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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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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

第1篇: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范文

变与不变

2013年中国经济与2012年相比会有些什么变化?“最大的变化是,2013年经济不是下行,而是上行,经济处于复苏阶段。瑞银预测2013年中国GDP增长8%,而去年增长可能在7.5%到7.7%之间。”汪涛在瑞银大中华研讨会上对媒体表示。

汪涛认为,带动2013年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有3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二是房地产复苏,三是去库存的结束。尤其对于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来说,企业的盈利也是处于复苏的态势。去年企业盈利下滑非常明显,这个盈利下滑又跟需求不旺、盈利空间受到挤压有关系。在库存调整结束之后,需求趋于一个稳定上升的阶段,而原材料价格虽然也有反弹,但是处于比较低的阶段,这个时候盈利反弹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已经看到工业企业利润过去两个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增长,接下来企业盈利增长还会出现非常好的态势,这跟去年不一样。

还有一个不同的是,2012年全年,经济都处于一个通胀逐步降低的态势,因为农产品、猪肉等价格的回落。但2013年应该正好相反,因为一些基数的原因消失了,农产品价格回涨,还有政府调控,所以今年物价会回升。瑞银预计今年通胀在3.5%左右,这可能比市场预期高一点。

当然,也有没变的。汪涛说,中期的中国经济挑战没有变,比如经济结构失衡、有些行业和企业效益比较低、城乡地区贫富差距比较大、机会不公、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等等,还有金融市场改革等老问题都没有改变。

政策基调确定

对于今年经济政策的预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定调,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汪涛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中国并不等于财政赤字的扩大。在中国只要有财政赤字就叫积极财政政策,其实今年的财政政策是中性的,财政赤字不会扩大,大概占GDP的比重在1.5%左右。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并不是说货币政策要收紧或者不变。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含糊的概念,货币政策可以很松,也可以比较紧。但是经济工作会议定调要适度扩大社会融资规模。去年社会融资规模是15.76万亿元,今年要适度扩大,那就至少要16万亿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政策是松还是紧呢?“我个人认为在目前企业盈利复苏以及经济复苏的情况下,这样的定调是偏松的”。

政策已经放松

从另一角度看,政策已经放松了。首先看基建投资,从去年三四月份开始基建投资出现一个反转,一路往上走,这就是政府刺激政策最明显的结果。

其次是房地产复苏。房地产销售从去年四五月份以来开始复苏。房地产建设,包括新开工等本来一直都是下降的,直到过去2个月才出现回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对房地产开发商来说,销售开始回暖并不很积极地马上增加开工,一定是先去库存,然后一般有半年时间的滞后,半年过去以后现在新开工确实已经开始增加了”。瑞银预测今年房地产政策不会改变,就是继续限购,同时不会推出全国性的房产税,因为房产税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税种,短期内不会全面推出。政府既不想有房地产泡沫,也不想房地产拖累经济,在两难之中就选择不变的政策态势。今年的房地产有一个温和的复苏,对大宗商品、原材料有一个拉动作用。不过,汪涛认为,如果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政府可能会担心,可能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又出来一些新的调控政策,这是一个风险,但目前看不出政府有这样的担心。

利率汇率变化不大

另外,由于通胀可能回升,汪涛认为央行没有降息的空间。“如果说利率的变化,到了下半年可能有加息的风险,而不是进一步降息”。因为负利率的情况很快又会出现,这对于政府想要控制房地产价格,防止资产泡沫,防止出现债务等金融风险的目标是不吻合的。但政府在加息方面总是比降息要慢,因为政府总是很担心经济增长,始终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

对于人民币汇率在2013年的变化,汪涛认为,人民币汇率在2013年对美元平均值来说基本不变,就是6.25左右,但同时会提高波动性,浮动程度目前1%的浮动区间会充分利用。第二就是有可能扩大浮动区间。2012年从0.5%调到1%,2013年从1%调到2%都是有可能的。但可以确认不会有大的方向性变化,第一就是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接近3%,已经趋于正常水平,人民币没有被低估。政府在需求比较弱的情况下并不想让人民币过快升值影响出口,但是浮动区间会扩大。

风险有哪些

第2篇: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范文

近3年来,世界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全球经济及整个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在不断增加。为此,《新财经》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谢国忠、银行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

美债问题和经济问题是两条线

《新财经》:对于这次美国国债评级被下调,您怎么看?

谢国忠:现在的情况其实还不是美债危机,是欧债危机,美债还没有危机。美国的内需还是很低的,最近的降息并没有引起美债收益率上升,反而使美债收益率下滑。按道理,有价格波动才会有危机,价格不动说明没有危机。

目前我们面临的主要是金融风险,是欧洲债务所引起的银行问题。股市的明显下跌,说明大家对未来确实有担忧,担忧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左小蕾:美债危机发生后,大家担心的是美国继续印钞票,造成美元大幅贬值。美国人应该从这次事件中好好反思一下,不能总依靠虚拟经济发展,美国要把实体经济发展起来。只有经济基础牢固了,国债的信用才能得到支持。如果美国还以这种方式走下去的话,那跟“旁氏骗局”有什么区别。

袁钢明:美债危机加重了经济衰退的恐慌,奥巴马采取的增加消费和福利政策,造成了失业率上升,制造业指数下降,美国GDP增长速度也在下降。从这些现象来看,美国的政策是失败的。美债危机对于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打击比2008年金融危机还要严重。而美国问题的严重性,不是它的债务危机,而是经济衰退的危机。

《新财经》:美债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分析国际金融形势,研究应对措施。您认为,美债危机对中国经济会造成哪些不利影响?

谢国忠:美债问题和经济问题其实是两条线,现在很多国家经济都在下滑,德国和法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都没有增长,美国上半年经济增长不到1%,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状况都是缓慢的,想在今年下半年有很大的转变也不太可能。

对于中国来讲,现在谈美债问题主要是为经济下滑打下伏笔。其实,美债问题与中国经济的关系不是很大,美债是中国自己要买的,不是别人逼着买的,现在情况不好了,也不能全怪别人,这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情。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评级机构下调美国国债评级,是对美国政府乱花钱的反映,对于美国今后的财政环境造成压力,限制了美国再次采取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政策。这样,美国国债保值的可能性就会上升,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袁钢明:中国总喜欢把自己的错误赖到别人身上。每当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国外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使中国的问题扩大化,明显化。

从去年开始的通货膨胀,其实与货币投放过多有关,而且大部分都投在了高铁等大项目上。抑制通胀,只能紧缩货币,但紧缩的都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造成了中小企业目前的发展困境。这是中国经济自己的问题,跟美债没有关系。

左小蕾:美债危机首先大家是有预期的,其次银行没有停摆,金融市场还在运作。所以,经济不可能一下子就停下来,或者出现大幅度衰退的情况。但是,对经济一定是有影响的,因为恐慌情绪是基于大家对未来经济没有信心。

中国应该把目前的形势分析清楚,应对要非常谨慎,不要像2008年金融危机时,搞什么大规模的拯救计划。中国没有必要再去大规模地刺激经济。

调控政策应该适度放松

《新财经》:美国经济复苏疲软,如果出现经济的“二次探底”,对中国出口会有多大影响?

