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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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关键词：农村，就业，剩余劳动力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的70%是农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一些沿海的大中城市都成为了国际的大都市。但是从客观上讲，中国的农村还很贫困，农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而农民收入低的核心就是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由于我国经济是从计划经济时展过来的，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是在这个阶段逐渐发育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分割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这已成为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同时也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从目前来看，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劳动力市场的两方，需求方和供给方就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同时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机制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本文从这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1. 劳动力需求

1.1农业内部转移

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大，以及我国现在各地的发展状况，是无法一下子把所有的剩余劳动力转出农业部门，流向非农部门的。同时，我国的农业产业科技含量较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可以大力挖掘农业产业的潜力，增加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但可以大大缓减伪装失业，还可以吸纳一部分返乡的劳动力。让农民“不离土不离乡”。。

1.1.1 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

我国的农业还属于传统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在国外，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已占到60%-80%，而我们现在还不到40%。因此我们应该对农业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如农村大棚技术的应用，反季节蔬菜等，使农民一年四季在土地上都可以有所收获，既能够提高收入，又能够安置更多的劳动力，使农业部门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同时，应该开垦宜农荒地及其他资源，对目前尚待开垦的宜农荒地、宜林荒山、荒坡等资源进行综合性开发建设，可吸收大量农业劳动力，并且提高复种指数。我国目前的耕地复种指数为 152％， 如能提高到159%， 可增加耕种面积 0.104 亿公顷， 可多使用劳动力 1000多万人。

1.1.2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第二、三产业

农业产业化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可以使农业各个环节上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解决农业长期存在的分散经营的问题，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增强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同时推动农业产业化，可以打通农业各个再生产环节的联系，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益，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例如可以积极发展种苗培育，加工运输等专业化部门，实现农业向产中深化和向产前、产后延伸,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

1.1.3 加大农业投资，增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在扩大劳动力需求方面，政府应当积极发挥作用，引导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田和水利建设，如利用农闲季节,加强以防汛抗旱为中心的水利建设和控制水土流失为中心的农田建设,可以缓解农村季节性剩余劳动力的压力。同时针对我国环境破坏的现状，应加大国土整治力度，积极推进退耕还林，防风固沙的战略，而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又不需要复杂的技术，既可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保证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改善投资环境，培育各种大中型批发市场，提供交通便利，促进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1.2 向外转移

如果说农业内部转移是提高产业生产效率而增加就业，那么向外转移就是促使劳动力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主动转移流动。主要表现为向小城镇转移，向大、中发达城市转移以及向国外输出劳务。

1.2.1 大力发展小城镇，扶持乡镇企业，促进城市化进程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受到限制，迫使农民寻找新的就业门路，因而造就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进入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减弱，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的同构性导致了乡镇企业的竞争弱势，另一方面一部分乡镇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加快了技术进步，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乡镇企业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最重要的途径，因此还要继续发展和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

1.2.2 向大中型城市转移，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中型城市经济较为发达，各种基础设施完善，因此许多农民选择流往大中型发达城市，希望能够增加收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时，城市中的第三产业较为发达，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劳动力需求大，也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但是在我国建国初期由于历史条件的因素，实行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严格地限制了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虽然从2000年以后国家政策取消了对农民进城就业的种种不合理限制，促进劳动力的公平流动，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制度的惯性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需要，仍然存在着许多对农民进城和进城后的各种歧视现象。。如户籍障碍，社会保障歧视，教育和就业制度歧视等方面，因此在积极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型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应当注重解决这些阻碍劳动力顺利流动的因素。一方面，应深化制度革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各种制度上的歧视，促进劳动力的彻底转移。另一方面，应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创造第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

1.2.3利用我国劳动力优势，积极向国外输出劳务

向国外输出劳务,也是转移剩余劳动力比较有效的手段，同时可以缓解国内的就业问题，将问题外移。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劳动力短缺并且劳动力成本高，因此国外对于廉价劳动力有着十分旺盛的需求。目前，我国劳务输出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 而且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我国劳动力资源是世界劳动力资源的20％，而劳务输出仅占世界劳务输出总量的3％左右，两者极不相称。有关资料表明，目前中东地区有上千亿美元的巨大劳务市场，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也需要从国外输入几百万劳动力。因此，向国际市场输出劳动力的潜力是相当大的。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放宽政策，开辟多种渠道，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2． 劳动力供给

2.1 控制农村人口增长，降低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村人口的过度增长。而这主要是农民生育观念落后和农村社会保障不完善所致。因此政府要加强宣传教育，转变观念，尽快建立覆盖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障措施，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加强农村流动人口管理，控制人口增长，降低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从根本上缓解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2.2 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加大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供给素质。

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过程中，劳动者的素质不高成为了他们流向高生产率部门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使他们具有更强的适应经济变化的能力，是农村劳动力长期持续就业的关键。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通过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增加劳动力价值，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选择的能力。。一方面，保证农村劳动力的义务教育年限，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延长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减少无效供给。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各种类型的非义务教育。要进一步开拓教育市场，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发展各种类型的非义务教育，使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型转向大众化。

3． 劳动力市场

除了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方入手解决农村劳动力问题，我国还必须重视作为配置劳动力的市场的完善，加速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劳动力市场。

3.1 要大力发展劳动服务中介组织,并成立受政府保护的维护城市农民工的民间组织，作为沟通、衔接剩余劳动力的新的就业岗位的桥梁，使得农村劳动力可以获得充分及时的信息，降低寻访成本和流动的盲目性，提高劳动力流动的效率。同时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更好地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3.2 强化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督管理,通过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与管理制度,加强立法和执法力度,保障劳动力市场的高效有序运转。并且能够切实地保护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保障劳动力市场健康、全面地发展。

4．结束语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农民作为中国最庞大的一个群体，却无法很好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收益，反而被城市所排斥。对比城市的繁华，乡村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和在城市的车流中盲目穿梭的农民工仍然只是与富裕无缘。社会中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已经成为了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立足于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面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问题，关键就在于如何将剩余劳动力进行转移，如何保持转移的渠道畅通无阻。在我国现阶段经济的发展情况下，不仅要通过提升农业部门的竞争力来吸纳剩余劳动力，还要积极促进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在强调市场调节的同时，还应该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减少市场失灵，两者顺畅地结合起来，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1、张隽. 浅谈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J]. 山东劳动保障, 2003,(5).

2、李炀. 浅析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 西南大学民族学报(人文社科版)[J]，2003,(8).

3、周元福. 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及对策. 经济师[J]，2003,(3).

4、刘甲朋、尹兴宽、杨兵杰.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讨论综述. 人口与经济[J]，2004,(1).

5、杨辉、罗素清. 我国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原因及出路.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J]，2003(8).

6、 中国农村年鉴[M],(2006).

