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合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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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杂文合集范文

不过，历史文献记载的端午生活风俗，并不只是今天仍然流行的食粽和竞渡，而是包括了非常繁复的饮食、巫术、禳镇和崇祀活动，这些活动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展开，这就是：采用各种方式和方法止恶、驱邪、除毒和防疫，应对“恶月”环境对生命和健康的威胁，消除心理上的恐惧。

自先秦以来，古人基于对“恶月”环境威胁的认识和畏惧，创造了众多因应措施和方法，包括巫术、禁忌、民间医药和卫生保健方法。其中有一些自然是属于“迷信”，但更多则属于民间经验技术和生活习惯。以汉代的相关习俗为例，五月生子不举是一种禁忌风俗；门上悬挂饰物以止除恶气，五彩丝系臂以避兵、避鬼和防御病瘟等，属于巫术行为；而采药、合药则属于理性的应对措施。东汉崔蹇《四民月令》说：五月五日要做止痢黄连丸、霍乱丸等，明显就是针对夏季的常见病——痢疾和霍乱。这些后来都成为端午节的重要内容。

东晋南朝以后，端午风俗的具体内容和文化意蕴都因时、因地发生了很多变化，但与止恶、驱邪、除毒、逐瘟有关的内容却始终被继承下来并且不断发展。从《荆楚岁时记》对端午风俗记载的详略来看，六朝时期，端午、夏至间的民俗活动显然以卫生防疫为主。所载相关内容有如下诸条：

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踏百草。今人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按《大戴礼》曰：“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楚辞》曰：“浴兰汤兮沐芳华。”今谓之浴兰节，又谓之端午。踏百草，即今人有斗百草之戏也。宗则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灸有验。《师旷占》曰：“岁多病，则病草先生。”艾是也。今人以艾为虎形，或翦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

是日，竞渡，采杂药。按……是日竞采杂药。《夏小正》云：“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

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取鸲鹆教之语。按《孝经援神契》曰：“仲夏茧始出，妇人染练，成有作务。”日月星辰鸟兽之状，文绣金缕，贡献所尊。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名拟甚多。赤青白黑，以为四方，黄居中央，名日襞方，缀于胸前，以示妇人蚕功也。《诗》云“绕臂双条达”是也。或问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著心前。”今钗头符是也。此月鸲鹆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养之。必先剪去舌尖，以教其语。

夏至节日，食粽。按周处《风土记》谓为角黍。并以新竹为筒粽。楝叶插五彩系臂，谓为长命缕。

上述这些习俗，在唐代大体均被保留。比如张说《端午三殿侍宴应制探得鱼字》一诗，不仅提到了“助阳尝麦彘，顺节进龟鱼”和饮酒，也提到了“长命缕”，和“合丹同姬蜒，灰骨共蟾蜍”，均属防疫保健的内容。在唐代，儿媳向公婆敬奉寓意长寿的“续命物”，似乎是一种普遍流行的端午风俗。《太平广记》引《广异记》载：赵州卢参军新婚之妻于五月五日到市场上购买“续命物上于舅姑”；又载一只狐狸化为美女媚惑王璇，“每至端午及佳节，悉有赠仪相送，云新妇上其郎某娘续命”。这些故事本身虽然荒诞，但民间于此节向长辈敬赠“续命”礼物，应是一种普遍的风习。

宋代以后，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心南移，南方的风土人情更多地进入了文人墨客的视野，当地端午风俗的众多事象和细节因此进入了文献记载，其主体内容仍与避邪、驱毒、逐瘟和防疫有关。

直到清代仍旧如此。如清人顾禄《清嘉录》除记载五月“修善月斋毒月”、“贴天师符”、“挂钟馗图”等项之外，端五之日又有雄黄酒、蒲剑蓬鞭、采百草、蟾酥、雄黄荷包、袅绒铜钱、老虎头、老虎肚兜、五毒符、辟瘟丹等许多名目，所用之物与所取之象，或药草、或毒虫、或猛兽、或仙佛、或灵符，人们或饮食之，或佩带之，或以洗洒，或以悬挂，十分繁杂，不能尽举，其目的则不外乎祛毒虫、驱鬼魅、避邪祟和防瘟疫。