谢国忠:近几个月来,中国出口形势都不太好,中国港口的集装箱出口量有所下降,这个情况与国外的经济数据也是吻合的。未来的出口情况会怎样,现在还说不清楚。

袁钢明:中国出口出现下滑,这与国内的出口环境有关系,第一是货币紧缩造成的,企业的资金周转困难。第二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工人工资成本上涨,人民币汇率升值。第三是房地产价格上涨,工厂的厂房投资成本上升。出口下滑,就会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下滑,这个情况已经不可避免了。再遇到外部冲击,这次的打击不亚于2008年金融危机。

《新财经》:从年初开始,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在致力于控制通胀。现在的国内、国际形势都在发生变化,中国的调控政策该有怎样的调整?

袁钢明:现在的形势下,完全可以用适度的放松和不松不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到目前为止,货币政策大多采取的是货币数量的调整方式,对利率调整政策不够。现在的低息和负利率政策,完全是鼓励投资,特别是鼓励房地产投机。一方面紧缩贷款,另一方面又低息鼓励投资,这样的货币政策本身就是矛盾的。

提高利率应该是扭转过度囤积大项目的好办法,但现在已经出现了金融动荡、股市下跌,资本市场上资金链也更加紧张。这个时候再提高利率也不是好办法。我建议采取储蓄补贴利率的办法,对居民储蓄给一定的利率补贴,补贴到至少没有负利率的程度。这种方法在2003年的时候实行过,可以减少老百姓的恐慌心理。

不要再被国际舆论误导

《新财经》: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依靠出口的发展方式应该改变,通过2008年金融危机和美债危机,中国政府应该在哪些战略上进行调整?

左小蕾:美债危机对中国出口造成的冲击应该没有2008年严重,因为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已经在逐渐减少外贸顺差。中国应该坚持自己的发展战略,拉动内需,经济转型,减少对外依存度。通过经济转型,用我们自己的内需来吸纳更多原来出口的东西。这是正确的方向,是比较可靠、可持续的经济政策,可以支撑中国经济稳定长期发展。

谢国忠:中国的结构调整已经谈了十年,到现在还没有调整。也许只有到了原来的路都堵死了、撞墙了,才会死心,才能调整。中国现在主要是政府在花钱,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国企,民间花的钱很少。所以,调整结构就是调整政府花钱,这是中国调整结构最初的起点,没有这个起点,其他事情都不用讨论。

《新财经》: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出台了4万亿救市政策,阻止了中国经济下滑,也协助稳定了全球经济。美债危机爆发后,很多外媒都在热议,中国会不会再次拯救世界?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第3篇: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范文

但是为什么在货币政策一再从紧的情况下(去年以来已十次上调存准率),物价涨势劲头始终不衰?现在的物价对策问题在哪里?

(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看到CPI上涨,要不只是把CPI上涨的最近的一个源头(即银行信贷)给压住(即上调存准率),要不就直接压住CPI(即干预个别价格冻涨)。这是扬汤止沸,或者叫“锯箭法”。

(二)还有一个问题,货币扩张在先,是因;物价上涨在后,是果。但从因到果,往往有一到两年的时滞。所以针对当前的CPI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谁有充分把握高度准确地拿捏好那个松紧的“度”?如果拿捏不准,岂不又对一两年后的物价造成不是可能过紧就是可能过松的影响了吗?

所以,要对付物价这个怪兽,还得真正地把通货膨胀这头怪兽的病理与生理全面地、彻彻底底搞清楚才行。有的时候,头疼医脚可能比头疼医头正确,因为脚上有着影响全身病理与生理的经络。换言之,我们得学一门能够彻底了解物价变化病理与生理的“通货膨胀经济学”。

通货膨胀或物价膨胀,就是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有两种类型,一是成本推动型,例如国际油价上涨导致进口成本上涨,推动相关商品价格上涨。但严格的经济理论指出,成本推动造成的物价上涨如果没有需求面的购买力拉动,只能是一次为限的。因此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物价膨胀只有第二个类型,就是需求拉动型。

什么原因会产生需求拉动呢?只有一个,就是货币。所以经济学家说,所有的物价膨胀都是货币现象就是这个意思。说,要消除通胀的货币因素也是这个意思。货币就是“薪”,消除通胀的货币因素就是“釜底抽薪”。

那么,会导致物价上涨的货币又从哪儿来呢?主要有五个来源,也就是跟五种政策有关:

(一)货币政策。以这次物价上涨为例,为了对付2008年9月爆发的世纪金融海啸,中国货币当局从2008年底到2010年初采取了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信贷的水龙头几乎开到了最大。这些大量释出的货币经过了一两年的传导过程终于传导到了CPI之上。

(二)财政政策。同样是为了对付金融海啸,财政当局采取了相当积极的两年四万亿的扩张政策,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赤字财政,这当然也造成了货币扩张。

(三)贸易政策。主要是长久以来的巨大的贸易顺差。顺差来自于中国超强的出口竞争力,后者又包括了健康的出口竞争力(如工资低、劳动生产力高)及不健康的出口竞争力(如透支资源、环境、劳工与农民权益等)两种。巨大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净流入大增。中国外汇储备3月底已高达3万亿美元之多了。

(四)汇率政策。贸易所以出现顺差的另一个原因是汇率政策,长期被低估的人民币汇率也是出口竞争力的一个主要来源。不仅如此,现行汇率政策也产生大量热钱流入的效果。

第4篇: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范文

先是7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经济数据。其中引人注目者如: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4%,增速同比回落3.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2.3%,低于去年同期3.6%的水平;上半年进出口总额6450亿美元,同比增长23.2%,比去年同期减慢15.9个百分点;贸易顺差396亿美元,而去年同期是逆差68.2亿美元。此外,到今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7110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011亿美元。

