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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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范文

根据研究方法适用范围的大小和概括的程度不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一般可以化分成三类。一类是最普遍的研究方法即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它适用于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二类是适用于各门自然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例如观察、实验（试验）、模拟、数学等方法（广义的观察、实验和数学等方法，研究社会科学也需要）。三类是适用于某一门或几门自然科学的特殊研究方法，例如在生物学研究中运用解剖法研究生物的构造和功能的关系。根据人类认识过程的发展顺序和深度不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又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通过科学观察、实验、模拟、调查获取感性经验材料的基本方法———经验方法。二类是通过对科学技术研究资料的加工得出科学结论的基本方法———理论方法。例如科学抽象法、各种逻辑方法、想象和灵感、数学方法、科学假说等等。由此可见，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层次性，且在每个层次里，经验法和理论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在许多基础科学理论研究中，研究者将研究工具、仪器设备作用于研究对象从而获得第一手事实材料，在这一阶段研究者使用观察实验和模拟等方法。然后研究者运用经验方法进一步将事实材料进行加工和整理。再次研究者把通过经验方法加工获得的事实材料，通过科学抽象，使用数学、逻辑、模型、归纳、演绎、假说、等方法上升为科学理论，这个阶段所使用的方法即为理论方法。因此可以看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是呈立体网络状结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三大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本身、与之相关的统计方法以及计算机统计软件的应用（如SPSS）。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有探索、描述、解释和评价四种。科学家在进行探索性研究时，往往采用定性的方法。问卷调查、实地研究、内容分析等在描述性研究中较为普遍使用。解释性研究常常需要运用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等方法进行。而评价研究则较多的采用实验研究和比较研究。可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构是平面化的。社会科学在研究过程中虽离不开理论思维方法，但更多运用的则是感性认识的方法。社会科学试图说明个人和群体的动机和行为，以及社会制度对它们的影响等复杂现象。这些现象往往不能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直接观察到或者加以量化，而更多的是依赖于人们的感性认识。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呈现出大体上以感性方法为主，理论方法为辅的平面结构状态。

2研究方法的特性不同

2.1刚性与弹性自然科学较为关注数据，它总是在受控的条件下收集数据，并把数据作为检验理论的一种方法。其研究结果具有很强的可检验性。在同等的条件下，运用适当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很高。这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者在运用同一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时要求严格遵循方法本身所给出的规则，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刚性。而社会科学的很多研究，尽管在同等条件下，运用同样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唯一的。例如，两个研究者在同一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比较法对相同的两个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来的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就在于研究者在比较对象时，待入了不少主观选择性，所观察和比较到的结果自然不一样。可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弹性。

2.2精确性与价值性自然科学的研究强调在同样条件下运用同一方法的可检验性，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更具有精确性。其研究结果依赖于实证数据的支撑。例如，在经典数学中，科学家用微积分方程将力学、热力学、电磁学等等的基本规律一一地表示出来，然后运用这些微积分方程去解决问题。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之所以具有精确性，是由于它本身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决定的。在对自然现象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描述中，往往描述的是量的关系。事物的量虽然常常以变化的形态出现，但这种处于变化形态的量，在每个确定的条件下，也是有确定的值的。即使是数学中的概率与统计规律，其量的变化也是有规律的。与自然科学不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们的价值观对研究目标、研究工具、研究路径的选择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研究者在探索中渗透着个人的价值观，在数据中参杂着个人意愿。例如，为了考察城市居民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接受性程度，我们可以采取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首先问卷的设计就会因人而异。由于研究者对这个题目的主观感受不同，所以所设计的题目的侧重点和考察点就会有很大差异。有的从邻里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有的从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评价来考察。其次，访谈中，即使访谈的提纲一样，调查者在记录被访者的回答时，也会因为个人价值的差异而使得记录的侧重点完全不同。调查很容易被个人情感所驱使，对受访者产生同情、怜悯等心理。虽然社会科学研究一再强调价值中立，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价值性不可能完全的消除。

3结束语

第2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范文

关键词：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客观性 意识形态

社会科学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是一个比较活跃的领域，但在中国研究则还是刚刚起步，还不像其他哲学门类那样已有大量的现存材料和研究框架，甚至它的方法和原则还在建构之中。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问题比较多，包括合理性原则问题、整体论、还原论等问题。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问题也一直是困扰社会科学哲学家一个主要问题。

在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方面，一般人认为社会科学不如自然科学那么客观。历史决定论者主张在社会科学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观性，如果社会科学家有意图的进行预测，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自身的利害关系来进行行动。这种价值判断就会影响预测本身的内容，给预测内容的客观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

在社会科学家那里，这其实也就是一个关于社会科学对象的特殊性问题，可以表述为："与自然科学所界定的自然世界不同，社会科学的对象领域有其自身的特点：不仅研究对象包括了研究者本人，而且被研究的人还能够与研究者展开各种各样的对话或辩论。在自然科学中，辩论的问题通常无须诉诸于对象的观点就能够加以解决。而研究对象的可变性和与被研究者的对话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问题。

在科学研究中，自然领域通过偶然事件呈现给我们，科学研究则揭示出偶然性背后的规律。偶然事件及其内在必然性构成了科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则要更复杂一些，在研究对象中，一部分是人的有预期目的的活动，这一活动带有人类精神特有的各种丰富的特点，是人之外的自然界所没有的，这就构成了社会科学的独特性。另一方面，这种有预期目的结果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各种目的期望的互相抵消，总是超出于任何现实的预期目的之外。所以，在研究中，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无意识的自然界一样，也具有内在规律支配的客观对象。

近代以来，由于自然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经验的、实证的研究方式，也对人类理性产生巨大影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想家们推崇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模式与方法来建立社会科学.力求使社会科学也成为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他们认为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应该是描述客观事实，只研究社会现象"是怎样"的，只对社会现象做出事实判断，不应该对社会现象做任何价值评价，以此保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这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经过不断发展和演变在西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科学面临的一大难题是怎样才能保证研究的客观性，使自己成为真正严格的科学。对此，近年来一部分研究者给出的答案是"非意识形态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惟有拒斥意识形态才具有真正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那种认为要保持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必须避免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化，必须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拒斥意识形态的说法，其实并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当代中国出现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非意识形态化"主张事实上也是受其影响的产物，或者可以说它也是出现于近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某种延续或变形。

现今持社会科学研究"非意识形态化"观点的人实质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准确的认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没有理性和思维的自然界，它没有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则离不开现实的活动着的人。正如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这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使"价值无涉"成为一种美好的幻想。具体来说：

第一，认识本质上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但这种反映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一个能动的创造过程，内在地包括选择和建构。社会科学研究中他既是研究活动的主体，同时又因为自身是研究的社会现象的参与者，因而也是研究活动的客体。因此，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可能采取纯客观的立场、他必然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他所固有的、与其所属的社会集团相关的政治倾向、价值观念、宗教情感等意识形态带进社会科学研究之中。这样，在从研究对象选择、到材料收集整理、再到形成研究结论的整个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都会带有一定的价值倾向。

第二，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现实的活动着的人，因而研究者在获取被研究者信息的同时，被研究者也在获取关于研究者的信息。研究者在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时，难免影响研究客体，使被研究者在获知研究者的目的意图后，会评价这一研究对于自身的利害关系，从而改变自己的正常行为或状态。更为重要的是，被研究者还可以反作用于研究者，使后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被研究者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的影响，以致用被研究者的眼光去看问题。上述两种情况都可能使社会科学研究从获取、整理资料，到提出研究结论，不仅会受研究者思想观念的影响，被研究者的意愿也会透过研究者在其中打上烙印。

第三，人类社会从宏观上看具有内在的客观规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就具体的历史进程而言则又充满着历史的偶然性。这就使得以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不仅要求真，还要向善求美，不仅应该是一个知识体系，还应是一个价值体系。从求真的角度看，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任何社会现象和事件都与构成这一现象和事件的人的行为有关，离开了人及其活动，也就无所谓社会现象和事件，而人的行动总是在一定的观念、理想、价值指引和驱使下做出的。这里，意识形态不仅是以个性化了的精神的东西在支配人的行为，而且也是作为客观化的精神形态（即作为意识形态的理想、观念、价值等渗透于科学、文化和群体意识之中所构成的人们活动的客观文化背景）对人的社会生活产生着作用。可以说社会现象的特点就是与价值、意识形态的高度相关性，拒斥意识形态恐怕很难最终认识社会现象和事件。从向善求美看，研究社会现象和问题必须探讨人的行为所表现出的价值，为了理解这种价值又必须探讨行为者是在什么观念驱使下做出行动的，这就必须借助价值判断，遵循一定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

第3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范文

一、韦伯方法论产生的思想渊源

首先是称为“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形态。以霍布斯和笛卡尔为首的物理代表，构造了相应的自然主义社会形态。自然主义是指社会科学家盲目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用自然实体、自然因素和自然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大约自16、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一直左右着人类全部的思想主义，自然主义成为近代社会科学的主要潮流。

