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估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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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估范文

 

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竞争情报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迅速发展，1995年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情报管理及市场营销专业中率先开设“竞争情报概论”选修课，不久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等国内图书情报学教育实力较强的学校也相继在所招收的情报学专业硕士生或博士生中增设有关“竞争情报”内容的课程，以适应对情报学专业后备人才竞争情报素质的培养[1]。

 

2000年后，为满足社会对竞争情报专业人才的强烈需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等211高校经教育部门批准，又正式开展了以“竞争情报和知识管理”等研究方向的硕士生或博士生专业教育，黑龙江大学、北京城市学院和河北运东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还结合自身实际开办了竞争情报本科专业教育。通过近30年的努力，我国不仅拥有图书情报学专业教育教学的学校在开设竞争情报专业，一些财经、师范和理工类的高校也引入国外“竞争情报通识教育”的理念，结合自身学科特点和要求开展竞争情报教学，以加强对相关专业学生竞争情报素质的教育，使竞争情报专业教育(Specialized Education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SECI)初步形成了完整的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成为国内高等学校情报学教育体系中的一个新领域，相继成功培养出数百名本土竞争情报中高级专业人才[2]。

 

但与蓬勃兴起的SECI发展现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部分高校辛苦培养出来的竞争情报专业人才并没有得到社会及企业界普遍广泛认同，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据笔者对2005-2014年期间竞争情报专业毕业生流向的连续调查发现：我国高校培养的竞争情报专业人才毕业后除少数留校做教师或进入情报(信息)机构外，约40%以上的毕业生离校后即没有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而企业公开招聘的情报工作岗位大多又需要具备一定的相关专业背景和较强知识吸收与表达能力的人才，高校培养的竞争情报毕业生不仅在情报工作中与来自其他专业的人才相比没有构成明显优势，反而在专业适应性等方面却存在着很多劣势[3]，在现实中频频出现一方面许多企业由于招聘不到合格CI人才，导致CI功能长期缺失，在全球化市场竞争中常常遭受国外频繁发起的反倾销诉讼和产业关键技术封锁等“情报不对称”问题的困扰，转型升级进程困难重重，而另一方面高校培养出来的CI毕业生除从事教学和理论研究外，又很难适应企业对CI人才实际要求，毕业生普遍反映找工作难，SECI发展面临十分尴尬的被动局面。

 

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国内SECI普遍存在理论教学脱离实际和“学非所用”等突出问题，严重挫伤了更多高校开展SECI的积极性，也最终造成SECI工作长期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为此，本文在笔者多年开展竞争情报理论研究和专业教学培训实践以及对国外SECI发展状况和成功经验考察的基础上，对目前我国竞争情报专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差距进行深入剖析，企望能对建立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SECI体系有所帮助。

 

1 当前竞争情报专业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

 

1.1 SECI目标定位与人才社会需求间存在较大偏差

 

竞争情报研究和服务作为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交叉学科，其需求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类型及完善程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日渐深化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因素在发展中的作用日趋重要，经济发展新常态已呈现出“国内市场国际化，全球市场本土化”的竞争态势，竞争主体也由企业拓展到产业、地方政府和国家等各个层面[4]，因而对于以在竞争或合作中力求“知彼知己”为己任的竞争情报与服务提出了内容各异的众多需求，并且对这样的情报研究还要求更具针对性和个性化，如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等活动中可能遇到的技术壁垒动向、环保政策情报监视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环境变化战略预警等，以适应我国实施“一带一路”等战略面临的全球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和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迫切需要[5]。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和社会化新媒体的出现与普及，人们获取信息/知识的来源和渠道呈现出了多样性趋势，同时所面对的海量信息/知识内容良莠不齐、错误频出甚至误导的矛盾也日渐突出。在如此复杂的信息环境下，衡量人类有效利用社会化信息/知识能力的标准，已经不再仅仅是能够收集到多少信息/知识资源，更重要的是如何对这些来自各种不同渠道的信息/知识进行科学甄别、研判和集成，以获得符合实际的正确认知或预见，并用于指导决策和行动，即把Information or Knowledge转化为Intelligence的综合创造能力。

 