一天后,7月21日,央行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公告。改革要点有二:一是人民币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同时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进行浮动;二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

在这种新的变化面前,2005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也就有了新的内涵。

“人民币升值”呼声已久,不过冷静之后,专家都倾向于认为,2%的调整幅度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更重要的是,汇率改革意味着微观市场主体将面临持续的汇率风险,汇率能否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是将来中国经济面临的基本挑战。

专家们认为,这次汇率改革及其带来的汇率波动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影响非常小,然而,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中国的经济周期必然受到一定影响,财政与货币政策作为最主要的反周期宏观调控政策将面临一定调整。

通缩是相当现实的威胁

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后,许多学者对经济形势表示乐观。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教授陈共认为,从前半年财政收支来看,经济运行比较正常。按一般规律,财政收支前半年收大于支,后半年支大于收;如果财政扩张支出规模和加快进度,对加快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同时也会促使物价上升,因此,短期内对通缩不用过于担忧。

“我估计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可能还会呈高位运行,稳中趋降的态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分析说,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关注的重点不是今年,而是今后一到两年,能不能保持这一轮经济增长延续的时间更长,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更平稳不出现大起大落。

此次汇率体制改革后,汇率水平走势如何?也就是说,在未来一段时间,还会不会有相当幅度的升值?这是所有人都关心的经济运行周期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问题之一。从经济周期看,如人民币兑美元市场汇率在近两年保持年度2%-5%的渐进升值,尽管幅度不大,但实体经济所承受的风险及其波动仍需要高度关注。

一个可能是,如果出口部门意识到今后市场汇率仍有升值空间,将在短期扩大出口而在中期压缩产能增幅。但本轮投资膨胀所导致的产能扩张,却无法在中期寻求到适当的出路,而内需的扩张并非一时之功,通货紧缩压力将由潜在转化为现实。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认为,1998年以来我国绝大多数制造业部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情形,并未因2003年、2004年的少数部门投资过热、物价上涨而消除。当宏观当局将房地产、汽车、建材等过热部门的投资增长控制住,当这些过热部门的投资变成供给或生产能力时,少数几个前两年价格上涨的部门止涨回跌,原来价格下跌的部门继续下跌。而人民币汇率升值显然将进一步加剧供求失衡,再度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形必然不可避免。

即使人民币汇率水平在新体制下实现基本稳定,问题依然存在。

从今年二季度统计数据看,贸易顺差非常大,贸易顺差对GDP增长的贡献也非常大。经济学家宋国青计算出上半年GDP增长的三分之二来自货物贸易顺差的增加,并且估计今年的货物贸易顺差很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比去年增加700亿美元。

“在这样的情况下,明年上半年乃至全年的贸易顺差还能比今年上半年和全年大幅度增加吗?”宋国青据此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全球经济的承受度,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贸易摩擦仍会长期存在,中国的贸易顺差难以继续猛烈增长,“通过外需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受到制约,只能靠增加内需来平衡总需求。”

专家认为,中国不可能长期像近几个季度一样,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因此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仍然是扩大内需。在刺激国内需求上,财政政策可以起到关键作用。

以公共财政启动内需

什么是适当的财政政策?对此,许多受访专家一致表示,启动内需,要和建立公共财政制度联系在一起考虑。

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认为,因为制约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的因素之一,是很多基础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不健全,所以必须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此逐步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释放城市居民和农村农民的消费能力。

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认为,应对通货紧缩的压力,首先要认清紧缩的根源。 目前某些产业价格下降的趋势是投资过度引起的, 而不是由于社会总需求太弱。 由此供给引起的通货紧缩不可能靠传统的放松货币或财政政策来解决,而是通过进行公共支出改革,把支出更多地由投资导向消费。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民币升值,投资成本下降,可能吸引市场主体加大投资,财政便可加快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将更多的财力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记者采访到的一些专家也认为,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执行适当的财政政策,可以收到“一石二鸟”之效。林毅夫就此重提他2000年主张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认为下半年或是明年再度出现通货紧缩,需要动用积极财政政策来维持一定投资增长时,应该把更多的资金用来支持农村里跟生活有关的各项基础设施,以释放农村的存量购买力。这样既可消化掉制造业的过剩生产能力,也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专家们的意见已部分转化为决策的考虑。7月25日,财政部新闻公告,提出在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政策将在宏观调控中起到主角的作用;财政支持的重点将由城市转向农村,具体涉及促进粮食增长和农民增收,用财政手段对农业生产资料和粮食价格进行调控。除直接对农民进行补贴,财政还将支持涉及“三农”的各项改革,如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包括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县乡镇财政体制等。

财政部特别提出,改革的成本大部分将由财政“埋单”。

7月20日,国家发改委投资司也公布了200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重点投向,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今年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及长期建设国债资金合计达到1700多亿元,这部分由发改委安排的财政资金,在2006年也将主要用于农村地区,并真正体现公共财政特征,其导向与财政部预算资金的安排趋于一致。

以此看来,财政支出将“积极进入”农村地区,为农村和农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力度及规模,料将超过任何时期。

“机会之窗”打开

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让许多经济学家感到欣慰。更有识者认为,目前的经济形势为各项改革,如增值税转型等创造了机遇;应该动用部分财力支持增值税转型改革,以此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打下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次经济波动几乎都与投资的起落有关;而投资的起落总是伴随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改革也常常因此延缓或夭折。

回到眼下的状况,一个有利的因素是财政存款的增加。从2003年起,财政在金融机构的存款持续增加,截止到今年6月底,已达到10054多亿元。这正是增值税改革的有利时机。

1994年中国税制改革,选择了对投资有抑制作用的生产型增值税,源于当时的经济过热。1998年-2002年通缩期间,固定资产投资低迷,本是增值税转型的有利时机。但因担心转型后带来财政减收,财政部自始至终坚持扩张政府支出、不减税的财政政策。

2004年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当财政部认为改革具备了一定财力基础并准备启动时,宏观经济环境又出现了过热。增值税由生产型转成消费型,显然会刺激投资,由于担心增值税转型会抵消宏观调控的成果,导致了原定于2004年1月1日推出的试点向后推迟。半年后,终于7月1日开始在东北地区试点。尽管如此,考虑到投资过热和担心财政减收过多,试点仍只选择了八个行业进行增量抵扣,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再从投资的角度看,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司长杨庆蔚表示,目前投资增长还处在较高区间,新开工项目仍然较多,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地方投资增长仍然过快,增幅超过30%的有十个省份,其中有四个省份超过40%;同时,一些地区投资增幅回落较大,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下降较多。短期看,投资总体仍处于高位;长期来看,防止投资回落超过限度也需要未雨绸缪。