其次，从18世纪开始，产生了对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批判，以意大利思想家维柯、英国哲学家洛克、贝克莱和休谟为代表的想象科学、主观主义、怀疑主义。维柯认为笛卡尔的知识论单纯的指向了数学和物理学，忽视了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在批判的同时，确定自己的方法论原则。维柯认为，我们能够确切知道的只是我们认知者本人所创造或制造出来的东西，历史是人创造的，所以我们可以认识历史，而大自然不是我们创造的，因此我们人类的理性是不能获得对于物质实在的清楚认识，而历史学的方法是想象，通过想象，研究历史和文化事件，也能给人以象笛卡尔给数学和物理一样确凿有效的知识。因此他以想象科学来批判自然主义。同时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主观主义也是对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心里学的一种总结。

二、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简单介绍

韦伯对当代社会科学和社会思想做出的巨大贡献主要是其方法论学说。他的方法论主要集中要解决四个问题：一是社会学家如何去认识社会：即用“理解”的方法；二是社会学家应采取何种态度，即“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的原则；三是社会科学应采用何种普遍适用的方法，即“理想类型”；四是研究社会的主要着眼点是什么，即“社会行动”。

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和“客观性”》一文中，韦伯指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着两种基本的要素，即价值和意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研究的对象也是实在，而实在之所以进入社会科学的领域成为文化科学的对象，并非因为它原来就如此，而是因为它在与研究者的价值关联中变得重要了，它便对我们有了意义。实在本身绝非当然的文化现象。韦伯强调指出：“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不是指我们认为某种或任何一种一般的文化有价值，而是指我们是文化的人类，秉具有意识地对世界采取一种态度和赋予它意义的能力和意志”。而因价值关联有意义的文化事件总是个别的现象，这不仅指它是一次性发生的事件，因而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而且还意谓它始终与特定的价值观念相关联而产生特殊的意义。这种双重的个别性决定了如下一点：人们无法用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即建立精确地自然规律的方法来达到文化科学的认识目的。

综上可以看出，韦伯的方法论对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但韦伯德尔方法论在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它充斥着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矛盾，但却又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学说，虽因本身的矛盾性，受到后来各个社会学家的质疑，但韦伯所创立的方法论学说对后世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

三、马克斯?韦伯与马克思

第4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范文

一、社会科学查新薄弱的原因

(一)职能部门缺乏引导，查新机构疏于宣传

目前，社会科学查新的重要性尚未引起社会科学管理部门的重视，要求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查新的管理部门非常少见，据有关资料显示，只有山东省社科联、河南省教育厅等单位社科成果奖申报要求查新［6］。目前，科技查新机构满足于现状，对查新站的长远发展、查新业务的进一步拓展等缺乏深层次考虑。在查新站成立初期，其为了查新业务的开展或查新任务的完成，还比较注重查新对外宣传，但当业务量较多时，便停止对外宣传工作或很少进行宣传。社会科学研究管理部门对查新工作缺乏引导，加上查新机构又疏于宣传，这导致社会科学查新和自然科学查新在科学研究领域的认知度都较低。根据笔者在工作实践中的随机调查，不少委托人并不真正了解查新，甚至有人认为查新等同于文献检索或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等。

(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对查新员知识素养缺乏信任

高校查新站均设于图书馆，长期以来，学校图书馆相对于机关、教学、科研等核心部门来说，一直处于边缘地带而不被重视，社会对其认识也存在一些偏颇，其往往被看做干部家属收容所或者是解决高学历人员家属就业的地方，进入图书馆工作的高学历人员也往往缺乏职业自豪感和工作积极性，这导致图书馆很难吸引高层次、高素质人才，人才队伍文化素质参差不齐。查新站作为附设于图书馆内的一个机构，在外人看来，查新员的文化素质等同于图书馆员的素质，科研人员不可能相信文化素养不高的查新员会做出高质量的查新报告，更不奢望质量不高的查新报告会对自己从事的科研有帮助。因此，现在绝大多数的科研人员委托查新机构做查新报告是迫于科技管理部门的行政命令，一旦这些行政命令被取消，主动委托的查新将会减少。

(三)查新报告质量水平不高

为了避免重复、抄袭等科研行为，加强创新，有个别社会科学管理部门要求科研项目在成果鉴定或申报奖励时先行查新，借助这一规定将可进一步推行社会科学查新工作。但主要由于以下原因，制约了社会科学查新报告的质量。首先，一名合格的查新员应该具有与查新委托人相同或相近的专业背景或学科背景，懂得科学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此外，还应该具有高于用户的信息素养、文献分析和综合对比能力。但由于条件的限制，不少查新员难以达到以上要求，综合素质与查新服务的知识要求不匹配。其次，社会科学查新方法不明确。目前，相关部门尚未设立专门的社会科学查新机构，也没有现成的社会科学查新方法可借鉴，一般是科技查新机构受理社会科学查新项目，其基本上是按照科技查新的现成办法进行社会科学查新工作，但“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与科学技术的创新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7］。因此，社会科学查新与科技查新方法也应该有异同，完全按照科技查新的方法进行社会科学查新是不合理的，这会影响社会科学查新报告的质量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社会科学查新工作的推行和发展。最后，查新机构社会科学文献资源难以满足查新的需要。“任何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都必须以掌握某一领域的社会科学文献信息资料作为起点。”“收集、掌握和利用与研究课题有关的文献信息资料，是从事社会科学创新的基本功，这一基本功贯穿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在知识更新周期不断加快的社会信息化时代，尤其如此。”［8］社会科学创新对文献资料依赖性较强，这对社会科学查新机构的文献资源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如前所述，目前不少查新站文献资料较缺乏，并且中文文献资源较多，外文文献资源却较缺乏。

二、高校社会科学查新的发展对策

(一)充分发挥社会科学管理部门的引导作用

推动社会科学查新工作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科学管理部门的引导。社会科学管理部门应明确认识查新的地位作用，认识到查新能够避免科学研究的低水平重复，能够保证科研成果鉴定、奖励等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以减少不必要的科研经费投入。在对此有正确认识基础上，社会科学查新管理部门才能自觉地重视查新，从而进行宣传、引导与监督管理工作，使得社会科学查新成为科研立项、成果鉴定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图书馆和查新机构应积极主动地加强与科研管理部门和院系科研人员的交流和沟通，通过网站、博客、宣传册等多种渠道向管理部门宣传查新工作的意义、工作流程、查新手段和方法、查新团队等，通过切实的服务效果，引起科研主管部门的重视，让科研主管部门切身感受到查新的重要性，以充分发挥科研管理部门引导作用，从而影响其管理决策。

(二)依托自然科学查新，带动社会科学查新的发展

我国科技查新发展至今已有20余年的历史，各种级别、专业分工的科技查新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以高校查新机构为例，至2011年4月，至少有210家高校图书馆开展查新服务，有140家具有不同部门授予的查新资质［9］。其中，至2012年12月仅教育部在高校图书馆设立的教育部部级科技查新工作站已达84所［10］。这些科技查新机构在高校科研立项、成果鉴定、申报奖励和专利申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基于此，可以依托自然科学查新带动社会科学查新的发展。1．依托自然科学查新，宣传社会科学查新。依托自然科学查新取得的成绩以及经验，查新机构可以通过实在的服务，使研究人员认识查新、认同查新。同时，通过网站、博客、宣传册等多种渠道，及时向主管部门和院系科研人员以及广大师生宣传科技查新的效果，扩大查新工作的社会影响。2．依托自然科学查新，培养社会科学查新人员。在现有科技查新机构中，相当一部分有社会科学专业背景的查新人员在从事自然科学查新，这意味着有社会科学专业背景的查新员每年也要完成大量的自然科学查新报告，这对于专业背景不相符的部分查新员来说加大了工作的难度，而查新报告的质量也难以得到保证。自然科学查新与社会科学查新有一定的相同之处，有社会科学专业背景的人员在从事自然科学查新工作实践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查新知识和经验，基于此，科技查新机构应该对具有社会科学专业背景的查新员进行专门培养，通过培训，使其尽快适应社会科学查新工作，成为符合社会科学查新需要的专门人才。推行并发展社会科学查新，对查新站来说，是拓展了业务，而对查新员来说，则是学有所用，充分发挥专业特长。

(三)采用灵活多样的查新服务模式

推行社会科学查新，应该采用灵活多样的查新服务模式。第一，被动的阵地式服务与主动的推送式服务并行。目前科技查新一般采用被动的阵地服务模式，查新人员在固定的办公室等待客户上门，主动性不强。社会科学查新在缺乏社会科学管理部门专门规定的情况下，坐等查新上门的被动式服务显然难以推进查新工作的发展，社会科学查新员应该改变传统的服务模式，树立学科机构为学科用户服务的自觉性、主动性观念，树立营销理念和公关意识。社会科学查新员在做好阵地查新服务的同时，应该走出图书馆，主动与院系科研人员联系，了解其科研情况、课题进度等，根据其信息需求，提供主动推送式的深层次查新服务。第二，有偿服务与无偿服务并行。根据《科技查新规范》规定，科技查新业务实行有偿服务。根据当前的客观实际情况，在社会科学查新开展初期，可以将其作为学科服务的一部分，提供无偿服务。如主动为部分国家或省部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提供无偿查新服务，分析查新课题与非查新课题在科研立项中标率、成果鉴定通过率方面的差异，使科研人员真正认同查新在科研课题中的作用，取得科研人员的认同，进而促使查新工作正常有序地开展。