总之，古人在端午前后所需应对的恶物众多。有些是具体明确的，如蟾蜍、蜥蜴、蜘蛛、蛇炫(以上合称“五毒”)、蛟龙、蜈蚣、蚊蝇等；有些则较抽象和模糊，如“鬼”、“魅”、“邪”、“祟”、“邪气”、“恶气”、“毒气”、“瘟毒”等。它们或直接侵害人体，或传播疾病、引发疠疫，危害人类生命健康。面对无处不在的威胁，端午时节，人不论富贵贫贱，地不分都市乡野，纷纷祀神灵、行巫术，造食物、戴衣饰、服丹药、悬符咒，凡可驱邪、止恶、除毒、祛病之物事都尽行采用，处处弥漫着畏惧和神秘的色彩，林林总总、千奇百怪的端午节俗，都是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平安度过恶月，保持身体健康。

第2篇：杂文合集范文

关键词：京津冀一体化;吴桥杂技;保护和传承

一、吴桥杂技的文化底蕴

吴桥现有人口30万，陆地面积600平方公里。因为这里有悠久的杂技文化传承，在吴桥涌现了很多享誉世界的杂技名人名家，成为了世界著名的“杂技之乡”。吴桥作为我国杂技的发祥地，有着悠久的战绩历史和精湛的杂技艺术。吴桥杂技文化有广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吴桥人世代以杂技为生，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杂技文化，成就了杂技人才成长摇篮的美誉，也造就了吴桥杂技良好的文化生态。

民间杂技的产生与发展依赖于吴桥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历史上吴桥土地贫瘠，经济落后，为了生存的需要，人们逐渐把在田间地头闲来杂耍的“玩意儿”变成了谋生手段，并最终发展成为当地特有的一种文化――吴桥杂技。

吴桥人对杂技有着特殊的爱好，吴桥县乃至周边地区都是杂技艺人创造杂技文化的社会场所，有杂技文化得以传播的社会环境，这种特有的社会环境铸就了吴桥杂技坚实的文化生态基础，推动着吴桥杂技文化向海内外的广泛传播，并逐步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截止目前，吴桥30万人口中约有10%的人从事杂技旅游或与其相关产业，其中包括一处国家首批4a级旅游主题公园，40个杂技团体，44所杂技学校，50多个杂技专业村。另外以吴桥命名的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已经成功举办了9届。

二、吴桥杂技文化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杂技已不是吴桥人唯一的饭碗。文化生态保护成为一个普遍性难题。在多元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家庭不愿再送孩子去学杂技，吴桥杂技之乡原有文化生态环境面临冲击。有关专家呼吁，加强吴桥杂技文化生态保护已刻不容缓。加强吴桥杂技文化和生态保护是当今面临的一项严重的问题。

吴桥杂技人才的培养主要靠杂技学校招生授和家族化的传承模式。杂技学徒的生源主要来自吴桥和周边地区的农村和少量外省市的杂技爱好者。近年来，随着农村多元经济的发展，不少农民选择进入乡镇企业和外出务工。杂技行业收入水平不高，而且演出时有很多高难动作，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现在大多家庭孩子少了，家长舍不得让孩子受苦学杂技。学杂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回报却没有明显增加。杂技已不再是吴桥人赖以谋生的唯一手段。大多数杂技艺人都必须面对未来再就业的问题。然而，因为这些人是从小学习杂技，受教育程度不高，就业面非常窄，它也成为许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学习杂技的原因之一。

吴桥从事杂技表演的艺人不断老龄化，身体等原因面临转行，很多老杂技艺人的绝活儿面临断代失传、后继无人的危险。当杂技艺术成为人们直接或间接谋生的手段时，其文化生态就能在自然状态下得到健康发展;反之其文化生态会逐步变得脆弱，急需得到保护和传承。

三、京津冀一体化在吴桥杂技文化传承和保护中的促进作用

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给吴桥杂技文化传承和保护带来了新的希冀。京津冀三地地缘相近，文化旅游资源各具特色，地域特点明显，在区域旅游合作方面有着先天优势。三地仅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接近百项。另外，京津冀地区经济发达，市场极具活力，开展区域文化旅游合作拥有很好的市场基础。为了促进三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京津冀区域文化旅游一体化的开发成为趋势。如果能够把吴桥杂技文化项目有效地融入京津冀区域旅游的线路产品中，必将提升该地区旅游产品的品位和层次，同时，也能满足游客参与、体验民间文化生活的需要。