也就是说,在投资回落,短期保持一定规模,长期有可能出现回调过度的情况下,适时扩大增值税转型试点的力度和范围,应该是绝好的机会。

另一项改革是内外企业所得税并轨。在汇率升值的强烈预期下,内资企业通过假外资的形式使资本流入的动机增加,这既可以逃税,又可以赌人民币升值。因此进展缓慢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并轨应当加速。

7月31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中国财富论坛2005”上提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并轨势在必行,合并后税率很可能在33%和15%两个标准税率之间。这意味着中资企业所得税率将有所降低,一方面可以维持企业盈利水平,实现投资和产出的稳定;另一方面实际提高了外资企业所得税,可以适度减少资本项下盈余,降低国际收支压力。

再就是个人所得税改革。从居民消费看,提高消费的必要手段之一是实行个人所得税的结构性改革,特别是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低收入阶层税率,促进内需。

此外,去年7月16日,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但是相关配套措施和实施细则仍未完善。目前的经济形势也为深化和完善投资体制改革创造了机遇。

过去两年,很多地方政府直接和间接参与的投资份额占50%以上。长期来看,应厘清政府与企业在投资中的职责,让投资成为企业的责任,政府主要致力于为企业提供公平的投资环境,这便能真正扩大投资需求。因此,深化和完善投资体制改革适当其时。

世界银行的高路易认为,深化投资体制的改革,关键之一是加强公司治理, 引进利润分红的机制。 高路易的研究发现, 中国企业的利润留成高达GDP的20%, 是美国和法国的两倍。 而这样庞大自留利润用在了企业的投资扩张上, 并且投资往往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督。 同时,企业的所有者, 通常是国家, 并没有得到其资本的应有回报,没有得到分红。改革这一机制有助于提高资本使用的效益, 也有助于减少过度盲目投资,刺激消费。

权衡货币政策

在宏观经济趋缓的形势下,央行的一举一动都会得到各式各样的解读。整体而言,汇率升值本身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所起的作用,是一种相对紧缩性的政策作用。

光大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指出,考虑到汇率制度改革引起的配套机制改革可能在近期加紧进行的可能调整,及其对经济起到的紧缩作用,采取适当放松的信贷政策是下半年货币调控政策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毫无疑问,币值的内外稳定依然是中央银行的双重目标。对内而言,低通胀是中央银行的稳定币值的基本目标;对外而言,汇率稳定是中央银行所应实现的阶段性目标。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唐旭曾指出,从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看,宏观经济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各项价格指标均从以前的较高水平有所回落,这表明前一阶段的宏观调控达到了防止由投资快速增长形成的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压力。实际上经济运行开始回落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平稳的状态。

“有鉴于此,央行会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经济继续在平稳合理的水平上发展。”唐旭说。

“松货币,紧信贷”,是很多人对当前货币调控政策特点的概括。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显示,货币供应总量基本保持稳定,但信贷总量的增长率明显偏紧,目前银行间市场债券的利率也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截至今年6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26.9万亿元,同比增长17.2%;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8.6万亿元,同比增长13.3%;人民币贷存比为69.1%;而金融机构外汇各项存款余额1653亿美元,同比增长9.4%;外汇贷款余额为1497亿美元,同比增长12.1%。外币贷存比为90.6%。

对此,有专家指出,提高外币存贷款利率以引导实体经济部门融资的币种选择,应是货币政策手段的一个方向。因为提高外币存款利率和低的人民币存款利率,可提高企业和居民结汇的机会成本;提高外币贷款利率和低的人民币贷款利率,可提高企业和居民借入外币以套利的操作成本。

作为应对汇率改革的应对措施,有专家提出,应该进一步发展货币和资本市场以便企业对冲风险。一个完善的债券市场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主动管理汇率风险的前提。目前逐步在银行间市场上引入衍生品交易,也是今后进一步推进汇率体制改革的重要配套因素。

央行宣布改革汇率未几,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银行从管理层到一般员工都要学习衍生工具,要学会如何运用衍生工具来管理风险和规避风险,然后向企业提供更多和更好的风险管理工具。

第5篇: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范文

2015年A股震荡向上

上投摩根基金表示,从宏观经济上看,明年增长中枢逐步下移,经济增速有望继续稳中有降,政府仍有底线思维。货币政策上,大概率仍然为宽货币稳财政,在继续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目标指导下,预计明年仍有降息空间。财政政策以托底稳增长为主,保持稳健基调。

上投摩根强调,2015年将继续鼓励互联网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包括互联网医疗、互联网金融等。明年的风险主要来自于注册制临近对股票供应和估值体系的冲击,市场或有阶段性调整压力,但这可能更多体现在中小市值高估值公司方面,大市值企业受影响较小。

汇丰晋信:

蓝筹仍是资金蓄水池

近半年,央行陆续启动了包括定向宽松、降息在内的一系列货币宽松政策,对市场和经济会产生比较明显的正面提升作用,对蓝筹股的提振作用更为明显。除了货币政策刺激以外,投资者结构的日益成熟也为蓝筹股带来了“春天”。

汇丰晋信表示,沪港通作为政策的切入点,对A股投资者结构也是一个持续的改变过程,当前低估值蓝筹股的行情,正是成熟投资者关注价值投资的结果。随着蓝筹股估值修复的完成,市场热点将不再以大小盘区分,在投资方向上,可关注与改革相关的主线,包括金融改革、、国企改革等方面的长线投资机会。

泰达宏利:

转型机遇首秀惊艳

近期,A股市场风头正劲,大盘指数持续飙升,但超过九成的偏股型基金跑输大盘。Wind数据显示,在上证指数累计上涨19.77%的时候,573只主动管理型偏股基金中,仅有38只基金跑赢大盘。

泰达宏利基金表示,明年推动热点转移和股票上涨的驱动力一是来自养老金配置股市的需求,策略是长期看好股票指数走势,保持高仓位;二是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策略为长期看好国有企业改革中切实受益的公司;三是经济支柱产业的变化,策略是看好新兴支柱产业中基本面优异的公司。