(四)加强社会科学外文数据库建设，提高查新员外文文献检索技能

加强国外查新，提高查新服务的层次，应该有充足的外文文献资源作保障，因此，高校查新机构应该对人文社科文献需求进行调查分析，掌握文献资源的需求情况与特点，加大外文数据库的引进力度，在文献资源的占有方面取胜，为社会科学查新提供坚实的文献支持和保障。据研究，我国考古学、中国文学、宗教学、历史学、民族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文献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等人文社科学科的外文文献引用率都较低或很低［11］，有些是因为学科性质决定，而有些则是因为社科研究人员外文文献资源的掌握程度较低所致。针对上述问题，查新机构应该提高社会科学查新人员的外文翻译能力与外文文献检索能力，提高国外社会科学查新的数量与深化服务层次，以协助科研人员及时了解最新的国际研究动态，以避免或减少重复国外研究者已做的工作，加强科研创新。

(五)提高查新报告可信度，激发用户隐形需求

与其他信息需求一样，科研人员的查新需求也表现为当前需求和潜在需求，当前需求一般是迫于行政命令、已经表达出来的查新需求，属于被动查新，而潜在需求是真正为了科研需要，但尚未表达出来的查新需求，是主动查新。用户对社会科学查新的需求程度，取决于科研人员对这一工作和服务的了解和认同，高质量的查新服务不仅可以满足科研人员的当前需求，还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用户的潜在需求，引导用户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当前需求。反之，低水平的查新服务不仅难以激发用户的隐形需求，还会抑制用户的当前需求。所以，查新机构应该通过各种途径，提高文献资源的拥有量和查新报告的质量，提高查新员的素质以及查新报告在科研人员、评审专家、管理部门的可信度，使各类用户都能从实实在在的查新服务中得到实惠，做到既能满足查新用户当前需求，又能激发用户隐形需求。

(六)深化社会科学查新研究，建立科学的查新体系

第5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范文

关键词：地方综合性大学；通识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

一、宁波大学开展通识教育的实践

通识教育成为近年来国内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高水平大学近年来积极推行通识教育，一些地方高校也在试点开展通识教育。

宁波大学从2000年开始全面实施基于“平台＋模块”课程结构体系的人才培养模式，经过多年实践，已成为学校的办学特色。2006年，学校提出培养“面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人文精神、创新精神、实践应用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围绕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学校实施了新一轮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培养方案的制订。

学校在新一轮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在原来课程体系基础上，通过完善课程结构，形成由思政与通识教育课程、学科教育平台、专业教育平台以及专业方向模块组成的新“平台+模块”课程体系。同时，进一步拓宽了培养口径。学生入学后的第一学年以学科大类组织各类教学活动，完成相关学科教育平台课程的学习。

在新一轮培养方案的设计中，设置通识教育课程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改革之举。学校明确提出要“重视通识教育，夯实基础知识，强化综合素质，体现通识教育不断线，力求实现多学科交叉的宽口径培养”。

宁波大学作为一所地方综合性大学，不仅具有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而且有师资、课程等方面的有利条件与丰富的办学资源，适合开展通识教育。而且，经过多年来文化素质类课程的改革实践，积累了许多有益的教学经验。在此基础上，通过课程内容的整合与重组，完全有可能建立起科学合理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建立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指导思想是实现学生拓宽基础、沟通文理、增强能力、健全人格的目的，使学生全面理解人类社会及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掌握各类学科的基础知识与技能，形成均衡的知识结构，获得必要的能力训练，具备创新的综合素质。按照新的培养方案，思政与通识教育课程学分约占专业总学分的25％左右，四年制本科专业42学分，其中必修课32学分，选修课lO学分。必修课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简称“两课”)16学分、大学英语8学分、计算机应用基础(一级)2学分、大学体育4学分、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训练各1学分。另外，还要求学生在全校开设的所有课程中任意选修8学分及以上，修读的课程多数也是通识教育课程。

二、通识教育课程的领域与类型划分

美国大学一般按照科类来划分通识课程领域。如哈佛大学将通识课程分为6类：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和艺术，道德推理，自然科学，社会分析：麻省理工学院分为4类：自然科学，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科学与技术，实验：威斯康星大学分为5类：定量推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种族研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分为3类：人文科学基础，社会与文化基础，自然科学探究：芝加哥大学分为3类：人类与文明研究，自然科学与数学，社会科学；康乃尔大学分为4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定量分析。可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美国高校中最常见的通识课程领域，另外，文化、艺术类通常也作为独立领域。

我国台湾地区高校一般也按照科类来划分通识课程领域，其中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最主要的领域。如台湾大学将通识课程分为4类：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物理科学；台湾东海大学分为5类：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管理科学；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分为3类：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宁波大学参照国内外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情况，按照本校学科特点和综合素质培养的需要，分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综合等五个板块(领域)。人文科学板块包括语言、历史、哲学、文学、艺术、中外文化等方面的课程：社会科学板块包含思想政治、法律、军事、体育、卫生、心理健康、经济、管理、教育等方面的课程；自然科学板块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力学、生物、医学等学科的课程：工程技术板块涉及机电产品、信息技术、资源环境、安全、房屋建筑、海洋工程等工科类的技术与技能课程；综合板块主要是学科综合的课程，或者不属于以上四个板块的其他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如按照修读方式划分，可以分为必修通识课程与选修通识课程：按照课程的内容，可以分为基础技能类通识课程与知识类通识课程。在宁波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类型中，除自然科学、综合两个板块仅含选修课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板块均分必修课和选修课两部分。选修的通识教育课程按照教学目标、内容的性质特点划分为导论型课程、经典著作选读(导读)型课程、专题研究型课程、方法经验与技能型课程、其他型等课程类型。导论型课程着眼于相关内容的概述，涉及的知识点广而宽；经典著作选读(导读)型课程重点就各学科的中外名著进行导读、讲解、剖析，帮助学生理解其深刻的文化底蕴；专题研究型课程结合教师的有关科学研究，就某一特定问题作专题介绍；方法经验与技能型课程着眼于有关科学方法、思维方法、操作技能以及相关工作经验的传授与掌握；其他型课程指不属于以上四种类型的课程。

三、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原则与课程的申办、审议与更新制度

通识教育课程，简称通识课程，是指根据通识教育的目的和所要达到的目标而设计的课业及其进程的总称。美国学者亚瑟・莱文(Arthur Levine)认为：“通识教育是指大学本科课程中全校共同性的、内容有一定宽度的部分，它通常包括对若干学科领域有关课程的学习，试图为一所学校中的全体学生提供一种应当共有的本科训练”。

对于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宁波大学提出应该遵循以下一些原则。下面对这些原则进行说明并分析：

1、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和资源，全面设置涉及各大学科门类的通识教育课程。这一原则体现了综合性大学开展通识教育的优势，学校鼓励各院系积极开设通识教育课程，使课程数量丰富、类型多，满足学生修读的要求。学校计划通过几年的努力，逐步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各板块中各设置150门以上课程，以确保全校学生有足够的课程选择空间。思政与通识教育课程是在原来的公共基础平台和文化素质类课程基础上改造发展而来的，所以学校提出要改造、吸收现有公共基础平台课程和文化素质类课程，但课程要重新申报并通过审核，方可列入通识教育课程范围。

2、课程的设置体现基础性与广博性相统一，整合课

程内容，由浅入深、分层次重组课程内容体系。这一原则体现了对通识教育课程内容的要求，通识教育课程具有一般特性，如非专业性、基础性、适应性等，其中导论型课程、方法经验与技能型课程一般是通识教育课程的主要部分。我们认为通识教育课程不能只是普及性、入门性的概论课程，所以鼓励设立专题研究型课程，对有关内容适当加大难度，使学生能在普及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为了适合不同基础、不同需要的学生修读，实施因材施教，学校对部分课程分层次重组课程内容体系。另外，学校特别强调深化教学方法的改革，鼓励采取启发式、互动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开展研究性学习。

3、课程形式实现小型化、多品种。学校要求选修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一般不超过2学分，鼓励开设1学分甚至0.5学分的超小型课程。这一原则是针对通识教育选修学分有限的情况提出的，这样能使学生有机会修读更多的选修课，同时也促使教师进行教学改革，减少知识内容的传授，避免出现通识教育课程的知识化倾向。

4、课程实施四年贯通，坚持通识教育不断线。一般情况下，通识教育课程每学年滚动开设，大力鼓励有条件的课程每学期滚动开课。这一原则与其他一些高校将通识教育集中安排在前一、二学年的做法明显不同。我们认为：通识教育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大学本科的基础教育，应该贯穿于学生学习的全过程中，使学生的学习能在通识教育的模式下进行。

