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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忽视知识的教学是失掉基础的教学，没有情感的教学是不完整的教学。音乐、图片和影像都可以渲染情境，打破课堂教学的时空限制，引发想象和联想，给学生展示一个更为广阔、丰富的空间，给课堂注入活力。交互式电子白板的运用为我们得到课堂带来了新鲜的学习气息：鲜艳的色彩、动听的声音以及多变的图像有利于刺激学生的多种感官；各种教学情境的创设，唤起学生的情感活动，促使他们发挥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极大地调动起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例如在本课的导入阶段我先播放一段有关各种自然灾害的视频，引入本单元的topic：natural disasters；看完视频后要求学生回忆在这段视频中看到了哪些自然灾害，在学生回答的过程中，利用白板的拖放功能把事先隐藏好的相应的答案及图片呈现出来，一方面加深学生对于这些自然灾害的印象，另一方面呈现这些自然灾害相应的英文表达。当介绍地震这种自然灾害时，我给学生播放一段1998年台湾大地震的相关视频，让学生仿佛亲临其境，从听觉、视觉等方面感知地震。在看完视频后，我让学生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描述一下：What did you see in the vedio?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earthquake? 从而为下面学习做好充分的铺垫。
二、 突显重难点，提高课堂效率
传统的教学往往在突出重点、突破教学难点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即使如此，学生仍然感触不深，容易产生疲劳感甚至厌烦情绪。交互式电子白板具有诸多的特殊功能，如文字识别、拉幕、探照灯、橡皮檫、容器等等，在课堂中灵活机动地运用这些技术手段，可以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从而实现精讲，突出重点，解决难点，取得传统教学方法无法比拟的教学效果。
我所上的这节课是Reading的第一课时，如何帮助学生扫除词汇带来的学习障碍，尽快过渡到后面的课文学习应该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我根据白板的特有的书写功能，设计了一个检测学习词汇掌握情况的练习。我把新单词和解释打乱顺序排列，课堂上请一位同学到白板前把单词和相应的解释用线连起来；如果学生的答案有错误，还可以利用白板的橡皮擦功能把错误的连线擦掉，再进行连线。它改变了传统的逐一呈现新单词的教学方式，提高了对学生的学习要求，培养了学生词汇学习的能力，也提高了教师课堂词汇的教学效率。在整体阅读完课文后，利用白板的前置、后置、以及计数器等功能，我设计了一个competition的小游戏来检测学生对课文的掌握程度。转贴于 在这个游戏中，我把学生分成2组轮流来回答问题。学生在回答问题前首先要选择关卡，不同的关卡所代表的分值是不一样的，关卡的数值越大所代表的分值也越大，在每个关卡里，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不同的数字所代表的问题来回答，如果学生能回答对问题则能得到相应的分值，答错则不能得分，最后得分高的一组即是获胜方，获得小礼物。这个环节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还使学生在游戏中掌握了本节课的重点，寓教于乐。
三、 增强课堂教学的互动性
交互式电子白板具有随时书写、绘画、拖放等功能，教师不再受电脑键盘的控制，能够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和学生的交流之中，有利于及时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
四、 灵活组织课堂教学
唐朝皇帝平均寿命46.2岁，其中武则天81岁。
宋朝皇帝平均寿命46.1岁，其中宋高宗赵构80岁。
元朝皇帝平均寿命40.8岁，其中元世祖忽必烈79岁。
明朝皇帝平均寿命41.2岁，其中明太祖朱元璋70岁。
清朝皇帝平均寿命52.4岁，其中乾隆88岁。
而同时代普通百姓的平均寿命分别为两汉20-22岁、唐朝27岁、宋代30岁、清代35岁。
纵使帝王比百姓生活优越，但帝王也比百姓劳心费神。况且作为一个合格皇帝来说，雄才大略和声色犬马缺一不可，两者都需要精力充沛、五脏和谐。
早在李渊建唐之前，翅果油就已成为李家独享的贡品。历代帝王都重养生，尤以清朝为甚。
翻开清史，我们就会发现：嫡传皇帝基本都有高血压遗传基因。皇太极、嘉庆，以及摄政王多尔衮都死于此病。
然而，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却都高枕无忧，无疾而终。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祖孙生活的年代恰是“康乾盛世”，也正是这个时候，翅果油树受到空前的保护。
但似乎好景不长，盛极必衰。乾隆皇帝的雄才大略逐步变为好大喜功，对“十全老人”称号的执意追求，掏空了国库，把整个国家置于相当危险的境地。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只好铤而走险。此时，翅果油树的保护也是形同虚设，面临新的生存危机。
嘉庆皇帝时，清朝国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慢慢地放弃了对翅果油树的特殊保护政策，翅果树再次荒芜。而嘉庆皇帝之后的清朝皇帝，除末代皇帝溥仪外，人均寿命只有38.5岁。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翅果油与皇帝寿命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现代医学研究很好地证明了翅果油与长寿的关系。
翅果油中维生素E含量高达800-1500mg/100g，有效抗衰老。亚油酸和亚麻酸的比例达到7：1，这样的比例下，两种物质可以在体内产生多种调节生理机能的物质。更神奇的是，从数十种翅果皂甙和翅果甾醇组成的翅果素族中，发现了抗衰老、提高、抑制肿瘤、修复细胞的多种功能因子。
中医对翅果油的评价则是护肝养肾助脾。
翅果油为古代帝王服务了一千多年，今天，通过山西琪尔康翅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对翅果油树13年的保护、开发，使得翅果油成为大众也能享用的养生佳品。
