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的历史文化价值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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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故宫的历史文化价值范文

关键词:遗产保护；沈阳方城；文化街区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old urban renewal speed gradually accelerated,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locks more subject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 city of Shenyang in Shenyang city overall planning revision of the "(1996-2010)", further put forward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locks. Planning further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and art block value in the reflection on version on the planning and on the basis of summary, the delineation of specific protection scope and construction control zone, from the aspects of historical patterns, security units, building height control, line of sight and the landscape environment, the overall style of coordination of the specific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further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history and culture block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further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of Shenyang City, to show the overall style, shaping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rich cultural atmosphere of the city image.

Key words: heritage protection; Shenyang city; Cultural District

中图分类号：TU984.11+1文献标识码：A

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的开展，我们逐渐认识到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指导而形成的城市规划法规以及技术手段建设城市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不断涌现出来的、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景观类遗产提醒我们，在现代城市改造中，我们的眼睛不能仅仅盯着被文物部门定义的文物，可能我们正在拆除的旧建筑，就是在近代重大历史时期中具有代表性文化的组成部分，就能够构成世界遗产的价值。文化遗产的价值观也同时发生了改变，全球战略研究将人与环境、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有机关系放到了突出位置，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近代的和20世纪的文化遗产，以及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综合性的、活的文化景观。

沈阳方城地区在城市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保护、更新、发展方面的问题，首先把原来方城中的居住和其它功能转换成商贸、办公、娱乐功能，而使低地价转化为高地价，低效益变成高效益，客观上是改善旧城的环境，但在改建后地区建筑容量增加了，交通也更加繁忙了，基础设施不堪负担；其次由于历史名城的保护要求，一定会提出对这个地区以及其周围环境的种种建设限制，这样就会降低土地收益，对开发不利；而且在保护过程中保留了文物建筑，但忽视了文物周边的历史性环境，整个方城地区的在建筑形式、风貌、色彩、体量等方面没有形成体现沈阳历史文化特色的氛围。

在最近的沈阳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对方城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进行了的深化审计，既强化了对文物保护建筑的保护与整治，又对周边非文物保护建筑的建设以及街区特色的塑造提出更细致的要求，加强了方城地区历史文化氛围的塑造。

方城概况

方城地区是沈阳城市发展的基础，也是现在城市的核心之一。其内部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作为沈阳清文化主要代表之一的沈阳故宫已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民国时期的张氏帅府也是国家级文保单位；同时在其内部还有多处省、市级文保单位。现状方城地区作为沈阳市历史保护街区之一，内部以故宫为主的主要建筑特色基本体现了沈阳清文化的主要特征。综合看现状方城内部整体的特色主要为：以清文化为主体的商贸文化旅游区。其内部特色表现形式是以故宫为核心，沈阳路、中街路、帅府地区为特色展现区。

现状方城内部的特色构成可以分为三部分，北部以中街路为主要代表的民族商业文化区；中部以沈阳故宫和沈阳路为主体的沈阳清文化区；以及南部以张氏帅府为主体，以近代中西文化结合为主要特色的文化区。

规划原则

积极性原则

清沈阳故宫是中国古代帝王宫殿建筑的重要遗存，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著名的清代历史艺术博物馆。遗产的原真性与不可再生性，并不完全意昧着原封不动的文物式保存方法，而是尽可能使其参与融入到现实生活中。积极的保护也意味着充分调动原住民与外来人口(包括常住及观光人口)的主观能动性，使其由衷热爱并深刻体验到遗产地的价值所在，并参与到遗产保护的各个细微层面中来。

整体性原则

遗产保护是一个整体性的过程，对于方城这一文化环境的遗产地来说，整体性的城市保护原则尤其重要。不仅仅要关注人工造就的物质形态遗产的保护，更要关注作为背景要素与环境必需的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也要关注作为物质形态遗产源流的地方性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护，以及历史形成的地方性社会生活体系的保护。

战略性原则

只有在具备能够有效地促使该地区发展改变的经济力量的前提下，保护目标才可能得以实现。故宫作为世界遗产地，必须将保护置于基本发展战略的前提之下，通过对遗产的正确保护与合理利用，赋予及调整其在时代变迁期必须的适当功能，带动本地区的全面发展。

效益性原则

在强调以保护文物为核心的前提下，兼顾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效应。通过方案的实行，既达到有效保护文物的要求，又促进本地区社会文明意识的提高和经济、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优化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环境。

保护规划

保护主题

在完善保护建筑环境的基础上，以强化以“井”字街为主的井田方格网式空间肌理，“宫城居中、前朝后市”的传统都城结构，地方特色鲜明的多元建筑艺术，以及延续街区活力，展示街区清前文化内涵为主题，进一步加强对街区空间形态特色、活力特色和文化特色的整体保护，发掘老字号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系并展示各片段式的历史遗存，建设集文化、博览、旅游、商业、高档居住功能于一体的，特色鲜明，文化氛围浓郁的传统文化街区。

规划范围

综合考虑街区格局的完整性及实施策略的可操作性，规划应进一步保护街区整体特征和价值，延续原保护范围，即东至东顺城路西侧规划红线、南至南顺城街北侧规划红线、西至西顺城路东侧规划红线、北至北顺城街南侧规划红线；面积约165.9公顷。

街路保护与引导

保护街路——“井”字街路、方形城池是方城街区最重要的街路特点。保护由4条顺城路、3条内城路构成的历史城防格局，加强对街路走向、空间尺度、沿街绿化的控制和引导，形成街区的空间骨架和以“井”字街为主体的景观通廊。

保留街路——街区内保护街路以外的道路系统，是街区历史空间肌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街区“九宫格”用地格局内部的自由式支路网也是街区传统格局的主要体现；而北中街路、北通天街等街路将伴随街区功能和环境更新，对井字街空间骨架发挥积极的辅助作用。因此，必须保留街区内大量的历史路网，禁止随意取消上述街路，并增加步行系统、标识及休闲设施建设，延续街区的空间肌理。

风貌特色与引导

规划方城地区引入“文化、商业、旅游、娱乐”特色街区的主题概念，目的就是为了使满清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焕发青春活力，创造丰富的街区特点，完善综合服务功能，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在创古都辉煌，打造沈阳城市名片。

为突出方城地区的文化氛围和地域感，体现方城发展的历史延续性和时代感，将其整体形象塑造为以满清文化为主调的特色街区，结合方城内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类型及现状发展特点，为将全区大致划分为：

盛京路南段：以大帅府为代表，以近代（民国时期）建筑风格为主调。

盛京路至中街路南段：其范围以故宫为核心，建筑风格以清式风格为主调。

中街路及北侧段：以沈阳二百、何氏眼科等历史建筑的欧洲古典主义风格为主调，突出整体风格和文脉的统一，同时应体现地方风格和时代感。

正阳街与朝阳街：街道两侧应尽可能的保护更新已有的历史建筑，新增加的建筑以民国时期近代（民国时期）建筑风格为主调，高度应以低层、多层为主。

不同街路的环境小品风格在整体统一的前提下应各具特色。全区应设置统一的标识系统以突出方城地区的文脉、地域感和整体性。

景观保护与引导

景观轴线

北通天街作为沈阳中卫城“十字街”中的南北大街，在街区空间形态中始终发挥着中轴线的组织作用，是整合并统帅街区内4条建筑轴线（宫殿群轴线、大政殿轴线、帅府四合院轴线和帅府红楼轴线）的空间主轴，也是联系故宫与帅府的重要景观廊道。规划应充分强化北通天街的重要作用，结合建筑整治，增加沿街开放空间序列，成为体验街区的重要轴线。

景观界面

中街沿线、故宫周边、帅府周边、角楼、城门建筑立面能够较为清晰地反映街区历史风貌，是街区内重要的保护界面，规划应重点保护界面的完整性和历史韵味。此外，街区内“井”字街路不仅构成了街区路网的骨架，同时也是街区重要的视线通廊，沿街界面的协调性和整体性对于街区风貌塑造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规划应引导“井”字街沿线建筑风格的整体协调，以塑造特色鲜明的体验路径。

古城墙风貌对于方城街区是不可或缺的特色与资源，也是突出街区与周边地区形象差异性的主要途径。积极塑造城墙的空间片断或外部形象能够有助于清晰界定街区边界，突出街区文化主题。可结合具体的建筑整治，塑造城墙形象，强化街区边界的可印象性。

标志节点

在方城历史上，曾作为标志节点的角楼、钟鼓楼、城门等建（构）筑物是体现街区作为“城”这一空间形态最为直观的景观元素，同时，已恢复的1处角楼、怀远门、抚近门在提升街区的标志性、强化街区形态与文化特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规划应增加对角楼、城门、钟鼓楼的记录，适时可进行必要的复建，有助于街区景观标志系统的完善。