但是，目前我国高校开展的SECI始终坚持经典情报(Information)观念，仅仅只是把竞争情报当作是图书情报学二级学科下的理论与应用拓展领域，简单地将其视为图书情报学教育的补充，甚至错误地认为竞争情报在与国际图书情报学科接轨中并不是主流方向和理论热点研究领域，导致其专业教育目标定位受到上位学科理念和研究范畴的严重束缚，所开展的SECI基本上停留在培养“能够熟练掌握竞争情报的理论与方法，较好利用图书馆、科技情报所和信息中心等机构拥有的公共信息资源，为企业或其他竞争主体提供相关信息和情报服务以及管理的中高级专业人员[6]”层面上，它既没有结合我国情报学科的改革实践特点，与管理学、工程技术和金融服务等其它专业学科领域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逐渐衍生出一批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持续发展要求，具有就业竞争力的急缺专业人才需求培养方向(如工商情报、技术竞争情报和国际金融情报等)，更没有与产业界建立起良好的交流沟通和产学研结合机制，并且对信息/知识的搜集与研究也仅只限于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利用，缺少对所搜集到信息/知识真伪和适用性的甄别判断环节，其观念和运作均存在着很大局限性，无论在情报理念或知识素质等方面，还是在专业适应技能上都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因此培养出来的所谓“竞争情报专业人才”，实践中常常面临着既不能适应和满足企业等竞争主体对竞争情报工作的客观要求，从事理论研究又不能跟踪或引领学科发展前沿的两难“悬空”境地[7]，常常被用户讥讽为“戴着情报帽子的图书/档案管理员”，甚至还出现了个别用人单位招聘竞争情报专业岗位人员时，除明确要求具备相应专业背景或实践经验外，宁愿要其他专业优秀毕业生重新进行短期竞争情报职业培训再上岗，也不愿聘用科班出身的“竞争情报专业人才”的尴尬场景[8]。实践证明：当前我国高校这种局限在图书情报学二级学科范畴下的SECI模式已很难适应社会各行业对不同类型竞争情报人才的现实需求，其专业定位目标与人才需求市场之间存在着较大偏差。

 

1.2 SECI的教学内容与竞争情报实践严重脱节

 

由于我国高校从事竞争情报教育的机构多脱胎于图书情报学专业院系，竞争情报的教学内容基本上延续了经典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重视公共显性知识，忽视意会隐性知识”的纯理论学科传统，往往把市场博弈中的知识转移和情报简单视为公共产品，错误地认定“竞争情报服务仅仅只是面向企业等市场竞争主体的图书情报学理论应用”或管理决策者和科研工作者的个人需求，甚至想当然将面向企业、政府部门等主体提供馆藏公共资源服务等信息活动都主观地认为就是“企业竞争情报”或“国家/政府竞争情报”，在就业方向和发展前途上误导了不少学生，导致即便是培养面向社会基层的企业竞争情报专业硕士也普遍存在片面强调与国外图书情报学教育体系接轨、偏重传统图书情报理论及其IT技术应用、教学内容“学院派”和“拿来主义”等倾向[9]，以至于我国企业等市场竞争主体迫切希望通过竞争情报活动来改变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劣势地位，以及创造与保持优异业绩等突出问题。

 

根据笔者多年的持续调查：尽管多年来国内高校开展的SECI活动表面上人气很旺，不少主修情报学的学生甚至是跨院系的学生，出于对将来创业或就业等客观需要都对竞争情报教育抱有浓厚兴趣。但当前其教学工作除少数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外，相当一部分学校基本上是依托从事图书馆学研究或管理服务的教师来担任，由于这些师资不仅普遍缺乏经济、管理学和工程学等开展竞争情报活动必备的知识背景和实践经验，而且受社会舆论及学科偏见等因素影响，始终未能形成本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或领军人物，往往只能从理论到理论，专业知识传授缺乏实践和应用案例支撑，甚至还有个别教师(尤其是外聘导师)不但没有接触过竞争情报实践，即使对基本理念和方法也缺乏深刻了解，只能照本宣科，而具备一线实践经验的企业家或专家学者往往又由于各种条件限制难以被邀请到学校授课，导致教学内容存在很大弊端，也在相当程度上严重损害了SECI的社会形象。

 