2014年国务院发文提出要“创新文化旅游产品”。即鼓励专业艺术院团与重点旅游目的地合作，打造特色鲜明、艺术水准高的专场剧目，发挥品牌效应，组织开展群众参与性强的文化旅游活动。这一意见，为吴桥杂技文化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吴桥杂技应凭借这一优势，与京津冀的旅游产品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第3篇：杂文合集范文

人类的文学艺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随着社会的推进、发展，其分门别类日益精细——从最初的歌曲、舞蹈、神话、故事等逐步演绎出诗、散文、小说、戏曲。直到上个世纪初，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融合，又有了电影、电视剧等。

有一种文学艺术虽然在中国问世两千余年，由于后人未给予“名分”，以至到二十世纪初，才从文学艺术谱系中分野出来，这就是古老而年轻的杂文。

人类和自然界大体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萌芽、生长与消弭。两千多年来，杂文本应与小说、诗、散文、戏剧、音乐、电影等姊妹艺术一道，繁花似锦、根深叶茂。然而，它没有像先贤们渴望的那样，而是纤弱，时生时灭，时有时无，同其他汗牛充栋的文学艺术作品相去甚远。

二

时序到1915年，中华文学艺术宝库迎来新曙光，一个精灵出现了——杂文在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被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接受了！

杂文这个新成员一俟来到华夏，其特性便与众不同——首先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它主张顺应历史潮流。它不重复生活，不还原历史，不演绎过去，而最突出展示将来，预期社会走势，判断人间是非。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便告之，它向往和平、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人道、富裕及真善美；杂文憎恶专制、昏聩、愚昧、野蛮、特权、贪婪、奴性、虚伪及假恶丑。杂文与其他文学艺术既相通又有自己的特性。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就融于文学大家族，与各种文学艺术形成天然的血肉联系。它不像小说刻画人物，而是粗线条勾勒人与事；它不像诗、散文等那样纤细、抒情，而是明白如话，开诚布公。但杂文能够调动各种姊妹艺术如寓言、故事、说唱、戏曲、元杂剧等“为我所用”。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它就友好地“拿来”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多种文化元素。它不是政治学，但只有不迷失政治选择，才能解析身边社会的变数；杂文不是社会学，但只有掌握瞬息万变的时代脉搏，才能适应人间丛林法则；杂文不是历史学，但人总应拨开历史雾障，略知历史长河的走向；杂文不是生理学不是心理学，但它能解剖人性、解读人生、理顺人际关系；杂文不是方法论，但它无处不闪烁思想方法光芒；杂文不是文艺学，但它评价文艺现象既深刻又形象；杂文不是美学，但每篇优秀杂文无不抨击假恶丑，无不向往美、赞扬美……

理解杂文、认识杂文，才能与杂文为友，才懂得杂文的大爱。杂文真的是半部百科全书。

三

杂文打捞历史风尘，知耻近于勇。杂文对于文化批判，社会批判，历史批判，人性批判，世世代代惹来不知多少是非。

嫉妒杂文、讨厌杂文者，甚至欲将杂文从百花园中斩草除根，所以，杂文往往难以长成大树，多少代都不能像其他文学艺术那般枝繁叶茂。有人说杂文偏激，有人说杂文片面，有人说杂文招惹是非，更有人对杂文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解。以至于把杂文称之为乌鸦，恨不得把一切不祥之物都推到杂文身上。

杂文，曾为作者“惹”下多少祸根，有人曾因杂文葬送自己的大好前途，多少代杂文人曾为自己带来难以洗清的污秽。

然而，实践证明，杂文只能为民众造福，世世代代多少志士仁人，曾为杂文洗刷了一切不实之词，它为人们启蒙越来越受人们欢迎。

四

本书作者共计八百位左右，分当代、现代、历代。

我们试图把1915年《新青年》“随想录”诞生前的杂文划为历代，1915年到1949年划为现代，从1949年到当今划为当代。

1915年“随想录”之前称之为杂文，主要是根据作品性质、特点，而不是按刘勰在《文心雕龙》所谈的“杂文”。

当代作家选五十位，每人一部杂文集，五十篇左右。另有合集十部，每部四十几位作家，共三百多位作家，四百多篇作品；现代作家二十位，每位五十篇杂文，七万多字；另有四十多位杂文作家，十部合集；最后选七十多位历代杂文作家，均为合集，每篇作品都有注解、题解、古文今译。