为了鼓励各学院与教师积极开设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学校实行课程申报制度。学校向各学院征集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各学院组织教师积极申报。为了有效引导，确保深度与广度和合理匹配，学校对各板块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的类型规定了一定比例的要求。从申报情况看，教师申报通识教育课程积极性非常高，共申报了899门通识教育课程。按照课程板块，申报课程数量从多到少分别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总体数量与比例相对还是比较合理的。但从课程类型来看，申报课程类型与设置要求有一定的差距，经典著作选读(导读)型课程明显偏少，方法经验与技能型课程偏多。

为了保证通识教育课程的质量，学校实行课程审议制度。学校按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的板块成立审核专家组，进行课程分类审核。所聘请的专家大都是学校本科教学督导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的委员，具有教授职称。专家组对所申报的通识教育课程审议从严把关，以确保课程质量和教学质量。审议的主要依据：一是课程的教学目标应符合通识教育课程的培养目标，体现学科交叉，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和素质的提高；二是课程内容体系具有一定的系统性，相对比较成熟，符合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类型设置要求；三是课程所面向的学生应具有必要的基础知识；四是课程的任课教师应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高。经过严格审核，有281门课程入选学校首批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只占申报课程数的31％。按照板块划分：人文科学103门，社会科学64门，自然科学45门，工程技术45门，综合24门。按照类型划分：导论型98门，经典著作选读(导读)型27门，专题研究型69门，方法经验与技能型75门，其他型12门。

另外，我校将对通识教育课程实行每学年更新制度。包括课程的新增与删减，以及已有课程的教学内容、学时、学分的变更，每学年的第二学期各学院对通识教育课程的新增、删减、变更进行申报，学校组织专家组对所申报的课程进行审议，确定下一学年的通识教育课程。

四、对通识教育课程修读中一些问题的探讨

为开阔学生视野，掌握各类思维方法，实现跨学科交叉，拓宽知识基础，学校提出学生修读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的基本原则是“文理渗透、理工结合、学科交叉”。具体而言，要求文科类学生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板块各修读2学分以上的课程；理工科学生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类各修读3学分以上的课程，以充分体现跨学科交叉的综合素质培养。同时，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应在经典著作选读(导读)型和专题研究型选修课程中至少修读2个学分。国内外高校对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修读大都也有类似规定，只是规定的学分数或课程数不同而已。

学校提出通识教育课程修读实行“远离原则”。即学生修读通识教育选修课程须远离本专业，否则不能计入通识教育选修学分。我们认为确立这一原则是非常有必要，可以对学生选修通识教育课程起到指导作用。其实，在国内外的一些高校也有类似规定。如哈佛大学规定“学生必须在11类核心课程中的8类选课，以满足核心课程的要求。因为核心课程的目的是扩展学生的视野，学生必须在8类课程中每一类选一门课，而这8类必须是跟他们所学专业离得最远的。”如武汉大学规定“学生修读与本专业重复或相近的课程所获学分，不计入通识教育学分。跨领域选修课程所获学分，则均予以承认。”

第6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范文

关键词：学科属性；科学性；人文性；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3）-0110-08

一、引言

一般地，从科学的内涵以及科学研究的目的来看，经济学本身可以被视为一门科学，因为经济学本身也是有助于认识、预测经济现象乃至指导经济活动的理论体系，但问题是，经济学的科学性与自然科学所崇尚的科学性是否一致呢？是否就是体现在它的数理程度上或者体现在客观性的“硬”度上呢？当前主流经济学极力崇尚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但经济学果真变得更加客观和科学了吗？按照达斯顿的看法，客观性的理解本身有三个角度：本体论的客观性是关于世界的，机械论的客观性是关于压制普通的人类判断倾向和审美倾向的，透视法的客观性则是关于消灭个人（或偶尔是团体的，正如拟人论的民族风格类型一样）的特质的；而且，透视法的客观性，既在概念上也在历史上区别于追求现实最终结构的客观性和本体论方面，也区别于禁止在对科学的结果所做报道和描述中作出判断和解释的客观性的机械论方面。显然，达斯顿的看法了一直将“科学”等同于客观性的普遍认识，客观性的含义本身就是多重的，从而揭示了数量经济学中潜含的修辞。事实上，透视法的客观性本身就主要是在18世纪后叶的道德哲学中而不是自然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它将对客观性的关注重新纳入到社会环境和研究者所凸现的民族精神之中。当然，主流经济学中修辞以及透视法的客观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相对应的，西方的自然主义将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都视为有其内在客观规律的，它都是上帝创世时就定下的，例如，米洛斯基就认为，“客观性这个观念与西方历史上对拟人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禁止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始自于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对将人类的属性归因于上帝的批评，并且作为一种对活力论、目的论和自然神学的一种逃避继续进入现在时期”［1］。

然而，正是对于自然哲学的狂热造成主流经济学对“客观性”的追求，并且，还逐渐把这种客观性导向了机械论的客观性，从而扭曲了对客观性的理解。事实上，自从经济学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转向了“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之后，由于受牛顿革命和物理学发展的影响，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经济学开始把自然科学视为经济学的发展之路，试图构建像“physics”（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一种关于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内在法则的带有“ics”词缀形式的“economics”的“科学”［2］。为此，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方面试图通过将经济思想的数理模型化以及实证分析的客观化来发展成一门硬科学，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开伦理判断而公开声言要“价值中立”。例如，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就公开表明，要把经济学构建成一门实证科学，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套理论或假说，来对尚未观察到的事物作出有效且有意义的推测；同样，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公开声言，“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对价值判断是中性的”［3］。正是在极端强调客观和中立的情况下，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就极力模仿自然科学而加速走上了数量化的道路，并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下试图运用一些一般性的工具和“不言自明”的原理来演绎分析绝大部分的经济学问题；而自20世纪9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被引进到中国以来，国内那些自称从事“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就把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奉若神旨，极力排斥经济学的思辨性和伦理学内容而强调实证分析，并大肆宣称他们所构建的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就是Science，是客观的。问题是，这种“客观性”真的存在吗？米洛斯基指出，“现在是放弃‘科学’以解决客观性问题这一思想的时候了，这主要是因为不存在单独的这样的问题要解决”［1］。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社会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存在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如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主流经济学所宣称的客观性，其中首先就经济学的学科特性及其他相关特征作一剖析。

二、经济学的双重属性及其研究思维

由于科学仅仅体现为主体基于特定视角对客体的认知，因而科学必然具有主观性；而且，由于不同科学所面临的对象和目的是不同的，因而不同科学所体现的主观性又存在某种差异。特别是，生活世界和自然世界这两大研究客体存在明显不同的特点，有关它们的研究目的也不尽相同。正因如此，学术界又进一步把科学分为两大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中，社会科学关注由人与人之间互动产生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是内在于人之认知的，其背后的规律也主要体现人类的理想及由此产生的互动行为，人们之所以研究它是希望理顺或改进社会现实关系以更好地实现人类的期望和理想，因而它往往被视为带有人文性的学科。相反，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则是自然现象及其背后的规律，这种自然现象是相对外在于人类活动的，自然规律也具有独立性，人们之所以研究它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自然或适应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规律，因而它往往被视为更具客观性的学科。同时，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这两个关系层面，涉及到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两大领域。因此，经济学本身也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特性，这也是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定位以及经济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程度之所以常常会引起争论的原因。一方面，尽管经济学涵盖广泛，但不同学者所关注的主要领域和观察视角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学者对经济学性质的认知就会产生差异：例如，有的学者关注物质资源配置等私人领域的问题，因而他倾向于把经济学视为自然科学；而另一些学者则关注社会制度等公共领域的问题，因而他也必然更倾向于把它看作社会科学。另一方面，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时期的经济学所呈现出来的特性也就会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古典时期所面临的主要是社会制度等公共领域的建设，因而古典经济学呈现出浓厚的社会科学特性；而新古典时期面临的是如何有效利用既定资本的问题，因而新古典经济学表现出强烈的自然科学特性。

当然，尽管对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特质的认知往往随不同主体以及不同时代而有所差异，但是，不管在对经济学性质的认知上存在何等的不同，经济学都不能直接归入自然科学的范畴。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1）无论是人与自然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涉及到“人”，因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归根到底是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现象，这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而与其他社会科学具有相通性；也正因如此，米塞斯就认为科学认识有两个不同领域：自然科学和人类行动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显然应该归属后者。（2）主流经济学极力鼓吹把自然科学所走的道路视为经济学的未来之路，这也从反面说明了经济学本质上不是自然科学，否则就用不着模仿了；更不要说，在西方自然科学也是其他社会科学仿效的对象，实际上，长期以来学术界就一直存在着能否将社会科学在某种意义上看成介于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第三种学科的争论。（3）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又经常把经济学称为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这里也是强调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以及基于经济学科学化发展的需要；之所以有此强调，根本原因在于，尽管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涉及到人与物以及人与人这两个关系层面，但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物的内容方面。事实上，正因为经济学属于研究人类行动的学科，研究的是由人类行为所产生的经济现象，而经济现象本身又是与认知主体分不开的：不仅主体的行为构成了经济现象的一部分，而且主体的认知也会构成了经济现象的一部分，因此，对经济学的定位还是要从社会科学来考虑。进一步地，由于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往往都潜藏着改造社会和指导实践的目的，因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也存在两个明显的阶段：一是有关理想目标和假设前提的预设，这体现了不同认知主体对社会事物的本质认知以及社会理念和观察视角的总结，因而带有浓郁的主观性；二是在既定预设前提下的分析结论和政策建议，这体现了认知主体的逻辑推理、检验论证和材料收集，因而具有很强的规范性。