第2篇：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关键词】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ALMPs);治理失业

一、ALMPs的提出

在本世纪六十后代,西欧洲国家的失业率极低,劳动力普遍短缺。为了防止因劳动力短缺而引发工资过快增长的现象蔓延,西欧一些国家开始制定和实施旨在增加就业人数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这种政策当时被命名为“积极的人力政策”(Active Manpower Policies),它通过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增加国家间、地区间和行业间的劳动力流动等方式来达到增加就业人数的目的。

到了七十年代,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欧洲的就业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力普遍短缺现象逐步被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现象所取代。但原先实施的“积极的人力政策”中被实践证明是有效增加就业人数的部分政策,比如提供免费公共就业服务、对外来劳动力和非熟练工进行培训,以提高其技能和就业能力等措施,便得以保留了下来,但被赋予和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比如设法增加就业岗位,,改革传统的失业保险制度,实施创业就业计划和实行鼓励就业补贴措施等,以解决大规模的失业问题。这种被充实了的“积极的人力政策”就是后来得到广泛认同、推广和应用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就内涵而言,“积极”意味着为劳动者创造条件,促进其就业;而“消极”的主要意思是在周期性变化中,用救济等办法在经济萧条时暂时将失业者“养”起来。

而ALMPS的定义却是由国际劳工组织(ILO)做出的,即:“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指政府为追求公平和(或)效率,有目的、有选择性的干预。政府可以采取间接或直接的措施为那些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人提供工作或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还列出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应包含的政策支出范围:(l)公共就业服务和管理;(2)为所有失业或就业的成年人提供就业培训;(3)针对年轻人的措施;(4)就业津贴(例如:工资补贴或直接创造就业机会);(5)针对残疾人的政策网。

二、当今国内外关于ALMPs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研究回顾

1.如今,关于失业治理的讨论焦点已从是否支持政府干预,转移到通过什么政策和方式来解决失业问题。关于ALMPs在治理失业过程中是否有效,对各项政策的效果进行比较等问题的研究已经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很多研究证实了ALMPs是治理失业的有效措施,并对ALMPs的各项政策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得出了较具借鉴意义的结论。如Michael etc.(2006)应用空间回归模型分析了ALMPs在德国的实施情况,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政策的参与者对非参与者有巨大的替代效应。Bellmann,L和Jackman,R(1996)应用20世纪90年代七个工业化国家的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在ALMPs中,直接的工资补贴和创造就业机会是最有效的。但从预算的角度看,ALMPs是否具有成本效益还不确定。Kluve和Schmidt(2002)通过对过去三十年的研究发现,培训和求职协助是比较有效的,但年轻失业者很难被援助。Boone和Van Ours(2004)应用了20个OECD国家的1985-1999年间的数据对不同ALMPs种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培训政策是降低失业的最有用的手段,公共就业服务也有一些作用,但补偿性工作机会则是完全无效的。Martin和Grubb(2001)得出的结论却有些不同,他们认为在一些OECD国家里,对私人雇主的补贴政策比培训和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等政策要有效得多。sianesi(2007)[23];Carling(2004)[19]等学者也同样比较了ALMPs的实施效果。此外,还有很多专家学者将视角集中于个别ALMPs对治理失业的作用的研究,或者ALMPs对降低特定人群的失业的作用,例如Kye Woo Lee(2006);Annette Bergemann(2006)。然而一些学者却持不同的意见。如Tito and Michael(1996)应用大量来自捷克各行政区的季度面板数据来分析ALMPS对工作搜寻过程的影响,他们发现ALMPs支出的效果虽然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效果甚微。Lars Calmfors and Per Skedinger(1995)建立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来研究不同政策的就业效应,以及它们对特定目标群的影响。Antlers Forsiund(1994)对之前的文献的回顾发现,在瑞典培训政策对于工资和再就业的可能性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但是由于样本量太小,很难作出精确的判断。

2.比较而言,国内在该领域上的研究尚不多见,这与我国的现状有较大关系。我国劳动力市场建立较晚,相关的统计数据更是僵乏,因而大多数现存的研究都是通过分析我国国情,提出我国该如何建立ALMPS,很少涉及关于各种政策的实施效果。如杨宜勇(2007)指出我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目标人群具有排他性,且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资金投入力度不够。毛盛勇(2005)根据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特点来分析就业政策,提出政府不能过多地干预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作,要加大对非主流市场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等建议。陈先运(2004)提出应抓好市场服务机构建设,大力发展各级各类职业介绍机构和人才交流中心,并着力健全全国统一的信息工作程序、制度,及传输、交流系统,使之迅速形成部门分工协作、城乡纵横相连的劳动力供需信息网络。

还有学者通过国际间的政策比较,对我国进一步完善ALMPs提出一些建议,如刘杰(2007)建议我国应进一步提高劳动者对市场化就业的适应能力等等。张车伟(2007)建议我国要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法规和政策体系,增强普惠性 。赵祖平(2005)认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制中的三方机制,是社会伙伴发挥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张腾(2003)认为我国应在信息的引导下,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并要大力提倡自主就业,其次应建立劳动预备制度,来延缓劳动力进入就业岗位的时间并提高劳动力的就业素质。赵湘怀等人(2002)提出我国应借鉴美国的ALMPs,加强培训与继续教育,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变消极的“单纯输血”为“以工代赊”等建议。

通过以上对近年来研究ALMPs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成果进行总结后,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于ALMPS效果并未达成较为一致的见解,结论也存在差异。可见,研究方法或者研究地域会影响所得到的结论。因而,关于我国的ALMPs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研究,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特色,不能照搬西方结论来指导我国的实践。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关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

三、OECD国家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组织模式

OECD国家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运行体系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其中9个国家(奥地利、加拿大、德国、希腊、意大利、日本、卢森堡、挪威、西班牙)设立了完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如职业介绍、培训,以及就业计划)和被动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如失业救济管理)都由同一系统负责执行。另外8个国家(比利时、丹麦、芬兰、爱尔兰、荷兰、葡萄牙、瑞典、瑞士)设立了半统一的体制,国家重要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计划由单设的劳动力市场服务机构负责。在其他4个国家(澳大利亚、法国、英国、美国),积极的政策计划由两个或更多的机构分别负责。

几乎有一半的国家(21个国家中的10个),或者说有5个设立了完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和4个设立了半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按照三方的原则设立了独立的管理机构,在实行分散管理的法国,其职业介绍机构的构成也是如此。但是,近年来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瑞典和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放弃了三方机制,与此同时,奥地利和荷兰却首次建立了准独立的三方性的就业服务体系。

社会伙伴除了在这些国家统一的三方机构中发挥作用以外,法国和荷兰的社会伙伴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挪威除外)的工会还负责管理失业救济工作。另外,近些年来有些国家为了刺激劳动力市场发展,还委托一些私营机构负责失业救济工作,并日益把失业救济与寻找工作的有关规定联系起来,这相当于被动政策中的积极因素,从而推动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发展。而这些做法又使这些国家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实施结构更加复杂化了(如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就是如此)。

在OECD国家中,德国代表了具有完全统一的、既负责实施积极政策又负责实施消极政策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的典型,荷兰是具有半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其中包括负责积极措施管理的三方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和负责被动政策管理的两方的行业性的失业保险基金。在设立分散管理体系的法国,被动的福利政策是由一个单独的机构――由两方组成的国家工商业就业联盟(UNIDEC,下同)负责的,积极措施的实施则是由劳工部中的各部门分别负责的,如公共就业办公室(ANPE,下同)、成人职业教育协会(AFPA,下同)和国家培训局;ANPE和AFPA的机构是由三方构成的。在英国,原来的三方性的劳动力市场管理机构――人力服务委员会(MSC,下同)已于80年代末被取消,积极的措施由就业服务局和私营的培训与就业委员会(TEC,下同)分别负责,理事会负责劳动力市场培训和除职业介绍以外的大部分积极计划。

参考文献

[1]Michael Fertig,Christoph M.Schmidt, Hilmar Schneider.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y in Germany――Is there a successful policy strategy?[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06(36):399-430.