【摘要】 目的 探讨普外科患者围术期血浆C-反应蛋白水平与术后低蛋白血症发生的相关性。方法 分析行中等程度以上手术的普外科133例患者围术期血浆C-反应蛋白及白蛋白水平，并就可能产生低蛋白血症的C-反应蛋白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术后血浆C-反应蛋白及白蛋白水平与术前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关键词】 围术期;C-反应蛋白;手术;低蛋白血症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perioperative C-reactive protein levels and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hypoalbuminemia.Methods Between January 2008 and December 2008，133 patients undergoing moderate-larger operations in the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were enrolled.Perioperative serum C-reactive protein and serum albumin concentrations were measured and analyzed respectively，the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Results The postoperative serum C-reactive protein and serum albumin levels，compared with preoperative above-mentioned index proved extremely significantly(P
[Key words] perioperative period;C-reactive protein;operation;hypoalbuminemia
外科手术后患者由于创伤应激，机体处于高代谢和高分解代谢状态，蛋白质分解代谢增加，丢失增多，常有明显的体重减轻和负氮平衡，使机体处于营养不良状态，加之某些患者术前就已存在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导致组织修复及抗感染能力下降且易出现术后并发症，低血浆白蛋白水平可以作为危险性增高的标志，且与病情及预后密切相关。而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是一种急性期反应蛋白，正常人体内含量极少(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8年1月至12月在普外科行中等程度以上手术患者133例，其中男88例，女45例;年龄16～91岁，平均(58.67±15.04)岁。既往无慢性肝肾疾病史，恶性肿瘤患者无放疗、化疗病史等。胃肠道肿瘤手术109例，小肠手术4例，肝胆手术5例，腹部外伤12例，肠外瘘3例;其中胃肿瘤手术47例(根治性手术全胃16例，远端胃16例，近端胃1例;姑息性手术全胃8例，远端胃3例;剖腹探查术3例);结肠肿瘤手术26例(根治性手术21例;腹腔镜手术8例;姑息性手术5例);直肠肿瘤手术31例(根治性手术25例;腹腔镜手术12例;姑息性手术6例)。
1.2 方法 所有手术患者于术前及术后清晨抽取空腹静脉血2 ml，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血浆CRP和白蛋白水平，测量指标由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免疫中心完成。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及Pearson Correlation方法，P
2 结果
133例患者术后血浆C-反应蛋白水平较术前明显升高(t=18.510，P
术前血浆C-反应蛋白水平与术后血浆白蛋白水平呈显著负相关(r=-0.3630，P
3 讨论
外科手术后患者由于创伤应激及禁食等原因，常有明显的负氮平衡和体重减轻，使机体处于营养不良状态，低白蛋白血症的发生率相当高，大约70%～80%[3]，尤其见于术前已存在不同程度营养不良的患者。大量临床研究资料业已证实[4～6]，术前低白蛋白血症被认为是增加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的危险因素。近几年有研究证实[7，8]，术后低白蛋白血症广泛存在于大手术后和感染患者，其不仅延缓机体组织愈合及抗感染能力，增加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死亡率，且与病情及预后密切相关[9]。低白蛋白血症也被认为是营养不良-炎症反应综合征的标志[10]。而C-反应蛋白是相对分子质量115～140 kDa的血清β球蛋白，1930年因最早发现其和肺炎球菌的C多糖相结合而得名，是由相同的5个亚单位以非共价键结合而成的5环状球体，由肝细胞合成，在人体的血清中、脑脊液中以及多种体液中均可被检测出，CRP半衰期为19天，正常人的血清中CRP浓度很低(0.07～5.0 mg/L)，但在感染、创伤等发生后显著上升，6～8 h开始升高，24～72 h达到高峰，峰值可上升至正常的数百倍以上，与感染创伤等因素成正比，去除外界影响后，多1周内恢复正常[11]。CRP的变化不受患者个体差异、机体状态、治疗药物等的影响[12]。由于是在急性感染、创伤等过程中被检测到的一种重要蛋白质，因此又被称为急性时相蛋白，它是急性时相蛋白中最重要的蛋白之一，被誉为炎症及创伤的标志物[13]。
本研究显示术后血浆C-反应蛋白较术前C-反应蛋白水平明显升高，表明术后患者机体处于严重应激状态，大量炎症介质释放，导致更多体液丢失和加重急性期蛋白反应。血浆白蛋白通过手术失血和加快的蛋白质分解代谢而降低。可以观察到术后血浆中急性期反应蛋白(主要是α1，α2球蛋白和纤维蛋白原)产生过多和血浆白蛋白、前白蛋白及转铁蛋白减少[14，15]。术后血浆白蛋白水平较术前明显下降，一方面是由于术后患者机体蛋白质分解代谢增加、丢失过多，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血浆白蛋白透过毛细血管壁进入组织间隙，即重新分布，已有研究资料证实尽管负性急性期蛋白半衰期(白蛋白-18天，转铁蛋白-8天，前白蛋白-2天)各不相同，然而其术后血浆水平迅速降低，且降低的速度相同[16，17]。并且术后第三天血浆白蛋白水平降至最低，这与术后第三天血浆C-反应蛋白升至最高密切相关。
本研究还发现，术前血浆CRP≥10 mg/L与
本研究还重点分析围术期血浆CRP与血浆白蛋白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无论术前还是术后血浆CRP水平都与术前或术后血浆白蛋白水平呈显著负相关。这揭示了血浆CRP与血浆白蛋白的内在联系，即血浆CRP的升高是以血浆白蛋白降低为代价，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血浆CRP在预测手术风险上具有同血浆白蛋白相似的价值。有研究证实[21]，术前血浆高CRP水平是一个预测更差肿瘤特异性生存率的独立指标。
