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工作存在的问题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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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乡村振兴工作存在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农村金融；乡村振兴；金融体系

受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在农村经济形态的发展和形成过程当中，乡村振兴会在很大程度上受金融发展限制。所以，分析农村地区的金融领域发展现状，结合其存在的不足和困境对应的提升措施，为后续乡村振兴道路的完善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也可以为提升我国农村经济环境起到推动作用。

1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必要性

对乡村地区经济振兴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关键，也是农村地区经济产业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首先，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想要实现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变化，就要实现农业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发展，提高实现产业创新和整体竞争力。目前虽然我国农业产业发展有了较大进步，但整体生产技术相对落后，资源的利用率相对较低，种植投入和回报不成正比。与城镇相比，农村的整体经济水平相对滞后，收入较低，不管是在农业科研设备补充还是产业融合等方面都缺少外来资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的经济发展[1]。其次，农村金融支持也是实现乡村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实基础，和谐健康的农村生态环境是实现农村地区长远发展的关键保障。在农业发展环境下，农业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化肥、农药以及其他污染环境的原材料会影响土壤质量，降低作物产量，严重时会导致水土和耕地面积流失，阻碍农业可持续发展。肆意排放农村生活垃圾、焚烧秸秆等产生的污染，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来科学处理污染源[2]。再次，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是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淳朴的乡风是实现农村地区发展的重中之重。但现在农村地区依然有盲目攀比、大肆操办红白喜事的现象，同时文化建设水平落后于城市地区，有限的文娱设施难以满足群众的基本需求。留守老人的赡养问题、儿童的教育问题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另外保护传统文化、修复历史遗产以及宣传和引导道德风貌都需要引入资金，保证工作顺利实施[3]。

2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

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现。首先，农村金融是支持产业兴旺、助力农业发展的基础。金融对于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要以重视培育新型农业主体为基础，以引入社会资本先进技术和完善管理经验为目标，以此来调整现有的农产品结构，创新农村地区的产业布局，实现粮食、农林、牧业的统筹结合以及种植养殖和销售的一体化发展[4]。其次，要强化涉农金融机构通过信贷手段来培育创新型农业主体的作用，实现农村产业的多角度融合以及农村地区全产业链的一体化发展，确保多个产业结构可以实现互动补充，以此来促进农业产业的兴旺发展。再次，农村金融要以扶持绿色农业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产业从传统的追求高产转变为追求绿色可持续发展，对应的金融导向也呈现出新的变化。涉农金融机构要在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的进程当中引入绿色导向，以绿色信贷业务来支持农业绿色循环的低碳生产，实现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的重点是要改变传统的种植养殖产业，使依靠自然资源消耗为主导的粗放型经营模式转变成现代化的可持续绿色发展模式，重视在农业生产技术发展过程中引入节本增效的创新技术，强调推广畜禽养殖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农村金融支持可以依托农村地区现有的绿色资源，发展并扶持休闲、旅游以及健康产业，推动农林牧渔等产业和教育、文化、养老等实现有效融合[5]。最后，农村金融支持要重视发展普惠金融，提高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过去一段时间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市场发展较为失衡，地区金融配比难以满足实际需求，想要实现乡村地区的可持续振兴发展就要解决农村金融服务的缺陷。将有限的金融资源投入到乡村振兴的重点产业当中，通过拓展和延伸农村地区的服务链，形成一体化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以强化乡村地区发展的前提开展丰富多样的金融普惠活动，帮助农村居民提高金融服务的运用能力，实现农村地区共同富裕[6]。

3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

农村地区金融发展是以推动农村地区经营主体多元化发展以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资金融通可以确保各项基础工作顺利进行，但受外界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缺乏资金对农村各项事业的融通支持以及对不同经营主体的政策性支持，同时具体的对象和外部环境的差别会导致相关工作受阻。

3.1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善

首先，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环境相对较弱，难以与城市地区相匹配。大部分农村金融行业的发展相对较慢，金融供给的主体相对单一，市场发展空间较小，商业和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运营工作会过度关注个体利益，不能根据农村市场的实际情况完善工作细节。一些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少，有的地区只有农村信用合作社，会因为结构单一而影响融资功能，直接限制乡村振兴的整体发展。其次，现有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受市场主体的供给和需求不对应问题的影响，金融监管体系对市场的约束性和管理性相对较低，直接影响农村金融体系的细化和完善，失去对地区经营结构的约束。

3.2农村金融服务不到位，金融产品单一

农村地区的金融产品能充分展现出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情况。通过对农村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展开分析可知，丰富的金融产品能从多个角度满足农村地区金融主体的不同资金需求，以此来为农村经济主体的项目建设提供基本支撑。分析目前的建设成果可知，农村金融产品的类别和形式还不够全面，难以满足乡村振兴的整体要求，也不能实现外界环境和内部政策对经营的促进作用，直接影响农村地区的金融供给，导致资金的运营和使用受到较大的约束。

3.3贷款额度有限，贷款困难

目前农村金融机构所发展的业务当中，大部分为小额贷款，款项相对分散，存在一定的回收风险，会影响农村金融机构对地方经济水平的促进作用，甚至会阻碍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地区，农民对小额贷款的需求量较大，一般会以相应的担保抵押为条件申请贷款，但因为农村地区的抵押物资较少，且大部分农民的个体条件不能满足贷款要求，所以农村金融发展会受到一定约束，制约了农村经营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7]。

3.4农村金融保险不完善

农村金融保险对于乡村振兴产业的稳定和发展以及后续的风险防控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农村金融保险在地区经济发展进程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但农村金融保险存在发展滞后以及缺乏担保的情况，在当前社会环境当中，商业保险不断发展，而农村金融保险相对落后，影响了农民的经济收入，限制了对保险的可承担风险。另外农村金融机构的现有网点数量较少，在开展涉农业务时需投入大量资金，降低了贷款的收益率，导致资金流入到非农产业中。假如农村金融保险不能降低农业融资风险，就会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8]。

4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建议

4.1构建合理的金融服务政策和体系

首先，分析目前农村金融环境的发展情况可知，其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存在较大不足，要从农村金融的不同发展阶段来制定并落实对应的金融服务政策，实现农村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多元化农村经营主体的现代化发展，进而实现乡村振兴。其次，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结合现状科学规划银行和非银行机构，以多样化的途径引导多种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确保该类金融机构促进农村区域实现经济和文化水平双重发展，满足农村地区在各个领域建设工作的资金需求，另外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调节效应，合理布局农村金融的业务网点，为完善和发展后续经济体系打下基础。再次，要细化现有的监管机制，规避各类风险，构建完整、科学、优良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确保相应的金融服务制度满足乡村振兴发展的需求[9]。

4.2创新服务模式和产品

首先，要引入新型技术手段完善金融服务。在过去银行业的发展进程当中，信息不对称对农业金融发展的阻碍较大，引入大数据技术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促进银行服务业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涉农金融机构要根据新型农业主体的个体需求，结合现代化的智能手段创新并整合业务模式，提高服务的技术和数据处理能力，完善业务审批过程，简化办事环节，提高农村金融的服务质量。其次，涉农信贷增信途径和方法有待丰富，农村金融机构应结合国家的政策方针来提高涉农信贷期限的时间和额度。例如，在党的报告中提出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继续延长30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型农业主体出现。农业金融应以此为契机发放农村土地经营和农房抵押贷款，在农业设施设备抵押和生产订单等方面加强融资，以此来提高贷款的额度并延长相应期限，针对农户、地方产业、农村合作社以及电商产业链等渠道增加贷款，并丰富融资模式，以此来满足在土地流转和服务过程当中涌现出的新经营模式。再次，要结合农村地区现有的产业链，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随着社会经济水平和农村地区现代化农业规模的共同发展，农村产业链经营主体的基本资金需求从小额化向规模化转变，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农业金融机构要以解决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及后续流通和营销渠道当中的融资需求为切入点，打造出符合农业金融产业差别的新金融服务体系，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完善定价细则，确定合理的利率水平，根据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满足不同农户的基本需求。

4.3保证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全面提高

站在整体的角度分析，想要实现农村金融对“三农”工作的良好服务，就要完善和优化金融服务体系，明确其在乡村振兴工作当中的具体职能。要改变现有的工作思维，强化金融服务模式，依照农村地区特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农民的实际需求，通过面对面、点对点的服务模式实现金融服务和农业种植生产等活动的有效融合。结合这些方面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对应的金融服务方案，进一步细化以多元化农村经济为主体的金融服务，确保现代农业生产活动得到更科学有效的提升，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振兴工作当中的资金难题[10]。