当代五十位杂文作家大体是根据五点遴选的。

一、杂文创作时间超过二十年；二、曾创作有影响的杂文作品在三十篇以上；三、曾创作经典性杂文作品；四、作品强调思想倾向的同时，艺术性也不为之忽视；五、曾在国内组织带领作家创作杂文卓有成就者。

二十多年来，我曾在助手们协助下选编各种版本杂文集五十余部，选编如此大型杂文丛书，对我是一种尝试，深知其难度。这部《中国杂文》（百部）整整花费我四年时间。杂文作品浩如烟海，读数百册杂文集、数百万篇杂文作品，难免挂一漏万，特别是这部大型丛书在国内尚无参照系，错讹在所难免，恭请诸位指正。

第4篇：杂文合集范文

金门，台湾的海中离岛，距大陆最近距离2310米，仅是一个成年男子十分钟就能跑完的距离，却仿佛是另一个世界。战争让它在时光里消失，也让它远离现代工业的浮躁。这个岛，这一生，你至少应该亲近一次。在这里，时光是静止的，你还可以触摸到曾经的历史沧桑，看到仍留存于此的传统民俗，欣赏到最自然最原始的小岛生态，体验到别于都市生活的慢节奏……

张慧玲、章君祖，2005年，举家迁居金门。住在传统的闽南古厝里，享受岛上的日升月落，感受四季的变幻，是他们现在的生活缩影。他们说，金门是座悠闲的岛屿，随时能亲近海洋与大自然，让人感觉生命丰盈。他们还说，为文介绍他们喜爱并且熟悉的金门，隐含着莫名的压力。担心自己说的不够好，不能让人尽揽她的美；因为自己深爱这里，担忧他人感受不到而有落差。带着如此欣喜又忐忑的复杂心情，他们如实描绘出这样一个金门——真实、完整、美丽。

TOP 10月度索书榜

1、《台味：从番薯糜到蟳米糕》 陈静宜（著） 三联书店

2、《低于海平面》 雅昵（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3、《我的乡土 我的国》 谢宏军（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4、《Milly的京都私路》 Milly（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5、《马尔代夫之月》 秦里（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6、《时光捕手：庄崧冽与雕刻时光》 庄崧冽（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7、《探索火山之谜》 郭友钊（著） 明天出版社

8、《舌尖上的中国》马明博、肖瑶（选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9、《海洋旅游》 方百寿（主编）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10、《搭地铁玩遍东京》 孙伟家（编著/摄影） 旅游教育出版社

《亦闹集》

作者：俞宸亭、蔡云超等（著）

出版机构：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

推荐指数

定价：111元

《亦闹集》是俞宸亭和蔡云超先生的第一本家庭文学作品合集，该书收录了该家庭的散文游记、杂文时评、书画楹联、诗文记赋和小品习作等，分为四大章，各以四位家庭成员名字为名。

蔡云超和俞宸亭一直信守“一本书影响一个人”的理念，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成为学习型家庭。《亦闹集》呈现出的，是蔡云超俞宸亭一家“小而幸”的生活所成，表现出他们一家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精神风貌。

《江南的柔婉与曼妙》

作者：张适哲等（著）

出版机构：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

推荐指数

定价：58.0元

本书介绍了从北京出发自驾到江南地区的沿途风采和景点，主要内容有：

“自驾指南针”，包括线路指南，道路状况，沿途的服务区，用餐、加油、停车的贴心提示等实用信息。手工精细绘制的自驾游区域路线示意图，为漫长旅途提供贴心向导。景点连连看，展示了沿途最精彩的看点、最好玩的去处。“心得小贴士”，记录了作者游历的亲身感受、精彩点评和温馨提醒。