总之，动态监测围术期血浆CRP水平对观察术后患者病情、治疗效果和预后有着更为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由于血浆CRP水平与血浆白蛋白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因此在血浆白蛋白水平尚未明显下降时，血浆CRP水平已有升高，这样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前对即将发生低蛋白血症的患者采取临床干预，改善术后患者的临床结局。当然低蛋白血症发生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在临床实际中我们可以结合其他反映炎症的指标如白细胞介素-1、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等综合地评估围术期患者机体所处的状态，尽早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纠正机体营养不良状态，改善预后，降低住院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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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空腹血糖受损;糖耐量减低；血清高敏C-反应蛋白；尿微量白蛋白
糖尿病前期包括空腹血糖受损(IFG)、糖耐量减低(IGT),是介于正常糖耐量及糖尿病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存在着胰岛素抵抗及分泌缺陷[1],IFG、IGT人群发展为2型糖尿病的生化病理生理学方面存在许多差异，慢性亚临床炎症与2 型糖尿病发生密切相关。本研究旨在探讨IFG、IGT患者Hs-CRP、MA 浓度变化，为临床治疗提供相应的干预实施。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资料来自2006年3月至2008年3月我院门诊87例健康体检者，平均年龄(53．1 ±8．2)岁,按1999 年WHO 的诊断标准进行分类。正常对照组(NGT)31 例,男17 例,女14例,年龄(47．5±6．7)岁; IFG组25 例,男14 例,女11 例,年龄(50．2±6．3)岁，IGT 组31 例,男17 例,女14 例,年龄(55．1±6．2)岁，受试者均排除感染性疾病、应激状态、心功能不全、肝肾功能不全等疾病。
1．2 检测方法 正常对照组(NGT)、IFG、IGT组均空腹10 h以上于清晨抽取静脉血4 ml,立即分离血清,测定FBG、Hs-CRP、FINS,留晨尿测尿MA。空服75 g葡萄糖，于餐后2 h抽取静脉血2 ml，测定餐后2 h血糖(PBG)。血糖测定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试剂由科华生物有限公司提供，采用日立7600-2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胰岛素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药盒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所提供。Hs-CRP、尿MA采用散射免疫比浊法，由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Array360分析仪检测试剂、质控品均来自美国Beckman库尔特公司。根据测定结果按稳态模型(HOMA)公式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FBG×FINS)/22．5。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以均值±标准差(x±s)表示,HOMA-IR 及hs-CRP 呈非正态分布,经对数转换后进行t检验。全部数据用SPSS 10．0软件包处理。
2 结果
IFG组的FBG、FINS、HOMA-IR 及Hs-CRP、均比正常对照组明显增高(P
3 讨论
糠代谢异常包括IFG、IGT、IFG/IGT，是糖尿病发展过程中的过渡状态，其胰岛素抵抗早已存在，作为糖尿病发展中间阶段的调节受损，一方面有较高的糖尿病发病率，同时也是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高危因素。众所周知，血糖代谢异常的人易患心血管疾病，而心血管疾病又高发糠尿病，心血管疾病和血糖之间的相关性存在于整过糖代谢异常过程中。
CRP由肝细胞合成，含5个多肽链亚单位，非共价地结合为盘形多聚体，是非常敏感的急性时相反应蛋白，是临床非常有用的监测疾病进展及治疗效果的指标。 IL-6、 IL-2、 TNF对CRP的生成有调节作用[2] 。近年研究发现,慢性亚临床炎症状态与2型糖尿病的发展密切相关,而CRP 作为慢性亚临床炎症的一个敏感指标,在2 型糖尿病患者处于高水平状态[3],并与HOMA-IR 呈正相关。因而认为慢性炎症可能作为胰岛素抵抗的启动因子,参与2 型糖尿病的发病机制，是2型糖尿病发生的重要预测因子。本结果显示,IFG组的FBG、FINS、HOMA-IR 及Hs-CRP均比正常对照组增高显著(P
在肾小球电荷屏障受损时，尿MA排泄增加,是诊断肾脏早期损害的一个较好指标 。糖尿病前期出现的胰岛素抵抗(IR)、胰岛素分泌缺陷,演变成胰岛功能减退出现高血糖,逐渐出现蛋白尿。胰岛素抵抗、胰岛功能减退及继发的高血糖与糖耐量减低患者微量白蛋白排泄增加相关。糖尿病肾病的形成可能由多种因素造成，其主要机制包括：①肾血流动力学改变；②多元醇旁路的激活；③肾小球基底膜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这此病理生理变化均与高血糖有关，高血压则促进了大血管和微血管病变的形成[5]。本结果显示,IGT组尿MA水平与NGT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总之,对于IFG、IGT人群应接受糖尿病知识教育,积极采取干预措施，进行饮食控制和运动治疗，控制高血压，降低体质量，治疗高血脂，定期随访。对已患糖尿病者进行药物治疗。
参考文献
［1］ Reaven GM.Role of insulin insistance in human desease.Diabetes,1988,37(12):1595-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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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海淀 100088
[摘要]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有三篇是主要谈论政治哲学的，而且很明显这三篇有着不同的气质和倾向，对法律的不同态度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理想国》中，法律只是一种无能的意见，因为对于了解真正知识并且掌握绝对权力的哲学王来说，法律只会束缚哲学王的手脚。因此，法律免不了被排除在理想国之外的命运。但在《政治家》和《法律篇》中，法律却被视作是一条将其晚期国家理论串连起来的金质纽带，并且重回了政治舞台的中央，而这对柏拉图来说，实际上为了恢复法律在希腊政治理想中所占据的地位。