4.4大力发展农村绿色金融服务

首先，要重视农村金融对绿色产业的引导、约束和杠杆作用。农业金融机构要依照农业发展基础强调其实现绿色低碳化的转型方向，结合有效的金融服务促进农业产业呈现更高效、高质量的生产模式，从传统的粗放型生产经营转变为重视生态节约环保的绿色经营，在此过程中要加大绿色信贷的投放力度，重视对农业种植养殖以及深加工产业的金融支持。其次，要细化绿色农业信贷投放制度，通过制定差异化信贷策略，创新现有的绿色金融产品结构。结合农村地区的实际生产和经营特点，探索农产品商标质押贷款的新型贷款模式，结合分类化的客户管理渠道，对现有的信贷项目库当中所涉及的农业循环经济项目分级授信，提高其授信额度。构建以现代化农业科学技术为支撑的农业示范基地，开拓绿色贷款通道，实现农村绿色金融服务的可持续性发展[11]。再次，要强化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性支持，结合现有的政策标准和金融发展制度，落实农村绿色金融的相关要求和政策体系，构建并完善能和其相对应的、以服务于农村地区金融需求为主体的中介服务机构，投入充足的资金，调动涉农机构发展绿色金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重视以绿色金融服务为基础的绿色小微企业和项目的信贷投放。

4.5加大对农村农业贷款的管理力度

想要实现农村地区金融结构的稳定发展，就要完善利率定价机制，高利率会增加农民的贷款负担，阻碍地方经济发展。政府要以规范市场运营模式为主，合理调控农村金融市场，确保各项业务有序进行。农村信用合作社要结合科学的利率机制优化现有利率，确保农民主体得到金融优惠，积极参与地区经济建设。要以小额信贷为主导，结合农村地区的实际信贷需求构建与实际利率相符合的金融制度，在强化融资效率的同时实现对金融机构运营工作的科学引导，确保金融服务能满足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要求。

4.6拓宽信贷渠道，提高农村农业贷款额度

发展农村信贷领域要拓宽农村信贷渠道，提高农村信贷的利用效率，强化监管水平。通过机构担保以及补贴政策，推进农村金融的创新和发展，拓展信贷渠道，发展不同的资金渠道，实现多个渠道资金抵押，保证农村地区经营主体拓展融资渠道。另外要加大农村金融对金融贷款的投入力度，从地方经济的发展角度入手确定金融活动的发展方向，依照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规范并引导市场环境有序发展。

4.7防范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风险

首先，要由财政部门设立专门的农业风险补偿基金来补贴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信贷投入，并适当补偿不良贷款造成的损失，完善并推广农业保险制度。要丰富并完善农村信贷的担保体系，优化现有的金融环境，确保各类金融机构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农村金融服务当中，有序推动城乡文化和经济建设工作，进一步完善金融保险制度，构建农业金融信贷的对应风险。其次，要扩大政策性保险费用的补贴范围，吸引更多创新型农业主体，结合政策性保险对策预防风险。可以通过政府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引导并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相关业务，确保对应的保险服务能满足农业市场的实际需求，为新型的农业主体提供更可靠有效的保险基础。再次，可以推出盈利涉农保险产品，确保农业经营主体在遭遇自然灾害时能得到启动资金补偿。最后，通过引入风险共担及补偿制度来构建政府机构、农户和经济组织等多位一体的联保模式，充分落实集中担保、分散使用的灵活模式，采用综合化的保险措施来防范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金融风险，确保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可以完全应用到农村地区建设当中，促进农村地区各个领域的整体发展[12]。

5结束语

农村金融工作的发展和完善直接推动解决了“三农”问题，目前在乡村振兴工作过程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农村金融发展受环境及制度的影响存在诸多困难，对应的保障制度也不能确保金融体系稳定发展，从而影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影响了乡村的发展。因此要以推进乡村振兴发展为基础，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制度，进一步促进中国农村经济向高质量方向发展，并实现了农村金融对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小华，杨玉琪，程露.新发展阶段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问题与解决方案［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7（6）：41-50，257-258.

［2］李茂，王晨阳.金融创新如何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衔接［J］.河北学刊，2021，41（6）：204-209.

［3］邵晓翀，杜尔玏.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基础、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新发展格局视角［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10）：76-80.

［4］袁文.乡村振兴中农村金融立法的困境与破解路径［J］.农业经济，2021（10）：94-95.

［5］王兴国，吴梵，刘韬.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计量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21（10）：84-91.

［6］李昱呈.开发性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究［J］.开发性金融研究，2021（5）：41-48.

［7］马天禄.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模式［J］.中国金融，2021（15）：26-27.

［8］林暹亮.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长效机制构建研究［D］.舟山：浙江海洋大学，2020.

［9］李自强，陈佑成，叶伟娇，等.网点布局视角下农信社信贷服务感知质量影响机制分析与展望———基于商誉评价的调节效应分析［J］.农业展望，2019，15（11）：27-34.

［10］陈丽.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以广东省梅州市为例［J］.农村金融研究，2019（6）：67-70.

［11］丁竹君.创新农村金融工具的路径选择［J］.社会科学辑刊，2010（1）：117-119.

第2篇：乡村振兴工作存在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普惠金融；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

一、普惠金融的内涵与作用

“普惠金融”一词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旨在通过金融服务手段为农民和小微企业等有需要的群体提供帮扶性的储蓄、贷款等金融帮助。而我国受自然经济发展和鼓励创新创业政策的影响，普惠金融多年来在我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结合我国本土的实际发展情况，其具体形式也变得更加丰富。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较大，农村地区的经济来源渠道单一、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一直是我国普惠金融的重点关注对象。虽然普惠金融的具体金融形式丰富多样，但由于其帮扶性的特点，在实践中通常是以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使得我国农村地区的群众能够更容易地参与农村金融服务。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历经多年的实践与完善，在各个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金融机构的数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并且仍然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方面，金融服务的质量却并未跟上数量增长的步伐，并且由于农村经济的特殊性和政府政策的不断调整，在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仍然值得探索和研究。

二、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的实践情况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都登上了新的台阶，但是城乡差距的扩大仍然是我国当前面对的最突出的发展问题，农村地区的发展问题仍是国家政府和全社会人民关注的头等大事。在自普惠金融进入农村以来，已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数量大大增加，同时开始出现了一批以农村商业银行为首的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首先，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的数量得到了显著增加，覆盖率大大提升。普惠金融顾名思义，其核心关注点一个是金融服务的普及性，一个是金融服务的优惠性，服务于所有有金融服务需求的人群，才是普惠金融的核心理念。其次，农业贷款余额不断提升，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这表明农民手里可以支配利用的资金不断增多，农业经济的发展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再次，普惠金融的商业模式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而持续的创新。在过去的几年中，受惠于政府政策的专业性引导和金融科技的大力支持，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迈入了新征程。与传统的普惠金融商业模式不同，新兴商业模式是基于互联网为发展背景的情况下，结合金融科技，实现了普惠金融发展与数字化信息的有效融合。与传统的商业模式相比，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在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服务性方面有广泛的提升，利用互联网技术，在降低时间与空间成本的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能够让客户更加方便简捷地得到所需要的金融服务。由此可见，数字普惠金融超越了地理上的限制，使得身处不同地区的人民在任何时间都能享受到相同质量的金融服务，进一步在形式上增强了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对于乡村振兴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近年来普惠金融发展的主流地位就是数字普惠金融。最后，在普惠金融的应用发展中多方机构合作倒推了整个金融业乃至国家经济的发展。推动普惠金融更加全面地发展不仅仅是银行机构单方面的努力，更是国家与多方机构共同建设了责任分担体系。国家通过各项财政支持和帮扶政策在宏观上推动普惠金融体系的完善建设，为其有序健康地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并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向县、乡等金融服务薄弱地区拓展网点和业务，平衡了乡村地区的供应与需求。同时政府与多方机构通过建立了风险担保体系，有效地控制了在服务过程中的各类风险。