故宫、帅府作为现状街区内各居特色的标志节点，从景观核心的角度界定了街区风貌的发展方向与控制要点。应通过整治故宫与帅府周边建筑环境、协调街区建筑风格、街区内圈层高度控制等方式，提升并强化其标志性。

【参考文献】

《建筑与城市遗产保护和社会发展的关联初探》；段飞；《理论界》；2009.9

《“特质城市遗产”的保护—以上海市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为例》；张艳华、卫明；城市规划学刊；2007年第6期；

《浅析城市类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

【作者简介】

第2篇：故宫的历史文化价值范文

姚远：明故宫虽说是重点保护遗址，可的确前些年保护不力。最近几年政府最新出台了《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南京老城南历史城区保护规划与城市设计》《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法案，使文化遗产保护有法可依，这对明故宫这样的遗址保护十分有利。明故宫现存3座城门城台，午门、西安门和东华门，但其城楼都已不存。现在保护规划计划“加顶”恢复的仅仅是午门城楼和重建角楼。这次规划主要是为了建设一个遗址公园，而非要重建整个明故宫遗址。此次做的遗址公园规划，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如何修复午门，确实是值得关注的焦点。

至于明故宫的保护修复的意义，我认为这并不仅关乎城市历史的保护，更重要的是为了呼吁社会关注文物保护、规划的透明度、公示度问题：目前规划编制中，关于文物保护规划的方案和决策过程不够透明，文物保护和规划更需要公众的参与，我认为这才是此次讨论明故宫如何保护的意义所在。不管是哪里的遗址保护，公众的参与和公开透明的规划都是很重要的，只有一个好的程序，才能带来好的结果

《东方养生》：我们看到一些您针对明故宫修复问题的文章，您主张保持明故宫的原状，维护历史变迁在遗址上留下的“残缺美”，而市政方面则主张要复建。也有声音称，大多数人不知道明故宫就是北京故宫的蓝本，若不进行复建，公众人无法了解其原貌和历史价值。您如何看待这些观点？

姚远：所谓“明故宫是北京故宫的范本”，指的是《明实录》中提及的：“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但是具体建筑是怎样的，可能和南京故宫不完全一样。事实上也有考古发现，明朝时南京的午门和北京、中都（凤阳）的午门就有所不同。今人无法确凿地了解当年故宫的原貌，如今要修复，也仅是对历史的推测。还有就是明故宫城楼之毁坏，遭受了历代的自然灾害破坏，经历了战争洗礼，这些历史上的毁坏也是明故宫承载历史的本来的一部分——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因为遗址的历史就是它被毁掉的过程，而我们要保护的就是这段历史的真实过程。有的建筑专家认为要“复原”，这是和文物保护法律的基本理念是相冲突的。

《东方养生》：您提出的遗址“残缺美”，重在“遗址保护”而非“复建”。但从2006年起，明故宫就已经成为江苏省重点文物遗址进行保护，可保护的效果、以及民众的支持度都不容乐观，您如何看待这一现实问题？

姚远：确实前几年在遗址管理、保护上不是很乐观，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管理体制存在问题。比如明城墙、明故宫的保护管理并非仅仅是文物保护部门在做，而是进行多头管理，例如归属于旅游、园林或是建设部门等，不是每个单位都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要求对遗址进行恰当的保护。但是，这几年南京有了很大的进步，经过多次民间专家学者的呼吁和公众参与，制定了不少重要法规，让古城保护有法可依。目前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些规划条例落实。

《东方养生》：关于明故宫的遗址保护问题，您还提及“将真实的遗址融入城市空间体系”，应该怎么做？请具体谈谈。

姚远：这很简单，因为南京现在有多处历代都城遗址，发现一处重要遗址就应该原址保护，以因地制宜的方式将其展示出来，这样周围在进行城市规划建设时，就可以将遗址变成一条路径，一个公园，或是和某个历史街区进行配套，将遗址和周围的历史景观融入在一起。让遗址不仅仅是一个“死”的被保护对象，而是具有生命力的，城市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市民生活、休闲，可以互相交流的文化场所和公共空间。

《东方养生》：目前公众关于明故宫遗址的另一个关注点，是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问题，您对“申遗”有何看法？姚远：明故宫目前暂未纳入申遗名录，它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已足够。南京市申报世界遗产的是明城墙，并不包括明故宫部分，至于未来是否会申报遗产，这涉及到政府决策，但目前没有该计划。明故宫午门其实是南京明代四重城郭的一部分，是南京宫城城墙的城门，如果明故宫遗址保护整治好，是可以同南京城墙，作为南京都城的一部分来申报世界遗产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将明故宫的真实性保护好。

《东方养生》：有些人都将明故宫的修复保护同奈良平城宫迹做对比。平城京当时已经完全毁坏，却在日本政府努力下，遗址成功还原复建，也申遗成功，这似乎和您的主张相违背。您曾存日本学习生活多年，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姚远：有关该问题有两点：首先，日本的平城宫并没有完全修复，仅恢复了其中的朱雀门等极少部分。平城宫迹保留大量宫殿的遗址原貌，比如一些建筑基址等，只是复原了很小的局部而已。第二，平城宫迹的修复在国际的文物保护界存在较大的争议。而且申遗并不是平城宫一处，是奈良若干文物点作为“奈良的文化财”进行捆绑的遗产申报。

至于平城宫迹的修复对南京明故宫遗址保护的参考价值，我认为首先应该按照中国的文保法规来保护南京明故宫。日本文物保护的经验，有好有坏，也不乏出于日本国内民族主义的政治考虑，而非完全出于保护目的。

第3篇：故宫的历史文化价值范文

据媒体报道，从今年9月28日到明年2月，深藏于故宫博物院养心殿的268件文物“移驾”首都博物院，接受公众的检阅，这也是养心殿文物首次“出宫”。对此，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观众想细看养心殿的文物，不用再趴窗户了。”

大批珍贵文物走出故宫，不仅仅是博物馆系统内部的一次完美合作，而且有着更为深广的意义。即文物不再一味地深“藏”不露，矜持内敛，而是正在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越来越亲民的路径，融入老百姓的生活。以前只是“趴窗户”瞅瞅，或者端详文物图册，今后则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直面文物。

这显然是一种积极的变化。就像文玩上面的“包浆”一般，每一件文物都是时间与空间的深厚积淀，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保护当然是责任与使命，但保护并不必然意味着层层包裹起来。文物一代代传承的终极目的，是浸润人心、滋养性灵，昭示前人精神文化达到的高度与深度，不是被束之高阁、秘不示人。

单霁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一流的博物馆并不在于藏品有多么丰富，而在于“人们要有机会看到这个馆里大量珍贵的藏品，并将博物馆文化融入自己的生活中去，从中汲取有助于现实生活的灵感。”也就是说，文物并非只是冰冷的摆设，而是有着深厚的蕴藉，走出养心殿，文物也会开口说话。

同样，以火爆的海昏侯考古成果展览为例，去年年底以来，公众像“追剧”一样密切关注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无论是展示时间，还是展览手段，均创下了纪录。古老的历史与文物交相辉映，历史因文物而更加具象，文物因历史而更加鲜活。这样的努力，既是一种文化普及，也是一次全民性的价值提升。

从全国范围看，文物休眠的情形不在少数。多年以前，笔者曾到一个县级市参观当地的文保所，打开沉重的铁门，管理人员就好像打开了神秘的大门，众多国宝级文物多年深藏在地库之中。而在另外一个县，文保所甚至连一个像样的仓库都没有，大量宝贵的出土文物就随意堆放在地上，令人叹息。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显示，全国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高达76万处，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4295处。这里面有多少文物常年深藏“冷宫”、不为人知？听任文物闲置，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文化浪费。而国内不少地方，虽然也建起了宏伟富丽的博物馆，但由于理念的落后以及过度保护的错误意识，能够展出来与公众见面的文物仍十分有限。

第4篇：故宫的历史文化价值范文

关键词：古建筑，保护，利用

Abstract: the ancient buildings are a city's memory, city is the confirmation that the history of mankind, it carries with the city's cultural heritage. Once the damaged, the cultural relics and historical culture of ontology carrying information will disappear.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eaning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protec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expounds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ancient way.