融通基金:

期待一轮跨年度行情

第6篇: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范文

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是7.3%,这说明已经持续了三年多的经济下行的压力没有缓解,而且现在还看不到什么时候能够体现止跌回升,现在百分之7点几的增长速度是不低的,担心如果这种下降的态势持续下去,出现经济失速,好的经济发展势头有可能出现逆转,如果出现逆转,我们现在正处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困难阶段、攻坚阶段,掉到中等收入陷阱里的危险是存在的。巴西、墨西哥这些国家都是在人均GDP五六千美元,六七千美元的时候产业升级上不去,勉强上去又掉下来,在人均几千美元的上面已经折腾了几十年,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阶段,如果我们不采取一些重大措施,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争取到2022年,人均GDP能够达到12000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行业,继续下滑的危险是存在的。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讲靠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加大力度,通过改革来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当然我们也有客观冷静的估计,结构的优化、发展方式转变,特别是以制度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为主跨入到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是需要一定的历史过程,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我们想三五年之内就实现这样的跨越是不现实的。要想宏观上给这些企业施加的压力过大,逼着他们实现产业升级,搞不好影响经济失速。可能有些企业死掉了,会重蹈像当年日本的覆辙。我们要把长期政策和近期政策紧密结合起来,从近期来看,还是要通过扩大内需、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我们结构调整需要在增量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用增量实现结构调整。

当前在财政政策上要聚焦于推广3P模式,释放公共产品供给的潜力,公共产品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环境这三个方面。过去对这些投资一个是我们靠政府发债财政投资,后来又靠政府融资平台,现在这两个我们都基本上停下来,不能再继续搞了,需要由新的平台来替代,就是PPP平台,政府和企业合作,通过制定一定的政策,把社会资金引入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环境的治理上来,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对当前稳增长可以实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金融政策上要通过放宽金融的准入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货币政策当前面临的形势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是主要危险。9月份我们物价指数下降了只有1点几,保持在3%是合适的,1点几说明通货紧缩已经成为主要危险了,适度的宽松货币政策目前没有什么危险,现在我们国家的M2跟GDP的比例在国际上已经比较高了。但是还要看到另外一个指标,我们股市的总值跟GDP的比例在世界上是很低的,前一个比例接近100%,第二个比例只有40%,发达国家第二个比例,也就是经济资本化的比例在100%多,美国也接近100%,我们只有40%,由于直接融资不发达,所以我们社会融资主要依靠间接融资,货币化率高一点没什么危险,现在要适当的松一松,而且要实行定量宽松的政策,使货币政策适度放宽,能够支持结构。

聚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城乡一体化的潜力。这几年我们在宏观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指标,去年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的比重提高了2.4个百分点,第一产业降低了2.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降低0.2个百分点,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一个结构调整幅度,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依然能上升2个百分点,上升保持5年,我们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可以由现在的40%达到50%,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一产业由现在从业人员32%再下降10个百分点,达到22%,我们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跟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由现在的只有二三产业的1/3提高到只有1/2,这样农民的收入就可以有较快的增加,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可能略有下降。实现这样的调整需要加快城乡一体化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农村通过经营权的放开搞活,使承包权可以获得财产,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担保转让,通过宅基地的财产化、资本化,农民可以获得财产性收入,集体建设性用地,它的转让也可以获得财产性收入,这样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城市里通过农民工的市民化增强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吸引力,加大城乡一体化的改革来释放我们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的源泉,就是城市化的潜力和农业现代化的潜力。这三项最重要的改革,PPP模式的改革,放宽金融准入的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当前要摆在突出的重要地位,这样既为长远发展创造一个好的条件,对当前的稳增长也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7篇: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范文

④另一方面是对于使用政府干预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新认识。20世纪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趋向于完全摈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1998年和2008年的危机使西方经济学界更明确地趋向于重新重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从而也将注意力再次转向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米歇尔•弗罗埃(MichelDeVroey)在其纪念凯恩斯《通论》的文章“要抛弃凯恩斯吗?反思宏观经济学的近代历史”中说:“宏观经济学家真的已经摆脱凯恩斯了吗?对于这一问题无法一言以蔽之。就概念工具而言,这一答案是肯定的(……)。……。IS—LM模型依然统领着宏观经济学界这一事实意味着这么多年来宏观经济学并没有多少发展。就其他的层面而言,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某些凯恩斯主义目标似乎总是在对立的阵营取得胜利后又再次出现(反之亦然)。第二,凯恩斯主义的目标近年来日渐成熟,它脱离了阐述市场失灵特别是非自愿失业的目标,而转向让市场的不完善走上前台的更温和的目标。”⑤罗伯特•W•狄蒙德、罗伯特•A•蒙代尔、亚历山德罗•维尔切利在他们合编的《七十年后再读凯恩斯通论》一书的前言中说:“凯恩斯当年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如经济的稳定性、政府的经济职能、世界经济的合理体制框架、经济决策与不确定性未来的关系等,时至今日依然至关重要。”⑥所以,当前西方国家理论注意力的转变,恰恰是由于凯恩斯所期望的、其理论对于经济衰退、萧条、失业等现实问题的解决。

在《通论》出版77年之后,如何看待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当前经济危机的关系呢?既然人们将目光转向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回答下面几个问题,那就是:1.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对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发生究竟有无作用?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2.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可否拯救当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3.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行需要什么条件?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凯恩斯《通论》的基本实现和政策主张。首先是要了解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动机。

凯恩斯写作并出版其《通论》的背景(即“凯恩斯革命”的背景),主要是20世纪20-30年代英国出现的长期慢性萧条以及后来更普遍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英国从1825年开始出现第一次全国性的经济萧条后,这种带有周期性的衰退和萧条便反复出现,而且越来越严重。起先经济衰退和萧条在较短时间内,还可以自己得到恢复。但是,到20世纪中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衰退和萧条却迟迟不能恢复,甚至与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汇合到一起,使萧条更加严重。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于这种情况表现得束手无策,其经济理论解释力上的失灵和政策实践上的无能为力,迫使像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家不得不对传统的理论进行反思。而当时的另一种情况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产生了巨大的世界性反响,不少国家出现了社会主义的思潮,英国也出现了费边社社会主义的思潮。凯恩斯当然不会去赞同社会主义。凯恩斯曾经明确地说:“如果我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谈到这样的阶级斗争时,我跟任何别人(除了某些热情的捣乱分子以外)一样,我阶级性的、个人的爱国心,是跟我自己的环境分不开的。我会受到在我看来似乎是公道的、良好的观念的影响;但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这边的。”

