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基金的偿付方式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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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保障基金的偿付方式范文

【关键词】美国医疗保障 日本医疗保障 财政定位

美国是典型的市场型医疗保障制度,而日本则是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模式的典型代表,本文从医疗保险体系的介绍及其最新改革两方面来介绍两国医保情况,以期对探讨财政在构建新医保体系过程中的正确定位有借鉴意义。

一、日本医疗保险体系

1、日本医疗保险制度介绍

日本的法定医疗保险属于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模式,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是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其主要由雇员健康保险、国民健康保险、其他雇员保险、老年卫生保健服务和私人医疗保险等制度组成。国民医疗保险的资金来自税收、受保人缴费和政府补贴。日本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具有以下特点:强制性参保,个人负担小部分医疗费用,医疗保险的运营和管理由国家公共机关负责。优点主要是:实行社会统筹,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互助共济、风险共担的作用,体现公平性的同时兼顾效率,避免资源浪费和过度保障的弊端。缺点首先是采取“以支定收,以收定付”的资金筹措与偿付方式,将会导致医疗保险基金的循环上升;其次保障范围较为有限,限定在一定条件范围内的居民,所以,这种医疗保障制度并不崇尚全民医疗保障。

从日本社会保障资金的收入和支出构成上看,国家财政始终居于重要地位。在收入方面,大约6成的资金来自社会保险费,3成来自财政,1成来自资产收益。其中社会保险基金主要由被保险者、企业主和政府三方负担,且来自雇主的比例相对稳定,一直高出雇员的贡献。在支出方面,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两大项目一直占有绝对多的份额,随着人口老年化的加剧,增幅最大的是养老保险费用,其次是医疗保险费用,如表1所示,从1995年到2005年医疗保险所占比重一直较大。

2、日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最新改革

自2000年以来,日本社保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努力抑制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过度膨胀,减少中央财政赤字;确保制度的公平性,即在人口结构变动的过程中不让特定的年龄层承担过重的负担,不使给付和负担在特定的时期发生不平衡。2008年以后实施医疗保险的改革措施主要是创建新型高龄者医疗制度。新制度的资金来源有三个部分:一是后期老年人缴纳的医疗保险费;二是在职职工(国民健康保险和受雇者保险)的支援金,三是来自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公费负担。三者的负担比率为1∶4∶5。保险费由各市町村征收,资金运营则以都道府县(省)为单位,实行省级统筹。

二、美国医疗保险体系

1、美国医疗保险制度介绍

美国是实施市场型医疗保障制度的典型代表,这种医保制度的优点是充分发挥了市场调节功能,使得医疗市场上的产品呈现多层次,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政府财政支出仅仅保证经济困难人群的基本医疗需求即可,政府只承担监管责任,大大降低了政府在医疗卫生服务上的财政支出。缺点则是政府的“全面退位”势必会导致“市场失灵”,受保者在很大程度上受自身支付能力的制约,无法或只能获得较低水平的医疗服务,医疗保障不能覆盖到全体居民,难以保证再分配的公平性。

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资金来源于交纳联邦医疗保险税的工作者及其雇主缴纳的税金,也称医疗保险税。医疗保险税是联邦税,约占联邦税的7%,是全部工资或自雇者净收入的2.9%,(有土地的农民属于这种情况)税金是由雇主和个人各承担45%。税金用于支付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费用。按现有社会保险政策,美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占GDP比重将不断地增长,医院保险(HI)和补充医疗保险(SMI)的增长增幅很大(如表2所示),预计2072年HI的支出将比1998年增长一倍多,而SMI的增幅接近2.5倍。到2045年两者的支出将明显超过OASI的支出水平。

