回归系数为0.236，说明在其它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多较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少使LogitP平均降低0.236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8，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0.644。⑥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越低，劳动力外出打工提高收入的愿望越强。相反，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越高，则会降低劳动力流动的意愿；变量X5的回归系数为0.412，说明在其它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为中等较下等使LogitP降低2.212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6，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0.672。⑦在劳动年龄内，劳动者年龄越大，其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则越大；变量X8的回归系数为0.625，说明在其它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者每大一岁会使LogitP降低0.625个单位；且Wald检验的结果P=0.002，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其比数比OR=60641。
对回归方程的整体检验（H：β1=β2=β3=β5=β8=β11=β12=0），采用-2logl和Score两种方法，其P值均为0.002，具有统计学意义。在该模型中，Hosmer-Lemeshow统计量的概率P值为0.034，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应拒绝零假设，认为各组的划分与因变量的实际取值相关，而且模型总的预测正确率为89%，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高。
4.结论
上述研究可以归结为以下结论：
4.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非农就业迅速增长，具有本地就业和异地就业相结合、西出东进跨地区流动、非正规部门就业比重大、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等特征，近年来呈现了组织化程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形成、就业难度不断增加等新趋势。
4.2从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因素来看，城乡差距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滞后的户籍制度、产权不明的土地制度和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阻碍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劳动者较低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则是阻碍农村非农就业的主要个人因素。
4.3对上述影响因素进行筛选的BinaryLogisti分析表明，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比例、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国内外经济形势、社会网络关系、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务工者年龄状况是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具有显著作用的因素，而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性别、文化程度和是否接受过培训对是否进城务工没有实质性影响。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非农就业得到迅速发展，并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从中国农村非农就业的基本情况、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入手，重点分析了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经济发展因素、制度因素和劳动者自身因素。通过BinaryLogisti回归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家庭所在地剩余劳动力比例、乡镇企业非正式职工岗位比例、国内外经济形势、社会网络关系、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务工者年龄状况是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中国农村非农就业影响因素BinaryLogisti回归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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