Keywords: ancient architecture, protect, and use

中图分类号：G27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古建筑渐渐的在被人们遗忘，不同时期的古建筑瑰宝，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建筑与西方建筑迥然不同的建筑体系和艺术风格。依附于这些古代建筑和历史纪念性建筑中的石刻、雕塑、壁画、琉璃等与建筑相得益彰，使建筑迸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蕴含着更深的文化内涵，这是其他历史文献，考古资料，文字描写所不能代替的。然而，就是这些古代建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受着风霜雨露，水火雷电等自然灾害的无情侵袭，不可避免的要给古建筑造成损伤、残坏、坍塌，加上人为的破坏情况日趋严重，维护和改造古建筑势在必行。

一、保护古建筑的意义

古建筑反映了国家历史的辉煌，表现了过去中国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保护古建筑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古建筑是历史文化的载体

古建筑是一种文化精神的载体，通过古建筑，可理解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一定意义上，它们是某个城市“历史记忆的符号”和“城市文化发展的链条”，因为，它们见证了这个城市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沧桑变化。一旦破坏，就再难以恢复和接续。一座古代的建筑无论如何破旧，其内在的文化内涵与千年的历史痕迹是无法被替代的。反之，一座当代的仿古建筑无论在外形上做的多么神似，但如果其内在的历史遗迹几乎为零，其文化内涵肯定无法达到与古迹相同的高度。记录历史，展示文化，载托灵魂，就是古建筑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将古建筑的历史因素进行完整的传承与表达，便是今天古建筑保护的真正意义。因此，我们再去欣赏古建筑时不应只关注其外在的美学特征，更应透过古建筑的砖墙看到其内在的文化魅力。

2、古建筑是启发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的实物

中国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而中国的古建筑艺术更是东方艺术的奇葩。它不但完全独立于西方建筑体系，更影响着周边国家的建筑特色，形成了东方古典建筑体系。参观中国古代建筑不仅可以感悟到其独特的魅力，更是让国人感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为我们曾创造出如此精湛的建筑品而自豪。河南登封县的嵩岳寺塔，是一座用青砖和黄泥垒砌的高40m 的佛塔，在地震山摇和狂风暴雨等安然无恙地经历了将近15 个世纪，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位于首都北京城的故宫，建筑设计极为精湛，金碧辉煌的琉璃屋顶，莹白无暇的玉石雕栏，殷红肃穆的宫墙殿柱蔚为壮观，使人感慨不已、浮想联翩。然而，故宫历经沧桑，饱经劫难，又因不能尽情饱览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典藏而遗憾不已！

3、古建筑是研究历史的实物例证

古代建筑和其他物质文化遗存一样，是社会不同发展阶段遗留下来的实物，我们从对古建筑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同一时期其他科学的发展情况和当时所达到的水平。例如,河北赵县的赵州桥，距今已有1400 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好的巨大石拱桥。赵州桥是一座弧形单孔石拱桥，单孔跨度为37.4m，在桥两端采用敞肩拱的形式各辟两个券洞。这种设计，既减轻了流水对桥身的冲击力，使桥不容易被大水冲毁，又减轻了桥身的重量，节省了石料，在世界土木工程桥梁史上是一个创举。如果当时没有数学、工程力学、物理学的相当发展，这桥是难以建成的。对于建筑史的研究来说，古建筑更是直接的实物例证，因为任何一座古建筑都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所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及科学技术水平、工艺技巧、艺术风格、风俗习惯等等。因此，研究中国建筑史，古建筑是最好的例证。

《威尼斯》说“: 世世代代人民的历史文物建筑饱含着过去岁月传下来的信息，是人民千百年传统的活的见证……。”保护古建筑便是保护人民千百年传统的见证，不保护古建筑便是自毁国家历史文明的见证。

4、古建筑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物质基础

随着生产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人民对文化的需要将更为迫切。古建筑在新的时期又担当起文化休闲娱乐场所这样一个新的历史使命。如果一个旅游目的地拥有独特的古建筑，那么该古建筑会在目的地形象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古建筑资源本身拥有的巨大品牌效应，可提高远距离游客的到访率。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这些名胜古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友人纷纷前来参观游览,为促进城市旅游事业的发展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与此同时，也带动了城市公路交通和服务行业等相关部门的迅速发展。由此可见,这些古建筑不仅是各市人民休闲、娱乐的场所,更是发展旅游事业的重要物质基础。

5、古建筑是新建筑设计和新艺术创作的重要借鉴

中国的古建筑在艺术和技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世界建筑史上有着极其丰富而辉煌的成就，在建筑布局、材料、施工、艺术装饰、传统风格等方面，是几千年来无数工匠们在长期建筑实践中多积累下来的经验。这些古代技术成就，对现有的有关专业人员，有着极大的启迪和示范作用。如中国古建筑木结构的构建原理和它独特的防震方法，对现代结构抗震技术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保护古建筑的对策

1、增强公众古建筑保护意识。对于古建筑的保护工作应该让广大人民群众都参与进来，成立专门的古建筑保护团体，宣传我国传统建筑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使古建筑保护范围中的人民群众能配合政府部门，共同实现对古建筑历史文化意义的保护。

第5篇：故宫的历史文化价值范文

“S.E.N.S.”最初的名字叫做“Sensitivity Project”。1988年，他们为日本NHK电视台的纪录片《海上丝路》制作配乐由此声名鹊起，又在三菱重工的推动下，于八个城市举办了“88年海上丝路演奏会”，成为当时日本的轰动话题，二人事业迈入第一个高峰。以此为契机，他们将团名改成了融合“Sense”与“Cense”之意的“S.E.N.S.”。此外，“S.E.N.S.”又是“Sound、Earth、Nature、Spirit”的缩写，具有深刻的人文艺术概念。台湾最早将“S.E.N.S.”译为“神思者”，而据说胜木由佳里亦赞同这个译名，故而在华语地区普遍采用。1989年，“S.E.N.S.”（以下统称神思者）为侯孝贤导演的电影《悲情城市》创作配乐专辑，并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狮奖最佳杰作奖，从而让更多华语乐迷认识了他们。

而神思者与中国文化最深的缘分是从他们的音乐著作“故宫三部曲”开始的――从1996年4月开始的一年里，他们为NHK制作的大型纪录片《故宫》创作了系列配乐专辑，包括《Palace Memories（故宫记忆）》《Palace Sketch （故宫容颜）》《Palace Seeds （故宫溯源）》三张在内，统称为“故宫三部曲”。纪录片《故宫》以仰慕中华文化的拍摄视角，将中国古代文明的恢宏与璀璨淋漓展现，以一个异国旅人的身份亲历故宫，泛起内心无限的澎湃、升华专属于历史的深思；而神思者创作的配乐“故宫三部曲”则与纪录片的步调配合得严丝合缝，伴随着故事的叙述与历史的追溯，不但丰沛了观众的感官享受，还为影片增加了深厚的立体感。这三张专辑既有交响乐团掀起的情绪，又有现代电子配乐修饰的精细棱角，精神力与技术性相得益彰。这种神思者典型的音乐特色，在三部曲中尽情地释放了出来。当然，国风乐器在编曲中还是非常突出的，如二胡、编钟、笛子、木鱼、太鼓、梆笛等都有亮耳展示，但经由电子合成效果，传统乐器的表现力、张弛力以更加数字化、几何化的方式编织在一起，严谨而不失生命力。“故宫三部曲”既有博大精深的历史传承感，又有现代音乐技术的强大根基，是为经典。

《Palace Memories（故宫记忆）》是三部曲的首部，也是乐迷最推崇的一张。单曲《Palace Memories》亦是整部音乐计划的主旋律，常以采样的形式出现在后位曲目中。作为首部曲，专辑拥有理所当然的多样性，风格的起伏也相对较大；曲子都有专属的特色，但又在结构上拥有协调性与一致性，是为纪录片深度服务的概念佳作。传统乐器的演出相对较多，引导情绪波动的弦乐、交响乐更有非常集中的展现。《Magic Warriors》《Imperial Vermillion》等都有势如山河的曲境，将影片巨大的历史主题烘托得十分到位。值得一提的是，《Palace Memories》因出名较早，从而被港台各类影视作品泛滥引用，渐渐成为后人耳熟能详却不知出处的音乐作品。虽然无奈，也从另一角度肯定了专辑的价值。

《Palace Sketch（故宫容颜）》是首部曲的延续。一方面它为纪录片担纲结构上的辅助作用――延伸故事的叙述、引出影片的；另一方面，它更需要摆脱音乐主题的滞重感，力求避免听者的审美疲劳。从《Time Gate》《Pipe of War》高度的电子化、戏剧感编曲就可听出这两点上的考量。因为旋律、氛围的具象性提高，音乐的画面感、想象力也就更加丰富了，与首部曲的大概念、大流势相比，《Palace Sketch》更具一份细腻与实感，就像宏伟蓝图中活热的脉络与骨骼。除了有钢琴、交响两个版本的《Peace of Mind》之外，专辑的作品都以活力、张力为亮点。以音乐情境去契合纪录片的节奏，这是种本分，但亦发挥了配乐微妙的化学作用。