三、当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基础建设不完善

我国国土面积广阔，各个地区之间差异巨大，加上现代化工业的发展，导致城乡发展差距较大。部分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尚未完善，尤其是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区，由于地势特殊和当地人民生产生活的特点差异，各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虽然随着科技的进步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我国的通信技术发展水平较为先进，在一些发展较好的农村和地区已经出现线上支付等现代化手段，但是在一些较为偏远和更加贫困落后的地区，由于设备建设和维护的难度和成本较高，尚未建立完整而健全的互联网终端，移动支付手段也没有得到全面的推广。这就造成了这部分地区的金融服务领域难以得到满足和发展。同时，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导致农村的基础设施资金来源渠道单一，通常是各级政府拨款，但经常受到资金不足的制约，各级政府所能够提供的基础设施数量较少，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在信用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方面，部分地区的农民并没有建立完整的信息档案，因此当其出现违约行为时，很大程度上并不能采取较为有效的措施。同时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开展还面临着很大的信息障碍，农民所能够获取到信息的渠道是十分有限甚至是单一的，而这对于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来说，农民获取信息的对称性和时效性都大大被削弱。

（二）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供需相应存在误差

目前农村大多数农民仍以务农为主要收入来源，而受到自然气候条件的影响，农作物的生产周期一般比较长，并且其产量和品质受到各种人为和自然灾害因素影响较大，极容易造成产量的减少和品质的降低，从而导致农户当期收益减少，这也极大地提高了涉农贷款回收的风险。近些年，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农村里大部分的青壮年都离开农村进城务工，导致真正从事务农的农民的老龄化十分严重，尽管新的经营方式、商业模式在不断涌现，但传统务农人员仍然面临着农产品滞销等问题。而在一些发展较好的地区，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人们的收入日益增高，农民不再仅仅以追求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为唯一的需求，对于乡村旅游、生态环保、教育医疗等多方面也需要金融资金支持，但现有的配套机制仍是匮乏状态。这就造成了乡村金融服务需求的多样化与信贷投入的不统一。人们日常需求的产品及服务越来越多，但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创新能力不足，配套的创新机制不完善，无法满足农村用户对金融服务的进一步需求。与此同时，农村金融市场也面临人才短缺这一难题，基层人员多数是单一工作的员工，未接受过金融创新方面的学习与培训，难以推动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发展和创新。

（三）金融生态环境薄弱

我国的征信体系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导的，同时接入了多方机构的征信信息。但在农村地区，难以做到完全覆盖和信息共享，部分村镇的普惠金融机构还不能做到共享资源，导致客户信息不透明，大大提高了用户还贷不及时的风险。目前，我国农村的贷款对象仍然以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为主，关于个人的有象征信信息仍十分缺乏，相关体制仍未建立，难以对个人借贷的风险进行实时监控。由于我国城乡发展的差异，农村地区部分农民的教育层次和文化水平较低，涉及金融方面的相关知识更是十分匮乏，金融诈骗等问题也屡见不鲜，这给农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的同时也提高了金融机构的风险，给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危机。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由于农民知识匮乏及部分道德水平不高的现象，可能出现故意骗取贷款和逃债等行为的出现；而农民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和金融意识还较为缺乏，容易出现将个人信息借予他人等多种问题，这对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征信体制建立造成了极大的阻碍。与此同时，对于金融机构来说，贷款给农民本身就是一件具有风险的举措，大多数农民从事的是农产品的生产相关的行业，本身受到各种自然条件的制约，应对市场变化的抗风险能力也较差，经济收入不稳定，有大很可能会出现无法还贷的情况，这就造成在农村的市场上，普惠金融具体的产品和种类比较匮乏。

（四）相关的规章制度不完善

目前对普惠金融的应用和发展，相关的政策仅仅停留在针对群体的层面，并没有落实到农村现实环境下。一些大型的金融机构，只是设立了面向农民这一群体的普惠金融服务，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缺乏相应的规章制度，针对农村市场的普惠金融的发展，尚未形成完整健全的体系。政府相关法规的制定也较为宏观，对于具体落实未形成指导意见。以常见的抵押担保为例，在农村地区的实施过程中对资产的评估担保方面都存在着很多问题亟待解决。经过以往简单化的数量增长阶段，农村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已经初步向更加深入更加具体的方向发展，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更新速度也越来越快，一些辅助机构开始出现并发挥作用。在此背景下，相关法规和制度的完善显得十分重要。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全有力的法制引导和保障，在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尤其如此，只有在制度和法律层面进行不断完善，才能更好地引导农村市场地的普惠金融实现更好的发展和创新。

四、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的改进建议

（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网点覆盖率

随着城乡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的生产生活需求也得到提高，而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速度却没有跟上。在政府层面，可以通过财政补贴进行扶持，帮助部分落后的乡村地区完善基础设施，做好物质条件基础；并通过补贴政策，推动一些传统的大型企业牵头，帮助农村地区建立移动设备网络，为今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引导农村地区尽快发展数字化产品做好铺垫工作。同时应该引导不同的地区借助自身的地理优势、产业优势等形成新的增长点，并通过出台相关的扶持性策略，形成发展合力，并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应的具备可操作性指导意见，从而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在金融机构层面，主动进行机构网点向乡镇级别的地区进行扩张，根据不同地区金融需求的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进行针对性的产品设计和服务提供。进行金融机构网点的选择和设计过程中，应当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深入分析当地普惠金融服务的具体需求，进行综合考虑。

（二）降低农业生产风险，鼓励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为了应对农作物生产环境的不确定性，除了加强水利建设以外，政府还应当完善财政补偿手段，尤其是对受灾群众的需求进行动态分析，提供针对性的帮助。同时政府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吸引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创业，以缓解务农人员老龄化的问题。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金融机构应引导金融资源向农村下沉，将基础金融资源配置的重点转移到农村，坚持立足于农民群众的需求，针对乡村振兴的痛点，加强对基层工作人员的创新性培训，创造出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满足农村用户日益增长的需要。与此同时，金融创新还需要坚持因地制宜、风险可控的原则，从实际出发，根据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趋势变化和“三农”金融需求，有效地防控风险，引导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入乡村振兴中。

（三）健全农村征信体系和监管体系，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市场的良好发展离不开健康的社会征信体系，逐步完善农村征信信息，建立一套专门针对农村用户的征信体系是很有必要的。金融机构也要主动积极引导农村用户培养诚信意识，利用经济手段让客户切实体验到守诚信的好处。同时国家也应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的良好风气，强化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能，引导金融市场进行合法的交易。针对农村地区农民金融知识匮乏的现状，应当建立完善的金融知识普及体系，可以考虑通过设立专门的学习机构进行教学普及。同时为了保证具体落实过程中的有效性，可以采用以村为单位，设立学习小组的方式，并定期开展金融机构下乡的活动，通过一些鼓励性的活动激发农民的学习热情，并根据不同的农民基础水平进行差异化的普及工作。在普及过程中应当注意要时刻结合当地发展现状，进行针对性教学，要以农民的切实需求为基础，确保农民能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

（四）完善相关的法规建设，加强政府监管

普惠金融的应用和发展，与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都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此过程中，相关法规的建设和完善是指导和总领性的任务。政府部门通过宏观调控实现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出台相应的政策条款，一定程度上对金融机构进行政策性补助，从而引导其更多地向农村地区发展扩张，更好的服务农村地区；并通过一些鼓励性政策，降低农民创新创业的成本和门槛，拓展农民获得收入的渠道。除此之外，政府监督部门也应加强在执行过程中的监管力度，对于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及时的惩处，营造健康良好的普惠金融发展环境。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已从高速增长完成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然而农村地区的发展必然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在实现普惠金融全面推广的过程中，农村市场的发展潜力是不容忽视的；相应的，在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普惠金融因其普惠性的特点也成为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对当前普惠金融在农村市场上的实践现状进行深度剖析，对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薛继芳.农村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思考［J］.时代金融，2020（09）：14-15.

［2］王林.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J］.中国商论，2019（21）：54-55.

［3］宋俊.普惠金融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J］.经济研究导刊，2021（30）：7-9.