⑦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灭亡和抵制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己任,进行了与《通论》有关理论的研究。这就是凯恩斯写作《通论》的根本动机和目的。从具体内容来说,凯恩斯主要是借鉴了长期以来社会上已有的关于国家干预的一些经济思想和政策措施,并进行了一些自己的改造。

凯恩斯的《通论》主要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命题,这包括:1.集中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的“萨伊定律”,即只要努力生产,不必考虑需求,市场具有自动调节经济使其趋向或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和功能。2.坚持金本位制对克服通货膨胀的作用。3.利息率是货币市场的有效调节手段。4.工资是调节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机制。5.货币对于实际经济活动完全不起作用,它只是蒙在实际经济上的一层面纱。这就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二分法”观点。6.政府应该对社会的经济活动(货币的供给例外)采取自由放任态度,而不要加以干预。“凯恩斯革命”的意义就在于:1.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自动调节机制有效性的信条;2.提出了国家积极干预经济以解决经济萧条和普遍失业问题的新的思路和方向;3.提出了总量分析的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方法;4.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

具体说来,“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内容包括:

1.理论上,凯恩斯否定了代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本传统观念的所谓“萨伊定律”。他强调了总需求对决定国民收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凯恩斯提出在三大心理规律(消费倾向规律、流动偏好规律和资本边际效率规律)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社会上出现较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而市场自动调节的机制将无法发挥出有效作用来纠正这种失调。

2.方法上,凯恩斯复活了重商主义曾经使用过的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克服了此前传统的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分开的“二分法”,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合为一体。这一做法开辟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新时代。此外,在经济理论分析中,凯恩斯主要运用了短期分析和马歇尔传统的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

3.政策上,凯恩斯反对始终“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的传统做法,主张国家在经济萧条和危机发生时,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和调节,来拯救危机、克服萧条。凯恩斯特别强调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萧条的积极作用。其理论中蕴含了具有“创新”性的功能性财政预算政策的经济思想,主张以赤字财政政策来解决大的经济萧条和危机问题。

凯恩斯《通论》的主要思想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作用尽管可以使储蓄和投资达到相等,使经济达到均衡,但是,却未必可以同时达到和保持充分就业的水平。凯恩斯认为,他的理论是一种“一般性的理论”(即,“通论”,“通常情况下的理论”),而新古典传统的论证充分就业均衡是常态的理论,恰恰是特殊的理论。

凯恩斯的《通论》的出版,恰好满足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和政策上的实际需要,对西方经济学界立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迅速地为英美等国经济学界所接受。西方经济学家均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凯恩斯经济理论体系的出现确实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特点表现在:

1.它注意到了经济中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对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因而拒绝了传统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总是处于充分就业均衡状态的假定。

2.它注重短期分析,注重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决定问题,而不再强调长期分析和资源最优配置问题。

3.它强调有效需求的决定性作用,否认相对价格变动在短期内的重要意义。

4.它主张经济中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统一,反对将其分裂的“二分法”。

5.它否认经济中存在经常有效的自动调节机制,主张政府在必要时对经济加以干预和调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综上所述,可以对凯恩斯经济理论做出评价。凯恩斯能够比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更为清醒地正视经济大萧条的现实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矛盾。他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的提出,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在极其关键的时刻发生转变并开辟了一个新方向。他所提出的经济政策主张,至少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摆脱危机和困境,提供了一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内比较现实和可行的途径。凯恩斯不仅成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而且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此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都直接或者间接受到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影响,而西方国家在经济政策的实践方面更是明显地打上了凯恩斯的烙印。所以,对“凯恩斯革命”和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积极意义主要应该从上述方面加以理解。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合理性在于看到了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运行层面上的片面性缺陷,其有效性在于,在特定情况下,救治经济危机和萧条的暂时性效果。由于凯恩斯的理论和方法过于明显的针对性,其一些缺陷也暴露无遗。这主要在于:

1.他强调了经济的宏观方面,却忽视了应有的微观基础,这成为后来一些经济学家批评他的主要方面。

2.他过多强调了心理因素的作用,却忽视了对其他经济现实因素的深入分析。

3.他在特定情况下对经济需求方面给予充分

强调的同时,却没有注意到供给因素也是不能被忽略的。

4.他仅仅注意到经济总量的问题,却没有注意经济结构的协调问题。

5.他仅仅注意了经济均衡中的价值供求平衡问题,没有注意到商品与价值的对应问题。

6.他的理论过分注重短期问题,而没有涉及长期的问题。

7.他过分注重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而没有涉及动态的分析。尽管如此,西方经济学家仍然十分推崇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美国经济学家戴维•麦柯德•赖特(D•M•Knight)对于凯恩斯的理论评价说:“我们可以驳斥凯恩斯提出的个别命题。但是,如果我们他的整个体系,那我们便会错过挽救资本主义的最后机会。”⑧这主要是基于资本主义立场和思想意识形态来说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影响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具体而言,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消费经济理论的影响。凯恩斯理论重视有效需求,认为有效需求的增加对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及增长具有积极作用,推动了西方国家消费主义的盛行。二是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很大。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将凯恩斯的短期对策长期化,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活动成为了长期行为。凯恩斯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美国和英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形成并在经济学界占据主要地位。在美国,二战后形成了以保罗•萨缪尔森,阿尔文•汉森,沃尔特•海勒、詹姆斯•托宾、劳伦斯•克莱因、罗伯特•索洛、弗兰科•莫迪利阿尼、阿瑟•奥肯、伊弗塞•多马,马克卢普等一大批人构成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学派(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英国,战后则形成了以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尼古拉斯•卡尔多、皮罗•斯拉法、卢伊季•帕西内蒂、约翰•伊特韦尔、沃斯维克等人,以及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戴维逊、西德尼•温特劳布、阿尔弗雷德•艾克纳等人为代表的后凯恩斯经济学派。这两个学派几乎统治了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学界几乎1/4个世纪之久。但双方强调的理论和政策重点是不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运用一般被认为是维持二战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20多年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因而,凯恩斯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被置于支配性的主流地位。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凯恩斯主义思想和政策被片面理解与滥用,造成了畸形的经济后果。如廉价的货币政策与长期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结合,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以及军事凯恩斯主义的出现都是负面的结果。那么,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思想对于西方国家近年来经济危机的发生有无关系?有无责任呢?