[2]毛励勇.从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特点看就业政策[J].市场研究,2005(7):59-61.

[3]陈志运.论构建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取向[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0):39-41.

[4]徐长玉.中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5]孟海涛.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状况[D].河北:河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6]蔡,白南生.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杨伟国.转型中的中国就业政策[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第3篇：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关键词：政府；就业；失业

1.研究背景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和劳动力最多的国家，所以我国的就业问题是与众不同的。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改革的特殊时期，社会矛盾交错复杂，就业问题逐渐显现。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的深入，我国政府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的出台促进就业的政策。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十一五”期间，颁布实施了《就业促进法》。“十二五”规划中，第一次提出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因此，在当前的国内外大环境下，对就业问题的研究显得更有现实意义。

就业问题，是伴随着雇佣劳动而产生的社会经济现象。随着时代的进步，学者们对于就业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深入，由最初的认同市场决定就业到意识到政府宏观调控、促进就业。

1.1 国外研究现状

1.1.1市场供求决定论的阶段

工业革命后期，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同：在竞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力会在市场自发调节下实现完全就业。

1.1.2政府对就业的促进作用阶段

（1）非自愿失业理论――政府促进就业的起源

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理论》一书中否定了市场价格机制会自动调节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均衡。他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失业的根本原因。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三种失业方式，即“自愿失业”，“摩擦性失业”和“非自愿失业”。

（2）结构性失业理论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否定了就业率与通过膨胀成正比的观点。大量的学者意识到凯恩斯理论的不足，并提出了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不匹配而造成的结构性失业。

1.2国内研究现状

1.2.1失业与其治理

国内学者研究中国就业问题主要是从两方面展开，一是从劳动力的供给角度，探寻劳动力在数量、质量、结构等方面的供求平衡；二是探讨劳动力市场的调节功能。

1.2.2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许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又有不同的认识，他们探讨的角度往往是从宏观和中观出发，分析某一宏观经济活动对就业的影响。还有一些学者也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作了一些研究。提出了调整经济战略、完善劳动力市场、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就业培训机制等促进就业的方法。

2.问题分析

我国就业状况，是结构性和年龄性失业与劳动力转移交错影响的局面。具体特征如下：

1、劳动力数量基数大

2、农村剩余劳动力多

3、难就业人数巨大

4、就业结构失调

所谓政府促进就业，指政府通过其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法律职能，依法科学制定相关方针政策处理就业问题，宏观调控各项资源，使其实现最优配置，增加就业机会，保障就业权益，从全局和整体出发，科学、平衡、长远的促进就业。

3.对策建议

通过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和问题原因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关于政府促进就业的建议。

3.1改进就业服务

3.1.1就业服务的指导思想

（1）.促进就业服务要立足于社会

就业具有社会性。我国目前正面对严峻的失业、就业、再就业问题，劳动力总量大和结构性失调并存的现状，政府的就业服务部门应当发挥其作用，有力有效的促进就业。

（2）.促进就业服务要立足于经济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实现就业必须立足于经济。政府既要立足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又要立足于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培育，还要立足于切实发挥市场的作用。

（3）.促进就业服务要立足于人

政府应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和就业权，为劳动者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

（4）.促进就业服务要立足于科学

政府在制定就业服务相关方针政策时，要通过科学的分析实践经验，从而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提高就业服务。

3.1.2完善就业服务体系

（1）、探索建立依托社会组织（NGO）实施就业培训的补充机制

学习国外先进的就业培训经验，结合本国国情，针对特殊的就业问题，专业性、长期性、跟踪性的对劳动者进行符合职业要求的就业培训。

（2）、探索建立就业资讯传播机制

就业是双向的，不仅是劳动者在寻找工作的机会，也是招聘单位寻找符合职位要求的劳动者的机会。政府应当建立就业资讯服务机构，针对就业双方的要求给予相应的就业资讯，有助于劳动者找到合适的岗位，也大大降低了因不符合职位要求而失业的概率。

3.2强化就业与失业的统计

3.2.2加强失业风险监测

“风险”是某一特定危险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组合。失业风险是指失业累积到一定水平、可能引发多方面不良后果或危害的可能性，并不仅仅是指可能出现的“刚刚出现的可能性”。而当前关键任务是在解决不同的就业需求的同时，防范失业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且将失业率有效的控制起来。

3.3建立保障就业的社会安全网

1、全面实行失业保险制度

对于就业者而言，失业风险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缴纳的失业保险金能巧妙的避免在失业降临时收入来源枯竭的风险。

2、实现社会保险的全面覆盖

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其项目分别设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3、建设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制度

全面贯彻和落实各项就业与再就业政策，切实加强对就业困难群众的扶持力度，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4篇：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关键词：吉林省；剩余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D267.2 文献标识码：A

一 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意义

1 有效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带回了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带回了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思维方式，还带回了新的财路，必将使更多的农民脱贫致富，为吉林省农村小康社会的到来创造条件。外流劳动力增加的收入，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而且把部分收入用于发展农村经济。同时，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又为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力保障。

2 为农民素质的提高开拓了新的空间

出村打拼的农民在外面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见多识广、思维活跃等，都使他们的素质大大提高。通过他们，把现代物质文明带到广大农村的同时，更把现代精神文明的火种撒播到广阔的天地。

3 为城市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加快城市经济的发展

近些年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填补了城市某些行业劳动力的短缺，支持了城市建设，没有打工者的参与，城市经济不可能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

4 推进了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从贫困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在第一产业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而在第一、二产业中的比重逐渐上升，使得农村劳动力在各产业中的分配逐渐趋于稳定，结构逐步趋向合理，逐渐加速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经济的发展两者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它们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推动了农村的不断变革和社会进步。

二 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的分析

吉林省是农业大省，一直以来都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吉林省现有农村人口1 440.1 万，占全省人口的比重为 55％，农村就业劳动力为 670.9 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为 56％。

吉林省现有耕地 8300 万亩，按照劳动力合理负担耕地水平测算,大约需要 200 万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占整个农村劳动力的 30.5%。现有220万已初步实现转移就业，还有近240万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仍然滞留在农村。根据吉林省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所调查的数据，可看到吉林省劳动力流动具有以下特点：

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特点

1 吉林省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业人员以男性及青壮年为主

吉林省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业人员以男性及青壮年为主。男性占全部外出从业人员的68.3％，为女性的2倍。在外出人员中，15－20 岁年龄组所占比重为 13％，20－30 岁年龄组所占比重为 42.2％，30－40 岁年龄组所占比重为 24.3％，40－50 岁年龄组为 13.7％，50 岁以上为 6.8％。

2 劳动力外出从业地点在省内的占绝大多数，流动半径小

劳动力外出从业地点在省内的占绝大多数，流动半径小。劳动力流动到省内就业的占70.6％，到国外就业的仅占 5.8％，到其它省份的占 23.6％。

3 吉林省农村劳动力流向依然集中在四大传统行业

吉林省农村劳动力流向依然集中在四大传统行业。其中，建筑业占24％，住宿和餐饮业占18％，居民服务和其它服务业占 15％，制造业12%。此外，其它行业为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邮电业，采矿业，农林牧渔业合占31％。