第3篇：乡村振兴工作存在的问题范文

蜀道既是首批国家风景名胜区，又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是省级自然保护区，201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2018年8月，省委书记彭清华在考察调研剑门蜀道保护开发及乡村振兴工作时要求，要将剑门蜀道核心区延伸到昭化。2019年4月，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大力发展文化旅游经济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的意见》，要求坚持高水平规划、多功能配套，建设“大九寨、大峨眉、大熊猫、大香格里拉、大贡嘎、大竹海、大灌区、大蜀道、大遗址、茶马古道”等“十大”文化旅游品牌。2020年9月，省文旅厅牵头，由我区发起成立了大蜀道文化旅游发展联盟，并当选第一届理事长轮值单位。2021年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四川省“十大”文化旅游品牌建设方案（2021—2025）》。四川“十大”文旅品牌，是四川文化旅游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优势资源，最具巴蜀文化影响力、市场吸引力和综合带动力，更是我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实现大文化融入大景区、大景区推动大旅游、大旅游带动大发展，建成剑门蜀道国际旅游目的地核心中的核心、重点中的重点。

一、大蜀道（昭化段）基本情况

大蜀道（昭化段）东起桔柏渡，经昭化古城、天雄关、牛滚凼、大朝驿、松宁桥、高庙铺，西至与剑阁县交界处界牌梁，全长27公里，保留有最原始的古石板路、古驿铺、古关隘、古柏树群、古村落等古代文化遗存，共普查登记旅游资源153处，其中五级资源2处、四级资源7处，是蜀道“关、山、驿、路”核心资源体系现存最为完整的集中展现区。蜀道遗产31个遗产区中，我区的昭化古城遗产区是广元市四个遗产区之一，共有6段23.85公里驿道和12处遗产点，也全部位于该区域。

为加强蜀道遗址遗迹保护，传承蜀道历史文化体系，丰富蜀道历史文化内涵，推动蜀道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助推蜀道沿线乡村振兴，更好地推动“大蜀道”品牌建设。我区已先后建设昭化古城、牛头山等景区，白龙湾景区、天雄关、中军帐、大寨水库等重要节点正在加快建设中。

二、主要做法与成效

（一）坚持科学规划。结合中央、省、市文旅产业发展思路，以丰富蜀道文化内涵、推动大蜀道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为目的，根据剑门蜀道（昭化段）文旅资源分布特点，先后编制了《昭化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昭化古城保护总体规划》、《昭化古城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广元市昭化区牛头村乡村旅游总体规划》等，将文物保护、土地利用、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建设等全面科学融入规划，形成了“一核、一城、两带、三区”的文旅产业发展格局。

（二）完善基础配套。建成广元市区至昭化古城快速通道，提升宝轮至昭化古城旅游公路等级，建成剑昭旅游风景廊道，开通广元至昭化古城、大朝旅游专线2条和宝轮至昭化古城公交线路1条，新建改造大蜀道沿线生态停车场5个。全面提升昭化古城游客中心功能，在昭化镇高速出口、剑昭沿线设立旅游咨询服务点5个。新建了昭化区文物保护消防中心，完成了改造昭化西市、天雄关生态环保示范旅游厕所2座，更新完善大昭化古城景区导视系统。在昭化古城安装智能终端查询机，实现景区免费WIFI、通信信号、视频监控全覆盖。

（三）丰富特色业态。昭化古城成功创建为国家4A级景区、省级旅游度假区，昭化镇创建为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天府旅游名镇。昭化古城被世界研学旅游组织认证为首批合作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荣获全省“夜景观”人气前十强。建成昭化西市特色文化商业街区、《葭萌春秋》沉浸式演艺、马战、乐楼演艺等旅游新业态7个，开通嘉陵江“水上高速”客轮旅游航线，环湖旅游公路“一桥一景”模式成为嘉陵江山水人文廊道建设的样板。成功争取大蜀道（昭化段）文旅融合债券项目资金2.4亿元，完成天雄关段古蜀道修复，目前正在加快推进昭化古城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和怡心园、益合堂古院落修复项目。

（四）创新宣传营销。建立政府、行业、媒体和社会多方参与的营销机制，先后主办和承办了第十届大蜀道文化旅游节、大蜀道国际山地马拉松赛等国家、省级大型赛事、活动；推出蜀道自驾二日游精品旅游线路，常态化开展县衙审案、走蜀道活动、牛头登高、大朝年猪节、牛头村柿子节等活动。邀请新闻媒体、网络大V、旅游达人等83人次走进大蜀道，充分利用微信、微博、抖音等平台宣传昭化旅游，全年累计推送图文、视频700余条，网络点击量突破3000万人次。昭化古城先后被央视、人民网、四川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30余次，拍摄影视剧近20部、省级以上专题片近30部。大蜀道的知名度、美誉度显著提高。

三、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是启动中止的剑门蜀道风景名胜区昭化古城至高庙铺段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订和报批，为大蜀道昭化段开发建设提供上位规划保障。

二是请相关领导和专家团队对昭化古城进行考察，确定创建范围，明确创建思路和方向，启动昭化古城创国家5A景区规划编制；

三是启动创建区域的地形图设计。需要邀请专业地形测绘公司设计制作大蜀道（昭化段）地形图。

四是组建大蜀道工作专班。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工作责任，有序推进大蜀道改造提升工作。

第4篇：乡村振兴工作存在的问题范文

我们召开全市质量工作会议，主要是贯彻落实全省质量工作会议及省质量发展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回顾总结2013年的质量工作，并对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任务进行安排部署。刚才，我们对获得2013年度市政府质量奖和甘肃名牌产品生产企业进行了表彰奖励。希望全市广大企业以他们为标杆，更加重视产品质量，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努力走出一条以质取胜的新路子。下面，就贯彻落实好省政府质量工作会议和省质量发展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深入推进全市质量振兴战略，我讲三点意见。

去年，全市上下深入实施质量振兴战略，全面加强质量监管，努力夯实工作基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一是工作机制更趋完善。市、县区政府和各相关部门都设立了专门工作机构，实行目标责任管理，推行年初安排部署、季度联席研讨、半年督导检查、年末考核验收的“四段式”工作法，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主抓、分口实施、整体推动的工作格局。市推进质量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也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强化协作配合，建立健全了考核激励、宣传通报等制度，初步形成了常态化的工作机制。二是品牌效应逐步显现。各级质量鉴定部门选择具有影响力、带动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进行重点培育，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以支柱产业、传统优势产业为主体的名牌培育体系，企业自主创新和竞争力明显增强。全市有4户企业荣获市政府质量奖，23 家企业26 个产品获得“甘肃名牌”称号。“__马铃薯”、甘肃扶正制药科技有限公司“FUZHENG”商标获得中国驰名商标，岷县当归、陇西黄芪、渭源白条党参等已成为区域标志性品牌，正在积极申报中国驰名商标，甘肃省著名商标达到66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8件，在全省位居首位。三是工作水平不断提升。全市新增质量诚信A级企业11户、AA级企业4户、AAA级企业1户，共有36家企业通过甘肃省企业信用A级等级评价。企业累计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产品43项，制定地方标准65项，标准备案608个。共检验各类产品1650批次，合格率达85.9%。农、畜、水产品综合平均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在建的1151项工程项目验收合格率和节能标准执行率均达100%。全年没有发生重大以上质量安全事故。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期盼相比，全市质量工作还存在许多问题：一是质量意识不强，一些地方对质量发展关注不多，经济工作中重速度、轻质量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企业质量意识不强，管理基础薄弱，质量投入不足，影响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二是质量总体水平较低，知名品牌数量偏少、比重偏低；个别企业缺乏诚信意识，制假售假屡禁不止，服务质量投诉时有发生，部分建设工程质量问题较多。三是质量基础工作薄弱，人、财、物投入不足，检验检测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水平低，标准化创新能力较弱，多数中小企业产品执行标准水平较低，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普及推广任重道远。四是部门合作机制有待加强，市场准入和退出、责任追究等制度有待完善，风险检测和应急处理机制尚未完全形成。

质量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事关企业生存发展，事关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深刻认识做好质量工作的重大意义，着力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全力推动我市质量工作取得新成效。

党的十明确指出，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也提出了新要求。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全省《质量发展纲要》也明确提出，要“着力把做大经济总量同提高发展质量结合起来”，实现“经济发展质量明显提升”。结合中央和省上的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进一步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推进质量工作重点领域、重点环节的改革创新，以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环境质量整体水平提升，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努力为建设幸福美好新__奠定坚实的质量基础。