[
关键词 ]柏拉图；法律；《理想国》；《政治家》；《法律篇》
一、引言
柏拉图是古希腊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也是西方文化传统当之无愧的奠墓人之一，其重要性，从怀特海曾说过的一句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名言中，就可以体现出来，他认为，“关于全部西方哲学传统的普遍特征，可以最稳妥地概括为：全部西方哲学传统都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1。因此，要理解和读懂西方政治思想，柏拉图是个绝对绕不过去的槛。但是柏拉图著作中所阐述的一系列理论，尤其是其有关于政治学的理论，对于熟习了自由主义观念的现代人来讲，往往会感觉到陌生与费解，因为柏拉图政治理论的出发点，与现代人谈论政治话题、陈述政治理论的出发点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还是因为柏拉图理论自身所存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柏拉图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态度和所提出的一些命题，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的情况。因此，要比较深刻地理解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就必须认真处理其政治哲学理论中的不一致之处。而本文主要从法律这一个角度来展开论述。
首先，在《理想国》中，法律乃是一个略而不论的问题，柏拉图根本就不打算要在其构建的理想王国中为法律留出一个位置。然而这样一种对法律的处理方法，与希腊政治理想中的公民自治观念和法律下的自由观念，是显然相悖的。这不免让后世的柏拉图的研究者感到诧异与惊奇：为什么一个在希腊城邦的典范雅典土生土长的而且对政治事务极富洞察力和对政治理论极富穿透力的伟大思想家，居然会对希腊人十分珍视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如此地视而不见呢？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柏拉图的《政治家》和《法律篇》时，我们又更加疑惑了，因为在这两部著作中柏拉图把法律提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并认为法律乃是一根将其国家理论串联起来的金质纽带，而这明显与其在《理想国》中对法律的蔑视态度是截然相反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们曾经对作为无能意见的法律满怀不屑的柏拉图到后来竟会把法律提到一个如此至高无上的位置？对以上疑问的回答，就构成了本文的主要内容。
二、《理想国》与作为无能意见的法律
在柏拉图三篇主要讨论政治哲学问题的对话录中，《理想国》是最能够表达柏拉图对政治的一般认识的著作，也是最能够与其哲学理论一脉相承的著作，可以说《理想国》就是柏拉图的“哲学理论在政治领域的运用”2。就《理想国》一书的意图而言，乃是要构建一个完美的理想国家的“样板”，或者换一种说法，乃是要以一种极端化的并且十分简洁的逻辑推理方式来揭示作为国家这样的一个实体所应该具有的本质原则和标准。3而且，柏拉图认为，通过这些“样板”及其所体现的“标准”，就可以“判断我们的幸福或不幸，以及我们的幸福或不幸的程度”。4因此，柏拉图所希望揭示的是关于城邦的一般性的科学，而非对某个特定城邦的具体认识。
在柏拉图以这种极端化的逻辑推理方式构建起来的理想国家模型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柏拉图对法律的问题采取了略而不论的态度。从《理想国》中柏拉图所设计的苏格拉底与智者们的一些对话，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对法律的蔑视态度。比如，柏拉图认为，国家没有必要制定繁琐冗杂的法律，“因为，仅仅订成条款写在纸上，这种法律是得不到遵守的，也是不会持久的”5。柏拉图还强调，“真正的立法家不应当把力气花在法律和宪法方面做这一类的事情，不论是在政治秩序不好的国家还是在政治秩序良好的国家；因为在政治秩序良好的国家里法律和宪法是无济于事的，而在秩序良好的国家里法律和宪法有的不难设计出来，有的则可以从前人的法律条例中很方便地引申出来。”6所以，柏拉图假借苏格拉底之口，对那种试图通过制定或修改法律来杜绝各种社会弊端的做法表示极力的反对，认为主张这种做法的人“总希望找到一个办法来杜绝商业上的以及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其他方面的弊端”，然而“他们不明白，他们这样做其实等于在砍九头蛇的脑袋”。7在柏拉图看来，法律属于“约定”8的范畴，源出于习惯和惯例，是从一个个先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经验的产物，而习惯、惯例、经验等一切属于约定范畴的东西，却都只不过是一些残缺不全的、甚至是虚幻和错误的无能意见而已。因此，在柏拉图看来，法律也不过只是一些无用的意见，法律的目的“仅仅在于提供一种最不拙劣的能够的与一般情势相适应的规则而已”，所以，法律显然不能帮助国家的统治者达到国家的理想状态。9
然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法律所采取的蔑视态度并视其为无能意见而将其从理想国中清除出去的做法，却构成了对城邦政治理想和信念的一种完全否定，而且也是对城邦自由公民身份的政治理想的一种完全否定，因为城邦的政治理想与这样一种信念密切相关，即真正的自由与尊严只有在人们都服从法律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关于城邦的政治理想，萨拜因有过非常精彩描述。他认为，“城邦是一个共同体，而在这个共同体中，它的成员过着一种和谐的共同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尽可能多的公民被允许积极参与公共活动，而不会因为地位或财富的差别而受到歧视；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公民的才能都能够找到一种自然的、自发的和愉快的展示平台。”10对于公民来说，自由则意味着他能够自由地理解、自由地辩论和自由地贡献。但是要保证自由公民政治理想的实现，就必须排除和拒绝专断意志的存在，因为一旦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人的专断意志处于统治地位，其他人就可能被迫放弃自己的意志，而这样一种情况下，将毫无自由与尊严可言。因此，要保障公民的自由与尊严，就必须保证公民个人意志不会受到他人专断意志的支配，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依靠公正无私的法律，也就是说，真正的自由只可能是法律之下的自由。