显然，正是由于不同个体在认知视角和研究思维上存在差异，对经济现象背后之规律的探索途径也就会存在差异；特别是，不同个体着重研究的问题也存在差异：有的人关注目的和预设的合理性，有的人则热衷于逻辑推理的严密性。结果，在不同认知主体眼里，经济学这门学科也就呈现出了相差极大的两个基本特性，因此，即使撇开自然科学的考虑，那么对经济学的理解也会存在这样两个研究视角：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①。一般来说，“人文科学”强调的是人文性，就经济学而言，它侧重于对理想目标和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思辨和探讨，显然，它把人作为思维的主体，存在终极的价值判断，因而带有某种感观性和情感的色彩，注重的是思辩和溯源。例如，韦伯就指出，“任何一门关于人类文化生活的科学，其最根本的任务之一就是使人们对这些部分现实地、部分自以为是地追求着的‘观念’达到精神上的理解”，这就要求“通过揭示并在逻辑上相互关联地阐明构成或者能够构成具体目的之基础的‘观念’，能够使他根据联系和意义认识到他所希求并在此之间作出选择的各种目的”。相反，“社会科学”更为凸显的是科学性，就经济学而言，它关注的是在既定预设前提下如何严密而合理地得出更为广泛的结论，显然，它把人仅仅视为一个经验客体，是自然的一部分，终极价值判断是给定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先验理性和经验实证的色彩，基本路径就是向自然（科学）靠近。例如，韦伯也指出，在目的设定以后的价值判断和批判也具有科学的性质，因为“这种批判只能具有辩争的特性，即它只能是对在历史给定的价值判断和观念中出现的材料作出的一种形式逻辑上的判断，是根据所希求者的内在无矛盾性的公设对理想所作出的一种检验。由于它为自己设定了这一目的，它能够帮助希求者对作为其希求之内容的基础的那些终极公理、对他不自觉地由以出发或者必须由以出发的终极价值标准作出自我思索。当然，使人意识到这些彰显在具体的价值判断之中的终极价值标准，是它不用涉足思辩的领域就能够提供的最后的东西。至于判断主体是否应当遵循这些终极标准，是他个人的事情，涉及到他的希求和良知，而与经验知识无关”［4］。

进一步地，对经济学两个阶段的研究以及对经济学特性的理解不同，不同学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一般地，根据人文（科学）的特征，思想和理论主要来源于研究主体的整合、判断，往往萌发于书房、图书馆等读书的地方，因而注重对前人文献的梳理；同时，他们认为，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根据自身的理解而行为，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是提高个人的认知，因而强调经济学的主观性和规范性，寻找对既有事实和材料的重新理解。相反，根据（社会）科学的特征，思想和理论主要来源于数据的处理和客观的实验，往往萌发于实验室、实践调查等能够收集和处理数据的地方，因而它更注重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方式；同时，它把经济学理论视为具有普遍意义，可以指导一切人的行为，从而经济学的学习获得一种一般性的技能，因而强调经济学的客观性和实证性，试图通过新的事实和材料来发现理论。正因如此，相应于这两个基本的分析视角，我们可以归纳出经济学领域从事理论研究的两种方法：厚积薄发和成规定制。其中，就基于人文的视角而言，由于它注重知识的继承和积累，并试图通过旁征博引而从更全面视角来分析问题和解释现象，因而强调厚积薄发的研究态度；而且，由于这种思路试图凭借主体的知性来剖析社会现象的本来面目以及现状产生的内在机理，而对本质的认知本身就体现了观察主体的主观目的性，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经济学视为规范性的学科。而基于科学的视角而言，它试图从某些定理或模型出发，通过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来发现规律，这往往被称为成规定制式研究的方法；而且，这种分析方法往往要遵循一定的研究套路和规范，并相对集中于某些特定对象的研究，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经济学视为实证性质的科学甚至蜕变为应用数学的分支。

其实，对经济学的这两个认知视角或认知阶段及其认知差异也可以从经济学说史中窥见一斑。古典主义时期，由于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人类的最大化行为主要与社会制度有关，因此，以斯密、穆勒和马克思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主要探究公共领域的问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具有强烈人文性的社会科学。同时，古典经济学着力探究事物表象背后所隐藏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并以此为参照系来考察现状以及剖析现象对本质的背离及其原因；显然，由于本质本身体现了观察主体自己的认知和观察视角，本质也提供了已经被异化的事物回归的基点，因而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仍然流传至今的经济学基本上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规范性的科学。相反，随着西方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的相对完善，人们就逐渐接受既定制度下的分配格局，并在此制度下寻求个人资源的最大化配置，因此，后来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就逐渐把研究视角转向了个人领域，关注个体如何理性地处理物的问题，从而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具有强烈客观性的社会科学。也正是由于着眼于个体行为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开始把现存制度当成合理的存在，依靠直接的供求关系或者双方的力量博弈来分析现状的成因，并主要分析现存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并且，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于价格、货币等数字之间的逻辑分析，从而日益偏重于第二种路径的研究，强烈主张经济学的科学化之路。显然，因为古典经济学具有强烈的人文性特点，这种研究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需要知识的沉淀和积累，因而古典经济学家基本都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家；相反，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具有强烈的科学性特点，这种研究需要的是严格的逻辑训练和扎实的数理功底，因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基本都是出身于自然科学领域。

当然，需要指出，即使这里把经济学归为社会科学，也主要是强调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科学化努力以及人们在社会认知过程中的演进性特征；但却并不否认，在作为社会科学的科学特性与自然科学之间所存在的明显差异，因为任何社会科学都有一个预设的目的，这个目的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米塞斯就写道，“当我们从外部接近自然科学的主题，我们观察的结果是确立功能性的依附关系。关于这些关系的命题构成我们用以解释自然现象的一般原理。一旦我们构建了这些原理的体系，我们作了我们能做的所有的事。另一方面，在人类行动的科学中，我们从内心理解现象。由于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能理解人类行动的含义，即行动者赋予他行动的含义。是我们能形成用以解释性的现象的一般原理的正是对含义的这种理解”［5］。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对经济学中“人文性”和“科学性”的认知也体现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两个相应阶段：“人文性”主要体现在第一阶段，它需要以广泛的知识为基础对前定的目的首先进行判断，并选取自身的研究目的和分析理念；“科学性”则主要体现在第二阶段，它需要采取一定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对达到前定目的的手段进行分析。而且，这两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和要求与自然科学都是不同的，因而我们在从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时就必须加以注意：一是要明白每一个理论所设定的目的，并对这种设定目的进行判断，这就需要非常广泛的知识，显然，这与自然科学很不相同；二是在目的既定前提下借助一定的工具和逻辑进行推理分析，即使如此，我们也要时刻提防把人的行为逻辑等同于物和数的逻辑，这也是与自然科学极不相同的。

可见，尽管从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两个目的上看，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成熟的经济学可以为理解和改造社会提供一个相对系统的认知体系，但是，由于经济学所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其理论研究的程序和特点都不同于自然科学，因而就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来限定经济学的发展。一方面，经济学需要对理想目的以及假设前提进行确认，而这体现了主体的认知和理想。所以，笔者强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首先是要形成对社会的认知，这也即是思辨性的思想，其关键在于对理论目的和理论前提的研究。另一方面，目的和预设确定之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需要进行严密的逻辑进行分析以获得更为广泛的结论和认知，显然，此时就需要借助各种分析和表达工具，但其表达中也往往使用了各种具有人文性的修辞。例如，麦克洛斯基就指出了潜藏在经济分析过程中的三个命题：（1）“经济学中的数学理论似乎具有暗喻的性质，而且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的”。（2）“经济学推理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包含暗喻的”，（3）“甚至连正统的修辞的推理都是暗喻的”。而实际上，在麦克洛斯基看来，“经济学不是通过求助于现代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或是任何其他科学哲学发展出来的优先方法论来实现其合法化的。相反同其他无序的学科一样，经济学被合法化的过程就是检验其参与开放的进行中的对话或语言的程度，而每一个参与者都被置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对话氛围中。因此，在这样的氛围中，经济学家们的任务就是说服观众，这其中包括同行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6］。