另一方面，在目前高校SECI的教学中大多直接采取国内学者编撰的竞争情报理论专著作为教材或将各类工商管理教材中有关情报内容加以拼凑合成的所谓自编“教材”，内容主要集中在企业经营决策管理、图书情报理论及数字图书馆资源利用、“竞争情报”软件与IT应用等方面，缺乏符合国情和不同行业实践特点要求的好教材及案例辅导材料。

 

以目前高校使用较多且体系相对完整的《竞争情报学》(科学出版社)教材为例，其内容仅仅停留在介绍竞争情报的概念、发展概况、情报搜集、传统分析方法和系统建设等层面上，严重缺失竞争情报活动中信息多样性原则、人际情报网络演化、竞争策略分析和情报道德伦理与法律规范等直接影响竞争情报学科建设及实践工作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没有将竞争情报教育对象的特征和不同要求与教学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10]。这使得学生难以在有限学时中掌握竞争情报的理论精髓和基本技能，并在未来的“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等实践活动中得到充分应用。据业内权威专家的综合评估：当前我国SECI的总体质量在专业素质和技能培养上仅相当于国外高校上世纪末“竞争情报通识教育”的水平，与竞争情报专业人才实际要求尚有大距离。这种状况说明高校进行的SECI在教学内容上普遍存在理论系统性和专业针对性的重大缺陷，与我国竞争情报服务实践和要求严重脱节。

 

1.3 SECI课程设置与竞争情报发展趋势存在差距

 

随着全球范围内竞争情报研究及其服务实践的不断深入，目前国外SECI的发展呈现出专业化和规范化等趋势，一些发达的欧美国家高校不仅针对不同行业竞争情报活动的信息/知识来源和搜集特点把其分成工商情报、技术竞争情报和金融情报三大类型，而且根据市场经济环境下各种职业岗位对竞争情报需求的差异将竞争情报人才分为具有竞争情报背景知识的中高级管理者、从事竞争情报研究与应用服务专业人员和掌握“竞争情报通识”的各类人员3个层次，其中又对竞争情报专业人员提出了竞争情报搜集处理人员、竞争情报系统建设与维护工程师、竞争情报分析研究专家和竞争情报成果组织与传递服务者等四种不同专业技能要求，其专业课程设置比例往往占到总课时量的70%以上[11]，形成了按照不同类型、层次和专业人员对竞争情报理论和服务技能的需求，进行竞争情报教育的“专业——模块化”课程设置体系，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相应教学工作，从而有效地保证了SECI的针对性和规范性。

 

然而，由于我国的竞争情报教育起步较晚且不受重视，在引进国外的SECI体系过程中，尚未很好地根据我国国情特点进行本土化改造工作，并且其他学科尤其是经济学、工商管理、技术管理等与竞争情报密切相关的领域，其专业理论学习与能力养成都建立在信息/知识接受的“完全理性”基础上，不重视甚至缺乏对学生必要的情报素质培养，竞争情报教育对象大多仅限于攻读图书情报学专业的高校学生，不但在人才培养目标、层次和就业方向上较为单一，对竞争情报教学体系结构也缺乏统一标准，其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及其效果评估等诸多方面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还出现了在竞争情报课程安排中有相当部分教学内容与高校现已开设的信息分析、知识管理等情报学专业课程交叉重复较多，甚至相互冲突的奇怪现象，例如文献检索课教学要求建立在“公共信息资源共享”的理想前提下，在图书馆已分类存储的馆藏资源中寻找与主题相符的资料;而竞争情报教育则需要培养学生适应市场经济“信息不对称”或“信息博弈”的竞争环境，合法搜集利用来自不同信息/知识渠道的开放材料，对竞争态势变化或竞争对手博弈行为等做出正确的判断，两者在情报理念和应用范围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别。

 

而且还有少数高校在开展SECI时因为缺乏合格的师资力量和必要教学资源，常常采用竞争情报教育与信息管理学选修课或者文献检索课等联合方式进行教学，课时常常得不到保证，不得不用“学术讲座”、“研讨会”等方式来代替正常的教学环节，因而使学生很难完整形成与未来竞争情报工作相关的合理知识结构和利用多样性信息/知识的技能，甚至分不清楚学术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信息在竞争情报活动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12]。

 

因此，当前国内高校在竞争情报课程设置中的这种持续混乱状况已经造成了我国SECI长期得不到教育管理部门和社会各方面的普遍认同与支持，使其发展始终处于较低水平，面临着与国外差距越拉越大的被动局面。