（一）建立健全大质量工作机制，完善宏观质量管理体系。一要加强企业质量诚信机制建设，将质量诚信建设纳入全市社会信用体系进行整体规划，以企业组织机构代码为平台，整合质量信用相关信息，建立健全企业质量诚信档案，完善质量诚信评价制度，切实加大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力度。二要加强质量风险预警机制建设，健全完善质量状况分析制度，建立统一、权威、高效的质量安全信息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有效防范重特大质量安全事件发生。三要建立健全质监部门统一管理、相关部门分工负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标准化推进机制，尽快出台全市标准化战略纲要，加快建成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协调配套，符合我市产业发展实际的地方标准体系，促进标准与产业有效结合。

（二）实施品牌战略，打造产业集群。一要努力推动全国知名品牌示范区创建工作。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与国家有关部委和省直厅局的汇报衔接，争取国家马铃薯及其制品、中药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和陇西中药材全国知名品牌示范区早日通过国家质检总局批筹，岷县当归、渭源党参、陇西黄芪等获得中国驰名商标，安定区马铃薯产业全国知名品牌示范区早日建成并发挥效益。二要通过充分发挥获奖企业在各自行业、领域中的标杆引领作用，有效带动全市各行业、领域的企业更加重视质量发展。各有关部门要在政策、金融、项目扶持等方面，给予获奖企业必要的倾斜和支持。同时，质监、文广等部门要加大对获奖企业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推广先进管理理念，切实发挥好质量奖标杆的示范带动作用。三要以中药材、马铃薯精深加工、特色冶金、现代制药、装备制造等为重点，加快培育发展一批知名企业、产品和品牌，实现品牌数量和质量的

整体升位。（三）坚持标准引领，夯实产业升级基础。一要大力加强农业标准化。农业标准化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我市是农业大市，推进农业标准化意义重大。要加大中药材、马铃薯等地方标准制修订力度，抓好岷县当归种植、渭源种薯繁育、安定马铃薯等一批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争取年内__马铃薯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二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标准化。要围绕现代制药、有色金属冶炼等领域，选择一批具有自主核心技术和较大潜力的优势企业和重点产品列入高新技术标准化工作重点，开展高新技术领域标准的研究制订工作，推动自主创新技术与技术标准研究制订的密切结合，带动我市新型工业核心技术标准的形成和发展。三要强力推行服务业标准化。要加快推进服务业标准化体系建设，积极引进现代经营方式和先进质量管理方法，促进现代服务业信息化、规模化和品牌化。要鼓励龙头服务企业、行业协会制定服务标准，采用国际、国内先进标准。要推动金融、通讯、运输、旅游、商贸、餐饮、家政等服务行业及社区、村镇服务等领域实现服务标准化，提升全市服务质量水平。

（四）围绕服务中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质量工作。质量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所有领域和所有环节，要把提升质量工作与全市中心、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统筹推进。一要把提升质量与加快转型升级相结合。加快转型升级，关键要突出提高发展质量和核心竞争力。要坚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着力引进培育一批重大高端产业项目，不断拓展和完善产业链，提高产业发展层次和能级，提升产业竞争力。二要把提升质量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相结合。质量提升和进步，归根结底要依靠企业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各县区、各部门特别是发改、科技、工信、农业等部门要积极引导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加大创新投入，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国家、省、市技术中心、工程中心、工程实验室、重点实验室和产业化基地，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攻关，不断推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更高附加值的创新性产品和服务。要围绕提升马铃薯、中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核心竞争力，按照前天令平书记在与西北师大领导座谈时提出的要求，今年力争在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和国家实验室的建设方面实现大的突破。三要把提升质量与保障改善民生相结合。各县区、各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文秘站:]全力解决好社会普遍关注的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和环境质量等突出问题。要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提高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公共交通、银行、通信等公众窗口行业满意度，让广大人民群众吃的放心、住的安心、过的舒心。四要把提升质量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相结合。全市政府系统要带头抓变作风，优化政府工作流程，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提升服务水平和质量，争做打造“__质量”的表率。

一要建立长效机制，形成工作规范。要建立健全质量监管长效机制，完善市场准入、质量监督抽查、产品召回、市场退出等制度，全面构建预防事故、风险评估、监测预警、信息通报和快速处置机制。质监、工商、卫生、食品药品、商务、环保等部门要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充分运用行政许可、注册备案等有效手段，坚决把好市场准入关。要对重点产品、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质量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加强对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实施监督检查，努力消除食品药品质量安全隐患。要完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体系建设，坚决杜绝各种重大质量事故发生。要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营造安全可靠的生产经营环境和消费环境。

二要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综合素质。质监、发改、住建、环保等部门要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和监管水平，牢固树立全局意识和服务意识，大力支持相关技术机构建设。要加快推进队伍建设，大力引进技术人才，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活动，切实提高执法人员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要强化项目运作，把各项工作谋划成为能够实施和考核的具体项目，特别是要加强重大基础性项目的评估论证、建设监督和竣工验收，确保建好、管好、用好。

三要加大投入力度，提升发展能力。要创新质量发展投入机制，加快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多方面投入、多层次发展的资金保障机制。各级政府要将质量工作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进一步加大在质量管理、质量奖励、监督抽查、检验检测公共平台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不断强化质量基础建设，提升质量监管部门的履职能力。各县区、各部门要在科研、信贷、技改、政府采购等方面加大对名优企业、名牌产品的重点扶持力度，全力促进优势企业和知名品牌发展壮大。广大企业也要主动加大对质量创新、质量提升、新品研发、质量体系改进的资金投入，坚持自主创新，持续提升发展能力。

第5篇：乡村振兴工作存在的问题范文

ィㄒ唬┕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理论研究

1.刘易斯（W.A.Lewis）的劳动力流动与两部门结构发展模型。在刘易斯模型中，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决策被认为是唯一地取决于城乡收入差异。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一般工资水平高于乡村农业部门且一般工资水平达到一定比例，农民就愿意离开土地转移到城市谋求新职业。这就隐含了一个假定：即城市部门不存在失业，任何一个愿意转移的农民都可以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找到工作。

2.费景汉（J.Fei）和拉尼斯（G.Ranis）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型。他们提出了以分析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为核心、重视技术变化的“费－拉尼斯模型”。在该模型中，他们把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和工农业的发展联系起来，划分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显性失业，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第二阶段，由于农业劳动力持续不断地减少，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升高，变为大于零但仍低于不变制度工资。第三阶段，农业部门的富余劳动力即隐蔽失业者已经吸收殆尽，农业劳动的工资已不再由习惯和道德力量决定，而是由市场力量来形成。

3.托达罗(M.P.Todaro)关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理论。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的模型出发点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移民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作出的。这种决策依据包括两方面：一是城乡实际工资差距，这种差距是十分普遍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悬殊很大，这是农村向城市非农产业移民的重要动力；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引进这一概率变量，是托达罗模型一个重要的贡献，从而可以解释农民为什么在城市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以下还会作出移民的选择。

4.哈里斯(J.R.Arris)对托达罗模型的修正。从HT模型中得出的一种假说是:较高的城市工资会导致较多的城市失业。如果农村收入水平不能提高到一定程度，城市部门中充分就业的努力就注定要失败，因为创造额外的就业机会将导致更多的移民流入城市部门。基本的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假定，城市工资率在某种程度上是外生决定的。根据这一假定，内生决定的市场结算工资将会导致流向城市部门的移民人数减少，由此产生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低的失业率。最低工资的上升和其他现象可以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并导致就业增长比产出增长低。修改后的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意味着城市就业机会创造比率的提高会提高失业水平。若已知创造城市就业的不同手段(如部门工资补贴、创造或扩大市场需求等)，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则可以根据HT模型以产量收益或损失来衡量。

5.斯塔克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对贫困假说。斯塔克等人用相对贫困这个概念来解释转移问题，他们假设人们转移不仅受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动，还受到农村户与户之间收入相对差距的影响，那些按照当地基本要求来看收入水平太低，因而许多感受到经济地位下降的农户会有转移动机。主要思路是：有些农户在村里感受到经济地位相对下降，便愿意转移出去。但他们遇到一个改变参照系的问题，即他们一旦转移到城市，他们用以对比的收入水平就不再是其村里的乡亲，而是城市的生活标准。然而，如果选择一个在文化、地理上都十分生疏的地区转移的话，他们可以把自己和当地社区隔绝开来，而不改变参照系。因此，选择国际转移是一种避免改变参照系的农户策略。