既然在城邦的政治理想中法律乃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关键的因素，那么，人们绝对难以想象，像柏拉图这样一个在古希腊城邦的典范雅典土生土长的而且对政治事务极富洞察力和对政治理论极富穿透力的伟大思想家，居然会对法律这一在城邦政治理想中极其重要的因素没有任何察觉；人们也绝对难以相信，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法律所采取的蔑视态度并视其为无能意见而将其从理想国中清除出去的做法，是因为柏拉图未认识到城邦政治理想中法律的重要性而造成的。事实上，柏拉图在其另一部晚期著作《法律篇》中，一改以前对法律的蔑视态度，并且让法律回归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因此，本文认为柏拉图对法律的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必定有其他可能的理由。而且这个可能的理由，与其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和逻辑推论方式是密切相关的。正如萨拜因所言，“柏拉图对法律问题采取略而不论的做法，乃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如果柏拉图的前提是正确的，那么他的论证过程就是无可辩驳的。”11因此，下文主要从柏拉图理想国家理论的基本信念出发，来理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法律所采取的基本态度。
在柏拉图一生中，他对政治本身一直怀抱有始终不渝的信念，这一信念就是他从其恩师苏格拉底那里习得的“美德即知识”的命题。“美德即知识”这一命题，构成了柏拉图整个政治理论的起点，也是支撑其理想国家理论的最根本的基础。12这一基本信念，意味着这样一种内涵，即“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客观上都可能存在着一种善的生活或一种美好的生活；这样一种善的生活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并且可以通过有条理的认知过程得到定义，因而也可以运用智性的方法加以探究”，或者说，“存在着一种应该予以了解的客观的善，而且这种善实际上也是能够经由理性的或者合乎逻辑的研究——而不是经由直觉、臆断或者运气——而为人们所知道的”，而且这样一种客观的善或者善的生活，乃是人们所应当实现和追求的。13
既然如此，那么人们就应该去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和追求他们应当实现和追求的善的生活，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要首先知道什么是善的生活。但是，这种善本身或者善的生活，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和了解的，因为这样一种客观的善，必须要经由一种的理性的研究方式才能为人所知，然而这理性的研究方式，一般只有真正的具有高超智慧的人才能把握，而一般的大众是无法掌握这种方法的，因为大众本身就是个大诡辩家，他们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违背自己的原则和信念而把整个社会风气搞得乌烟瘴气，而且大众非常缺乏一种自我审查和自我约束的能力，不懂得真正的知识与表象和各种无能的意见之间的区别。但是对于掌握了真正智慧的人来说，也就是懂得真正的正确哲学的哲学王，则不一样，因为哲学王“在接受从分的知识训练之后，能够在根本上养成一种对善生活的深刻认识，因而随时准备对真善与伪善以及达至真善的适当手段与不适当手段”。14
因此，在柏拉图看来，治理国家应该是一门依靠精准知识的艺术，而只有真正的哲学王才能掌握这样的艺术。顺着这一逻辑下去，就得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那就是，知道善的人应当在国家中拥有决定性的权力，因为只有这样的哲学王才能按照关于善的真正知识去正当地使用权力。从中可以看出，柏拉图对知识与权力相结合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深信不疑，他认为“除非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或者出于某种神迹，政治家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就不会有好日子过”。15但是在柏拉图看来，哲学王用于来治理国家的关于善的真实知识，与那种在现实城邦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但却没有经过理性审视的属于约定范畴的法律，是绝对不同的。在柏拉图看来，法律只是一种最不拙劣的能够与一般情势相适应的规则而已，它不能涵盖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法律从来不能签署一条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的命令，这条命令能使每个人出于最佳状态，也不能精确地规定社会每一成员在任何时刻都知道什么是好的，怎样做是正确的”16，也就是说，法律仅仅在于保证一种能够为社会中大多数人所接受和适应的一般化的最不坏的生活与秩序，它对于实现一种绝对的善的生活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法律源出于习惯和惯例，而且是从一个个无法追溯其源头的先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经常的产物，它与那种经由理性方式洞见自然或本性而产生的智慧与真知是绝对不同的。
因此，在柏拉图所构建的理想国中掌握了绝对权力的哲学王，是绝对不可能依据法律来去实施统治和治理国家的，因为这样的法律是不能帮助人们达至善的生活的。倘若允许法律在已经出现哲学王的国家中存在的话，那么法律规则只会起到束缚哲学王手脚的作用，让哲学王按照僵化的法律去治理国家，就好比要强迫一个有经验的医生从医学教科书的处方中去抄袭药方。对于已经掌握了一种经由理性方式洞见自然或本性而产生的智慧与真知的哲学王来说，是不可能因为法律的主张而放弃己见的，法律对这样的哲学王而言，不过是一个蹩脚的工具而已。
三、《政治家》、《法律篇》与作为金质纽带的法律