第6篇：故宫的历史文化价值范文

价值诉求及其现状

历史文化纪录片是指利用影像形态对历史遗迹、文物器皿、文化景观的记录与表达，并以此折射当代人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深刻认识、体验与反思，具有十分明显的文化意味。①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文化寻根”在中国文艺界迅速铺开，历史文化纪录片通过对大江大河、丝路长城以及运河古都等民族意象的书写而迅速成为国人文化抚慰创伤的良药。同时，中外合拍风潮使纪实手法深入人心，政论性的解说加配图改成了活生生的跟拍记录，使观众产生了巨大的心灵震撼，形成了电视荧屏上无法替代的历史文化大餐，这便是历史文化纪录片直观的独特价值。

总的来看，历史文化纪录片有认知（真）、审美（美）与伦理（善）三方面价值。首先，“所谓真，是指人们的认知与客观现实相符合……它不仅取决于主体认识上的主观性，更取决于主体认识所确立的与现实的关系。”②由此产生了两种纪录片的真实手法，即追求外部真实的静观式的记录和探索本质真实的介入式的探索，二者都实现于观众求真求实的接受心理过程中。目之所及，皆可信之物。在此，信息接收的安全感使接受过程不必纠葛真伪，真实与认知被牢牢捆绑在一起，形成历史文化纪录片的价值基础。其次，“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与知觉的形式”，③历史文化纪录片表达的真实与表现的艺术并不矛盾。真实前提下的艺术化表现（如造型、画面、剪接）使观众的接受过程充满美的感受，即用写意的手法表现真实的对象，这既没有违背真实，也是直接构成审美价值。最后，历史文化纪录片特殊的文化内涵规约了其社会伦理价值。人文关怀和文化传承是社会前行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人文关怀体现了现代历史观视野下的历史评价，超越社会阶级审视人的境遇，以一种前行的眼光回望人类历史，展望人类未来之进步；文化传承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议题，历史文化纪录片形象而生动地实现了其文化传承的社会价值。

这种历史文化传播框架似乎已经难以满足当下娱乐工业视域中的传播收益预期，于是一种“情景再现”（或称搬演、真实再现等）的纪录片创作手法进入观众视野。“情景再现”是指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以扮演或搬演的方式，通过声音与画面的设计，表现客观世界已经发生的或者可能已经发生的事件或人物心理的一种电视创作技法。它一般是在失去现场记录机会的题材和场景中使用，是纪实风格的一种异化手段。从《复活的军团》《敦煌》《故宫》《圆明园》到《新丝绸之路》《再说长江》《玄奘之路》等，均得到高收视率与社会影响力，同时也引发激烈的争论，焦点从纪录片是否能情景再现到其底线是什么。论争仍在继续着，似乎在高收视率面前，反对派的声音愈显微弱。

被虚构的历史与传承：

真实与创意

新世纪以来，历史文化纪录片进入鸿篇巨制时代，画面豪华、制作精良，可谓真正的纪录“大片”，且大都使用了情景再现手法。于是屏幕上郑和船队乘风破浪，斯坦因等十余人带驼队在沙漠中朝着敦煌前行，皇帝早朝众官员匆匆上殿等等一系列表演出来的桥段成了纪录片的画面语言。支持者认为“作为纪录片创作新手段、新表现形式，情景再现的运用是值得肯定的”，④“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改变了纪录片的直观形象……使纪录片形式美得到扩张……使审美更趋大众化”等。⑤但是，纪录片的真实底线已经被创意手法殆尽，呈现在眼前的已非“二手信息”，而是彻底的虚假信息。拿如此代价换来的活泼固然能给予观众更大的娱乐，但闭眼回想，自己又看了些什么呢？故事片还是纪录片？历史文化纪录片的核心价值已经丧失，纪录片的存在失去必要。

从真实角度看，外部真实由于表演而缺失，本质真实失去了画面依托而诉诸于解说词，但“耳听为虚”可信度要低得多，难道这不是倒退回“给解说配画面”的宣传片吗？历史文化是过去的事物，资料缺乏是客观情况，但藉此“给不了真的就以假充真”，这是纪录片放弃真实的堕落行为。“纪录片”这个名词明确反映了这一片种的基本性质和创作方法。纪录，《朗门英文词典》将其界定为“通过艺术提供事实”，美国《电影术语汇编》：“一种非虚构影片，具有一个有说服力的主题或观点，取材实际生活并用剪辑和音响来增进其观念的发展。”⑥可见，事实是纪录片的基本组成部分。它的艺术创意除了选择之外，正如概念中所述“通过剪辑和音响来增进”。这与格里尔逊所说的“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相承，而不是“对表演的创造性处理”。这就有效保证了所记录客体的价值很好地转移到片子中来。

如《望长城》中主持人带领我们寻找心中的长城，严格遵守纪实主义手法，对观众的冲击力是巨大的。而Discovery频道《列国图志》中有“万里长城”一段用了情景再现，万喜良和孟姜女外出，万喜良被抓丁去筑长城，孟姜女哭喊着来到长城却得白骨累累，哭声震天，将大段城墙分崩。后期特效形象生动，看完让人忍俊不禁。相比而言，《望长城》显得坦荡真诚，发人深省。

进一步就是历史文化的传承问题。当今人们继承的是前人用文字、图画和影像纪录的文化，接受文字虽有不便，但真实性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建构出来的。现代社会记录手段多元，我们反而用虚构的方式消解了历史文化的严肃性。纪录片记录现在的事情，就成为明天的历史。最初，情景再现还只是模糊的示意，但在当前，它公然参与叙事，甚至出现对白，已和影视剧无异。当我们讨伐“抗日神剧”歪曲历史、侮辱观众的时候，表演的纪录片又何尝不是如此？《周公传》中武王、周公等形象清晰可辨，《圆明园》中复原的园林建筑是依靠有限的遗址和“圆明园四十景图”等文献实现了对圆明园整体式的还原，《唐山大地震》动用大量演员还原天旋地崩、屋倒房塌的惨烈场面，《前清秘史》主要人物是《孝庄秘史》《皇太子秘史》等电视剧中刘德凯、马景涛的扮相，许多片段也是电视剧剪辑而成。历史被如此戏弄，真实被创作者抛之脑后，不就问题深入调研探讨，遇到难处就想起表演。真实在此完全被创意取代，这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将面对谁？传承什么？还有存在价值么？

被漠视的接受主体与视觉冲击：

真实度与真实感

情景再现手法从纪录片接受角度审视，也存在着透支历史文化纪录片核心价值的表现。情景再现支持者强调：“形式美扩张”“可视性强”“表达的真实”都是其长处。但是，从接受的角度考虑，观众真需要那种华而不实的形式吗？或者，这些表演是对观众的尊重还是漠视？

2008年，央视《夕阳红》播放《一定要找到你》一片，表现温德军二十多年前当长途客车售票员时抢救一位孕妇的故事，大量使用了“情景再现”。河北台在“感动省城十大人物之温德军”时，没有使用“情景再现”，而是大量走访，采用回忆、老照片、当年的村庄、房屋、弯曲的小路、已经长大孩子的照片对比、已近中年的母亲讲述等一组镜头，节目收到了动人心魄、催人泪下的艺术效果。⑦虽然这不是历史题材，但可见只要认真研究记录对象，在保证客观真实度的前提下艺术效果是可以达到的，这种艺术效果便是纪实美学所追求的真实感，而不是随便找场地表演出来的艺术效果。如果任意表演，那么《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孔子》等声称“严格遵守历史真实”的电影也应该归属纪录片范畴。

历史文化纪录片是人类文明延续的火种，其对于人类文明的思考、总结与展望都是其真、善、美的核心价值的推演与细化，观众对其喜爱的诸多原因都是建立在以围绕真实为中心的审美元素之上。情景再现是纪录片人对历史题材的无奈，并不是处理历史题材的唯一良方，长远看它对历史文化纪录片的价值有消解作用：本体真实被表演，理念真实无依托。所以，对情景再现手法的反思应该使纪录片人觉醒。（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注释：

①欧阳宏生：《纪录片概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②张：《纪录影像文化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③[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