江南的名楼、古镇、村落，好似一颗颗珍珠，散落在清山秀水之间，书中的“自驾串串游”版块，从经济、便捷的角度出发，设计出许多顺畅串联了特色景点的路线。

全书清新的风格、明快的色调，也提供了较好的阅读体验。

《流浪北海道》

作者：孤行于海（著）

出版机构：中国铁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

推荐指数

定价：25.0元

本书介绍了北海道旅行中的见闻、当地的风土民情、祭奠活动、突发事件及全程的旅行感受；它同时也是一本路书，介绍了北海道旅游的基本情况，包括准备、出发、游览、返程各个阶段的注意事项及交通、餐饮、娱乐等信息，并依据作者自身实际出行情况，给出一些实用的提醒。

第5篇：杂文合集范文

摘 要：中国现代新诗进入三十年代，已经走过了一条探索收获的道路。在诗歌史发展背后，涌现的是作家作品的繁盛，其中对诗人冯至，鲁迅有较高的一句评价：“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这样的评价除了冯至本人的诗歌才华之外，还与鲁迅的诗学标准、整个诗坛状况和一些党派论争紧密相关。这些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深刻原因。

关键词 ：鲁迅 新诗 冯至 诗歌风格

1918年1月，在《新青年》第4卷1号上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三人的9首白话新诗，这标志着中国现代诗歌的诞生。也由此牵引出一代中国现代新诗作家，虽风格不同、诗体各异，但每个人都在为这一革命性诗歌发展贡献自己的作品、理论和评价：有的人在诗歌发展过程中作用巨大，如钱玄同对既是倡导者又是最早实践者的敬佩有加，在《谈新诗》里又高度评价康白情“为诗国开许多新疆土”，朱自清评郭沫若用了“异军突起”形容其开拓之风。有的诗人在创作上尽领，如“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1]的湖畔诗人，被评为中国新诗史上“第一首散文诗，而具备新诗美德”[2]的《月夜》、“新诗中一首最完全的诗”[3]的《三弦》，均出自作者沈尹默之手，写出被评为“新诗的一首杰作”[4]《小河》的周作人，写出“雄浑大诗”的郭沫若……这些人，不论是对促进中国现代新诗发展还是在丰富中国白话新诗创作上，无疑是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的诗歌前辈。

但，越过以上种种，鲁迅在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的序言中论及浅草沉钟社创作时，却提到了后来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这一评价成为当时对冯至诗歌的最高评价，此时的冯至已经创作了诗集《昨日之歌》（1927年）、诗集/译诗合集《北游及其他》（1929年）两本诗集，虽然鲁迅也赞扬过其他诗人的诗歌创作，如他认为刘半农诗歌“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也看到了汪静之诗作情感的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但为什么鲁迅没有将此殊荣评给当时的诗坛前辈名家却给了年轻且诗歌创作并不是很丰产的诗人冯至？这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原因的问题。

一、主观原因：鲁迅的诗学标准

鲁迅诗歌一百多首，发表的白话新诗只有六首，远远少于其旧体诗、散文诗的创作，所以对于鲁迅诗歌的研究也着重在鲁迅的旧体诗创作成就上。虽然鲁迅只写了寥寥几首新体诗，但鲁迅对新体诗的主张是深刻而具有代表性的。鲁迅对冯至如此高的评价，正是一个可以深入窥探出鲁迅诗歌观念的窗口。

鲁迅先生虽然仅在《新青年》上发表过《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和《他》六首早期白话新诗，但是通过鲁迅的文章与书信我们可以清晰地总结出鲁迅的诗歌观念与欣赏趣味，理出一条鲁迅诗歌观点脉络：“从我似的外行人看起来，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发讫即罢；但也愿意有共鸣的心弦，则不论多少，有了也即罢”[5]——这是鲁迅诗歌观念的总领。“抒发自己的热情”即他认为诗歌最重要的要有抒情性，有情才能使诗歌不陷入空洞。但这种抒情性并不是感情的无止尽的喷发，更不是白话直接呼号出的诗情，而是有所节制的情，诗人也要注重用语、创作的方法。1925年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就表达了他的情感有所节制的观念：“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铓太露，能将‘诗美’杀掉。”[6]这种“锋芒太露”意思就是情感太浓，不加节制不懂含蓄，是一种热情的单纯宣泄。所以在同封信里，鲁迅主张“而造语还须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 ”，即诗歌要委婉含蓄。但是不是深奥艰涩才能做到鲁迅笔下所提的含蓄的效果呢，鲁迅又针对怎样把握既抒情又含蓄发表了自己更明确的看法，在给山本初村的信中又有这样的话：“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7]“易懂、易唱”、“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8]是要求诗歌要有和谐的韵律和节奏，但又不能太严被束缚。通过这样紧密相连的考查，我们发现不仅鲁迅对新诗创作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并且这种见解严谨细致，平衡中肯。