从美国来说,凯恩斯主义长期盛行所导致的消费主义,并未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统治地位的近30年而在社会上消失。“由简入奢易,由奢返简难”,消费习惯和水平一旦提高,就很难再降下来。而金融信用体系的创新产品,如信用卡的流行,对于社会上“寅吃卯粮”的消费主义习惯的维持,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这就使得社会“似乎正常的”供给建立在了不够可靠的需求基础上。同时,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廉价货币政策(为维持经济增长而长期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和大量印钞)进一步造成了社会的虚假繁荣。“次贷危机”就正是这种为维持和促进社会对房地产较高需求而采取的“次等的”分期付款,和对此进一步进行“金融创新”所造成的债务链条所导致的。所以,凯恩斯主义对于美国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是负有责任的。此外,凯恩斯主义对于世界金融体系的困境也是负有责任的。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与美国在战后盛行凯恩斯主义,大量增发美元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这种政策行为所引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依然作为世界主要货币发挥着作用,但它却比起之前更加不受约束。美元已经在事实上“绑架”了世界经济,将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置于服从美国经济利益之下。每当美国感到其经济需要时,就会增发货币,或采取货币贬值,或者升值的办法,让别的国家为美国经济买单。这不能不说,凯恩斯主义依然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美国政府多年来持续不断地扩大政府开支,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赤字,甚至成为所谓的“财政悬崖”。而这又是依靠廉价的货币政策(所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为其财政赤字背书的。大量的美元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世界市场,造成世界性通货膨胀。对此,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显然也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欧洲债务危机在表面上是欧洲国家自己造成的。但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对此也难逃责任。这主要是强调消费需求的凯恩斯主义在欧洲的环境下,形成了明显的消费主义氛围,推进了欧洲一些国家的福利主义制度和政策,造成片面注重消费和福利,弱化了生产和供给,积累了大量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以至最终在带有缺陷的欧元体系条件下,发生债务危机。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对于解救经济危机仍然是相对有效的办法。既然如此,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可否拯救当前的经济危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近年来西方国家发生的这些经济危机是否仅仅是由于总需求不足所导致的。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现在,如何创造充足的需求来利用经济产能的问题再一次成为关键问题。萧条经济学重返历史舞台了。”

⑨这种判断有一定道理。我们不能否认这点。不过,事情也并非完全如此。事实上,近年来,欧美国家货币流动性泛滥,仅美国就实现了四次“量化宽松”和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但真正的社会需求问题并未解决,经济危机也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因为产业结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不少制造业转移到国外,造成欧美国家国内实际产业投资减少、就业机会减少,社会收入差距增大,流动资金分配极不平衡,而某些产业则在一段时期内产出相对过剩(如美国的房地产、军工产业)。在投资赢利机会减少的情况下,过多的资金一方面通过所谓“金融创新”,扩大透支性消费信贷(像个人信用卡透支额的扩大;住宅按揭贷款条件的放宽),让消费力不足的人们“寅吃卯粮”,来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另一方面,资金在金融领域内运作,依靠互相借贷来获取收益。可见,单纯的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难以达到解决问题的效果。而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来看,无非是实行赤字财政政策或减税政策。而这样的政策也要求有与现实适合的条件,才能发挥作用。从历史经验来看,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其赤字财政经济政策的时候,欧美各国在长期中实行的是平衡财政的政策,因而并没有过大的政府财政赤字,而且经济中也没有通货膨胀。从赤字财政政策所需要的公共工程项目来说,当时欧美各国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而在今天,美国财政赤字巨大,面临“财政悬崖”,不少欧洲国家的政府也是债台高筑。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赤字财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困难较大。而在具体的、可落实的社会公共工程项目来说,也很有限,因为欧美国家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已经基本完成,而且即便有些项目(如美国曾经有人考虑对全国的高速公路进行一次普遍维护和修理),其需要的大量建筑材料也无法从本国获得。因而,凯恩斯主义所看重的公共工程投资拉动经济的“乘数效应”也大打折扣。所以,在今天已经很难运用凯恩斯主义这方面的财政政策来解决经济中总需求的问题。

从凯恩斯主义的减税政策来看,也是需要有些现实条件的。一方面,政府的财政负担情况如何对此会有影响。像美国政府这样赤字庞大,欧洲一些政府那样债台高筑,恐怕都难以达到通过大规模减税的财政政策来刺激需求的目的。如果减税是结构性的,那么,给富人减税则于事无补,给穷人减税则有名无实。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尽管主张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欧美国家实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从现实情况来看,欧美国家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似乎是可行的,而且他们在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但结果却差强人意。因为经济中的问题并非仅仅“缺钱”。“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其所引起的结果上,只能是负面消极影响远大于正面积极影响,引起普遍性的通货膨胀、对美元稳定性的不信任,以及国际性货币投机获得的增加。归根结底,资本主义经济萧条和危机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及其具体体现。凯恩斯主义政策再有效果,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对此,我们应该具有清晰的认识。

第8篇: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欧债危机,影响,启示

[中图分类号]F815;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2)3-0004-02

一、欧债危机成因的简要分析

1.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长期过度举债

欧元区各国不同程度地存在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这是债务危机的深层原因。由于欧元区长期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各国易于获得低廉、充足的借贷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各国劳动生产率低但劳动成本高等结构性问题。PIIGS五国在1980―2009年间基本处于负债投资状态,长期的负债投资导致了巨额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重负。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政府财政赤字不应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在危机形成与爆发初期的2007-2009年,政府赤字数额急剧增加。

1.欧元区各国经济增长失衡

近10年来处于欧元区核心的德国和法国等依靠实体产业快速发展和对外出口不断增长促进了欧元区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希腊和爱尔兰等欧元区国家经济增长则主要依赖于信贷业务的扩张,而不是通过提升本国的实际竞争力。这些欧元区国家虽然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失业率也长年居高不下,但却采取了跟核心国家一致的高福利政策。由于都处在欧元区内,核心国家的闲余资金大量流向国家,支撑了这些国家寅吃卯粮、借钱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10年间,欧元区国家紧紧追随核心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断拉大,债务负担日益加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欧元区国加的信贷链条突然断裂,其依靠信贷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持续。