2、美国医疗保险制度的最新改革

奥巴马在2010财政预算报告中要求国会同意建立一笔高达6340亿美元的医保储备基金,作为未来10年改革医保体系的首期资金,这笔资金一半将来自向美国高收入阶层增税,另一半则由缩减公共医疗补助制度支付给医院和保险公司的费用产生。美国医疗保险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为抑制开支的增长,通过改革,调整提供高增值服务的实际成本。奥巴马的医疗保险计划内容主要有:第一,推出全新的医疗保险计划。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投保人可享受到全方位的医疗服务项目,项目设计参考现今的联邦雇员健康福利项目;为无法支付医疗保险费用的家庭提供联邦津贴,保证低收入家庭被纳入新计划之中。第二,削减医疗开支。第三,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三、美、日经验对我国财政在构建新医保体系中定位的启示

美、日的医保体系及改革操作方式虽各不相同,但它们之间也有着共同之处。首先保险覆盖率广,实行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其次,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压力。研究借鉴这两个国家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1、财政应着力解决资金支出结构后失衡问题,正确处理财政投入与个人支出之间的关系

医疗保障被认为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政府必须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加大医疗卫生直接投入,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在美、日医保体系历史沿革中两国财政投入都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但目前我国医疗费用支出结构性失衡问题尤为突出,问题之一是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在卫生费用支出中占比过大,而政府支出不足。卫生部公布的《2008年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情况》中记载2007年我国个人卫生支出为5098.7亿元,占比45.2%;政府卫生支出2297.1亿元,占比20.3%。因此在现阶段我国医保水平仍很低的情况下应建立稳定的财政经费保障机制和增长机制,逐步增加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医疗保障事业的投入,增加我国人均医疗资源占有量,改善人均医疗服务状况。强化政府责任,逐步实现卫生费用主要由政府负担,扭转政府卫生投入比例过低、居民个人负担过高的状况,财政增加的投入,主要用于疾病预防控制、基本医疗服务、医疗困难救助、资助低收入人群参加医疗保险等方面。医疗费用支出结构性失衡问题之二是卫生资源分配流向不合理,大医院费用太高,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太少、呈倒三角形。因此我国财政在加大政府对医疗事业投资的同时,也着手从制度设计上寻找解决医疗费用支出结构失衡问题的突破口,政府必须明晰和重视医疗保障事业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强调政府的投入并非所有的资金均应由政府包揽下来。从美、日两国经验看,目前两国均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历史遗留的问题目前两国仍很难较好的解决。未来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政府绝不会大包大揽,所以要处理好财政投入与个人支出之间的关系。

2、财政应合理加大对农村医保资金的投入,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制度

美、日医保制度都是在一个主要的医疗模式基础上,建立多层次、多样性的医疗保障体系,且两国在医保方面的最新改革均逐渐覆盖低收入人群。因此借鉴两国经验应进一步扩大医保覆盖范围,逐步让低收入人群享受平等的医保。我国目前城乡差别仍很大,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因此在较长时期仍会继续实行分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采用分步走的策略,在经济发达且区域内发展均衡的地区范围内,建立更高保障能力的医保制度,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同步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待条件成熟时,逐步将农民纳入城市居民医疗保障体系中,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制度。在现阶段突出问题是农村医保水平偏低,且资金支持力度不够,因此财政在资金支持上要体现政策合理加大对农村医疗保障的资金补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将农村视为资金补偿的重点,走出过去医疗保障的“城乡二元体制”的误区,将政府卫生投入的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合理加大对农村医疗资金的补偿力度。特别是将公共卫生资源向农村倾斜,这会使有限的卫生资源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3、财政应建立独立的医保基金,对社会保障资金的运作进行统一管理、多样化投资

美国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放宽了对基金投资限制,增加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投资的品种,扩大投资管理渠道,鼓励金融机构的创新。同时逐渐开放国外市场,允许社会保障医保基金购买国外上市公司的股票,利用资本市场的机制和条件,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运作管理效率。因此借鉴美国成功经验,财政应将用于医保的资金单独拿出来,建立独立的医保基金,对其运作进行统一管理。基金由专门的委员会负责管理,并对基金的保值、增值负责,这应在政府严格的监督下进行以确保投保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基金委员会可组织成立一个投融资公司,对基金进行多元化投资所得收益必须纳入基金,除一部分可留作储备金外,其余部分应全部用于投保人。如对公司债券、股票和一些事业项目(如房地产、大型建设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等)进行投资,来提高医保基金的投资收益率,这条道路是十分可行的。随着社会保障基金规模日益扩大,并随条件的成熟,医保基金还可以利用风险投资、指数投资等新兴投资工具对国际资本市场进行投资,最大限度地实现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到海外市场,利用全球化分散投资是降低风险的有效手段但这个具有一定风险性,需各方面条件成熟了再考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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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楠: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对中国的启示[J].理论观察,2009(1).