形成这种诗歌观念与欣赏趣味的根本原因是鲁迅的个人选择，这种选择倾向受到了古代文化和浙东地域文化的双重浸染。因受中国传统诗学文化的影响，鲁迅更青睐于沉潜、含蓄、幽婉的诗歌作品。浙东自然山水的滋养，正如周作人姑且称作的“飘逸”与“深刻”结合的艺术特性，润泽了鲁迅的深刻与飘逸。其小说、杂文具有前一气质，他的散文、散文诗集和诗学观念便是后一气质的浪漫、抒情化。

而这种真挚的抒情、表达的含蓄、韵律的自然和谐等诗歌标准恰恰都能体现在冯至的诗歌作品中，也是这种印证，让鲁迅给予冯至以高度的评价。翻开冯至的《北游》，全篇都是作者满溢的情感，迷茫夹带希望的抒发，“风雨后他总给我们燃起一盏明灯，无奈呀我的力量是那样衰弱，风雨里我造不出一点光明。”[9]还有“黄昏以后，我在这深深的、深深的巷子里，寻找我的遗失。……向没有尽头的暗森森的巷中走去！”[10]走向黑暗，感受绝望是这首诗中冯至的身影，冯至也将生命孤独的体验与抵抗虚无注入诗中。这样的绝望也一定打动了鲁迅的心，“去的前梦黑如墨，在后的梦墨一般黑……”（《梦》），鲁迅的梦也破灭在了黑暗里。鲁迅面对绝望又反抗着绝望，两人同在黑暗里寻找光明。在这含蓄的爱情诗中还有对爱情悸动又幽怨的表达，我们能体味到初尝兴奋、羞涩又感恩的味道。《默》：“情丝荡荡地沾惹着湖面，脉络轻轻地叩我们心房——在这万里无声的里边，我悄悄地 叫你一声！”[11]在冯至“叫你一声”的时候是不是也唤起了鲁迅对爱情的体验，但鲁迅却又多了几许味道，鲁迅在《题芥子园画谱赠许广平》一诗中，深深慨叹：“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这一句“此中甘苦两心知”诉说尽了鲁迅与许广平两人这一生中短暂相逢又永别的十年岁月的酸甜苦辣，还有那之前曲曲折折的难以抉择的两难情感。冯至诗歌起初并没有很在意韵律自然的音乐美，即鲁迅明确提出欣赏的那种“易唱、动听”。但在后来的诗歌创作中逐渐将这一创作艺术融入自己的诗歌当中，1929年作的《暮春的花园》就要比先前的《小艇》等更具有音乐美，也更动听。“在那儿有一条曲径，石子铺得是那样平坦。我愿拾拣些彩色的石子，在你轻倩的身边。”此诗更注重了韵律与押韵，增添了美感。