④董长青、申 思：《浅议纪录片中的“情景再现”》，《新闻传播》，2007（4）。

⑤余 辉：《纪录片“情景再现”手法的美学意义》，《声屏世界》，2005（10）。

第7篇：故宫的历史文化价值范文

一、古迹的定义

古迹是指古代流传下来的建筑物或具有研究、纪念意义的地方。在这里有两种说法，一是即古代遗迹。多指建筑物或其残迹。如唐?李白《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诗：“冶城访古迹，犹有谢安妗！甭逞浮妒樾偶?致黎烈文》：“我们要保存故宫，不过不将它当做皇宫，确是作为历史上的古迹看。”

另一种说法是指古人的法书墨迹。《隋书.经籍志一》：“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於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

由此可见，古迹是指先民在历史、文化、建筑、艺术上的具体遗产或遗址，包含古建筑物、传统聚落、古街市，考古遗址及其他历史文化遗迹，涵盖政治、防御、宗教、祭祀、居住、生活、娱乐、劳动、社会、经济、教育等多方面领域，弥补文字、历史等记录之不足。

二、古迹旅游资源的涵义

（一）古迹旅游资源概念

人们把这种获得社会经济效益的历史文物真迹标为古迹旅游资源，它是人类在各种活动中创造的、把动态的历史用静的实物体现出来、能激发人们旅游动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二）古迹旅游资源分类

古迹结合旅游，可分为名胜古迹和历史文物古迹。

1．名胜古迹

是指风景优美和有古代遗迹的地方。中国名胜古迹众多。名胜古迹里最直观的文化现象恐怕就是那些浩如烟海的楹联了。这些楹联，或镌刻于亭台楼阁，或分贴于寺庙祠墓……以抒发兴致和情怀，它们不但为山水增色，美化了环境，又是游人吊古凭史的场所，既陶冶了人们的情操，又得到了大自然的享受，所以世世代代为人所称道、传颂。

2．历史文物古迹

是指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的活动遗迹、遗址、遗物及遗风。它按照历史时期可分为：古代遗址和近现代重要史迹；按照文物古迹的形式、特点可分为：居住遗址、生产遗址、古战场遗址、古城与村落遗址、古建筑遗址、摩崖石刻遗址；按照反映人类活动可分为：生产活动类、生产类和精神类。

在这些分类中，还可细分，例如：

（1）人类历史文化遗址可分为：古人类文化遗址、社会历史文化遗址以及历史名人遗迹。

（2）古代建筑又可分为：皇家建筑、楼阁亭台建筑、墓陵建筑、宗教建筑、居民建筑、其他重大工程建筑，如防御工程、古代桥梁、古代水利工程等。

（3）历史文物可分为：原始社会文物遗存、青铜器遗存、陶瓷器遗存、雕塑遗存以及古代绘画遗存。

这些历史文物古迹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写照；是我国辉煌历史的美学展示；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集中凝聚；是我国古代科技的高度浓缩。

（三）古迹旅游资源的特点

古迹旅游资源不同于一般的旅游资源，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性：

1．时代性，即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

任何文物古迹都是一定时代（或年代）的产物。从结构、形式到内容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蕴含着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诸多内容和信息。它们是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遗存，是历史的残迹，这就决定了文物古迹不能再生产，建造。虽然人们现在可以复建，仿建出外形一样的古迹，但却无法复制文物古迹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因此，文物古迹也就具有不可替代性。

2．物质性

文物古迹是有形的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文物古迹包括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都是由人们用一定的材料制作或建造的。文物古迹的物质性和形态（种类、造型），使它具有形象性和直观性，文化内涵深藏于物质载体之中。

3．价值的客观性

文物古迹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包含着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和艺术文化等丰富内涵。它的价值是凝结在文物古迹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历史发展，进步的标志。

4．突出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

如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加之地域辽阔、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的差异，文物古迹的种类和风格非常丰富。

5．实用性

许多古建筑可以作为生活居住、游乐活动等场所；很多古老的水利工程，至今仍发挥着重大作用。如京杭大运河、都江堰、灵渠等。

三、古迹旅游的涵义

为了了解历史，继承文明，人类需要去考证、去分析，人们对古迹旅游资源越来越关注，为了追溯历史，回首往事，人们对祖先遗留下来的历史遗址、古陵墓、古建筑、历史文物古迹也越来越感兴趣，由此产生的旅游方式，称为古迹旅游。

古迹旅游是主题旅游中一种形式，是以观赏游览历史古迹资源为主要内容，游客不仅能够获得精神上享受，更能增强其历史感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

文物古迹与旅游的发展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十分密切的关系。旅游离不开文物古迹，文物古迹借旅游发挥其作用，流传其历史，传播其信息。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四、三个相关问题的探讨

在认知了古迹、古迹旅游资源、古迹旅游之后，在此提出了三个问题，即是不是所有古迹都能成为旅游资源？是不是所有古迹旅游资源都能成为古迹旅游产品？是不是所有古迹旅游产品都能带来效益？下面谈谈我的个人观点，供大家探讨：

（一）文物古迹与旅游资源之间的关系

将历史文物古迹开发为旅游景观乃是着眼于经济和社会效益，它能促进旅游消费，刺激经济发展，带来可观的利润，同时能普及历史文化知识，启迪后人、警示后人，对社会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古迹资源都可以成为旅游资源用于旅游业开发，只有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才可以视为旅游资源：

1．历史的知名性

该古迹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曾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能够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

2．文化的展示性

历史遗址旅游是历史文化的体验之旅，只有物质遗存丰富、文化内涵浓厚的历史遗址，才能让普通游客看有所知，知有所思，感触深刻，难以忘怀。

3．开发的可能性

旅游者的大量进入，必须会对历史遗址的遗存环境带来干扰，影响遗址的寿命，旅游开发不会对其造成负面影响的历史遗址才能够允许旅游业开发利用。

古迹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的最优形式就是文物古迹历史文化价值高；观赏内容丰富；观赏性强；文物古迹与周边的人文、自然景观相协调；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可入性好。如北京的故宫、西安的秦陵兵马俑、洛阳的龙门石窟皆因有最优的旅游资源表现形式而蜚声中外，成为国内一流的旅游景区。

（二）古迹旅游资源与古迹旅游产品之间的关系

古迹旅游资源必须开发转化为经济良好、社会和生态效益高、吸引力强的旅游产品之后，才可言谈发展古迹或文化旅游业。而且在古迹旅游资源开发、转化之初，就必须坚持开发与保护相结合，必须坚持景区景点的环境容量与游客流量相适应，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共赢。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潜在古迹旅游资源都值得开发，也不是所有的潜在资源都适合于现在开发。开发与否，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市场需求的实际来认识和开发，因为不同游客的需求是不同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游客的需求也是变化的。

（三）古迹旅游产品与效益之间的关系

1．丰富完善的古迹旅游产品能促进经济和社会效益

文物古迹作为一项重要的旅游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既可吸引游客，获得经济效益，又可通过旅游活动起到对人们的宣传，教育作用，弘扬传统文化，实现社会效益。

2．单一的古迹旅游产品结构，无法形成产业链，不能实现旅游综合效应

古迹旅游旅游产品结构单一，仅仅重视观光旅游区（点）内的旅游者需求，而忽视他们在景区滞留期间的餐饮、娱乐、社交、住宿、休闲游憩等需求，没有形成旅游产业链，那么留下的仅仅是“门票经济”，不能体现最大限度的旅游经济效益，自然也就实现不了当地的综合效益。

3．针对性、目的性较强的古迹旅游产品，同比效益有限

第8篇：故宫的历史文化价值范文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1.

[2]刘红婴/王建民.世界遗产概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240-250.

[3]卢斌.丽江“评遗”十年遭黄牌古城灵魂正在离开./news，2008-01-28.

[4]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3-5.

[5]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6-7.