 

2 推动竞争情报专业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对策

 

为从根本上解决上述我国SECI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以更好适应未来社会各界对竞争情报人才及其素质不断增长的需求趋向，特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2.1 在对经济社会实践中各种竞争情报需求及行业特征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科学确定我国高校SECI未来的发展目标和专业方向 竞争情报学理论及其应用作为市场竞争实践的产物，是通过合法搜集利用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知识，对所面临的“竞争环境”及其“竞争对手”和“自身现有基础条件”进行全面系统分析，并提出有针对性的“竞争策略”，以指导自己“竞争行动”的实践性活动[13]。由于它将人们对信息/知识搜集和利用的社会情境由“合作交流”拓展到了“竞争或竞合”的情境，使认知视角更加全面和客观，因而其理念和方法论均与建立在“知识共享”普遍前提下的经典图书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相比有了很大的超越，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经典图书情报学仅仅只是竞争情报学理论及其应用中的某个环节或者是在处于“合作交流”或“学术研究”领域情境下的特例，即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包含而是被包含关系。并且随着中国走向世界步伐的不断加快，“竞争或竞合”社会情境下的信息/知识搜集与利用已经逐渐成为现代情报学研究的常态和发展趋势，情报素养及能力将是人们面对现实社会竞争必须具备的一种基本能力，积极开展SECI不仅仅只是图书情报学专业教育赶的一种“时髦”，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成为人类认识与利用社会信息/知识的能力深化和未来趋势。

 

所以，我国SECI的发展目标和专业方向定位应当根据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国民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要求，彻底摒弃“竞争情报是图书情报学二级学科下的理论与应用拓展领域”的错误思维观念，将SECI的发展牢固建立在“现代大情报学”体系基础上，退去高高在上的“书卷气”，勇敢走向社会和市场，由简单的知识传授型向专业技能养成型转变。通过对国内不同行业或领域的竞争情报需求及其特点进行深入调查，摸清社会各界对竞争情报人才的具体要求，以解放思想促进办学理念的转变，把开展SECI的重点转移到培养面向市场竞争主体(如企业、应用性研究机构等)，能适应国内外复杂市场竞争环境要求的实用型竞争情报专业人才方面来(而不是仅仅只能坐在图书馆或情报机构里谈经论道的“情报学者”)，以有效的SECI增强竞争情报人才“认识市场、理解市场乃至把握市场的能力”。

 

要主动加强与产业界和科技界的合作，针对各个行业信息/知识传播渠道的特殊性并结合不同高校的未来发展目标，将目前那种“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等之类大而空的硕博士生培养专业方向，逐步调整为“国际工商情报与市场调查”(适合从事企业海外业务拓展情报服务等工作)、“技术竞争情报与创新保障体系建设”(适合从事企业高新技术研发和创新管理的竞争情报支持工作)和“金融竞争情报工程与国际风险防范”(适合从事金融业风险分析和情报预警系统管理服务工作)等具有明确就业导向的专业培养方向，尽快从根本上解决SECI脱离实际、学生学非所用等问题。

 

2.2 逐步建立与我国高校深化改革目标及SECI未来发展方向相适应的竞争情报“专业——模块化”课程体系，完善与之相关的教学内容评价和效果考核制度 应根据人才市场需求变化趋势和不同类型高校对竞争情报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借鉴学习国外将SECI培养目标细化为“具有竞争情报背景知识的中高级管理者、从事竞争情报理论研究与应用服务专业人员和掌握竞争情报通识人员”3个层次的成功经验[14]，按照上述调整的竞争情报专业培养方向和各高校的优势及条件，以点带面并分工协作，逐步建立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际相适应的竞争情报“专业——模块化”课程和系列教材体系，并根据不同层次或工商管理、技术创新、金融服务三大专业竞争情报领域的要求，灵活调整“模块化”课程内容，以增强SECI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这样做既能消除目前竞争情报专业领域学生在树立正确情报观、竞争行为道德规范和行业法律要求等方面的认识误区和知识盲点，又可尽可能避免教学内容与现有的“信息管理学”、“信息分析”等传统情报学课程的交叉重复，使不同专业方向的学生能够在学习期间初步形成既有侧重又相互联系的实用型竞争情报知识结构和基本技能，以适应市场对不同层次或专业方向竞争情报人才的具体需求。