第2篇：社会保障基金的偿付方式范文

一、中国养老保障制度转轨问题的形成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在现收现付制下，要求每个工作人口必须能够赡养更多的老年人口，这就意味着或年轻的工作者要交纳更多的养老保障税，或老龄人口的养老金水平要下降。由于税收的增加和老年福利的减少在政治上缺乏可行性，因此，在养老基金自身无法平衡运行时，只得求助于公共财政。这时政府的公共财政就面临很大的压力，必须承担日益加重的养老金负担，公共财政终将不堪重负。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体系出路已成为值得考虑的问题。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经过十余年改革建立起的“统账结合制度”，由于始终没有明确的转轨成本支付安排，养老金隐性债务显性化、刚性化，形成“空账问题”，养老金给付缺口也不断放大，这将放大日后的养老金财政给付风险。另外，覆盖面低、养老基金制有效运行的相应制度建设等问题尚没得到解决。因此，目前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仍然暴露在严重的转轨问题之下。

(一)体制覆盖面低

在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改革和过渡过程中，养老保障参保职工人数增长速度较低，年均增长在7％左右，但相对增长并不显著，若考虑到我国的养老保障只覆盖城镇就业人员，则用参保职工与城镇就业人口比例衡量的覆盖面l0余年间也只增加了十几个百分点。现存养老保障体系仅覆盖面了50％的城镇就业人口。由于就职于国有企业人员比例不断下降，国有企业的产出比重也随之下降。其结果是向养老保障体系提供资金来源的人数的增长远赶不上退休人数的增加。另一方面是收缴率的下降，随着统筹范围的扩大，统筹单位对地方的管理越来越难。近几年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基金收缴率呈逐年下降趋势。目前养老金支出的增长速度已快于国有企业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和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养老保障体系的负担依旧日益加重。

(二)空账问题

在统账结合的模式设计之初，考虑到老职工和新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的职工过去没有个人账户积累，为了避免新制度启动时企业既要为老职工缴纳养老金，又要为在职职工积累养老基金的“双重负担”问题，曾设想个人账户中企业缴纳的部分先作为“空账”，通过保持较高的企业缴费率在日后逐步填实。由于对我国养老问题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实际情况是不仅个人账户中企业缴纳的部分没有做实，而且职工个人缴纳的部分也被挪用发放养老金，甚至过去实行现收现付时略有结余的积累基金也都荡然无存。形成空账的最根本原因是政府始终没有明确隐性债务的融资来源。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使制度设计时的初衷没有实现，养老保障体系归根到底还是现收现付的体制

(三)制度运行的低效率

新的基本养老保障计划包括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中的养老金，其管理由各地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尚未走上专业化、市场化轨道，存在着养老基金投资收益过低的问题。目前中国每年的养老金压力主要发生在：一是征缴的养老金收不抵支，每年出现的几十亿缺口由中央财政拨付；二是个人账户每年被挪用1000多亿元用于统筹。近几年，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障的补贴金额达到了两千多亿元。由此可见，目前所完成的养老保障制度的制度转轨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制度转轨所涉及到的深层次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二、养老保障制度转轨成本的形成

在现收现付制向引入基金制的统账结合混合制转变过渡中，过渡资金从何而来成为了极为突出的问题。所有养老保障体系转轨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阻碍——转轨成本消化问题同样困扰着中国。中国养老保障制度要从现收现付制过渡到“统账结合”混合制，意味着目前就业人纳的养老金中有一部分要用来建立个人账户而不再用于代际转移，由此必然要产生一个“缺口”。为此，体系必须通过其他方式弥补这部分养老金。转轨成本也就是转轨所必须支付的隐性养老金债务。