[6]顾春.城市CT：古城保护且看“绍兴模式”.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6-05-31（03）

[7]西山卯三.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路秉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251-254

第9篇：故宫的历史文化价值范文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积极保护；整体创造；南京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0)03-04(9)

4　“渐进更新论”――以南京老城南的复兴为例

渐进更新论倡导渐进更新，即“有机更新”的手法和“渐进改善”的程序。渐进更新论认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地段的进步要靠真实的行动去推动。历史城区、历史地段是居民今天仍然生存的空间，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长年缺乏维护，建筑多已变得破败，缺少基本的配套设施。因此不能无视居民要求改善生存空间、拥有现代化生活权利的呼声，不能简单否定更新，讲保护仅停留在口头上。同时因为历史文化名城是在长时段的发展进程中，由许多参与者共同创造、逐渐形成的，因此历史信息丰富、文化内涵深厚、空间丰富多元。同时这些地区往往也是社会结构、产权制度十分错综复杂的地区，私房、公房、经租房政策不一，原业主、老住民、后租户需求不同，需要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分析，而不能仅凭事前的简单调查，以及简单的多数居民的呼吁改造就做出一次性简单改造的决定。对于这样的地区，用简单的一蹴而就、大拆大建的大规模改造，将使得丰富的历史信息被粗暴处理，深厚的文化内涵被简单覆盖，丰富多元的空间关系难以留存，同时复杂的产权纠纷、历史保护的社会呼吁也将使得这种方法难以为继。这样错误一旦犯下，就再无纠正的机会，今后再无法通过渐进改善理念、通过试点实践一一总结反思一一完善再实践来不断改进完善保护工作。

渐进更新论倡导小尺度的有机更新方式。关于有机更新，吴良镛先生提出：“城市永远处于新陈代谢之中，居住区内的住房更是如此，城市的细胞总是要更新的，保留(相对)完好者，逐步剔除破烂不适宜者”。“规划建设时，新的建设宜较为自觉地顺其肌理，用插入法以新替旧，一般无法全面推倒重来”。同时渐进更新论将历史城区、历史地段的复兴过程视为一个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提倡通过试点项目积累经验，不断反馈完善，直至找寻到解决复杂敏感问题的妥善之路。西方历史文化和旧城保护实践也表明，保护实践过程是“一个强调连续而非断裂的有机过程”，“一种累进重读(incremental rereading)的规划过程”，强调将每一次建筑整治或插建、功能改善或调整都看作是对以往的“医治”，是历史城区对于现代适应性的一次尝试。

老城南是南京历史最为悠久的地区，在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大量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但是清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手工业的逐步衰落以及南京城市发展重心的逐步北移，老城南赖以繁荣的经济基础发生变迁，再加上、清军攻城、等战乱影响，老城南逐步衰落并繁华不再。今天的老城南在物质、经济、社会空间上日趋“边缘化”，呈现出一种整体性衰败。目前老城南地区房屋已大多破旧不堪，严重损坏房占60％以上，险房占2.5％，90％居民家中无独立厨房、卫生间，地区内几乎没有现代化的市政设施，供电线路严重老化，城南地区发生的火灾60％以上由电路老化引起，消防现状令人担忧，消防车难以深入居民密集区。因此，每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有提案建议改造，居民改造呼声强烈，2006年地方政府决定启动改造工程。但是由于改造方式不当，引发社会广泛讨论和批评，地方政府十分委屈，认为改善百姓居住条件的初衷未得到社会的理解。

老城南的复兴必须以文化导向的综合发展战略为支撑。悠久的历史给老城南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积淀，明清“金陵四十八景”中有七处位于老城南，包括凤凰三山、杏村沽酒、秦淮渔唱、楼怀孙楚、桃渡临流、来燕名堂、长桥选妓。如果将相邻的历史资源一起考虑，还有长干故里、报恩寺塔、莫愁烟雨以及李渔芥子园、沈万三故居等。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有形历史文化遗产已经消失，但即便如此，尚存的历史文化资源、加上脍炙人口的诗词名篇以及老城南作为市井文化代表地的丰富民俗，都是老城南复兴的宝贵文化资源，因此必须要明确老城南发展的文化引领定位，以丰富的历史资源为当展的动力，整合传统价值和现代功能，赋予历史地段新的活力，通过文化环境和活力的再造带动老城南人居环境的改善。

老城南的历史文化复兴，基础是尚存的历史遗存、历史格局、历史肌理和传统风貌，虽然老城南的历史风貌已经受到现代化建设的较大影响和冲击，但是仍有：(1)大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内相对较好地保存了传统的肌理和格局，许多的街巷的历史可上溯至明甚至更早的六朝时期；(2)地段内传统的街巷尺度以及沿线的传统建筑尺度仍得以保存i(3)地段内现状建筑质量虽已较为破败，仍有不少历史建筑和传统构件散布于地段内：(4)这些地段，虽然当代物质空间较为破败，但是破败的宅基上曾经有过动人的历史事件，如周初读书台、李渔的芥子园等等。它们是老城南这个业已十分衰败地区的残存文化骄傲，是实现历史地段文化复兴的最后寄托，也是南京这座城市追寻明清以前、乃至六朝风华的物质空间载体，因此必须尽全力保护，并努力在此基础上寻求当代复兴。

老城南的当代复兴，还需要具有带动作用和影响力的文化项目引领。对此吴良镛先生2006年在参观白鹭洲公园改造后曾经指出：“昨晚看到秦淮河的改造与东城白鹭洲的更新结合了起来，因为在夜晚一走而过，难以作科学的判断，但值得欣慰的一点是：河岸打开了，扩大了公共活动空间，人们可以欣赏到秦淮河的美景；百姓载歌载舞，一片欢乐气氛，为旧城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使我联想到威尼斯的城市节日庆典。联系到门西地区，似也可以找出另一种途径加以综合创造。例如，‘胡氏愚园’再建并非一切照旧，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再创造(reinvention)，再发现，从旧环境中找出新的片段，找到新的灵感，借题发挥，力求在这片衰颓的地区再现新的生命力”。笔者认同吴良镛先生提出的老城南改善和复兴应分别从门东白鹭洲和门西愚园的活力重塑做起，给历史地段增添当代活力和生机，逐步由点及面，有序带动并引领老城南整个地区的逐步复兴。

5　“整体设计论”――以南京历史文化空间网络构建为例

关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创造的关系，吴良镛先生曾精辟地指出：文化遗产的保护要与文化环境的创造同时并举，不能脱节。“我们必须认识到，光靠保护既有遗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历史地段与历史建筑物的整体保护工作同新环境的创造工作融为一体，即在保护的同时更要进行开拓创新”。由此整体设计论强调保护利用思考要综合、创造要整体。所谓思考综合，是指要综合考虑历史背景、建筑功能、艺术表现、建筑造型、周边环境、人文内涵、当代活力等多种要素；所谓 创造整体，是指要“在变化中求统一，在纷繁中求整体”。吴良镛先生曾引用中国古代《释名》中“巧者，合异者共成一体也”道出了创作的真谛，“在可能的条件下，把一些可以共通的东西加以梳理、概括、整合，包括将东西方建筑文化的某些方面在新的基础上加以互补、融会，并根据变化中的实际情况加以创造。果如此，我们就有可能达到多样统一(unity from diversity)，和而不同(unity from difference)，乱中求序(order from chaos)”。

整体设计论倡导思维的整体综合融贯，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要有新老联动的空间战略，建立以历史资源为支撑、以文化廊道为串联、历史和当代有机融合的城市空间特色系统；在详细规划层面，要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历史地段、历史城区中形成可感知、可深入体验的真实历史文化环境：在建筑设计层面，要在认真保护历史建筑的基础上，重视新建筑设计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塑造。在城市空间体系架构上，整体设计论要求综合思考城市的历史文化地标点的精心设计、历史文化廊道的串联整合、以及整体历史文化网络体系的构建。

南京阅江楼即是较为成功地运用历史资源塑造当代文化地标的案例，它的重塑改写了狮子山600多年来有记无楼的历史。李瑞环登楼时题写了“登楼阅世，抚今追昔；望江怀古，鉴往知来”，并说“修建阅江楼是件好事，后人定会给予很高评价。江苏才子多，可以找名人再写《阅江楼记》，说明为什么六百年有记无楼，今天却有楼了，但是，不光讲一时一事，不光讲南京，还要讲中国人，讲中华民族，讲中华大地的凝聚力，讲一代比一代强。总之，要借题、借景，发挥好”。李瑞环同志的话清晰地阐明了历史资源、传统文化如何可以被当代加以综合运用，虽然他更多的是从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角度，但对城市规划建设一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阅江楼的建成，使得南京城西北、乃至长江沿线缺乏文化地标的状况得以改变，纷至沓来的游人给原已被边缘化的下关区带来了活力和人气。随后在阅江楼周边，历史资源天妃宫、静海寺相继重塑。今天这一地区已经成为南京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它的形成带动了下关区老百姓人居环境的改善，原已衰败的下关区从市民心目中原先的“下之角”变为宜人的居住选择地之一。

对此吴良镛先生指出：“设计难点在于当今的现代建筑理论思潮如何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南京这个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场所中合适的表现出来的问题，即建筑如何既有现代感又有历史感7要体现地方文化。探索过程中也存在一个如何求新的问题”。现该项目已经落成，获得社会广泛的好评，不日布展完成后即将开放。