三、经济学的学科特性及其研究特色

上面的分析表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两个阶段都充满了主体的认知，而要能够形成自己的思想并在理论上有所创见，那么就需要丰富的知识素养：一方面，要对人类思想的发展过程作系统的梳理以能够真正领悟人类所积累的思想，另一方面要对其他学科的知识作充分契合以对客体有更为全面而系统的认知。事实上，经济学说史就已表明，像斯密、穆勒、马克思以及马歇尔等大师们所提出的那些看似浅显的知识，都是建立在庞大的知识基础上的，例如，正是在承袭前人知识的基础上，斯密做了系统化的简单表述，从而写出了视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富论》。相反，如果没有对理论的正确认识，没有广博的知识，即使能够建立比较优美而复杂的数理模型，它们也是流传不远的，实际上，这样的研究也必然是盲人摸象，即使知其然也必不知所以然，即使发表了众多的文章也仍然没有自信，就像当前的那些学者一样。正因如此，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来说，厚积薄发式的研究途径是基本的，只有通过积累深厚的科学知识和个人知识，才可能形成真正的认知，从而使得理论更具说服力；同时，才能形成合理的假定条件，从而在此基础上建立合理的数理模型或者进行有的放矢的实证分析，否则，后续的一切行为都将没有任何意义，至多成为一种我向思考的逻辑游戏或者材料堆积的数字游戏。

这可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一方面，影响社会经济现象的因素本身就是复杂多样的，甚至经济现象本身也是人类主观认识的反射，同一事实投射在不同人的意识中往往形成不同的认知；正因如此，社会科学的“科学”并非是确定不变的，相反必须将理论与主体的认知视角和认知目的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经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毕竟是由于需求、偏好、行为等由“人”引起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是经验性而非先验性的，从而也只有在基于人类实践的经验分析的科学中才可以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正因如此，经济学理论也必须具有经验性的内容，经济学的科学化必须建立在社会经验的基础上，正如实用主义创始人詹姆斯所说的，“唯有直接与生活发生关系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7］。事实上，正因为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往往是基于主观的理解，不同的认知会导向不同的行为，所以，哈耶克指出：“遵循规则或信奉共同价值，可以确保某种具有某些抽象特性的行动模式或行动秩序得到型构，但是，遵循规则或信奉共同价值却并不足以决定这种行动模式的具体形式”［8］。也正因如此，我们说，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分析手段是多种多样的，而不仅仅是数理模型这一种方法，甚至这也不能是主要的研究路径；事实上，哈耶克就把经济理论研究与法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伦理学、道德科学等联系起来，而强烈反对经济理论数学化。

显然，正是因为经济学本身具有强烈的人文性，从而才会形成迥异的经济学流派，这些流派往往基于截然不同的引导假定，以致迄今为止经济学各流派之间都无法形成一个“能够结束所有争论的最终标准或裁决者”；同时，由于引导假定本身是难以被证伪的，因而尽管经济学的理论不断变化以及每种思想也都在经历重复的兴衰轮回，但却很少会完全消逝。事实上，不仅“弗里德曼的信念――经济学中的一般性争论和宏观经济学中的特定争论都将通过实证检验而解决――尚未得到证实。同样，熊彼特观点――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部分大都会被系统性抛弃――也没有成为现实”。因此，经济学中，“在对经验证据、伦理因素、硬核命题、意识形态戒律的程度和形式等许多类似问题的解释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差别。当然，并非只在经济学中有分歧，在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中分歧至少同样广泛、深刻和显著。甚至连物理学也有着这种冲突，而且实际上，物理学比其通常看来的要‘软’得多”［9］。也正是由于经济现象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以及经济学的人文性，经济学的科学性也不同于自然科学。麦克洛斯基强调，“如果经济学希望模仿其他科学，即便模仿的是数学或物理学这样伟大的科学，它也应当更加开放，以容纳更多的谈话方式”［10］。

然而，不幸的是，尽管从广义上讲，作为一个具有知识体系的探究学问的经济学本身是一门科学，并且，这种科学本身是具有强烈人文性，但是，由于“科学”一词首先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并由此形成了自然主义思维，并拓展到社会科学领域。结果，时下流行的主流经济学完全忽视了经济学内在的这种学科特性：它不但舍弃了经验性的内容，而且也因执着于数字的游戏而把理论与生活分裂开来，甚至连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基本目标也搞颠倒了。正因如此，厚积薄发式的学习和研究路线往往只是为非主流经济学者所遵循，而主流经济学则逐步走上了严密的专业分工道路，把经济学仅仅视为对手段的实证或者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功能联系，从而日益偏重于成规定式的研究路径。正是基于这种研究线路，主流经济学试图运用一些一般工具和原理来演绎分析绝大部分的经济学问题，结果，正如布劳格指出的，“瓦尔拉斯崇拜的英雄是牛顿和拉普拉斯，而不是焦耳和赫姆霍茨。从早期到现代不断激发一般均衡理论的提倡者的灵感不是‘科学至上主义’，而是完全数学化的目标”［11］。究其原因在于，西方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自然主义思维，并在追求客观主义的抽象化科学思维的指导下，这种自然主义思维进一步扩展到人类精神方面的领域。因此，西方主流的观点往往认为，即使在生活世界“严格的科学性要求研究者必须小心排除一切作出价值判断的立场，排除一切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及其文化构造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探问。科学的、客观的真理只是确证：物理和精神世界到底是怎样的”［12］。

事实上，就当前西方社会而言，“对科学之上主义的不加思考的引入，（已经）成为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大多数美国社会科学的特征”，并且，由于“在学术上对大陆哲学的摒弃，连同二战以后统计学技术与自然科学实践之间的混淆，（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内在统一性，‘科学’本身成为了一种适用于任何社会研究（无论是经济学、文学批评或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普通程序”；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科学的霸权将任何有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的痕迹统统勾销了”［1］。正因如此，当主流经济学的困境逐渐暴露，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重新探究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性质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们已经不知道“争论的问题是什么”，“社会”是指什么？究其原因在于，理性和科学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已经导致了如此严重的演化谬误：它把人类世界也视为一种静止的状态，而科学研究仅仅探询如何将这种静态世界摆弄得更有序途径，因此，不仅是经济学，甚至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也都在努力发挥理性的能量来设计和改造社会制度。

显然，正是出于对科学的误解以及理性的强调，整个社会科学界充斥了求新求变的氛围，这在经济学界尤其明显。胡塞尔就曾指出，“如果科学只承认以这一方式客观地可确证的东西为真的，如果历史只教给我们精神的一切形态，人所依赖的一切生活条件、理想和规范，……它过去是如此，并将永远如此的话，那么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存在在真理上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对此能平心静气吗？我们能在一个其历史无非为虚幻的繁荣和苦涩的失望的不尽锁链的世界中生活吗”［12］？也正因如此，西方主流经济学极力模仿自然科学而加速走上了数量化的道路，国内那些唯西化是瞻的“主流”经济学者也极力强调经济学的数理化，认为只有这种经济学才是科学和客观的；但殊不知，现代主流经济学大肆鼓吹它的科学性而不敢承认自身的内在缺陷，并为了维护其主流的话语权而刻意地用数学符号来掩盖其内含的价值观和主观性，因而这些主流经济学者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恰恰使得经济学退化为一门“伪科学”。 事实上，当今甚嚣尘上的主流经济学已经越来越符合"伪科学"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研究者明白它达不到其宣称的那种科学要求却极力宣传它的“科学”性，二是研究者有意地回避其学说中缺陷或者用各种方式来掩盖。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笔者强调经济学的主观性、规范性以及推崇厚积薄发的思辨路径，强调经济学的研究需要注重经典文献的梳理和推敲，但这并不是要像阿莱所批判的那种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层次上的诡辩游戏：“不断使用误操作性的概念、含糊不清和未经定义的语词，那些词的意思在分析中不断变换，在不同作者那里也各不相同；分析中缺乏严格性；大量使用多少带有比喻的表达方式，没有精确的含义，谁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因此无人能提出异议；使用的表达方式伴有感彩”［13］。相反，它要求具有非常严密的逻辑一致性，同时要求与经验事实相一致。事实上，笔者一直强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并不是不要数学，相反，要研究经济学也必须充分夯实数学和逻辑的基础，这是经济学研究越来越需要专业化训练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数学在表达、交流和传播上的精确性，因此，数学作为工具在经济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是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另一方面，数学语言的运用也是经济学中一场重大的“修辞学革命”，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联结全世界经济学者的一种共同话语标准，究其原因在于，近期的文献大多是主流经济学提供的，他们掌握了经济学的话语权，其中思想的递进也大多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表现出来。

不过，尽管将经济学知识上升到理论层面而运用数学是必要和有用的，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明晰地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把一种理论建立在公理化的论述上就足以说明它在科学上是有效的”。特别是，要防止经济学从传统的文字描述走向数理化过程中的另一种极端倾向，因为正如杜兰特指出的，每一真理都有可能发展成为谬误；而每一美德都会因过分而成为邪恶，没有什么比过分易于走到反面了。因此，我们对数学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作用必须有个明确的认识，即使通过使用数学来精练理论，也必须注意到条件的成熟性问题，否则必然会“欲速则不达”［14］。这正如科斯写道的，“我对建立模型的问题知之甚少，并且我提出的观点可能也不是真正重要的，但我认为，当你的知识特别贫乏时，你不可能很准确、很迅速地估计所发生的情况。……要是将你知道（或者你认为知道）的早期阶段的变量简单地纳入你的模型中，事实上，这可能产生更多的误导，将会阻止更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的出现”［15］。显然，就当前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化倾向而言，数学已经被严重滥用了，哈耶克写道：“20世纪肯定是一个十足的迷信时代，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所谓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说人们高估了科学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意指人们高估了科学在复杂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因为事实业已表明，把那些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被证明为大有助益的技术也同样适用于复杂现象领域的做法，是极具误导性的”［8］。