（二）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吉林省各级政府一直以来认真贯彻中央精神，高度重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通过从吉林省统计年鉴经过整理得到的数据，可以明显看到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仍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

1 流动速度慢、流动半径小

吉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速度仍然较慢，总体水平和输出层次仍较低。以及受传统思想观念和对外省劳务用工信息不灵影响，大部分劳动力仍是在省内寻找就业机会，表现出流动半径小的明显特征。吉林省农村劳动力人口思想意识有待提高，急需打破“地域”观念和不愿意“背井离乡”的思想。

2 技术含量低，择业机会少

由于受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吉林省农村劳动力以粮为本的观念根深蒂固。吉林省农村劳动力人口普遍文化素质不高，劳动力基本以初中以下学历水平为主体，且大都没有经过系统的技能培训，即使能够“走出去”，却仍停留在第二产业的简单体能劳动层面上，不能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

3 劳动力市场不规范，转移存在盲目性和分散性

农村劳动力市场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以自发转移的方式进行。自发转移出去的农民工，由于获取信息的渠道窄，他们的转移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分散性。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转移的组织性、组织构架有待进一步完善，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

4 农民工合法权益难以保障

由于农民工外出比较分散缺乏组织，游离于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农民工自身法律意识不强，致使自身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吉林省还缺乏较为完善的输出地与输入地协调配合的维权体系，还没有建立覆盖面广、多层次、多形式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 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

吉林省农村经济总量小，发展速度慢，影响了劳动力就地转移。劳动力就地转移应该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佳途径之一。加快吉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很多方面，根据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考虑到吉林省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针对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障碍因素等必须采取综合对策和措施。主要如下：

（一） 继续实施“就地转移”的政策

1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增加农产品的劳动含量

从深度和广度上开发农业，进一步挖掘农业内部就业潜力。引导和组织农村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开发，最大限度地实现农业内部充分就业。加大科技含量和推广精耕细作，提高农产品质量、提高产量、增加收入的潜力还很大[16]，吉林省人均耕地面积多的优势就会成为吸纳劳动力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力。

2 鼓励和扶持农户发展二、三产业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拓展农业内部就业空间。我们要紧紧抓住当前农产品供应总量较充足的有利时机，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确保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实现农业生产由耕地密集型产品向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

（二）加快实施“异地转移”战略

抓紧抓好劳务输出工作，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中城市的流动。加大政府的组织引导力度。各级政府应设立专门的农村劳务输出机构，建立职业培训、劳动力供求信息传递网络，增加投入，提高劳动力供求信息传输自动化水平，从组织上保障劳务输出的及时性、有序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从而有组织的扩大向外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劳务输出机构，重在广泛协调联系，多方位建立劳务输出基地。强化培训，全面实行“先培训，后就业”。对农民培训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就业能力和就业率为目标，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以培训促输出。

（三）构造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

劳动力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按照市场运行规律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和调节的一种机制。坚持贯彻自由雇佣制度，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是从制度上保证劳动力市场有效运行的根本途径。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大市场，结合目前的新情况，应着重以下工作:

第5篇：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是社会现代化、生产商品化的发展结果，就全球范围的发展情况来看，很多国家都存在数量不同的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前，国家运用制度、政策从不同方面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行限制，在那一时期内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属于停滞状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家制定各种引导和鼓励劳动力流动的措施，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作，解决其女子入学问题和配偶工作问题等，各种措施为人口转移提供有利条件，进而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速度。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只有200多万农民工，2003年，我国农村外出打工人员已经超过1.139亿，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2％，而且以每年300万的速度不断递增。如果根据国家确定的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建设率要达到56％的目标，未来每年还会有超过1300万农村人走进城镇，在非农产业中工作并逐渐成为工人阶级。我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较大、速度较快，是一般国家难以比拟的。在建设发展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现阶段，我们在认识并了解严峻现实的同时，一定要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寻找到行之有效的策略。另外也要看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二、健康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原因

（一）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改革开放前运行的计划经济造成城乡二元结构，这严重影响了健康城镇化发展的进程。改革开放后，我国打破人口流动的限制，一些地区对城镇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健康城镇化得到快速发展。但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健康城镇化对转移剩余劳动力的促进作用还比较有限，自由转移劳动力还存在歧视和障碍。首先表现在户籍制度设置的障碍。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具有身份壁垒，难以和城市劳动者进行平等的竞争，也不能享受就业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子女上学和城镇安居等问题阻碍了发展城镇化和转移劳动力。其次表现在土地制度带来的制约。现在比较落后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和土地制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起到阻碍的作用。农民在城市得不到社会保障，而土地就是他们的保障，他们一方面希望在城市打工，一方面又不想失去土地。

（二）健康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较差

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转移农村劳动力的机会越多。我国建设城镇化的速度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表现在：首先城镇规模比较小。只有城镇人口具有一定规模时，城镇才能发挥出聚集效应，才能够配备齐全的文化、服务和商业设施，发展成地区中心，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现在，我国除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健康城镇化具有较大规模外，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规模都比较小。其次，城镇分散、发展质量较低。大部分城镇交通情况差、建设水平低、管理落后、市场混乱、环境污染、治安差等问题，造成商业服务、科学教育、政治文化配套设施陈旧、落后，削弱聚集功能和效应，降低对农村和乡镇企业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最后产业结构缺乏合理性。大部分城镇没有产业支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较小，经济效益差，缺少吸引并转移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三）劳动力市场机制不完善

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予以调节。现在我国因为没有成熟、完善的农村劳动力市场，造成劳动力在区域和城市间的供需出现脱节、信息闭塞等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我国资金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出现较为严重的“用工荒”。另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同时出现这两种现象体现出劳动力市场信息不畅和制度不完善。长时间以来，我国转移劳动力的主要方式是“邻带邻”“亲帮亲”。有关调查表明，农民工85％以上的就业信息来自于朋友、亲属的介绍，另外就是靠自己在劳动力市场等到工作。转移劳动力缺乏必要的协调、组织和信息。

（四）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有待加强

不论是发展健康城镇化，还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都需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现在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和转移的重点在于劳动力的整体水平较差。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外出打工的农村人员中，具有高中文化占24％，初中文化占51％，小学文化的占22％，其余的占3％。另外我国农村劳动中进行过中等职业培训的占0.13％，经过初级职业教育或培训的占3.4％，经过短期培训的占20％，没有经过培训的占76.4％。两组数据证明，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素质和专业技术能力都比较差，难以符合产业调整结构和优化升级的要求。

三、健康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策略

（一）强化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首先改革户籍制度，平等城乡居民的地位。近些年，部分城市降低农民工入城的条件，构建起保障政策，但执行力度较差。国家应该全面改革户籍制度，建设规范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让农民工和其子女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其次改革土地制度，健全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让农民摆脱对土地的依赖性，使其进入城镇推动健康城镇化的进程。改革的就是完善和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健全城乡保障机制，让所有成员都享受到社会和政府的基本保障。