关于历史文化廊道的建立，重要的是挖掘并串联线型空间(河流、历史轴线、道路等)沿线的历史文化资源。对南京而言，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廊道莫过于明城墙和秦淮河。以内秦淮河为例，它是南京的母亲河，历史上南京最早的几座城池，如冶城、越城等，都分布在其两岸。随后两千多年，秦淮河及其两岸始终是重要的历史舞台。关于十里秦淮对于南京的意义，吴良镛先生曾经精辟地将之概括为历史老城南的文化走廊和空间骨架，可以建设连缀成中华门门西门东的项链。前不久，南京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启动了秦淮河环境整治工程，目标即是吴良镛先生提出的重整“十里秦淮”。规划内容包括：(1)保护历史建筑、历史环境和历史风貌；(2)贯通十里内秦淮河，在外秦淮河水质改善的基础上实现内外秦淮河联动，改善水环境和城市环境；(3)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设施配套水平；(4)依托历史资源、民俗文化，复苏秦淮河。经过规划整合重塑后的秦淮河将重新串联沿线的历史记忆，有望形成一首包括序曲，终曲和三个乐章组成的南京历史文化乐章。

关于历史文化网络的构建，重点是“将孤立散存的点状和片状结构变成更具保护意义的网状系统，充分发挥出文化遗产对提升历史城区整体价值的重要作用”。要跳出孤岛式的保护模式，必须加强历史文化资源的联系性和系统性。笔者认为，历史文化网络的构建可以借鉴景观生态学的理念，建立“基底－斑块－廊道”的空间网络，使历史文化的保护从断裂的结构、片断走向包含多样性和连续性的系统。具体的构建手法包括串联、织补、延续和发展四种手段：(1)串联，通过历史轴线、传统街巷、特色商业街、水系、绿带串联各类历史资源、文化空间和公共活动设施；(2)织补，在消失和中断的历史空间和环境中，通过恰当地添加与之协调的建筑和文化设施织补历史肌理和历史格局；(3)延续，通过道路、视线廊道、景观轴线等延伸历史轴线和历史文脉；(4)发展，通过塑造新的能够体现传统精神的文化空间，通过文化线路的拓展，不断丰富发展新旧融合城市文化网络空间。

通过上述空间手法的重组，南京可以重新组织城市的节点、界面、轴线和公共空间等，让众多的历史资源点成为南京星罗棋布的“文化基质点”，让历史环境相对完整的历史街区和历史地段成为富有文化内涵、空间特色的“历史文化斑块”，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文化线路、秦淮河、明城墙风光带、明外廓历史之旅，乃至林阴道、旅游线路等线型文化廊道，串联整合上述“基质点”和“文化斑块”，通过发掘、激活“历史节点”；对其周边环境的整治和公共空间的营造，强化“文化特色片区”，将重要的特色片区和公共空间串联整合起来，组织到现代城市结构中，构建南京城市空间的艺术骨架，并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之美。

6　“文化传承论”――以历史南京城营建传统的传承为例

文化传统的传承，在现实中往往被简单误读。由于对文化传承的简单表层理解，形成了现实中两类错误的倾向：一种是割裂传统，认为当代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先人的经验难以学习借鉴，一味强调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另一种是冻结传统，忽视传统文化传承中的新时代特征，在当代社会仍然简单复制传统风格建筑。事实上，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历史南京城在建造过程中，形成了营建的宝贵经验和传统，它既与北方的都城有共同之处，又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典型反映了中国江南都城的建造艺术成就，包括：

(1)人工建造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的建立。南京曾被彭泽描绘为“千年壮丽山为郭，十里人家水绕楼”，是我国以《管子》为代表的“天才地利”规划思想的典型代表。中国古代城市观念是建设者在利用自然的同时，融入了对于自然山水的审美，历史南京城的每一次空间演变，都是利用和改造山水形势的结果，并产生了“天人合一”的城市景观特色。

“城市布局中视地形因素，将山水、园林等融入诗情画意的城市景观营造中”，明代南京著名的金陵四十八景中，一半以上都在城外的自然山水环境中。“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但有了李、杜题韵，东坡游记，立即光彩照人，‘落花流水皆文章’，涌出了无穷的想象力”。

(2)历史空间的继承和文化的包容发展。正如吴良镛先生指出的：“江南建筑文化早已非原本江南的‘本土文化’或‘初民文化’，而是一直汲取、融合了不少中原文化，甚至海外文化，因此‘开放性’和‘善于吸收异质文化’可以作为江南建筑文化的重要特征，这也是江南地区文化昌 盛、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南京城在近2500年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多个朝代的变迁，其建设都在因应承袭历史格局的基础上发展完善，形成一种既连续又变化的空间和文化发展态势，历史南京城正是在不断的文化碰撞中继承、扬弃、发展。

(3)重要空间的设计和场所的塑造。封建帝国时期城市最重要空间和建筑莫过于帝王的宫殿，今天人们盛赞明清北京城市和故宫之壮观，却很少知晓明清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明南京宫城、皇城、乃至都城轴线合一的模式，既是南京特殊的地理条件使然，又很突出的表达出金陵王气，它也成为后明成祖迁都北京时设计故宫的蓝本。南京明故宫开创的宫殿格局形制和礼制建筑，是十四到十九世纪中国都城建设的重要原型。

(4)整体城市规划设计的营建传统。西方传统的城市是以城市轴线、广场和公共建筑为空间核心自然生长的城市。相对而言，中国传统城市无论是选址还是布局都是整体设计的产物。正如吴良镛先生指出的：在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中，城市的规划和设计是同一的，在进行城市规划和总体布局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包含了城市设计的内容，努力将城市规划与设计相结合，城市与自然相结合，将城市、园林、建筑与工艺美术相结合，以臻至城市整体和谐的境界。这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体系的特色，在历史南京城各个主要历史时期都有所体现。如明南京城集中国南北方历代都城建设之大成，并有所创新，既符合都城礼仪要求，又实事求是因应当时的都城发展需要，妥善处理了新宫与老城的关系，而且还具有严谨与宽松、规整与自由的和谐共存的空间美感。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由于其布局合理，与山水有机镶合，其奠定的城市格局历经600年未能突破，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的南京，充分说明了明初南京城整体设计的科学合理。

上述传统在当代的运用必须结合变化的时代特征，对此，吴良镛先生曾经明确指出：南京并非一个活在过去的城市，过去因为对今天和未来的价值而具有意义。我认为，以南京的山山水水，还要加强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到走向文化城市的创造，提高城市的文化竞争力。而在传承历史传统、创新当代文化时，既要深谙传统的精华，又要洞悉时代的变迁。同封建帝国时期的都城营建相比，当代城市建设发展的变化节奏、变化规模、变化内容、变化尺度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工业时代的城市景观和特征，完全不同于小农经济时代的城邑。因此认清历史的发展和变化是重要的，因为它将决定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传承历史和传统。诺伯特舒尔茨将历史的变迁归纳为三类：实用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变迁。从实用的变迁来看，当代城市的功能远较传统城市复杂，商务楼、综合体、会展中心、交通枢纽等各种新建筑层出不穷；从社会的变迁来看，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等级、秩序等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城市人口的流动性，社会发展的民主意识都使得今天的城市更加多元，更加重视多元人群的包容平等i而从文化的变迁来看，今天的城市已经很难用一种秩序、一种道德规范、一种文化来约束，多元文化并置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文化的影响下，传统文化的形式已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但是传统文化的合理精神却可以也应该在当代传承。

关于“人工建造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的建立”的传统，我们必须看到：当代城市建设规模和速度使得原来与自然环境相互融合及平衡的关系被打破，“在目前高速度、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这种城市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融合无意间似乎被遗忘了”，因此传统精神的再利用、再建和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必须考虑到这一时代的变化。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已不是曾几何时的豪迈改造自然，也不仅仅是传统的顺应自然，而是强调在自然环境基础上的生态修复、生态系统的构建，因此南京需要从“山水城林有机相融的小南京城”，走向“山水城林有机相融的大南京都市区”，在更大的发展需求空间中，构建城市和自然有机镶嵌的空间系统，在南京都市发展区范围内构建“多中心、开敞式、网络化”的组团空间结构，并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城市。

关于“历史空间的继承和文化的包容发展”的传统，我们必须看到：当代城市建设规模和速度在剧烈地改变着历史空间和当代建设的图底关系。在极短时间内形成的建设量，甚至有可能超过千年累计的总和。在此背景下，历史文化遗存显得尤为珍贵。今天我们需要对历史有更多的敬畏。随着南京城市不断向外拓展，不仅要高度重视中心城的历史文化保护问题，对历史文化空间的保护和利用也要引起高度重视，要在保护市域文物古迹、古镇古村、环境风貌保护区和历史山水环境的基础上整合发展的资源，把历史空间的继承和当代新文化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关于“重要空间的设计和场所的塑造”的传统，我们必须看到：当代城市重要空间的定义已经发生变化，城市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城市，而是市民的空间。如果说原来的场所强调等级的秩序，当代的城市空间则追求宜人的环境，空间的塑造更加强调场所的开放性、市民的可参与性。以南京秦淮河水系的规划建设发展为例，内秦淮河更多表达的是历史文化及其传承，外秦淮河更多表达的是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尚未开发正在规划中的秦淮新河则可以突出“新秦淮、新意象、新体验”，以新体育、新休闲、新商务、新人文、新技术为构思，形成同样具有文化意义和内涵的趣味公共空间，但更多地表达时代特征。