可见，尽管我们常常把经济学视为一门科学，但这与自然科学中对“科学”一词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正如布劳格指出的，“经济学又是一门独特的科学，不用说由于它研究的是人的活动、从而要用人的行为的原因和动机来解释‘事情的原由’，这和物理学不同，而且也由于它致力于提供关于人的活动的严格的、演绎的理论而和社会学、政治学这样的科学不同，因为在其他的人类活动学里而是缺少严格的、演绎的理论的。简而言之，经济学家的解释是科学解释大类里的一个特别的种，因此这种解释也就呈现出某些疑难的特征”［16］。在这里，笔者认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差异，不应该过分强调他的客观性而抹煞其思辨性，例如，麦克洛斯基就特别强调无论是数学还是物理学都不是经济学可借鉴模式，为此，他还对大行其道的现代主义科学哲学持深深的怀疑态度，因为这些哲学往往以物理学的方法论作为模式。那么，如果促使经济学朝更为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呢？豪斯曼建议，“第一，经济学家应该参与越来越多的不同形式的经验性工作：他们应该努力从‘典型的经济数据’中学到更多的东西。第二，对于理论框架的选择而言，这个学科应该更加开放，不应坚持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科学’的现状”［17］。

四、简短结语

无论是在科学的内涵、研究的目的还是研究的方法上，经济学与自然科学都存在很大差异：经济学注重思辨性，其理论也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规范性，研究方法更注重厚积薄发，注重知识的积累和契合，因此，尽管我们强调经济学要朝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但其科学性的麦加并非就是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事实上，正如韦森指出的，按照最新版《新牛津英语大词典》对“science”所作的定义，社会科学并不是真正的“科学”，而只是在一种在对“科学”一词的“转借”和“隐喻”（metaphor）意义上来说的；不过，那些想把经济学变成一门实证科学的经济学家们，却试图通过对人类社会中经济现象的“观察”、“实验”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自然）科学（式）地”“推理”和“证明”，来把经济学做得一种像物理学、化学那样一种实证的“分科的知识体系”［2］。然而，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却试图以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特征来要求经济学，从而严重误解了经济学的“科学”内涵，也窒息了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以至布坎南说，“正因为我深信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我发觉自己更赞同解释学家的批评，而不赞同我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同事的意见，少数几位属于现代奥地利人学派的经济学家除外”。而且，布坎南还重新解释了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行为方式：科学家的行为是发现，他找出存在的事物，将想象力运用在探索过程中，他不宣称也不应宣称创造了某种新的东西；相反，艺术家尽管要用一定的材料，但他创造某种原来并不存在的东西，并且一旦艺术创造完成，每个人都对创作出的作品可以有不同的私人解释方式。［17］在布坎南看来，社会科学的研究介于两者之间，社会科学家的活动更加类似于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但他的动机与科学家而不是与艺术家相一致，他希望社会互动的改进最终将由人们在诊断结论和有效改革上取得一致的看法；同样，布莱克则强调，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文科学特别是文学批评所使用的中心修辞手段比如暗喻要优于自然科学，因而经济学的科学化发展不能抹煞其人文性。

参考文献：

［1］ （美）米洛斯基.问题是什么［M］.张大宝，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 （英）韦森.经济学的性质与哲学视角审视下的经济学：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与展望［J］.经济学季刊,2007,6(3)：945-968.

［3］ (奥地利)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M］.梁小民,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4］ (德)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李秋零，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 (爱尔兰)博伊兰和奥戈尔曼.经济学方法论新论［M］.夏业良,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6］ (奥地利)阿德勒.阿德勒人格哲学［M］.罗玉林,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7］ (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3卷［M］.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8］ (英)斯诺登等.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各思想流派比较研究引论［M］.苏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9］ (美)麦克洛斯基.经济学的修辞［M］.丁建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0］ (英)布劳格.为何我不是一个建构主义者［M］.张大宝，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11］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12］ (法)阿莱.我对研究工作的热情［M］.侯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3］ （美）曾伯格.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4］ (美)科斯.“专题讨论”的评论［M］.李凤圣，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15］ (英)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黎明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第7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范文

关键词：非中心化；非中心化方法；中心的重建

一

随着“‘非中心化’思潮”越走越远，它们对中心的完全消解直至虚无，日益受到其他学者的批判。有学者指出，反本质主义的最大问题，是把现实的一切问题都归到了话语的层面，而没有触及这些话语得以产生的现实；而反基础主义面临的困难是，知识如果没有基础，就没有真假，就仅仅是通过对话达成的共识。“缺乏共同评价标准，这样的对话将把人们引向哪里？没有共同评价标准意味着，对话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1]德里达也常常被人们指责为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尽管他强调解构不是完全消极的，甚至对人们认为他的解构就是摧毁一切感到很恼火，而一再申辩。[2]尽管有其他后现代主义者同德里达一样，力图对极端的完全消解做些矫正，但依着学术惯性，他们注定无法从洪流中脱身。当人们的思想不得不回到常识中来时，从皮亚杰提出认识客观化的“非中心化方法”到陈其荣、曹志平提出“认识的‘非中心化’方法论”这条路线就显得弥足珍贵。

二

皮亚杰认为，在人类或社会的研究中，人们有一种“自发性”思想或者倾向：“认为自己处于世纪的中心，处于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的行为规则甚至习惯确立为普遍的规范”。[3]（P10）这种认识的自发性中心化，是影响人类认识客观化、具体化、系统化、社会化的重要因素。

陈其荣、曹志平在《科学基础方法论》中谈到，科学思维方式是在实际的科学领域，针对特定对象和具体科学问题而运作和展开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划定问题范围，从问题与事实出发，而不是仅仅从自己的主观出发。“这种‘科学化’的基本方式，就是我们讲的认识的‘非中心化’。……科学认识发生的首要条件或步骤，是认识的非中心化。”[4]（P144-145）并从解释学的视角对皮亚杰认识的“非中心化”做出新的理解，指出“人类认识的‘非中心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哲学问题。它不仅仅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而且也关涉到对人类科学活动的本体论理解。”[4]（P148）他们进而认为，“科学认识是分化的产物。要建立一门真正的科学，必须进行‘非中心化’，即‘列出问题，限定问题的范围，确定方法，改进方法’。”[5]（P10）“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主体、认识手段、认识方法的‘非中心化’相互联结，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知识的客观系统化。这同时也是认识‘非中心化’的实质。”[4]（P147）当然，他们是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中探讨人类科学“认识的‘非中心化’方法论”的，所以既强调“非中心化”作为科学基础方法的一般性，又清楚地讨论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各自面临“非中心化”方法时的特殊性，并特别指出：“和社会科学相比，人们对人文科学‘非中心化’的看法还存在较大差距。人文科学的‘非中心化’不仅是一个复杂的有待于在实践中解决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深刻的理论问题。”[4]（P171）

显然，他们所主张的“认识的‘非中心化’方法论”与后现代主义的“‘非中心化’思潮”有着根本的不同：“‘非中心化’思潮”的学术惯性是对中心直至彻底的消解，而“认识的‘非中心化’方法论”则在另一条路线上表现出对“价值关联”与“价值无涉”的回归。他们也因此慎重“声明”：“非中心化”起点的客观化与主观性、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逻辑形式与历史进程等二重性，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二重性，它们之间矛盾的解决最终还是要靠社会实践。认识的“非中心化”，就是要在社会实践中打破人类自发的主观中心化，推进客观的“非中心化”，最后实现科学思维方式的中心化。[4] （P153）

参考文献：

[1][英]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法]德里达.德里达中国讲演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3][瑞士]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第8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范文

从德国古典哲学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来看，大家几乎都对“理性”的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黑格尔眼中的哲学就是关于“理性”的哲学，“在逻辑阶段，理性表现为纯概念的自我发展，在自然阶段，理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外化为自然世界……在精神阶段，理性达到了自我认识，从而完成了整个发展过程”［4］26。德国古典哲学受古希腊哲学的思维模式影响颇深，普遍是从抽象的形而上的原则和范畴出发，经过理论的分析和论证，进而解决形而下的现实问题。这种思维传统在韦伯那里同样得到体现。在其《经济与社会》等代表作里，首先对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原理进行了阐释，进而展开对社会行为的动机、社会关系，以及组成社会的各要素等实际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韦伯的思想发展轨迹，就是遵循德国古典哲学的思维模式，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4］28韦伯对于哲学所做出的最为显著的贡献莫过于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当前国内学者基本上是将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个整体方法论来考察，并对其最一般的特征加以总结，即普遍适用的概念工具：“理想类型”；“解释”和“理解”“社会行动”的方法。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可能性：适合的因果多元性；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原则：“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四个方面［1］89。韦伯的方法论特点与19世纪下半叶发生于德奥之间的方法论大论战有较大关联。1883年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门格尔发表了《探索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向德国历史学派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发出挑战，引起德国历史学派的猛烈抨击。也正是在这场辩论中，“奥地利经济学派”这一称谓才形成。奥地利经济学派是一个坚持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经济学派，该派反对以观察的和数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主张只有在逻辑上出自于人类行为原则的经济理论才是真实的，因此，应当采取人类行为学的解释方法来探索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类经济规律，人们所要探讨的是经济的本质而不是量化的经济数字。