二、客观原因：新诗诗坛环境

除了之上我们阐释的主观原因外，鲁迅给予冯至如此高的评价是与当时的诗歌整体环境分不开的。因为内在的个人修养及趣味决定着鲁迅的诗歌偏向，但外在的诗歌环境及现实，却很大程度决定了鲁迅的具体选择。鲁迅对当时中国新诗创作的评价宏观来看不是很高的，这种观点是有据可寻的。早在1919年他在《致傅斯年》信中就批评当时的诗坛“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抒情诗的存在情况就不容乐观。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再结合自己对诗“抒情”的要求，便促使其对抒情诗人有所青睐、更为关注。之后，鲁迅对当时诗歌创作的评价更加直接地指出说：“但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12]“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楣运。”[13]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点，虽然诗坛的情况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叙事的多，抒情的少，但是还是有很多比冯至更要“出名”，同时也做抒情诗的白话新诗作家，如郭沫若、冰心、闻一多、徐志摩等等，为什么鲁迅没有选择其他而偏偏给予了冯至如此殊荣呢？想必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就每个当时诗坛佼佼者的个人创作来说，虽都各有成就和文坛地位却也有着诗歌创作上的不足，两相结合起来看，确实很难满足鲁迅的诗歌品味。从先后提倡说理诗和诗的经验主义的，到后来的沈尹默、康白情、俞平伯等都作有新诗，但都是尝试中的新诗，虽然在诗歌转型上起到很大作用，但以作品本身而论确实还不成熟。以《女神》开一代诗风的郭沫若，虽主张“诗的本职专在于抒情”[14]，但他强烈的泛神论和反抗精神使他的诗歌处处喧嚣着过于自觉的呼声，这与鲁迅欣赏的含蓄蕴藉、幽婉的诗歌风格背道而驰，正如学者评价《女神》：“它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艺术表现的多种可能，而不在于它在艺术上达到怎样的水准——《女神》在艺术上远非成熟之作”，想必鲁迅也看到这一点了，自动“排除”了这一过于抒情的诗作风格。与此同时的小诗体也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兴趣，虽然周作人、朱自清都高度赞赏过冰心的小诗，但这种诗体短小，确实不能尽显诗所能包含的余味和深意，所以鲁迅对小诗体并不赞赏。至于提出“新格律诗化”并主张“三美”的闻一多，虽然有理论领导将新诗导向规范化的道路并且也主张诗表现诗人的真情，但是却形成了很多评论者都注意到了的诸如“方块诗”、“豆腐干块”的诗歌问题，这也难于符合鲁迅的欣赏趣味。后来受法国象征诗人影响的“诗怪”李金发的诗歌，如《弃妇》《夜之歌》等由于“多远取喻”造成诗歌晦涩难懂、生硬陌生的感觉，而鲁迅恰恰明确点出过诗歌不仅含蓄还要易懂，这就看出二者迥异的诗歌风格了。根据以上种种，不难看出鲁迅为什么会对诗坛发出如此的整体评价也就更进一步了解了冯至受到其青睐的原因。

第二，鲁迅与新月社、创造社的论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鲁迅对一些人诗歌创作的评价。当时徐志摩在诗坛很有名气，1923年胡文《徐志摩君的<曼殊斐儿>》就已经对徐志摩诗歌的抒情性与节奏性给予了高度评价，1926年朱湘发表《评徐君<志摩的诗>》，又对徐志摩的爱情诗与平民题材的诗进行了高度评价，陈梦家、杨振声等人也都非常赞赏徐志摩的诗歌创作风格。徐志摩的诗歌在当时的影响是远远大于冯至的，但鲁迅却没有将这么高的评价给同样强调诗必须是真感情表现的徐志摩，这多多少少与鲁迅和他的笔战有关。这场笔战还要从新月社的理论家梁实秋说起，他打出“人性”的旗帜，以“永恒的人性的文学”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学”，在他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中明确提出观点：“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我的意思是：文学就没有阶级的区别，‘资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实际革命家造出来的口号标语，文学并没有这种的区别。”这引起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的直接反驳，而这样的论战也会直接影响鲁迅对其整个社团的创作原则立场和社员创作上的评价和欣赏。而实际上鲁迅与徐志摩早在1924年就在对诗歌的音节问题上有过直接的论辩，这种辩论表明了鲁迅批评的实质：“是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坚持新诗创作的正确方向，反对艺术至上的不良倾向。”[15]这已很明显表示出鲁迅对徐志摩的创作方法及风格的不认同。之后徐志摩发表关于陈西滢的言论《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闲话”引出来的闲话》，鲁迅认为这是与陈西滢“一条战线”，也对此展开过批驳等等。这些论辩和批驳必定带着个人的主观情结，但是却能清楚地表明鲁迅与徐志摩两人不论在政治立场上、在文学趣味上还是在为人品格上都是大相径庭的，这也就使我们明白为什么鲁迅不欣赏徐志摩的为人。这一系列的党派论争不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鲁迅对徐志摩的个人评价，对徐志摩的诗歌评价也受到了影响。