如上文所述，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法律当作无能的意见而排除在其理想国家理论之外，而且这完全是其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所导致的逻辑后果，因为如果统治者只是依凭他们卓越的真知而掌握权力的话，那么含混的法律规则的存在只会束缚哲学王的手脚。然而，在其另外两部比较晚期的讨论政治问题的作品即《政治家》和《法律篇》中，柏拉图却一改其对法律的蔑视态度，不仅重新审视了法律的重要性，而且还概述了一个法律至上的法治国家——这意味着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臣民都必须同样遵守法律。在《政治家》中，柏拉图认为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应当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没有法律，人类“就和最野蛮的动物没有任何区别”了，“任何公民都不能冒险去做任何违反法律的事，如果他敢这样做，那么他会被处死或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即便是明智者，也必须无一例外地遵守法律，尽管法律的正义和智慧不及他的正义和智慧，他还是必须服从和遵守法律，禁止任何个人或团队有任何违反法律和法规的行为，法律对所有的人具有普遍适用性。17在《法律篇》中，柏拉图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法律的这一全新态度和看法，而且他还把法律看作是一根非常重要的金质纽带。柏拉图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诸神制作的木偶”，我们身体的内在状态“就像牵引木偶的绳子，被它们拉着活动”，但“它们之间是相互对立的，把我们拉向不同的方面”，然而事实上我们“必须服从某一种拉力，但同时也要抗拒其他所有绳子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必须服从国家公法的纽带，亦即金质和神圣的纽带，这根纽带是柔韧的和始终不变的，因为它是黄金制成的，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与法合作，只要它的制定是高尚的”。18
从这些引文可以看出，柏拉图晚期的国家理论乃是用那根金质的法律纽带串连起来的，也就是说，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所概述的国家乃是一种法律至上的统治。在此处，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曾在《理想国》中对法律那么不屑一顾的柏拉图会在其晚期著作中要重新审视法律，而且还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呢？为什么柏拉图的政治理论形态从早期到晚期会发生那么剧烈的改变：从哲学王的统治到法律至上的统治？
其实，对于这一问题，柏拉图已经隐约地做出了一些回答。尽管《政治家》和《法律篇》的目的是要描述一个法律至上的国家，但是柏拉图仍然认为这样的法律至上的统治只是一个次优的国家，而真正最好的统治乃是他在《理想国》中所描述的“真正的哲学家”的统治，而且一旦这样的“理想的统治者在世上出现，那么我们仍旧应当拥戴他的统治，而他也会把时间用于治理这个真正的共同体”，在那里我们会“有最严格的公正和最完善的幸福”。19然而，倘若这样真正的哲学王的统治要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得以实现，那就必须有一个必要的条件：掌握真正知识与智慧的哲学家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而对于这一点，柏拉图却表示了怀疑，甚至就否定了在政治现实中这样的哲学家出现的可能。他认为，“与蜂群产生蜂王那样的自然过程不同，国王并不会以这种自然的方式在城邦中产生——他的身体和心灵都格外卓越，马上就能掌握各种事物。因此，人们只好聚集起来，制定成文的法律，尽快追踪那正在逝去的真正的政制。”20
而且，即使是有“明智者”存在，21法律也是必要的，因为明智者不可能每一个时间都给予个别的指示，因此他“必须要一些比较普通的指示”，以适合所有普通人的一般利益。而且他们不可能总守在无数愚人的身边，告诉每个人应该怎样做。所有的法律对于真正的哲学王来说都是蹩脚的工具，但在现实政治治理中，法律却是必不可少的替代物。22当柏拉图在《政治家》和《法律篇》中从政治现实角度来考虑政治问题时，他就不得不需要面对和处理许多在《理想国》中被简单化或者没得到认真考虑的复杂问题，而要使这些问题得到一个恰当的处理，法律却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上文所讲的，法律乃是经验积累的产物：它经由一个判例摸索前进，并使它的规则适合于处理各种新出现的案例。虽然从科学和技艺的角度来说，法律与那种经由理性的科学方式而得出的智慧十分不同，而且会被人们当成可笑的东西而加以排斥，但是它并非绝对的无用，相反在其中隐含着理性所不及的智慧。这种智慧对于达到和实现绝对完善的政治秩序也许是无能为力的，但它却能够保证一种能够为社会中大多数人所能接受和适应的一般化的最不坏的生活与秩序，而这一点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却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在柏拉图晚期的政治理论中，法律重回了政治的舞台，并且确立了法律至高无上的这一个根本原则。在《法律篇》中，法律取代了理性，走上了政治的最高位。
四、结语
在柏拉图主要讨论政治哲学的三篇对话录中，明显呈现出了一些不同的气质：《理想国》是要以一种无所顾忌的思辨方式来建构一个绝对的理想国家，而《政治家》《法律篇》则是要一种更加直接而现实的方式来直面各种政治现实。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是要描述一个完善的理想国家，但是这个理想国家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是几乎没有实现的希望的，而且这一点柏拉图自己也承认。然而这并不影响《理想国》成为伟大的经典，《理想国》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不能实现，因为人类历史是不断传承的，而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会在这一理想的驱动和诱惑下不断向这一理想逼近。《理想国》的目的并不是要描述既存的国家，而是要发现这些既存国家所有的根本性的实质和原则。但是柏拉图却采取一种完全理性化的科学方式来完成这一任务。而这样一种方式，导致了柏拉图认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乃是有知识的人与没有知识的愚者之间的关系，而统治者正是凭借其“真知灼见”而赢得其绝对的政治权力的。相应地，法律就必然会被排除在国家之外，因为由经验和习惯逐渐发展起来的法律绝对不是统治者所掌握的那种知识。然而把法律从国家之中排除出去，却与希腊的政治理想是相违背的，因为只有公正无私的法律才能保证公民的自由与尊严。
而当柏拉图在《政治家》和《法律篇》中谈论各种现实的政治问题时，他又不得不把法律请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央，因为在真正的哲学家不可得的情况下，只有法律才能应对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现实问题并且保障一个虽然不会是最好却也不会是最坏的秩序。但是当他把法律召回到政治舞台时，却不能对其做出有力的正当性证明，因为在他的哲学理论，是绝对不可能为法律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的。所以，对柏拉图而言，他对法律的全新态度只是一种信念而已。23只有到了其学生亚里士多德那里，才较为合适地论证了法律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作者简介