6.乔根森(D.Jorgenson)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论述。他的论点可以概括为:(1)农业人口（包括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2)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基础是农业剩余而非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虽然大于零但小于实际收入水平的劳动力的存在，相反，乔根森否认农业部门存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和低于实际工资的剩余劳动。(3)在农业人口向城镇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工资水平并非固定，而是不断上升的。不但工业部门为了吸引农业劳动力要提供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而且农业部门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工人的工资也是不断上升的。

ィǘ）国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理论研究

1.关于经济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影响的理论。高国力在托达罗预期收入模型的基础上，把预期收入具体化为区域经济收入差距。他认为，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区域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分为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和经济结构因素。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劳动力转移越活跃，其转移水平也越高。因为从微观个体转移的经济原因分析，每个人转移的经济动机总表现为从经济条件差的地区向经济条件好的地区转移。因此，研究区域间劳动力转移必须考虑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距因素他还认为，就业机会除了与经济增长速度有关外，主要依靠当地的就业结构。而就业结构与当地的经济结构是紧密相关的。因此，区域经济结构的差异也是研究区域间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变量。“外来农民工”课题组的研究结果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蔡P从另一个角度，即具有较低的务农收入的农民最有可能作出转移决策这一角度出发，得出相对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的结论。

2.关于性别、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特征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影响的理论。中国学者对教育在劳动力转移决策中的作用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赵耀辉得出的结论是，正规教育对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很小，但对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有显著的影响，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农村劳动力偏爱于当地的非农劳动，而不是转移。在一个农户水平上的模型中，赵耀辉得出结论，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对转移决策有较为显著的负的影响。朱农发现教育仅仅对于男性的转移决策有正的影响，对女性则没有。性别是对转移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变量之一。女人较男人不喜欢转移。赵耀辉发现女性的转移概率比男性低7%，另外，赵耀辉又发现有55.3%的女性不愿意转移。这个结果也许反映了城镇地区的劳动力需求状况即主要需要男性。婚姻状况是转移决策中的另一重要因素。已婚使转移概率降低2.8%到10%。赵耀辉认为已婚的农村劳动力和平均水平相比较有37.6%的人不愿意转移。朱农发现婚姻状况有显著的负影响。对这种结果的首要解释是已婚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转移成本（注3）（包括现金成本和心理成本）。赵耀辉发现，年龄对转移决策有正的影响。她的结论是基于年轻人的转移选择受到严格的限制，并推测年轻人很少有机会转移，尽管他们非常愿意转移。然而，赵耀辉又发现转移的概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她认为这是因为年龄较大的转移者的生理成本较高，在这篇文献中，赵耀辉认为年龄之所以对转移有负的影响在于年龄较大的转移者收益期较短。但是，中国的大多数农村转移者是临时转移者，因而很难看到这种解释和中国实际情况的相关性。

3.关于制度变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影响的理论。蔡P把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农村劳动力迁出农村的过程，第二个阶段就是转移者在城市定居的过程。并分别考察了我国的传统发展战略以及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两个过程的影响。他的研究结论是：传统的发展战略以及户籍制度安排限制了潜在的转移行为，正在进行的改革放松了对劳动力转移的控制，因为中国的改革远没有完成，制度障碍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预期收入还是人力资本禀赋对转移动力的解释都是不充分的。举例来说，城乡之间的预期收入很大，以至于贫穷的农户有强烈的转移愿望，即使他们的社会网络和工作合同帮助他们在城市找到工作，也是不可能做出转移决策的。而且，由于城市歧视政策的存在，转移者无论受教育水平如何，只能在脏、累、差的工作岗位就业，这肯定会降低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的年轻人的转移意愿。受教育水平高的人对未来就业的考虑比受教育水平低的人要多。在某种意义上讲，制度改革在促进劳动力转移方面将更为重要。

二、国内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模式

ィㄒ唬┕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模式

1.英国模式。英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始于15世纪末，止于19世纪中叶，经历了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英国选择的是圈地运动式的强制性转移模式。农村劳动力在圈地运动的暴力方式下除了被迫向本国城镇非农产业转移外，还向殖民地国家特别是美国转移。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选择与当时英国的国情息息相关。

2.美国模式。美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结束，大约用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19世纪末期，随着工业化浪潮的涌起，美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转移。美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属于自由迁移模式。从转移方向看，吸收农村劳动力的部门基本为大城市的工业部门和包括商业和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部门。美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具有地域转换先于职业转换的特点。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美国特有的经济社会背景所决定的。

3.日本模式。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是发达国家劳动力转移成功模式的又一典范。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从20世纪初开始到20世纪末基本完成。战前几十年，日本经济增长缓慢，农村一直存在剩余劳动力。而战后，日本政府针对本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特点，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有效干预，走出了一条“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道路，真正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

4.韩国模式和台湾模式。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目前，它们的农业劳动力份额都已下降至20％以下，比二战初期下降了50％多。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都基本完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从具体的转移模式看，韩国选择了集中型转移方式，其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涌向大城市；而台湾则选择了分散化转移方式，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向是多元的，既有向大城市流动的，也有向中小城市转移的，同时还有被农村非农产业所吸收的。

5.以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拉美模式。以巴西为例，其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城乡人口流动性高、流动规模大，城市化速率高。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土地高度集中等问题比较突出。第三，从产业结构来看，巴西存在着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相脱节的现象。目前，伴随着巴西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非正规经济特别是服务业（高科技含量的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

ィǘ）国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模式

1.内外部、就地转移模式。内外部转移模式主要是指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行农业内部转移和大力发展与农业有关的乡镇企业，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模式。就地转移模式是指通过大力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模式，即“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2.劳务输出、农田集中经营、城市化模式。劳务输出模式认为，以“立足本地，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为总目标的劳务输出，对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有可为。农田集中经营模式认为，土地逐渐地集中到农田经营者手中，既有助于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大幅度提高农业边际生产力，又会形成外推机制，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彻底脱离土地，向非农产业转移。城市化模式认为，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应积极发展小城镇、小城市，促进城市化，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3.深分工、区域经济持续发展模式。深分工模式认为，从我国实际出发，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建立健全深分工的市场机制，围绕深分工的需要及时搞好配套体系建设，使个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地发挥个性，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区域经济持续发展模式认为，伴随经济全球化、经济区域化趋势不断加强，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既是推动中国经济振兴发展的根本对策，也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途径。

4.复合转移、私营经济转移模式。复合转移认为，绝对强调某一转移模式都是片面的，必须通过发展多种经营、大办乡镇企业、组织劳务输出、向大中城市及小城镇转移等综合措施，全方位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私营经济模式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为私营经济大力发展创造了条件，而私营经济的日益发展，反过来为积极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更多的机会。因此，可以通过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三、几点启示

ィㄒ唬┰谡确把握经济发展阶段的基础上选择科学的转移模式是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

シ⒋锕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进程表明,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工业化的速度有多快，规模有多大，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就有多快，规模就有多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通过大力发展工业来解决，而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第三产业成为吸收和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产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通过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来实现。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都在50％以上，有的高达60％～70％，第三产业中有相当多的就业人口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

ィǘ）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键

ナ且苑⒄估投密集型产业为主，还是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是以发展内向型经济为主，还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这些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有重要影响。日本在工业化早期重视节约资本的创新，英国在工业化后期发展农工综合体，都是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适应吸收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要。同样，韩国和台湾在20世纪60～70年代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美国则针对本国劳动力短缺的特点，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可见，要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否制定出切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至关重要。

ィㄈ）做好劳动力素质的优化工作是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的重要条件

ト毡敬用髦问贝开始，就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日本的教育事业由此获得了政府的大量拨款而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的加大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使日本农村劳动力对于非农就业机会具有良好的适应性，也为日本战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迅速转移提供了内在条件。同样，美、英等发达国家也非常重视劳动力素质在劳动力转移中的重要作用。美国从19世纪末到1945年就完成了由使用畜力到使用机械力转变的农业机械革命，1970年，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10．8％，到90年代则减少到3％以下，但是，美国的农业产值并未因此而减少。原因在于美国农业应用了大量的新工具、新品种、新方法、新技术，科技含量得到提高。在此过程中，高质量的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ィㄋ模鞘谢和非农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关系密切