关于整体城市设计的营建传统，吴良镛先生曾经指出：“无论过去、现在抑或将来，江南建筑文化都应该区域、城市、建筑群、单体建筑以及建筑细部浑然一体，是规划、建筑、园林的整体创造，是经济、科技、文化、艺术、自然等的有机融合”。由此出发，笔者针对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的“品质空间”极易受到侵蚀的现状，提出了要针对城市“品质空间“设计“特色意图区”规划管理制度。所谓“特色意图区”是指因城市景观塑造、历史风貌保护以及生态环境保育需要特别保护、控制和塑造的区域，包括三类，即“自然山水展现区”、“历史文化展现区”和“现代风貌展现区”。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笔者牵头组织编制了”南京市空间景观特色意图区规划”，其核心思想是用整体设计的思想保护、串联、整合城市的品质场所和公共空间。

7　“发展协调论”――以南京的城市定位和战略为例

基于南京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南京城市发展的文化定位可以概括为：中华文化枢纽、滨江宜居生态城市、国家重要创新基地。

关于中华文化枢纽，历史上南京就是世人瞩目的文化中心，有“天下文枢”、“东南第一学”的美誉。六朝时期，南京作为南北文化交流中心，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六朝文化”。在明清、民国时期，南京则成为内陆文化与海外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同时，南京崇“文”重“教”的历史，又使其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如今，南京作为全国四大科研教育中心城市之一，拥有众多的科研教育机构和雄厚的人才储备，万人拥有的研究人员数和大学生数都位居全国前列。这些丰富的文化科教资源和悠久的城市发展历史造就了南京“中华文化枢纽”的历史定位。

关于滨江生态宜居城市，南京是环境优良的绿色城市，境内宁镇山脉丘陵起伏，长江穿城而去。秦淮河蜿蜒其间，玄武湖、莫愁湖镶嵌东西，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山水城林”融于一体，绿化覆盖率达到46％，森林覆盖率达到23％。南京人文环境优越，文化包容性强。南京城市尺度适中，大部分人的通勤时间在30分钟左右。南京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主城，第二产业基本分布在城镇，既保持了城市的活力，又保护了主城的环境，避免了大城市“蔓延”发展的城市病。将南京定位为生态宜居滨江城市，有利于凸现南京的滨江特色、山水特征、宜居特性和生态发展方向，有利于提升南京的人文内涵和人居环境水平，提升城市的发展要素吸引力和综合竞争力。

关于国家重要创新基地，南京具有丰富的科教文化资源，具有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基础和条件。定位于国家重要创新城市，不仅符合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导向，有利于推动南京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保守意识和传统体制束缚，在新一轮发展机遇中提升南京的竞争力，也有利于释放南京巨大的科技资源潜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增强南京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科技服务能力，从而巩固南京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

在城市发展的空间战略上，则要建立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城市综合发展战略相互配合协调的空间格局。过去囿于城市经济实力和时代的局限性，南京城市发展一直局限在老城的近50平方公里范围内，现代化的建设与古都的历史文化空间相互重叠、互相冲突，不仅阻碍了城市功能的提升，也给古都格局的保护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经过对以往发展的深刻反思，2001年南京城市总体规划调整提出了“老城做减法、新区做加法”的空间战略，通过一加一减的一疏一导，既改善老城的人居环境，松动老城历史文化保护的空间，又加快新区新城的建设发展速度。

在“建新城、保老城”战略的指引下，经过2002年以来几年的建设，这一空间战略已经取得了正面的成效，原本聚焦在老城的开发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老城高层建筑加速聚集的态势有所扭转，土地投放的重心完全转向，城市建设的重心跳出了明城墙内的老城范围，城市结构从过去单中心简单外溢蔓延逐步转为多中心组团式有序发展，为南京作为特大城市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空间架构。在城市空间战略的支撑下，南京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地区生产总值排名从18个城市中2000年的第12位，跃升至2005年的第7位，上升速度非常之快。这说明一个正确的空间战略可以在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获得良好的经济综合效应，实现历史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综合双赢。

8　“社会支撑论”――结合南京实践的相关思考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这是一个涉及立场和价值观的社会问题，涉及巨大的利益，涉及众多的利益群体，因此说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归根到底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社会的问题应该靠社会来解决。需要全社会的参与、支撑和协同。传统保护规划的致命弱点是把历史文化保护视为专家和个别部门的一项技术，而忽略其社会属性和公共政策属性。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是在国家的保护体系基础上，主要还是由少量专家来推动的，保护工作过于专业化和缺乏群众基础，必然会影响到保护的社会实效，完全依赖保护专家的不辞辛劳和四处奔走呼吁是远远不够的。

关于法制规范，结合南京的现状，笔者认为应推动以下工作，一是推动《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制定：二是按照新出台的《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及近现代建筑风貌区保护条例》的规定，积极推动重要近现代建筑名录的分期分批公布；三是逐步将历史文化保护不同环节、层面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如针对南京丰富的地下文物埋藏的特点，应进一步修改《南京地下文物保护管理规定》中涉及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勘探、开发建设程序，同时建立有效的地下文物勘探快速应变机制，健全相应的文物通报制度，以加大对地下文物的保护力；四是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历史文化保护技术规范，历史文化街区内不应简单机械地照搬现有国家和地方标准，而应该采取不同于一般地区的技术标准和规范来进行规划设计和实施管理。在地区交通组织、市政配套、建筑安排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应结合历史文化保护的实际要求来制定。

关于组织保障，一方面，倡导政府组织机制的创新，通过多部门协同、市区联动，统一部门和各层级的保护行动。另一方面，推动政府治理结构向“管治”的转变，发挥多元主体的参与作用，尝试建立长效的协商机制。鉴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科学性和专业性要求，可建立专家委员会全过程论证监督制度，由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从历史文化保护与更新项目规划总图到单体设计、施工图设计、现场技术指导等环节负责咨询论证：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历史文化保护与更新项目的规划和详细实施方案必须社会公示，才能审批实施，审批后还应同时在现场、网上公示，其间还应该举行专场公众意见咨询会，面向公众征询意见和建议，必要时应由项目的规划师或建筑师现场答疑和接受质询；对于具有较大社会影响面的敏感性项目，可采取多部门联合听证的方式。

关于财务支持，可借鉴西方各国历史保护的经验，尝试建立和创新财政扶持机制

建立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基金，每年可从地方财政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资本金注入该基金，该基金重点资助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项目，若时机适合，还可尝试实行市场化、证券化募集资金的方式，实现多元化融资；改革区县政府的以经济为导向考核制度，基于其资源禀赋、主体功能，建立差别化考核制度，其中对历史文化保护的重点区县相应调整或降低GDP考核指标，而通过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给予更多的财政扶持，实现区域发展均等化目标。

关于体制创新，要逐步探索与历史保护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一是要尝试建立历史文化街区运作模式的创新，改变传统单一项目就地平衡运作的方式，探索在更大范围内，综合考量历史文化保护的社会、经济和长远效益。同时，就单个项目的运作而言，可试验性地采取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如公私合作经营；二是可考虑建立产权转移的有效机制，针对那些具有清晰私有产权的历史建筑，在政府许可并捆绑保护责任的前提下，可允许上市交易。基于明晰的产权关系，可建立对历史建筑进行税收减免和强制维修的管理政策：三是要逐步健全社会性保障的配套制度，如出台适应多元化需求的居民安置措施，明确老城改造后居民回迁率，改造前后的人口密度问题等。借鉴西方经验，在城市更新与改造过程中，在居民、基本的服务设施、教育设施等方面保持其原有结构，并通过更新给老城以新的内涵和活力。

关于保护行动的计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实施，应该分时序、分区、有重点地在政府主导下，以项目形式逐年加以推进。政府相应需建立并明确年度实施的制度体系。一方面，开展年度实施计划，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框架下，结合年度城市建设计划，明确年度实施目标，落实具体保护项目、安排相应的资金预算和明晰涉及各方的责、权、利关系。另一方面，对上年度实施计划进行回顾评价，认清问题，总结经验，为制定下年度实施计划提供参考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