 

同时，还应当根据竞争情报学研究与应用处于交叉跨学科的前学科发展阶段的特点，立足我国竞争情报人才未来就业岗位特点和工作发展要求，结合产业协同融合和学科发展趋势，加快创建不同类型或行业的“竞争情报应用模拟与效果评估重点实验室”和“竞争情报教育师资培训中心”等基础设施，加强对竞争情报人才培养的内容评价和教学效果考核制度建设，有组织地开展竞争情报教育师资的规范化培训，尽快提高竞争情报教育师资的教学能力和水平，主动推进SECI与社会实践活动和市场需求的紧密结合，不断完善国内竞争情报学科和教育体系建设。

 

建议积极推动SECI与国内高校正在普遍开展的“创新创业”和加快发展“应用型教育”等改革举措的相互融合，以提高学生运用竞争情报学知识识别和把握创新创业机会的实际能力。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克服目前我国创新创业实践中片面依赖风险投资和政府扶持，不注重创新创业者综合能力养成的弊端，而且还能有效增强高校师生和社会对竞争情报及其应用的认同感，无论对学科建设和还是更好开展SECI都大有益处。

 

2.3 围绕SECI发展目标和专业方向调整以及“专业——模块化”课程体系的建设，不断创新和完善竞争情报实践导向的教学方式 为适应SECI发展目标和专业方向调整以及“专业——模块化”课程体系建设的需要，应根据竞争情报相关知识传播具备较强博弈性和灵活性等特点，充分发挥高校在专业教育和知识传播中的社会公信力优势，牢固树立以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为目标的问题导向型专业教育理念，坚决冲破经典图书情报学理论体系对SECI健康发展的束缚，转变目前高校中那种以课堂传授竞争情报知识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引进和创新包括“应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教学”和“服务专题分析与讨论”等在内的各种适合竞争情报实践能力培养的多元化教学方式，并且主动与产业界和有关机构合作，争取政府有关部门理解和支持，加快推进“国内外竞争情报应用案例资料库”(包含竞争情报应用成功或失察的案例)和不同类型的“专业竞争情报人才培养实习基地”(如依托国内开展竞争情报实践较好的大中型企业或科技情报服务机构共建“技术竞争情报人才培养实习基地”)等SECI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且结合工商管理、技术创新和金融服务三大专业竞争情报领域的特点，有步骤地组织编写完善一批优秀教材、典型案例分析辅导材料和实习指南，力争为我国SECI健康发展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同时要采取 “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即一方面高校从事SECI的教师要勇敢地走出图书馆和学校，深入社会了解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特点及其对竞争情报人才的需求状况，不仅通过调查研究提高教师对市场和竞争情报本质的理解，而且还能将遇到的具体问题和需求与教学实践紧密结合，从而不断提升SECI实践的针对性和应用性。

 

另一方面则要虚心邀请那些在一线从事竞争情报服务实践并取得实效的专家和实际工作者到学校讲课、举办“专题讲座”或担任导师，现身说法地把其真实体会和艰辛创业成功经验传授给广大师生，并鼓励他们与高校共建各类“竞争情报工作室”等创客空间，积极构建高校SECI与社会服务实践的桥梁。要尽量避免竞争情报教育中不时出现的“东郭先生”，从根本上来维护竞争情报的良好形象和服务声誉，用出色的业绩吸引高校更多的老师和学生真正参与到SECI的发展中来，使其成为一个既能培养社会急需的各类竞争情报实用型人才，又能引领“现代大情报学”学科发展趋势和理论前沿的好专业。

第2篇：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估范文

关键词 ：数字遗产长期保存；来源原则；文件生命周期理论；鉴定理论

中图分类号：G252 G270 文献标识码：A

王恪

一．前言

目前， “数字遗产”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来讲，数字遗产是具备一定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并能够起到文化传承作用的数字资源。数字遗产只通过数字化方式生成，不存在相对应的印刷版和其它形式版本。从个人权益保护和人类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角度，“数字遗产”可以界定为“个人数字遗产”和“公共数字遗产”。这些数字遗产都是人类社会在信息时代的印迹，是对社会活动客观、真实的记录，都具有重要的保存价值。在网络时代，数字遗产的唯一性、易消失性使其极度脆弱，普遍面临着长期保存、利用和传承的困境。