在现时中国，养老保障制度涉及两类人养老金交纳和给付问题：一类是已退休人员，由于他们以前没有个人账户，未来养老金由谁来支付将是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另一类是尚未退休但已有相当年份在现收现付制下交纳了养老金的现职人员，如果今后根据混合制的目标模式从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积累基金中领取养老金，那么他们过去年份中应该有的那部分个人账户如何“充实”。因而，在中国养老保障制度转轨过程中，转轨成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目前已退休人员在获取社会统筹应得养老金额后不足计发养老金总额的余额养老金；二是目前尚在工作且在现收现付制下已交纳多年养老金的现职人员充实以往年轮个人账户所需的金额。

新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之初，设想通过提高缴费率，完全由企业和个人来承担因转轨而发生的转轨成本，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我国现阶段养老金缴费率已属较高水平，再提高费率的余地不大。而且当期应支付的转轨成本很大，仅依靠提高缴费率根本无法解决。其次，因个人账户不得已之下被挪用于弥补当期养老金支付而无法用于获取必要的投资收益，从而进一步累积了养老金的债务。因此，如果今天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养老金未来缺口将进一步加大，养老保障体系支付能力可能受到人们怀疑，进而将影响现有养老保障制度的有效运行。

三对消化转轨成本方式的可行性分析

由于制度转轨成本就是养老金隐陛债务的显性化，因此，控制养老金隐性债务显陛化的速度和落实最终支付转轨成本的资金来源是解决制度转轨成本的切入点。

(一)控制养老金隐性债务的显性化速度

通过对制度转轨速度、转轨时间的控制，控制养老金隐性债务显性化的速度从而控制转轨成本的规模，

(1)调整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比率在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共存的统账结合体制下，通过调整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的相对比率，缩减个人账户规模，减轻由于制度转轨而带来的支付压力。根据对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支付能力，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考虑，实行这一政策措施是可行的，并且这种方法在一些拉美、东欧国家养老制度改革中广泛采用。中国06年对个人账户规模由缴费工资ll％下调至8％的调整也正是这一措施的体现。尽管这种政策安排并没有改变养老保障体系总的负债水平和政府总体负债水平，但是可以改变被显性化的隐性债务，从而放慢了隐性债务显性化的速度，缓解养老保障体制转轨的资金压力。

(2)调整退休年龄与养老金给付水平在制度转轨成本中，养老金给付支出占据相当部分。因而，减少未来养老金给付是减少隐性债务从而转轨成本的一项极为重要而有效的措施。

①推迟退休年龄。推迟退休年龄、由此推迟养老金给付时间和给付时期无疑是减少隐性债务的一项有效措施，但是推迟在职人员退休年龄必须是在延长年轻人受教育时间情况下才行之有效，同时还要依据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就业目标等相关因素来考虑运用。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发展时期，就业水平较低，教育体系的负担也处于较重状态，在短期内要有效的解决这两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因而，在短期内以“一刀切”方式推行推迟退休年龄措施缺乏可行性。但尝试在那些可以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一些工作、人员缺乏一定替代性的工作单位内，对那些在工作的确需要的员工实行弹性退休制，推迟他们的养老金给付，以减轻养老金给付压力。

②试行名义个人账户。尝试通过建立名义个人账户制，缓解养老金给付压力，以解决目前难于消化的转轨成本和个人账户空账问题。这种尝试性建议可被认为在现实中的操作缺乏可行性。因为，名义个人账户实际上制是一种确定型(DC模式)现收现付制，其融资方式现收现付，给付方式是待遇确定。这种模式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体制内在的根源问题，消除养老金隐性债务的显性化，它仅仅是将转轨成本的给付延时缓付，养老金给付压力并没有得到真正减轻。个人账户挪用形成空账是体系运行之下的一种不得已行为，并不是体系本身所规定和认同。如果以建立名义个人账户制形式对“空账”加以认可，其结果将会对“统账结合”所取得的改革成果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使人们对政府的信用和新养老保障制度的可行性产生怀疑，进而使养老保障体系现时所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深。