三、局限与意义

“金刚怒目”“横眉冷对”的形象，是我们提到鲁迅首先显现在头脑中的印象，但鲁迅作为一个长者，一贯提携晚辈的无私情怀也是不能忽视的。例如我们最熟悉的萧红，除此之外得到鲁迅提携与关怀的文艺青年还有“高丘耀女”的丁玲、“橡皮垫子”陈学昭、吃过先生“奶”的草明等人。在这长长的受鲁迅关怀的晚辈名单里，我们看到了鲁迅的“格局”——“格”，是鲁迅的品格，是柔情与硬汉的两面；“局”，是他的胸怀，是提携晚辈，宽严结合的关爱。为什么要提到这些，因为除了冯至自然流露于诗的真情打动了鲁迅外，鲁迅对冯至的评价也渗透了这一提携晚辈的原因。冯至作为鲁迅的学生，几次将自己的诗集和登载自己诗作的报刊送去给鲁迅，也曾多次到鲁迅家拜访，这样一个努力认真的并且有着独特诗歌才华的学生怎能不让鲁迅记在心里并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我想在“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的这一直接显露的评价外，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浅草社的评论：“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也可以用来评价冯至的诗歌创作，因为首先冯至就是在这样一个社团里创作，其次他的诗歌也真的是“向外摄取异域的营养”：他不仅受德国浪漫派的影响，自认以诗人海涅为榜样，还将哲学上的存在主义融入诗歌创作；“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冯至的抒情诗无一不是抒发自己的经历感受，展现自己在现实磨砺下的灵魂，这在《北游及其他》里是很容易感受到的。

我们论述了很多这一评价的背后原因，但是，这样的一个评价对于冯至整体的诗歌创作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抒情”二字的限定，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忽视了冯至的其他题材的诗歌，冯至的叙事诗与之后的哲理诗也是很有文学水平的。朱自清就非常欣赏冯至的叙事诗，并在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收录了冯至的《吹箫人的故事》《帷幔——一个民间的故事》《蚕马》三首叙事诗，并夸赞其叙事诗“堪称独步”，除此，王瑶先生也给出了相似的评价：“长篇叙事诗尤称独步”。这都充分说明冯至的叙事诗与他的抒情诗是不分伯仲的，也是我们应该注意并研究的。虽然鲁迅在给予冯至这个“最杰出的抒情诗人”桂冠时，冯至的诗歌数量还有限，诗歌题材范围还比较狭窄，只走过了他诗歌创作三大阶段的第一程，但至少我们再做冯至研究时，要明确这一点而不至于偏狭，忽视了冯至后期的诗歌创作。

鲁迅对冯至的这一评价尽管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这一评价反映出的各方面原因和对冯至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在冯至获此评价之后，不仅他在诗坛的名声大震，也对之后人们评价二三十年代整个诗坛的创作情况和对冯至本人的诗歌创作的评价都有深刻的影响。朱自清对他后来的哲理诗也有很高的赞誉：“更引起我注意的还是他诗里耐人沉思的理，与情景融成一片的理。”[16]；王瑶对他的叙事诗给予赞誉：“富有热情和忧郁，而长篇叙事诗尤称独步”[17]；季羡林评其散文：“他的散文就是抒情诗，是同他的抒情诗一脉相通的。在散文这座坛上，冯先生卓然成家，同他比肩的散文家没有几个。”这些较高的对冯至其他文学体裁创作的评价，一方面主要出于冯至本人之后显现出的创作才能，另一方面也是受到鲁迅曾经给予冯至的那句较高的评价：“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所具有的历史性影响。

（本文是宁波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项目[SRIP]重点项目结题论文 ，论文指导教师：南志刚。）

注释：

[1]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2][4]：《谈新诗》，《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康白情：《一九一九年诗坛略记》，北社编：《新诗年选》，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1922年版。

[5][12]鲁迅：《诗歌之敌》，《鲁迅全集（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6]鲁迅：《两地书三二》，《鲁迅全集（卷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7]鲁迅：《致蔡斐君》，《鲁迅全集（卷十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3页。

[8][13]鲁迅：《致窦隐夫》，《鲁迅全集（卷十三）》，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249页。

[9]冯至：《北游》，《冯至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10]冯至：《瞽者的暗示》，《冯至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11]冯至：《默》，《冯至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14]郭沫若：《论诗三札》，《文艺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5页。

[15]刘炎生：《鲁迅与徐志摩论辩述评》，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8月20日。

[16]朱自清：《杂诗新话》，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17]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95页。

参考文献：

[1]冯至.昨日之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解志熙主编，冯至著.冯至作品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朱光灿.中国现代诗歌史[M].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4]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