シ⒋锕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促进了城市化，也促进了农村非农化。20世纪50年代以前，由于工业化的推进，发达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体现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但5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即农村劳动力更多地趋向于在农村内部转移，而并非涌向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内部转移，主要表现为农村非农化或农村城市化，城乡之间的差别进一步缩小，许多发达国家基本上不存在城乡差别。这种阶段性的新变化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伴随城市化的演变具有时序上的规律性，其本质是高度工业化推进了农业现代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这种阶段性的变化对于限制大量流动人口涌向城市和解决“城市病”具有积极作用。

ィㄎ澹┡迨S嗬投力顺利转移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土地政策

第6篇：乡村振兴工作存在的问题范文

Abstract: In the urban renewal process of western countries, the largest change lies in the alteration from bulldozer movement to cultural regeneration concept, especially the cultural regeneration revolution reflected from the Washington Charter, which becomes the urban renewal and urban cultural image remodeling guide of various countries. With Germany Ruhr Region as the key examp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urban renewal under the guide of cultural regeneration concept. Urban renewal in China is transferring from simple material reform to deep cultural building, and the valu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cultural regeneration is gradually acknowledged. In the urban cultural building and practice, we should proper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crisis, popular cultural and cultural regeneration, “model copy”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关键词：城市更新；文化传承；文化再生；文化保护

Key words: urban renewal, cultural inheritance, cultural regeneration, cultural protection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09）01-27（7）

作者简介：徐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储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被学者们看做是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 ① 然而，在城市化浪潮的裹挟下，今天的中国城市几乎都把经济化、现代化、国际化作为首要的目标。这种目标在驱动着城市新区急剧扩张，老城区大规模改造，城市景观日新月异，物质环境迅速改善的同时，对许多城市，特别是那些历史文化名城，也意味城市的历史文脉被切割、文化资源流失、文化特色消亡等，城市的文化容器有被掏空的危险。因此，在快速的城市更新过程中，有效地保护、传承城市文化，并且使之再生，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已经成为当前实现有机的、和谐的和可持续的城市更新的重要议题。

一、欧美城市更新和保护历程

由于结构性衰退、功能性衰退和物质性老化，持续不断的更新是任何城市得以存在并获得发展动力的重要途径。近代以来，最早的城市更新可以追溯到奥斯曼男爵于1853年到1870年间实施的巴黎改造工程。奥斯曼的改造计划，使19世纪濒于瘫痪的巴黎脱胎换骨，直接塑造了今日巴黎内城的基本格局和城市景观，并且几乎一度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标准模板。

西方各主要国家实施的现代“城市更新”运动则开始于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城市更新的历程主要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清理―重建”为主的“推土机”运动阶段。二战结束初期和50年代间，城市更新以“清理―重建”为主题，大规模拆除城市中心地区的贫民窟，纽约、巴黎、伦敦、慕尼黑等大城市都在城市中心拆除大量老建筑，代之以各种标榜为“国际式”的高楼。然而，简单的清除―重建并未消除城市的贫民窟，而是贫民窟搬迁，并且由于老城中成熟的邻里关系、社会网络和生计模式被摧毁，城市贫民的生活状况恶化，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过程被人们冠之以“推土机运动”并遭到猛烈的抨击。

第二阶段是城市中心过度商业化阶段，50年代末和60年代期间，西方城市更新的主要内容是强化中心城区的土地开发，试图通过吸引高盈利能力的机构，如金融保险业、大型百货业、高档写字楼使土地增值。这种CBD打造模式，使中心城区仅仅获得了昙花一现般的繁荣，很快，由于地价飞涨、功能单一，城市的多样性被抹杀，CBD在夜晚和节假日成为“死城”。

第三阶段则是社区综合发展和城市复兴阶段。70年代以后，西方城市为此前城市更新的弊端和社会问题深深困扰，旧的城市更新理念和方式遭到激烈批判。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等社会思潮的作用下，城市更新的目标超越了单纯的物质更新，转向以追求社区综合发展为目标的城市复兴。1973年美国国会宣布终止城市更新计划，广泛采用“自下而上”的公共参与机制，以小规模的、渐进式的自愿更新取代以前的大规模、激进式的、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城市活力。

欧美国家对城市更新运动反思的重点领域之一是城市更新对于城市文化的冲击和破坏。奥斯曼的巴黎改造计划曾经获得一片赞誉，但近年来该计划不断被人们作为猛烈批判的对象，原因就在于该计划对于巴黎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破坏。据统计，巴黎三分之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百分之十的私人宅邸，在奥斯曼的推土机下化成了瓦砾。奥斯曼最大的败笔、也是最令人扼腕的是对西堤岛的大拆大建。这是一座被视为法兰西文化摇篮的中世纪岛屿，是巴黎的市中心，也是巴黎圣母院所在的地方。在奥斯曼之前，西堤岛堪称是一座活的、完整的中世纪建筑艺术的博物馆。但奥斯曼摧毁了这座文化摇篮，取而代之的是式样呆板的石头大房子，西堤岛被改造成一个死气沉沉的行政中心，巴黎圣母院则成了一件被保留在橱窗中的艺术品。

二战以后的西方城市更新运动，对于城市物质形态的文化价值已经有所觉悟，对历史建筑进行奥斯曼式的铲除基本不再重演。然而，对于城市日常生活、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长期积累起来的习俗、礼仪、节庆、工具、工艺、技能等各类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则缺乏基本的保护意识，任其在城市更新和物质现代化的浪潮中流失和消亡。

面对城市文化在快速的城市更新中所出的不利境地，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在加强文化保护、文化传承和文化再生方面始终在进行着积极的探索。

1933年8月，国际现代建筑协会颁布的《雅典》首先提出了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问题。《雅典》提出对“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地区”应当进行保护。1964年5月在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上通过了《威尼斯》，它在肯定《雅典》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和扩大了城市文物古迹保护的基本概念和范围，它指出文物古迹的概念为“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够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这不仅包括伟大的艺术作品，而且亦适用于随时光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过去一些较为朴实的艺术品”。并且强调古迹的保护“包含着对一定规模环境的保护”，“不能与其所见证的历史和其产生的环境分离”。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上兴起历史文化保护新的潮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逐步从个体的文物建筑、文物建筑构成的历史地段及其历史环境扩展至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历史街区。此后历次相关的国际会议通过了一系列以历史文化保护为主题的国际性文件，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明确定义了三类文化遗产：文物、建筑群和遗址，并且将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提升到全人类精神财富的高度，认为保护文化遗产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责任。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进一步扩大了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即那些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类文化遗产的主要特征是非物质形态的、但对于某一群体或个人而言是有文化价值的。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这一公约极大地激发了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积极关注并重新认识各自文化独特性及其价值的热情。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罗毕通过了《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作用的建议》，简称《内罗毕建议》。这一文件对历史街区价值的认识突破了单纯的文化范畴，肯定了历史街区在社会方面、历史方面和实用方面所具有的普遍价值，并且强调把街区的保护修复工作与街区振兴活动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既能满足居民的社会文化和经济需要，又不损坏其历史特征和价值的目标。1977年12月在秘鲁通过的《马丘比丘》，不仅继续扩展了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范畴，而且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出发，进一步突破了单纯的消极的静态保护观，更加强调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积极的动态保护，同时还重视对有价值的当代建筑的保护。该指出，“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一切有价值的说明社会和民族特性的文物必须保护起来。 保护、恢复和重新使用现有历史遗址和古建筑必须同城市建设过程结合起来，以保证这些文物具有经济意义并继续具有生命力。在考虑再生和更新历史地区的过程中,应把优秀设计质量的当代建筑物包括在内。”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简称《华盛顿》，再次阐述了城市保护的意义和作用，它指出“所有城市社区，不论是长期逐渐发展起来的，还是有意创建的，都是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社会的表现”，在此基础上扩展了城市保护对象，主要为历史城区，包括城市、城镇、历史中心区或居住区及其自然与人工环境，以及这些地区的传统的城市文化价值。“‘保护历史城镇与地区’，意味着对这种地区的保护、保存、修复、发展，以及和谐地适应现代生活所需采取的各种步骤”；“新的功能和作用应该与历史地区的特征相适应”。