③降低养老金给付水平。采用降低养老金给付水平方式来减轻养老金给付压力，必须要有相应的、完善的医疗保障、教育保障和其他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做依托，个人必须有殷实的储蓄做后盾。因为，养老金给付水平的下降，意味着参加养老保障计划的人员在以养老金维计生活时，其生活水准将下降，而随着他们的年龄增大，生活负担和经济负担却在不断加大，特别是在患病或生活不能自理时，他们要承负着数目菲薄的医疗费用和生活开支，在现有医疗保障体系和社会保障保障状况下，一个老人在无其他经济保障和福利保障、仅以自己的养老金去承负这些数额巨大的费用支出时将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认为养老保体系的现收现付部分是旨在解决老年时可能产生的贫困，是一种维持生存的基本手段，若希望在退休后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准，就必须依助于其他形式的储蓄。可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大多数人在其工作期间货币性工资并不高，在维持自身基本生计的同时，还要承负着自己和家人的教育、医疗、住房和长辈生活、医疗费用支出。在教育、医疗改革并不成功，住房支出又是如此巨大。其他社会福利保障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人们必须承受着沉重的费用支出。因而，就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在工作期问所能形成的有效储蓄并不多。同时，我国现时资本市场还不健全，个人投资领域范围十分有限，利用个人资本获取投资收益而形成养老资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又是望尘莫及的。所以，在人们步入老年时不可能形成殷实有效的储蓄，过低的养老给付水平很可能使一些人在他步入老年的同时步入贫困。在无其他社会福利保障的情况下只能求助于子女的资助而加重子女的支出负担。其结果一方面有可能引起诸多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有可能使他们的子女步入其父辈之后尘而形成恶性循环。此外，新养老保障体系设计时已将目标替代率由体制改革前的大约80％降至58．5％。因而，基于对中国国情和现实的分析，在短期内，政府通过降低养老金替代率来降低养老保障体系给付负担，以解决转轨成本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

(二)落实转轨成本支付资金来源

(1)落实转轨成本承负责任

通过控制隐性成本显性化的速度进行转轨成本规模控制的方式可被认为在短期内难于落实或作用十分有限。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明确转轨成本承担责任者和支付来源。既然政府是制度的设计和施行者，在制度转轨过渡期问就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这一责任。首先，基于中国经济体制的规定，已使相当一部分人的养老基金以国有资产的形式被国家所占据，在制度转轨过程中不能以制度规定形式把全部转轨成本转嫁给企业和个人承负。为此，政府有责任以有效合理的方式将这部分资产转化为人们的养老金；第二，制度转轨必然要使部分隐l陛成本显性化，需要且必须在一个较短的转轨期间予以偿付，而不能借助于制度的长期运行来充实。不然，在体系长期运行无法有效偿付成本时，将使人们丧失对体系有效性的信任而使体系名存实亡。政府有责任在一个尽可能锻的期问内，采取有效措施充实已发生的缺口；第三，在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现收现付制实际上已存在着基金制因素，蕴含了国家对人们的养老承诺。因此，从这一角度上政府应是转轨成本理所当然的承负着；第四，目前制度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困境、制度未来可能出现的财务风险均出自于制度在设计之初没有明确转轨成本的支付安排，作为制度设计者，政府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为此，政府应对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障担负应尽的责任。鉴于上述原因，政府在短期内应单独承担起对现有退休人员，以及新制度启动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给付。

(2)落实转轨成本资金来源的途径

基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演变和现时经济发展现状，政府解决转轨成本资金来源问题可选的途径：