（二）增强健康城镇化发展水平，提高城镇扩散和聚集的效应

提高城镇化水平能够增强信息、技术、物流、资本等扩散和聚焦的效应，吸引投资，增加就业机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强化健康城镇化水平，要建立健全以下几点：首先实现健康城镇化要健全产业结构，促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现在我国进入经济发展的产业调整期，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东部城市优化产业结构，很多资金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入内地，中西部地区要抓住机遇，完善产业结构，并提高健康化城镇的发展水平，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另外改善城镇环境，提高群众生活环境。只有同时改善城镇的硬环境和软环境，才能吸引投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后健全城镇企业融资渠道。现在健康城镇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融资困难是最主要的障碍。所以政府不但要改革城镇和农村金融服务机制，扩宽乡镇企业的融资渠道，体现出发展的规模效应，也要运用市场调控机制，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的投资活动，建立起以政府投资为主体，多元化建设和投资的机制。

（三）对劳务市场存在的中介组织进行规范，健全市场机制

完善劳动力市场是建设城镇化和转移劳动力的重要方式。首先，要打破就业壁垒，让城乡劳动力在就业方面得到平等的待遇。构建起企业用工和劳动力择业的市场化、自由化就业体制，另外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福利体制和就业用工体系，让所有劳动力之间实现平等就业。其次，构建起劳动力就业和转移信息服务机制。制定和完善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信息的政策性文件，构建起多层次、多渠道的劳动力就业信息的中介和网络组织。提高劳务输入地、输出地的配合和衔接，形成全国劳动力市场。最后提高劳动力市场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执行和建设力度，保护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我国根据保护农民工权益的相关问题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的法律法规。2003年就实施了1号、78号、79号文件。2005年中央1号文件将农民工纳入到产业工人的行列中。由此可见，国家高度重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作。在文件的基础上，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健全劳动力就业信息和服务机制、认真执行和劳动力就业市场有直接关系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是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有序转移的保障。

（四）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文化和综合素质，使其符合健康城镇化建设和农民就业的需要

为了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素质，需要各级政府加强投入，重视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和教育。首先提高基础教育的投入，保证九年义务教育的顺利完成，重视高中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条件好的地区还要逐渐推行高中教育和中职教育。其次、要重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政府要和社会培训机构、职业学校开展深入的合作，每年都要根据农村劳动力的特点制定培训计划，并逐渐形成制度。第三、构建起以培训技能为主，培训素质为辅的培训机制，降低健康城镇化建设时出现的农村劳动力供应和劳动市场需求之间的失衡问题。最后要保证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减少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时的心理成本，增强农民工子女的文化素质，提高他们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能力。

四、结语

第6篇：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情况调研

强化管理完善服务

加快劳动力转移步伐

—某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情况调研

要建设惠及十几亿人的全面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农民增收，加速小康社会进程中，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进程是关键。

一、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现实需要

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调整农村就业结构，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也是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大战略。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跨区域流动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取得了重大进展。目前，农民工已成为我国新一代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就业，既为城镇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促进了城镇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又开辟了农民增收的新渠道，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但随着农业技术进步，乡镇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农业和农村内部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减弱，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农村社会治安的稳定埋下了隐患。当前，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农民增收，成为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

二、我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和特点

（一）发展现状

我县是一个典型的热区农业县，农业和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近年来，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化，全县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增长较快，至20xx年9月，全县农村富余劳动力达12500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高速增长，使加快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任务更加艰巨。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始终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作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环节来抓。通过加大劳务输出宣传力度，逐步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加大劳动力培训力度，多方寻找用工信息，加强信息反馈和跟踪服务等切实有效的措施，使全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得到了快速发展。

至20xx年9月止，全县共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6524人（累计数），占全县剩余劳动力总数的52.2，仅20xx年1至8月，全县共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3616人，其中，境外3人，省外456人，省内430人，县内2727人。

（二）主要特点

1、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主要集中于加工业和服务业。从转移的行业和领域来看，加工业和餐饮、批发零售等服务业成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全县6524名外出务工人员中，从事加工业和服务业的人员居多数。

2、省内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地区。因受农村富余劳动力素质、就业机会和就业观念的限制，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集中于省内。全县6524名外出务工人员中，在国外实现就业的有7人，占总数的0.1；在省外实现就业的有1652人，占总数的25.3；省内州内实现就业的有4865人，占总人数的74.6。

3、兼业性的短期转移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以兼业性的短期转移为主。农忙务农，农闲外出务工经商，转移的时间长短因家庭劳动力的多少与外出务工收入的高低密切相关。在县内务工的人员大多属于此类。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转移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随着国家对教育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逐步得到了提高，但从整体来看，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还很低，与劳务市场的需求不相适应。全县6524名外出务工人员中，高中、中专以上学历者有755人，占总数的11.6；初中文化有5069人，占总数的77.7；初中以下学历者有700人，占总数的10.7。

（二）有组织转移的劳动力比重不高。目前由于我县劳动力市场还不完善，中介组织也不够健全，加上组织引导工作不到位，使得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形式比较单一，通过政府部门、单位及中介机构组织输出的比重小，经过亲朋好友介绍或自主转移的外出务工人员占有很大比例。特别是在县内实现就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大多是自发的、分散转移，由劳动部门和其他机构组织转移的人员所占比例不高。

（三）从业结构单一，层次低。从全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所从事的行业看，大部分选择批发零售等服务业及加工制造。从业结构简单，就业面狭窄，且层次较低，外出务工人员多集中在以手工操作为主，技能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量大，工作条件差，报酬低。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发展不平衡。受就业观念和经济纯龅挠跋欤??馗飨缯蚺甯挥嗬投?ψ?乒ぷ鞣⒄共黄胶狻＞?孟喽月浜蟮纳角?缯蚺謇投?ψ?平峡欤??媒戏⒋锏陌忧?缯蚺謇投?ψ?坡?V?004年9月，农村劳动力转移快的乡镇 已达1189人，而转移慢的乡镇只有108人。

四、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分析

（一）城镇化总体水平较低，综合效益差。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进程。受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及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县城市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城镇化水平低，20xx年，全县城市化水平仅为22.47，低于全州23.82的水平，导致城镇集聚和辐射功能弱。加之，随着的深化，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增加，使得城镇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减弱，延缓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步伐。

（二）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减弱。发展乡镇企业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也是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但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企业竞争日趋激烈，乡镇企业进入了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的转折阶段，处于“二次创业”的关键时期，机制有所弱化，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减弱。

（三）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要求不相适应。全县5976名农村富余劳动力资源中，高中、中专以上学历者只有719人，仅占总人数的12；初中学历者有4946人，占总人数的82.2；初中以下学历者有311人，占总人数的5.2。受过专业技术培训，具有专业技术特长的则更少。农村劳动力资源的低素质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要求不相适应，使得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领域和转移面越来越窄，转移难度加大。

（四）农村劳动力市场和中介组织发展滞后。从目前情况看，由于我县劳动力转移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城乡劳动力的就业渠道不通畅，各种劳动力专业市场和职业中介组织不完善，为农民外出务工服务的信息反馈、中介服务和管理工作薄弱。加之，由于务工信息宣传传播方式单一，渠道不畅，农民不知道哪些地方有就业岗位，需要劳动力，对劳动力的素质有何要求等，外出务工还存在一定盲目性。