数字遗产长期保存项目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而本应该成为重要参与者的档案机构，却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数字遗产的长期保存是一项融合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复杂工程，其不仅需要应用技术支撑，更需理论指导。档案学是一门研究信息资源的档案化管理和人类记忆长期保存的一门学科，档案管理基本理论对数字遗产长期保存具有极强的指导能力。来源原则、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以及档案价值鉴定理论是档案学三大基本理论，正确认识档案管理基本理论在数字遗产长期保存中的应用，对于拓展档案学研究领域，提高档案学学术影响力，促进数字遗产长期保存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二．来源原则在数字遗产长期保存中的应用

1 来源原则的基本内容

来源原则是档案分类中的至善原则和一切原则中的最高原则，是档案学科的理论基石。1898年，《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在荷兰出版，使来源原则在国际上得到广泛传播。来源原则的基本含义可以概括为：尊重来源，尊重全宗的完整性，尊重全宗内的原始整理顺序。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电子档案的大量出现，来源原则遭遇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档案学者普遍认为了解电子信息形成和使用的背景信息对电子文件管理至关重要，实践证明电子文件对来源原则仍有很强的依赖性。在1996年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上，人们重新肯定了来源原则的价值，并指出来源原则由以往的实体来源一一文件形成机关，扩展为相对抽象的“文件形成过程”，即文件在什么条件、为了何种目的、采用怎样的结构形式等各种综合的背景信息。

2来源原则在数字遗产长期保存中的具体应用

“新来源观”是来源原则在数字时代的适应和发展。目前国内外较多采用“元数据”指代电子文件生成的背景信息。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数据，元数据中往往包含详细的内容特征（题名、主题等）信息、结构特征（格式、类型等）信息、背景特征（创建者、时间、来源等）信息和其它特征（语种、关联等）信息，能够实现对数字遗产的定位、发现、证明、评估、选择等。元数据是数字资源管理的基础，诸多数字遗产长期保存项目都依赖于完善的元数据集。

1996年，互联网档案馆( Internet Archives，IA)的正式成立标志着网络信息资源的保存在全球研究和实践的开始。IA是非营利性组织，目前其收集的数据已经超过10PB，其中包括3980亿份网页文件、157万份数字电影、12.6万数字唱片、190万音频文件和近600万份文档。lA所保存的数字遗产都有唯一的基于都柏林核心集( Dublin Core，DC)的元数据文件，其详细地描述了数字遗产的背景信息。国际网络保存联盟( International Internet Preservation Consortium,IIPC)是推动全球数字遗产保存的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之一。IIPC开发了网络信息资源保存元数据集(WebArchiving Metadata Set)，包括与文件相关的数据、与爬虫和服务器相关的数据、与网络爬行过程相关的数据、与选择过程相关的数据等。这些元数据集对于理解文件是什么，怎么形成的，具有什么内容、形式、结构等背景信息至关重要。 “元数据”已经成为来源思想的新的实现途径，其符合来源原则的基本要求。

“新来源观”认为，我们不应该仅从形成和利用文件的行政组织方面来解释来源，而应该将注意力转移到职能、活动及行为，即文件应该来自于“同一的社会实践过程”。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展了“911网页保存项目”、伊拉克战争、2004年总统选举、联邦政府等专题数字遗产保存项目，收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重大事件相关的新闻报道、图片、音视频资料等，按照“同一来源”的标准进行长期保存，为人类维护共同记忆。IA可以通过Wayback Ma-chine实现对历史网页的回溯查看，用户只要在检索栏输入网址，来自于同一网址的网页就会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呈现，用户利用时间轴能够查看网站不同时间点的网页。目前，根据“来源”对数字遗产进行管理与服务，已成为数字遗产长期保存工作的基本指导原则。

3 来源原则对数字遗产长期保存的指导作用

来源原则所包含的历史主义思想是档案专业的理性之魂，它从根本上维护了档案形成的有机联系和历史原貌。数字遗产是人类记忆档案化的产物，只有尊重来源原则才能保证历史的真实性、完整性、可靠性。建设一种能够反映机构职能、组织结构以及其它特征的来源索引，从文件的背景知识来了解文件的内容信息，是对数字遗产进行有效管理的思想理论。档案学基本理论的“新来源观”为元数据、专题采集等数字遗产长期保存中的应用技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能够指导其进一步发展。