2.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带来巨大的财政支出压力

欧元区各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养老金现收现付制给财政造成巨大压力。人口老龄化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产物,欧洲各国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时间较早,出生率一直维持一个较低的水平,再加上死亡率一直较低以及严格的移民限制政策(移民的年龄层次相对较低),欧元区人口年龄结构从正金字塔形逐步向倒金字塔形转变,人口占比的峰值从1990年的25~29岁上移至2007年的40~44岁,而且这一趋势仍在进行,从今往后老龄化问题将进一步恶化。在此背景下,现行的养老金现收现付制给各国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

3.欧元区治理结构缺陷

首先,欧元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统一。即欧洲央行负责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各成员国实行独立的财政政策。当危机来临时,各成员国也无法根据自身的状况来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其次,政治决策力不足。欧盟各成员国之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利益诉求不相同。在希腊危机爆发之初,各成员国在救助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争论不休,从而错过了救助的最佳时间点,导致“蝴蝶效应”。再次,授权缺失。当危机发生后,欧盟事实上并没有取得处置问题的权力,只能听任成员国之间争论不休,而不能及时提出解决方案。

二、欧债危机对我国造成的影响

1.我国对欧盟出口增长明显减慢

随着欧债危机持续发酵,欧盟国内需求增长乏力,对我国商品的需求开始减少,我国对欧盟出口增长明显减缓。据统计,2011年1-6月,我国对欧盟出口增幅为16.9%,相比同期我国出口整体增幅24%,低7.1个百分点。我国对欧盟出口比重占对外全部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上半年为18.8%,同期减少1.2个百分点。另外,通过对2011年春季广交会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到欧盟对我国商品需求增长减慢。

2.出口贸易利润下降

欧债务危机波及范围较广,导致欧洲部分国家经济复苏脚步趋缓,欧元大幅贬值。欧元的下跌,导致人民币相对于欧元大幅升值,提高了产品成本,降低了出口产品竞争力,加上欧洲市场的萎缩,影响中国对欧出口,造成出口价格的下跌,直接影响出口利润。在低产值行业如服装和流行服饰配件方面,越来越多客户要求更低报价。同时,国内生产成本逐步上升,进一步压缩了企业利润空间。

三、欧债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1.欧债危机为我国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供了很好的机遇。此次美国信用等级与国债上限下调,使我们很有必要好好反思我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这一传统模式了。

2.欧洲债务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各国的经济增长乏力,国际产业竞争力下降。因此,如何降低经济发展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即降低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未来的基建投资应该适度压缩,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应该成为国内经济工作重点。

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及其职工的数量有了较大的减少,加之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福利事业逐步走向社会化,因而,单位和企业对于社会福利事业的投入大大减少,负担大大减轻。与此同时,国家和社会举办的福利事业在迅速发展,不断满足不同社会成员对于福利项目的需求。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改革虽然没有社会保险改革进展快、步伐大,但是它正在缓慢地朝着社会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1]姚铃.欧债危机路漫漫中欧经贸待考验――剖析欧元区债务危机及其影响[J].国际贸易,2011(09).

第9篇: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范文

今年的指数应该是以一个区间内的形式反复震荡,指数区间在2300点―4000点,结构性机会随时有可能出现。市场上的高手经常说,投资跟种地一样:春天播种,秋天收割,冬天休息。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播点什么种子呢?

春播行情正当时

股市底部受益于经济回升和政策的非全面退出。财政刺激计划在2010年仍将持续,在美国787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中,2010年有4400亿美元,中国也有4万亿投资将在2010年完成。对于全球资金来说,中国由于国家债务水平低,消费处于起步阶段,仍是全球资金偏向的主要区域,风格必然由绩差股转变为绩优股。

从大类配置的角度来看,《金融理财》认为债市弱于商品,商品弱于股市。经济增长的先行指标如流动性开始回落,而同步指标如工业生产继续攀升,滞后指标如失业率也有望逐步好转。先行指标回落必然带动市场预期和想象空间的回落,使得风格从绩差股向绩优股转变,成长向价值转变,估值向盈利转变。

A股市场行情的好转,不仅在于货币政策调整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对市场边际冲击效应在下降,更在于经济复苏进程没有改变,政策的早调使得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下降,且地缘政治的因素也开始逐步凸显。A股市场将呈现震荡格局,企稳反弹是大概率事件。

“今年的指数应该是以一个区间内的形式反复震荡,指数区间在2300点―4000点。对于短期来说,市场可能会在两会前后出现一个短期波段行情的拐点。对于中长期来说,第一季度的行情更多的是以震荡调整为主,第二季度才是最佳的投资时间节点。”业内人士认为,当前,时值一季度信贷资金投放高峰期,资金充裕,春播行情正当时。

投资主线回归周期复苏

基于增长中期和通胀早期进行配置。2009年经济复苏的驱动力是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下的政府投资,随着政策刺激下下游消费需求回升和国际经济复苏下外需改善,经济逐渐回到内生增长推动轨道,制造业活动开始活跃,1月PMI达到55.8%,其中生产指数为60.5%,均超过历史均值水平。2010年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将退出,而经济仍处于温和复苏中,大宗商品价格再现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需求回升带动产能利用率上升将使中游制造业价格上升。

在中游制造业中,加工工业的盈利主要来源于下游需求,盈利对销售量的敏感度较高。通过分析各行业PMI指数与历史均值、新订单与生产指数、产成品与原材料库存三组关系,景气度最高、供需形势最好的行业是电气设备、专用设备、交运设备。

中游制造业中原材料工业的盈利主要来源于价差,毛利对价格敏感度较高。2007年高点以来价格跌幅仍然较深、产能利用率已经大幅提升的行业,价差有望扩大。当前钢铁、MDI、纯碱的价格距离前期高点仍有30%以上的跌幅,且产能利用率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之上,反映下游需求旺盛,产品价格进一步上升的动能较大。

拿当前来说,主要考虑的是阶段性的波段操作获利。地方国资控股的上市公司,在2009年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这部分上市公司市值较小,数量较多,它们在今年应该有较多的机会。

同时还应是抢占有潜力的资源。具体是股价适中、盘子较小,主营业务出现问题,传闻要重组的上市公司。当然也包括主营业务突出,股价合适,成长空间大的上市公司。

把握并购重组脉搏

“并购重组”作为资本市场最大的主题投资概念,一直是市场的焦点所在。2009年初国务院、工信部制订了各行业产业振兴规划,其中重点提及了要加快并购整合的进程,加大相关力度。预计配合着央企整合及国家兼并政策导向,并购重组规模和力度将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