①国有资产减持。目前，中国还有相当数量的社会资产由政府掌握或控股，这是中国政府解决养老保障制度转轨成本问题一大优势，政府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在实践中进行有效运用。东欧一些国家在解决转轨成本时的思路就是国有资产减持，中国也将这一思路运用于实践中。国有股权直接划拨补充社保基金工作的启动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尽管2001年所实施的国有股减持政策并不成功，股权分置问题也尚未妥善解决以及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等不利现象，对于数额巨大的空账规模和转轨成本，依靠中国已异常脆弱资本市场解决问题的前景并不乐观，东欧国家实践经验业已表明利用国有自查减持所能提供的资金是有限的。但鉴于中国特有国情，国有资产减持仍可作为一种思路在实践中继续进行尝试。而作为解决转轨成本主要资金来源这种方式尚不具备。

②国家财政支付。以国家财政支付转轨成本在国际上已有先例，通过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形成财政盈余和发行国债形式偿付制度转轨成本。在我国，通过发行国债来补充一部分养老保险基金是有活动空间的，运用政府收入弥补转轨成本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在现有财政赤字逐步上升的情况下，如果不重新调整政府收支结构，依赖政府从经常性收入中在支出一部分费用弥补转轨成本可能性不大。可是，自2002年起，我国财政支出仍以往年的速率增长，而财政收入却开始增加，从而使我国财政有所下降，这一变化为弥补制度转轨成本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近几年，我国财政支出中占据数额最大且增速最快的三项费用支出是科教卫生、基本建设和行政费用支出。教育、医疗卫生系统亦是亟待完善的体系，压缩科教卫生财政支出空间极小。但可期望以调整基本建设和行政财政支出为主导，放慢整个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在财政收人增长的作用下缩小财政赤字，使得转轨成本支付获得国家财政支持。虽然行政开支压缩将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极大阻力，但在建设廉政型政府目标制约下，有望将占财政收人总额20%的过大开支给予缩减。同时，基本设施建设支出自02年已放缓增长速度。因此，我们有理由可望在财政收人快速增长因素带动下，通过放缓占财政收人总额40%的基本建设和行政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压缩财政赤字规模，并以此期待对财政收人这块蛋糕的重新分割，为养老保障融人有保障的资金来源。

③外汇储备冲销。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对外开放政策的引导下，保持了长期国际贸易收支顺差，使中国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作为在国际贸易中用于支付国际收支逆差、维持本币汇率稳定的备用资产，其所有权和支配权均属于归家所有，政府有权力将其过多的外汇储备注人于国家建设的其它方面。尽管动用国家外汇储备冲销养老保障制度转轨成本在国际上尚无先例，但基于对中国现时国际收支状况和未来发展动态的分析，动用外汇储备冲销转轨成本并不是虚无渺茫的设想。原因在于:一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时，动用外汇储备注资建行和中行，并有可能在今后对工行和农行施行外汇注资；二是外汇储备规模过大将会产生资金运用低效率、货币政策作用空间受限、储备货币贬值风险等不利影响。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达上万亿美元，这巨额储备相对于中国现有国际贸易支付规模不免过于庞大，即使考虑到汇率改革所需，在同时满足这些外汇支付所需要求之后，中国现有外汇储备余额仍有数千亿美元的结余。因此，中国现有殷实且有巨额结余的外汇储备为解决养老保障制度转轨成本提供了一个想象空间，且这一设想在中国成为现实的可望性极为乐观。同时，外汇注人冲销制度转轨成本具有多方面优势:首先是注人空间巨大，对于近万亿的空账只需动用千亿外汇储备即可冲销；其次是外汇注资方便易行，与其它注资方式相比，具有涉及利益关系少、阻力和成本低；最后是减少养老保障对国有资本和国家财政的过渡依赖。基于对外汇注资的可行性分析，政府在处理函待解决的、且关系到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的养老保障制度转轨问题时，应将大量闲置且低效率配置的外汇储备结余作为解决转轨成本的主要资金来源。

一次性解决转轨成本支付问题，做实个人账户，真正意义上实现养老保障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其结果将有利于提升公众信心、扩大日后养老保障覆盖率以及体系长期良好运营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