五、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

（一）加快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二次创业”，推动工业化进程，吸纳富余劳动力。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加速工业化进程，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途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按照“两结合、一提高”的要求，加快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二次创业”步伐，依靠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加大结构调整和改制力度。进一步抓好绿色食品加工园区建设，引导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从传统单一的服务行业中突破出来，转向创新性、开发性的农产品精深加工、贮藏保鲜、包装运输上来，竭力开辟发展的新途径和新领域。把企业做大做强，吸纳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

（二）加强小城镇建设，推动城镇化进程。通过城镇化的发展带动产业的发展，促进中小城市规模升级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要充分利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和省、州把元谋作为次级城市发展的重要机遇，科学布局，合理规划，逐步建成以县城为中心，重点城镇为区域经济次中心，各具特色的小城镇建设体系。最大限度发挥城镇辐射和集聚功能，不断开辟新的就业领域和岗位，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同时，改革小城镇户籍制度，放宽农民迁入小城镇居住的限制，允许农民自主进城定居，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创造条件。

（三）培育劳动力市场，加快信息网络建设。要按照“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目标，坚持“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网络互联、资源共享、分级使用、分步实施”的原则，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逐步建立起统一、完备、规范的现代劳动力市场，保证劳动力流动的灵活性，使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要加快县、乡两级信息网络建设，畅通信息来源渠道。充分发挥外出务工人员点多、面广、信息渠道宽的优势，努力建成政府、中介组织和个人相结合的多元化信息渠道网络。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组织，加强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等在内的社会化的就业服务体系。健全和完善保障就业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和制度。

（四）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要根据劳务市场需求变化，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样化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突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坚持“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的原则，充分利用县职业中学、成人技校和各级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现有资源和设备，以技能培训为主，相关经济、法律常识培训为辅，培养出一大批具有专业技术特长、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劳动者，不断提升元谋劳务品牌，增强元谋民工的竞争能力。制定和完善农村教育长远规划，从抓好基础教育入手，落实好农村教育“两基”工作，提高农村后备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和层次，从根本上改变低素质、低层次的格局，使未来的劳动者成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劳动者。

第7篇：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系统深刻的论述，认为人力资本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等方面的综合，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1]基于人力资本理论与教育和就业的关系，国内许多学者开展了人力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实证研究。马莉萍、丁小浩以2003年、2005年、2007年和2009年即将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高校毕业生所积累的人力资本是高校毕业生在工作找寻中最关键的影响因素，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各个影响因素中，工作能力的高低被认为是影响工作找寻的关键因素，学历和专业的相对重要性程度正在逐渐下降，这说明传统意义上的“高学历、高能力”的观点受到了挑战，专业对口在当今毕业生的认知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实际工作能力才是理想工作的“敲门砖”。[2]苏丽锋、孟大虎基于2009年大学毕业生抽样调查数据，从个体差异角度来分析大学生就业问题发现：在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概率方面，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二者都重要，不可或缺；决定大学毕业生起薪水平的因素是人力资本而非社会资本，大学生就业领域中的不公平、不合理现象仍然存在，劳动力的合理配置还不能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3]综合以上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有着显著的影响，且影响着大学生的起薪水平，同时在求职过程中，个人的工作能力越来越受重视，在就业过程中不公正、不合理的状况会抑制人力资本的投资。

二、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

社会资本理论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科尔曼认为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某些行动者的利益部分或全部处于其他行动者的控制之下，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制，其结果就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这种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资本。[4]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之间的关系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陈成文、谭日辉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弥补大学毕业生就业信息的不对称，有助于大学毕业生获取就业机会。就自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而言，社会资本可以保证创业资金的供给。[5]吴景媛认为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帮助收集、筛选信息方面，而且能够协助推荐就业，大学生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就业的层次。[6]黄敬宝基于北京18所高校的调查发现，从2009～2010年，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总体作用减弱，但仍是正面的，社会资本能促进有些大学生就业，但不利于大学生群体的就业公平。[7]徐俊、年晓萍认为社会资本一方面可以帮助收集、筛选信息，弥补大学毕业生就业信息不对称，可以帮助大学生推荐就业，有助于降低就业成本，也有助于大学生实现自主创业；但另一方面社会资本也滋长了关系崇拜以及“走后门”现象，破坏了已形成的“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公平竞争的就业机制。[8]从上述已有研究来看，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一方面社会资本可以弥补大学毕业生就业信息的不对称，有助于大学毕业生获取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又滋长了关系崇拜，不利于就业公平的实现。

三、市场分割理论与大学生就业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起于20世纪60年代。它认为整个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主劳动力市场和次劳动力市场。在主劳动力市场，工作稳定，收入高，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好，个人升迁发展的前景好；而在次劳动力市场，工资低，工作条件差且工作不稳定。[9]在二元经济体制中，我国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分隔影响了大学生就业的选择，市场分割对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尤其突出。文东茅根据市场分割理论提出了“工作分层模式”，他认为毕业生失业现象严重是由于高校扩大招生规模使得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减少，并且大部分毕业生都不愿到次劳动力市场就业的结果所致。[10]武秀波从劳动力需求和制度角度分析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一方面，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不规范，不能为求职者提供较好的就业环境和工资待遇，因而大学生不愿到非正规部门就业；另一方面，受正规部门发展所限，正规劳动力市场对大学生的需求增长缓慢，正规部门职位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大学生的就业需求。[11]马莉萍、岳昌君的研究发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向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下，存在就业部门、职业与工作起薪等相互隔离的现象，那些未能及时就业的毕业生宁愿暂时失业也希望挤进主要劳动力市场，这也是就业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12]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学者们大都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严重，市场分割的存在制约了主、次要劳动力分割市场间的流动，同时也限制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性别歧视与大学生就业

毕业生就业性别歧视问题作为社会中普遍的现象一直存在，严重影响了国家实现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效率。对此很多学者从不同的研究维度和视角，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应松宝和李良的研究结果表明，女性毕业生就业成功率不高、求职时间长、待遇薪酬低，用人单位以各种理由拒用女生或存在岗位歧视亦或是对女大学生就业提出各种不正当的条件。[13]敖山、丁小浩认为在工资待遇方面，男性毕业生比女性毕业生具有明显的起薪优势，其差异度最大，说明起薪仍然是性别差异在毕业生就业时最为关注的指标之一，女性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男性获得就业地户口的几率比女性高，高校毕业生在就业单位性质上存在差别但差异性相对减小，此外，男性毕业生比女性毕业生具有更强的流动性。[14]对于男女毕业生就业状况存在性别差异的原因，周小李指出由于女性大多选择文学、法学以及经济学等专业，而社会提供的与这些专业相关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少，相反，由于男性选择理工类专业偏多，随着经济的发展，适合这些专业的就业机会明显增加，致使男性就业率高于女性。[15]余秀兰指出女大学生对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认同，导致她们对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视而不见、认同与容忍，这种态度再次强化了性别歧视现象。要解决性别歧视问题，女性意识的觉醒首当其冲。[16]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女大学生就业在大学生就业难这一背景下难上加难，学者们一致认为性别歧视现象严重，女大学生在就业率、起薪水平、工作满意度等方面都明显低于男大学生；就性别差异造成女大学生就业状况的原因，学者们的看法不尽相同。