罗轶轩（1989.02--），男，汉族，江西南昌人，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要研究方向：西方政治思想。
注释
1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杨富斌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第70页。
2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5页。
3尽管柏拉图的《理想国》所包含的主题十分丰富，但其中所阐释的政治理论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颇为简洁的逻辑结构”。《理想国》中的政治理论可以“被归纳为几个命题，而所有这些命题不仅有一个单一的观点所支配，而且也可以用一种抽象的推理方式被严谨地推论出来”。参见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卷）》，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3页。
4柏拉图著：《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13页。
5同上，第140页。
6同上，第143页。
7总主编徐大同、主编王乐理：《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一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6页。
8涉及约定这一概念，就有必要对古希腊哲学中关于自然与约定对勘的问题进行一下说明。当古希腊哲人的研究方向由物理世界转向人类世界时，古希腊人逐渐发现了人之习俗的多样性和易变性，而这些多样和易变的习俗被认为是属于“约定”的范畴。而且希腊哲人们认为，在这些多样化的约定背后存在着一个最根本的决定一切的东西，那就是“自然”。但对于“自然”这一概念本身的内涵，智者派与苏格拉底显然有不同的看法，而柏拉图明显是赞成并且发展苏格拉底的观点，认为自然乃是人类和世界中所固有的一种正义和正当的法则，而且是可以经由理性的或符合逻辑的研究而为人们所知道的。参见厄奈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卢华萍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7-130页。
9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卷）》，第99-100页。
10同上，第43页。
11同上，第99页。
12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第64-65页。
13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卷）》，第68-74页。
14同上，第70页。
15柏拉图：《第七封信》，载《柏拉图全卷（第四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0页。
16柏拉图：《政治家篇》，载《柏拉图全卷（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5-146页。
17总主编徐大同、主编王乐理：《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一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6-217页。.
18柏拉图：《法律篇》，载《柏拉图全卷（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0-391页。
19柏拉图：《政治家篇》，第157页。
20同上，第157页。
21这里的“明智者”，与柏拉图所推崇的理想状态下的掌握真知的完善的哲学王是不一样的。这个“明智者”，是指在现实中能后出现的并且受着人性种种限制的聪明人。
一、“有”、“无”中的“和谐”
《道德经》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天地》也说:“一之所起,有一而来形。”《列子・天端》说:“一者,形变之始也。”“一”是从无到有的一个中间状态,是阴阳的根本,是万物的起始。《淮南子・原道训》载:“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道家用“一”来阐释“和谐”的思想,“一”是无限的全体,是宇宙最根本的“自然”,统一与和谐是宇宙万物的差异和矛盾的根据。《周易・系辞下传》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中国传统建筑从无到有,从部分到整体,从单纯的遮风挡雨到追求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都表现了中国人传统的象法宇宙,象法“一”之“自然”,象法“天道”与“人道”和谐的传统设计文化意识。
《道德经・第十一章》载:“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意思是车轮由30根辐条凑集于一个轴圈上,才能支撑着车轮,由于轴圈中间是空的,才能穿过车轴,造成车子。揉土烧成陶器,陶器中间是空的才有它的功用。建筑房屋开窗,房子和门窗中有空间,才有房屋门窗的作用。这里提出了“有”和“无”的和谐统一关系,只有有其“无”,“有”的作用才能发挥出来。其突出表现就是中国传统四合院的构造,四合院用四栋人为建造的建筑围出一块空地,围出一个连通无限的自然空间,建筑、园林虽有梁、柱、山水、植物构成“有”的实体,但人们真正使用的却是“无”的自然空间。另一典型表现就是中国的漏窗,宗白华先生在《中国园林建筑艺术所表现的美学思想》中谈到:“……他们总是通过建筑物,通过门窗,接触外面的大自然。‘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诗人从一个小房间通到千秋之雪、万里之船,也就是从一门一窗体会到无限的空间、时间。”漏窗从视觉上分隔、突破有限空间的局限性,使室外风景及光影变化通过形式各异的几何图案投射到屋内,同时又把室内光景融于无限的自然空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整体。
道家朴素自然观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为人们顺乎自然规律,返璞归真,追求内心修养,和原始自然融洽和一的古典园林设计思维,提供了依据和规范。受道家神仙思想的影响,古皇城宫苑建造时形成了“仙苑式”规划格局,秦始皇建咸阳宫,以阿房宫前殿象征太极,渭水灌都象征天河,以终南山峰象征宫阙的大门,筑土为山象征蓬莱仙境。汉武帝造上林苑,置牵牛、织女石像,又置喷水石鲸和蓬莱三仙山于昆明池,将宫苑比拟为天上的宫殿。可见皇室帝王宫苑模仿山河、海岸、岛屿是为了追求神话中长生不老的仙境,以及生命与永恒自然的和谐同在。