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数字遗产长期保存中的应用

1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内容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档案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从现行文件到历史档案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文件在生命过程中先后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和价值，可以使整个生命周期划分为不同的运动阶段；在文件不同的运动阶段中，根据文件的不同特点，应采用不同的存放和管理方法。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对各种文件运动基本规律和特点的集中概括，是对文件价值规律的理论抽象。为适应现代技术条件下电子文件管理的规律和特点，档案学界又提出了文件连续体理论，该理论是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电子文件时代的修正和补充。文件连续体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调文件生命运动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拒绝承认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的界限，主张文件的连续管理、全程管理、前端控制，并注重文件元数据的提取与运用。文件连续体理论强调管理责任上的连续，以及文件管理领域各种角色之间的相互合作。

2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数字遗产长期保存中的具体应用

相关研究表明，在互联网内链接所指向的网页中，两年半内会有30%的网页消失，而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网页以每年10%的速度在消逝。这些消逝的信息将是人类记忆不可挽回的损失。数字遗产长期保存项目在数字资源消逝之前对其进行选择、鉴定，将具有保存价值的数字资源整理、储存，延长其生命周期。

数字遗产保存工程规模浩大，需要管理数以亿计的数字资源。分级存储管理( Hierarchical StorageManagement，HSM)方式是一种普遍使用的大数据存储管理模式，它有三种存储方式：在线存储( OnStore)、离线存储(Off Store)、近线存储(NearStore)。在线存储采用磁盘、磁盘阵列等存储设备，性能好，存取速度快，能够随时对数据进行读取和修改操作，但是价格相对昂贵。离线存储采用价格低廉的磁带或磁带库，能够大规模配置。离线存储主要是对在线存储的数据进行备份，以防范可能发生的数据灾难。其平日不与系统连接，在存取数据时需要人为将存储介质或者设备临时性装载或连接到计算机系统，因此存取效率很低。近线存储主要存储那些访问量并不大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存储在光盘库、磁带库或者是比较低端的磁盘阵列或高端的磁带设备中。近线存储是定位于在线存储和离线存储之间的应用，要求具有高速稳定传输、能够迅速寻址并承受一般的访问负荷，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分级存储管理方式根据数字资源的不同价值进行分阶段管理，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的“现行阶段”、 “半现行阶段”、 “非现行阶段”管理思想相吻合，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数字遗产领域实现的生动体现。

数字资源呈缴制度是保存数字资源的有效措施之一。英国2003年10月批准的《版本图书馆法案》将强制呈缴出版物类型扩展到联机和脱机出版物。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建立了一个“电子出版物自愿缴送计划”，并制定了配套的使用规则“澳大利亚缴送光盘以及其它电子资源使用政策”。法国在2006年8月将互联网出版物的缴送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符号、信号、书面作品、图片、音频或者其它所有通过电子形式可以访问的信息都被列入法定缴送的范围。传统文件的运动阶段大多是顺序向前的，但是数字资源则可能会做逆向运动，因此采取前端控制措施是文件连续体理论的主要主张之一。数字资源的易消逝性促使人们必须采取前端控制，在数字资源形成之初就将其缴送至数字遗产保存中心，使其提前进入保存阶段。

3．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对数字遗产长期保存的指导作用

数字资源在网络环境下转瞬即逝，信息生产者在数字资源实现第一价值后，往往不关心其对社会的第二价值。数字遗产保护机构基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考虑，在数字资源进入“非现行阶段”后对其进行长久保存。可见，数字遗产是档案化的数字资源。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不同阶段的文件其保管场所、管理方法有所不同。数字遗产保存机构应当充分认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掌握数字资源运动规律，采取分阶段管理、前端控制、全程管理等具体措施，确保数字遗产的可长久利用。分级存储管理与数字资源呈缴制度都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数字遗产长期保存中的成功运用。