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在城市更新的历程中，最大的变革在于从推土机运动到文化再生的理念变革。对于城市文化资源及其价值的认识和界定，经历了一个从狭义到广义的逐步扩展的过程；对于文化保护的目标，则经历了一个从点到面、从静态到动态、从物质到非物质的逐步升华的过程。从《华盛顿》开始，更走出了博物馆式的文物保护模式，重视普通城市社区的文化价值；强调将城市文化的保护、保存，修复和发展作为系统目标，使其和谐地适应现代城市生活和社会需求，使文化得以在现代社会中获得再生；并且将普通市民作为城市文化保护和文化再生的重要力量予以考虑，而不再局限于政府和专家系统；强调在延续并改善原住民生活的基础上，实现城市文化的再生和永续发展。《华盛顿》所彰显的深刻理念变革，既是国际社会在现代城市更新和城市文化保护和发展方面探索工作的结晶，也成为其后各国城市更新和城市文化意象塑造的行动指南。

二、文化再生理念主导下的各国城市更新实践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以文化再生和城市复兴为目标的城市更新，在西方一些国家逐步成为城市更新的主流。其背景有二：一是国际社会倡导城市文化保护和发展的努力日益深入人心，并形成高度共识；二是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使许多西方国家面临着经济的结构性衰退，在城市重新寻求发展动力时，文化所具有的独特的资源价值及其对经济发展突出的促进功能日益凸现。因此，以文化发展政策主导城市更新的实践在西方国家日渐深入。

一般而言，城市更新主要集中于城市的四类功能区：城市中心区、历史街区、工矿区、居住区。

历史街区的更新与文化保护与发展，在西方各国一直受到政府和民间的特别关注和高度重视，已经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法规和政策体系，具体的做法也有较为清晰的规范，欧美各国在历史街区的保护更新以及文化再生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般而言，历史街区内主要的文化资源是具有文物价值的历史建筑、普通历史建筑和街区整体环境，各自对于文化传承和文化再生的意义不同，更新的要求也不同。分类保护和更新是较为常见的做法。对于历史街区的普通建筑和街区整体环境，则特别强调保护与合理的使用相结合。近年来随着文化再生和城市复兴的理念主导下，更加突破单纯文物保护和古城保护的局限，扩展到社会文化的保护，特别注重保持传统的空间格局及其内在的精神归属感，维持当地居民的生活样态，注重对历史街区整体环境和文化氛围的保护，寻求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德国纽伦堡的护城河内，安排为居民休闲的绿色下沉空间，与地铁、地下过街道相连，一年一度的啤酒节也在这里举行。对于具有文化里程碑的标志性历史建筑，一般更加注重保护，过去在使用方面较为局限，主要以开辟博物馆、纪念馆为主。近来，古建筑的合理利用范围得到极大拓展，成为文化再生的重要载体。意大利维罗那始建于罗马帝国时代的古斗兽场，1913年开始用作露天歌剧院；巴拉比埃宫殿于1980年开始改建为会议中心；奥地利维也纳的老皇宫被用作国家图书馆，晚上举行小规模的音乐会 。②

新加坡河沿岸地带的整治和更新，可以说是城市中心区更新与文化再生的经典案例。尽管新加坡是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与亚洲和欧洲的许多国家相比，其开埠历史可以说是短暂的，城市的文化积淀并不深厚。但今天的新加坡，不仅以其良好的生态环境赢得“花园城市”的美誉，同时也以各具特色的历史街区、古建筑、风俗民情等展示着多元文化的风采。新加坡河沿岸地带，紧邻现在的CBD，历史上曾经是码头、货栈、商行云集的区域，保留着典型的南洋风格建筑群。1990年代初期，市区重建局对新加坡河沿岸滨水地带，主要是驳船码头和克拉码头，进行了全面的整治。市区重建局对这一历史地段的整治目标不仅是静态的维修和保护，而是动态的保护和开发，将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古建筑群的维修更新与为商业发展提供空间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治理新加坡河的水质，使其达到观赏水的标准；同时建设既可以观光又可以通行的滨水人行道，布置绿地广场；系统地布置了环境灯光和绿色景观；将沿河的历史建筑依照原貌进行修复，按可以作为商业服务的功能要求全面更新内部设施。更新以后的新加坡河沿岸，历经风雨的历史建筑焕然一新，但传统风貌十分浓郁，CBD的摩天大楼建筑群作为背景，现代与传统形成对照与呼应；新加坡河中游船荡漾，驳船码头和克拉码头被打造成一个世界水准的、魅力无限的户外游览和休闲场所，世界各地的观光者纷至沓来。③

然而，在城市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实践中，还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首先，重建文化自觉，理性面对全球化冲击下的文化融合和文化认同危机。在当今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关系的全球化过程中，借助于以高科技为支持的互联网等信息传播工具，西方文化的渗透无所不在，任何国家既无必要也无可能超脱于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显然，全球化在增强各国各民族对话和交流能力、促进文化融合的同时，也在不断侵蚀着民族文化的领地，文化的多样性也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认同危机令人惴惴不安。恰如亨廷顿指出的那样：“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等”⑦。旨在促进城市营销的文化建设，其主要动力来自于文化产业的诱人前景，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更是在自觉和不自觉中迎合西方主流文化的喜好，对于具有“国际化”水准的、符号意义显著的样板工程和示范项目更为热衷，对于能够表达外来文化的载体建设和活动举办更为青睐，此类项目及其提供的文化产品是否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再造则被忽视。由此看来，城市文化能否获得再生的重要前提是重建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⑧。文化自觉本质上是一种能力，一种对传统文化、本土文化、外来文化的辨识能力，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的城市文化建设，将能够从容应对文化变迁和融合的冲击，在文化载体的建设、活动和产品的提供方面，理性吸收外来文化和本土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元素，重塑具有鲜明特色的当代城市文化。

其次，应充分重视大众文化对文化再生的积极作用。从文化再生的内在机理看，大众文化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文化建设必须满足城市居民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然而由于对于城市文化建设的片面理解，在对大众文化的财政支持方面，各地城市一般并不积极。而城市中投入巨资兴建的样板类文化设施和文化产品，既因为与当地的文化传统和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难以对接，也因为其高昂的费用难以为普通居民所承受，因而难以获得当地居民的响应。但如果缺乏城市居民的普遍参与、响应和支持，城市的文化建设往往依然只能停留在博物馆层次，难以实现文化再生。因此，在未来的城市更新、建设和发展中，为社区和民间的大众文化建设提供充分的空间、载体和财力支持应当成为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于当地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元素也应当获得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再次，处理好“模式复制”和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内城市无论是物质更新还是文化发展，基本的思路都获益于欧美经验和案例的启发，这有利于我们吸收人类发展的最新成果，避免很多曲折，国际经验和模式确实具有很高的样本价值。然而，中国当前的城市更新所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城市文化的发展也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特征，单纯的“模式复制”并非城市文化再生的唯一路径。以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而言，目前各地特别热衷于创意产业园的建设，城市的老旧工矿区因此身价倍增。但从城市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能够作为工业遗产、具有文化传承价值和文化再生能力的工矿企业，必须是在城市产业发展的历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其生产技术、制造设备代表着某一时期的工业文明，其产品能够承载着城市的集体记忆并激发出归属感和认同感。并非所有的城市老旧工矿区都具有工业遗产价值，创意产业园能够提供的也仅仅是一种物理空间而已。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更需要依靠的是良好的创新氛围、鼓励创新的人才培养和评价制度、促进创业的体制、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制环境等种种制度建设；我们还需要加快建立一个公正的和规则明晰的市场环境，使市场和文化创意相互激活，让创意在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蓬勃地生发。

总之，文化再生是基于文化保护和传承基础之上的发展与再造，一切现行的经验和案例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却没有任何现成的模板可供复制。对于在全球化和城市化浪潮裹挟下的中国城市而言，在城市更新中最大限度地保留独特的文化元素、保存文化载体并提供文化发展的物理空间，是非常必要的，但仅此是不够的。文化再生所依仗的内在支持是城市文化意识和文化精神的普遍觉醒，是高度的文化自觉，是旺盛的文化创新和创造能力，因此，营造推动创新、激发创造、激励尝试、宽容失败的文化“气场”，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义。

①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宋俊岭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33．

②张广汉．欧洲历史文化古城保护[J]．国外城市规划，2002.

③黄科宏．新加坡的城市保护[J]．国外城市规划，2001.

④ 卢永毅，杨燕．化腐朽为神奇――德国鲁尔区产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J]．时代建筑，2006.

⑤ 下塔吉尔．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2003.

⑥ 北京城市文化宣言，2007年7月1日．