二、“阴阳五行”中的“和谐”
中国原始的哲学思想从人类男女异合诞生新生命的生殖崇拜出发,类推、升华出宇宙万物阴阳相对及对立统一的运动客观规律。《易经・系辞上传》中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阴阳八卦概念赋予万物固定的阴阳性质,如月精为蟾,日精为乌,天为乾为阳,地为坤为阴。五行最早在殷商卜辞中出现,其主要思想为“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五行相生相胜”。
五行图象是由四象――四方――五方的方位观念加上通行畅达、和谐统一的意义而构成的。从中国古代建筑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是先有了圆方的认识,才进一步引申为四方的观念。距今约八千年的大地湾文化的房子和距今六千多年的半坡类型早期的房子都是圆形的,半坡类型后期逐渐出现了辨认建筑方位的方形房子。河南郑州市西山发现一座仰韶晚期的遗址,约距今5300―4800年,城址平面为圆形。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平面由圆形发展为长方形或方形。河南淮阳县平粮台龙山时期城址,平面为正方形,有北门和南门,并开始出现贯通南北门作为中轴线的布局。“四象”即东、南、西、北四方,以十为标志,十字的中心点为出发点“中”,构成东、南、西、北、中“五方”。四方之象所取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在建筑构件瓦当中时有出现。“中”的五行思想在天坛、故宫、山东曲阜孔庙等诸多建筑中轴线对称的布局特点上得到鲜明体现,并与儒家“礼乐中和”、“中庸”、“礼制教化”思想不谋而合,使中国建筑在营造方面形成了绵延千年的“尚中”特点。汉代阴阳五行思想盛行,汉祭坛主要按五行配五色、五方模式进行设计。《后汉书・祭祀》载汉光武帝设祭坛:“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为,重营皆紫,以像紫;宫有四信道以为门。”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概括出:“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的宇宙观,为我们描绘了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周而复始,轮回归一,和谐共生的画面。蔡邕在《明堂月令论》记有:“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也。圜盖方载,九六之道。八闼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乡五色者,象其行外。二十四丈应一岁二十四气,四周以水象四海” 。明堂是四面辟门纵横对称的方形建筑,是阴阳平衡,气场圆通和谐的宇宙模式象征。明堂在进行礼仪活动时,天子位于中央,三公、诸侯、诸伯、诸子、诸男位于内圈,东西南北门外分列九夷、六戎、八蛮、五狄的首领,此布局已充分验证了阴阳五行和谐统一的设计思想何其盛行。
三、“禅宗”中的“和谐”
禅宗始创于南朝宋末,源于佛教文化东至,其体系包括本心论、迷失论、开悟论、境界论,与儒、道并称为传统文化的三大成分。禅宗思想不同于其它佛教思想,以“修心”、“内省”为本,以“顿悟”为表现形式,既不坐禅,又不苦行,而是强调去繁琐,求简明,达到“得心应手,意到便成”的超脱、自由境界。
禅宗认为“梵我合一”,即万物皆空,以心为本,我心即我佛,佛即我心。宇宙万物的一切都是人心所生,禅宗美学将审美主体的人的内心体验、直觉感情深化,并融入园林的设计文化中,释放主体人的审美能动,将自然生命与人的生命律动引向超越时空的和谐共振。体现在造园上,就是人与园并不是彼此参与的关系,而是浑然一体的整体。诗人王维设计的“辋川别业”,因势设景,引水入园,使园不加修饰,自然天成,把园林视为心灵的寄托之所,心与山、岭、岗、坞、湖、溪、泉、滩及植被完全融汇一体。因此,我们可从王维在园林中所做的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体味出仅从空山密林的一隅所漫溢出的雅致、寂静、空寒的禅宗意境。难怪中国士大夫有云:诗贵有禅思、画贵有禅意、园贵有禅境。
禅宗思想倡导“空”的心境,即用虚空、空灵、清幽、寒静的心态去空心澄虑,去体悟自然规律、心物交融之和谐。禅宗之“空”在两宋的诗词和绘画中比比皆是。苏轼有诗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与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王维诗云:“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文学上注重平淡天然,绘画中崇尚“萧条淡陌之意,闲和严静之心”,追求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空静淡远。《园冶》中造山有“未山先麓”的原则,即主张以构筑大山的一角而让人联想到大山整体的形象。园林创造中的“空”集中体现在“以小见大”、“壶中天地”、“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阔”、“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里之峻”,以有限的空间给人以无限的审美体验,以少胜多,从凝练、含蓄中引发无尽的情思和遐想,来达到的意与境,情与景的永恒和谐统一。
禅宗修行提倡“以心传心”、“自解自悟”、“不着文字”,因此无论是皇家园林还是文人士大夫的私家园林,都以此为根本宗旨追求返璞归真,象外之意,景外之致的艺术审美境界。中国园林的匾额对联通过雅致精炼的文字以显寓隐,以实写虚,意寓其中而音流弦外,构筑出充满想象联想的另一朦胧含蓄的精神世界。以苏州狮子林的园名为例。在佛教中,狮子被认为是佛国神兽,佛经中称“佛为人中狮子”,佛之坐处称为“狮子座”,禅宗寺院称为丛林,简称林,因此,“狮子林”三个字本身就具有禅宗之意。另外,园林中的花木植被常具有拟人化的特点,渲染、衬托、突出禅宗的文化意蕴。苏轼有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竹是佛教“空”与“无心”的形象体现,狮子林中石径曲折盘绕,万竹掩映的“修竹阁”,自然而然传达出园主的高雅和“竹竿绿玉绕禅房”、“竹林精舍”的空虚、寂静、幽远的禅意。明代北京的“定国公园”, 墙不粉刷、地不铺砖,“入门,古屋三楹,榜曰‘太师圃’,自三字外,额无匾,柱无联,壁无诗片。……藕花一塘,隔岸数石,乱而卧”,借朴素、野趣盎然之景,来沉思冥想,以极致的自然、凝练、含蓄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超脱、自由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