三、档案鉴定理论在数字遗产长期保存中的应用

1 档案鉴定理论的基本内容

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档案，也并不是所有的档案都能够永久保存，因此，对档案进行价值鉴定就至关重要了。20世纪初到20-30年代是档案鉴定理论的初步形成时期，这时期代表理论是： “高龄档案应当受到尊重”的年龄鉴定论、职能鉴定论和行政官员鉴定论等。20世纪中期到70年代末是鉴定理论走向成熟的时期，对后世具有重要影响的双重价值鉴定理论和利用决定论在这一时期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档案鉴定理论从国家模式向视野更加开阔的社会模式转变，强调档案的价值在于反映产生它的社会，档案的社会价值是由档案形成者的职能来体现的。这一时期的档案鉴定理论主要有“宏观鉴定战略”、 “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理论”和“文献战略”，档案鉴定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2档案鉴定理论在数字遗产长期保存中的具体应用

数字遗产具有唯一性，是具备文化价值与文化传承作用的数字资源。数字资源浩如烟海，人类无法将所有的数字资源悉数保存。因此，在对数字遗产进行长期保存之前，必须对其进行价值鉴定，甄别重复或无价值的数字资源，确保将有限的资源用以保存价值较大的数字遗产。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国家图书馆对数字遗产采取选择性保存，而瑞典、挪威、芬兰、冰岛、奥地利则采取周期性地将本国的所有网页快照进行保存。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对数字出版物保存的选择标准是：出版物内容是关于澳大利亚的，亦或内容与澳大利亚的社会、政治、文化、宗教、科学、经济相关，并且是澳大利亚作者，或者由权威机构完成且有益于世界知识的积累。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将数字资源按照数字保存价值分为三类，以确定其保存的级别。其分别是：临时价值、机构永久保存价值和存档价值。现阶段，对于数字遗产的采集还没有理想的方式。选择性保存需耗费大量人力资源，单位成本较高。由于需鉴定的文件数量过大，只能宏观鉴定形成者的主要职能、计划和活动，挑选出最精炼的文件加以保存。

国际网络保存联盟将网络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划分为四个过程，即“获取( Ingest)”、“存储(Sto-rage)”、“访问与管理(Access&Management)”和“索引与检索( Index&Search)”。“获取”是整个过程的开始，涉及到资源的选择政策和标准，其实质是数字资源的鉴定问题。英国图书馆对于网站的选择保存制定了以下标准：反映英国生活、活动、利益的多样性，具有研究价值，事关国家利益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事件，以及仅有网络内容形式或具有消失风险的网站。

个人数字遗产也是数字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人均每周上网时间长达25.9小时。网民在互联网上创造了丰富的数字资源。如同档案馆不能保存所有的私人档案一样，数字遗产长期保存机构也不能保存全部的个人数字遗产。因此，对于具有典型意义、影响范围大、具有特色的个人博客、论坛发帖、日志、评论等个人数字遗产应该加以收集、整理与保存。而大部分的个人数字遗产则由本人进行保存，一些数字遗产保存机构也为此提供了个人数字遗产保存服务，例如IA的“Archive-it”项目。

3档案鉴定理论对数字遗产长期保存的指导作用

数字遗产长期保存的第一步是数字资源的选择，而数字资源的选择涉及对数字资源的价值鉴定。数字资源的选择性保存耗时耗力、成本巨大，而目前对数字遗产的鉴定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使威本与效率达成平衡。档案鉴定是档案管理的重要工作内容，目前已建立起完善的价值鉴定理论体系。档案鉴定的实质是从纷冗繁杂的档案中甄别保存价值较大的并予以保存。将档案价值鉴定理论延伸到数字遗产保存领域，势必会推动数字遗产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四、结语

数字遗产作为人类记忆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其长期保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图书馆学的研究目标是文化的保存和传播，以便达到知识的共享与交流；情报科学研究追求的目标是最佳的标引方案、最少的信息查找时间、最大的信息流通；档案学的研究目标则是保障信息的凭证价值与存证能力，保全凭证与永久保存人类记忆。数字遗产长期保存本应该是档案学的研究领域，可遗憾的是图书馆界和信息情报界却成为了主力。档案学基础理论对数字遗产长期保存具有极强的指导能力，人们已经在自觉或不自觉间应用了这些理论。档案学界利用自身的理论优势，发展、延伸、推广、输出这些理论，不仅能够加强档案学界的话语权，也有利于数字遗产的长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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