五、制度因素与大学生就业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拓展了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思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就业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姚裕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大学生就业制度方面的滞后或者说大学生就业改革的不到位影响最大。赖德胜指出当前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发生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与市场机制的建立及其发挥基础性作用有直接的关系，是我国有关改革逐渐深化的表现，是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的结果。[17]李增华、杨申宣对我国大学生就业制度的症结进行了分析，主要从就业的方针政策、就业管理体制层面、就业服务制度层面以及就业规则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我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方针是鼓励和引导毕业生到边远地区、艰苦行业去工作，然而大学毕业生个人投资成本较高，对未来的收益有较高的期望，都向往去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收入高的行业工作，这就影响了大学生去西部、到基层就业理念和机制的形成；在管理体制层面，各地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为了满足本地毕业生的就业，减轻当地社会压力，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屏障”，实行地方保护主义，诸如户口限制、地方垄断、本地生源优惠政策等，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区域间人才合理流动；[18]在就业服务制度上，主要表现在就业指导制度落后以及就业服务缺位；在就业规则方面，尽管一系列就业规则制定出来，但并没有落实到实处，户籍歧视、就业不公平等现象依然存在。从以上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就业制度还不完善，就业机制还不健全，这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因此，应当采取措施建立完善的毕业生就业市场化配置机制以解决大学生就业存在的问题。

六、社会排斥与大学生就业

社会排斥起源于法国学者对贫困问题的研究，1974年法国学者RenLenoir最早明确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用以阐述被排斥在就业岗位正式来源和收入保障制度之外的特定社会边缘群体的状态。[19]在大学生就业问题愈演愈烈的今天，大学生就业社会排斥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吴立保、乐青从不均等就业机会制度化的角度，分析了大学生就业社会排斥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性别排斥、资历排斥、个体特征排斥、社会资本排斥和政策排斥等。从制度设计的视角，提出了矫正大学生就业社会排斥的制度设计应基于人力资本竞争，消除隐性社会排斥，以就业政策促进公平就业，关注大学生的就业保障等对策。[20]耿永志认为内部市场排斥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把劳动力市场分为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内部市场的存在尽管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我国更多地表现为对外部市场主体进入的排斥，排斥的原因主要来自转换成本过高和社会资本不良影响两个方面。[21]曾群采用新社会政策或社会政策的社会生活分析视角，以失业青年的个人消费、娱乐和时间安排为例，解释和分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排斥现象。研究发现，贫穷和低收入家庭的失业青年不仅成为“被排斥的消费者”，还成了“有缺陷的消费者”或“新贫穷者”，被排斥于所谓的“常规生活”或“快乐生活”。[22]从上述学者们的研究中不难发现，大学生就业中的社会排斥现象严重，这不仅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率，更影响到大学生就业的公平。因此，应当制定相关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来反对、消除上述种种排斥。

七、结语

第8篇：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摘 要]本文从流动人口的职业分布、职业持续的情况和获得职业的渠道这三方面对流动人口的就业情况进行了探讨，并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被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和流出地所影响，同时从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增加就业容量，区域间协调，统筹城乡一体化这几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

[关键词]流动人口；就业；城市化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10.093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10-0-01

1 流动人口就业现状

首先，从职业方面来看，流动人口占比重最大的产业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2005年进行了全面人口普查，调查资料显示，在流动人口的总人数中，第二产业占了39.58%，第三产业占了44.3%。在对武汉流动人口数量进行调查时，人们发现流动人口从事服务业的比重大，服务业的容纳量远远高于建筑业和建筑装修业的容纳量，然而，他们都是被一些私营企业所雇佣。还有一些人指明了制造业是流动人口主要集聚的产业，但流动人口增长最快的行业仍然是服务业；流动人口明显下降的产业主要是建筑业，大多数流动人口从事的行业为体力型生产，这都属于流动人口分布的特c。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一些“脏、苦、累”的活一般都是流动人口在做，而这仅仅是为了补充城市的劳动力。他们的职业经验大多数都处于社会底层，而对一些素质要求比较高的职业来说，有一些不同。

其次，流动人口在职业持续情况方面，大多数人从事的工作都是稳定性比较差且属于非正规性岗位。经过研究和分析可以看出，拥有被单位正式聘用的、有较高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拥有稳定工作岗位的，这些流动人员在流动人口总数中仅仅只占一小部分。在城市就业人口中，有很多人的务工证没有办理，也有很多人一直没有执照，但他们是靠租借营业执照而从事某项营业活动的。这些人不但社会文化程度低，且在职业上的状态也不稳定。而流动人口的第三类是自己创业，但这些人只占少数。

最后，从流动人口在获取就业渠道方面来看，大部分流动人口之所以能顺利就业，是因为他们的亲戚朋友或者其他方面的帮助。有些人认为，受社会网络关系的影响，一些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都是通过职业中介、劳动力市场、紧密的私人关系和有组织的劳务输出等这几种路径来实现的。放眼全国大部分地区，之所以农村劳动力凭借血缘关系、依靠亲戚朋友的帮助进行就业，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并不成熟。这样一来，势必会造成流动人口区域群体就业特征加重。

2 解决流动人口就业问题的对策

2.1 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增加就业容量

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增加就业容量，是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就业问题的途径。最有能力且能使大量人口生存的是城市。近年来，发达国家的特大中心城市和发展中国家的特大中心城市中，人口占有很大比重。以美国这个发达国家为例，在美国的12个最大城市中，生活着全国的1/3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人口占了40%。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一直都在上升，我国城市化水平在1990年是26.41%，而2000年为36.09%，2000年比1990年同比增加9.68个百分点，但同发达国家75%的平均水平和世界44%的平均水平相比，仍然很低。虽然我国目前的收入平均水平属于中上等国家，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依然低于其他一些同等国家，和其他国家相比，发展还比较落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流动人口就业的主要产业是工业，同时它还是使人口有规律且持续性流动的关键。本文借助国外的经验了解到，要想完全释放集中在农村的巨大劳动力，就要加快工业化进程的脚步，因此目前我国工业化程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所以，要想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就要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脚步，使城市化和工业化并肩前进，以增加城市人口容量。

2.2 加强区域间协调工作，促进农村劳务有序流动

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和民间中介组织发育并不成熟，所以需要从实际出发，在政府跨区域发展的重要内容中，需要把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也归纳进来，行政引导力度也必须加强，这也是解决流动人口就业问题的重中之重。不同地区之间的行政“堡垒”要被打破，要构建合适的就业管理体系和制定正确的信息指引。在有剩余劳动力的地方，提高劳务输出和加强对其他管理的正确引导，全面普查和登记对输出地的劳动力的资源情况以及输出人员的基本情况；对于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合作要重点稳抓，不仅要利用“引进来”的手段，在劳务输出地举办招聘会，还要利用“走出去”的方式向城市或一些发达地区，把本地的劳务输出信息传播出去。同时，在规划的制定、制度的建立、加大投入力量等时，要考虑到影响流动人口的因素，尽量做到统筹兼顾。

2.3 统筹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依托市场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

市场是解决流动人口就业问题的根本力量。相关人员必须先要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加快城乡人力资源一体化的步伐，保持劳动力市场能够自由流动，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只有这样，才能在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就业问题。把一些歧视就业准入条件全部取消，同时尽量组织和扶持发展多个劳务机构，并实现城乡统一的就业登记管理制度。在推进流动人口就业的过程中，采用调节市场的手段，采用价格机制对流动人口的就业进行指引，要对人口管理进行逐步完善，这样人口区域性的发展才能得以实现。

主要参考文献

[1]李志，杜宁睿，宋菊芳.对武汉市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与思考[J].规划师，2000（3）.