该派的核心理论可以概括为边际主义的主观论，在边际效用理论中，他们更强调的是“效用”而不是“边际”，并认为效用和价值是由个人的主观偏好决定的。同样是在1883年，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发表了他的“扛鼎之作”《精神科学引论》。他提出的方法论似乎更容易被多数人所接受，此著作也被同时代德国的同行们尊为真正奠定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狄尔泰借用自己著名的论断“我们说明自然，我们解释精神”，表达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存在的天然鸿沟。在他看来，精神的客观化物需要理解，以理解为探究中心的诠释学可以作为精神科学的一般方法论。狄尔泰十分推崇经验论，尤其强调内省经验或生活经验，认为这是通向理解之路的最为直接的途径。更为重要的是，韦伯学说诞生之时，整个欧洲的哲学正处于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争锋交错的困境时期。19世纪30年代，在孔德、斯宾塞等人的倡导下，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基础的实证方法被引入到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然而，以“经验”作为判断一切的标准成为其最终无法逾越的局限，在“经验”的理论框架下，实证主义最终走向了不可知论。当科学主义在实践中举步维艰之时，人文主义哲学则主张以直觉、意志等非理性主义因素来说明整个世界。这两股思潮各执一端，然而其各自的局限性也是突出的。或许这正为中立哲学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加之在日常生活中韦伯深受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人的思想感染，尤其是1902年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李凯尔特发表了《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一书，从而为韦伯提供了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之争的哲学和逻辑基础。韦伯反对将自然科学的方法机械地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因为按照李凯尔特的理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自研究的是同质的不连续体和异质的连续体，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别是毫无疑问的。根据狄尔泰的观点，两种科学之间同样存在着不可逾越性。但韦伯同时也反对将两类科学决然对立起来，他认为，凡是科学，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即都是要获取某种客观的、可以验证的真理，就社会科学而言，可以一方面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做理论方面的阐释和理解，探求行为主体背后的主观动机。另一方面还应当对这些行为的过程及其所分析的结果做因果的验证。总之，韦伯试图克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对立，寻求一种价值的中立。他在融合二者的基础上采取了折中主义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注重于法律、历史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又强调“卡里斯玛”的超凡魅力，借用一些非实证的方法对宗教和官僚统治等现象做出一定的伦理解释和价值的分析，一方面倡导工具理性，另一方面又倡导伦理理性。事实上，实证主义哲学家及与韦伯同时代的迪尔凯姆其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价值中立的特点。他们基本上都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具有相似性，因此可以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并且对社会现象做客观的描述与判断。韦伯将价值中立哲学进一步系统化。但是按照国内一些学者的观点，韦伯并非接受将价值的问题完全排除在社会科学以外的做法，社会科学虽然不能做出某种价值判断，但是也不能离开价值来讨论纯粹的事实问题，否则就混淆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界限。因此，在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并举［5］。

在社会学领域，韦伯基本上运用了同样的研究方法。德国是一个崇尚思辨哲学和精神科学研究的国家，其社会学的发展也受到该学术传统的感染。德国的社会学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前30年达到兴盛期。在滕尼斯将德国的社会学系统化之后，德国社会学出现了两个都以唯名论思想为基础的研究方向，即形式社会学和历史文化研究。前者以齐美尔为代表，他主张社会学应以连接个体以及全部社会关系的各种社会交往形式为研究对象，至于其内容可以忽略，因为社会关系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条件，社会条件虽有不同，但形式却具有共同性。齐美尔社会学理论中的唯名论、形式主义，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思想和理解社会学思想的因素，直接影响到后来的韦伯等人。他关于经济社会的某些观点也与韦伯有相似之处，例如他指出，随着货币的出现，一种新的高度匿名化的现代社会正在吞噬着传统社会，而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科层制度时亦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以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奥本海默、马克斯•舍勒和卡尔•曼海姆等为代表的历史文化研究一派深受新康德主义传统的影响，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形式主义，注重于精神科学的研究，他们坚持认为社会学应当有别于自然科学，认为应当以历史文化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社会学的任务是为人们提供民众理解的方法，而不是解释的方法，社会学可以对人类共同的生活形式进行分析，但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历史状况做全面的结构分析。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则超越于上述两者之上。他运用形式社会学的方法来分析社会行动的概念，而对经济同伦理关系的分析，又侧重于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并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及发展做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完成其社会学、经济学巨著《经济与社会》。在德国，黑格尔的去世意味着传统哲学的终结，然而他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掀起的黑格尔哲学浪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占据的主宰地位始终难以被取代。所以，对于19世纪中期的德国而言，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哲学寻找新的出路，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只有这样才可能改变濒临衰微的德国哲学的现状。事实上，这场哲学变革早在19世纪初期伴随着德国的教育改革就已经开始了。这时已经获得充分发展的实证自然科学正在对哲学形成强烈的冲击，一大批学者以此为契机，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并率先运用于德国的心理学领域，实验心理学在德国兴起。

第9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比较范文

我认为所谓“中医”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医疗实践活动，而从事这个过程的人员才是中医人，可见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目前社会上部分机构和个人，为了某些目的，打着中医的招牌，掩人耳目，缺乏系统的、正确的中医理论的依据，参与医疗和科研活动，这类单位和个人其实不是中医，只是“伪中医”。

中医的理论是不是“严重落后的”？“是伪科学”？“要求废除中医”？那如何评价中医理论是所谓的“超前的”还是“落后的”？个人认为必须要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评价，“物质决定意识”这是更古不变的哲学真理，世界上应该不存在超时代的东西，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一定会进一步加深。

《辞海》对科学的注释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故科学存在相对性，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可以重复的，可以用数字语言来表达，而中医学是介于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更多的倾向于自然科学的，绝对不是“伪科学”！

2中医需要与时俱进

近期经常可以听到一种声音“中医不行”“取缔中医……”这种现象值得深思，目前中医在医疗服务中所占的比例，从古代的主体到现代的20%左右，其服务功能明显下降。我国目前中医、中西医结合、西医三种医疗体制并存，但多数领域的医疗水平（包括疾病的防治能力，国民体质及平均寿命等）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且只采用西医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没有优势。

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中医的一部分功能已经被现代医学所替代，另一方面是“伪中医”在作梗。负责任的说，中医是有疗效的，只是随着时空的变化，很多老的内容不适应了，与现代医学的发展比较相对落后了，目前的中医学理论大多是几千年、几百年前的，中医理论萌芽、发展、成熟的存在环境与今天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1）对象改变。古代中国人平均寿命50岁左右，农业社会中生存，农耕体力活动为主，生活节奏慢，饮食结构简单、自然，生活相对规律，仅以中医作为单一治疗方法；现代中国人平均寿命达到70~80岁，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中生存，工作强度大，生活节奏快，压力大、饮食结构复杂，生活缺乏规律者较多，以西医作为主要的治疗方法。（2）药材改变。古代的中药绝大多数为野外自然生长，污染少；现在中药人工培育为多，很多遭到工业污染，许多药材已经无条件使用（例如：虎骨、犀角等）。（3）疾病谱改变。古代中医面对的患者各种疾病均可见，“伤寒”、“温病”多见；现在面对的患者以代谢病、慢性病、老年病多见。（4）需求改变。古代的求医者多有“听天由命”的想法，信息来源单一，信赖医生，现在的多数患者，不单单治疗疾病，对预防保健、改善生活质量有较高要求，信息来源广泛，医生信赖度相对降低，循证医学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既然中医的生存环境变了，中医不变怎么能适应！

3中医需要创新

学科的灵魂是理论，没有理论的创新，学科的生命力也就会终止，中医理论必须创新。其实古时的中医医家就有人提出“古方不能尽后人之病，后人不得尽泥古人之法”的道理，“变则通，通则久”中医的现状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境地。不然他的服务功能只会越来越低，最终被时代进步的大潮淹没。

中医要改变一定要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要创新绝对不应该以再去发掘“土中之物”、“复古遵经”为主线条，应该吸收借鉴人类社会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创新者需要耐下心来，注重积累，顶住压力，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前进，保留中医的精华，放弃糟粕，从疾病的“证”、“证候”特征、演变规律、影响因素、干预作用……等着手，在继承的基础上努力创新中医理论，指导现实中医实践，着手于提高总体医疗疗效的高度，放弃中医、西医的门户之见并从目前的中西医嵌合发展到真正的中西医结合或者融合在一起的工作，使中医成为一门全新的医学，造福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