第9篇：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刘易斯拐点”的形成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所设计的模型，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二元就业结构，是与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二元生产结构的变化相一致的。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上升，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而农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下降，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根据刘易斯所创立的要素配置模型，由于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过剩的或者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其实际生产率很低，甚至为零。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会将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扩张提供无限劳动力供给。而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工业部门转移，就会有效地抑制工业部门劳动力价格上涨，促进工业资本的积累。随着工业资本的积累，又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吸纳和有效利用从农业部门转移过来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与其相对应的，在农业部门中，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减少，而产量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农业劳动的绝对生产率和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农业劳动的效益和报酬也会跟着提高，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的比较利益就会趋于平衡，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就会逐渐减缓下来，直至相对稳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我们可以把“刘易斯拐点”概括为劳动力供给过剩向劳动力供给短缺的转折点。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直至枯竭。其理论逻辑是，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向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一直持续到把沉淀在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为止。 “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是人追逐工作，即使不涨工资，劳动力也会源源不断地供给着；“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是工作追逐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员工。“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的关系。“刘易斯拐点”的显现，是“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前兆。需要指出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着眼于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即依靠城乡之间的外部分工，来转移剩余农业劳动力。目前我国已有2.45亿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这种转移的结果虽然也给农民带来增加收入的效果，但是，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别，还扩大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别（即从1986年的1.7倍扩大到2010年的3.3倍）。客观地说，刘易斯在其所创立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即随着剩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必然会导致城乡劳动力比较效益的均衡，并没有被我国的实践所证明。这就涉及到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质的差别。

二、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二元劳动力市场、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被扭曲为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即把二元经济结构制度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赶超过程中，政府主导型的财政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发展经济的起步阶段，发展中国家既可以选择模仿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发展模式，又可以选择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如果是选择前者，就必须实行扭曲要素价格的财政政策。即依靠政府强制性制度安排，人为压低劳动力价格、土地使用价格、资本使用价格。并以此为代价承接国际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实现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以年均9.7%的速度增长，没有承接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和国际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是不可能做到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揭示这么一条定律，就是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某一种生产要素投入的持续增加，所带来的收益是逐渐递减的。而资本与劳动力是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两个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如果经济发展中仅仅有资本要素的积累，那么，不可避免地就要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经济发展速度就会趋于下降。相反的，如果经济发展过程和人口红利产生过程相吻合，则可以通过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延缓资本报酬递减阶段的到来，从而创造出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近乎无限供给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获得超常规发展，还在于实行高积累的财政政策，和近乎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价格（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与扭曲的要素价格体制相联系的财政制度与政策，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制度性的分割状态，在城市中表现为市民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分割。市民与农民工的划分，是客观上存在的城乡制度性差别在城市的复制。农民工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第三元。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农民工赖以形成和存在的制度基础。由于城乡分割的制度性差别，农民工即使与市民何出等质等量的劳动，其报酬和福利差别仍然相当大。这种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界限，主要体现在由于制度性歧视而造成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的差别上。据有些专家测算，目前全国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与市民的工资福利待遇约相差5倍左右。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除了尚未完全消失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还借助于农村劳动力的近乎无限供给，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格局，把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强制性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战略的延续。我国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强制低价收购农产品，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为加快工业化提供积累。这种政策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从而也强化了工业化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这就为我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创造了条件。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产业分工表现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特点是，同一个产品从研究、开发、生产到销售、消费等往往要通过数个国家的生产与经营环节。从产业环节看，高端环节主要集聚在发达国家，而产业的低端环节则主要集中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要形式是“三来一补”。所谓“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定货、来件组装和补偿贸易。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果不从国外（境外）引进原材料、技术设备和销售渠道，是很难迅速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三来一补”正好把这三大要素送上门来。这些要素与我国廉价劳力、土地结合起来，形成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基础上。它既是以劳动力低成本为基础，又强化了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要从这种路径依赖的惯性中摆脱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况且，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只能说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当一部分资源还直接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当地方政府还担负着经济建设职能，即还没有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必然要把效率放在第一位，“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相对于农村和农业，城市和工业是经济增长极，能够高效率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扭曲状态、农村居民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也是顺理成章的。工业化与财政支出的“双重城市偏向”以及“城市化先于农村”的发展战略，使得城乡之间的差别以及农民工与市民的差别一直处于刚性的胶着状态。我们对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艰巨性、复杂性，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三、“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倒逼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依靠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拉动国民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的时期。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的某段时期，社会总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出现较高比例，再加上出生率的下降，形成总人口中“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比重提高、储蓄率提高的效果，从而引起的经济高速增长，就称为“人口红利。”简而言之，“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较大比重，相反的，抚养人口比重较低（1982年至2000年我国总抚养比例下降20%）。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种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加上期间的无政府状态，造成我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个期间出生的幼儿到80、90年代，就进入劳动年龄阶段，大量劳动力进入就业期；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严格节制生育政策导致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使得这部分劳动力需要供养的子女明显减少。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辅以低抚养率就会带来高储蓄率，并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提供最重要资本条件和劳力条件。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供大于求），辅以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压低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使企业能够在低成本的基础上获取较高利润，刺激着企业迅速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拉动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由于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和高储蓄率，使得高储率带动高投资率进而带动高增长率的经济增长过程得以维持较长时间。虽然目前我国还处在人口红利时期，但离开“刘易斯拐点”已经不远了。2007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值。即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由2006年的1491万人，猛降到2007年的894万人，并以此为转折点，呈逐渐下降趋势。据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的时间，大约出现在“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初期。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暗示着我国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转变为“结构性选择”的时代。2010年，我国新增的农民工人数仅在200万人左右，这就必然强化未来企业普工短缺的趋势。劳动力供给短缺必然带来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2010年，我国农民工工资比2000年上升一倍以上。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高，首当其冲的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其平均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对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必然产生推动作用。况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总成本中，劳动成本所占的比重很大，对劳动力价格变化的反映特别敏感。农民工工资的较快增长必然成为“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手。即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持续上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优势逐渐削弱，产业升级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当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必然会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必须加大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产业工人的培训力度，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但是，要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对社会所带来的冲击（特别是就业的冲击）也是相当大的。地方政府必然采取各种措施延缓这种转型的过程。我国当前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产业结构相脱节。这种脱节现象表现在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明显超越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学校大规模扩大招生。1999年高等学校招生人数扩大到160万人，此后每年以平均两位数的速度递增着，2008年招生规模达到599万人。从2010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受教育水平结构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供给1000多万人，全日制大学毕业生供给630多万人。高中以上文化教育程度（包括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的主体。但占绝大比重的低附加值企业对初中教育程度以下的劳动力需求仍然居高不下。这就反映了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增长速度超前于企业的需求速度，出现鲜明的反差。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以来，一方面是农民工的供给越来越短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越来越尖锐。当然，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大学专业设计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脱节，也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